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
刘学堂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830054)
*
Abstract :Although bronze pieces of the Neolithic Age have been found sporadically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real rise of bronze culture dated from the first half of 2nd millennium BC ,and the early bronze culture of Northern China was lat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plains. By comparison ,developed bronze groups had existed in Xinjiang Region at the end of the 3rd millennium BC ,and the appearance era of bronze groups in Gansu and Qinghai Regions is also earlier than that of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rthern China. The new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arly bronzes had the tendence of spreading from the north -west to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rthern China. These findings significantly broaden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the early Chinese bronzes ori-gin and dissemination.
Keywords :bronz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bronzes of north -west ;bronzes of Xinjiang ;the dissemina-tion of bronze culture
要: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就零星地发现青铜器残片,但青铜文化真正兴起则到了公元
前2千纪的前半叶,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发生的时代晚于中原地区。相比之下,新疆地区则在公元
摘
前3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发达青铜器群;甘青地区青铜器群出现的年代也早于中原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新的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早期青铜器有从西北向中原内地和中国北方地区传播的趋势。这些发现大大拓宽了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中原青铜器;西北青铜器;新疆青铜器;青铜文化传播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是中国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点环节。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零星地发现青铜器残片,但青铜文化真正兴起则到了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最早出现的年代要晚于中原地区。相比之下,处于西北的新疆和甘青地区,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组合复杂的青铜器群,并呈现自西向东传播的趋势。中原和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不仅是当地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很可能也与西北地区青铜文化向这些地区传播和影响有内在关系。
一、中原早期青铜器起源研究的新视野
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器是陕西临
*
潼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址第29号房址中出土的一块残铜片。但是,这件铜片的存在以及在中国冶
[1]
金史上具有的意义,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在黄河流域,时代上仅次于姜寨那件铜片的是山西
榆次源涡镇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发现的铜渣和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骨凿上发现的铜锈,它们的年代被定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2]。公元前3千纪后半,黄河中下游及华北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3]
代。这一时期出土铜器有所增加,主要有山东胶县三里河的铜锥、诸城呈子的铜片、西霞杨家园的残铜锥、长岛县长山岛店子的残铜片、日照王城安尧的铜炼渣、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灰坑中的铜片、河北唐山大城山的铜牌残片等。进入
:“同根共生,文化向心:史前西哉的文化发展”(项目编号040112B01)本文为“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基金项目
的中期研究成果。
夏代,中原等地除二里头文化外,其他考古文化中铜器仍然是零散、偶然的发现。主要有山东牟平照格庄、山东泗水尹家城、河北唐山小官庄、天津蓟县张家园、北京昌平雪山、北京房山琉璃河、河北大厂大头坨头等遗址出土的铜耳环、铜
[4]
镞、铜刀、铜渣等。山西陶寺遗址的M3296中发现一件浇铸成形的铃形铜器,M11墓主人手臂处发现一件铜齿轮形器,其年代在公元前2千
[5]
年前后,是龙山晚期阶段青铜器的重要发现。
中原地区,青铜器群的真正出现到了二里头
二里头三、四期突然兴起的青铜文化,既然长期在中原地区寻找不到其来源的确定线索,那么就要考虑它是否受到外来影响。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些铜器,从文化风格看不是中原文化传统中的器物,在当找不到起源的任何线索的同时,这类器物在甘青和新疆东部都有出土,其年代要早于二里头和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根据这些线索,把二里头青铜文化起源研究的视野,由中原转向中原以外的西北地区,无疑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二里头青铜文化的突然崛起,与西北青铜文化向中原传播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值得重视。
二、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来源之争
20世纪前半叶,一些考古学家认识到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商、周文化传统中的青铜器存在区别。在这些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先后将其称为“绥远青铜”、“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方式青铜器”、器
“北方系青铜器”等等,目前“北方系青铜器”
[9]
的概念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
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的起源,长期以来有外来说和本地起源说之争。20世纪80年代前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相当于商代早期的青铜戈、剑、刀、耳环等,相当于夏代中期和晚期的手镯、耳环、针、锥、环、指环等。这些发现被认为为北方系青铜器的本地起源研究找到了重要线索
[10]
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基本出土于河南偃
师的二里头遗址,其他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铜器都是偶见。据统计,二里头文化的铜器有锛1、凿2、刀3、锥3(包括铜条)、鱼钩1、爵4、戈2、戚1、镞4、铃1、圆形泡饰1、圆形器2、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1件。几年前,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青铜钺
