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 论
[当代作家系列・梁鸿]
“梁庄”与中国想象
申霞艳
《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是当下中国乡村与都市的“二重奏”，著作发表之后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诸多奖项。这是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行动美学；这是新世纪以来对真实中国最切近的一次观察与访问，是清晰入微的个体呈现与素朴有力的文学表达。“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
（1）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带着对故乡
模、城市人口的日益壮大，另一边则是乡村的日益空洞：农民的离散、土地的荒芜、基础设施和基层组织的失效。农村的丧失一点一滴地积聚，要经过一个时段才会突兀地显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在报纸上零星看到的事故和故事被骤然聚拢，其辐射的强度、广度无不让人心惊。“梁庄”所有的苦难、哀痛、隐伤、欢乐、麻木都不是特例，它具有的普遍性、必然性使它成为我们共同的来处。这是一种无法逆转的丧失：老人的疾病、思念与落寞，留守孩子的孤单无望，女性夜深的辗转和叹息，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村庄已经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了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传统而素朴的乡愿正日益远去。金钱这一通向幸福的中介所携带的奴役力量渐渐彰显：它将人由目的降低为手段。随之而来的是新的伦理困境，维系“乡土中国”千百年的伦理道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离开“熟人社会”，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径频频涌现，法治的福音依然遥远，新的现代文明及其道德秩序还需时日。
“梁庄”对乡村与城市微妙、复杂而紧张的相互关系的展现，对“断裂”“失衡”的当下社会转型的
的深情叩问，梁鸿勇敢地迈出书斋的虚妄，行走在城市和乡村的褶皱里，倾听农民工的乡音和叹息，从大地的声音中发现虚构叙事遮蔽的真实中国。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
（2）重要一种巨大转变。”现代化驱使两三亿农民工
不断在乡村与城市边缘迁徙，这不仅改变了城市，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中国想象。一边是城市规
2013/7・文艺争鸣・评 论
思考值得重视和反省。这种非虚构的“中国想象”激起我们对20世纪以来持续的现代性追求、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辨析。
一、回不去的乡村
20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的主调是启蒙，这也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总目标对文学的要求。从阿Q 到陈奂生等形象我们都可以看到叙事人的知识分子立场。在“梁庄”的书写过程中，梁鸿有效地克服了自己的启蒙冲动，尽可能让切身感受发言。由于记忆本能的选择性，梁鸿也许不自觉地诗化了记忆中的故乡和童年，但她没有美化乡亲，没有将农民道德化，尽管她走访的都是自己的亲人和邻居。对很多故事和问题，梁鸿没有答案，也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她只是忠直地呈现：她的犹疑、回避、忧伤、怯弱甚至某种隐约的优越感，这种坦率的态度和诚实的书写为这两本书提供了品质。
“梁庄”展现了多层次的中国以及内部的“断裂与失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这一数据和比例是“流动的现代性”（鲍曼语）的注脚，也佐证了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预言，“乡村的人口和产权受到市场经济必然发展的重大影响。……原来就很贫穷的农民变得更穷，被迫越来越多地通过狭小的缺口流向城市的劳动市场。
（3）
劳动市场的壮大导致了后果不可逆转的动荡。”梁
犯在成长的过程中受过什么样的冷遇、伤害，他有过怎样的童年阴影、情感起伏与内心搏斗始终不曾上浮到叙事表层。那张青春的脸超过了作者所有的准备和承受能力。18岁，我们如何接受住成人礼的考验，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过早闭幕的人生启发我们去思考留守与心里创伤的内在关系。
9岁的黑女儿被邻居老头诱奸，她怕告诉自己的奶奶，因为怕奶奶伤心。在奶奶眼中，65岁已经忒老了，令奶奶放松了警惕，这显然是乡村老太太受自身狭窄的人生经验的麻痹所致。奶奶只想让对方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最好是别的罪名，她甚至不想让自己的儿媳和孙子知道真相，她怕引发更大的悲剧。而老头正是利用了女孩害怕名声受损的心理软肋。根据法律要将对方绳之以法就得让女孩亲自作证，这必定导致乡间流言飞舞。这种流言具有摧毁一个女子一生并让家族蒙辱的力量。黑女儿的奶奶一点也不比失去孙子的五奶奶更好过。9岁女孩真正的人生还未开始，懵懂的她还不知道这种伤害的威力。但是成年人都知道这种劫难对于女性的意味，奸污后面跟住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阴影会笼罩黑女儿一生，像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将她摧毁。黑女儿的遭遇就是留守女孩的命运一种，是哑巴吃黄连无法诉说之苦，这种阴影比一生更漫长。
这两个故事分开看似乎偶然，并置一起则含有某种必然，道德、人伦的丧失与当今农村的无组织、无纪律有深层的关系。今天的村长不再是白嘉轩式蕴蓄道德威力的族长，腐败使基层管理组织形同虚设，对农民毫无统治力量，对农民工更甚。“农民已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因而无论通往市场还是通往国家的路径都是堵塞的，因此使农民成
（4）
为一个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农民这一社会集
庄乃中原——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几千年悠久历史在此循环往复。今天，留在梁庄的200人基本由留守儿童和老人构成，“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像幽灵一样在乡土的上空盘旋，它时而清晰，时而蒙昧，最挑战人伦的事故就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18岁的青年用农具杀死82岁的老婆婆后施行强奸；65岁的曾当过民办老师的老头用糖诱奸了9岁的女孩。这两组年龄对比如此尖锐极端以致我们不得不深入到乡村的具体情境中去理解。
18岁的杀人犯是高中毕业班的尖子生，在看了黄碟之后想到了独居的老婆婆，命案发生之后调查队来来去去，高中生若无其事地继续上学。这激起了更大的公愤，同时，18岁、尖子生也引起同情、围绕作案年龄道德义愤三番五次被激活，各种人性的恶也被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复的调查、审判、上诉之后最终执行死刑。“杀人偿命”“恶有恶报”等古老信条也在遭遇金钱的挑衅。这位青春蓬勃的罪
团的整体脆弱注定将最大的代价转移到最脆弱的个体——黑女儿、春梅、老婆婆身上。将她们的遭遇串联起来就勾勒出乡村女性卑微黯淡的生命图景。
两起极端的事故表面看都是由于性欲，受性欲驱使的男性必定向女性施暴。那么，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呢？她们的情欲呢？她们的身体就是一潭死水么？不是每位留守乡村的女性都像《到城里去》的宋家银那么坚韧强悍。春梅就没能顶住孤单与相思，她和丈夫情投意合，可是结婚没多久丈夫就去煤矿打工了。自古敌对的婆媳关系、老公一年半也
