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的佳作——简评《上
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
王 震
2013-1-12 12:24:29 来源：《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
从 1996 年为解决边境互信而建立的“五国机制”发展为今天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正像中国外交部李辉副部长在2009 年 6 月 9 日新闻发布会上所指出，“尽管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但‘上海合作组织’依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维护成员国共同利益、保障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1]那么，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何以能够历久而不衰呢？近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余建华研究员等人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余建华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09 年出版，以下简称《上合安全》）一书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区域性国际合作机制发展的奥秘所在。该书作者运用中、英、俄三种文字的文献，以大量翔实的最新资料，把枯燥的“安全理论”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实践紧密结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上海合作组织从形成到发展壮大的完整画卷。全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理论探讨、现状分析和合作实践。 作者在第一部分追溯了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扩展，并对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个理论流派的“安全观”作了介绍。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安全观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安 全观，而 90 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则是其形成和完善的大背景。[2]新安全观的内涵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其宗旨则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它强调的是安全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正是因为它建立在各国的共同利益之上，符合人类社会的进步要求，“自然也为俄罗斯和中亚等世界多国认同和接受”。[3]
《上合安全》指出，新安全观所追求的是共同安全的概念，主张不同国家之间通过安全合作来实现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否定国际社会中安全稀缺性的假设，认为国家的安全取决于一国所要采取的态度；新安全观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互相保证而不是互相威慑基础上的国家安全。在《上合安全》作者看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推动了新安全观的形成，新安全观的实践为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实际上，新安全观不仅有助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样也有助于改善和发展传统的大国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同世界主要大国建立的一系列“伙伴关系”，与新安全观的形成与发展不无关系。[4]
该书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所面临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 该地区最为突出的非传统威胁首推“三股恶势力”，俄罗斯“车臣”问题和中国“东突”问题。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始成为“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的乐园，中亚“三股势力”以乌、吉、塔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为基地，与中东和俄罗斯等地的恐怖主义势力遥相呼应，成为高加索－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恐怖高危弧形地带”上的重要一环。美国在“9.11”后通过发动全球反恐战争进入了中亚，从而使该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态势有所变化。但是“三股势力”对中亚各国的威胁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因此构成各国合作的战略基础依然存在。在阿 富汗，美国扶持的卡尔扎伊政权未能实现有效治理，毒品泛滥，恐怖活动猖獗。目前整个欧洲大陆 90％的鸦片来自阿富汗，而毗邻的中亚国家不仅是阿富汗毒品的主要过境通道和中转枢纽，也是阿富汗毒品的主要受害国。阿富汗生产的毒品大约有65％经过中亚国家运往俄罗斯和欧洲市场，中亚国家安全执法机构只能截获其中的10％。[5]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势力在中亚国家掀起“颜色革命”的浪潮，严重威胁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此外，该地区还面临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转型“社会病”等，这些正是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动力所在。 第
三部分主要分析和论述“上海合作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实践。新安全观形成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实践，又被成功地运用于它的发展实践。“新安全观”的形成与发展和我国的对外安全合作几乎相伴而行。1999 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2001年 6 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之时，江泽民同志在总结“上海五国”的发展经验时，再次肯定了“上海精神”所昭示的新安全观。2009 年 9 月 23 日，胡锦涛主席在第 64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再一次强调：“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 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的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6]
上海合作组织从应对传统的边境安全问题起步，却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中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开展对外安全合作的成功范例。如今，除了传统的“边界安全合作”和打击“三股恶势力”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还包括联合演习、环境治理、能源安全、救灾互助和信息安全等各个层面。与此同时，它和区域外其他大国及有关区域合作机制（欧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今年三月份，上海合作组织还召开了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并与阿富汗政府签署了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与社会发展合作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并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价值和生命力。
当然，《上合安全》一书也并非没有缺憾。比如，对于非常重要的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问题，书中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此外，书中虽然谈到了中亚国家面临的水资源、环境、移民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是并未将这些内容放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大框架内来分析，这未尝不是一种遗憾。不过，作为一本安全理论与区域合作实践相结合的专著，《上合安全》在理论研究与资料分析方面都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前沿性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还是值得肯定的。相信该
书一定会引起相关研究人员以及对上合组织和安全问题感兴趣的人士的关注。人们有理由期待，本书的研究团队能够在未来有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问世，把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责任编辑 陈捷）
王震，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国际安全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1]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wjbxw/t566829.htm。
[2]余建华等：《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年，第 86－87 页。
[3] 余建华等：《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第 90 页。
[4] 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第 64 页。
[5]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140－141 页。
[6] 张朔：“胡锦涛在联合国讲坛阐述中国新安全观”, 中新社纽约 2009 年 9 月 23 日电。
