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概况
中国的近代文化与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古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但不是直线的延续和发展，而是绕着弯子走的。因为明清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过的高峰，并没有进入近代文化的领域，也没有推向近代。中国由古代到近代的转折，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借鉴西方文化，发挥其固有的融合力，变外来为内在，才进入近代文化领域的。在近代的急流中，原封不动的固有文化也是罕见的，它们只是作为古代文化而存在。
明清之际，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诸多的新生因素，展现出一种崭新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趋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内在经济结构的这种显著变化正在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这一时期，工商业者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市民阶层迅速崛起，由于其人数到力量都在不断地壮大中，新兴市民阶层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对应，伴随着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人们的社会观念自然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新兴市民阶层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他们日趋活跃，已经不再安于社会等级序列中低贱的位置。一方面，由于商品交换是必须以平等为前提的，新兴的市民阶级为发展商品生产，必然产生平等的要求，开始谋求自身的平等地位；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也要求一种代表他们利益的崭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此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宋明理学却由于过分政治化、庸俗化以及空谈性理而日趋空疏无用。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儒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说教既不能治身心，也无补于外世，这就引起了读书人对理学的反省与批判，一时理学被骂为“亡国之学”、“误国之学”，理学家被骂为“奴君子”、“优孟衣冠”、“僧道一般”。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宋明理学在面对现实的挑战时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自明中后期始，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对理学和心学的流弊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严重文化危机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并转化为一种批判和重构的自觉文化行为，突出表现在他们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这种新的学风逐渐发展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对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学术界把这种积极进步的、有前途有活力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称为一种新的实学精神，这一实学思潮在明清之际主要表现形式为经世实学思潮。至此，中国传统的理学与经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正在实现着由崇德性向重学问、由空谈心性向经世致用的过渡与转化。
承继着嘉道两朝经世派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的道路，咸丰年间的洋务派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化的道路上有了最初的实质性的进展。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臻于成熟，在它自身内在的扩张动力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一经产生，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其势力，工业化成为世界近现代历史的主旋律，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模式向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结构转换成为一切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必然选择。19世纪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国家对传统中国社会发动了越来越频繁和猛烈的冲击，在传统农业文明发展模式和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全面对抗中，以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为标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尤其是身处中西两大文明交汇前锋的洋务派知识分子和官僚，逐渐认识到，固守农业文明模式的中国社会已经落后了，实现向近代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转换，同时也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题
当然，中国人对这种历史使命和文化时代发展方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为了更好地抗击英军，开始“刺探西事”、“翻译西书”，他主持编译和审订了《四洲志》，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阐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学习的目的最终是抵抗西方侵略，但是这毕竟揭开了中国文化
发展的重大转向。咸丰年间，面对西方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的冲击，洋务派逐渐认识到，面对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烈冲击，中国文化必须有一个务实而系统的文化回应，“中体西用”文化观随之产生，相对于魏源学习西方被动和权宜的态度，“中体西用”文化观毫无疑问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色彩，中国文化时代性转换的自觉性在此时开始明确。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知识分子以新卫旧、以西补中的“防御性”口号，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融合中西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也是当时先进人士为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作出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概括。不过洋务派在这个颇具消极性的口号下，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了一种积极性的回应，洋务派在信誓旦旦地确保“伦常名教”所代表的政治秩序和伦理信念不变的前提下，主张破除陈规习见，采用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为富强之术。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中学为体，事实上的重点是在强调西学之“用”。这种文化观对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都起到了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的实践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基本上集中在器物层面的近代化。与英国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模式不同，洋务运动对工业近代化的推动从创办军工企业开始，渐次波及钢铁、采矿、交通等重工业，最后才延及纺织、印刷等轻工业，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基本上搭建了一个工业化的框架，首先开辟了物质层面文化时代转换的道路，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全面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洋务运动的效果并不理想，没有完全达到“求强致富”的目的，这当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必然决定的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根本失误。虽然在洋务实践中，“体”和“用”的内涵在不断变化，“中体”的范围在不断缩小，“西用”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但是洋务派的学习西方显然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坚守中国传统政教的根本，绝不容许用西方的制度来替代，甚至是影响中国固有的纲常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这种观念突出表现在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即使是一些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也是把封建的纲常礼教、封建专制制度当做万世不易的法器。