申霞艳・“梁庄”与中国想象
不曾回来，临村妇女因丈夫传染的性病而自杀所引起的猜疑终于压垮了脆弱的春梅，无依无靠的她端起了农药，用古老的、乡土的方式走上了绝路。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春梅的死让人感到莫名的广大的悲哀。表层看是夫妻分离所致，本质则是祥林嫂悲剧的百年延伸，是千年文化的沉疴在新世纪的回响。
面对种种具体的沉重无告的悲剧，我们如何阔谈思想解放和女性主义？马克思认为女性的解放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在“梁庄”，女性的弱势地位依然明显：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至今仍是男性暴力凌辱、侵犯、奴役的对象；即便她们也来到城市，拥有微薄的月薪，未经启蒙的思想也是无形的枷锁，将她们牢牢地固定在陈旧观念的囚笼中。金钱并非打开幸福门道的金钥匙，相反，金钱以幸福的名义置换了生活本身。农民为金钱典当了此时，典当了亲情、相思乃至人生。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途中，在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农业注定萎缩，农村能给农民提供的出路日益狭窄，青壮年必须背井离乡到城里去。从离开土地的那一天起，故乡就变成了精神符号，与物化的村子渐行渐远。在春梅的头七过后她老公就回矿上了；金在建好新楼房之后又南下了，新房没住上几天就暴死异乡，亲人们为了不惊动房主以免纠缠强忍住哀嚎，千里之外日夜兼程将尸首运回故土，让落叶归根。死去的金已经死去，他对活人的世界不再关心，也不再关心自己身处异乡，艰难的千里运尸和葬礼等一切仪式于他本人都毫无意义，但这对活着的人却是责任和义务，“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也坚信，这些尸首和骨骼不过是‘物’罢了。可是，我们之中有谁能紧挨着这样的‘物’站着而不以为他同别的物不一样呢？我们面对死者会感到不自在，这种不自在提醒我们毋忘终必有死，提醒我们自身生存的有限性，……他们既是物又是人，是一种有强大作用力的记忆变形，是湮没的人铭刻给现在的人看的志文。”
（5）
亮的姑娘、英俊的男子到城里去了，连挺拔的树也移植到城里去了，干净的水“北调”了，“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取沙使河道到处留着旋涡，每年都要淹死几个游泳的人，五奶奶的调皮孙子就在河里淹死了。一栋栋用血汗钱换来的新房闲置着，人们依然“忙着生、忙着死”……最具讽刺意义的一笔是当年作者就读的学校竟然变成了养猪场，这是市场经济导致的功利主义和短视使然，也是对作者记忆的釜底抽薪。恢复高考制后，知识、教育成为乡村改变人生命运的最重要手段。高考这条“独木桥”曾经给无数农民带来希望，即使高考不能成功知识本身还是让人崇拜的。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天之骄子”贬值了，知识智慧本身也贬值了。除了金钱本身，我们还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信奉？可是金钱是没有个性的物，它提供的只是幸福的假想。精神依然在暗处寻找光明，持之不懈地提出自己的卑微要求。金钱的抽离性使我们贫乏，我们无法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生死、感受星空的浩渺和神灵的静穆，也无法感受天真与纯粹、自在与自由。这是《中国在梁庄》呈现给我们的深广忧思，也是城市化带来的无法言传的哀伤。
二、进不去的城市
布罗代尔指出：“就像现代国家创造了大城市一样，大城市也创造了现代国家；民族市场和民族本身都在大城市推动下才得以发展；大城市处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这个五色缤纷的欧洲近代文
（6）
明——的中心地位。”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
印证了他的预言，大城市高速扩展，“北、上、广”成为标志性的大城市，并进而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发展地带。城市的生长、发展壮大对应的是乡土的衰朽，是大量劳动力“到城里去”。城市吸收了农村的精华。
当我们谈论城市的时候，我们往往只将它当成一种与乡村相对立的空间，实质上，城市更意味着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石之上的、现代的、时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需要相匹配的物质基础，也需要相应的精神容量和文化认同。打工阶层生活在城市，身份却是农民，身份尴尬使他们没有安全感，就像没有重量的幽灵一样飘荡在城市的
金的亲人几乎
是本能地千里运尸，只有将他安葬在故乡才能安下心来，他们企图由此看到家园对身体永久的庇护。这种最后的庇护与死者漂泊、短暂而凄苦的此生匹配吗？
金安息的故乡还是童年那个丰盈的故乡吗？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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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角落：成为流水线的一个数字、一个行业的符号、代码，成为“城中村”那些没有窗户的小屋子的租客。他们生活在城市的阴影里，看不到眼光，看不到希望，这种闭窄的精神空间和艰难的生存处境使他们无法认同城市。农民工的素质和意识使他即使有了一定的物质积累也很难摆脱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心灵塑造。这种身份的阴影始终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障蔽。
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的《第三只眼看中国》曾经轰动一时，他认为：“流民潮几乎是一个社会的火药桶。”因为有三个因素会使得中国流民问题暗藏凶险：“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更为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
（7）形式表现出来。”梁鸿的观察印证了洛伊宁格尔
里人更易选择价格昂贵的毒品。就是精神颓废的方式也显示了城乡差别。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口的流动带来了乡村与都市的直接面对、交流、融合与分化，“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但只有李秀中等极少几个能在经历了各种殊死的生存竞争之后成为成功人士、合法的企业家，成为梁庄的光环与荣耀；也只有校油泵这个极端艰苦的行业以河南为荣。这些在城市里成功扎根的人士代表了开放带来的社会流动的成功。这种正面价值应该是“中国梦”的核心：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个人能够拥有梦想并通过自己努力使之实现；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保持下层流向上层的甬道畅通。由于政治经济、历史传统和文化等种种具体的原因，真正开放的对话关系并没有建立，内部的紧张与防范仍昭然若揭，最终落实为人与人的关系，对陌生人的提防戒备替代了热情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调查，形成的报告《中国大陆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显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前几年有一部热门的电视剧就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乡村被喻为熟人社会，一切都有成规习俗可依。而社会流动和大迁徙的必然使城市成为“陌生人社会”，旧有的风习无法定型即被抛弃。
