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你们的身份是国家干部，你们的职务是文史专员。”
邱行湘身穿蓝咔叽中山服，拎着黑色公文包，又一次走进“总统府”。“总统府”大门的花岗石柱头，残存着几个弹洞，那是1949年解放军攻克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时留下来的。几个弹洞旁边，高悬着一块吊牌，吊牌上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邱行湘但凡上班，这是他每日必见的情景。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天他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之所以今天的感觉有些异样，那是因为在他的案头，摆放着一张昨天的《人民日报》。报纸第四版右上方，刊登着一篇提到他名字的署名文章《回忆洛阳战役》，而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率部攻打洛阳的解放军战场最高指挥官陈赓。就是说，当往事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对于过去的记忆却成了生活的现实，这是他不曾想到的。
邱行湘不曾想到的，更多的还是《回忆洛阳战役》中他所不知晓的事情。陈赓在文章里引用了毛泽东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邱行湘没有想到这位共产党领袖会亲自拟定那场战役的作战计划，并把是役称为“人民解放战争中，夺取大城市的第一场硬仗”。
硬仗之硬，邱行湘心中有数。邱行湘还记得，被俘后的第二天上午，在解放军设在洛阳中学以南一座废墟里的某旅司令部里，他受到陈赓的召询。陈赓当时的身份是兵团司令，可是身穿和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衣，这倒使他感到有些意外。
陈赓显然也是第一次见到邱行湘。他的参谋拿出一张邱行湘的照片，陈赓看看照片，又看看邱行湘，然后吩咐立即给邱行湘头部的伤口换药。坐定之后，陈赓说：“你就是邱行湘，我知道你，黄埔五期的。我们是同学，我叫陈赓。”邱行湘赶紧说：“久仰，久仰！你是黄埔一期的，我的学长。”“你是哪里人？”陈赓问。“江苏溧阳。”“溧阳？”陈赓说，“那里是我们新四军老根据地呀！”“是的。”邱行湘讨好地说，“我家是贫农，新四军军长陈毅先生在我家住过，你问问他就知道了。”陈赓笑了笑：“如果真是这样，从我们共产党人信奉的阶级论来说，你的家庭成分倒还不错。可惜你是在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而且成了他们死心塌地的帮凶……”
邱行湘缠满绷带的脑壳慢慢低垂下来。
邱行湘最不会忘记的，是那天陈赓的临别赠言，虽然这些话语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如今我们解放了洛阳，解放了这里的人民，也解放了你。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这样：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所以，我们要把你送到解放区，希望你在那里接受教育.认识过去，求得人民的谅解。”
当日下午，邱行湘迈着沉重的脚步，揣着求生的欲望，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他发誓要与之共存亡的洛阳。他的身后，紧随着解放军的一位军官和十几名战士。
邱行湘完全走出阴影，从他被俘那天算起，整整走了十一个年头。
被押解到解放区后，他走进位于河北省武安县黄埔村的解放军第二野战俘训练班。训练班随后迁至石家庄附近井陉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新中国成立不久，他走进北京德胜门外一个叫做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这座庙宇被改建为一座监狱；民国四年，北京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平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以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作北京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的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就是在功德林大礼堂举行的。法官宣读完国家主席刘少奇为建国十周年而颁布的特赦令后，宣读了获赦人员名单：“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溶泉。”法官最后说：“以上人员，改造十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怀揣着特赦证，拥有了公民权，邱行湘就这样走出了人生的阴影，看见了生活的阳光。七天后的那个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十一名获赦人员，除了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那位三十五年前的清末皇帝，便是来自北京战犯管理所的这十位十年前的国民党将军了。周恩来慈眉善目地望着大家，语重心长地讲完事后被获赦人员称为“四训”的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劳动观点后，便和颜悦色地逐一问起他们的志向来。
爱新觉罗・溥仪说，他想在植物园当园丁，因为他对果树嫁接颇感兴趣；杜聿明说，他想当木匠，功德林的好些桌椅都是他维修的；杨伯涛说，他想当农民，从小在农村长大，犁田插秧收谷割麦，样样在行；邱行湘说，他想当工人，最好是搬运工，肩宽体壮，有使不完的力气……
周恩来笑了：“你们的志向都很好，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非常实际。不过，我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想法，那就是你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你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要知道，历史并不是胜利者写的，更不是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由正面和背面组成，没有正面就没有背面，反过来，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这，我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是邱行湘在记录这段讲话时所作的眉批。共产党人的胸襟，让他心悦诚服，共产党人的高远，让他感佩不已，然而，共产党人的创意，倒是让他始料未及的。那是在谈及这批获赦人员的工作安排时，周恩来说他有个想法：在全国政协和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委会中，增设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文史专员办公室。“你们就在这个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挥了挥手，“你们的身份是国家干部，你们的职务是文史专员。”
