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项枯燥的工作，由于幸福指数很低，相应地就需要很高的其他方面的报酬。
“幸福”经济学
□ 汪丁丁
如
果新近的神经经济学研究思路有可能成功，那么它在企业管理中的直接应用，我可以想像的一种，就是为
各种电化学信号的类型以及脑区之间的关联方式。大致而言，我相信Ｓｔｕｐｈｏｒｎ的看法：在猴子的脑内，很可能存在许多自动产生“幸福映射”的神经元结构，猴子的行为是由这些幸福映射之间的“市场竞争”的均衡（或不均衡）决定的。
其实，根据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已经不难推测，生物的每一种感官，由于长期演化的结果，都可以自动产生某种“幸福映射”，把外界刺激转换为幸福程度的某一测度指数。所谓“幸福”的测度指标之一，在人类和人类的灵长目近亲的脑子里，就是多巴胺水平。我必须提醒读者，今天经济学家所讨论的“幸福”，与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幸福”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边沁是经济学效用论的鼻祖，但他和休谟所讨论的效用（功利），也几乎完全不同于今天经济学家讨论的效用。前者更关注社会效用，后者则仅仅关注私己效用。恰好因为仅仅关注私己效用，经济学家们才转向脑科学家寻求帮助。他们试图为每一个人测量一套“幸福映射”——首先表示为各种行为的多巴胺水平，然后，如果科学家提供更多的测量指标，或许还可以有更复杂和精确的幸福映射。据说，美国的情报机构正在推广的那种核磁共振测谎仪，正确率超过９５％——因为，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位训练有素的间谍可能欺骗自己的大脑。
但是，我仍然对科学失望了，如以往的许多次失望那样。因为，高级生命的神经元结构通常不是独断专行的，在神经元社会里，各种幸福映射之间的竞争程度，根据我的观察，或许仅次于人类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竞争程度。唯其如此，才会有“精神失常”的现象。
对经济学家来说，科学只能提供“数据”，不能提供“意义”。也因此，经济学家不能成为科学家，他们必须研究的，是有“理性选择”意义的可观测行为。以目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科学家可以继续研究人类脑内的每一套幸福映射的更微观的机制，例如，深入到单个神经元的胞体内部，甚至深入到各类细胞器内部，去探究决定各细胞器行为的因素，然后建构神经细胞的行为模型。但是，我可以想像，科学家将会发现，每一细胞器内部依然是一个微型社会。细胞器的“宏观行为”依赖于微型社会内部的各成员的微观行为，从而需要深入探究更微观的成员的内部行为……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科学探究过程，经济学家不可能等待这一科学过程“最终”可能提供的帮助。■
（汪丁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ｄｉｎｇｄｉｎｇｗａｎｇ２００５＠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栏目主持：胡明沛 Ｅ－ｍａｉｌ：ｈｕ＿ｍｉｎｇｐｅｉ＠ｃｃｗ．ｃｏｍ．ｃｎ
每一雇员制订最优报酬方案——根据他（她）的脑神经元结构所定义的每一种工作和每一项动作的幸福映射。例如，对一项枯燥的工作，由于幸福指数很低，相应地就需要很高的其他方面的报酬（包括货币报酬）。所以，未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们甚至要在录用员工时就要求他们接受核磁共振脑呈像检测。
４年前，我在本专栏写过一篇短文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神经元经济学（参见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１９期），此说遭到当时和现在一位最具威慑力量的“学术打假”人物的激烈批评：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神经元的经济学！２００５年８月，主流经济学权威刊物《博弈与经济行为》出版了一期专号，题目赫然：“神经经济学”（ｎｅｕ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我仍坚持译做“神经元经济学”）。当然，在这之前，我已在两所主要大学的经济学教室里连续多年讲授了我收集到的和我所理解的脑神经元经济学论文。
在过去的一年里，神经经济学被西方各主要大学大张旗鼓地捧为最时髦的经济学课程，当然有招揽学生之意图，但更主要地，是出于现代经济学穷途末路之危机感。这一危机，自马歇尔的晚年时期开始萌芽，经由萨缪尔森泛滥至全世界，在芝加哥学派登峰造极。如同物理学那样，当一切基本定律都已经被提出来并在接受了经验世界的许多考验之后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识，物理学就开始“终结”。
经济学“终结”之后，经济学家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张五常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告诉过我，“从现在开始，经济学研究只有应用而无理论。”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会接受五常此说。于是，他们寻求出路。从根源上说，西方人２０００多年来的思维惯势，一定要从科学方面寻求新的学术思路。与此相对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或许更古老的思维惯势——从文化方面寻求新的学术思路。
在过去３年里，经济学家发表了如此多的神经经济学论文，其中当然不乏优秀作品。今年８月，Ｖ． Ｓｔｕｐｈｏｒｎ发表在《生物学动态》上的文章《关于猴脑内三类神经元束的“效用函数”研究》，让我终于醒悟，意识到神经元经济学其实无法挽救现代经济学。
