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一直是一个面对乡土而执著写作的作家，他所构建的耙耧世界充满了现实和想象的奇妙融合。《丁庄梦》相对于以往的小说，仍然延续了他执著于大地的书写，但这次他的目光从耙耧山深处移向了中原大地，投注在生于斯、长于斯、为了生存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劳苦人”身上。阎连科说他的写作是为“劳苦人”的写作，他的内心充满着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土地的热爱和关注，他对笔下的丁庄世界倾注了深深的爱和悲悯。但是，丁庄同时也是一个因欲望而行将灭亡的世界，并且在走向消亡的途中所显示出的人性的黑洞让人触目惊心。在悲悯和愤怒之间，在灭亡和重生之间，阎连科要走向哪里，在叙述中有怎样的内心挣扎，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一 毁灭与救赎的人类寓言 “丁庄”是一个扎根于现实大地的寓言世界，在写作《丁庄梦》之前，阎连科曾经长时间地在河南的艾滋病村生活过，他说他所见到的现实比小说里写的更为惨烈。无疑，写下《丁庄梦》，是他根植于中原大地上的一次痛苦的精神历险。如何去表达惨痛的现实？如何以一个知识者的视野去观照乡土大地的苦难？阎连科的独特在于他没有黏着于现实，对现实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他从观照一个中原村落在生死存亡面前的挣扎走向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欲望与挣扎、苦难与救赎、逃亡与毁灭，在小说中奇异地缠绕在一起。 “丁庄梦”显然可以分解为两个重要的意象系统，即“丁庄”和“梦”。“丁庄”是坐落在中原大地上的一个村庄，当然在寓言的意义上，它可以成为中国贫穷、愚昧的乡土世界的一个缩影。“梦”可以看做是丁庄人的期待和梦想，他们希望通过卖血摆脱贫穷的生活。 同时，“梦”还是贯穿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不仅具有预言的功能，而且在预言与现实之间构建了一部类神话。《丁庄梦》是一部有关“罪与罚”的神话，小说卷一的三个梦，“酒政的梦”、“膳长的梦”和“法老的梦”，都来源于《圣经・旧约》，《丁庄梦》以梦的预言开始故事的讲述。爷爷丁水阳的梦之旅和现实之旅的融合，也使他成为先知一样的人物，但他的固执、善良都无法挽救丁庄走向灭亡的命运。虽然最后他像《旧约》里的亚伯拉罕一样把自己的儿子献祭，亲手杀死了曾做血头、赚够了黑心钱的大儿子丁辉，但归来的丁水阳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消亡的丁庄，人类因自己的罪孽而受到惩罚。作者在小说的结尾重写了女娲造人的故事，人类最后的救赎之路是死亡后的又一轮的重生，在一片荒凉、死寂的平原上重生了又一个“新的蹦蹦跳跳的世界” 。 《丁庄梦》是个类神话也是个大寓言，是深植于现实的乡土大地的人类寓言，是人类因贪欲而获罪、最后受到惩罚的大叙事。“贪欲”与“惩罚”成为互为隐喻的故事，身体的疾病与精神的疾病也互相缠绕。丁庄是一艘行将沉没的船，自私、麻木、愚昧更是加速了这艘船的沉没。但作者也赋予了丁庄人基本的生存的合理性，在祖祖辈辈的贫穷后，他们渴望卖血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在这个现实和寓言互为缠绕的故事里，有着作家深厚的现实关怀。他同情和体恤平原上的贫苦人，对他们摆脱贫穷的热望寄予了深深的理解；但同时，作者又无法认同这种与贫穷抗争的方式，通过身体本身的消损来求得身体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是一种宿命的悲剧，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灾难性的悖论。所以，阎连科在叙述这个有着现实基础的人类衰亡的故事时，是悲愤而无助的，他理解底层普通人的生存欲求，但他无法让他笔下的“劳苦人”在灾难袭来时获救，他只能无助而悲愤地注视着一个村庄的消亡。 在寓言的意义上，疾病是一种隐喻，身体获病的渊源是因为想使身体获得更大的舒适和自由。但是，当整个社会都成为病态时，个体疾病的获得就不仅是个体欲望的灾难性后果，而是展示了整个社会和人类存在的荒谬。