[6]
和一件龙形铜器。据考古学家研究,在二里头一、二期中尚未发现铜器,所见铜器大抵出自于三、四期的地层中。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所出均是中原式青铜器,也就是说中原青铜文化的形成由二里头文化开始,到了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发展到鼎盛。由碳十四测定的二里头
[7]
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到1600年间,三、四期的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的后段。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系列测年,又把传统认为二里头文化年代向后推了一二百年
[8]
。。不过,近来已有
如果姜寨发现的那件黄铜片无误的话,表明
公元前5000年中叶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有了铜器。但此后,仅在极个别遗址中零星发现有属于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前后的小铜片或残渣。进入夏纪年范畴,中原地区发现铜器虽略有增加,但除二里头文化外,仍只是在少数考古文化的个别遗址中见到。考古学家和冶金史学家依据上述考古发现,经数十年研究,不仅无法像众所周知的史前欧洲青铜文化发展史那样,在从仰韶文化早期开始到仰韶晚期龙山阶段之间建立起前后相承的中国早期冶铜技术、青铜文化发生、发展、繁荣与演化的体系,而且难以将上述新石器时代偶见的铜片、残渣等,当成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突然发展起来的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源头。诸环节之间相当多的空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所以,关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来源问题也还未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
学者注意到了甘青地区夏代青铜器与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青铜器的相似性和它们并不晚于中国北方
[11]
地区青铜器的事实,注意到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某些器物晚于西方的同类器物,推测它们源自
[12]
西方。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中有大量欧亚草原文化因[13]
素,同时北方系青铜器中,特别是一些早期的器物,明显地表现出与甘青早期青铜文化密切的内在关系,如杖头、耳环、手镯、铜刀、铜镞等。这些青铜器在北方的突然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是甘青齐家文化青铜器向这一地区传播的结果。
三、新疆及甘青地区早期青铜器的重要发现1973年,新疆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发现铜珠、残细铜棒4件、小铜块12件。铜器中的小块经过测验,为红铜,但是杂质较多。共存的器物有粗夹砂红陶片、非几何形细石器、磨制石
镞、骨镞。发现者认为其文化内涵与中亚的克尔捷米纳尔新石器文化(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相似,推测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假如这种推测不误的话,它是目前新疆、甘肃、
[14]
青海地区最早的铜器出土地点。
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
林雅文化年代的上限可溯至公元前3千纪末到2千纪初。
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发掘清理一批墓葬,学术界将以这一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312座墓中随葬铜器的有106座,所出铜器超过200件;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在安西县鹰窝树遗址清理4座四坝文化墓葬,获铜器7件,另在地表采集若干铜器;同年在民乐西灰山四坝文化遗址发现残铜器2件;1987年,吉林大学考古系等在民乐东灰山清理四坝文化墓葬249座,出土铜器16件;同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发掘了酒泉的干骨崖遗址,清理墓葬105座,出土铜器48件。据最近
[22]
统计,四坝文化出土铜器近300件,青铜器类型主要有环首刀、锥、削、泡饰、连珠饰、扣饰、四羊首权杖头、耳环、手镯、镞、穿銎斧等。据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四坝文化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范围内,其上限不超过公元前2千纪
[23]
一件铜锡合金铸成的青铜刀,与铜刀共出的还有
其他铜器残块。这件铜刀的背部略呈弓形,圆头,柄部甚短,系单范铸成。其年代不早于公元
[15]
前3千纪。
20世纪30年代初,罗布猎人奥尔得克带领瑞典人贝格曼在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淖尔三角洲地
[16]
区发现了小河五号墓地,小河墓地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在罗布淖尔三角洲地区存在着一支以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被称为小河文化。小河文化中未发现陶器,但据新公布的材料看,小河墓地发现相当多的小铜片。这些小铜片呈不规则状,有的镶嵌在一些神秘的祭祀器上,有的成排镶嵌到木罐或缝缀在衣物上。另外还发现有铜镜和铜镞等
[17]
。
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被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
向外扩张涟漪中的外环。目前在甘青地区发现的属于齐家文化的遗存点很多,出土铜器的地点也相当广泛,有学者统计,目前在齐家文化中已发现铜器118件,均发现在洮河以西,属齐家文化中、晚期。齐家文化的青铜器主要有斧、刀、铜牌饰、扣、镯、人面匕首、双耳斧等。另外,据近年的研究,过去被定为齐家文化的一些形态进步、个体较大的铜器,从共出器物看,很可能是卡约文化之遗物,时代上应晚于齐家文化
[24]
。小河墓地利用小麦标本采用
加速器质谱技术,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小
河文化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2千纪前后或超过前2千纪,下限为公元前2千纪中叶[18]。
20世纪80年代,哈密火车站前的天山北路(过去称林雅墓地)一带发现和发掘了700余座墓葬,这批墓葬因出土有大量铜器而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从一些统计材料看,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总数可以千计,一座墓中所出铜器一件至几十件不等。铜器的加工方法有铸造、铸造后
[19]
冷加工、热锻、热锻后冷加工等,制作技术先进。铜器类型极其丰富,主要有大量方形或圆形的铜牌饰、管饰、铜刀、臂钏、蝶形器、珠、镂孔牌饰、镜、斧、铃、耳环、镞、剑等。以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可称为林雅文[20]
化。林雅文化中的一组陶器与此前在河西走廊西部发现的四坝文化火烧沟遗存中的同类器物完全一样,所以学术界一般把它的文化性质和年代与四坝文化相比。实际上,林雅文化构成因素复杂,既有东来的四坝文化还有马厂文化的成分,又有西来的以筒形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
[21]
因素,还有可能具有属于地方文化的因素。马厂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的后半,据此,
。
在新疆和甘肃个别遗址和墓葬中偶然发现公元前3千纪前后的铜器,这一点虽和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铜器的发现情况一样,但由于新疆以西的西方很早就有了冶铜业,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这里偶见的铜器自然让人们怀疑是源自西方。最近有学者发现,中国西部自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出土的石质或铜质的权杖头,在西方早就流行,是很典型的具西方文化特质的文物,这类器物无疑是由西方传入。过去在新疆地区的哈密市二道沟、奇台县红旗机器厂、民丰县尼雅、特克斯县的铁里氏盖等遗址发现过权杖
[25]