周恩来的承诺不到三个月就兑现了。1960年春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辖的《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问世。刊登在首页的发刊词这样写道：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全国政协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历史的主流虽然是清楚的，但是其中许多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许多历史人物的丰富生动的事迹，现有的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都还远远不够完备。因此，迫切需要从各个方面广泛地进行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过去在旧社会具有丰富阅历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过各次历史事件的老年人们，及时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把他们所最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秉笔直书地写出来，就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正如毛主席说的，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所以周恩来同志的号召是十分正确、十分及时的。 邱行湘回到南京，每日在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坐定，第一件事情就是阅读《文史资料选辑》。第―辑上有何基沣的《“七七”事变纪实》，有戈定远的《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有邓哲熙的《韩、石叛冯和阎、冯联合反蒋的经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邱行湘不仅详尽知晓了他不曾经历的事件，而且还认真学到了他不曾尝试的写作方法。诚然，这都是他期待中的事前准备。功德林期间，他因为干活卖力赢得过管理所授予的标兵的称号，他希望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捷足先登，占领一个不败的高地。然而，如果说昨天在《人民日报》见到陈赓的文章时他就觉得手痒，那么，今天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上见到一篇《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时，他愈加感到心跳，因为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是与他分手不到三个月的杜聿明！
杜聿明最好的开头
杜聿明到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上班之前，曾在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果木生产队当了两个月的农民。这与邱行湘曾在南京白下区洪武路跃进制盒厂当了两个月的工人一样，都是源于周恩来总理的安排。
就在这段时间里，杜聿明接到国务院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说是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周总理于当晚要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他，届时要杜聿明作陪。杜聿明放下话筒，眉头紧锁地从公社回到生产队。同队的杨伯涛得知电话内容后说：“这是好事呀！抗战期间，英国军队和你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联手作战，这么多年过去了，蒙哥马利想要见你，也在情理之中呀！”杜聿明瞪了杨伯涛一眼：“要是这位英国元帅希望见面，我不会去的。当年若不是英军临阵怯逃，中国远征军也不会伤亡过半。好在今天是周总理的邀请，等会儿车子来了，我自然要去。”杨伯涛回瞪了杜聿明一眼：“粗布棉袄，满身泥土，你怎么进得了人民大会堂？再者说了，蒙哥马利现在还是英国元帅，可是你只是一个农民，农民虽不低贱，但千万不能让高贵的英国元帅看不起我们。”说完，杨伯涛从箱子里取出一套他在国民党十八军军长任上购置的深色西装，匆匆替杜聿明穿好。虽然不太合身，杜聿明还是表示了感激。席间，见杜聿明神态凝重、沉默寡言，周恩来特意向蒙哥马利介绍了杜聿明的过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经历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这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战场最高指挥官，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杜聿明先生。要知道，他先后指挥过武器精良的百万大军哩！”蒙哥马利扭过头，突然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愣旺了一会儿，随后笑道：“都送给他了。”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席桌对面的陈毅。陈毅没有笑：“你哪有这么大方？你的百万大军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杜聿明无言以对，倒是周恩来出面打了圆场：“不以成败论英雄嘛，杜聿明先生从战犯到公民，也不失为壮士断腕英雄气概，实在是难能可贵呀……”
