—— 琐记索尔·贝娄之一
云也退 今天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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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秋，我独自在安徽中部旅行，搭乘那种有卧铺的长途巴士，人在里面直不起腰，只能半坐，最好仰躺着。总是有五六双蓝色或黑色的袜子在视野边缘里晃动，我必须集中注意力，忽略吸入鼻腔的气味。我从包里拿出这次选中的旅途小说：《雨王亨德森》。
我处在低潮期，一心只想旅行，跳上一辆长途车，随便指一个站点，掏钱买票，在乡镇公路上颠簸，飞快地阅读路边墙上刷的中国移动广告、机动车修理铺广告、摩托车广告、壮阳药广告，浏览当地男人为讨上老婆而新修的空荡荡的三层楼房。皖南有友人，但绝大多数时间我独自行走，后来去九华山，山下，朴实的礼品小贩善意地说着戳痛人的话：怎么小伙子一个人出来玩？不买点什么带给女朋友？
独自旅行唯一的好处，不是享受自由，而是培养自大。我觉得生活里有太多反讽，心里经常冒出的一个句式是：“就连我这样的，都……了”，煎熬在各种落差之中。
那时，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读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注意到，贝娄父母最初给他取的名字是“所罗门”，即三千年前，古以色列国的第三位国王，他在任内修建了第一圣殿，接受四方宾国来仪，本人十分聪明，又好奢靡铺张。但不知为何，贝娄后来改名为“索尔”（Saul），即第一位国王扫罗，他来自十二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一族，不算英明神武，却被耶和华选中，被先知撒母耳膏立为王。他嫉妒大卫，有时暴躁，经常胆怯，凡人的性格弱点他都有。后来，他率族人与非利士人作战不利，同三个儿子一同战死于基利波山，首级被挂上了伯善城的城墙。
大卫天生神力，他继任扫罗，带领以色列国达到强盛，但我不喜欢他，更不喜欢跟乾隆帝一个类型的所罗门；我喜欢扫罗，他不是神，他死的时候，或许在为命运的反讽号哭：我本非适当之人，上帝为何示我以能当重任的假象？贝娄以Saul为名，大约也有类似的慨叹，不过并非指向自己，而是针对一类人群的普遍经验：处在错误的位置上，用不适合的头脑，勉力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然后，一场灾难。
（资料图：美国作家索尔·贝娄（1915年6月10日－2005年4月5日）。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雨王亨德森》写了一个一心只想旅行的美国人亨德森的非洲冒险，但是，亨德森的行动出于某种我不易理解的理由：空虚。很奇怪，大多数人漫无目的独自游逛，都是为了逃避消极的情绪，而亨德森要逃避的心里的那个声音是“我要，我要”，也就是说，他是被一种积极进取的情绪所折磨。而且，在先天素质上，亨德森更接近大卫一些，他容貌魁伟，精力旺盛，能够徒步远足，落落大方地与土著人沟通，搬动他们的神像，跟武士角力，似乎不属于贝娄钟情的那类敏于言讷于行的高级知识分子。
我在皖南走访了歙县的胡适故居，去了查济，然后北上到皖中，在那里，得知桃花潭就在不远的泾县。除了李白那首名诗，我对桃花潭和诗中的主角汪伦一无所知，凭着走哪算哪的想法搭上一辆前往泾县的车。书读得很慢，贝娄的小说一向不好读，亨德森的行动又毫无规划，只靠感觉和机遇，我很难确信自己是否真的读了进去。都说贝娄的作品属于“现实主义”，可这本书却奇怪得很，我的视线常常逗留在这样的段落上：
“明净的夜空，像一片碧蓝的森林，万籁俱寂，一幅宽阔无垠的挂毯！一轮淡黄色的非洲明月高悬，衬映着静谧的碧空，这景色不仅美妙宜人，还在竭力追求达到更美的境界。环视周围银白的山峦，更给人以无穷的美的享受。”
