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０年５月求是学刊
ＳＥＥＫＩＮＧ’ＩＲＵＴＨ
Ｍａｙ，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７Ｎｏ．３
第３７卷第３期
口中外史学及其比较研究
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唐明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关于《左传》中所记述的世卿，自汉至清的历代学者，都以乱臣贼子视之，因此，对《左传》褒赞鲁国世卿
季平子的记述大加批判。这是在《公羊传’“讥世卿”的经学思维下对《左传’大义的误读。近代有学者认为《左传》作者有“尊季氏”的倾向，故书中多有袒护季氏家族的言论，然以全文观之，并不尽然。《左传》记史，并非以一种绝对的是非观去看待一个阶层或一个人物。而是在具体的史事中体现其思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行为，作者或据周礼批判其行为，或据事实反思周礼的弊端，体现了剧变时代史家的思想张力。关键词：《左传》；世卿；季平子
作者简介：唐明亮（１９８４一），男，安徽和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中西
古史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及理论比较研究”，项目编
号：２００１ＺＤＸＭ７７０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５０４１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２６－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２０
以《左传》研究春秋史以及对《左传》文本本
身的研究，前代学者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ＲＯＡ《左传》对世卿的记述方式这一角度去研究这一文本似乎并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而这种记述
一、与其他世卿的比较
我们通过季平子与其同时代世卿之比较。可窥见季氏家族在《左传》所记载的春秋世卿中的地位。鲁闵公二年，便有预言日：“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日：‘男也。其名日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１］（Ｐ２６３－２６４）类似的预言也见于齐国的田氏、晋国的魏氏。与季平子同时代的齐国田乞，也得到了《左传》的同情，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对齐景
方式恰恰最能体现史家的著述思想。因此，从这一角度解读《左传》也是有意义的。本文将取春秋
世卿之一——音国季平子为例，通过比较《左传》
对于季平子与国君、家臣以及其他世卿的不同记
述和评论来探讨左氏君子的著述思想。
据《左传》记载。季平子是季氏家族的第六代继承人。他执政期间。季氏家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同时也是与国君和家臣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可以说，季平子的政治活动是春秋社会多重
公说：“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
数。其取之公也簿，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日：‘虽无德与女，式歌
矛盾交织的一个完好缩影。《左传》对于季平子的记述。也正是围绕着季氏与其他世卿的比较和季氏与家臣、国君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一１２６一
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
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ｉ］（Ｐ１４８０）
与他们不同的是。那些在国内斗争中失败了
万方数据
的世卿家族。左氏君子在预言中所体现的则有一种批判的思想倾向。与季平子同时代的晋国羊舌氏之类世卿即是《左传》所选取的对象。鲁昭公二十八年，有预言日：“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日：‘长叔姒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日：‘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Ｉ（Ｐ１４９３）
虽然预言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预言的结果与《左传》史事的发展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可以说，预言所体现的观点或思想就是对于《左传》记事中所蕴涵的思想的一种提炼与总结。如果按照这两组预言的理由来解释世卿的成败，显然过于荒诞，但是《左传》作者的确是以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去记述这两种世卿家族。季平子与齐国田氏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而晋国羊舌氏之流则多是衰亡之象。这两种不同的倾向性当然都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记载。但作者在阅读和编撰相关史料之时．对于这两种世卿必已有了自己的认识．故设预言以论他们的成败。如何理解记述世卿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同为世卿，季平子又何以能够在《左传》中有正面形象？这需要从季平子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来探讨。