丁庄原本是个贫穷但自足的封闭世界，是县里的领导为了政绩动员大家去卖血致富。人们因为卖血而疯狂，身体伦理在这里遭遇了巨大的合法性危机，人类无法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的疾病和精神的疾病是有某种同构性的，在《丁庄梦》里甚至也可以把这个有深厚的现实合理性的情节看做一种隐喻。学校本来是教书育人、进行精神启蒙的地方，但后来成了病人们集体养病的地方，而且濒临死亡的人们在这里仍然没有放弃对权力的渴望、对自我私欲的满足。精神的贫困和身体的病痛同样是人类存在的困境，当启蒙的空间被身体病症所充斥、并最终被拆解变成废墟的时候，人类的自我救赎也变得不可能。 “丁庄”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乡土中国的“镜像”，经由这个“镜像”，使我们得以窥见到乡土世界的自我封闭性，人们通过身体来救赎自己，最终走向的是宿命的悲剧。底层的生存苦难和精神苦难都无法在一个可以自我说明的语境中被解救，但外来者带来的则是更深重的灾难。阎连科在这根植于现实的寓言讲述中是游移的，他深深地同情着底层人的苦难，并对他们企图摆脱苦难寄予了深深的体恤，但作为一个对乡土世界有着深厚感情的知识者来说，他亲眼看到了中原大地的凋敝，对此又必须采取批判的姿态，并最终把“丁庄”逐出这个世界。 二 人性的黑洞和晦暗的诗意 《丁庄梦》是一部人类灭亡的寓言，同时也是一部人性的寓言。金钱和贪欲扭曲了人性，死亡也无法洗净黑暗人性的创痛。 《丁庄梦》中的人性基本上是平面化和静止的，这种平面化的人性虽然未能构成叙事的动力，但人性不变的贪婪却让人触目惊心。在《丁庄梦》中，作者对人性是绝望的，这种群体性格的劣根性深深地根植于乡土文化中。在文学对乡土中国和人性的想象中，乡村常常是精神的家园，医治着现代人的精神焦虑，是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灵魂最后的栖息地，乡土人性是纯朴、善良的代名词。阎连科的叙述完全解构了这种文学想象的虚幻性，他笔下的乡村是沉滞、压抑和贪欲的，人性是不可救赎的。其实，什么是乡土生活的真实，田园牧歌或者藏污纳垢，显然取决于作家的审美选择和价值取向，阎连科以这样一种绝望而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他笔下的丁庄人时，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挣扎。 人性的晦暗和扭曲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伦理和道德的衰微和堕落，《丁庄梦》成为对乡村诗意想象的终结。在乡土社会，乡村伦理和道德是维系社会自足运转的基本原则，但人性的顽劣和黑暗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伦理和道德的溃败。人们崇拜的是金钱，是财富，即使亲情和爱情也无法抵御贪欲的考验。伦理和道德的消亡，不是来自外来权威的压力，不是社会在现代性转换过程中诗意的消失，而是来自人性本身的黑暗和无底的深渊。当作者以这种方式深入人性时，小说的人性批判就显示出它巨大的张力和震撼力。个体不是在历史的压力下不得不如此选择，不是在生存的困境中不得不如此选择，而是个体自主、自由地释放着人性中的黑暗。在这个意义上，《丁庄梦》对人性的揭示达到了对人的存在本体意义上的追问和对人性晦暗的终极叩问。 在书写对人性的绝望的同时，阎连科还写了什么？在沉滞和压抑的叙述中，晦暗的诗意在人性的黑洞里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这一束微光显然已无法照亮整个世界的黑暗，但却可以使我们看到作者的别一种情怀。爷爷丁水阳在小说中是一个始终如一守护着温暖与善良的人，他因为大儿子丁辉做血头而深深地自责，最后亲手砸死了儿子以向村人谢罪。丁水阳是古老、朴素的乡村道德和伦理的守护者和切身实践者，可是，在乡村伦理和道德衰微和溃败时，他毫无反击的力量，显得无比虚弱。丁庄人认同的是权力和财富，所以，在集体的人性沦落面前，丁水阳所代表的朴素的乡村伦理只能全面溃败。他几乎是一个像唐・吉诃德一样和罪恶抗争、为人类的罪孽而深深祈祷的人间善者。在丁庄这个将要沉落的浮船上，在人类最后的扭曲的疯狂中，人性的一点烛光虽然无法照亮整个晦暗的世界，但这一点微光却在为人类的重生而祈福。