头,近年来又在和静察县察罕乌苏、罗布泊发现有铜质和石质的权杖头。新疆
地区不同质地权杖头的新发现,为此说提供了重小河墓地要证据
[27]
[26]
。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有公元前
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小麦,国内外学界公认,大麦和小麦最早由西亚古代居民驯化,由这里向周边世界扩散传播。新疆相当于青铜时代的墓地中多处发现有小麦,有的墓地发现有大
[28]
麦,如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现的小麦、哈密
[29]
五堡墓地发现的大麦,在小河墓地小麦更是
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89件铜器也经检测,计有锡青铜61件,约占69%;红铜器11件,占12%;砷铜10件,占10%;另有7件为铜、砷、锡的三元合金。其中40件保存较好的样品中,10件红铜,16件锡青铜,7件砷青铜,其余3件为三元合金。冶金史学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鉴定发现,在哈密盆地的天山北路、南湾、五堡、焉不拉克及黑沟梁等墓地均出有砷铜。冶金史学家首次对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出土铜器进行检测时,在检测的66件铜器中发现30件纯铜,占45%,铜器中基本不含砷或含极微量的砷。后来他们又再次对这里的37件样品进行检测,发现有13件铜器的含砷量均超过了2%。四坝文化民乐东灰山的铜器多为砷铜,东灰山遗址出土铜器15件,经鉴定,其中12件为砷铜,2件为锡青铜,1件为锡砷铅青铜;酒泉干骨崖遗址出土48件铜器,46件经鉴定,其中10件为砷铜,22件为锡青铜,5件为锡砷青铜,余为其他,其砷铜的含砷量在2%~6%的范围内;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少量铜器中有4件含有砷,其中1件锥,含砷量在1. 6%,1件镞含砷量在1. 4%,1件戈含砷量在6. 8%,为砷青铜[31];最近检测的小河墓地出土的3件青铜器,2件为含砷的青铜,同样也含有锡,为三元合金。这些出土的合金铜器表现出了较高青铜冶制技术,而且是“中国西北地区使用含砷青铜较早的实物证据,具有重要意义,制作工艺和成分上有明显差异,显示出这三件铜片可能来自不同的地[32]区”。
我国西北地区早期铜器中大量砷青铜的存在,表明它与西方冶铜技术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这一发现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为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中国早期青铜器的传播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极个别遗址中偶见的青铜残片等,还不能成为那个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考古文化的构成因素,这些发现还需从另外的视点进行研究。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群出现在新疆地区的古墓沟—小河文化、林雅文化、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中。其中哈密林雅文化制铜业最为发达,次之是时代与之接近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原地区由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不早于北方系青铜器,更晚于新、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可见,居于中间的
很常见的随葬品,河西发现的小麦无疑由新疆传[30]
入。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西文化之间就有较为频繁的接触,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时期,铜器由西方传入新疆和甘肃甚至内地其他一些地区,不是没有可能。
公元前3千纪初到公元前3千纪之末,我国境内(包括西北地区)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中,铜器只是极为偶然的发现,很可能这一时期处于零星的器物传入期,青铜冶炼和铜器制作技术还未被人们完全接受。研究传播学的学者认为,一种新的文化因素的传播,通常情况下,先是器物的传播,而后才是制作这种器物技术的传播。至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到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新疆东部和甘青地区的古代居民才全面地掌握了先进的冶铜术和铜器制作技术,创造了发达的青铜文化。
四、西北地区砷青铜的发现
据研究,人类开始用铜始于公元前6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公元前5千纪后期到公元前4千纪上半叶,人们就开始使用砷铜,是出现最早的合金,此后砷铜很快在古老世界广泛使用,前后延续2000年之久。伊朗Susa 发掘出土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19件铜器中,有6件铜器的含砷量1%;属于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3500年的遗址中出土的18件铜器中,有11件砷铜,含砷量高达5%。研究者认为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类最早使用砷铜的实例。公元前4000年前后,砷铜广泛传播,在许多地方逐渐取代红铜而成为最重要的金属。锡青铜大约在公元前4千纪在近东地区出现,但是真正替代砷铜是到了公元前2千纪初期。在早期青铜时代(EBA )和中期青铜时代(MBA ),砷铜仍占有着统治地位,只是到了晚期青铜时代(LBA ),锡青铜才取代砷铜成为最重要的金属合金。
在我国西北地区,冶金史专家在鉴定哈密五堡墓地的青铜器时,发现一件铜环和一件小铜铃是砷青铜,含砷量在3%~5%,另在天山北路墓地发现一件含砷量在2%的锡青铜。后来,哈
四坝文化、齐家文化铜器中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依据上述,我们可以大体上勾勒出中国境内青铜文化传播的新线路。
古墓沟—小河文化和林雅文化中普遍发现青铜器,其年代的上限早到公元前2千年初或公元前3千纪末,这里发现的铜器类型复杂多样、制作技术十分先进。据此推测,新疆东部地区使用铜器的时代可能还要早一些,或者可以推到公元前3千纪下半的某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分布在甘青地区的马厂文化,还很少见到铜器。到目前为止,马厂文化中发现铜器只有3件,即甘肃永登蒋家坪遗址的1件铜刀、酒泉高苜蓿地和照壁滩两地铜块、铜锥各1件
[33]
东、向北甚至向南传播,因各地文化的复杂多
变,它的传播线路并不像向西传播时那样明晰。相当于夏代中期的朱开沟遗址三、四阶段出土的青铜器,从风格上看,显然是西来的。朱开沟文化的陶器中也发现有明显的齐家文化因素,可视
[38]
为证据。齐家文化的青铜因素向北顺着黄河到达了鄂尔多斯地区,大概以此为契机,青铜器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黄河两岸、长城内外迅速传播和发展,到了商周时期,开始形成了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中发现的青铜器,中国北方不同地区和文化中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地方特征,这表明青铜文化因素的传播是一个与当地文化不断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变化、创新而成为当地考古学文化重要组合因素的过程。不过,从整个北方系青铜器看,特别是它的早期铜器共性更为明显,它们大多都可以在新疆东部和河西西部找到本源。
近年来的一些发现,让我们找到了这支西来的青铜文化继续向东传播的迹象。山西陶寺遗址出土1件铜铃和1件铜齿轮形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包括陶寺遗址在内,由于在附近相当范
[39]
围的地区里它是很孤立的发现,关于它的源流并不清楚。铜铃形器作为早期萨满教的道具也
。由此分析,新疆
东部地区可能最早进入了青铜文化的发展期,其后,河西西部和新疆东部进入四坝文化和林雅文化时期,甘青一些地区进入齐家文化的某个阶段,青铜文化更加繁荣。
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早期青铜文化以新疆东部和河西西部为中心开始向四周传播。这支青铜文化至少在商代首先进入了吐鲁番盆地,近年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早期青铜器,如柄部呈凹槽状的环首刀、铜铃铛、管銎斧等,都来自于哈密
[34]