二、对季平子与家臣斗争的记述
昭公十二年，季平子初立便面临南蒯为张公室而发动的叛乱。在这场斗争中，作者明显倾向于季平子。首先同样是设预言以昭示南蒯之败：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日：“恤恤乎，湫乎，攸乎！深
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
人矣哉！”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日：“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日：“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日：“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
……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日：“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１］（Ｐ１１３６—１１３８）
在这短短一段文字中．作者共设三处预言以展示南蒯思谋短浅、不守忠信、失去民心，使南蒯之败
昭然若揭。《左传》的这一倾向性又在两年后南蒯
失败奔齐一事中有所体现：
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日：“臣愿受盟
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问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日：“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
万方数据
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请期五日。遂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日：“叛夫？”对日：“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日：“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
焉。”【１］（Ｐ１３６４）
在这段记述中，费城的“民”、季氏的家臣司徒老祁、虑癸、齐国的大夫子韩皙以及身为国君的齐景公，从君至民各个阶层都对家臣叛“家”表示反对。在后来季平子与国君的斗争中，叔孙氏的家臣醒戾又说：“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由此可见，春秋社会对于家臣、世卿、公室之间关系的一种普遍认识，就是家臣当以“家”的利益为出发点。作者对季平子的支持。
正是受到了春秋时代人们普遍认识的影响。作者
通过这段史料，借他人之语以抒己志，虽然是记载一个史实。但同时也是对史料的自觉选择。在建构这段历史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思想，这是《左传》作为史书的一大特点。因此，虽然对于季平子与南蒯两人，作者并未置一字褒贬，但读者不仅能够体会出其思想倾向性，而且往往还会被这种认识所同化。
不过，在叙述南蒯叛乱的起因时，作者又记载了季平子不合时代思潮的一面。据传文记载：“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１３（Ｐ１３３５）“礼”是周初为各阶层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虽然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没有能力再强制要求各级统治者完全遵礼，但是在贵族阶层中，自觉遵礼仍是道德高尚的一种表现。孔子在谈到君臣关系时也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２］（Ｐ１１６）这，ｄｚ是那个时代人
们ｘ，－ｔ于君臣关系的一种普遍认识。而周代社会的
“君”．不同于秦代以后的封建王朝只有皇帝一人为“君”。分封制度下各级贵族相对于其封臣均可称君。如此，季平子为南蒯之君，而又不礼于南蒯，则咎在季氏。
总的来看，在季平子与南蒯的斗争中，南蒯欲张公室而叛季氏与季平子不礼于南蒯，都是与时代观念不合的行为。但是，对于南蒯之过，作者用笔甚多，而对于季平子之过，却仅有一句轻描淡写．让人不易察觉。既然是在同一种日，－ｔ４－ｔ：背景下判断是非，作者批判二人之过为何有轻有重？
既然倾向于季平子，为何又记述其不“礼”的行
为？这又需要从季平子与国君的斗争中来作更深一步的理解。
三、对季平子与国君斗争的记述
在与鲁昭公的斗争巾，季平子的角色发生了转换，由南蒯之君转而为昭公之臣，而《左传》的态度也从尊君抑臣转为尊臣抑君。
一１２７—
在矛盾发生之前。左氏君子又是先有预言作为伏笔。
昭公五年：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
贿。无失札。晋侯谓女叔齐日：“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日：“鲁侯焉知礼？”公日：“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日：“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
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１］（Ｐ１２６６）
此处晋国叔侯论礼，着重谈“礼”的精神而不仅仅
是“礼”的形式．后世学者多以为是左氏君子对周ＳＬ的重新解读与反思。然通观《左传》全文，作者论礼却多是从仪式上来解读。如：“僖公十一年：
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日：‘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