《丁庄梦》写了对人性的绝望，但在绝望之中有晦暗的诗意在闪耀。阎连科说：“《丁庄梦》重新来关注人情、人性、伦理、道德这些最日常的问题，它就不再单单是一个艾滋病题材，不单单是艾滋病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的事情，整个人类共有的问题。”①显然，阎连科对他的中原大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有对乡土底层人的爱和同情，但同时他对这些人身上的劣根性，对他们的顽劣、贪婪、愚昧，又是严肃批判的。在他对丁庄人的人性黑洞和晦暗的诗意的展示中，潜隐着他内心的愤怒和悲情。作为一个根植于中原大地的知识分子写作者，阎连科内心的犹疑和挣扎使他的叙述显示出暧昧的姿态。 三 暧昧的叙述者 《丁庄梦》以一个死去的12岁孩子“我”的视角展开叙述，“我” 在现实的世界之外注视着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我的叔叔、我的村人们，全知的叙述视角使“我”不仅能看到现实，而且能看到爷爷的“梦”。一个孩子的视角保证了叙事的真实性，但同时，孩子是一个不具备价值判断的叙述者，是背后的隐在的叙事者，也就是作者自己，始终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中原大地。这两个叙事者的存在，使小说的深处充满了纵横的裂隙，但两种视野的交织也产生了无比丰富的意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描述成人世界，但叙事语调的悲悯和愤怒显然超越了叙事的边界，使叙述不断地延宕。在小说的最后，当父亲要给“我”“配阴亲”时，终于这个叙事者再也无法冷静地注视着世界的纷繁变换，而向爷爷发出悲愤的呐喊。隐在的叙述者和爷爷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爷爷的乡村伦理和道德伦理也是潜在的叙事者的伦理，最后，叙事者“我”、爷爷、隐在的叙述者共同完成了对父亲的谋杀。 但当这样的一种叙述进入小说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叙述的真实？什么是想象？现实和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阎连科说：“比如说《日光流年》、《受活》，那些小说我往往是通过想象进入现实的，这部小说恰恰相反，它是由现实通往想象的。从创作方向上看，《丁庄梦》偏重写实，使我的小说之根更加深而牢固地植扎于中原这块土地。”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丁庄梦》是一部现实主义之作，它是有中原大地酷烈的现实生活基础的。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文学如何去表现现实，是黏着于苦难的大地，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还是从现实中发掘有关生命、生存、梦想、绝望等等人类在面临生命断裂处的精神分裂和挣扎？阎连科因此引入了神话和寓言写作，使艾滋病不仅成为艾滋病人的事，而且成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追问。在神话和寓言世界里的人类的灭亡，有效地缝合了现实的裂缝，因为酷烈的现实最终走向的死亡充满了恐慌，但神话和寓言世界里新的人类重生的希望在文本内部完成了这种对恐慌的抚慰。但是，真实的、酷烈的现实真的可以在神话和寓言里重生吗，这也是现实主义写作遭遇到的巨大困境。 阎连科说：写作，因为恐惧。一个作家因着对世界的恐慌，所以写作成为消除恐慌的有效手段。“我希望能通过写作，在我的后半生中，对无处不在的恐惧形成一种抵抗。” “抵抗恐惧，这大约是我目前写作的理由，就是我为什么写作的依据。”③那么，在《丁庄梦》中，作者在恐惧和抵抗什么？是疾病？死亡？贪欲？人性的黑洞？也许都有，一个作家深爱着 他的土地和人民，但他不得不面对他们走向灭亡的命运。这种灾难既不是面对自然天灾的无助和无奈，也不是对与生俱来的病痛的无法抗争，而是在走向灭亡的过程中，人类自己的贪欲亲手制造了绑缚自己的锁链。《丁庄梦》在无法逃离的死亡面前，直指人性的黑洞。