论述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的佳作——简评《上
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
王 震
2013-1-12 12:24:29 来源：《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6期
从 1996 年为解决边境互信而建立的“五国机制”发展为今天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正像中国外交部李辉副部长在2009 年 6 月 9 日新闻发布会上所指出，“尽管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但‘上海合作组织’依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维护成员国共同利益、保障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1]那么，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何以能够历久而不衰呢？近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余建华研究员等人撰写的《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余建华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09 年出版，以下简称《上合安全》）一书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区域性国际合作机制发展的奥秘所在。该书作者运用中、英、俄三种文字的文献，以大量翔实的最新资料，把枯燥的“安全理论”与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实践紧密结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上海合作组织从形成到发展壮大的完整画卷。全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理论探讨、现状分析和合作实践。 作者在第一部分追溯了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扩展，并对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个理论流派的“安全观”作了介绍。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安全观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安 全观，而 90 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则是其形成和完善的大背景。[2]新安全观的内涵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其宗旨则是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它强调的是安全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正是因为它建立在各国的共同利益之上，符合人类社会的进步要求，“自然也为俄罗斯和中亚等世界多国认同和接受”。[3]
《上合安全》指出，新安全观所追求的是共同安全的概念，主张不同国家之间通过安全合作来实现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否定国际社会中安全稀缺性的假设，认为国家的安全取决于一国所要采取的态度；新安全观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互相保证而不是互相威慑基础上的国家安全。在《上合安全》作者看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推动了新安全观的形成，新安全观的实践为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实际上，新安全观不仅有助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样也有助于改善和发展传统的大国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同世界主要大国建立的一系列“伙伴关系”，与新安全观的形成与发展不无关系。[4]
该书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内所面临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 该地区最为突出的非传统威胁首推“三股恶势力”，俄罗斯“车臣”问题和中国“东突”问题。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阿富汗和伊拉克开始成为“基地”等国际恐怖组织的乐园，中亚“三股势力”以乌、吉、塔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为基地，与中东和俄罗斯等地的恐怖主义势力遥相呼应，成为高加索－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恐怖高危弧形地带”上的重要一环。美国在“9.11”后通过发动全球反恐战争进入了中亚，从而使该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态势有所变化。但是“三股势力”对中亚各国的威胁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因此构成各国合作的战略基础依然存在。在阿 富汗，美国扶持的卡尔扎伊政权未能实现有效治理，毒品泛滥，恐怖活动猖獗。目前整个欧洲大陆 90％的鸦片来自阿富汗，而毗邻的中亚国家不仅是阿富汗毒品的主要过境通道和中转枢纽，也是阿富汗毒品的主要受害国。阿富汗生产的毒品大约有65％经过中亚国家运往俄罗斯和欧洲市场，中亚国家安全执法机构只能截获其中的10％。[5]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势力在中亚国家掀起“颜色革命”的浪潮，严重威胁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此外，该地区还面临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转型“社会病”等，这些正是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客观动力所在。 第
三部分主要分析和论述“上海合作组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实践。新安全观形成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实践，又被成功地运用于它的发展实践。“新安全观”的形成与发展和我国的对外安全合作几乎相伴而行。1999 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2001年 6 月，在上海合作组织宣告成立之时，江泽民同志在总结“上海五国”的发展经验时，再次肯定了“上海精神”所昭示的新安全观。2009 年 9 月 23 日，胡锦涛主席在第 64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再一次强调：“我们应该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 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的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6]
上海合作组织从应对传统的边境安全问题起步，却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中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开展对外安全合作的成功范例。如今，除了传统的“边界安全合作”和打击“三股恶势力”外，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还包括联合演习、环境治理、能源安全、救灾互助和信息安全等各个层面。与此同时，它和区域外其他大国及有关区域合作机制（欧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今年三月份，上海合作组织还召开了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并与阿富汗政府签署了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协定。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安全与社会发展合作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并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价值和生命力。
当然，《上合安全》一书也并非没有缺憾。比如，对于非常重要的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化问题，书中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此外，书中虽然谈到了中亚国家面临的水资源、环境、移民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是并未将这些内容放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大框架内来分析，这未尝不是一种遗憾。不过，作为一本安全理论与区域合作实践相结合的专著，《上合安全》在理论研究与资料分析方面都进行了大量有益的前沿性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还是值得肯定的。相信该
书一定会引起相关研究人员以及对上合组织和安全问题感兴趣的人士的关注。人们有理由期待，本书的研究团队能够在未来有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问世，把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责任编辑 陈捷）
王震，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国际安全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1]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wjbxw/t566829.htm。
[2]余建华等：《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年，第 86－87 页。
[3] 余建华等：《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研究》，第 90 页。
[4] 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第 64 页。
[5] 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第 140－141 页。
[6] 张朔：“胡锦涛在联合国讲坛阐述中国新安全观”, 中新社纽约 2009 年 9 月 23 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