地区;到了商周之际通过阿拉沟进入天山南麓一线;西周至春秋时期,分布在天山南麓一线的察吾乎文化中发现了与这支青铜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青铜制品,这里铜器类型较多,如铜斧、铜刀、牌饰、连珠状管饰等。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支青铜文化继续向西、向南传播,但在传播过程中很快式微。塔里木盆地南缘一线的扎滚鲁克文化,其年代上限不早于西周,下限到战国或更晚,扎滚鲁克文化中只发现2件小铜
[36]
刀、铜管饰和小铜珠饰;在略晚的时候,这支青铜文化还沿着天山北麓绿洲带向西分布,到达伊犁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它在这一地区遇到自西向东分布、十分发达的铁器文化而最终没有发展起来。近年来在伊犁河流域哈什河谷发掘的上千座属于西周、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铁器
[37]
已相当普及,而铜器只是偶见品。
河西西端的四坝文化中的青铜器与哈密林雅文化的青铜器虽略有区别,但文化特征基本一致,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起源于东天山的青铜文化向东,最早应该进入河西西端,并很快被河西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人们接受,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青铜器因素。由齐家文化再向
[35]
见于哈密地区史前遗存中,在西北其他地区青铜
时代墓葬中常有发现,有时一座墓中往往数件或十数件。无独有偶,与陶寺齿轮形铜器类同的器物在哈密盆地青铜时代墓地也有发现,尤其是呈齿形的放射状短线纹在哈密地区早期青铜器中较为常见,这种短线纹有单圈的也有多圈的,一般围绕着一个圆形中心分布,它可能与祭祀太阳的萨满巫术活动有关。从文化发生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陶寺遗址的两件铜器西来的可能性很大。不仅如此,在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我们也发现有西来青铜文化的一些因素。如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环首铜刀,这类铜刀最早发现于新疆东部和河西西部,它向西传入河西东部、青海、宁夏、陕西等地,进入内蒙古河套地区后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北方系青铜器的主要因素。另外,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镶绿松石的兽面牌饰、镶嵌蛇纹
玉矛、带管銎的铜戚等都具有明显的西
北青铜文化特征。如果考虑到上述中国境内青铜的铜
文化传播的大背景,那么关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时青铜文化突然兴起的原因,就不能完全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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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来文化相关的可能性。
中国境内含砷青铜器基本发现在西北地区,
它与西方早期冶铜技术间的相似性,表明它们在冶铜技术上存在着渊源关系。随着西北地区青铜文化向东流布,砷青铜逐渐消失。不过,冶金史学家还是在朱开沟文化的铜器中发现有砷青铜;近来对陶寺齿轮形铜器进行鉴定,发现它也是一件砷铜制品;偃师二里头二期遗址中的1件铜锥,也是用砷青铜制成,含砷量在4. 47%
[40]
。
这些发现为我们留下砷青铜器向东分布的重要线
索。更值得注意的是,砷青铜在中国境内的发现与我们以上阐述的中国境内早期青铜文化起源与传播的线路大体相合,可互为证明。
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器发现与起源问题研究,被认为是当前颇显萧条的西部考古中“难
[41]
得的亮点”。如果从整个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的角度,对中原、中国北方、西北早期青
铜器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并非是在绝对封闭的条件下独立发展起来,他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表明,最早出现在中国西北的青铜文化,经历了一个向北、向东传布的过程,这些发现大大地拓展了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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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北京科技大学冶金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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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
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J ]. 文物,2001(6).
[20]过去笔者称其为天山北路考古文化,根据考古学
中用第一次发现这一文化遗存的小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原则,可称之为林雅文化。见刘学堂. C ]//西安半坡博物馆新疆史前墓葬的初步研究[
编著. 史前研究. 三秦出版社,2000:451-476. [21]刘学堂. 中国早期铜镜起源研究———中国早期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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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区域文化的互动[J ]. 吐鲁番学研究,2002(2).
[23]李水城,水涛. 四坝文化铜器研究[J ]. 文物,
2000(3);李水城. 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互动[J ]. 吐鲁番学研究,2002(2).
[25]这一项目的考古发掘领队周金铃女士向笔者展示
了这一墓地出土的权杖头,在此特表谢意。这一墓地的资料正在整理中,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概况可参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静县察汗乌苏古墓群考古发掘新收获[J ]. 新疆文物,2004(4).
[26]小河墓地权杖头的资料未发,参见小河考古队.
N ]. 中国文罗布泊小河墓地全面发掘圆满结束[物报,2005-4-13.
[27]李水城. 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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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关于史前麦子的问题参见张忠培. 东灰山墓地研
——兼论四坝文化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位究—
J ].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香港中文大学. 置[
1997(6);李水城. 文化的馈赠与文明的成长[C ]//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2004:8-20.
[31]关于中国西北地区砷青铜研究的文章有多篇。参
C ]//北京科技大见潜伟等. 古代砷铜研究综述[
57
学. 中国冶金史论文集(三·A ):58-63;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 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C ]//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冶金史论文集(三·A ):64-73;梅建军,刘国瑞,常喜恩. 新疆东部地区出土早期铜J ]. 西域研究. 2002(2);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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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文物出版社,1979:142;李水城. 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冶铜业及区域文化的J ]. 吐鲁番学研究,2002(2). 互动[
[34]吐鲁番洋海一号墓地出土的环首铜刀等铜器明显
来自哈密地区,其年代不晚于西周,可推到商代。吐鲁番盆地新发现铜器的情况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J ]. 新疆文物,2004(1).
