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修长城与隋炀帝三征高丽
网络上对秦始皇修长城的评价是修建长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在秦统一全国不久，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大量的人力被消耗在长城修建工地，民怨四起，加速了秦朝的灭亡。而且，修长城是为了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进攻，这一消极的防御思想在以后历朝历代均有体现，到朱元璋修建万里长城时更是达到了极致。长城布满了人民的血汗，阻挡了内外交流，被动的防御思想祸害颇深。对这种消极的思想应该有充分的认识。而对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评价则是打的意志是正确的，复我河山；打的时间是错误的。于是秦始皇被冠以暴君之名，而隋炀帝也成了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公元前215年，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30万秦军，与凶狠的匈奴骑兵在河套地区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餐补望风而逃，远遁大漠。然而，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秦始王停止北伐，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呢？
答案只有两个字：经济。秦始皇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在这场较量中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而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来训练，而且这些农民当兵以后就不能从事农耕，农业生产就要损失劳动力。再者，几时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史记》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一石粮食运达北方前线，运输队在路上的损耗就高达192石！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色转化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
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动的战场将会变成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就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的闹剧，必须现在长城一线与秦军打一仗。如此一来，双方的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防守的农耕民族却原黎了游牧的草场，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又修筑了坚固的关隘，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能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毫无用武之地，往往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打。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战争成本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后，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事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有读过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但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帐算的很精明。
所以，我认为就修筑长城来说，并不能一味地认为秦始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进攻，阻挡了内外交流，其实不然，能统一天下的君主，并不是靠运气来获取天下的。
隋朝在隋炀帝初期国力仍然兴盛，隋炀帝营建洛阳，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修驰道与筑长城，带动关中地区与南北各地区经济与贸易发展；并对
四周国家展开征讨，扩张隋朝版图。有评论说，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太想建立伟业了。三驾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身修剪大运河就伤民太重，损伤国体。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过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第一次征高句丽的失败，并陷入战争泥潭。导致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人民也为逃避沉重的负担纷纷起义造反，为大隋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而我并不认同他们对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看法。
首先隋炀帝并不是急功近利想扩大疆土而攻打高句丽的。隋炀帝时，黄门侍郎裴矩告知隋炀帝：“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这里将高句丽政权所占之地往上追溯到西周以前，下至魏晋时期，无可辩驳地指出辽东为中国领土。所以隋炀帝只是夺回政权，夺回疆土，并不是欺负小国。放着自己的疆土视而不见，并不是一个明君所为！高句丽曾多次小规模袭击隋北部边疆。对此隋高祖很不满并致书平原王高汤，“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高句丽婴阳王继位后的596年，隋的特使在突厥遇到高句丽在突厥的特使后，隋高祖传书高句丽要求高句丽终止与突厥的联盟，停止对隋边疆的连年的侵袭并对隋表示臣服。高句丽婴阳王虽然表面上接受了隋高祖的最后通牒，但第二年，597年，婴阳王联合粟末靺鞨先发制人攻击隋在冀州道的军事驻地。以此来看，是高汤不合君君臣臣的礼节与义务，君主下令，臣子是必须听从的。对外与突厥联盟是有判君的嫌疑，隋炀帝伐高句丽有何可挑剔之理？！元607年，隋炀帝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高丽使者。炀帝以高丽本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皆为所辖的郡县，命使者转告高丽国王高元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丽国土。可是高句丽不遵臣礼，隋炀帝才下诏征讨高句丽！可见隋炀帝是先礼后兵的，作为一国之君，不是说一味的忍让才是仁慈的国君，任由高句丽联通突厥，将来必定会对临近的百姓遭受侵害，这何为仁？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高句丽婴阳王“元率革末革曷之众万余骑，寇辽西”。高句丽婴阳王侵犯辽西，《三国史记》也有记载：“婴阳王九年，王率革末革曷之众万余侵辽西”。当时高丽王非但如此，而且，“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 高句丽侵略辽西，直接带来隋边境的不安和危害，“不供职贡”，则影响到统一的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对于这些，隋中央政权都是不能忍受的，也就必然采取相应措施，于是“命将讨之”。隋炀帝伐高句丽是合情合理的。