城乡差别变得非常复杂：首先，城市是真正的消费社会，消费既是生活方式也是身份认同，城市由商场、广场和娱乐场所构成，以金钱为所有事物的标识，品牌比商品本身更具区分性，符号价值大大超过使用价值；而从土地上离散的农民习惯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崇奉勤劳简朴，喜欢储蓄，农民工所拥有的经验和观念使他们依赖使用价值，他们还不具备识辨城市生活编码的能力。其次，城市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市民崇尚的是个性和个人价值，个人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即为成功，城市人际关系松散冷淡，利益冲突则由法律来规范、协调；而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家族意识在大家骨子里流淌，像故去的贤生一到城市站住脚跟立即将乡村的兄弟姐妹拉扯出来，贤义为妻舅将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大家对彼此及其家族的历史都非常熟悉，信奉熟人伦理和善恶报应，根本不具备法律知识甚至也不相信法律的可行性，对城市管理制度非常陌生、充满敌意；再次，城市资源被户籍所囿，农民工至今无法享受城市市民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的观点。农民开始小心翼翼地在城市里讨生活，他们知道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但是，城乡差别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边界，城市扔掉的垃圾比农民们的使用物更好；何况城市以一种冷漠高傲的姿态拒斥他们，农民工时而被各种执法机构或者伪执法机构所驱逐，时而被城市居民的冷眼和歧视所中伤……他们的乡音、穿着、生活习惯、行为举止无不是城里人嘲笑的对象，彼此之间的成见使得农民工开始用农民式的狡黠与城市对抗，因而更易以暴力和不法行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可以为了一元钱不和而发生群殴事件，可以为了反抗老板的无良而偷窃，可以为了生存而掺假造假，也可以为还不起的债务不辞而别甚至铤而走险……农民工的心灵畸变、农民式的狡黠与无知等多重因素致使他们在城市里留下诸多不良记录，市民也更加排斥他们；农民工与城市的冲突愈演愈烈，暴力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解决之道。而且，出梁庄的农民工尤其是酗酒者都有相同的经验：逃跑。一旦欠下自己无法偿还的债务，就会从城市逃离。酗酒的动因很复杂，乡村一眼望到尽头的生活无法提供人生意义，酒能让他们暂时忘却忧愁和现实。酗酒与吸毒都是精神麻醉的手段，农民容易选择价格低廉的酒来买醉，城
申霞艳・“梁庄”与中国想象
福利和保障，他们在进入城市的第一天起就需要为户籍制度付出高昂的成本，子辈教育条件的天壤之别斩断了农民工的希望，这进一步导致城乡的尖锐对立。而农民工对城市资源的占用尤其是对工作机会的掠夺使市民感到自身的利益被剥夺，有些城市市民不得不为成功的农民企业家打工更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紧张。
诚然，上述分析仍然是简化、符号化，真正复杂的原因是在城市发展的漫漫历史中演化而成的。“孕育中的资本主义体现着世界的经济形象，是重大物质进步和人对人的沉重剥削的根源和标志。”
（8）
看成“老太婆”了，讲述这三个字的时候如此坦然而随意。这种观念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一点也不曾随城市对生命的划分而改变，就像黑女儿的奶奶觉得65岁已经忒老了一样。云姐的观念代表着乡村女性的生命节奏与价值观，她们为家、为孩子而生活，她们的人生观中根本没有自我，也许那50元的全勤奖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标识了她的不曾觉醒的自我，带来昙花一现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是这些乡村妇女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美好感受。
持续一个世纪的、浩浩荡荡的女性主义运动停留在书斋、书本和少数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根本没有在广大的民间扎根。城市除了给云姐每月一叠微薄的工资之外，没有在精神、思想等其他任何方面给予云姐任何援助与触动。她来到美丽的青岛，可是青岛的历史、青岛的大海和自然环境与她毫无关联，对她而言，青岛不过是那个小小的充满粉尘的干燥剂厂的一个车间，不过是那一叠卖命所得的钱。而且，当她把全部的时间献给工作之后，她也没时间消费，更遑论消费观念。云姐所有的购买行为只是满足温饱，她的双脚离消费社会的大门还有漫长的距离，这也是社会“断裂”之一种。
我细细看了附在书前的表格，是梁庄主要人物的工作简介，简短的几页透露了诸多消息。他们大多从事艰辛的体力活，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校油泵，在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其次是西安的三轮车夫，再次就是在大同小异的工厂。他们的职业多为生产性的、少为消费性的。不知道是采访的选择还是职业要求的难度所致，我们看不到美容院、发廊、沐足等服务行业，也没看到家政业和其他消费行业。相对来说，这些工作要更轻松，性价比也较高。这也使我想到梁庄这块古老土地对人观念的禁锢，梁庄人宁愿下苦力也不愿意伺候别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具备现代的服务观念，他们无法正确想象服务行业。
我还注意到书中有两个随父母在工厂生活的孩子：一个是在东莞开厂的万敏请的设计师——娟子的儿子钱保义，他已经读小学了，帮着剪车好的小布上的连线；另一个是光亮的儿子阳阳，在上幼儿园，是工厂里唯一的一个随父母的孩子。他的城市生活是由于父母已经失去了一个11岁的孩子，更主要的父母是厂里的老工人，有胆量去和厂长对话。娟子和光亮都是资深的技术员，才获得让孩子待在身边生活的权力。能取得这种资格的人少之又少，
追
溯资本主义的形成，两次工业革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机器和科技在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已经为日后无迹可寻的剥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量计酬将工人牢牢地钉在“流水线”上，就像螺丝紧紧地拧在机器上一样。流动的现代社会，乡村与城市虽然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内在的紧张依然存在。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受教育较少的农民工越来越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当机器人能取代简单的机械的体力劳动之后，流水线上的手工业者的处境将更加堪忧。
梁鸿的调查经验还表明：所有工厂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外来者设防。要么是生产环境见不得人，环保、排污等违法违规的因素；要么是对工人的管理缺乏人性，才会如此本能地排斥相机和陌生人。封闭式的管理、阻止员工之间的信息交流让这些工厂的违法举措得以继续。只要是在工厂打工的，无论是哪个行当，都只能靠加班、无休无止的加班来维持，也就是说，“中国制造”背后是靠无限制地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资本方利用了农民工的法律无知和攒钱冲动，开最低廉的工资，再以加班费、全勤奖为诱饵，驱使员工以加班为乐。最突出的是云姐，她因为丈夫酗酒而被迫离家打工，四年都在青岛的工厂里，从早上一直到晚上，每天工作12小时，从大年初一到大年三十，没有一天休息过，她以得到每月50元的全勤奖为荣。这种一成不变的作息制度所造成的奴役已经通过这50元的区区奖励偷偷地转化为欢乐、转化为荣誉。我至今也不能明了这种转化是如何巧妙地实现的，但是从云姐的叙述中分明能察觉到这种隐蔽的微小的欢愉。云姐，这位四十岁丧夫的寡妇，这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在45岁——西方认为的女性的黄金年龄；中国中、青年分界岭——还不曾到来的时候，已经主动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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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事实上，这样的孩子在全封闭的工厂、车间里成长并不健康，也谈不上幸福，他们的童年是单调的，缺乏伙伴与自由，也缺乏大自然的抚慰。他们的性格多少会打上车间闭抑的烙印。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人之后的身份认同会变得比父辈更为艰难：既不能确认千里之外的故乡，也不能确认脚下这片城市的土地。无根的虚妄会伴随他们甚至成为内部的身体经验。农村身份与城市生活的夹缝中成长的一代的两难处境和边缘性早已铸就。