[3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疆察吾乎[M ]. 东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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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简报[J ]. 考古学报,2003(1).
[37]由笔者主持的发掘工作,全部资料正在整理,现
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J ]. 新所. 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疆文物,2002(3)(4).
[3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 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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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向)
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
刘学堂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830054)
*
Abstract :Although bronze pieces of the Neolithic Age have been found sporadically in the Central Plains ,the real rise of bronze culture dated from the first half of 2nd millennium BC ,and the early bronze culture of Northern China was lat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plains. By comparison ,developed bronze groups had existed in Xinjiang Region at the end of the 3rd millennium BC ,and the appearance era of bronze groups in Gansu and Qinghai Regions is also earlier than that of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rthern China. The new find-ings show that the early bronzes had the tendence of spreading from the north -west to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rthern China. These findings significantly broaden the research horizon of the early Chinese bronzes ori-gin and dissemination.
Keywords :bronz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bronzes of north -west ;bronzes of Xinjiang ;the dissemina-tion of bronze culture
要: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就零星地发现青铜器残片,但青铜文化真正兴起则到了公元
前2千纪的前半叶,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发生的时代晚于中原地区。相比之下,新疆地区则在公元
摘
前3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发达青铜器群;甘青地区青铜器群出现的年代也早于中原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新的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早期青铜器有从西北向中原内地和中国北方地区传播的趋势。这些发现大大拓宽了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中原青铜器;西北青铜器;新疆青铜器;青铜文化传播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是中国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点环节。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零星地发现青铜器残片,但青铜文化真正兴起则到了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最早出现的年代要晚于中原地区。相比之下,处于西北的新疆和甘青地区,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组合复杂的青铜器群,并呈现自西向东传播的趋势。中原和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不仅是当地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很可能也与西北地区青铜文化向这些地区传播和影响有内在关系。
一、中原早期青铜器起源研究的新视野
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器是陕西临
*
潼姜寨第一期文化遗址第29号房址中出土的一块残铜片。但是,这件铜片的存在以及在中国冶
[1]
金史上具有的意义,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在黄河流域,时代上仅次于姜寨那件铜片的是山西
榆次源涡镇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一块陶片上发现的铜渣和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骨凿上发现的铜锈,它们的年代被定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2]。公元前3千纪后半,黄河中下游及华北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3]
代。这一时期出土铜器有所增加,主要有山东胶县三里河的铜锥、诸城呈子的铜片、西霞杨家园的残铜锥、长岛县长山岛店子的残铜片、日照王城安尧的铜炼渣、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灰坑中的铜片、河北唐山大城山的铜牌残片等。进入
:“同根共生,文化向心:史前西哉的文化发展”(项目编号040112B01)本文为“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基金项目
的中期研究成果。
夏代,中原等地除二里头文化外,其他考古文化中铜器仍然是零散、偶然的发现。主要有山东牟平照格庄、山东泗水尹家城、河北唐山小官庄、天津蓟县张家园、北京昌平雪山、北京房山琉璃河、河北大厂大头坨头等遗址出土的铜耳环、铜
[4]
镞、铜刀、铜渣等。山西陶寺遗址的M3296中发现一件浇铸成形的铃形铜器,M11墓主人手臂处发现一件铜齿轮形器,其年代在公元前2千
[5]
年前后,是龙山晚期阶段青铜器的重要发现。
中原地区,青铜器群的真正出现到了二里头
二里头三、四期突然兴起的青铜文化,既然长期在中原地区寻找不到其来源的确定线索,那么就要考虑它是否受到外来影响。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些铜器,从文化风格看不是中原文化传统中的器物,在当找不到起源的任何线索的同时,这类器物在甘青和新疆东部都有出土,其年代要早于二里头和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根据这些线索,把二里头青铜文化起源研究的视野,由中原转向中原以外的西北地区,无疑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二里头青铜文化的突然崛起,与西北青铜文化向中原传播是否存在内在关系,值得重视。
二、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来源之争
20世纪前半叶,一些考古学家认识到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青铜器与中原地区商、周文化传统中的青铜器存在区别。在这些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先后将其称为“绥远青铜”、“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方式青铜器”、器
“北方系青铜器”等等,目前“北方系青铜器”
[9]
的概念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
