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房姑娘》熟悉的旋律响起，他习惯性地微微佝起背，逆光里抱着吉他的背影像是一只不停地挥动翅膀的鸟。既像是在甩掉泥泞，又像即将振翅高飞。全场大合唱的背景声，依然没有淹没音响里传来的他的歌声：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崔健是谁？
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蓝色骨头》
1986年5月9日晚，北京首都体育馆，“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
这场演出几乎将孙国庆、李玲玉、杭天琪、毛阿敏、韦唯、郑绪岚等名噪一时的内地歌手一网打尽，门票很快一抢而空。
1985年，为给非洲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灾区赈灾，流行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联袂摇滚歌星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了《天下一家》。7月13日，全球近十五亿观众通过一场持续时间长达16小时的摇滚音乐会，首次听到这首由45名歌星接力演绎的单曲。《天下一家》首开联唱的先河，单曲问世几周便创下超过八百万张的惊人销量。一年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受此影响，创作了同为公益主题的《明天会更好》，包括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来自二十多个唱片公司的60位知名歌手联合录制了这首单曲，几个月内仅港台两地的销量便突破25万张。
和他们一样，内地乐坛百位歌手的这次集结，也是因为与晚会主题同名的这首单曲《让世界充满爱》。在压轴登场的这首联唱单曲亮相之前，108位歌手中有20位将进行独唱。崔健在团里吹小号。在按姓氏笔画排名的演员名单上，他在倒数第三排。
在同舍友眼中，这位小号手除了喜欢拼命做和声习题，还喜欢玩吉他和自己写歌。几个月前，崔健曾经拿着一首新歌的小样给大家听，不是所有的歌词都能听清，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反复问着的“你何时跟我走”。
上台前两分钟，崔健觉得身上的西服“特别别扭”。乐队贝斯王迪指着自己身上的开襟大褂：“那你穿这个吧！”那是王迪的父亲冬天套棉袄穿的，套在崔健身上又肥又大。匆忙换完后，他挽起大袖就登台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两条裤腿儿一高一低。
“我曾经问个不休……”崔健一开口，看台上迎来了片刻安静，很快便响起了掌声和口哨，随后是欢呼声，越来越大。
“在场观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见到崔健这一幕，愤然离场，他斥责演唱会组织负责人王昆说：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搞的，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乐评人李皖后来在《从1986年的窗口望出去——崔健是谁？》一文中这样写道。
晚会临近尾声时，《让世界充满爱》首唱登场。这首将近十七分钟的超长单曲，百名歌手中有SOLO部分的不过二十人左右，崔健在第三部分亮相：“这世界，在变幻，惟有渴望不曾改”，联唱时只有他的演唱部分能听到看台上传来的口哨和尖叫。
“其实我的情绪并不适合这首歌。”崔健后来回忆，“我发现别人唱的都是特别实在的声音，但是我特别虚。”
这场历时两天的演唱会结束以后，主办方迅速选取了孙国庆、田震、王虹等10位歌手当晚的歌曲录制专辑。在这张《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1》的磁带中，第一首便是《一无所有》，第三首是崔健当晚演唱的《不是我不明白》。封面是留着中分、身穿西装的崔健。
那是一种力量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假行僧》
1986年年底，由巴金担任顾问的北大文学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杨炼、芒克、朱大可等知名诗人和学者聚集北大。时近隆冬，却难掩人心思潮万物生长。诗歌研讨和朗诵空前活跃，大讲堂文学评论的讲座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教室顶上有人只裹一床白布然后泼上油彩在搞名叫“视觉21”的行为艺术。崔健在艺术节的拼盘演出上亮相，曲目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不是我不明白》。
狂热喜爱崔健的北大学子随后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北大崔健后援会。这个中国最早的歌迷组织有四十人左右，他们后来追随崔健出现在大小演出的现场，北大分校学生梁钦宁是其中一员。当年他拿着爷爷梁漱溟所在单位中国文化书院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1987年首体演唱会的门票——当时一次购票4张以上必须出具介绍信。
那天崔健一登台，看台上占据两排的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打出标语开始欢呼。因为离过道最近的都是外国留学生，迅速围过来的武警没有办法强制阻止，他们站着看完了崔健的演出。
