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等6则
陈红太：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
政治最浅白的解释，是动用国家的强制力和一切政治组织的力量解决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需求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我们动用全国之力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包含的国家和社会变革绝不仅仅限于经济主体所进行的资源交换和满足供求关系等方面，这里面包含着在政治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本质上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联动关系。这既是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也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评价这场变革的成败，归根到底要看我们搞市场经济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也就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此，没有其他更为根本性的标准。因此，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最为根本的就是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满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就是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相适应。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成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甚至阻碍和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就是失败的。这是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 (《红旗文稿》2010年第24期)
胡 键：用全球视野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模式没有世界意义，恰恰相反，理解中国模式的意义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其一，全球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实际上是全球在关注究竟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原因。不管是否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种热议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也体现出中国对全球影响的上升。其二，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并认为中国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意味着中国模式不仅是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基本方略，而且它直接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而受到一些国家的关注和青睐。其三，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却又把中国模式作为“异端”来加以批判，实际上是西方在自身走向衰落时对中国奇迹产生的一种嫉妒和无奈，西方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承认是中国在危机之中拯救了西方，可又担心中国输出中国模式，从而对西方的价值观构成挑战。最后，用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模式并进而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实际上是继续在延续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而对“模式”的认识“模式化”了。（《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9日）
栗战书：科学发展要有好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要有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就是干事创业的环境、求真务实的环境、团结和谐的环境、风清气正的环境。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可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可以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尤其是要有正确的人情观，不能为亲情所累、为私情所累、为人情所累。要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群众。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这是领导干部做人做事的底线，底线就是高压线，碰不得。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好自己，管好家属，管好身边人，做一个组织和干部群众信赖的人，做一个同事和朋友敬重的人，做一个家人和亲属引以为荣的人，做一个回顾一生能够问心无
愧的人。有了好的政治生态，就能促进科学发展，领导班子会更加富有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工作也会呈现新气象，大家都会把思想、心思、精力集中到发展上来。（《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1日）
李丽娜：西方神话的破灭
有三个关于西方的神话现在已经破灭了。一是市场神话的破灭。苏联解体后按照美国专家的意见推行了“休克疗法”，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沦为“无产者”。美国人说要开放市场，美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利用东南亚国家开放市场的漏洞，将这些国家积攒十几年的财富一把捞走，而今天，美国也陷入了金融危机而难以自拔。二是民主神话的破灭。在美国的操纵下伊拉克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无法正常地维持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选举出的人凡与美国的意愿相左，都被指责为存在舞弊行为，选出美国中意的人，才能被当作公正的选举。三是道义神话的破灭。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试图塑造一个不偏不倚的裁判者形象。但美国并非是对所有国家的苦难都给予同样的关注，而是有选择的关注。许多国际争端中，美国都是冠以道德之名而做的，而在高尚道德旗帜下，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不幸。在世界人口大国中，中国的发展是最快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是最好的;在社会进步方面，中国今天在政治上拥有的自由比改革开放前多很多。但中国受到美国的指责却更多了。(《环球时报》2010年12月21日)
陈先达：树立社会主义新财富观
社会主义新财富观，应是重视个人财富，更重视社会财富；重视物质财富，更重视精神财富；认为财富来自社会，也要回归社会；主张增加社会财富，也增加个人财富。但对个人来说，不应当以片面追求财富为认识目标。“一切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的口号是误导，而不是社会主义新财富观。在对待财富问题上，应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个人财富的获得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文化精神支柱，如果只有物质财富增长，我们只能是一个在风云际会中借机而起的“暴发户”，而不可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财富是社会性财富，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创造的，它凝聚的是社会集体的力量。虽然在私有制社会中财富的占有方式是家族式的，但本质上是社会的。一些财富拥有者主动将财富回归社会，是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应当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通过切实改革分配制度，以清除财富观中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让财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盛宴。（《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孙立群：历史经不起娱乐化演绎
一些流行的历史读物，动不动把现代的词汇和观念往历史里套。这可能读起来轻松，但往往会混淆时空，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可能有人觉得这仅仅是一种娱乐，无伤大雅。其实不然，历史经不起误读，特别是对于求知欲旺盛、但鉴别力却不够的年轻人来说，这会直接影响他们价值观的建立。历史失真，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非专业写手、娱乐化写法占据天下，不仅容易把学术庸俗化，而且造成历史认知的混乱。殊不知，历史专业需要大量的训练，投入大量的精力。如果学术上投入不够，自然会出现错误。当前，娱乐化解读历史还是支流，只不过这个支流已到了无法轻视的地步。与此同时，对于大众历史热，一些历史学者往往重视不够，拱手让出了市场，正好让众多业余选手逐鹿中原。这是不应该的。历