可阎连科又时时心系着和他有着血缘联系的土地和人民，试图张扬对生命的热爱、重视和尊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丁庄梦》的写作接近了鲁迅以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笔下的“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希望”的命题。民族的和人性的劣根性，一直是文学关注的主题，阎连科以他的写作为这一主题融入了新的内涵。 阎连科是一个生于乡土、长于乡土、对乡土世界有深厚感情的作家，当他成为一个知识者重新来关注他的乡土世界时，其中复杂的感情使他几乎难以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你一味地指责他们的贪欲吗？他们首先是因为贫穷，因为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你一味地同情他们的遭遇、理解他们对生命的爱和执著吗？他们身上所显示出在死亡面前的顽劣和愚昧也让人触目惊心。所以，阎连科在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体恤和道德承担之间，产生了精神上的“紧张”，陷入了自我缠绕的逻辑：如何去观照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深患重病的民族和人民？作为一个乡土的现实写作者内心深刻的焦虑和绝望，与作为一个对时代、民族有真挚的道德承担的知识者角色之间产生了内在的分裂。生存的合理性和欲望的自然逻辑，使作家焦虑、不安，但同时也使作家陷入了自身的叙述困境。《丁庄梦》是一部悲悯和愤怒的现实之作，也是一部进行民族和文化批评的寓言之作，是真实也是想象，是写实也是象征，是平直也是隐喻。在表层的乡村叙事和深层的人性修辞之间，阎连科的写作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境地。丁庄自身的生存逻辑证明了他们集体梦想的破灭，作者所能做的是在寓言的意义上让丁庄从这个世界上消亡，期待新的、健康的人类的诞生。但这样的想象在面对乡土人的现实时，又显示了它的苍白和无力，这也许是在一个无法提供本质化叙述的时代里作家写作的共同困境。 注释： ①② 阎连科：《活着不仅仅是一种本能》，《南方周末》2006年3月23日。 ③ 阎连科：《我为什么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陈林
阎连科一直是一个面对乡土而执著写作的作家，他所构建的耙耧世界充满了现实和想象的奇妙融合。《丁庄梦》相对于以往的小说，仍然延续了他执著于大地的书写，但这次他的目光从耙耧山深处移向了中原大地，投注在生于斯、长于斯、为了生存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劳苦人”身上。阎连科说他的写作是为“劳苦人”的写作，他的内心充满着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土地的热爱和关注，他对笔下的丁庄世界倾注了深深的爱和悲悯。但是，丁庄同时也是一个因欲望而行将灭亡的世界，并且在走向消亡的途中所显示出的人性的黑洞让人触目惊心。在悲悯和愤怒之间，在灭亡和重生之间，阎连科要走向哪里，在叙述中有怎样的内心挣扎，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一 毁灭与救赎的人类寓言 “丁庄”是一个扎根于现实大地的寓言世界，在写作《丁庄梦》之前，阎连科曾经长时间地在河南的艾滋病村生活过，他说他所见到的现实比小说里写的更为惨烈。无疑，写下《丁庄梦》，是他根植于中原大地上的一次痛苦的精神历险。如何去表达惨痛的现实？如何以一个知识者的视野去观照乡土大地的苦难？阎连科的独特在于他没有黏着于现实，对现实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他从观照一个中原村落在生死存亡面前的挣扎走向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思考，欲望与挣扎、苦难与救赎、逃亡与毁灭，在小说中奇异地缠绕在一起。 “丁庄梦”显然可以分解为两个重要的意象系统，即“丁庄”和“梦”。“丁庄”是坐落在中原大地上的一个村庄，当然在寓言的意义上，它可以成为中国贫穷、愚昧的乡土世界的一个缩影。“梦”可以看做是丁庄人的期待和梦想，他们希望通过卖血摆脱贫穷的生活。 