杜聿明回到生产队，把席间的对话告诉杨伯涛之余，忍不住多说了一句：“饭桌上的谈话，开开玩笑而已。要是认真起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斗争的残酷你是知道的，所以，我敢断言，国民党军队至少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杨伯涛点点头，突然叫了起来：“这就对了！周总理不是要我们写文史资料么，我看反映国民党军队内部斗争的内容就很重要。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你的第五军驻守云南，正是在你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吃掉龙云的……”
杜聿明表面上未置可否，心里面却点头称是。当天晚上，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便在自己的农舍里开始了《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的写作。
杜聿明是这样开篇的：
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蒋介石和龙云虽然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当权人物，可是多年以来，龙云在云南搞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朝，一切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套。这在蒋介石看来，自然是一个眼中钉。他为了实现他统一中国之迷梦，久已蓄谋吃掉龙云，夺取云南这块地盘，但是在抗战以前，时机未至，因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以抗战统帅的权力，首先于1938年将龙云经过多年训练并用法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云南精锐部队的主力抽调出境，以卢汉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领两个军到湖南第九战区参加抗战。当时我曾在湘潭附近遇到龙云的部队，觉得中央军同这支云南军比起来，军容和装备上都似有逊色。
全稿长达两万多字，这是杜聿明在农舍里整整花了五个夜晚写成的。他不善言辞，也疏于笔墨，所以功德林期间，中国科学院派团去美国，请他给他的女婿、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写封家书时，虽有千言万语，他却只写下这样几句话：“亲爱的宁婿，祝贺你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你的荣誉，也是我们当长辈的荣誉，更是中华民族的荣誉。你要好生珍惜！”
比起那封信来，这篇《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简直就是鸿篇巨制。杜聿明不敢怠慢，捧着初稿，请教杨伯涛去了。杨伯涛是黄埔五期，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前者对后者虽然口称学长，但是在文字方面，自恃着一件光辉的业绩，以“先生”自居。
因为如此，读完杜聿明的初稿，杨伯涛一点儿没有客气：“逻辑混乱，层次不清，毫无章法可言，所以必须分段写，而且要加上小标题。’
在杨伯涛的指点下，杜聿明又熬了五个夜晚。他把全文分成十二个段落，依次拟定了这样的小标题：抗战开始，着手布局；笑里藏刀，杀机渐露；面授机宜，伺隙下手；日寇投降，准备开刀；调虎离山，龙云中计；狠心无过蒋介石；如法炮制，龙云被吃；五华山上，龙云负隅；绅士出面，讨价还价；何应钦碰了一鼻子灰，宋子文亲上五华劝驾；背过立功，明降暗升，蒋介石的最后一着棋；结语。
杜聿明的结语这样写道：
蒋介石解决龙云，是反动统治集团中内部的斗争，是蒋介石要统一他的大王朝而龙云则要保全他的小王朝所进行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虽然未曾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的革命进程，可是使反动统治政权形成一个暂时统一的、比较稳定的局面，使蒋介石以后在迫害民主运动和进行反人民战争方面减少了不少的顾虑。蒋介石经过这次事件控制了云南之后，表面上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殊不料却为以后卢汉在云南通电起义埋下了伏笔……
从文字的角度讲，这也许不是最好的结语，但对杜聿明而言，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开头。从大兴县回到北京城，由生产队走进办公室，伴着愈加宽大的案头、愈加松软的坐椅、愈加明亮的灯光，杜聿明愈加一发不可收了。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上的《辽沈战役概述》，洋洋洒洒，三万余言，应该说是杜聿明在写作上的一枚重型炮弹。一俟问世，好评如潮，就连昔时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如今的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也专门给杜聿明写信说：“记得当年我在北海为你去葫芦岛饯行，空中突然飘起鹅毛大雪，我说兆头不好，天都哭了，你说天不佑我，厄运将至，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如此看来，老兄今日所写，不过昨日所想，却不得对外人言罢了……”
邱行湘也给杜聿明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大作的欣赏，对成就的祝贺。他自然不是言不由衷的，但杜聿明的表现，又确实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压力。压力从功德林就开始了。1956年杜聿明从济南战犯管理所被押解到北京的时候，是戴着手铐、拖着脚镣走进功德林的。因为他是当年解放军公布的头等战犯，所以还在功德林住了相当长时间的单间。住单间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杜聿明回到集体监舍以后，邱行湘问过他关于寂寞、孤独甚至恐怖的感想，杜聿明淡然一笑道：“享受，清清静静地读书，这辈子不曾有过的享受！”功德林人手一部《毛泽东选集》，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因把选集（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撕作手纸用而受到批评的同时，杜聿明却将选集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受到管理所的表扬。批评与表扬原本都不关邱行湘的事，但他和黄维归属中央军的陈诚派系，而杜聿明归属中央军的何应钦派系，虽然派系之争早已成为历史，可是历史与现实不过一墙之隔，所以对于杜聿明的能耐，邱行湘认为不可等闲视之。
