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森林植被让天更蓝.水更绿

  2005年7月1日,科技部科技发展司联合相关职能业务司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新建生态环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下简称“国家野外站”)申报工作。同年12月14日,科技部结束国家野外站评审工作并公布第一批获批建的国家野外站名单。在首批36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名单中,中国农业大学、武汉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入选。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天童野外生态考察站(下简称“天童站”)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研究站。   对于天童站获批国家野外站,王希华说:“没想到审批工作会做得这么迅速。”短短不到半年的申报、审批时间相较于他们在天童站23年的苦心积淀,颇有几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意味。   天童站何以能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面对我国日趋严峻环保形势,人才辈出的高校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天童站站长、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副教授王希华。      “开展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最能出成果的地方就是中国”      天童站建立以来,不断有海内外专家学者前来访问交流。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一项调查显示,1983年至2001年,国内外一千多名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环境科学研究的爱好者曾在天童站进行生态基础理论研究、学术交流、野外考察或者接受过生态环境教育、野外实习。天童站曾经和日本、德国植被生态学家开展合作研究,目前,又接到英国、加拿大等国环境生态学家发出的关于开展常绿阔叶林合作研究的邀请,这些项目中的一部分已经进入考察互访阶段。记者采访当天,还有两位英国普利茅次大学的访问学者在天童山上采集植物样本。   小小的天童生态站为何吸引了如此之多的外国学者前来?王希华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开展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最能出成果的地方就是中国”。   常绿阔叶林又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在大陆东部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亚洲东部的常绿阔叶林面积最大、最具典型性,其中在我国境内的面积最大,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之一。因此,在中国进行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具有很大的地缘优势。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生活在常绿阔叶林的动植物种类、数量又仅次于生物多样性特征最为突出的热带雨林。根据我国国情和生态现状,进行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并不亚于热带雨林。   然而,我国常绿阔叶林分布区处于人类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其东部更是人口最为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许多退化植被的形成大都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长期以来,人类干扰活动导致常绿阔叶林的类型和数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处于不同退化程度的次生林、退化灌丛、灌草丛和人工林等。虽然经过近十几年的封山育林,大部分退化群落基本处于自然恢复状态,但普遍存在着演替更新困难的问题,呈现出常绿阔叶林优势种种群扩散困难,群落更新速度慢等特点,非常不利于我国的植被恢复、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哪里进行定位研究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中国大陆最迫切需要、也是世界最顶尖的研究成果呢?   1982年,其时刚从德国深造归来的宋永昌教授有了建立长期定点野外实验基地的想法,经过一年的研究、定位,最终决定把实验站建在浙江宁波天童国家森林公园。      选址宁波天童      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始建于1981年,地处宁波鄞县东南部,距市区28公里,乘车约40分钟,交通便捷。公园所在地三面环山,南向一面为宽谷,公园面积349公顷,主峰太白山海拔653.3米。素有“东南佛国”之称,迄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的天童寺坐落其中,该地毗邻阿育王寺和东钱湖,是浙东黄金旅游线上的重点景区。   公园内保存了较完好的常绿阔叶林,在其外围分布有大面积的各种退化类型,是开展退化植被分类和恢复机理研究的理想场所。   国际生态学会主席宫胁照(Akira Miyawaki)教授和国际植被学会主席鲍克斯(E.O.Box)教授到天童站考察后都认为,在中国东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能看到保存如此完好、如此大面积的常绿阔叶林是十分难得的。据《浙江天童森林公园的植被与区系》(宋永昌、王祥林著)统计,天童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87%,有种子植物149科1064种,蕨类植物24科 114种,苔藓植物37科105种;动物种类据初步统计,鸟类24科45种,此外还有角麂、秋鼠、野猪、豪猪、穿山甲、野兔、树狸、蛇和昆虫等,我国东南部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受破坏后在此形成了大面积的杉木林、马尾松林和竹林。这里可以算得上是浙东物种多样性较高的地区。   天童基地建于天童林场边缘,距天童寺约100米。实验站现有建筑面积600平方米。配有水、电和住宿、厨房、餐厅及卫生设施,还设有专用实验室。仪器设备齐全,可进行常规环境分析实验、标本制作和生态实验。目前实验站开辟有野外教学样点6个,固定观测样地5000平方米。      快速恢复植被天童站“异地扬名”      天童山风景区入口处的万松关道路两旁古松遮天蔽日、千姿百态,然而,截至2004年景区内原本196棵百岁以上合   抱粗的古松树却仅剩下28棵。