同时，“梦”还是贯穿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不仅具有预言的功能，而且在预言与现实之间构建了一部类神话。《丁庄梦》是一部有关“罪与罚”的神话，小说卷一的三个梦，“酒政的梦”、“膳长的梦”和“法老的梦”，都来源于《圣经・旧约》，《丁庄梦》以梦的预言开始故事的讲述。爷爷丁水阳的梦之旅和现实之旅的融合，也使他成为先知一样的人物，但他的固执、善良都无法挽救丁庄走向灭亡的命运。虽然最后他像《旧约》里的亚伯拉罕一样把自己的儿子献祭，亲手杀死了曾做血头、赚够了黑心钱的大儿子丁辉，但归来的丁水阳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消亡的丁庄，人类因自己的罪孽而受到惩罚。作者在小说的结尾重写了女娲造人的故事，人类最后的救赎之路是死亡后的又一轮的重生，在一片荒凉、死寂的平原上重生了又一个“新的蹦蹦跳跳的世界” 。 《丁庄梦》是个类神话也是个大寓言，是深植于现实的乡土大地的人类寓言，是人类因贪欲而获罪、最后受到惩罚的大叙事。“贪欲”与“惩罚”成为互为隐喻的故事，身体的疾病与精神的疾病也互相缠绕。丁庄是一艘行将沉没的船，自私、麻木、愚昧更是加速了这艘船的沉没。但作者也赋予了丁庄人基本的生存的合理性，在祖祖辈辈的贫穷后，他们渴望卖血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在这个现实和寓言互为缠绕的故事里，有着作家深厚的现实关怀。他同情和体恤平原上的贫苦人，对他们摆脱贫穷的热望寄予了深深的理解；但同时，作者又无法认同这种与贫穷抗争的方式，通过身体本身的消损来求得身体意义上的解放和自由，是一种宿命的悲剧，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灾难性的悖论。所以，阎连科在叙述这个有着现实基础的人类衰亡的故事时，是悲愤而无助的，他理解底层普通人的生存欲求，但他无法让他笔下的“劳苦人”在灾难袭来时获救，他只能无助而悲愤地注视着一个村庄的消亡。 在寓言的意义上，疾病是一种隐喻，身体获病的渊源是因为想使身体获得更大的舒适和自由。但是，当整个社会都成为病态时，个体疾病的获得就不仅是个体欲望的灾难性后果，而是展示了整个社会和人类存在的荒谬。丁庄原本是个贫穷但自足的封闭世界，是县里的领导为了政绩动员大家去卖血致富。人们因为卖血而疯狂，身体伦理在这里遭遇了巨大的合法性危机，人类无法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的疾病和精神的疾病是有某种同构性的，在《丁庄梦》里甚至也可以把这个有深厚的现实合理性的情节看做一种隐喻。学校本来是教书育人、进行精神启蒙的地方，但后来成了病人们集体养病的地方，而且濒临死亡的人们在这里仍然没有放弃对权力的渴望、对自我私欲的满足。精神的贫困和身体的病痛同样是人类存在的困境，当启蒙的空间被身体病症所充斥、并最终被拆解变成废墟的时候，人类的自我救赎也变得不可能。 “丁庄”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乡土中国的“镜像”，经由这个“镜像”，使我们得以窥见到乡土世界的自我封闭性，人们通过身体来救赎自己，最终走向的是宿命的悲剧。底层的生存苦难和精神苦难都无法在一个可以自我说明的语境中被解救，但外来者带来的则是更深重的灾难。阎连科在这根植于现实的寓言讲述中是游移的，他深深地同情着底层人的苦难，并对他们企图摆脱苦难寄予了深深的体恤，但作为一个对乡土世界有着深厚感情的知识者来说，他亲眼看到了中原大地的凋敝，对此又必须采取批判的姿态，并最终把“丁庄”逐出这个世界。 二 人性的黑洞和晦暗的诗意 《丁庄梦》是一部人类灭亡的寓言，同时也是一部人性的寓言。金钱和贪欲扭曲了人性，死亡也无法洗净黑暗人性的创痛。 《丁庄梦》中的人性基本上是平面化和静止的，这种平面化的人性虽然未能构成叙事的动力，但人性不变的贪婪却让人触目惊心。在《丁庄梦》中，作者对人性是绝望的，这种群体性格的劣根性深深地根植于乡土文化中。在文学对乡土中国和人性的想象中，乡村常常是精神的家园，医治着现代人的精神焦虑，是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灵魂最后的栖息地，乡土人性是纯朴、善良的代名词。阎连科的叙述完全解构了这种文学想象的虚幻性，他笔下的乡村是沉滞、压抑和贪欲的，人性是不可救赎的。