20世纪还会有人写这样的小说！难道非洲，不该是约瑟夫·康拉德笔下那种殖民主义残忍的竞技场吗？难道原始部落不该是白人文明的葬身之地，或者，至少是一个让文明尝到自酿苦果的地方吗？难道一个业余探险家的自嗨，能够给读者带来什么沉痛有力的启示吗？索尔·贝娄先生一定没有去过非洲，一定没有。
在桃花潭景点的地图上，我看到了“汪伦墓”三个字，便想先去找找那个地方，爱好文字的人大抵如此，在博物馆里，我也经常因为好读说明文字而忽略了橱窗内的器物。但是，清早一出旅馆，我便无法忽略眼皮底下的桃花潭了。它就在那里，静静的不声不响，像一滴眼泪。
潭躺在一个凹处，周围的矮山上排开一溜度假山庄，不过并没有搅乱这里的宁静。墨绿色的水平静得出奇，潭里只有一条木船，船夫很瘦，象征性地戴着顶笠帽，船移动时就如同一个人在缓慢地溜冰。我看不到什么游客，看不到那种手持喇叭、面如腌腊的地方导游，那些扎块“一次成像”的牌子就能摆摊的摄影师也都不知去哪儿了。桃花潭没有那种一辈子非看一次不可的景致，而潭边居然还有几名闲散的浣衣女，岸边的树丛里群鸟啁啾。
花了20元，我和两名游人一同上船，巡弋了一周后在北面下船，到古镇上走了一遭，又回到潭边。我哪儿也不想去了，只想在这个稀有的阒寂的“著名景区”把《雨王亨德森》读完。亨德森的非洲，确切地说，索尔·贝娄的非洲，也是这么一个阒寂得让人无事可想的地方，你看他写的：
“周围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片单纯，十分静穆。我仿佛进入了远古时代——真正的往昔，没有历史或任何与历史有关的东西，一幅人类出现以前的洪荒景象……晚上，罗米拉尤祈祷之后，我们躺在地上，微风吹拂。我们每呼出一口气，微风又把它送回来。不一会儿，天空闪现出沉静的繁星，像在移动歌唱；夜间的雀鸟不时举起羽翼，在这笨重的身躯飞过。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赏心悦目的吗？”
这当然是贝娄想象中的非洲，一个虽然近乎远古，但万物都在“竭力追求达到更美的境界”的非洲。所以，贝娄写的不是探险地的风景和探险者在那里的经历，而是一个人自我更新的过程，简言之，写的是自我。我并没有忘记，作为小提琴家的亨德森是个百万富翁——贝娄几乎从未写过一文不名的人——单凭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把整本书视为无病呻吟；亨德森的许多话我至今没能完全理解，比如他说“我还不能对付社会，在社会面前我总是吃败仗”——一个百万富翁讲这种话，是不是太虚伪了点。
而坐在桃花潭边的我淡然于这些判断。人的焦虑并非只有那么几个来源——穷困、病患、孤独……但是，放眼整个20世纪，找不出几本文学作品是写人如何战胜焦虑的，因为，人的奋斗与挣扎都被直接判为无意义；贝娄也是如此，他写的那些学府里的贵人个个都是私人生活的败军之将，被一些道貌岸然、智商一流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亨德森恐惧骗子，同时他又害怕成为这样的人，他说：“我独自一人还能善处，一旦置身人群，就为邪恶左右了。”所以，他渴望另起炉灶，去一个能自己给自己的行动赋予意义的地方，无疑，这种行动将是“超善恶”的。
亨德森靠他的个人素质赢得了土著部落的认可，他和他们同食同猎，共同祈祷，祈雨之后，他得到了“雨王”的雅号。借亨德森之口，贝娄言说出自己难以实现的理想：“白人的新教运动、制宪、南北战争、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征服大西部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重大任务和征服都在我之前完成了，留下的最大问题是面对死亡……我们这一代美国人注定要周游世界以寻找人生的真谛。”
这部小说是1959年出版的，但世界变得多快呀，现在，这种惠特曼式的浪漫将不得不搁置一下了，美国人必须清醒过来，土地、空气、制度文明都不是可以无限地慷慨分享的，这个世界，已经被成群成群不在乎“人生真谛”、只图一个明确的、现实可得的目标的人给占领了。
