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坚持源头治理。对此，可从以下4个方面来进行正确把握。
第一，坚持系统治理，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一是加强党委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要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组织起来，去做直接服务群众的工作，努力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服务优势，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社会能力。二是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政府不能越位、错位、缺位。三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治理网络。要创造公众参与条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把广大群众有效动员组织起来，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
第二，坚持依法治理，治理方式要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一是强化依法治理理念。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二是切实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工作，依靠法律来规范个人、组织的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监督和保护公共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三是各级执法机关要严格公正执法，努力把各项社会治理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四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第三，坚持综合治理，治理手段要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一是强化道德约束。要善于运用道德的软力量，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发挥道德力量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二是规范社会行为。加快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体系，通过自律、互律、他律，把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地纳入共同行为准则的轨道，形成既要维护社会公共权益、又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环境。三是调节利益关系。善于运用教育、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更好地调节和保护各方面的利益。四是协调社会关系。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第四，坚持源头治理，治理环节上要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前移。一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更加重视民生和制度建设，使社会治理关口前移，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二是以网格化治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科学划分网格，把网格内人、地、物、事、组织全部纳入网格，使网格服务管理人员承担起了解社情民意、采集治理信息、服务社区群众、化解矛盾纠纷等职能，把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最末梢，把服务工作做到群众身边。三是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社会矛盾说到底大多是利益矛盾，治本的办法是把握群众利益诉求点，协调平衡利益关系。特别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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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市委一号课题出炉记 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晨报讯 历时近一年，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结出果实，聚焦创新体制、加强基层、夯实基础、落实保障，形成“1+6”文件。基层干部普遍反映，“为之一振，眼睛一亮”。 古语云：郡县治，则天下安。“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对上海意味着什么？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事关上海当前改革深化和未来长远发展，事关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全局，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要更加注重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希望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历时近一年 终摸清情况
课题组组长：市委书记韩正
课题组副组长：相关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调研组：4个，全市抽调了41人
调研组组长：方惠萍、龚德庆、张学兵、斯福民，由担任过区委书记、对基层社会建设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担任
调研方向：从街镇、居村两个层面入手，分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和远郊三类地区，围绕基层体制机制、基层队伍、基层综合治理、基层服务保障四个方面展开。
整个调研历时近一年，韩正先后主持召开了20多个专题会和座谈会。
从2月底到7月中旬：按照“放开放开、再放开、找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和群众需求”的要求，四个调研组深入全市17个区县和街镇、居村调研，共调研走访152个街道乡镇、228个居村，座谈访谈4745人；
从7月下旬到9月底：按照“聚焦聚焦、再聚焦、切实提出解决问题对策举措”的要求，四个调研组聚焦12个重点问题，联合市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开展研究，提出初步政策方案；
从10月份开始：按照“政策意见重在求实，突出操作性”的要求，市委办公厅、市委研究室会同四个调研组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论证，集中开展成果汇总转化。
11月中旬：一号课题相关文件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区县、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762条，经过逐条研究，最终采纳了402条。
深入调研：了解基层所思所盼，提炼基层首创经验
大型居住区的居民办事咨询便捷吗？老小区被物业“抛盘”怎么办？街面乱设摊顽症能根除吗？广场舞大妈与周边居民的矛盾谁来解？……发生在基层社区的世相百态、纷扰矛盾，看似“一地鸡毛”，实则关乎百姓安居乐业，关乎社会治理之基。
“围绕一号课题，调研组和市里召开的相关座谈会，我参加过近20个，可见这项课题调研之深入。”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党工委书记胥燕红告诉记者，调研组不但到区里、街道开座谈会，还深入居民区，到居委干部、楼组长、社区党员群众中听意见，跑到街道的窗口服务单位听群众反映。
原本，四个组的调研方向各有侧重，并对口几个区县。后来，为了把各自的“子课题”做得更扎实，各调研组之间相互“串门”。
2