我推测，脑科学家最终可以发明一套仪器，让他们可以看到各脑区神经元束瞬间发生的那些活动，例如激活的范围、
Ｔ・115
对一项枯燥的工作，由于幸福指数很低，相应地就需要很高的其他方面的报酬。
“幸福”经济学
□ 汪丁丁
如
果新近的神经经济学研究思路有可能成功，那么它在企业管理中的直接应用，我可以想像的一种，就是为
各种电化学信号的类型以及脑区之间的关联方式。大致而言，我相信Ｓｔｕｐｈｏｒｎ的看法：在猴子的脑内，很可能存在许多自动产生“幸福映射”的神经元结构，猴子的行为是由这些幸福映射之间的“市场竞争”的均衡（或不均衡）决定的。
其实，根据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已经不难推测，生物的每一种感官，由于长期演化的结果，都可以自动产生某种“幸福映射”，把外界刺激转换为幸福程度的某一测度指数。所谓“幸福”的测度指标之一，在人类和人类的灵长目近亲的脑子里，就是多巴胺水平。我必须提醒读者，今天经济学家所讨论的“幸福”，与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幸福”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情。边沁是经济学效用论的鼻祖，但他和休谟所讨论的效用（功利），也几乎完全不同于今天经济学家讨论的效用。前者更关注社会效用，后者则仅仅关注私己效用。恰好因为仅仅关注私己效用，经济学家们才转向脑科学家寻求帮助。他们试图为每一个人测量一套“幸福映射”——首先表示为各种行为的多巴胺水平，然后，如果科学家提供更多的测量指标，或许还可以有更复杂和精确的幸福映射。据说，美国的情报机构正在推广的那种核磁共振测谎仪，正确率超过９５％——因为，道理很简单，没有哪一位训练有素的间谍可能欺骗自己的大脑。
但是，我仍然对科学失望了，如以往的许多次失望那样。因为，高级生命的神经元结构通常不是独断专行的，在神经元社会里，各种幸福映射之间的竞争程度，根据我的观察，或许仅次于人类社会各成员之间的竞争程度。唯其如此，才会有“精神失常”的现象。
对经济学家来说，科学只能提供“数据”，不能提供“意义”。也因此，经济学家不能成为科学家，他们必须研究的，是有“理性选择”意义的可观测行为。以目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科学家可以继续研究人类脑内的每一套幸福映射的更微观的机制，例如，深入到单个神经元的胞体内部，甚至深入到各类细胞器内部，去探究决定各细胞器行为的因素，然后建构神经细胞的行为模型。但是，我可以想像，科学家将会发现，每一细胞器内部依然是一个微型社会。细胞器的“宏观行为”依赖于微型社会内部的各成员的微观行为，从而需要深入探究更微观的成员的内部行为……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科学探究过程，经济学家不可能等待这一科学过程“最终”可能提供的帮助。■
（汪丁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ｄｉｎｇｄｉｎｇｗａｎｇ２００５＠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栏目主持：胡明沛 Ｅ－ｍａｉｌ：ｈｕ＿ｍｉｎｇｐｅｉ＠ｃｃｗ．ｃｏｍ．ｃｎ
每一雇员制订最优报酬方案——根据他（她）的脑神经元结构所定义的每一种工作和每一项动作的幸福映射。例如，对一项枯燥的工作，由于幸福指数很低，相应地就需要很高的其他方面的报酬（包括货币报酬）。所以，未来企业的人力资源部经理们甚至要在录用员工时就要求他们接受核磁共振脑呈像检测。
４年前，我在本专栏写过一篇短文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神经元经济学（参见本刊２００２年第１９期），此说遭到当时和现在一位最具威慑力量的“学术打假”人物的激烈批评：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神经元的经济学！２００５年８月，主流经济学权威刊物《博弈与经济行为》出版了一期专号，题目赫然：“神经经济学”（ｎｅｕ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我仍坚持译做“神经元经济学”）。当然，在这之前，我已在两所主要大学的经济学教室里连续多年讲授了我收集到的和我所理解的脑神经元经济学论文。
在过去的一年里，神经经济学被西方各主要大学大张旗鼓地捧为最时髦的经济学课程，当然有招揽学生之意图，但更主要地，是出于现代经济学穷途末路之危机感。这一危机，自马歇尔的晚年时期开始萌芽，经由萨缪尔森泛滥至全世界，在芝加哥学派登峰造极。如同物理学那样，当一切基本定律都已经被提出来并在接受了经验世界的许多考验之后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共识，物理学就开始“终结”。
经济学“终结”之后，经济学家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张五常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告诉过我，“从现在开始，经济学研究只有应用而无理论。”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会接受五常此说。于是，他们寻求出路。从根源上说，西方人２０００多年来的思维惯势，一定要从科学方面寻求新的学术思路。与此相对的是我们中国人的或许更古老的思维惯势——从文化方面寻求新的学术思路。
在过去３年里，经济学家发表了如此多的神经经济学论文，其中当然不乏优秀作品。今年８月，Ｖ． Ｓｔｕｐｈｏｒｎ发表在《生物学动态》上的文章《关于猴脑内三类神经元束的“效用函数”研究》，让我终于醒悟，意识到神经元经济学其实无法挽救现代经济学。
我推测，脑科学家最终可以发明一套仪器，让他们可以看到各脑区神经元束瞬间发生的那些活动，例如激活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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