三、古老迷信与现代启蒙价值的相遇与冲突由于作者所给的篇幅和犹疑不定的叙述态度，也由于这一职业被断定为糟粕而为我完全忘却，文中对算命的贤义的描述使我很感兴趣：
“他戴着茶色眼镜，一直微笑着，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无论说话、吃饭还是走路，都默默地用手转着，眉宇间有一种很安静的气息。”
“眼前的贤义，开朗、文雅、健谈、含蓄，完全知识分子的形象和派头。只有他手腕上戴的佛珠和他有规律地转动数数泄露了天机。”
“他的神情是如此明朗、开放，他对他的贫穷生活如此淡然，他对事情的独特超然理解又使得这几种相互冲突的事物融洽地相处在一起。”
“他仍然是城市的流浪者和农民工，却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他在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
是贤义在从事过十多种活计失败之后会选择算命的内因。除了谋生外，他也希望以古老的传统文化安顿自己的心灵，同时让找他的人获得内心的安宁。
从贤义对自己进程的概述中，我们恍惚随他一道浏览了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农民的进城过程。一方面城市化给乡村带来了光亮、活力，兄长贤生曾因将兄弟姊妹全部拉扯出来被视为梁庄的神话；同时却造成了亲人间的龌龊抵牾，城乡冲突、乡村和城市内部的紧张在贤生一家兄弟和姑嫂之间非常明显。贤义靠自己的兄长拉扯来到南阳，又因为妻舅而丧失了房子。可见，离开梁庄的贤义仍然在“熟人社会”里打转，陌生的新鲜的城市并未对他敞开。他所从事的算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赖熟人之间的口碑和口耳相传。
贤义的存在让我们重新面对今天的精神困境，也让我们更审慎地对待传统，反思糟粕和精华的边界。迷信与信仰的褒贬由度区分，唯心和唯物的临界点像沸点一样清晰么？拜金是否由唯物演进而来？现代心理学与古代迷信之间毫无渊源么？这些被光鲜的都市生活遮蔽的事物全部涌上心头。
贤义和他叔叔从事相同的职业，但乡村的叔叔声名狼藉，贤义质朴、坦荡、纯净，他练字、学《易经》，以一种平常的心情对待自己的职业，他也以平常的心态对待他人包括亲兄弟对他的歧视和偏见。他的堂屋墙上挂着各路神仙，有政治塑造的神，不同宗教信奉的神，他们在这样一堵简陋的墙上相安无事，也给作者带来无穷的遐想和后现代感。但贤义本人确由此获得了开阔的精神空间。他将自己特殊的世俗人生经验参与进来，重新理解人生和信念，绝望的乡村寡妇是靠了贤义的开解才重获生命的信心，四处碰壁、心存怨愤的大学生与他交流之后得到了新的平静。
贤义没有故作高深，也没有故弄玄虚，他淡然的存在恰恰证明当今社会的精神资源的贫乏和整个社会弥漫的无意义感、无力感。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
（9）
的分离。”就是这种无意义感促使贤义走向《易
在如此多的试图理解的叙述之后突然来了个拐弯：“如此想来，贤义的形象和他混搭的家是有着无限悲哀的。不管贤义如何努力去理解人生，其内在的荒谬性还是一眼可见。”
这种“荒谬性”来自现代启蒙价值的观照，来自科技和理性的洞察。理性有其盲区，工具理性带来的精确算计和数字统治正在掠夺我们的幸福感。西西弗斯的反抗是人类的理想，石头周而复始地滚落却是我们的现实。这种矛盾亘古存在，今天依然。封建迷信固然是糟粕，像鸦片一样使人安于为奴的命运，但是在沉重的黑暗面前，迷信曾给人提供了活下去的心理力量，这种苟活中也蕴涵着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也是迷信延绵不绝的缘由，
经》，也使诸多大众在迷惘中走向迷信。陌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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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大家无法坦诚交流，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患者越来越多。社会的超高速发展使太多不解的现象、五花八门的离奇现状频繁涌现。这也是贤义这样的算命者存在的市场基础。信仰如此高远的词汇永远像头顶的灿烂星空一样吸引着我们，在不同的群体中呈现不同的面相，而对其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判断源于叙述差异。
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语境中，乡土文学弥漫着哀婉的情调，陈平原等在文学史的对话中将20世纪文学美感特征总结为悲凉，这正是乡土文学主题。从鲁迅《故乡》到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显示了“乡土中国”的百年变化轴线。土地的命运几度沉浮之后，农村日见凋敝荒凉，农民变成了农民工。阿Q 进城当了小偷；“陈奂生”上城卖的是自制的油绳；“杨成方”进城只能将自己从捡垃圾者变成“垃圾”的延伸。“乡土中国”激变过程蕴涵的悲伤成为当前“非虚构”的写作动力。小说，在1990年代以后日益滑向故事的圆熟、完整，日益滑向小资趣味、中产审美。小说在彰显一部分人的梦想的同时遮蔽了大地的呻吟、边缘人的叹息、失去家园的泪水。乡土在田园牧歌的书写中隐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曾说过，“将同时代人诱骗于田园诗中是一种残酷，一旦从梦中醒来，将是可怕之极……”“梁庄”的书写揭示了虚构的无力。
梁庄的写作是向大地的致意。每一个悲剧都与自己的血液相连，每一样痛苦都直抵心底。要下多大的决心才能将故乡的阴暗与隐痛和盘托出，才能用自己的双脚将遍布中国的城中村亲自走一遭，要花多大的忍耐力才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倾听完整，然后再找到合适的言辞表达出来。这是对心力的最大考验，是对神经系统的强大挑战。梁鸿低下身子，将农民微弱、素朴的乡声聚拢、传递，“闰土、祥林嫂”等终于不再只是被代言，他们的声音虽然
迟钝、麻木，但到底是自己真实的声音。那些悲伤、灰暗的故事从他们的身体里分裂出来，那种仿佛是在讲他人的故事的淡然声音也让我们战栗、疼痛。“梁庄”集中展示了我们为现代化、城市化付出的代价。
梁鸿的书写是为了让“乡土中国”具象、个性、丰富，但是当“故乡相处流传”，“梁庄”再度成为符号，成为“乡土中国”的隐喻。“梁庄”超越作者的故乡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有我们祖先流过的汗和血，有我们祖先的骨殖，有我们民族上千年的伤痛历史，更有坚强不屈的韧性和百转千回的生命力。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课题“文化消费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研究”（12YJC751065）成果。]
注释：
（1）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