这一幕从此在崔健的演出现场司空见惯。歌迷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使他在唱慢歌，你也很难坐着听完。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崔健演出最大的特点就是“煽动性”。当时通行的登台顺序是按歌手的姓氏笔画排名，没有人愿意在崔健后面登台——因为没人有信心在他之后继续压住台。
1989年3月，随着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发行，崔健在北京展览馆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两年前他的演出门票也就七八毛钱，但那场演出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依然一票难求。”梁钦宁说。散场以后，现场的座椅被兴奋的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于是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可乐罐。
“我很难具体跟你描述现场听崔健是一种什么感觉，最准确的表达，可能就是一种力量。”导演张元也是在大二那年第一次看到崔健的演出后就成为了他的歌迷。“后来我为什么跟他合作MV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在拍，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英雄。这样一个符号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问崔健当年离开北京交响乐团真正的原因，他说了两个字：劝退。
出走与被迫消失
若是为了爱情歌曲算个屁，若是为了生命爱情算个屁，我就要走我就要走，要走。——《红先生》
在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和学者李陀的高度推崇下，《一无所有》和崔健很快进入文化圈的视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以后，“崔健现象”成为学界极其热衷的话题。“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惟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美学家高尔泰将崔健的摇滚推到空前的高度。
“有人给我数过，说《一无所有》里‘我’这个词出现了23次。在我的歌里，‘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崔健后来解释，他的走红离不开“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的复苏。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是总体上呈现的对困惑的思考。当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集体曾经共用的那种稳固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崔健作品表达的正是对这种现状的思考。
与外界饶有兴趣地凝视和解读不同，官方面对崔健却是如临大敌。1988年，“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但他打算唱一首新歌。按规定每位歌手只演唱一首作品，于是他决定不带乐队，一个人抱着吉他就上台了。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崔健刚一开唱，现场一位领导马上一脸惊慌地冲到梁钦宁跟前：他唱的是什么？崔健一直吐词不清，这位领导把“红布”听成了“红旗”。“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临近结束时，崔健使劲摘下红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这首新歌就是《一块红布》。
再后来，崔健的演出要么很难拿到批文，要么毫无征兆地被无故取消。来自台湾的音乐人方无行最后一次在体育馆看崔健演出是在1992年的天津。“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看台上突然有人开始打架，场面变得很混乱。”匆匆收场以后，第二天的演出宣布取消。从这年年底开始，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崔健无法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
一个流传较广的版本是，崔健在一次大型的红歌演唱会上擅自删减演唱《南泥湾》，触怒了某领导。但此说时间上与崔健遭禁严重不符，因此不足为信。那时李皖早已大学毕业，供职于武汉的一家媒体，崔健在武汉的演出也在售票之后无故取消。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张来自官方的明确禁令。
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别总在我身上不停地唠叨，还是快抬起腿走你自己的道。——《让我睡个好觉》
“《Outside Girl》是我4年前写的一首歌，今天是我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第一次演唱。我把它献给《白鹿原》和今天现场的观众。”“白鹿原之夜”的首映庆典上，崔健演唱的第二首歌是首新歌。在他身后的大型LED显示屏上，出现了浩渺宇宙中的一颗自转的星球，星球表面隐隐浮现的是田小娥的脸，那是张雨绮在《白鹿原》中饰演的角色。
这是崔健的创意。“那是一颗有很大空间张力的外星，那张脸很容易让你想到中国几千年文化里最压抑的部分。我就是想在这首很悲伤的旋律里，再衬上这种特别遥远的想象。我们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人。”