胥燕红说，“虽然与静安区对口的是第一调研组，但其他组也到我们这里来调研，着重了解我们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网格化管理等方面的探索、成效和困惑。”
参加过20个座谈会的胥燕红，尽管忙，但忙得高兴。“课题组真正沉入基层，把我们的所想、所虑、所盼提出来；还注重了解基层创造的经验做法，总结提炼，吸收为课题成果的一部分。”
第二调研组组长、上海久事公司党委书记龚德庆，曾在多个区县担任过领导，对基层情况原本就十分熟悉。但此次调研，让他和组员获取了更多新鲜、直观、丰富的一手材料。比如，居委会要敲的图章多达四五十个，而许多章根本不该由居委会来敲；市中心有的街道，忙于招商引资，影响服务，疏于管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盘点基层四大“不适应”
调研沉下去，问题浮上来。
基层工作就像“万花筒”——
有五彩缤纷。凌云街道梅陇三村“绿主妇”们，从关注环保、公益，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成为小区自治管理的当家人；延吉街道“睦邻中心”，用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小区居民吸引到公共空间，社区的生态悄然改变。
有推陈出新。静安区率先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体系；徐汇区在区、街镇、居民区三个层面构建区域化党建联盟； 金山区各村全部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有酸甜苦辣。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过多，有人形容，“上面水龙头在放水，街道是个筐，居委是个缸。筐里的水流到缸里，缸里盛不下，水漫金山”。而开展社区共治，基层社区“一头热”，驻区单位和相关社会力量“一头冷”。
有啼笑皆非。为了与“上面”对应，有的街道有20个科长，约10个科长是“有长无兵”。许多居委会深受“敲章”之苦，敲的章里居然还有“家具以旧换新，证明旧家具是我家的”之类。
调查阶段，大家解放思想，打开思路，查找问题，“放开放开、再放开”；而专题研究阶段，则需要“聚焦聚焦、再聚焦”。
如何聚焦？目标明确。哪些是基层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对基层服务管理有哪些迫切需要和突出意见？哪些问题现阶段可以统一设置改革路径？哪些需要确立指导性意见，让基层明确方向？ “万花筒”里的纷杂“碎片”，经课题组梳理提炼，形成对全市基层发展和现状的大盘点：
——街道体制机制存在不适应。街道在城市建设管理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中缺乏参与权、话语权，影响社区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一些街道还在乐此不疲做“分外事”，比如，招商引资；街道部门设置存在着与上级条线部门简单对应、职能重复交叉等问题。
——居民治理体系存在不适应。居民区党组织领导和协调区域内各类自治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够；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过多，有的居委会行政性事务占据了85%以上的精力；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愿望不强，参与的多为老面孔，难以吸引年轻人和白领阶层。
——城郊结合部和远郊农村治理体系存在不适应。特别是随着本市乡镇撤并、旧区改造和大型居住区建设的大规模推进，郊区出现了一批大镇、大居，管理方面存在不少新矛盾。例如，不少大镇已经达到小型城市的规模，常住人口超过20万、甚至30万，但资源仍基本按照原来的镇级建制配置，管理服务难以到位。
——基层社区治理的保障方面存在不适应。中心城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年龄趋于老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薪酬待遇较低、发展空间狭窄，年轻的干不长。而基层社区队伍身份复杂，总共有机关行政人员、 3
事业编制人员、社区干部、社工、协管员、聘用人员、部门派驻人员等七大类，仅协管员队伍就有四类20余支，管理多头、政出多门，待遇不同，忙闲不均。村干部队伍中后备人才缺乏。
改革路径：下沉上收，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课题组最终形成了“1+6”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以及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等6个配套文件。
课题成果形成中，找准切入点和落脚点——
街镇和村居，是基层的两个层面，承担着具体而繁杂的任务。要把街镇和居村的工作重心，真正转到服务和管理上来。民生服务、常态管理资源等进一步下沉基层；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等职责上收区级统筹管理。
下沉，为群众提供精准、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后，街道新的机构设置从原先“向上对口”，转变为更多地“向下对应”，内设机构由原有的11个至15个精简为8个。街道做强“六中心”——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社区综治中心，把机关工作和服务推向窗口化、平台化。
上收，让街道心无旁骛，真正把工作重心回归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上来。“取消全市街道招商引资职能，街道运转经费由区级财政保障”，就是一项重要举措。同时，各区县也要加强统筹镇招商引资，镇要进一步增强搞好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职能。
课题成果形成中，关键是梳理出基层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各个突破，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如何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相关文件中进一步明确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优化调整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加强居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明确“对就业年龄段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位、事业待遇‟。退休聘用的居民区党组织书记，按照同工同酬原则，逐步提高其工作津贴水平。” 街镇苦恼“责任无限、资源有限”？那就进一步下沉管理资源、执法资源，做实街镇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通过赋予街镇在城市综合管理中的协调指挥权、考核评价监督权、人事考核和征得同意权，使街镇的派单权和牵头处置权等得到落实。今后，“条”上的干部要提拔，“块”上的街镇干部如果“摇头”，提拔便无望了。
居村工作吸引不了能干的年轻人，已青黄不接了？上海建立统一规范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按照“人均收入高于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原则，合理确定社区工作者薪酬标准。
郊区大镇、大居人口膨胀，“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根据文件要求，条件成熟的，析出街道；条件尚不成熟的，做实基本管理单元；加强镇管社区，探索在镇与居委会之间设立社区党委和社区委员会。 ……
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已经交出答卷。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目前，全市各方面正形成合力，抓推进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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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坚持源头治理。对此，可从以下4个方面来进行正确把握。