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的起源,长期以来有外来说和本地起源说之争。20世纪80年代前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相当于商代早期的青铜戈、剑、刀、耳环等,相当于夏代中期和晚期的手镯、耳环、针、锥、环、指环等。这些发现被认为为北方系青铜器的本地起源研究找到了重要线索
[10]
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基本出土于河南偃
师的二里头遗址,其他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铜器都是偶见。据统计,二里头文化的铜器有锛1、凿2、刀3、锥3(包括铜条)、鱼钩1、爵4、戈2、戚1、镞4、铃1、圆形泡饰1、圆形器2、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1件。几年前,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青铜钺
[6]
和一件龙形铜器。据考古学家研究,在二里头一、二期中尚未发现铜器,所见铜器大抵出自于三、四期的地层中。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所出均是中原式青铜器,也就是说中原青铜文化的形成由二里头文化开始,到了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发展到鼎盛。由碳十四测定的二里头
[7]
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到1600年间,三、四期的年代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的后段。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系列测年,又把传统认为二里头文化年代向后推了一二百年
[8]
。。不过,近来已有
如果姜寨发现的那件黄铜片无误的话,表明
公元前5000年中叶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就有了铜器。但此后,仅在极个别遗址中零星发现有属于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前后的小铜片或残渣。进入夏纪年范畴,中原地区发现铜器虽略有增加,但除二里头文化外,仍只是在少数考古文化的个别遗址中见到。考古学家和冶金史学家依据上述考古发现,经数十年研究,不仅无法像众所周知的史前欧洲青铜文化发展史那样,在从仰韶文化早期开始到仰韶晚期龙山阶段之间建立起前后相承的中国早期冶铜技术、青铜文化发生、发展、繁荣与演化的体系,而且难以将上述新石器时代偶见的铜片、残渣等,当成二里头文化三、四期突然发展起来的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源头。诸环节之间相当多的空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所以,关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来源问题也还未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
学者注意到了甘青地区夏代青铜器与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青铜器的相似性和它们并不晚于中国北方
[11]
地区青铜器的事实,注意到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某些器物晚于西方的同类器物,推测它们源自
[12]
西方。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北方系青铜器中有大量欧亚草原文化因[13]
素,同时北方系青铜器中,特别是一些早期的器物,明显地表现出与甘青早期青铜文化密切的内在关系,如杖头、耳环、手镯、铜刀、铜镞等。这些青铜器在北方的突然出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是甘青齐家文化青铜器向这一地区传播的结果。
三、新疆及甘青地区早期青铜器的重要发现1973年,新疆乌帕尔苏勒巴俄遗址发现铜珠、残细铜棒4件、小铜块12件。铜器中的小块经过测验,为红铜,但是杂质较多。共存的器物有粗夹砂红陶片、非几何形细石器、磨制石
镞、骨镞。发现者认为其文化内涵与中亚的克尔捷米纳尔新石器文化(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相似,推测其年代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假如这种推测不误的话,它是目前新疆、甘肃、
[14]
青海地区最早的铜器出土地点。
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遗址出土
林雅文化年代的上限可溯至公元前3千纪末到2千纪初。
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发掘清理一批墓葬,学术界将以这一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312座墓中随葬铜器的有106座,所出铜器超过200件;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在安西县鹰窝树遗址清理4座四坝文化墓葬,获铜器7件,另在地表采集若干铜器;同年在民乐西灰山四坝文化遗址发现残铜器2件;1987年,吉林大学考古系等在民乐东灰山清理四坝文化墓葬249座,出土铜器16件;同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发掘了酒泉的干骨崖遗址,清理墓葬105座,出土铜器48件。据最近
[22]
统计,四坝文化出土铜器近300件,青铜器类型主要有环首刀、锥、削、泡饰、连珠饰、扣饰、四羊首权杖头、耳环、手镯、镞、穿銎斧等。据碳十四测定的年代,四坝文化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范围内,其上限不超过公元前2千纪
[23]
一件铜锡合金铸成的青铜刀,与铜刀共出的还有
其他铜器残块。这件铜刀的背部略呈弓形,圆头,柄部甚短,系单范铸成。其年代不早于公元
[15]
前3千纪。
20世纪30年代初,罗布猎人奥尔得克带领瑞典人贝格曼在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淖尔三角洲地
[16]
区发现了小河五号墓地,小河墓地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在罗布淖尔三角洲地区存在着一支以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和小河墓地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被称为小河文化。小河文化中未发现陶器,但据新公布的材料看,小河墓地发现相当多的小铜片。这些小铜片呈不规则状,有的镶嵌在一些神秘的祭祀器上,有的成排镶嵌到木罐或缝缀在衣物上。另外还发现有铜镜和铜镞等
[17]
。
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被认为是中原龙山文化
向外扩张涟漪中的外环。目前在甘青地区发现的属于齐家文化的遗存点很多,出土铜器的地点也相当广泛,有学者统计,目前在齐家文化中已发现铜器118件,均发现在洮河以西,属齐家文化中、晚期。齐家文化的青铜器主要有斧、刀、铜牌饰、扣、镯、人面匕首、双耳斧等。另外,据近年的研究,过去被定为齐家文化的一些形态进步、个体较大的铜器,从共出器物看,很可能是卡约文化之遗物,时代上应晚于齐家文化
[24]
。小河墓地利用小麦标本采用
加速器质谱技术,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小
河文化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2千纪前后或超过前2千纪,下限为公元前2千纪中叶[18]。
20世纪80年代,哈密火车站前的天山北路(过去称林雅墓地)一带发现和发掘了700余座墓葬,这批墓葬因出土有大量铜器而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从一些统计材料看,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总数可以千计,一座墓中所出铜器一件至几十件不等。铜器的加工方法有铸造、铸造后
[19]
冷加工、热锻、热锻后冷加工等,制作技术先进。铜器类型极其丰富,主要有大量方形或圆形的铜牌饰、管饰、铜刀、臂钏、蝶形器、珠、镂孔牌饰、镜、斧、铃、耳环、镞、剑等。以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可称为林雅文[20]
化。林雅文化中的一组陶器与此前在河西走廊西部发现的四坝文化火烧沟遗存中的同类器物完全一样,所以学术界一般把它的文化性质和年代与四坝文化相比。实际上,林雅文化构成因素复杂,既有东来的四坝文化还有马厂文化的成分,又有西来的以筒形器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
[21]
因素,还有可能具有属于地方文化的因素。马厂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的后半,据此,