与那些喜写卑琐人生的作家不同，贝娄让一个人的行动变得光荣，然而，这种光荣仍然属于20世纪，同《艾凡赫》还是《堂吉诃德》那样的浪漫传奇都不一样。因为，亨德森的光荣总是伴随着被嘲笑、被欺骗，伴随着自我的质疑和颠覆，且常常是以错进错出乃至神经错乱的方式完成的。所以，亨德森仍然是“反英雄”，没有哪个现实中人，能承受得起他那样不眠不休的狂欢。但我到底还是浅浅地懂了一个道理：男人有潇洒的义务，有自证行动意义的义务。
次日我去看了汪伦墓，原来只是一面黑色的大碑，被周围密生的苇草围了个水泄不通，遥遥看到那碑高处的边缘时，我想也没想，一头就钻进了高及前胸的草丛之中，等站到碑前，已是浑身湿透。我很清楚这种莽撞力是哪里来的。汪伦当年是卸任的泾县县令，听闻李白在附近，就去函邀游，函中说：“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待到李白来了，汪伦才据实相告：“十里桃花”是指十里之外有个桃花潭，“万家酒店”乃是一万姓人开的酒店。李白大笑。离去时，汪伦“踏歌”相送，想那山林野叟的潇洒之态，如何不令李白心醉动容。不恰当地联想下，若是亨德森到此，必定也会有如蒙重生之感，开怀痛饮至俯仰高歌的。
七年前，索尔·贝娄于我还只是初恋，说起读后感，无非就是“原来美国的大富翁也会焦虑啊”而已。而那可爱的焦虑，后来同洪堡、赫索格、塞姆勒先生的焦虑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分母，我个人的困境被它托了起来，像一条船，滑行在桃花潭玻璃一样的水面上。
附，《雨王亨德森》相关信息：
作者：[美]索尔·贝娄；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者：蓝仁哲；出版年：2006-12；ISBN: [1**********]35
（责任编辑：余江波）
—— 琐记索尔·贝娄之一
云也退 今天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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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秋，我独自在安徽中部旅行，搭乘那种有卧铺的长途巴士，人在里面直不起腰，只能半坐，最好仰躺着。总是有五六双蓝色或黑色的袜子在视野边缘里晃动，我必须集中注意力，忽略吸入鼻腔的气味。我从包里拿出这次选中的旅途小说：《雨王亨德森》。
我处在低潮期，一心只想旅行，跳上一辆长途车，随便指一个站点，掏钱买票，在乡镇公路上颠簸，飞快地阅读路边墙上刷的中国移动广告、机动车修理铺广告、摩托车广告、壮阳药广告，浏览当地男人为讨上老婆而新修的空荡荡的三层楼房。皖南有友人，但绝大多数时间我独自行走，后来去九华山，山下，朴实的礼品小贩善意地说着戳痛人的话：怎么小伙子一个人出来玩？不买点什么带给女朋友？
独自旅行唯一的好处，不是享受自由，而是培养自大。我觉得生活里有太多反讽，心里经常冒出的一个句式是：“就连我这样的，都……了”，煎熬在各种落差之中。
那时，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读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注意到，贝娄父母最初给他取的名字是“所罗门”，即三千年前，古以色列国的第三位国王，他在任内修建了第一圣殿，接受四方宾国来仪，本人十分聪明，又好奢靡铺张。但不知为何，贝娄后来改名为“索尔”（Saul），即第一位国王扫罗，他来自十二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一族，不算英明神武，却被耶和华选中，被先知撒母耳膏立为王。他嫉妒大卫，有时暴躁，经常胆怯，凡人的性格弱点他都有。后来，他率族人与非利士人作战不利，同三个儿子一同战死于基利波山，首级被挂上了伯善城的城墙。