（2）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3）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0页。（4）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5）宇文所安：《追忆》，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7页。（6）（8）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62页，第670页。（7）转引自梁鸿：《中国在梁庄》，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 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
评 论
[当代作家系列・梁鸿]
“梁庄”与中国想象
申霞艳
《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是当下中国乡村与都市的“二重奏”，著作发表之后获得了广泛关注和诸多奖项。这是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行动美学；这是新世纪以来对真实中国最切近的一次观察与访问，是清晰入微的个体呈现与素朴有力的文学表达。“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
（1）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带着对故乡
模、城市人口的日益壮大，另一边则是乡村的日益空洞：农民的离散、土地的荒芜、基础设施和基层组织的失效。农村的丧失一点一滴地积聚，要经过一个时段才会突兀地显现在我们眼前。当我们在报纸上零星看到的事故和故事被骤然聚拢，其辐射的强度、广度无不让人心惊。“梁庄”所有的苦难、哀痛、隐伤、欢乐、麻木都不是特例，它具有的普遍性、必然性使它成为我们共同的来处。这是一种无法逆转的丧失：老人的疾病、思念与落寞，留守孩子的孤单无望，女性夜深的辗转和叹息，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村庄已经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了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传统而素朴的乡愿正日益远去。金钱这一通向幸福的中介所携带的奴役力量渐渐彰显：它将人由目的降低为手段。随之而来的是新的伦理困境，维系“乡土中国”千百年的伦理道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离开“熟人社会”，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径频频涌现，法治的福音依然遥远，新的现代文明及其道德秩序还需时日。
“梁庄”对乡村与城市微妙、复杂而紧张的相互关系的展现，对“断裂”“失衡”的当下社会转型的
的深情叩问，梁鸿勇敢地迈出书斋的虚妄，行走在城市和乡村的褶皱里，倾听农民工的乡音和叹息，从大地的声音中发现虚构叙事遮蔽的真实中国。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
（2）重要一种巨大转变。”现代化驱使两三亿农民工
不断在乡村与城市边缘迁徙，这不仅改变了城市，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中国想象。一边是城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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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值得重视和反省。这种非虚构的“中国想象”激起我们对20世纪以来持续的现代性追求、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辨析。
一、回不去的乡村
20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的主调是启蒙，这也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总目标对文学的要求。从阿Q 到陈奂生等形象我们都可以看到叙事人的知识分子立场。在“梁庄”的书写过程中，梁鸿有效地克服了自己的启蒙冲动，尽可能让切身感受发言。由于记忆本能的选择性，梁鸿也许不自觉地诗化了记忆中的故乡和童年，但她没有美化乡亲，没有将农民道德化，尽管她走访的都是自己的亲人和邻居。对很多故事和问题，梁鸿没有答案，也没有提供解决办法，她只是忠直地呈现：她的犹疑、回避、忧伤、怯弱甚至某种隐约的优越感，这种坦率的态度和诚实的书写为这两本书提供了品质。
“梁庄”展现了多层次的中国以及内部的“断裂与失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这一数据和比例是“流动的现代性”（鲍曼语）的注脚，也佐证了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预言，“乡村的人口和产权受到市场经济必然发展的重大影响。……原来就很贫穷的农民变得更穷，被迫越来越多地通过狭小的缺口流向城市的劳动市场。
（3）
劳动市场的壮大导致了后果不可逆转的动荡。”梁
犯在成长的过程中受过什么样的冷遇、伤害，他有过怎样的童年阴影、情感起伏与内心搏斗始终不曾上浮到叙事表层。那张青春的脸超过了作者所有的准备和承受能力。18岁，我们如何接受住成人礼的考验，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过早闭幕的人生启发我们去思考留守与心里创伤的内在关系。
9岁的黑女儿被邻居老头诱奸，她怕告诉自己的奶奶，因为怕奶奶伤心。在奶奶眼中，65岁已经忒老了，令奶奶放松了警惕，这显然是乡村老太太受自身狭窄的人生经验的麻痹所致。奶奶只想让对方受到应有的惩罚，然而最好是别的罪名，她甚至不想让自己的儿媳和孙子知道真相，她怕引发更大的悲剧。而老头正是利用了女孩害怕名声受损的心理软肋。根据法律要将对方绳之以法就得让女孩亲自作证，这必定导致乡间流言飞舞。这种流言具有摧毁一个女子一生并让家族蒙辱的力量。黑女儿的奶奶一点也不比失去孙子的五奶奶更好过。9岁女孩真正的人生还未开始，懵懂的她还不知道这种伤害的威力。但是成年人都知道这种劫难对于女性的意味，奸污后面跟住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阴影会笼罩黑女儿一生，像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将她摧毁。黑女儿的遭遇就是留守女孩的命运一种，是哑巴吃黄连无法诉说之苦，这种阴影比一生更漫长。
这两个故事分开看似乎偶然，并置一起则含有某种必然，道德、人伦的丧失与当今农村的无组织、无纪律有深层的关系。今天的村长不再是白嘉轩式蕴蓄道德威力的族长，腐败使基层管理组织形同虚设，对农民毫无统治力量，对农民工更甚。“农民已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他们既没有传统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因而无论通往市场还是通往国家的路径都是堵塞的，因此使农民成
（4）
为一个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农民这一社会集
庄乃中原——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几千年悠久历史在此循环往复。今天，留在梁庄的200人基本由留守儿童和老人构成，“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像幽灵一样在乡土的上空盘旋，它时而清晰，时而蒙昧，最挑战人伦的事故就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18岁的青年用农具杀死82岁的老婆婆后施行强奸；65岁的曾当过民办老师的老头用糖诱奸了9岁的女孩。这两组年龄对比如此尖锐极端以致我们不得不深入到乡村的具体情境中去理解。
18岁的杀人犯是高中毕业班的尖子生，在看了黄碟之后想到了独居的老婆婆，命案发生之后调查队来来去去，高中生若无其事地继续上学。这激起了更大的公愤，同时，18岁、尖子生也引起同情、围绕作案年龄道德义愤三番五次被激活，各种人性的恶也被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复的调查、审判、上诉之后最终执行死刑。“杀人偿命”“恶有恶报”等古老信条也在遭遇金钱的挑衅。这位青春蓬勃的罪