文化是一个整体，其内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三重结构交互制约，不可分割，在“中体西用”这种渐进变易观的推动下，洋务运动后期，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内在地要求体制方面的相应改进，而洋务派对此却缺乏明确而足够理性的认识，或者说他们无力也没有勇气变动千年延续的封建政教制度，无疑就使得对中国经济层面近代化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变得日益不合时宜。
中国在追求近代文化的过程中。长期没有找到一个总准则，直到“五四”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总准则，才得出了中国近代文化要以科学和民主为归依的结论。
民主与科学是在人们有了若干民主和科学的观念以后，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许多事，仍是愚昧的专制主义的，是反科学的，所以才把民主与科学悬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凡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均在排斥之列，为近代中国文化的枢纽。
民主与科学诚然仍是资产阶级要求，主要体现了古今的今、中西的西、新旧的新，但它已冲出了古今、中西、新旧的框架，也越过了体用、本末、主辅之争，民主与科学就是体用并包的，同时也内涵古、中、旧的有用的内容，批判继承。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民主和科学是相辅而行的，科学是民主的基石，民主是科学的导体。近代中国在追求民主和科学的道路上大体是同步的，又分为两翼运行，它们都遭到封建主义的顽抗，但民主比科学受到的打击更大。+近代中国没有因倡导科学而杀头的，为呼唤民主而被杀头的就多了。戊戌政变中杀了六个，辛亥革命时杀了许多，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统治时杀得更多。可以这样说：民主总为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所不容，科学则常被愚昧的民间惯性所阻塞。而这两股势力在中国都很顽梗，所以民主和科学的文化举步艰难。
民主与科学在西方是以理性揭露宗教的黑暗统治而成长起来的；在中国为揭露明朝的极端皇权政治曾经活跃起来，但不像西方由文艺复兴、启蒙思想一直发展下来，而在清朝以强悍的少数民族统治而停滞了。直到鸦片战争后，在强敌压境的资本主义刺激下才开展起来。 中国近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但不是直接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借鉴西方文化，变外来为内在，才进入近代文化领域的。文化与社会生产、社会构造、社会生活而俱来，它是社会的表象和凝聚力，怎样的社会产生怎样的文化体。中国古代文化是从高度发展的农业生产凝聚起来的。到了17世纪的明清之际，中国有从古代文化孕育出新文化的迹象，但没有破土就被顽梗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政治窒息了。而西方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他们相率东来，到了19世纪中期，施加暴力，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所以近代的中国已不是唐宋元明清那时的中国，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近代，而成为一种过渡的特殊形态社会。因此，中国的近代文化也有很大的过渡性，始终处于新旧交织之中，表现为复杂和多样。
浅谈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概况
中国的近代文化与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它是古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但不是直线的延续和发展，而是绕着弯子走的。因为明清之际中国的思想文化出现过的高峰，并没有进入近代文化的领域，也没有推向近代。中国由古代到近代的转折，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借鉴西方文化，发挥其固有的融合力，变外来为内在，才进入近代文化领域的。在近代的急流中，原封不动的固有文化也是罕见的，它们只是作为古代文化而存在。
明清之际，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现了诸多的新生因素，展现出一种崭新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趋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内在经济结构的这种显著变化正在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这一时期，工商业者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市民阶层迅速崛起，由于其人数到力量都在不断地壮大中，新兴市民阶层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对应，伴随着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提高，人们的社会观念自然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新兴市民阶层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他们日趋活跃，已经不再安于社会等级序列中低贱的位置。一方面，由于商品交换是必须以平等为前提的，新兴的市民阶级为发展商品生产，必然产生平等的要求，开始谋求自身的平等地位；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也要求一种代表他们利益的崭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此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宋明理学却由于过分政治化、庸俗化以及空谈性理而日趋空疏无用。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儒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说教既不能治身心，也无补于外世，这就引起了读书人对理学的反省与批判，一时理学被骂为“亡国之学”、“误国之学”，理学家被骂为“奴君子”、“优孟衣冠”、“僧道一般”。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宋明理学在面对现实的挑战时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自明中后期始，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对理学和心学的流弊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严重文化危机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并转化为一种批判和重构的自觉文化行为，突出表现在他们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这种新的学风逐渐发展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对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学术界把这种积极进步的、有前途有活力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称为一种新的实学精神，这一实学思潮在明清之际主要表现形式为经世实学思潮。至此，中国传统的理学与经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正在实现着由崇德性向重学问、由空谈心性向经世致用的过渡与转化。