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Ｉ］（Ｐ３３８）仅此一处对谨守仪节的鲁昭公有所批判。因此，笔者
认为此处左氏君子虽记录了周ＳＬＯＥ人们观念中
的变化，但其主旨并不是为了ｘ，－Ｊ－￥Ｌ作出新认识。
叔侯论礼是有意对周礼作出新解，以鲁昭公的处
境讽谏晋君，因为晋国当时也面临着六卿擅权的局面。实际上，鲁昭公并没有什么僭礼行为，左氏
君子之所以肯定叔侯对于礼的解释，是因为在这
场斗争中，季平子能够争取民心，安定鲁国，大体上是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而鲁昭公的行为则恰恰相反．放作者贬斥昭公不知礼，为其“难将及身”埋下伏笔，强以不知“礼”作为昭公失政的说辞。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对这段话
有比较贴切的认识，他认为：“叔侯论礼，能就其
本而辨明之，君子所以取之，讽晋侯失政，在言外
见则可，以此称叔侯之本旨则非是。抑鲁公之咎。
惟不用子家羁耳，其余之事。皆季孙为之，公焉得而禁之哉？总之三家专鲁，与六卿擅晋、田氏窃齐。同一病症，总由君不知礼所致。”［３］（Ｐ１７１７）
但是，在支持的同时，《左传》也记载了季平子的“不君君”：“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日：‘日有食之，天子
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日：‘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日：‘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
一１２８一
万方数据
史用辞。故《夏书》日：‘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１（Ｐ１３８４－１３８５）杜注：“安君之灾，故曰有异志。”孔疏：“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Ｅｌ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Ｅｔ食，乃是不君事其事也。”［４］（１＇８３５）天有Ｅｔ食，按周礼当伐鼓用币，季平子却借口不行周ＳＬ。因此。叔孙昭子认为季ｘＦ．－－Ｔ－不君君。
季平子不君鲁昭公，与南蒯不君季平子，都为春秋时人所讥，但《左传》作者对于这两种不君君之举的着笔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南蒯和季平子之间，则着重记述南蒯之叛的不合理，而对季平子不礼南蒯则轻描淡写；在季平子和鲁昭公之间。又侧重记述鲁昭公的不知礼以及其败亡的迹象，而对于季平子不君君之举则一笔带过。《左传》作者如此着笔，说明他虽然对季平子的行为有较多的肯定，但又不是完全的同情，或是绝对的支持。那么，此举用意何在？不妨看看晋国史墨的一段话：“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日：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１］（Ｐ１５１９一］５２０）
《左传》记鲁史，却以晋人的言论来论事。这是因为左氏君子与史墨同为史官。在春秋社会的剧变中，得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样的共识，这是一种超越了时代的反思。周代的史官，是周文化的传承者，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往往能够最积极地进行反思。他们一方面受传统的影响，仍然抱着礼乐治国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在现实中寻找一种新的出路。“季氏世修其勤”，“民之服焉”。是这一时代史官心中所认同的救世贤人的形象，也是他们政治理想的一个现实依托。但是，在给季平子树立正面形象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诸如季平子这样在政治上成功的世卿，对于周ＳＬ的践踏。因此。在记述季平子与国君和家臣之间的斗争中。作者既赞扬季氏在民众中的威望。又揭示其不遵“礼”的行为。旧观念与新时代的这种冲突，造就了《左传》对于季平子褒贬并存的记述方式。
总的来说，《左传》记述世卿是立足于春秋社会分崩离析这样一个现实，渴求一个新秩序的建立．并将这一理想寄托在季平子这类世卿的身上。《左传》中与季平子同时代的世卿，以失败者为多，作者关于这类人的记述，虽本于史实，但更
多地是为了体现季平子这样的世卿成功之原因。在记述季平子的政治活动时。《左传》既推崇周礼。又肯定了季平子构建新秩序的行为。然而，当在某一具体事件上。二者发生矛盾时。作者又倾向于前者。皮锡瑞说：“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５］（Ｐ２）从《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来看，作者在史料的选择上，早已褒贬自明，是非已见。只是据事立义，褒
贬交织，读者不易体会，这正是《左传》作为史书
的又一个特点。总而言之。作者维护礼乐文化的理想与承认春秋世卿构建新秩序的现实。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构筑了记述季平子时的一个基本思想框架。全书的记述也正是这种张力的体现。
四、后世学者对于《左传》记述季平子
的评论