团的整体脆弱注定将最大的代价转移到最脆弱的个体——黑女儿、春梅、老婆婆身上。将她们的遭遇串联起来就勾勒出乡村女性卑微黯淡的生命图景。
两起极端的事故表面看都是由于性欲，受性欲驱使的男性必定向女性施暴。那么，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呢？她们的情欲呢？她们的身体就是一潭死水么？不是每位留守乡村的女性都像《到城里去》的宋家银那么坚韧强悍。春梅就没能顶住孤单与相思，她和丈夫情投意合，可是结婚没多久丈夫就去煤矿打工了。自古敌对的婆媳关系、老公一年半也
申霞艳・“梁庄”与中国想象
不曾回来，临村妇女因丈夫传染的性病而自杀所引起的猜疑终于压垮了脆弱的春梅，无依无靠的她端起了农药，用古老的、乡土的方式走上了绝路。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春梅的死让人感到莫名的广大的悲哀。表层看是夫妻分离所致，本质则是祥林嫂悲剧的百年延伸，是千年文化的沉疴在新世纪的回响。
面对种种具体的沉重无告的悲剧，我们如何阔谈思想解放和女性主义？马克思认为女性的解放程度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在“梁庄”，女性的弱势地位依然明显：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至今仍是男性暴力凌辱、侵犯、奴役的对象；即便她们也来到城市，拥有微薄的月薪，未经启蒙的思想也是无形的枷锁，将她们牢牢地固定在陈旧观念的囚笼中。金钱并非打开幸福门道的金钥匙，相反，金钱以幸福的名义置换了生活本身。农民为金钱典当了此时，典当了亲情、相思乃至人生。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途中，在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农业注定萎缩，农村能给农民提供的出路日益狭窄，青壮年必须背井离乡到城里去。从离开土地的那一天起，故乡就变成了精神符号，与物化的村子渐行渐远。在春梅的头七过后她老公就回矿上了；金在建好新楼房之后又南下了，新房没住上几天就暴死异乡，亲人们为了不惊动房主以免纠缠强忍住哀嚎，千里之外日夜兼程将尸首运回故土，让落叶归根。死去的金已经死去，他对活人的世界不再关心，也不再关心自己身处异乡，艰难的千里运尸和葬礼等一切仪式于他本人都毫无意义，但这对活着的人却是责任和义务，“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也坚信，这些尸首和骨骼不过是‘物’罢了。可是，我们之中有谁能紧挨着这样的‘物’站着而不以为他同别的物不一样呢？我们面对死者会感到不自在，这种不自在提醒我们毋忘终必有死，提醒我们自身生存的有限性，……他们既是物又是人，是一种有强大作用力的记忆变形，是湮没的人铭刻给现在的人看的志文。”
（5）
亮的姑娘、英俊的男子到城里去了，连挺拔的树也移植到城里去了，干净的水“北调”了，“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取沙使河道到处留着旋涡，每年都要淹死几个游泳的人，五奶奶的调皮孙子就在河里淹死了。一栋栋用血汗钱换来的新房闲置着，人们依然“忙着生、忙着死”……最具讽刺意义的一笔是当年作者就读的学校竟然变成了养猪场，这是市场经济导致的功利主义和短视使然，也是对作者记忆的釜底抽薪。恢复高考制后，知识、教育成为乡村改变人生命运的最重要手段。高考这条“独木桥”曾经给无数农民带来希望，即使高考不能成功知识本身还是让人崇拜的。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天之骄子”贬值了，知识智慧本身也贬值了。除了金钱本身，我们还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拿来信奉？可是金钱是没有个性的物，它提供的只是幸福的假想。精神依然在暗处寻找光明，持之不懈地提出自己的卑微要求。金钱的抽离性使我们贫乏，我们无法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生死、感受星空的浩渺和神灵的静穆，也无法感受天真与纯粹、自在与自由。这是《中国在梁庄》呈现给我们的深广忧思，也是城市化带来的无法言传的哀伤。
二、进不去的城市
布罗代尔指出：“就像现代国家创造了大城市一样，大城市也创造了现代国家；民族市场和民族本身都在大城市推动下才得以发展；大城市处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这个五色缤纷的欧洲近代文
（6）
明——的中心地位。”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轨迹
印证了他的预言，大城市高速扩展，“北、上、广”成为标志性的大城市，并进而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发展地带。城市的生长、发展壮大对应的是乡土的衰朽，是大量劳动力“到城里去”。城市吸收了农村的精华。
当我们谈论城市的时候，我们往往只将它当成一种与乡村相对立的空间，实质上，城市更意味着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石之上的、现代的、时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需要相匹配的物质基础，也需要相应的精神容量和文化认同。打工阶层生活在城市，身份却是农民，身份尴尬使他们没有安全感，就像没有重量的幽灵一样飘荡在城市的
金的亲人几乎
是本能地千里运尸，只有将他安葬在故乡才能安下心来，他们企图由此看到家园对身体永久的庇护。这种最后的庇护与死者漂泊、短暂而凄苦的此生匹配吗？
金安息的故乡还是童年那个丰盈的故乡吗？漂
2013/7・文艺争鸣・评 论
各个角落：成为流水线的一个数字、一个行业的符号、代码，成为“城中村”那些没有窗户的小屋子的租客。他们生活在城市的阴影里，看不到眼光，看不到希望，这种闭窄的精神空间和艰难的生存处境使他们无法认同城市。农民工的素质和意识使他即使有了一定的物质积累也很难摆脱农业文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对他的心灵塑造。这种身份的阴影始终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障蔽。
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的《第三只眼看中国》曾经轰动一时，他认为：“流民潮几乎是一个社会的火药桶。”因为有三个因素会使得中国流民问题暗藏凶险：“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更为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
（7）形式表现出来。”梁鸿的观察印证了洛伊宁格尔
里人更易选择价格昂贵的毒品。就是精神颓废的方式也显示了城乡差别。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口的流动带来了乡村与都市的直接面对、交流、融合与分化，“梁庄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但只有李秀中等极少几个能在经历了各种殊死的生存竞争之后成为成功人士、合法的企业家，成为梁庄的光环与荣耀；也只有校油泵这个极端艰苦的行业以河南为荣。这些在城市里成功扎根的人士代表了开放带来的社会流动的成功。这种正面价值应该是“中国梦”的核心：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个人能够拥有梦想并通过自己努力使之实现；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保持下层流向上层的甬道畅通。由于政治经济、历史传统和文化等种种具体的原因，真正开放的对话关系并没有建立，内部的紧张与防范仍昭然若揭，最终落实为人与人的关系，对陌生人的提防戒备替代了热情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调查，形成的报告《中国大陆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显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前几年有一部热门的电视剧就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乡村被喻为熟人社会，一切都有成规习俗可依。而社会流动和大迁徙的必然使城市成为“陌生人社会”，旧有的风习无法定型即被抛弃。