。
在新疆和甘肃个别遗址和墓葬中偶然发现公元前3千纪前后的铜器,这一点虽和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铜器的发现情况一样,但由于新疆以西的西方很早就有了冶铜业,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这里偶见的铜器自然让人们怀疑是源自西方。最近有学者发现,中国西部自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出土的石质或铜质的权杖头,在西方早就流行,是很典型的具西方文化特质的文物,这类器物无疑是由西方传入。过去在新疆地区的哈密市二道沟、奇台县红旗机器厂、民丰县尼雅、特克斯县的铁里氏盖等遗址发现过权杖
[25]
头,近年来又在和静察县察罕乌苏、罗布泊发现有铜质和石质的权杖头。新疆
地区不同质地权杖头的新发现,为此说提供了重小河墓地要证据
[27]
[26]
。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有公元前
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小麦,国内外学界公认,大麦和小麦最早由西亚古代居民驯化,由这里向周边世界扩散传播。新疆相当于青铜时代的墓地中多处发现有小麦,有的墓地发现有大
[28]
麦,如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发现的小麦、哈密
[29]
五堡墓地发现的大麦,在小河墓地小麦更是
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89件铜器也经检测,计有锡青铜61件,约占69%;红铜器11件,占12%;砷铜10件,占10%;另有7件为铜、砷、锡的三元合金。其中40件保存较好的样品中,10件红铜,16件锡青铜,7件砷青铜,其余3件为三元合金。冶金史学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鉴定发现,在哈密盆地的天山北路、南湾、五堡、焉不拉克及黑沟梁等墓地均出有砷铜。冶金史学家首次对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出土铜器进行检测时,在检测的66件铜器中发现30件纯铜,占45%,铜器中基本不含砷或含极微量的砷。后来他们又再次对这里的37件样品进行检测,发现有13件铜器的含砷量均超过了2%。四坝文化民乐东灰山的铜器多为砷铜,东灰山遗址出土铜器15件,经鉴定,其中12件为砷铜,2件为锡青铜,1件为锡砷铅青铜;酒泉干骨崖遗址出土48件铜器,46件经鉴定,其中10件为砷铜,22件为锡青铜,5件为锡砷青铜,余为其他,其砷铜的含砷量在2%~6%的范围内;朱开沟遗址出土的少量铜器中有4件含有砷,其中1件锥,含砷量在1. 6%,1件镞含砷量在1. 4%,1件戈含砷量在6. 8%,为砷青铜[31];最近检测的小河墓地出土的3件青铜器,2件为含砷的青铜,同样也含有锡,为三元合金。这些出土的合金铜器表现出了较高青铜冶制技术,而且是“中国西北地区使用含砷青铜较早的实物证据,具有重要意义,制作工艺和成分上有明显差异,显示出这三件铜片可能来自不同的地[32]区”。
我国西北地区早期铜器中大量砷青铜的存在,表明它与西方冶铜技术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这一发现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它为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中国早期青铜器的传播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极个别遗址中偶见的青铜残片等,还不能成为那个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考古文化的构成因素,这些发现还需从另外的视点进行研究。中国最早的青铜器群出现在新疆地区的古墓沟—小河文化、林雅文化、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中。其中哈密林雅文化制铜业最为发达,次之是时代与之接近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原地区由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不早于北方系青铜器,更晚于新、甘、青地区的青铜文化。可见,居于中间的
很常见的随葬品,河西发现的小麦无疑由新疆传[30]
入。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西文化之间就有较为频繁的接触,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时期,铜器由西方传入新疆和甘肃甚至内地其他一些地区,不是没有可能。
公元前3千纪初到公元前3千纪之末,我国境内(包括西北地区)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中,铜器只是极为偶然的发现,很可能这一时期处于零星的器物传入期,青铜冶炼和铜器制作技术还未被人们完全接受。研究传播学的学者认为,一种新的文化因素的传播,通常情况下,先是器物的传播,而后才是制作这种器物技术的传播。至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到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新疆东部和甘青地区的古代居民才全面地掌握了先进的冶铜术和铜器制作技术,创造了发达的青铜文化。
四、西北地区砷青铜的发现
据研究,人类开始用铜始于公元前6000年的安纳托利亚,公元前5千纪后期到公元前4千纪上半叶,人们就开始使用砷铜,是出现最早的合金,此后砷铜很快在古老世界广泛使用,前后延续2000年之久。伊朗Susa 发掘出土的公元前4000年前后的19件铜器中,有6件铜器的含砷量1%;属于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3500年的遗址中出土的18件铜器中,有11件砷铜,含砷量高达5%。研究者认为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类最早使用砷铜的实例。公元前4000年前后,砷铜广泛传播,在许多地方逐渐取代红铜而成为最重要的金属。锡青铜大约在公元前4千纪在近东地区出现,但是真正替代砷铜是到了公元前2千纪初期。在早期青铜时代(EBA )和中期青铜时代(MBA ),砷铜仍占有着统治地位,只是到了晚期青铜时代(LBA ),锡青铜才取代砷铜成为最重要的金属合金。
在我国西北地区,冶金史专家在鉴定哈密五堡墓地的青铜器时,发现一件铜环和一件小铜铃是砷青铜,含砷量在3%~5%,另在天山北路墓地发现一件含砷量在2%的锡青铜。后来,哈
四坝文化、齐家文化铜器中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来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依据上述,我们可以大体上勾勒出中国境内青铜文化传播的新线路。
古墓沟—小河文化和林雅文化中普遍发现青铜器,其年代的上限早到公元前2千年初或公元前3千纪末,这里发现的铜器类型复杂多样、制作技术十分先进。据此推测,新疆东部地区使用铜器的时代可能还要早一些,或者可以推到公元前3千纪下半的某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分布在甘青地区的马厂文化,还很少见到铜器。到目前为止,马厂文化中发现铜器只有3件,即甘肃永登蒋家坪遗址的1件铜刀、酒泉高苜蓿地和照壁滩两地铜块、铜锥各1件
[33]
东、向北甚至向南传播,因各地文化的复杂多
变,它的传播线路并不像向西传播时那样明晰。相当于夏代中期的朱开沟遗址三、四阶段出土的青铜器,从风格上看,显然是西来的。朱开沟文化的陶器中也发现有明显的齐家文化因素,可视
[38]
为证据。齐家文化的青铜因素向北顺着黄河到达了鄂尔多斯地区,大概以此为契机,青铜器技术在中国北方地区、黄河两岸、长城内外迅速传播和发展,到了商周时期,开始形成了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中发现的青铜器,中国北方不同地区和文化中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地方特征,这表明青铜文化因素的传播是一个与当地文化不断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变化、创新而成为当地考古学文化重要组合因素的过程。不过,从整个北方系青铜器看,特别是它的早期铜器共性更为明显,它们大多都可以在新疆东部和河西西部找到本源。
近年来的一些发现,让我们找到了这支西来的青铜文化继续向东传播的迹象。山西陶寺遗址出土1件铜铃和1件铜齿轮形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包括陶寺遗址在内,由于在附近相当范
[39]
围的地区里它是很孤立的发现,关于它的源流并不清楚。铜铃形器作为早期萨满教的道具也
。由此分析,新疆
东部地区可能最早进入了青铜文化的发展期,其后,河西西部和新疆东部进入四坝文化和林雅文化时期,甘青一些地区进入齐家文化的某个阶段,青铜文化更加繁荣。
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早期青铜文化以新疆东部和河西西部为中心开始向四周传播。这支青铜文化至少在商代首先进入了吐鲁番盆地,近年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早期青铜器,如柄部呈凹槽状的环首刀、铜铃铛、管銎斧等,都来自于哈密