（选自《文汇读书报》2013年6月14日）
周恩来：“你们的身份是国家干部，你们的职务是文史专员。”
邱行湘身穿蓝咔叽中山服，拎着黑色公文包，又一次走进“总统府”。“总统府”大门的花岗石柱头，残存着几个弹洞，那是1949年解放军攻克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时留下来的。几个弹洞旁边，高悬着一块吊牌，吊牌上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邱行湘但凡上班，这是他每日必见的情景。可是，不知为什么，今天他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之所以今天的感觉有些异样，那是因为在他的案头，摆放着一张昨天的《人民日报》。报纸第四版右上方，刊登着一篇提到他名字的署名文章《回忆洛阳战役》，而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率部攻打洛阳的解放军战场最高指挥官陈赓。就是说，当往事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对于过去的记忆却成了生活的现实，这是他不曾想到的。
邱行湘不曾想到的，更多的还是《回忆洛阳战役》中他所不知晓的事情。陈赓在文章里引用了毛泽东致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邱行湘没有想到这位共产党领袖会亲自拟定那场战役的作战计划，并把是役称为“人民解放战争中，夺取大城市的第一场硬仗”。
硬仗之硬，邱行湘心中有数。邱行湘还记得，被俘后的第二天上午，在解放军设在洛阳中学以南一座废墟里的某旅司令部里，他受到陈赓的召询。陈赓当时的身份是兵团司令，可是身穿和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衣，这倒使他感到有些意外。
陈赓显然也是第一次见到邱行湘。他的参谋拿出一张邱行湘的照片，陈赓看看照片，又看看邱行湘，然后吩咐立即给邱行湘头部的伤口换药。坐定之后，陈赓说：“你就是邱行湘，我知道你，黄埔五期的。我们是同学，我叫陈赓。”邱行湘赶紧说：“久仰，久仰！你是黄埔一期的，我的学长。”“你是哪里人？”陈赓问。“江苏溧阳。”“溧阳？”陈赓说，“那里是我们新四军老根据地呀！”“是的。”邱行湘讨好地说，“我家是贫农，新四军军长陈毅先生在我家住过，你问问他就知道了。”陈赓笑了笑：“如果真是这样，从我们共产党人信奉的阶级论来说，你的家庭成分倒还不错。可惜你是在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而且成了他们死心塌地的帮凶……”
邱行湘缠满绷带的脑壳慢慢低垂下来。
邱行湘最不会忘记的，是那天陈赓的临别赠言，虽然这些话语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如今我们解放了洛阳，解放了这里的人民，也解放了你。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这样：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所以，我们要把你送到解放区，希望你在那里接受教育.认识过去，求得人民的谅解。”
当日下午，邱行湘迈着沉重的脚步，揣着求生的欲望，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他发誓要与之共存亡的洛阳。他的身后，紧随着解放军的一位军官和十几名战士。
邱行湘完全走出阴影，从他被俘那天算起，整整走了十一个年头。
被押解到解放区后，他走进位于河北省武安县黄埔村的解放军第二野战俘训练班。训练班随后迁至石家庄附近井陉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新中国成立不久，他走进北京德胜门外一个叫做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这座庙宇被改建为一座监狱；民国四年，北京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平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以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作北京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4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的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就是在功德林大礼堂举行的。法官宣读完国家主席刘少奇为建国十周年而颁布的特赦令后，宣读了获赦人员名单：“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溶泉。”法官最后说：“以上人员，改造十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怀揣着特赦证，拥有了公民权，邱行湘就这样走出了人生的阴影，看见了生活的阳光。七天后的那个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十一名获赦人员，除了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那位三十五年前的清末皇帝，便是来自北京战犯管理所的这十位十年前的国民党将军了。周恩来慈眉善目地望着大家，语重心长地讲完事后被获赦人员称为“四训”的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劳动观点后，便和颜悦色地逐一问起他们的志向来。
爱新觉罗・溥仪说，他想在植物园当园丁，因为他对果树嫁接颇感兴趣；杜聿明说，他想当木匠，功德林的好些桌椅都是他维修的；杨伯涛说，他想当农民，从小在农村长大，犁田插秧收谷割麦，样样在行；邱行湘说，他想当工人，最好是搬运工，肩宽体壮，有使不完的力气……