第一，坚持系统治理，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一是加强党委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要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组织起来，去做直接服务群众的工作，努力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各环节，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服务优势，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社会、服务社会能力。二是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治理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政府不能越位、错位、缺位。三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治理网络。要创造公众参与条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把广大群众有效动员组织起来，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
第二，坚持依法治理，治理方式要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一是强化依法治理理念。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社会，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二是切实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的立法工作，依靠法律来规范个人、组织的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监督和保护公共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防止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三是各级执法机关要严格公正执法，努力把各项社会治理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四是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第三，坚持综合治理，治理手段要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一是强化道德约束。要善于运用道德的软力量，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发挥道德力量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二是规范社会行为。加快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体系，通过自律、互律、他律，把人们的行为尽可能地纳入共同行为准则的轨道，形成既要维护社会公共权益、又要尊重个人合法权益，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环境。三是调节利益关系。善于运用教育、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更好地调节和保护各方面的利益。四是协调社会关系。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第四，坚持源头治理，治理环节上要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前移。一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更加重视民生和制度建设，使社会治理关口前移，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二是以网格化治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科学划分网格，把网格内人、地、物、事、组织全部纳入网格，使网格服务管理人员承担起了解社情民意、采集治理信息、服务社区群众、化解矛盾纠纷等职能，把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到社会最末梢，把服务工作做到群众身边。三是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社会矛盾说到底大多是利益矛盾，治本的办法是把握群众利益诉求点，协调平衡利益关系。特别要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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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市委一号课题出炉记 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晨报讯 历时近一年，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结出果实，聚焦创新体制、加强基层、夯实基础、落实保障，形成“1+6”文件。基层干部普遍反映，“为之一振，眼睛一亮”。 古语云：郡县治，则天下安。“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对上海意味着什么？
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事关上海当前改革深化和未来长远发展，事关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全局，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要更加注重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希望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历时近一年 终摸清情况
课题组组长：市委书记韩正
课题组副组长：相关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调研组：4个，全市抽调了41人
调研组组长：方惠萍、龚德庆、张学兵、斯福民，由担任过区委书记、对基层社会建设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担任
调研方向：从街镇、居村两个层面入手，分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和远郊三类地区，围绕基层体制机制、基层队伍、基层综合治理、基层服务保障四个方面展开。
整个调研历时近一年，韩正先后主持召开了20多个专题会和座谈会。
从2月底到7月中旬：按照“放开放开、再放开、找准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和群众需求”的要求，四个调研组深入全市17个区县和街镇、居村调研，共调研走访152个街道乡镇、228个居村，座谈访谈4745人；
从7月下旬到9月底：按照“聚焦聚焦、再聚焦、切实提出解决问题对策举措”的要求，四个调研组聚焦12个重点问题，联合市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开展研究，提出初步政策方案；
从10月份开始：按照“政策意见重在求实，突出操作性”的要求，市委办公厅、市委研究室会同四个调研组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论证，集中开展成果汇总转化。
11月中旬：一号课题相关文件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区县、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意见762条，经过逐条研究，最终采纳了402条。
深入调研：了解基层所思所盼，提炼基层首创经验
大型居住区的居民办事咨询便捷吗？老小区被物业“抛盘”怎么办？街面乱设摊顽症能根除吗？广场舞大妈与周边居民的矛盾谁来解？……发生在基层社区的世相百态、纷扰矛盾，看似“一地鸡毛”，实则关乎百姓安居乐业，关乎社会治理之基。
“围绕一号课题，调研组和市里召开的相关座谈会，我参加过近20个，可见这项课题调研之深入。”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党工委书记胥燕红告诉记者，调研组不但到区里、街道开座谈会，还深入居民区，到居委干部、楼组长、社区党员群众中听意见，跑到街道的窗口服务单位听群众反映。