后来我得知，崔健对这首新歌的演出效果很不满意。因为吉他手出了一个错，乐队接下来的整体配合一直不好。“不过这是我多方面的一个冒险。”崔健说，“这首歌没有经过审批，而且又是英文歌，动用的实验元素也很多。”
因为只排练过一次，乐队成员并不同意演出这首歌。但崔健极其坚持。“一方面为了锻炼乐队，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强调：乐队一定要进步，一定要给观众新东西。”崔健的经纪人尤尤说。
“他一直是个特别较劲的人。”梁钦宁介绍，在当年很多人两天就能录一盘专辑，但是首张专辑那9首歌，崔健录了将近一年。
在暂别大型演唱会的那些年，崔健忙得不亦乐乎：他和张元一起将早期的很多经典作品拍成MV，随后又参演了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问世后，他在东京、纽约、旧金山、波士顿、大阪进行了国际巡回演出。
李皖一直觉得崔健还有另一大价值：他的存在，引领和带动了中国摇滚音乐人的创作热情，同时也让唱片公司对内地摇滚充满市场信心。1994年春天，滚石旗下北上内地的魔岩公司同时推出了3张新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以及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崔健播下的摇滚种子遍地开花的时候，他多了一个新身份：艺术总监。他亲自物色了新一辈的摇滚乐队“子曰”，并出任他们首张专辑的监制。
“他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子曰的主唱秋野说，“而且他非常善于用自己的方法不动声色地达成目的。”当时在录制《乖乖的》这首单曲时，秋野的贝斯录了很多次，都无法让崔健满意。叫停之后，崔健笑着跟他说：这样吧，要么你去请一个贝斯，要么咱这里面不要贝斯了。
“其实这话听着有点伤自尊，他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的技术在他那里过不了关。”按照秋野的理解，这首歌里的贝斯要内敛柔和一点，但崔健希望要多些力量。“崔哥，音乐玩的是声音，人和人对音乐的感觉不一样。软一点或者硬一点，音乐的味道和性质就全变了。”秋野努力想说服自己的监制。“不，不是这样！——先吃饭吧！”崔健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录音棚。
饭桌上，秋野喝着白酒生着闷气：请一个贝斯，我们自己还叫乐队吗？不要贝斯，音乐衰减了，没有低音，那跟曲艺说书有什么区别？他跟朋友直接倒出这通牢骚时，崔健就在一旁，压根不理他，安静地吃自己的饭。饭后二人又进了录音棚。“当时我特搓火。”带着巨大的情绪，秋野弹完了那段贝斯。
“行了，出来吧！”崔健满意了：要的就是这个分寸！这张名为《第一册》的专辑被誉为“人文摇滚”的代表作，1998年获得“中国最佳十大摇滚专辑”。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花房姑娘》熟悉的旋律响起，他习惯性地微微佝起背，逆光里抱着吉他的背影像是一只不停地挥动翅膀的鸟。既像是在甩掉泥泞，又像即将振翅高飞。全场大合唱的背景声，依然没有淹没音响里传来的他的歌声：你问我将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崔健是谁？
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蓝色骨头》
1986年5月9日晚，北京首都体育馆，“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
这场演出几乎将孙国庆、李玲玉、杭天琪、毛阿敏、韦唯、郑绪岚等名噪一时的内地歌手一网打尽，门票很快一抢而空。
1985年，为给非洲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灾区赈灾，流行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联袂摇滚歌星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了《天下一家》。7月13日，全球近十五亿观众通过一场持续时间长达16小时的摇滚音乐会，首次听到这首由45名歌星接力演绎的单曲。《天下一家》首开联唱的先河，单曲问世几周便创下超过八百万张的惊人销量。一年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受此影响，创作了同为公益主题的《明天会更好》，包括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来自二十多个唱片公司的60位知名歌手联合录制了这首单曲，几个月内仅港台两地的销量便突破25万张。
和他们一样，内地乐坛百位歌手的这次集结，也是因为与晚会主题同名的这首单曲《让世界充满爱》。在压轴登场的这首联唱单曲亮相之前，108位歌手中有20位将进行独唱。崔健在团里吹小号。在按姓氏笔画排名的演员名单上，他在倒数第三排。
在同舍友眼中，这位小号手除了喜欢拼命做和声习题，还喜欢玩吉他和自己写歌。几个月前，崔健曾经拿着一首新歌的小样给大家听，不是所有的歌词都能听清，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反复问着的“你何时跟我走”。
上台前两分钟，崔健觉得身上的西服“特别别扭”。乐队贝斯王迪指着自己身上的开襟大褂：“那你穿这个吧！”那是王迪的父亲冬天套棉袄穿的，套在崔健身上又肥又大。匆忙换完后，他挽起大袖就登台了，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两条裤腿儿一高一低。
“我曾经问个不休……”崔健一开口，看台上迎来了片刻安静，很快便响起了掌声和口哨，随后是欢呼声，越来越大。