周恩来笑了：“你们的志向都很好，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非常实际。不过，我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想法，那就是你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你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要知道，历史并不是胜利者写的，更不是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由正面和背面组成，没有正面就没有背面，反过来，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这，我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是邱行湘在记录这段讲话时所作的眉批。共产党人的胸襟，让他心悦诚服，共产党人的高远，让他感佩不已，然而，共产党人的创意，倒是让他始料未及的。那是在谈及这批获赦人员的工作安排时，周恩来说他有个想法：在全国政协和各省市政协所辖的各个专委会中，增设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文史专员办公室。“你们就在这个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挥了挥手，“你们的身份是国家干部，你们的职务是文史专员。”
周恩来的承诺不到三个月就兑现了。1960年春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辖的《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问世。刊登在首页的发刊词这样写道：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全国政协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历史的主流虽然是清楚的，但是其中许多历史事件的错综复杂的演变过程，许多历史人物的丰富生动的事迹，现有的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都还远远不够完备。因此，迫切需要从各个方面广泛地进行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过去在旧社会具有丰富阅历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曾经参与过各次历史事件的老年人们，及时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把他们所最熟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秉笔直书地写出来，就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正如毛主席说的，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所以周恩来同志的号召是十分正确、十分及时的。 邱行湘回到南京，每日在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坐定，第一件事情就是阅读《文史资料选辑》。第―辑上有何基沣的《“七七”事变纪实》，有戈定远的《二十九军和冀察政权》，有邓哲熙的《韩、石叛冯和阎、冯联合反蒋的经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邱行湘不仅详尽知晓了他不曾经历的事件，而且还认真学到了他不曾尝试的写作方法。诚然，这都是他期待中的事前准备。功德林期间，他因为干活卖力赢得过管理所授予的标兵的称号，他希望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捷足先登，占领一个不败的高地。然而，如果说昨天在《人民日报》见到陈赓的文章时他就觉得手痒，那么，今天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上见到一篇《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时，他愈加感到心跳，因为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是与他分手不到三个月的杜聿明！
杜聿明最好的开头
杜聿明到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上班之前，曾在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果木生产队当了两个月的农民。这与邱行湘曾在南京白下区洪武路跃进制盒厂当了两个月的工人一样，都是源于周恩来总理的安排。
就在这段时间里，杜聿明接到国务院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说是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周总理于当晚要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他，届时要杜聿明作陪。杜聿明放下话筒，眉头紧锁地从公社回到生产队。同队的杨伯涛得知电话内容后说：“这是好事呀！抗战期间，英国军队和你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联手作战，这么多年过去了，蒙哥马利想要见你，也在情理之中呀！”杜聿明瞪了杨伯涛一眼：“要是这位英国元帅希望见面，我不会去的。当年若不是英军临阵怯逃，中国远征军也不会伤亡过半。好在今天是周总理的邀请，等会儿车子来了，我自然要去。”杨伯涛回瞪了杜聿明一眼：“粗布棉袄，满身泥土，你怎么进得了人民大会堂？再者说了，蒙哥马利现在还是英国元帅，可是你只是一个农民，农民虽不低贱，但千万不能让高贵的英国元帅看不起我们。”说完，杨伯涛从箱子里取出一套他在国民党十八军军长任上购置的深色西装，匆匆替杜聿明穿好。虽然不太合身，杜聿明还是表示了感激。席间，见杜聿明神态凝重、沉默寡言，周恩来特意向蒙哥马利介绍了杜聿明的过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我们经历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这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战场最高指挥官，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杜聿明先生。要知道，他先后指挥过武器精良的百万大军哩！”蒙哥马利扭过头，突然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愣旺了一会儿，随后笑道：“都送给他了。”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席桌对面的陈毅。陈毅没有笑：“你哪有这么大方？你的百万大军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杜聿明无言以对，倒是周恩来出面打了圆场：“不以成败论英雄嘛，杜聿明先生从战犯到公民，也不失为壮士断腕英雄气概，实在是难能可贵呀……”