一种俗称“松树癌”的松材线虫病在宁波象山至天童山一带肆虐。   松材线虫病防治是世界难题,也是当前我国森林重大灾害性疫病之一,世界上至今尚未找到有效的治愈方法。   上世纪90年代初,天童风景区所在的宁波市鄞县大面积暴发外来流行性松树线虫病;1999年松材线虫病达到发病高峰,该区域的马尾松林大面积死亡,整个东部地区的马尾松林也面临全部消失的危险;2000年鄞县天童林场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申报的《马尾松林快速恢复与重建为常绿阔叶树林技术》研究项目被列入宁波市科研计划;2001年《马尾松林快速恢复与重建为常绿阔叶树林技术》项目顺利结题;该项目为死亡马尾松林生态恢复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自此,华师大天童生态站在宁波“异地扬名”。宁波市科委、市林业局此后平均每2~3年会向天童站提供一笔不小的研究基金。不久前,宁波市东钱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工程项目部还特聘天童站为其建设提供生态规划前景及跟踪调查。   天童站的研究者们用7年(1993~2001)时间人工恢复出的常绿阔叶林群落经济效益显著:每亩恢复成本380元,比常规造林抚育节省费用每亩300元;比自然形成同等规模的常绿阔叶林群落至少快了13年。      两代学者的苦心积淀      真正要把一片受损植被恢复起来,岂止7年?其间遇到的困难,又岂是三言两语便能概括?   天童基地建立之初的十年(1983~1993),是积累基础研究资料的十年。“这十年,我们什么都得靠自己。”王希华回忆道,”就连建站的资金,有一部分还是宋老师和我们几个师兄弟自己凑的。”1983年,我国生态环境研究、保护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各地政府决策者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了解亦不深入。天童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华东师大环科系的老师和一群研究生们花了整整10年把整个天童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达349公顷)内的植物生态现状大概摸了底,宋永昌等教授还著有《浙江天童森林公园的植被与区系》一书,并于1995年付梓出版,为天童站后期同类研究、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那时起,王希华和他的师兄弟们养成了在天童站“闭关修炼”的习惯,他说:“到了这里,我们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需要什么资料,穿上外套走进山里,实地考察一下就行了。”   1996年王希华接任天童站站长时,站内积累的基础研究资料种类之齐全、数量之多,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在此基础之上,王希华又与同伴合作相继完成了《浙江天童国家森林公园木荷演替更新特性的研究》、《马尾松林恢复为常绿阔叶林的研究》、《浙江天童国家森林公园主要常绿阔叶树种叶子寿命的研究》等。2002年,他们的《中国生态关键地区生态恢复与保护生物学的理论与实践》被列为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之一。   在重点学科建设的带动下,小小的天童站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973”项目、“863”项目、上海市重点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28项;发表论文31篇,其中SCI 5篇;申请专利4项,获授权专利3项。

  2005年7月1日,科技部科技发展司联合相关职能业务司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部署新建生态环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下简称“国家野外站”)申报工作。同年12月14日,科技部结束国家野外站评审工作并公布第一批获批建的国家野外站名单。在首批36个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名单中,中国农业大学、武汉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所高校入选。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天童野外生态考察站(下简称“天童站”)成为华东地区唯一的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研究站。   对于天童站获批国家野外站,王希华说:“没想到审批工作会做得这么迅速。”短短不到半年的申报、审批时间相较于他们在天童站23年的苦心积淀,颇有几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意味。   天童站何以能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面对我国日趋严峻环保形势,人才辈出的高校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天童站站长、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副教授王希华。      “开展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最能出成果的地方就是中国”      天童站建立以来,不断有海内外专家学者前来访问交流。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一项调查显示,1983年至2001年,国内外一千多名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环境科学研究的爱好者曾在天童站进行生态基础理论研究、学术交流、野外考察或者接受过生态环境教育、野外实习。天童站曾经和日本、德国植被生态学家开展合作研究,目前,又接到英国、加拿大等国环境生态学家发出的关于开展常绿阔叶林合作研究的邀请,这些项目中的一部分已经进入考察互访阶段。记者采访当天,还有两位英国普利茅次大学的访问学者在天童山上采集植物样本。   小小的天童生态站为何吸引了如此之多的外国学者前来?王希华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开展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最能出成果的地方就是中国”。   常绿阔叶林又称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分布在大陆东部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亚洲东部的常绿阔叶林面积最大、最具典型性,其中在我国境内的面积最大,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之一。因此,在中国进行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具有很大的地缘优势。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生活在常绿阔叶林的动植物种类、数量又仅次于生物多样性特征最为突出的热带雨林。