城乡差别变得非常复杂：首先，城市是真正的消费社会，消费既是生活方式也是身份认同，城市由商场、广场和娱乐场所构成，以金钱为所有事物的标识，品牌比商品本身更具区分性，符号价值大大超过使用价值；而从土地上离散的农民习惯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崇奉勤劳简朴，喜欢储蓄，农民工所拥有的经验和观念使他们依赖使用价值，他们还不具备识辨城市生活编码的能力。其次，城市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市民崇尚的是个性和个人价值，个人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即为成功，城市人际关系松散冷淡，利益冲突则由法律来规范、协调；而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家族意识在大家骨子里流淌，像故去的贤生一到城市站住脚跟立即将乡村的兄弟姐妹拉扯出来，贤义为妻舅将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大家对彼此及其家族的历史都非常熟悉，信奉熟人伦理和善恶报应，根本不具备法律知识甚至也不相信法律的可行性，对城市管理制度非常陌生、充满敌意；再次，城市资源被户籍所囿，农民工至今无法享受城市市民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的观点。农民开始小心翼翼地在城市里讨生活，他们知道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但是，城乡差别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边界，城市扔掉的垃圾比农民们的使用物更好；何况城市以一种冷漠高傲的姿态拒斥他们，农民工时而被各种执法机构或者伪执法机构所驱逐，时而被城市居民的冷眼和歧视所中伤……他们的乡音、穿着、生活习惯、行为举止无不是城里人嘲笑的对象，彼此之间的成见使得农民工开始用农民式的狡黠与城市对抗，因而更易以暴力和不法行为捍卫自己的尊严：可以为了一元钱不和而发生群殴事件，可以为了反抗老板的无良而偷窃，可以为了生存而掺假造假，也可以为还不起的债务不辞而别甚至铤而走险……农民工的心灵畸变、农民式的狡黠与无知等多重因素致使他们在城市里留下诸多不良记录，市民也更加排斥他们；农民工与城市的冲突愈演愈烈，暴力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解决之道。而且，出梁庄的农民工尤其是酗酒者都有相同的经验：逃跑。一旦欠下自己无法偿还的债务，就会从城市逃离。酗酒的动因很复杂，乡村一眼望到尽头的生活无法提供人生意义，酒能让他们暂时忘却忧愁和现实。酗酒与吸毒都是精神麻醉的手段，农民容易选择价格低廉的酒来买醉，城
申霞艳・“梁庄”与中国想象
福利和保障，他们在进入城市的第一天起就需要为户籍制度付出高昂的成本，子辈教育条件的天壤之别斩断了农民工的希望，这进一步导致城乡的尖锐对立。而农民工对城市资源的占用尤其是对工作机会的掠夺使市民感到自身的利益被剥夺，有些城市市民不得不为成功的农民企业家打工更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紧张。
诚然，上述分析仍然是简化、符号化，真正复杂的原因是在城市发展的漫漫历史中演化而成的。“孕育中的资本主义体现着世界的经济形象，是重大物质进步和人对人的沉重剥削的根源和标志。”
（8）
看成“老太婆”了，讲述这三个字的时候如此坦然而随意。这种观念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一点也不曾随城市对生命的划分而改变，就像黑女儿的奶奶觉得65岁已经忒老了一样。云姐的观念代表着乡村女性的生命节奏与价值观，她们为家、为孩子而生活，她们的人生观中根本没有自我，也许那50元的全勤奖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标识了她的不曾觉醒的自我，带来昙花一现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是这些乡村妇女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美好感受。
持续一个世纪的、浩浩荡荡的女性主义运动停留在书斋、书本和少数知识分子群体之中，根本没有在广大的民间扎根。城市除了给云姐每月一叠微薄的工资之外，没有在精神、思想等其他任何方面给予云姐任何援助与触动。她来到美丽的青岛，可是青岛的历史、青岛的大海和自然环境与她毫无关联，对她而言，青岛不过是那个小小的充满粉尘的干燥剂厂的一个车间，不过是那一叠卖命所得的钱。而且，当她把全部的时间献给工作之后，她也没时间消费，更遑论消费观念。云姐所有的购买行为只是满足温饱，她的双脚离消费社会的大门还有漫长的距离，这也是社会“断裂”之一种。
我细细看了附在书前的表格，是梁庄主要人物的工作简介，简短的几页透露了诸多消息。他们大多从事艰辛的体力活，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校油泵，在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其次是西安的三轮车夫，再次就是在大同小异的工厂。他们的职业多为生产性的、少为消费性的。不知道是采访的选择还是职业要求的难度所致，我们看不到美容院、发廊、沐足等服务行业，也没看到家政业和其他消费行业。相对来说，这些工作要更轻松，性价比也较高。这也使我想到梁庄这块古老土地对人观念的禁锢，梁庄人宁愿下苦力也不愿意伺候别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具备现代的服务观念，他们无法正确想象服务行业。
我还注意到书中有两个随父母在工厂生活的孩子：一个是在东莞开厂的万敏请的设计师——娟子的儿子钱保义，他已经读小学了，帮着剪车好的小布上的连线；另一个是光亮的儿子阳阳，在上幼儿园，是工厂里唯一的一个随父母的孩子。他的城市生活是由于父母已经失去了一个11岁的孩子，更主要的父母是厂里的老工人，有胆量去和厂长对话。娟子和光亮都是资深的技术员，才获得让孩子待在身边生活的权力。能取得这种资格的人少之又少，
追
溯资本主义的形成，两次工业革命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机器和科技在提高生产力的时候已经为日后无迹可寻的剥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量计酬将工人牢牢地钉在“流水线”上，就像螺丝紧紧地拧在机器上一样。流动的现代社会，乡村与城市虽然不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内在的紧张依然存在。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受教育较少的农民工越来越被排斥在社会结构之外。当机器人能取代简单的机械的体力劳动之后，流水线上的手工业者的处境将更加堪忧。
梁鸿的调查经验还表明：所有工厂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外来者设防。要么是生产环境见不得人，环保、排污等违法违规的因素；要么是对工人的管理缺乏人性，才会如此本能地排斥相机和陌生人。封闭式的管理、阻止员工之间的信息交流让这些工厂的违法举措得以继续。只要是在工厂打工的，无论是哪个行当，都只能靠加班、无休无止的加班来维持，也就是说，“中国制造”背后是靠无限制地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资本方利用了农民工的法律无知和攒钱冲动，开最低廉的工资，再以加班费、全勤奖为诱饵，驱使员工以加班为乐。最突出的是云姐，她因为丈夫酗酒而被迫离家打工，四年都在青岛的工厂里，从早上一直到晚上，每天工作12小时，从大年初一到大年三十，没有一天休息过，她以得到每月50元的全勤奖为荣。这种一成不变的作息制度所造成的奴役已经通过这50元的区区奖励偷偷地转化为欢乐、转化为荣誉。我至今也不能明了这种转化是如何巧妙地实现的，但是从云姐的叙述中分明能察觉到这种隐蔽的微小的欢愉。云姐，这位四十岁丧夫的寡妇，这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在45岁——西方认为的女性的黄金年龄；中国中、青年分界岭——还不曾到来的时候，已经主动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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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事实上，这样的孩子在全封闭的工厂、车间里成长并不健康，也谈不上幸福，他们的童年是单调的，缺乏伙伴与自由，也缺乏大自然的抚慰。他们的性格多少会打上车间闭抑的烙印。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人之后的身份认同会变得比父辈更为艰难：既不能确认千里之外的故乡，也不能确认脚下这片城市的土地。无根的虚妄会伴随他们甚至成为内部的身体经验。农村身份与城市生活的夹缝中成长的一代的两难处境和边缘性早已铸就。