杜聿明回到生产队，把席间的对话告诉杨伯涛之余，忍不住多说了一句：“饭桌上的谈话，开开玩笑而已。要是认真起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斗争的残酷你是知道的，所以，我敢断言，国民党军队至少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杨伯涛点点头，突然叫了起来：“这就对了！周总理不是要我们写文史资料么，我看反映国民党军队内部斗争的内容就很重要。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你的第五军驻守云南，正是在你的帮助下，蒋介石才吃掉龙云的……”
杜聿明表面上未置可否，心里面却点头称是。当天晚上，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便在自己的农舍里开始了《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的写作。
杜聿明是这样开篇的：
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蒋介石和龙云虽然同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当权人物，可是多年以来，龙云在云南搞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朝，一切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套。这在蒋介石看来，自然是一个眼中钉。他为了实现他统一中国之迷梦，久已蓄谋吃掉龙云，夺取云南这块地盘，但是在抗战以前，时机未至，因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以抗战统帅的权力，首先于1938年将龙云经过多年训练并用法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云南精锐部队的主力抽调出境，以卢汉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领两个军到湖南第九战区参加抗战。当时我曾在湘潭附近遇到龙云的部队，觉得中央军同这支云南军比起来，军容和装备上都似有逊色。
全稿长达两万多字，这是杜聿明在农舍里整整花了五个夜晚写成的。他不善言辞，也疏于笔墨，所以功德林期间，中国科学院派团去美国，请他给他的女婿、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写封家书时，虽有千言万语，他却只写下这样几句话：“亲爱的宁婿，祝贺你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你的荣誉，也是我们当长辈的荣誉，更是中华民族的荣誉。你要好生珍惜！”
比起那封信来，这篇《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简直就是鸿篇巨制。杜聿明不敢怠慢，捧着初稿，请教杨伯涛去了。杨伯涛是黄埔五期，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前者对后者虽然口称学长，但是在文字方面，自恃着一件光辉的业绩，以“先生”自居。
因为如此，读完杜聿明的初稿，杨伯涛一点儿没有客气：“逻辑混乱，层次不清，毫无章法可言，所以必须分段写，而且要加上小标题。’
在杨伯涛的指点下，杜聿明又熬了五个夜晚。他把全文分成十二个段落，依次拟定了这样的小标题：抗战开始，着手布局；笑里藏刀，杀机渐露；面授机宜，伺隙下手；日寇投降，准备开刀；调虎离山，龙云中计；狠心无过蒋介石；如法炮制，龙云被吃；五华山上，龙云负隅；绅士出面，讨价还价；何应钦碰了一鼻子灰，宋子文亲上五华劝驾；背过立功，明降暗升，蒋介石的最后一着棋；结语。
杜聿明的结语这样写道：
蒋介石解决龙云，是反动统治集团中内部的斗争，是蒋介石要统一他的大王朝而龙云则要保全他的小王朝所进行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虽然未曾直接影响到中国人民的革命进程，可是使反动统治政权形成一个暂时统一的、比较稳定的局面，使蒋介石以后在迫害民主运动和进行反人民战争方面减少了不少的顾虑。蒋介石经过这次事件控制了云南之后，表面上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实力，殊不料却为以后卢汉在云南通电起义埋下了伏笔……
从文字的角度讲，这也许不是最好的结语，但对杜聿明而言，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开头。从大兴县回到北京城，由生产队走进办公室，伴着愈加宽大的案头、愈加松软的坐椅、愈加明亮的灯光，杜聿明愈加一发不可收了。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上的《辽沈战役概述》，洋洋洒洒，三万余言，应该说是杜聿明在写作上的一枚重型炮弹。一俟问世，好评如潮，就连昔时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如今的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也专门给杜聿明写信说：“记得当年我在北海为你去葫芦岛饯行，空中突然飘起鹅毛大雪，我说兆头不好，天都哭了，你说天不佑我，厄运将至，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如此看来，老兄今日所写，不过昨日所想，却不得对外人言罢了……”
邱行湘也给杜聿明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大作的欣赏，对成就的祝贺。他自然不是言不由衷的，但杜聿明的表现，又确实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压力。压力从功德林就开始了。1956年杜聿明从济南战犯管理所被押解到北京的时候，是戴着手铐、拖着脚镣走进功德林的。因为他是当年解放军公布的头等战犯，所以还在功德林住了相当长时间的单间。住单间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杜聿明回到集体监舍以后，邱行湘问过他关于寂寞、孤独甚至恐怖的感想，杜聿明淡然一笑道：“享受，清清静静地读书，这辈子不曾有过的享受！”功德林人手一部《毛泽东选集》，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因把选集（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撕作手纸用而受到批评的同时，杜聿明却将选集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受到管理所的表扬。批评与表扬原本都不关邱行湘的事，但他和黄维归属中央军的陈诚派系，而杜聿明归属中央军的何应钦派系，虽然派系之争早已成为历史，可是历史与现实不过一墙之隔，所以对于杜聿明的能耐，邱行湘认为不可等闲视之。
（选自《文汇读书报》2013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