大卫天生神力，他继任扫罗，带领以色列国达到强盛，但我不喜欢他，更不喜欢跟乾隆帝一个类型的所罗门；我喜欢扫罗，他不是神，他死的时候，或许在为命运的反讽号哭：我本非适当之人，上帝为何示我以能当重任的假象？贝娄以Saul为名，大约也有类似的慨叹，不过并非指向自己，而是针对一类人群的普遍经验：处在错误的位置上，用不适合的头脑，勉力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然后，一场灾难。
（资料图：美国作家索尔·贝娄（1915年6月10日－2005年4月5日）。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雨王亨德森》写了一个一心只想旅行的美国人亨德森的非洲冒险，但是，亨德森的行动出于某种我不易理解的理由：空虚。很奇怪，大多数人漫无目的独自游逛，都是为了逃避消极的情绪，而亨德森要逃避的心里的那个声音是“我要，我要”，也就是说，他是被一种积极进取的情绪所折磨。而且，在先天素质上，亨德森更接近大卫一些，他容貌魁伟，精力旺盛，能够徒步远足，落落大方地与土著人沟通，搬动他们的神像，跟武士角力，似乎不属于贝娄钟情的那类敏于言讷于行的高级知识分子。
我在皖南走访了歙县的胡适故居，去了查济，然后北上到皖中，在那里，得知桃花潭就在不远的泾县。除了李白那首名诗，我对桃花潭和诗中的主角汪伦一无所知，凭着走哪算哪的想法搭上一辆前往泾县的车。书读得很慢，贝娄的小说一向不好读，亨德森的行动又毫无规划，只靠感觉和机遇，我很难确信自己是否真的读了进去。都说贝娄的作品属于“现实主义”，可这本书却奇怪得很，我的视线常常逗留在这样的段落上：
“明净的夜空，像一片碧蓝的森林，万籁俱寂，一幅宽阔无垠的挂毯！一轮淡黄色的非洲明月高悬，衬映着静谧的碧空，这景色不仅美妙宜人，还在竭力追求达到更美的境界。环视周围银白的山峦，更给人以无穷的美的享受。”
20世纪还会有人写这样的小说！难道非洲，不该是约瑟夫·康拉德笔下那种殖民主义残忍的竞技场吗？难道原始部落不该是白人文明的葬身之地，或者，至少是一个让文明尝到自酿苦果的地方吗？难道一个业余探险家的自嗨，能够给读者带来什么沉痛有力的启示吗？索尔·贝娄先生一定没有去过非洲，一定没有。
在桃花潭景点的地图上，我看到了“汪伦墓”三个字，便想先去找找那个地方，爱好文字的人大抵如此，在博物馆里，我也经常因为好读说明文字而忽略了橱窗内的器物。但是，清早一出旅馆，我便无法忽略眼皮底下的桃花潭了。它就在那里，静静的不声不响，像一滴眼泪。
潭躺在一个凹处，周围的矮山上排开一溜度假山庄，不过并没有搅乱这里的宁静。墨绿色的水平静得出奇，潭里只有一条木船，船夫很瘦，象征性地戴着顶笠帽，船移动时就如同一个人在缓慢地溜冰。我看不到什么游客，看不到那种手持喇叭、面如腌腊的地方导游，那些扎块“一次成像”的牌子就能摆摊的摄影师也都不知去哪儿了。桃花潭没有那种一辈子非看一次不可的景致，而潭边居然还有几名闲散的浣衣女，岸边的树丛里群鸟啁啾。
花了20元，我和两名游人一同上船，巡弋了一周后在北面下船，到古镇上走了一遭，又回到潭边。我哪儿也不想去了，只想在这个稀有的阒寂的“著名景区”把《雨王亨德森》读完。亨德森的非洲，确切地说，索尔·贝娄的非洲，也是这么一个阒寂得让人无事可想的地方，你看他写的：
“周围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片单纯，十分静穆。我仿佛进入了远古时代——真正的往昔，没有历史或任何与历史有关的东西，一幅人类出现以前的洪荒景象……晚上，罗米拉尤祈祷之后，我们躺在地上，微风吹拂。我们每呼出一口气，微风又把它送回来。不一会儿，天空闪现出沉静的繁星，像在移动歌唱；夜间的雀鸟不时举起羽翼，在这笨重的身躯飞过。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赏心悦目的吗？”