“在场观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见到崔健这一幕，愤然离场，他斥责演唱会组织负责人王昆说：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搞的，这些牛鬼蛇神都上台了？！”乐评人李皖后来在《从1986年的窗口望出去——崔健是谁？》一文中这样写道。
晚会临近尾声时，《让世界充满爱》首唱登场。这首将近十七分钟的超长单曲，百名歌手中有SOLO部分的不过二十人左右，崔健在第三部分亮相：“这世界，在变幻，惟有渴望不曾改”，联唱时只有他的演唱部分能听到看台上传来的口哨和尖叫。
“其实我的情绪并不适合这首歌。”崔健后来回忆，“我发现别人唱的都是特别实在的声音，但是我特别虚。”
这场历时两天的演唱会结束以后，主办方迅速选取了孙国庆、田震、王虹等10位歌手当晚的歌曲录制专辑。在这张《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1》的磁带中，第一首便是《一无所有》，第三首是崔健当晚演唱的《不是我不明白》。封面是留着中分、身穿西装的崔健。
那是一种力量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假行僧》
1986年年底，由巴金担任顾问的北大文学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杨炼、芒克、朱大可等知名诗人和学者聚集北大。时近隆冬，却难掩人心思潮万物生长。诗歌研讨和朗诵空前活跃，大讲堂文学评论的讲座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教室顶上有人只裹一床白布然后泼上油彩在搞名叫“视觉21”的行为艺术。崔健在艺术节的拼盘演出上亮相，曲目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不是我不明白》。
狂热喜爱崔健的北大学子随后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北大崔健后援会。这个中国最早的歌迷组织有四十人左右，他们后来追随崔健出现在大小演出的现场，北大分校学生梁钦宁是其中一员。当年他拿着爷爷梁漱溟所在单位中国文化书院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1987年首体演唱会的门票——当时一次购票4张以上必须出具介绍信。
那天崔健一登台，看台上占据两排的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打出标语开始欢呼。因为离过道最近的都是外国留学生，迅速围过来的武警没有办法强制阻止，他们站着看完了崔健的演出。
这一幕从此在崔健的演出现场司空见惯。歌迷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使他在唱慢歌，你也很难坐着听完。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崔健演出最大的特点就是“煽动性”。当时通行的登台顺序是按歌手的姓氏笔画排名，没有人愿意在崔健后面登台——因为没人有信心在他之后继续压住台。
1989年3月，随着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发行，崔健在北京展览馆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两年前他的演出门票也就七八毛钱，但那场演出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依然一票难求。”梁钦宁说。散场以后，现场的座椅被兴奋的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于是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可乐罐。
“我很难具体跟你描述现场听崔健是一种什么感觉，最准确的表达，可能就是一种力量。”导演张元也是在大二那年第一次看到崔健的演出后就成为了他的歌迷。“后来我为什么跟他合作MV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在拍，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英雄。这样一个符号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问崔健当年离开北京交响乐团真正的原因，他说了两个字：劝退。
出走与被迫消失
若是为了爱情歌曲算个屁，若是为了生命爱情算个屁，我就要走我就要走，要走。——《红先生》
在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和学者李陀的高度推崇下，《一无所有》和崔健很快进入文化圈的视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以后，“崔健现象”成为学界极其热衷的话题。“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惟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美学家高尔泰将崔健的摇滚推到空前的高度。
“有人给我数过，说《一无所有》里‘我’这个词出现了23次。在我的歌里，‘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崔健后来解释，他的走红离不开“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的复苏。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是总体上呈现的对困惑的思考。当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集体曾经共用的那种稳固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崔健作品表达的正是对这种现状的思考。