再说， “仁、义、礼、智、信”是五常之道，“五常”在封建社会中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此为伦理原则，用以处理与谐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建社会。 依五常之伦理原则处之，则能直接沟通；通则去其间隔，相互感应和和洽。所以五常之道实是一切社会成员间理性的沟通原则、感通原则、谐和原则。 而隋炀帝绝对是一个循五常之君。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发为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隋炀帝心中明白高句丽本是我国疆土，高句丽的百姓就是自己的百姓，怎么忍心手足相残。
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忍气吞声是不应该做的，夺回疆土是必须的。礼者，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释名：礼，体也，得其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隋炀帝先警告再最后通牒，然后发动战争，可见他巡礼而行。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
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隋炀帝大业三年，高句丽婴阳王又背着隋，派使臣暗中交通突厥，当时正值隋炀帝北巡至榆林，停留在突厥启民可汗处，“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隋炀帝命牛弘向高句丽使者传达其旨意：“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隋炀帝知道高句丽婴阳王暗中通突厥，并没有予以制裁，只是给以警告，让其尽为臣之礼节，按时朝觐，则既往不咎，与启民可汗一视同仁。隋炀帝明辨是非，既往不咎，可谓“智”。信者，不疑也，不差爽也，诚实也。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信字从人言，人言不爽，方为有信也。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必然诚实。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隋炀帝第一次攻打高句丽，下令只要高句丽投降，便不能再打，高汤诈降，隋炀帝下令退兵，可见隋炀帝言之有信。五常皆具，明君也！
杨广堪称千古明君，其文治武功文采，不再康熙，唐太宗之下，而起性格才情又堪称是个英雄性情的皇帝。正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唯大英雄方能本色。至于所说的劳民伤财，不断的伐高句丽，大部分朝代都有，康熙退位留给雍正已是一个烂摊子，康熙平准格尔丹，灭三藩，这些战争消耗的人力物力，和对人民生产生活的破坏绝对不在杨广之下，而杨广如此还有为国为民族战争的意义所在，而康熙耗举国之力，为其满人爱新觉罗的利益和权利而战。说杨广性情暴虐，杀人如麻，但从汉武帝到朱元璋，每个皇帝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利，玄武门之变，陈桥兵变。李世民杀兄弑父，尔后将兄弟两家其子侄一辈悉数杀光。
秦始皇和隋炀帝都是大兴土木，动用众多劳动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人民为百姓，为中华子孙的。
秦始皇修长城与隋炀帝三征高丽
网络上对秦始皇修长城的评价是修建长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在秦统一全国不久，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大量的人力被消耗在长城修建工地，民怨四起，加速了秦朝的灭亡。而且，修长城是为了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进攻，这一消极的防御思想在以后历朝历代均有体现，到朱元璋修建万里长城时更是达到了极致。长城布满了人民的血汗，阻挡了内外交流，被动的防御思想祸害颇深。对这种消极的思想应该有充分的认识。而对隋炀帝三征高丽的评价则是打的意志是正确的，复我河山；打的时间是错误的。于是秦始皇被冠以暴君之名，而隋炀帝也成了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
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公元前215年，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30万秦军，与凶狠的匈奴骑兵在河套地区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餐补望风而逃，远遁大漠。然而，凯旋的秦军得到的命令不是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的北方长城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秦始王停止北伐，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筑长城呢？
答案只有两个字：经济。秦始皇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在这场较量中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而要深入大漠与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时基本不骑马的农夫转变为强大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来训练，而且这些农民当兵以后就不能从事农耕，农业生产就要损失劳动力。再者，几时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处作战，粮草的运输和损耗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史记》记载，从中原地区运送一石粮食运达北方前线，运输队在路上的损耗就高达192石！而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却很低，游牧民族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也是战士，角色转化很容易，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比农耕民族好多了。
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动的战场将会变成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就无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的闹剧，必须现在长城一线与秦军打一仗。如此一来，双方的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防守的农耕民族却原黎了游牧的草场，而且长城一线多群山，重要的道路又修筑了坚固的关隘，农耕民族的步兵只能固守防线，游牧民族的骑兵毫无用武之地，往往还没有抢到东西，就先挨了一顿打。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战争成本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后，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事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有读过现代的《经济学原理》之类的著作，但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与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帐算的很精明。