承继着嘉道两朝经世派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的道路，咸丰年间的洋务派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化的道路上有了最初的实质性的进展。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臻于成熟，在它自身内在的扩张动力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模式一经产生，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其势力，工业化成为世界近现代历史的主旋律，实现从传统农业文明模式向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结构转换成为一切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必然选择。19世纪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国家对传统中国社会发动了越来越频繁和猛烈的冲击，在传统农业文明发展模式和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全面对抗中，以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为标志，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尤其是身处中西两大文明交汇前锋的洋务派知识分子和官僚，逐渐认识到，固守农业文明模式的中国社会已经落后了，实现向近代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转换，同时也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化已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题
当然，中国人对这种历史使命和文化时代发展方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为了更好地抗击英军，开始“刺探西事”、“翻译西书”，他主持编译和审订了《四洲志》，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50卷，阐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虽然学习的目的最终是抵抗西方侵略，但是这毕竟揭开了中国文化
发展的重大转向。咸丰年间，面对西方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猛烈的冲击，洋务派逐渐认识到，面对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强烈冲击，中国文化必须有一个务实而系统的文化回应，“中体西用”文化观随之产生，相对于魏源学习西方被动和权宜的态度，“中体西用”文化观毫无疑问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色彩，中国文化时代性转换的自觉性在此时开始明确。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知识分子以新卫旧、以西补中的“防御性”口号，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融合中西的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也是当时先进人士为学习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而作出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概括。不过洋务派在这个颇具消极性的口号下，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了一种积极性的回应，洋务派在信誓旦旦地确保“伦常名教”所代表的政治秩序和伦理信念不变的前提下，主张破除陈规习见，采用西方近代文化成果以为富强之术。形式上的重点是在强调中学为体，事实上的重点是在强调西学之“用”。这种文化观对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都起到了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的实践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基本上集中在器物层面的近代化。与英国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模式不同，洋务运动对工业近代化的推动从创办军工企业开始，渐次波及钢铁、采矿、交通等重工业，最后才延及纺织、印刷等轻工业，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基本上搭建了一个工业化的框架，首先开辟了物质层面文化时代转换的道路，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全面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洋务运动的效果并不理想，没有完全达到“求强致富”的目的，这当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必然决定的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根本失误。虽然在洋务实践中，“体”和“用”的内涵在不断变化，“中体”的范围在不断缩小，“西用”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但是洋务派的学习西方显然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坚守中国传统政教的根本，绝不容许用西方的制度来替代，甚至是影响中国固有的纲常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这种观念突出表现在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即使是一些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也是把封建的纲常礼教、封建专制制度当做万世不易的法器。
文化是一个整体，其内在经济、政治、文化的三重结构交互制约，不可分割，在“中体西用”这种渐进变易观的推动下，洋务运动后期，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就内在地要求体制方面的相应改进，而洋务派对此却缺乏明确而足够理性的认识，或者说他们无力也没有勇气变动千年延续的封建政教制度，无疑就使得对中国经济层面近代化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变得日益不合时宜。
中国在追求近代文化的过程中。长期没有找到一个总准则，直到“五四”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总准则，才得出了中国近代文化要以科学和民主为归依的结论。
民主与科学是在人们有了若干民主和科学的观念以后，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许多事，仍是愚昧的专制主义的，是反科学的，所以才把民主与科学悬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凡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均在排斥之列，为近代中国文化的枢纽。
民主与科学诚然仍是资产阶级要求，主要体现了古今的今、中西的西、新旧的新，但它已冲出了古今、中西、新旧的框架，也越过了体用、本末、主辅之争，民主与科学就是体用并包的，同时也内涵古、中、旧的有用的内容，批判继承。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民主和科学是相辅而行的，科学是民主的基石，民主是科学的导体。近代中国在追求民主和科学的道路上大体是同步的，又分为两翼运行，它们都遭到封建主义的顽抗，但民主比科学受到的打击更大。+近代中国没有因倡导科学而杀头的，为呼唤民主而被杀头的就多了。戊戌政变中杀了六个，辛亥革命时杀了许多，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统治时杀得更多。可以这样说：民主总为专制、独裁的统治者所不容，科学则常被愚昧的民间惯性所阻塞。而这两股势力在中国都很顽梗，所以民主和科学的文化举步艰难。
民主与科学在西方是以理性揭露宗教的黑暗统治而成长起来的；在中国为揭露明朝的极端皇权政治曾经活跃起来，但不像西方由文艺复兴、启蒙思想一直发展下来，而在清朝以强悍的少数民族统治而停滞了。直到鸦片战争后，在强敌压境的资本主义刺激下才开展起来。 中国近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但不是直接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在西方的冲击下，借鉴西方文化，变外来为内在，才进入近代文化领域的。文化与社会生产、社会构造、社会生活而俱来，它是社会的表象和凝聚力，怎样的社会产生怎样的文化体。中国古代文化是从高度发展的农业生产凝聚起来的。到了17世纪的明清之际，中国有从古代文化孕育出新文化的迹象，但没有破土就被顽梗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政治窒息了。而西方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他们相率东来，到了19世纪中期，施加暴力，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所以近代的中国已不是唐宋元明清那时的中国，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近代，而成为一种过渡的特殊形态社会。因此，中国的近代文化也有很大的过渡性，始终处于新旧交织之中，表现为复杂和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