与外界饶有兴趣地凝视和解读不同，官方面对崔健却是如临大敌。1988年，“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但他打算唱一首新歌。按规定每位歌手只演唱一首作品，于是他决定不带乐队，一个人抱着吉他就上台了。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崔健刚一开唱，现场一位领导马上一脸惊慌地冲到梁钦宁跟前：他唱的是什么？崔健一直吐词不清，这位领导把“红布”听成了“红旗”。“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临近结束时，崔健使劲摘下红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这首新歌就是《一块红布》。
再后来，崔健的演出要么很难拿到批文，要么毫无征兆地被无故取消。来自台湾的音乐人方无行最后一次在体育馆看崔健演出是在1992年的天津。“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看台上突然有人开始打架，场面变得很混乱。”匆匆收场以后，第二天的演出宣布取消。从这年年底开始，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崔健无法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
一个流传较广的版本是，崔健在一次大型的红歌演唱会上擅自删减演唱《南泥湾》，触怒了某领导。但此说时间上与崔健遭禁严重不符，因此不足为信。那时李皖早已大学毕业，供职于武汉的一家媒体，崔健在武汉的演出也在售票之后无故取消。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张来自官方的明确禁令。
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别总在我身上不停地唠叨，还是快抬起腿走你自己的道。——《让我睡个好觉》
“《Outside Girl》是我4年前写的一首歌，今天是我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第一次演唱。我把它献给《白鹿原》和今天现场的观众。”“白鹿原之夜”的首映庆典上，崔健演唱的第二首歌是首新歌。在他身后的大型LED显示屏上，出现了浩渺宇宙中的一颗自转的星球，星球表面隐隐浮现的是田小娥的脸，那是张雨绮在《白鹿原》中饰演的角色。
这是崔健的创意。“那是一颗有很大空间张力的外星，那张脸很容易让你想到中国几千年文化里最压抑的部分。我就是想在这首很悲伤的旋律里，再衬上这种特别遥远的想象。我们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人。”
后来我得知，崔健对这首新歌的演出效果很不满意。因为吉他手出了一个错，乐队接下来的整体配合一直不好。“不过这是我多方面的一个冒险。”崔健说，“这首歌没有经过审批，而且又是英文歌，动用的实验元素也很多。”
因为只排练过一次，乐队成员并不同意演出这首歌。但崔健极其坚持。“一方面为了锻炼乐队，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强调：乐队一定要进步，一定要给观众新东西。”崔健的经纪人尤尤说。
“他一直是个特别较劲的人。”梁钦宁介绍，在当年很多人两天就能录一盘专辑，但是首张专辑那9首歌，崔健录了将近一年。
在暂别大型演唱会的那些年，崔健忙得不亦乐乎：他和张元一起将早期的很多经典作品拍成MV，随后又参演了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问世后，他在东京、纽约、旧金山、波士顿、大阪进行了国际巡回演出。
李皖一直觉得崔健还有另一大价值：他的存在，引领和带动了中国摇滚音乐人的创作热情，同时也让唱片公司对内地摇滚充满市场信心。1994年春天，滚石旗下北上内地的魔岩公司同时推出了3张新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以及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崔健播下的摇滚种子遍地开花的时候，他多了一个新身份：艺术总监。他亲自物色了新一辈的摇滚乐队“子曰”，并出任他们首张专辑的监制。
“他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子曰的主唱秋野说，“而且他非常善于用自己的方法不动声色地达成目的。”当时在录制《乖乖的》这首单曲时，秋野的贝斯录了很多次，都无法让崔健满意。叫停之后，崔健笑着跟他说：这样吧，要么你去请一个贝斯，要么咱这里面不要贝斯了。
“其实这话听着有点伤自尊，他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的技术在他那里过不了关。”按照秋野的理解，这首歌里的贝斯要内敛柔和一点，但崔健希望要多些力量。“崔哥，音乐玩的是声音，人和人对音乐的感觉不一样。软一点或者硬一点，音乐的味道和性质就全变了。”秋野努力想说服自己的监制。“不，不是这样！——先吃饭吧！”崔健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录音棚。
饭桌上，秋野喝着白酒生着闷气：请一个贝斯，我们自己还叫乐队吗？不要贝斯，音乐衰减了，没有低音，那跟曲艺说书有什么区别？他跟朋友直接倒出这通牢骚时，崔健就在一旁，压根不理他，安静地吃自己的饭。饭后二人又进了录音棚。“当时我特搓火。”带着巨大的情绪，秋野弹完了那段贝斯。
“行了，出来吧！”崔健满意了：要的就是这个分寸！这张名为《第一册》的专辑被誉为“人文摇滚”的代表作，1998年获得“中国最佳十大摇滚专辑”。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