原本，四个组的调研方向各有侧重，并对口几个区县。后来，为了把各自的“子课题”做得更扎实，各调研组之间相互“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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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燕红说，“虽然与静安区对口的是第一调研组，但其他组也到我们这里来调研，着重了解我们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网格化管理等方面的探索、成效和困惑。”
参加过20个座谈会的胥燕红，尽管忙，但忙得高兴。“课题组真正沉入基层，把我们的所想、所虑、所盼提出来；还注重了解基层创造的经验做法，总结提炼，吸收为课题成果的一部分。”
第二调研组组长、上海久事公司党委书记龚德庆，曾在多个区县担任过领导，对基层情况原本就十分熟悉。但此次调研，让他和组员获取了更多新鲜、直观、丰富的一手材料。比如，居委会要敲的图章多达四五十个，而许多章根本不该由居委会来敲；市中心有的街道，忙于招商引资，影响服务，疏于管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盘点基层四大“不适应”
调研沉下去，问题浮上来。
基层工作就像“万花筒”——
有五彩缤纷。凌云街道梅陇三村“绿主妇”们，从关注环保、公益，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成为小区自治管理的当家人；延吉街道“睦邻中心”，用丰富多样的活动把小区居民吸引到公共空间，社区的生态悄然改变。
有推陈出新。静安区率先探索建立社区工作者队伍管理体系；徐汇区在区、街镇、居民区三个层面构建区域化党建联盟； 金山区各村全部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
有酸甜苦辣。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过多，有人形容，“上面水龙头在放水，街道是个筐，居委是个缸。筐里的水流到缸里，缸里盛不下，水漫金山”。而开展社区共治，基层社区“一头热”，驻区单位和相关社会力量“一头冷”。
有啼笑皆非。为了与“上面”对应，有的街道有20个科长，约10个科长是“有长无兵”。许多居委会深受“敲章”之苦，敲的章里居然还有“家具以旧换新，证明旧家具是我家的”之类。
调查阶段，大家解放思想，打开思路，查找问题，“放开放开、再放开”；而专题研究阶段，则需要“聚焦聚焦、再聚焦”。
如何聚焦？目标明确。哪些是基层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对基层服务管理有哪些迫切需要和突出意见？哪些问题现阶段可以统一设置改革路径？哪些需要确立指导性意见，让基层明确方向？ “万花筒”里的纷杂“碎片”，经课题组梳理提炼，形成对全市基层发展和现状的大盘点：
——街道体制机制存在不适应。街道在城市建设管理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规划中缺乏参与权、话语权，影响社区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一些街道还在乐此不疲做“分外事”，比如，招商引资；街道部门设置存在着与上级条线部门简单对应、职能重复交叉等问题。
——居民治理体系存在不适应。居民区党组织领导和协调区域内各类自治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够；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过多，有的居委会行政性事务占据了85%以上的精力；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愿望不强，参与的多为老面孔，难以吸引年轻人和白领阶层。
——城郊结合部和远郊农村治理体系存在不适应。特别是随着本市乡镇撤并、旧区改造和大型居住区建设的大规模推进，郊区出现了一批大镇、大居，管理方面存在不少新矛盾。例如，不少大镇已经达到小型城市的规模，常住人口超过20万、甚至30万，但资源仍基本按照原来的镇级建制配置，管理服务难以到位。
——基层社区治理的保障方面存在不适应。中心城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年龄趋于老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薪酬待遇较低、发展空间狭窄，年轻的干不长。而基层社区队伍身份复杂，总共有机关行政人员、 3
事业编制人员、社区干部、社工、协管员、聘用人员、部门派驻人员等七大类，仅协管员队伍就有四类20余支，管理多头、政出多门，待遇不同，忙闲不均。村干部队伍中后备人才缺乏。
改革路径：下沉上收，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课题组最终形成了“1+6”文件，包括《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以及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完善居民区治理体系、完善村级治理体系、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等6个配套文件。
课题成果形成中，找准切入点和落脚点——
街镇和村居，是基层的两个层面，承担着具体而繁杂的任务。要把街镇和居村的工作重心，真正转到服务和管理上来。民生服务、常态管理资源等进一步下沉基层；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和建设等职责上收区级统筹管理。
下沉，为群众提供精准、优质、高效的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后，街道新的机构设置从原先“向上对口”，转变为更多地“向下对应”，内设机构由原有的11个至15个精简为8个。街道做强“六中心”——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社区综治中心，把机关工作和服务推向窗口化、平台化。
上收，让街道心无旁骛，真正把工作重心回归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上来。“取消全市街道招商引资职能，街道运转经费由区级财政保障”，就是一项重要举措。同时，各区县也要加强统筹镇招商引资，镇要进一步增强搞好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职能。
课题成果形成中，关键是梳理出基层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各个突破，让基层更加有职有权有物有人——
如何加强基层党的建设？相关文件中进一步明确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优化调整区域化党建领导体制，加强居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明确“对就业年龄段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岗位、事业待遇‟。退休聘用的居民区党组织书记，按照同工同酬原则，逐步提高其工作津贴水平。” 街镇苦恼“责任无限、资源有限”？那就进一步下沉管理资源、执法资源，做实街镇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通过赋予街镇在城市综合管理中的协调指挥权、考核评价监督权、人事考核和征得同意权，使街镇的派单权和牵头处置权等得到落实。今后，“条”上的干部要提拔，“块”上的街镇干部如果“摇头”，提拔便无望了。
居村工作吸引不了能干的年轻人，已青黄不接了？上海建立统一规范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体系，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按照“人均收入高于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原则，合理确定社区工作者薪酬标准。
郊区大镇、大居人口膨胀，“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根据文件要求，条件成熟的，析出街道；条件尚不成熟的，做实基本管理单元；加强镇管社区，探索在镇与居委会之间设立社区党委和社区委员会。 ……
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已经交出答卷。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目前，全市各方面正形成合力，抓推进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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