这当然是贝娄想象中的非洲，一个虽然近乎远古，但万物都在“竭力追求达到更美的境界”的非洲。所以，贝娄写的不是探险地的风景和探险者在那里的经历，而是一个人自我更新的过程，简言之，写的是自我。我并没有忘记，作为小提琴家的亨德森是个百万富翁——贝娄几乎从未写过一文不名的人——单凭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把整本书视为无病呻吟；亨德森的许多话我至今没能完全理解，比如他说“我还不能对付社会，在社会面前我总是吃败仗”——一个百万富翁讲这种话，是不是太虚伪了点。
而坐在桃花潭边的我淡然于这些判断。人的焦虑并非只有那么几个来源——穷困、病患、孤独……但是，放眼整个20世纪，找不出几本文学作品是写人如何战胜焦虑的，因为，人的奋斗与挣扎都被直接判为无意义；贝娄也是如此，他写的那些学府里的贵人个个都是私人生活的败军之将，被一些道貌岸然、智商一流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间。亨德森恐惧骗子，同时他又害怕成为这样的人，他说：“我独自一人还能善处，一旦置身人群，就为邪恶左右了。”所以，他渴望另起炉灶，去一个能自己给自己的行动赋予意义的地方，无疑，这种行动将是“超善恶”的。
亨德森靠他的个人素质赢得了土著部落的认可，他和他们同食同猎，共同祈祷，祈雨之后，他得到了“雨王”的雅号。借亨德森之口，贝娄言说出自己难以实现的理想：“白人的新教运动、制宪、南北战争、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征服大西部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重大任务和征服都在我之前完成了，留下的最大问题是面对死亡……我们这一代美国人注定要周游世界以寻找人生的真谛。”
这部小说是1959年出版的，但世界变得多快呀，现在，这种惠特曼式的浪漫将不得不搁置一下了，美国人必须清醒过来，土地、空气、制度文明都不是可以无限地慷慨分享的，这个世界，已经被成群成群不在乎“人生真谛”、只图一个明确的、现实可得的目标的人给占领了。
与那些喜写卑琐人生的作家不同，贝娄让一个人的行动变得光荣，然而，这种光荣仍然属于20世纪，同《艾凡赫》还是《堂吉诃德》那样的浪漫传奇都不一样。因为，亨德森的光荣总是伴随着被嘲笑、被欺骗，伴随着自我的质疑和颠覆，且常常是以错进错出乃至神经错乱的方式完成的。所以，亨德森仍然是“反英雄”，没有哪个现实中人，能承受得起他那样不眠不休的狂欢。但我到底还是浅浅地懂了一个道理：男人有潇洒的义务，有自证行动意义的义务。
次日我去看了汪伦墓，原来只是一面黑色的大碑，被周围密生的苇草围了个水泄不通，遥遥看到那碑高处的边缘时，我想也没想，一头就钻进了高及前胸的草丛之中，等站到碑前，已是浑身湿透。我很清楚这种莽撞力是哪里来的。汪伦当年是卸任的泾县县令，听闻李白在附近，就去函邀游，函中说：“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待到李白来了，汪伦才据实相告：“十里桃花”是指十里之外有个桃花潭，“万家酒店”乃是一万姓人开的酒店。李白大笑。离去时，汪伦“踏歌”相送，想那山林野叟的潇洒之态，如何不令李白心醉动容。不恰当地联想下，若是亨德森到此，必定也会有如蒙重生之感，开怀痛饮至俯仰高歌的。
七年前，索尔·贝娄于我还只是初恋，说起读后感，无非就是“原来美国的大富翁也会焦虑啊”而已。而那可爱的焦虑，后来同洪堡、赫索格、塞姆勒先生的焦虑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分母，我个人的困境被它托了起来，像一条船，滑行在桃花潭玻璃一样的水面上。
附，《雨王亨德森》相关信息：
作者：[美]索尔·贝娄；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者：蓝仁哲；出版年：2006-12；ISBN: [1**********]35
（责任编辑：余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