三、古老迷信与现代启蒙价值的相遇与冲突由于作者所给的篇幅和犹疑不定的叙述态度，也由于这一职业被断定为糟粕而为我完全忘却，文中对算命的贤义的描述使我很感兴趣：
“他戴着茶色眼镜，一直微笑着，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无论说话、吃饭还是走路，都默默地用手转着，眉宇间有一种很安静的气息。”
“眼前的贤义，开朗、文雅、健谈、含蓄，完全知识分子的形象和派头。只有他手腕上戴的佛珠和他有规律地转动数数泄露了天机。”
“他的神情是如此明朗、开放，他对他的贫穷生活如此淡然，他对事情的独特超然理解又使得这几种相互冲突的事物融洽地相处在一起。”
“他仍然是城市的流浪者和农民工，却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他在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
是贤义在从事过十多种活计失败之后会选择算命的内因。除了谋生外，他也希望以古老的传统文化安顿自己的心灵，同时让找他的人获得内心的安宁。
从贤义对自己进程的概述中，我们恍惚随他一道浏览了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农民的进城过程。一方面城市化给乡村带来了光亮、活力，兄长贤生曾因将兄弟姊妹全部拉扯出来被视为梁庄的神话；同时却造成了亲人间的龌龊抵牾，城乡冲突、乡村和城市内部的紧张在贤生一家兄弟和姑嫂之间非常明显。贤义靠自己的兄长拉扯来到南阳，又因为妻舅而丧失了房子。可见，离开梁庄的贤义仍然在“熟人社会”里打转，陌生的新鲜的城市并未对他敞开。他所从事的算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赖熟人之间的口碑和口耳相传。
贤义的存在让我们重新面对今天的精神困境，也让我们更审慎地对待传统，反思糟粕和精华的边界。迷信与信仰的褒贬由度区分，唯心和唯物的临界点像沸点一样清晰么？拜金是否由唯物演进而来？现代心理学与古代迷信之间毫无渊源么？这些被光鲜的都市生活遮蔽的事物全部涌上心头。
贤义和他叔叔从事相同的职业，但乡村的叔叔声名狼藉，贤义质朴、坦荡、纯净，他练字、学《易经》，以一种平常的心情对待自己的职业，他也以平常的心态对待他人包括亲兄弟对他的歧视和偏见。他的堂屋墙上挂着各路神仙，有政治塑造的神，不同宗教信奉的神，他们在这样一堵简陋的墙上相安无事，也给作者带来无穷的遐想和后现代感。但贤义本人确由此获得了开阔的精神空间。他将自己特殊的世俗人生经验参与进来，重新理解人生和信念，绝望的乡村寡妇是靠了贤义的开解才重获生命的信心，四处碰壁、心存怨愤的大学生与他交流之后得到了新的平静。
贤义没有故作高深，也没有故弄玄虚，他淡然的存在恰恰证明当今社会的精神资源的贫乏和整个社会弥漫的无意义感、无力感。吉登斯认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
（9）
的分离。”就是这种无意义感促使贤义走向《易
在如此多的试图理解的叙述之后突然来了个拐弯：“如此想来，贤义的形象和他混搭的家是有着无限悲哀的。不管贤义如何努力去理解人生，其内在的荒谬性还是一眼可见。”
这种“荒谬性”来自现代启蒙价值的观照，来自科技和理性的洞察。理性有其盲区，工具理性带来的精确算计和数字统治正在掠夺我们的幸福感。西西弗斯的反抗是人类的理想，石头周而复始地滚落却是我们的现实。这种矛盾亘古存在，今天依然。封建迷信固然是糟粕，像鸦片一样使人安于为奴的命运，但是在沉重的黑暗面前，迷信曾给人提供了活下去的心理力量，这种苟活中也蕴涵着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也是迷信延绵不绝的缘由，
经》，也使诸多大众在迷惘中走向迷信。陌生的城市
申霞艳・“梁庄”与中国想象
使大家无法坦诚交流，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患者越来越多。社会的超高速发展使太多不解的现象、五花八门的离奇现状频繁涌现。这也是贤义这样的算命者存在的市场基础。信仰如此高远的词汇永远像头顶的灿烂星空一样吸引着我们，在不同的群体中呈现不同的面相，而对其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判断源于叙述差异。
在现代性追求的整体语境中，乡土文学弥漫着哀婉的情调，陈平原等在文学史的对话中将20世纪文学美感特征总结为悲凉，这正是乡土文学主题。从鲁迅《故乡》到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显示了“乡土中国”的百年变化轴线。土地的命运几度沉浮之后，农村日见凋敝荒凉，农民变成了农民工。阿Q 进城当了小偷；“陈奂生”上城卖的是自制的油绳；“杨成方”进城只能将自己从捡垃圾者变成“垃圾”的延伸。“乡土中国”激变过程蕴涵的悲伤成为当前“非虚构”的写作动力。小说，在1990年代以后日益滑向故事的圆熟、完整，日益滑向小资趣味、中产审美。小说在彰显一部分人的梦想的同时遮蔽了大地的呻吟、边缘人的叹息、失去家园的泪水。乡土在田园牧歌的书写中隐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曾说过，“将同时代人诱骗于田园诗中是一种残酷，一旦从梦中醒来，将是可怕之极……”“梁庄”的书写揭示了虚构的无力。
梁庄的写作是向大地的致意。每一个悲剧都与自己的血液相连，每一样痛苦都直抵心底。要下多大的决心才能将故乡的阴暗与隐痛和盘托出，才能用自己的双脚将遍布中国的城中村亲自走一遭，要花多大的忍耐力才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倾听完整，然后再找到合适的言辞表达出来。这是对心力的最大考验，是对神经系统的强大挑战。梁鸿低下身子，将农民微弱、素朴的乡声聚拢、传递，“闰土、祥林嫂”等终于不再只是被代言，他们的声音虽然
迟钝、麻木，但到底是自己真实的声音。那些悲伤、灰暗的故事从他们的身体里分裂出来，那种仿佛是在讲他人的故事的淡然声音也让我们战栗、疼痛。“梁庄”集中展示了我们为现代化、城市化付出的代价。
梁鸿的书写是为了让“乡土中国”具象、个性、丰富，但是当“故乡相处流传”，“梁庄”再度成为符号，成为“乡土中国”的隐喻。“梁庄”超越作者的故乡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有我们祖先流过的汗和血，有我们祖先的骨殖，有我们民族上千年的伤痛历史，更有坚强不屈的韧性和百转千回的生命力。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课题“文化消费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研究”（12YJC751065）成果。]
注释：
（1）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年版。
（2）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3）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0页。（4）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5）宇文所安：《追忆》，郑学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7页。（6）（8）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62页，第670页。（7）转引自梁鸿：《中国在梁庄》，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 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