[34]
地区;到了商周之际通过阿拉沟进入天山南麓一线;西周至春秋时期,分布在天山南麓一线的察吾乎文化中发现了与这支青铜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青铜制品,这里铜器类型较多,如铜斧、铜刀、牌饰、连珠状管饰等。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支青铜文化继续向西、向南传播,但在传播过程中很快式微。塔里木盆地南缘一线的扎滚鲁克文化,其年代上限不早于西周,下限到战国或更晚,扎滚鲁克文化中只发现2件小铜
[36]
刀、铜管饰和小铜珠饰;在略晚的时候,这支青铜文化还沿着天山北麓绿洲带向西分布,到达伊犁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它在这一地区遇到自西向东分布、十分发达的铁器文化而最终没有发展起来。近年来在伊犁河流域哈什河谷发掘的上千座属于西周、春秋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铁器
[37]
已相当普及,而铜器只是偶见品。
河西西端的四坝文化中的青铜器与哈密林雅文化的青铜器虽略有区别,但文化特征基本一致,二者之间关系密切。起源于东天山的青铜文化向东,最早应该进入河西西端,并很快被河西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人们接受,并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青铜器因素。由齐家文化再向
[35]
见于哈密地区史前遗存中,在西北其他地区青铜
时代墓葬中常有发现,有时一座墓中往往数件或十数件。无独有偶,与陶寺齿轮形铜器类同的器物在哈密盆地青铜时代墓地也有发现,尤其是呈齿形的放射状短线纹在哈密地区早期青铜器中较为常见,这种短线纹有单圈的也有多圈的,一般围绕着一个圆形中心分布,它可能与祭祀太阳的萨满巫术活动有关。从文化发生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陶寺遗址的两件铜器西来的可能性很大。不仅如此,在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我们也发现有西来青铜文化的一些因素。如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环首铜刀,这类铜刀最早发现于新疆东部和河西西部,它向西传入河西东部、青海、宁夏、陕西等地,进入内蒙古河套地区后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北方系青铜器的主要因素。另外,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镶绿松石的兽面牌饰、镶嵌蛇纹
玉矛、带管銎的铜戚等都具有明显的西
北青铜文化特征。如果考虑到上述中国境内青铜的铜
文化传播的大背景,那么关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时青铜文化突然兴起的原因,就不能完全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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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沄. 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J ]. 边疆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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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林沄. 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J ]. 边疆考古
研究,2002(1):1-12;林沄. 商文化青铜器与
与外来文化相关的可能性。
中国境内含砷青铜器基本发现在西北地区,
它与西方早期冶铜技术间的相似性,表明它们在冶铜技术上存在着渊源关系。随着西北地区青铜文化向东流布,砷青铜逐渐消失。不过,冶金史学家还是在朱开沟文化的铜器中发现有砷青铜;近来对陶寺齿轮形铜器进行鉴定,发现它也是一件砷铜制品;偃师二里头二期遗址中的1件铜锥,也是用砷青铜制成,含砷量在4. 47%
[40]
。
这些发现为我们留下砷青铜器向东分布的重要线
索。更值得注意的是,砷青铜在中国境内的发现与我们以上阐述的中国境内早期青铜文化起源与传播的线路大体相合,可互为证明。
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器发现与起源问题研究,被认为是当前颇显萧条的西部考古中“难
[41]
得的亮点”。如果从整个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的角度,对中原、中国北方、西北早期青
铜器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并非是在绝对封闭的条件下独立发展起来,他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表明,最早出现在中国西北的青铜文化,经历了一个向北、向东传布的过程,这些发现大大地拓展了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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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早期铜器的出土情况,许多研究论著中进行
过综述,这里不再重复。参见北京钢铁学院冶金J ]. 考古学报,史组. 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
1981(3);严文明. 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J ]. 史前研究,1984(1):37;安志敏. 中国早期铜J ]. 考古学报,1981(3):272;器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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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过去笔者称其为天山北路考古文化,根据考古学
中用第一次发现这一文化遗存的小地名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原则,可称之为林雅文化。见刘学堂. C ]//西安半坡博物馆新疆史前墓葬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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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这一项目的考古发掘领队周金铃女士向笔者展示
了这一墓地出土的权杖头,在此特表谢意。这一墓地的资料正在整理中,现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概况可参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和静县察汗乌苏古墓群考古发掘新收获[J ]. 新疆文物,2004(4).
[26]小河墓地权杖头的资料未发,参见小河考古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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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哈密地区,其年代不晚于西周,可推到商代。吐鲁番盆地新发现铜器的情况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J ]. 新疆文物,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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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由笔者主持的发掘工作,全部资料正在整理,现
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参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J ]. 新所. 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疆文物,2002(3)(4).
[3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 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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