所以，我认为就修筑长城来说，并不能一味地认为秦始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进攻，阻挡了内外交流，其实不然，能统一天下的君主，并不是靠运气来获取天下的。
隋朝在隋炀帝初期国力仍然兴盛，隋炀帝营建洛阳，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修驰道与筑长城，带动关中地区与南北各地区经济与贸易发展；并对
四周国家展开征讨，扩张隋朝版图。有评论说，隋炀帝失败的地方是用民过重、急功近利，太想建立伟业了。三驾辽东不仅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身修剪大运河就伤民太重，损伤国体。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也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隋炀帝因过过分自信与轻敌，导致第一次征高句丽的失败，并陷入战争泥潭。导致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人民也为逃避沉重的负担纷纷起义造反，为大隋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而我并不认同他们对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看法。
首先隋炀帝并不是急功近利想扩大疆土而攻打高句丽的。隋炀帝时，黄门侍郎裴矩告知隋炀帝：“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这里将高句丽政权所占之地往上追溯到西周以前，下至魏晋时期，无可辩驳地指出辽东为中国领土。所以隋炀帝只是夺回政权，夺回疆土，并不是欺负小国。放着自己的疆土视而不见，并不是一个明君所为！高句丽曾多次小规模袭击隋北部边疆。对此隋高祖很不满并致书平原王高汤，“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高句丽婴阳王继位后的596年，隋的特使在突厥遇到高句丽在突厥的特使后，隋高祖传书高句丽要求高句丽终止与突厥的联盟，停止对隋边疆的连年的侵袭并对隋表示臣服。高句丽婴阳王虽然表面上接受了隋高祖的最后通牒，但第二年，597年，婴阳王联合粟末靺鞨先发制人攻击隋在冀州道的军事驻地。以此来看，是高汤不合君君臣臣的礼节与义务，君主下令，臣子是必须听从的。对外与突厥联盟是有判君的嫌疑，隋炀帝伐高句丽有何可挑剔之理？！元607年，隋炀帝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高丽使者。炀帝以高丽本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皆为所辖的郡县，命使者转告高丽国王高元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丽国土。可是高句丽不遵臣礼，隋炀帝才下诏征讨高句丽！可见隋炀帝是先礼后兵的，作为一国之君，不是说一味的忍让才是仁慈的国君，任由高句丽联通突厥，将来必定会对临近的百姓遭受侵害，这何为仁？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高句丽婴阳王“元率革末革曷之众万余骑，寇辽西”。高句丽婴阳王侵犯辽西，《三国史记》也有记载：“婴阳王九年，王率革末革曷之众万余侵辽西”。当时高丽王非但如此，而且，“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 高句丽侵略辽西，直接带来隋边境的不安和危害，“不供职贡”，则影响到统一的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对于这些，隋中央政权都是不能忍受的，也就必然采取相应措施，于是“命将讨之”。隋炀帝伐高句丽是合情合理的。
再说， “仁、义、礼、智、信”是五常之道，“五常”在封建社会中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此为伦理原则，用以处理与谐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建社会。 依五常之伦理原则处之，则能直接沟通；通则去其间隔，相互感应和和洽。所以五常之道实是一切社会成员间理性的沟通原则、感通原则、谐和原则。 而隋炀帝绝对是一个循五常之君。仁者，人人心德也。心德就是良心，良心即是天理，乃推己及人意也，发为恻隐之心，宽裕温柔，仁也。隋炀帝心中明白高句丽本是我国疆土，高句丽的百姓就是自己的百姓，怎么忍心手足相残。
义者，宜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之意也。所当做就做，不该做就不做。忍气吞声是不应该做的，夺回疆土是必须的。礼者，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释名：礼，体也，得其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进退周旋得其体，乃是正人身之法也。尊卑长幼有序，处事有规，淫乱不犯，不败人伦，以正为本，发为恭敬之心，斋庄中正之态，礼也。隋炀帝先警告再最后通牒，然后发动战争，可见他巡礼而行。智者，知也，无所不知也。明白是非、曲直、邪正、
真妄，即人发为是非之心，文理密察，是为智也。隋炀帝大业三年，高句丽婴阳王又背着隋，派使臣暗中交通突厥，当时正值隋炀帝北巡至榆林，停留在突厥启民可汗处，“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隋炀帝命牛弘向高句丽使者传达其旨意：“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隋炀帝知道高句丽婴阳王暗中通突厥，并没有予以制裁，只是给以警告，让其尽为臣之礼节，按时朝觐，则既往不咎，与启民可汗一视同仁。隋炀帝明辨是非，既往不咎，可谓“智”。信者，不疑也，不差爽也，诚实也。就是「言出由衷，始终不渝」。信字从人言，人言不爽，方为有信也。诚心之意也，以诚居心，必然诚实。处世端正，不诳妄，不欺诈者，是为信也。隋炀帝第一次攻打高句丽，下令只要高句丽投降，便不能再打，高汤诈降，隋炀帝下令退兵，可见隋炀帝言之有信。五常皆具，明君也！
杨广堪称千古明君，其文治武功文采，不再康熙，唐太宗之下，而起性格才情又堪称是个英雄性情的皇帝。正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唯大英雄方能本色。至于所说的劳民伤财，不断的伐高句丽，大部分朝代都有，康熙退位留给雍正已是一个烂摊子，康熙平准格尔丹，灭三藩，这些战争消耗的人力物力，和对人民生产生活的破坏绝对不在杨广之下，而杨广如此还有为国为民族战争的意义所在，而康熙耗举国之力，为其满人爱新觉罗的利益和权利而战。说杨广性情暴虐，杀人如麻，但从汉武帝到朱元璋，每个皇帝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利，玄武门之变，陈桥兵变。李世民杀兄弑父，尔后将兄弟两家其子侄一辈悉数杀光。
秦始皇和隋炀帝都是大兴土木，动用众多劳动力，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人民为百姓，为中华子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