根据我国国情和生态现状,进行常绿阔叶林植被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并不亚于热带雨林。   然而,我国常绿阔叶林分布区处于人类经济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其东部更是人口最为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许多退化植被的形成大都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长期以来,人类干扰活动导致常绿阔叶林的类型和数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面积处于不同退化程度的次生林、退化灌丛、灌草丛和人工林等。虽然经过近十几年的封山育林,大部分退化群落基本处于自然恢复状态,但普遍存在着演替更新困难的问题,呈现出常绿阔叶林优势种种群扩散困难,群落更新速度慢等特点,非常不利于我国的植被恢复、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哪里进行定位研究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中国大陆最迫切需要、也是世界最顶尖的研究成果呢?   1982年,其时刚从德国深造归来的宋永昌教授有了建立长期定点野外实验基地的想法,经过一年的研究、定位,最终决定把实验站建在浙江宁波天童国家森林公园。      选址宁波天童      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始建于1981年,地处宁波鄞县东南部,距市区28公里,乘车约40分钟,交通便捷。公园所在地三面环山,南向一面为宽谷,公园面积349公顷,主峰太白山海拔653.3米。素有“东南佛国”之称,迄今已有1700余年历史的天童寺坐落其中,该地毗邻阿育王寺和东钱湖,是浙东黄金旅游线上的重点景区。   公园内保存了较完好的常绿阔叶林,在其外围分布有大面积的各种退化类型,是开展退化植被分类和恢复机理研究的理想场所。   国际生态学会主席宫胁照(Akira Miyawaki)教授和国际植被学会主席鲍克斯(E.O.Box)教授到天童站考察后都认为,在中国东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能看到保存如此完好、如此大面积的常绿阔叶林是十分难得的。据《浙江天童森林公园的植被与区系》(宋永昌、王祥林著)统计,天童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87%,有种子植物149科1064种,蕨类植物24科 114种,苔藓植物37科105种;动物种类据初步统计,鸟类24科45种,此外还有角麂、秋鼠、野猪、豪猪、穿山甲、野兔、树狸、蛇和昆虫等,我国东南部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受破坏后在此形成了大面积的杉木林、马尾松林和竹林。这里可以算得上是浙东物种多样性较高的地区。   天童基地建于天童林场边缘,距天童寺约100米。实验站现有建筑面积600平方米。配有水、电和住宿、厨房、餐厅及卫生设施,还设有专用实验室。仪器设备齐全,可进行常规环境分析实验、标本制作和生态实验。目前实验站开辟有野外教学样点6个,固定观测样地5000平方米。      快速恢复植被天童站“异地扬名”      天童山风景区入口处的万松关道路两旁古松遮天蔽日、千姿百态,然而,截至2004年景区内原本196棵百岁以上合   抱粗的古松树却仅剩下28棵。一种俗称“松树癌”的松材线虫病在宁波象山至天童山一带肆虐。   松材线虫病防治是世界难题,也是当前我国森林重大灾害性疫病之一,世界上至今尚未找到有效的治愈方法。   上世纪90年代初,天童风景区所在的宁波市鄞县大面积暴发外来流行性松树线虫病;1999年松材线虫病达到发病高峰,该区域的马尾松林大面积死亡,整个东部地区的马尾松林也面临全部消失的危险;2000年鄞县天童林场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申报的《马尾松林快速恢复与重建为常绿阔叶树林技术》研究项目被列入宁波市科研计划;2001年《马尾松林快速恢复与重建为常绿阔叶树林技术》项目顺利结题;该项目为死亡马尾松林生态恢复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自此,华师大天童生态站在宁波“异地扬名”。宁波市科委、市林业局此后平均每2~3年会向天童站提供一笔不小的研究基金。不久前,宁波市东钱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工程项目部还特聘天童站为其建设提供生态规划前景及跟踪调查。   天童站的研究者们用7年(1993~2001)时间人工恢复出的常绿阔叶林群落经济效益显著:每亩恢复成本380元,比常规造林抚育节省费用每亩300元;比自然形成同等规模的常绿阔叶林群落至少快了13年。      两代学者的苦心积淀      真正要把一片受损植被恢复起来,岂止7年?其间遇到的困难,又岂是三言两语便能概括?   天童基地建立之初的十年(1983~1993),是积累基础研究资料的十年。“这十年,我们什么都得靠自己。”王希华回忆道,”就连建站的资金,有一部分还是宋老师和我们几个师兄弟自己凑的。”1983年,我国生态环境研究、保护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各地政府决策者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了解亦不深入。天童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华东师大环科系的老师和一群研究生们花了整整10年把整个天童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达349公顷)内的植物生态现状大概摸了底,宋永昌等教授还著有《浙江天童森林公园的植被与区系》一书,并于1995年付梓出版,为天童站后期同类研究、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那时起,王希华和他的师兄弟们养成了在天童站“闭关修炼”的习惯,他说:“到了这里,我们很容易就能静下心来。需要什么资料,穿上外套走进山里,实地考察一下就行了。”   1996年王希华接任天童站站长时,站内积累的基础研究资料种类之齐全、数量之多,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在此基础之上,王希华又与同伴合作相继完成了《浙江天童国家森林公园木荷演替更新特性的研究》、《马尾松林恢复为常绿阔叶林的研究》、《浙江天童国家森林公园主要常绿阔叶树种叶子寿命的研究》等。2002年,他们的《中国生态关键地区生态恢复与保护生物学的理论与实践》被列为国家“211工程”建设项目之一。   在重点学科建设的带动下,小小的天童站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973”项目、“863”项目、上海市重点项目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研究项目28项;发表论文31篇,其中SCI 5篇;申请专利4项,获授权专利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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