关于《左传》中的季平子，后世学者有两个方面的认识。第一，朱熹认为：“《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Ｅ６］（Ｐ２１４８）其实不然，义理并非经学所独有，史学的记事与经学的义理同是著述者思想的一种体现。《左传》作为一部史书，是通过对世卿阶层不同人物的记述以见其是非观。在这种取舍之间，作者所要揭示的是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最终肯定他们对于业已崩坏的旧秩序的重新构建。也就是说，《左传》以成败论是非，是源于作者的著述思想，而不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原则的认同。季平子作为世卿中的成功者，他的政治行为正是与《左传》作者的思想和著述宗旨多有契合，才成为作者记述历史变化．进而表达其思想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清代学者李贻德认为，《左传》关于季氏的记述是取自鲁史旧文，著之于经。而鲁史又有阿顺季孙之旨，故《左传》于季氏多有称赞［７］（１＇３９３６）。其实不然。齐崔杼弑君，太史兄弟二人相继被杀，其幼弟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晋国赵盾身为重臣，“亡不越境，反不讨贼”，太史董狐仍直书“赵盾弑其君”。崔杼和赵盾的政治地位，完全不亚于季平子．而史官并不为其权势所折服，这当是周代史官职业精神与著史之通则。那么。鲁国史官何以就会阿附季氏呢？再者，若左氏君子果真阿附季氏．何不将对于季平子不利的言辞完全删而不取呢？
童书业先生以为《左传》尊季氏，而对于《左传》贬季氏之语，童先生又有这样的认识：“左氏固亦有贬季氏等语，然不代表其主要思想，
（或所据史料如此）而袒季氏之语，则非常明
显。”Ｅｓ］（Ｐ２３３）若《左传》记事仅从“尊季氏”的角度
万方数据
出发，则也完全可以忽略这两条史料而不取，或作曲笔回护。而左氏君子终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作为周代史官，礼乐文化始终是作者极为推崇的。因此，作者虽然对某些家族或人物有一定的倾向．但全然没有经学那种绝对的是非观。这充分体现了史学的求真特点。
第二，ｘ，－］－于《左传》中季平子人物形象的评论。关于季平子乃至整个季氏家族。后世学者多是批判。这种批判，首先始于汉代对于《公
羊传》“讥世卿”的理解。《公羊传・隐公三年》：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Ｅ９］（Ｐ２７）由于春秋世卿大多都专权弑君，故为《公羊传》所讥。汉代学者在宣扬其大一统思想的同时，也继承了《公羊传》对世卿的态度。董仲舒说：“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１０］（Ｐ１３１）季氏作为鲁国最强的世卿，从此便沦为历史的罪人。《汉书・魏相传》载：“相因平恩候许伯奏封事，言：
‘《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
权。皆危乱国家。…［１１］（Ｐ３１３５）
至清代。春秋三传的研究随着朴学的兴盛也著述颇丰．对于鲁国季氏以及季平子的批判也愈为激烈。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载：“故鲁之削，成于三桓，而季为之魁，宿（季武子）及意如（季平子）不容诛。”【１２］（Ｐ１１４）马辅《左传事纬》又说：“自季友获孥赐田而手文嘉名，公辅上卿之兆始应，至文子纵，遂杀嫡立庶而鲁君失政，武子专国而政速大夫，历悼子、平子而昭公见逐……原其本初，以忠良之心除庆父而安鲁国，其后骄恣专国，而家臣又专其家。天之报施，岂诬也哉？”马氏把南蒯叛季平子看做季平子骄恣专国的一种报应。李调元《春秋会要》并引此说［１３］（Ｐ１８）。朱骏声《春秋乱贼考》则将季平子归为乱贼［１４］（Ｐ１２５）。
由于清代学者没有从《左传》记述世卿之本
旨去认识季氏家族和季平子这一人物形象，因此
便有了对《左传》大义的误读和文本的攻驳。万斯
大论《左传》记述春秋世卿与国君斗争时说：“凡
有逆节，多蔽过于君，鲜有罪及其臣者。如鲁卫出君，师旷史墨之育可证也，左氏之例亦犹是耳。噫於！弑君而谓君无道，是春秋非讨乱贼而反为之先导矣？”［１５］（Ｐ５７５）关于晋国史墨与赵筒子论季平子与鲁昭公之间的斗争。皮锡瑞又批判说：“夫简子。晋之权臣，正犹鲁之季氏，为史墨者当斥季氏之无君，戒简子之效尤，乃盛称季氏而反咎鲁君，且以君臣无常位为言．则真助乱之邪说矣！”［５］（Ｐ４５）
总的来看，学者们对于季平子的评论是在“讥世卿”的经学视野下得出的认识。由“讥世卿”
而讥季氏，由讥季氏而讥季平子。尤其是在皇权
专制体制确立以后，人们多数是从“尊君”的角度
一１２９—
去看待春秋世卿，因此，世卿这一阶层往往都因为专权弑君而被斥为乱臣贼子。丽《左传》作为一部史书，立足于春秋时代认识世卿，并不以“尊王”、“尊君”为第一要义。且其思想多蕴藏于著述之中，不以阐发春秋大义为本。因此，以“大一统”
思想解读历史的学者们斥之为“助乱之邪说”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后世学者与《左传》原作者对于季平子的评价是不同时代、不同视野下得出来的不同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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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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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唐明亮， TANG Ming-liang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求是学刊
SEEKING TRUTH2010,37(3)
参考文献(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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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５月求是学刊
ＳＥＥＫＩＮＧ’ＩＲＵＴＨ
Ｍａｙ，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７Ｎｏ．３
第３７卷第３期
口中外史学及其比较研究
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唐明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关于《左传》中所记述的世卿，自汉至清的历代学者，都以乱臣贼子视之，因此，对《左传》褒赞鲁国世卿