史学不能仅仅活在象牙塔里，而应该在大众历史热里发挥作用。学者应该转变观念，重视普及历史知识。这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日）
“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等6则
陈红太：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
政治最浅白的解释，是动用国家的强制力和一切政治组织的力量解决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需求所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我们动用全国之力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包含的国家和社会变革绝不仅仅限于经济主体所进行的资源交换和满足供求关系等方面，这里面包含着在政治领域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本质上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系列联动关系。这既是一场伟大的经济变革，也是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评价这场变革的成败，归根到底要看我们搞市场经济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也就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的“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此，没有其他更为根本性的标准。因此，评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最为根本的就是看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满足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确切地说就是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相适应。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成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甚至阻碍和干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就是失败的。这是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成败最为根本性的标准。 (《红旗文稿》2010年第24期)
胡 键：用全球视野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产物，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模式没有世界意义，恰恰相反，理解中国模式的意义必须要有全球视野。其一，全球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实际上是全球在关注究竟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原因。不管是否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这种热议本身就体现了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也体现出中国对全球影响的上升。其二，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并认为中国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就意味着中国模式不仅是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基本方略，而且它直接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而受到一些国家的关注和青睐。其三，承认中国模式存在却又把中国模式作为“异端”来加以批判，实际上是西方在自身走向衰落时对中国奇迹产生的一种嫉妒和无奈，西方在无奈之下不得不承认是中国在危机之中拯救了西方，可又担心中国输出中国模式，从而对西方的价值观构成挑战。最后，用西方模式作为参照物来衡量中国模式并进而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实际上是继续在延续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而对“模式”的认识“模式化”了。（《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9日）
栗战书：科学发展要有好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核心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问题、觉悟问题、作风问题。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是要有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就是干事创业的环境、求真务实的环境、团结和谐的环境、风清气正的环境。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可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可以集中精力、形成合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尤其是要有正确的人情观，不能为亲情所累、为私情所累、为人情所累。要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群众。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这是领导干部做人做事的底线，底线就是高压线，碰不得。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好自己，管好家属，管好身边人，做一个组织和干部群众信赖的人，做一个同事和朋友敬重的人，做一个家人和亲属引以为荣的人，做一个回顾一生能够问心无
愧的人。有了好的政治生态，就能促进科学发展，领导班子会更加富有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工作也会呈现新气象，大家都会把思想、心思、精力集中到发展上来。（《人民日报》2010年12月21日）
李丽娜：西方神话的破灭
有三个关于西方的神话现在已经破灭了。一是市场神话的破灭。苏联解体后按照美国专家的意见推行了“休克疗法”，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沦为“无产者”。美国人说要开放市场，美国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利用东南亚国家开放市场的漏洞，将这些国家积攒十几年的财富一把捞走，而今天，美国也陷入了金融危机而难以自拔。二是民主神话的破灭。在美国的操纵下伊拉克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无法正常地维持社会的发展。许多国家选举出的人凡与美国的意愿相左，都被指责为存在舞弊行为，选出美国中意的人，才能被当作公正的选举。三是道义神话的破灭。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试图塑造一个不偏不倚的裁判者形象。但美国并非是对所有国家的苦难都给予同样的关注，而是有选择的关注。许多国际争端中，美国都是冠以道德之名而做的，而在高尚道德旗帜下，带给人们更多的是不幸。在世界人口大国中，中国的发展是最快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解决贫困问题是最好的;在社会进步方面，中国今天在政治上拥有的自由比改革开放前多很多。但中国受到美国的指责却更多了。(《环球时报》2010年12月21日)
陈先达：树立社会主义新财富观
社会主义新财富观，应是重视个人财富，更重视社会财富；重视物质财富，更重视精神财富；认为财富来自社会，也要回归社会；主张增加社会财富，也增加个人财富。但对个人来说，不应当以片面追求财富为认识目标。“一切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的口号是误导，而不是社会主义新财富观。在对待财富问题上，应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个人财富的获得不能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文化精神支柱，如果只有物质财富增长，我们只能是一个在风云际会中借机而起的“暴发户”，而不可能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财富是社会性财富，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创造的，它凝聚的是社会集体的力量。虽然在私有制社会中财富的占有方式是家族式的，但本质上是社会的。一些财富拥有者主动将财富回归社会，是社会文明的进步。我们应当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通过切实改革分配制度，以清除财富观中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让财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盛宴。（《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
孙立群：历史经不起娱乐化演绎
一些流行的历史读物，动不动把现代的词汇和观念往历史里套。这可能读起来轻松，但往往会混淆时空，导致对历史的误解。可能有人觉得这仅仅是一种娱乐，无伤大雅。其实不然，历史经不起误读，特别是对于求知欲旺盛、但鉴别力却不够的年轻人来说，这会直接影响他们价值观的建立。历史失真，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非专业写手、娱乐化写法占据天下，不仅容易把学术庸俗化，而且造成历史认知的混乱。殊不知，历史专业需要大量的训练，投入大量的精力。如果学术上投入不够，自然会出现错误。当前，娱乐化解读历史还是支流，只不过这个支流已到了无法轻视的地步。与此同时，对于大众历史热，一些历史学者往往重视不够，拱手让出了市场，正好让众多业余选手逐鹿中原。这是不应该的。历
史学不能仅仅活在象牙塔里，而应该在大众历史热里发挥作用。学者应该转变观念，重视普及历史知识。这不仅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