其实，什么是乡土生活的真实，田园牧歌或者藏污纳垢，显然取决于作家的审美选择和价值取向，阎连科以这样一种绝望而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他笔下的丁庄人时，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挣扎。 人性的晦暗和扭曲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伦理和道德的衰微和堕落，《丁庄梦》成为对乡村诗意想象的终结。在乡土社会，乡村伦理和道德是维系社会自足运转的基本原则，但人性的顽劣和黑暗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伦理和道德的溃败。人们崇拜的是金钱，是财富，即使亲情和爱情也无法抵御贪欲的考验。伦理和道德的消亡，不是来自外来权威的压力，不是社会在现代性转换过程中诗意的消失，而是来自人性本身的黑暗和无底的深渊。当作者以这种方式深入人性时，小说的人性批判就显示出它巨大的张力和震撼力。个体不是在历史的压力下不得不如此选择，不是在生存的困境中不得不如此选择，而是个体自主、自由地释放着人性中的黑暗。在这个意义上，《丁庄梦》对人性的揭示达到了对人的存在本体意义上的追问和对人性晦暗的终极叩问。 在书写对人性的绝望的同时，阎连科还写了什么？在沉滞和压抑的叙述中，晦暗的诗意在人性的黑洞里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这一束微光显然已无法照亮整个世界的黑暗，但却可以使我们看到作者的别一种情怀。爷爷丁水阳在小说中是一个始终如一守护着温暖与善良的人，他因为大儿子丁辉做血头而深深地自责，最后亲手砸死了儿子以向村人谢罪。丁水阳是古老、朴素的乡村道德和伦理的守护者和切身实践者，可是，在乡村伦理和道德衰微和溃败时，他毫无反击的力量，显得无比虚弱。丁庄人认同的是权力和财富，所以，在集体的人性沦落面前，丁水阳所代表的朴素的乡村伦理只能全面溃败。他几乎是一个像唐・吉诃德一样和罪恶抗争、为人类的罪孽而深深祈祷的人间善者。在丁庄这个将要沉落的浮船上，在人类最后的扭曲的疯狂中，人性的一点烛光虽然无法照亮整个晦暗的世界，但这一点微光却在为人类的重生而祈福。
《丁庄梦》写了对人性的绝望，但在绝望之中有晦暗的诗意在闪耀。阎连科说：“《丁庄梦》重新来关注人情、人性、伦理、道德这些最日常的问题，它就不再单单是一个艾滋病题材，不单单是艾滋病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的事情，整个人类共有的问题。”①显然，阎连科对他的中原大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有对乡土底层人的爱和同情，但同时他对这些人身上的劣根性，对他们的顽劣、贪婪、愚昧，又是严肃批判的。在他对丁庄人的人性黑洞和晦暗的诗意的展示中，潜隐着他内心的愤怒和悲情。作为一个根植于中原大地的知识分子写作者，阎连科内心的犹疑和挣扎使他的叙述显示出暧昧的姿态。 三 暧昧的叙述者 《丁庄梦》以一个死去的12岁孩子“我”的视角展开叙述，“我” 在现实的世界之外注视着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我的叔叔、我的村人们，全知的叙述视角使“我”不仅能看到现实，而且能看到爷爷的“梦”。一个孩子的视角保证了叙事的真实性，但同时，孩子是一个不具备价值判断的叙述者，是背后的隐在的叙事者，也就是作者自己，始终以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他的中原大地。这两个叙事者的存在，使小说的深处充满了纵横的裂隙，但两种视野的交织也产生了无比丰富的意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来描述成人世界，但叙事语调的悲悯和愤怒显然超越了叙事的边界，使叙述不断地延宕。在小说的最后，当父亲要给“我”“配阴亲”时，终于这个叙事者再也无法冷静地注视着世界的纷繁变换，而向爷爷发出悲愤的呐喊。隐在的叙述者和爷爷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爷爷的乡村伦理和道德伦理也是潜在的叙事者的伦理，最后，叙事者“我”、爷爷、隐在的叙述者共同完成了对父亲的谋杀。 但当这样的一种叙述进入小说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叙述的真实？什么是想象？