季平子的记述大加批判。这是在《公羊传’“讥世卿”的经学思维下对《左传’大义的误读。近代有学者认为《左传》作者有“尊季氏”的倾向，故书中多有袒护季氏家族的言论，然以全文观之，并不尽然。《左传》记史，并非以一种绝对的是非观去看待一个阶层或一个人物。而是在具体的史事中体现其思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行为，作者或据周礼批判其行为，或据事实反思周礼的弊端，体现了剧变时代史家的思想张力。关键词：《左传》；世卿；季平子
作者简介：唐明亮（１９８４一），男，安徽和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中西
古史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及理论比较研究”，项目编
号：２００１ＺＤＸＭ７７０００４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５０４１２０１０）０３－０１２６－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２—２０
以《左传》研究春秋史以及对《左传》文本本
身的研究，前代学者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ＲＯＡ《左传》对世卿的记述方式这一角度去研究这一文本似乎并不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而这种记述
一、与其他世卿的比较
我们通过季平子与其同时代世卿之比较。可窥见季氏家族在《左传》所记载的春秋世卿中的地位。鲁闵公二年，便有预言日：“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日：‘男也。其名日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１］（Ｐ２６３－２６４）类似的预言也见于齐国的田氏、晋国的魏氏。与季平子同时代的齐国田乞，也得到了《左传》的同情，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对齐景
方式恰恰最能体现史家的著述思想。因此，从这一角度解读《左传》也是有意义的。本文将取春秋
世卿之一——音国季平子为例，通过比较《左传》
对于季平子与国君、家臣以及其他世卿的不同记
述和评论来探讨左氏君子的著述思想。
据《左传》记载。季平子是季氏家族的第六代继承人。他执政期间。季氏家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同时也是与国君和家臣斗争非常激烈的时期。可以说，季平子的政治活动是春秋社会多重
公说：“陈氏虽无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区釜钟之
数。其取之公也簿，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敛焉，陈氏厚施焉，民归之矣。《诗》日：‘虽无德与女，式歌
矛盾交织的一个完好缩影。《左传》对于季平子的记述。也正是围绕着季氏与其他世卿的比较和季氏与家臣、国君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一１２６一
且舞。’陈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陈氏
而不亡。则国其国也已。”［ｉ］（Ｐ１４８０）
与他们不同的是。那些在国内斗争中失败了
万方数据
的世卿家族。左氏君子在预言中所体现的则有一种批判的思想倾向。与季平子同时代的晋国羊舌氏之类世卿即是《左传》所选取的对象。鲁昭公二十八年，有预言日：“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日：‘长叔姒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日：‘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Ｉ（Ｐ１４９３）
虽然预言的作者与成书年代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预言的结果与《左传》史事的发展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那么可以说，预言所体现的观点或思想就是对于《左传》记事中所蕴涵的思想的一种提炼与总结。如果按照这两组预言的理由来解释世卿的成败，显然过于荒诞，但是《左传》作者的确是以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去记述这两种世卿家族。季平子与齐国田氏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而晋国羊舌氏之流则多是衰亡之象。这两种不同的倾向性当然都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记载。但作者在阅读和编撰相关史料之时．对于这两种世卿必已有了自己的认识．故设预言以论他们的成败。如何理解记述世卿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同为世卿，季平子又何以能够在《左传》中有正面形象？这需要从季平子在国内的政治活动来探讨。
二、对季平子与家臣斗争的记述
昭公十二年，季平子初立便面临南蒯为张公室而发动的叛乱。在这场斗争中，作者明显倾向于季平子。首先同样是设预言以昭示南蒯之败：
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日：“恤恤乎，湫乎，攸乎！深
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
人矣哉！”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日：“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日：“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日：“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