现实和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阎连科说：“比如说《日光流年》、《受活》，那些小说我往往是通过想象进入现实的，这部小说恰恰相反，它是由现实通往想象的。从创作方向上看，《丁庄梦》偏重写实，使我的小说之根更加深而牢固地植扎于中原这块土地。”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丁庄梦》是一部现实主义之作，它是有中原大地酷烈的现实生活基础的。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文学如何去表现现实，是黏着于苦难的大地，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还是从现实中发掘有关生命、生存、梦想、绝望等等人类在面临生命断裂处的精神分裂和挣扎？阎连科因此引入了神话和寓言写作，使艾滋病不仅成为艾滋病人的事，而且成为对整个人类命运的追问。在神话和寓言世界里的人类的灭亡，有效地缝合了现实的裂缝，因为酷烈的现实最终走向的死亡充满了恐慌，但神话和寓言世界里新的人类重生的希望在文本内部完成了这种对恐慌的抚慰。但是，真实的、酷烈的现实真的可以在神话和寓言里重生吗，这也是现实主义写作遭遇到的巨大困境。 阎连科说：写作，因为恐惧。一个作家因着对世界的恐慌，所以写作成为消除恐慌的有效手段。“我希望能通过写作，在我的后半生中，对无处不在的恐惧形成一种抵抗。” “抵抗恐惧，这大约是我目前写作的理由，就是我为什么写作的依据。”③那么，在《丁庄梦》中，作者在恐惧和抵抗什么？是疾病？死亡？贪欲？人性的黑洞？也许都有，一个作家深爱着 他的土地和人民，但他不得不面对他们走向灭亡的命运。这种灾难既不是面对自然天灾的无助和无奈，也不是对与生俱来的病痛的无法抗争，而是在走向灭亡的过程中，人类自己的贪欲亲手制造了绑缚自己的锁链。《丁庄梦》在无法逃离的死亡面前，直指人性的黑洞。可阎连科又时时心系着和他有着血缘联系的土地和人民，试图张扬对生命的热爱、重视和尊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丁庄梦》的写作接近了鲁迅以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笔下的“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希望”的命题。民族的和人性的劣根性，一直是文学关注的主题，阎连科以他的写作为这一主题融入了新的内涵。 阎连科是一个生于乡土、长于乡土、对乡土世界有深厚感情的作家，当他成为一个知识者重新来关注他的乡土世界时，其中复杂的感情使他几乎难以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你一味地指责他们的贪欲吗？他们首先是因为贫穷，因为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你一味地同情他们的遭遇、理解他们对生命的爱和执著吗？他们身上所显示出在死亡面前的顽劣和愚昧也让人触目惊心。所以，阎连科在对中国农村的了解、体恤和道德承担之间，产生了精神上的“紧张”，陷入了自我缠绕的逻辑：如何去观照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深患重病的民族和人民？作为一个乡土的现实写作者内心深刻的焦虑和绝望，与作为一个对时代、民族有真挚的道德承担的知识者角色之间产生了内在的分裂。生存的合理性和欲望的自然逻辑，使作家焦虑、不安，但同时也使作家陷入了自身的叙述困境。《丁庄梦》是一部悲悯和愤怒的现实之作，也是一部进行民族和文化批评的寓言之作，是真实也是想象，是写实也是象征，是平直也是隐喻。在表层的乡村叙事和深层的人性修辞之间，阎连科的写作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境地。丁庄自身的生存逻辑证明了他们集体梦想的破灭，作者所能做的是在寓言的意义上让丁庄从这个世界上消亡，期待新的、健康的人类的诞生。但这样的想象在面对乡土人的现实时，又显示了它的苍白和无力，这也许是在一个无法提供本质化叙述的时代里作家写作的共同困境。 注释： ①② 阎连科：《活着不仅仅是一种本能》，《南方周末》2006年3月23日。 ③ 阎连科：《我为什么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