……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日：“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１］（Ｐ１１３６—１１３８）
在这短短一段文字中．作者共设三处预言以展示南蒯思谋短浅、不守忠信、失去民心，使南蒯之败
昭然若揭。《左传》的这一倾向性又在两年后南蒯
失败奔齐一事中有所体现：
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日：“臣愿受盟
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问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劫南蒯日：“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
万方数据
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请期五日。遂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日：“叛夫？”对日：“臣欲张公室也。”子韩皙日：“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
焉。”【１］（Ｐ１３６４）
在这段记述中，费城的“民”、季氏的家臣司徒老祁、虑癸、齐国的大夫子韩皙以及身为国君的齐景公，从君至民各个阶层都对家臣叛“家”表示反对。在后来季平子与国君的斗争中，叔孙氏的家臣醒戾又说：“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由此可见，春秋社会对于家臣、世卿、公室之间关系的一种普遍认识，就是家臣当以“家”的利益为出发点。作者对季平子的支持。
正是受到了春秋时代人们普遍认识的影响。作者
通过这段史料，借他人之语以抒己志，虽然是记载一个史实。但同时也是对史料的自觉选择。在建构这段历史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思想，这是《左传》作为史书的一大特点。因此，虽然对于季平子与南蒯两人，作者并未置一字褒贬，但读者不仅能够体会出其思想倾向性，而且往往还会被这种认识所同化。
不过，在叙述南蒯叛乱的起因时，作者又记载了季平子不合时代思潮的一面。据传文记载：“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１３（Ｐ１３３５）“礼”是周初为各阶层所制定的行为准则，虽然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没有能力再强制要求各级统治者完全遵礼，但是在贵族阶层中，自觉遵礼仍是道德高尚的一种表现。孔子在谈到君臣关系时也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２］（Ｐ１１６）这，ｄｚ是那个时代人
们ｘ，－ｔ于君臣关系的一种普遍认识。而周代社会的
“君”．不同于秦代以后的封建王朝只有皇帝一人为“君”。分封制度下各级贵族相对于其封臣均可称君。如此，季平子为南蒯之君，而又不礼于南蒯，则咎在季氏。
总的来看，在季平子与南蒯的斗争中，南蒯欲张公室而叛季氏与季平子不礼于南蒯，都是与时代观念不合的行为。但是，对于南蒯之过，作者用笔甚多，而对于季平子之过，却仅有一句轻描淡写．让人不易察觉。既然是在同一种日，－ｔ４－ｔ：背景下判断是非，作者批判二人之过为何有轻有重？
既然倾向于季平子，为何又记述其不“礼”的行
为？这又需要从季平子与国君的斗争中来作更深一步的理解。
三、对季平子与国君斗争的记述
在与鲁昭公的斗争巾，季平子的角色发生了转换，由南蒯之君转而为昭公之臣，而《左传》的态度也从尊君抑臣转为尊臣抑君。
一１２７—
在矛盾发生之前。左氏君子又是先有预言作为伏笔。
昭公五年：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
贿。无失札。晋侯谓女叔齐日：“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日：“鲁侯焉知礼？”公日：“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日：“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
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１］（Ｐ１２６６）
此处晋国叔侯论礼，着重谈“礼”的精神而不仅仅
是“礼”的形式．后世学者多以为是左氏君子对周ＳＬ的重新解读与反思。然通观《左传》全文，作者论礼却多是从仪式上来解读。如：“僖公十一年：
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日：‘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
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Ｉ］（Ｐ３３８）仅此一处对谨守仪节的鲁昭公有所批判。因此，笔者
认为此处左氏君子虽记录了周ＳＬＯＥ人们观念中
的变化，但其主旨并不是为了ｘ，－Ｊ－￥Ｌ作出新认识。
叔侯论礼是有意对周礼作出新解，以鲁昭公的处
境讽谏晋君，因为晋国当时也面临着六卿擅权的局面。实际上，鲁昭公并没有什么僭礼行为，左氏
君子之所以肯定叔侯对于礼的解释，是因为在这
场斗争中，季平子能够争取民心，安定鲁国，大体上是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而鲁昭公的行为则恰恰相反．放作者贬斥昭公不知礼，为其“难将及身”埋下伏笔，强以不知“礼”作为昭公失政的说辞。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对这段话
有比较贴切的认识，他认为：“叔侯论礼，能就其
本而辨明之，君子所以取之，讽晋侯失政，在言外
见则可，以此称叔侯之本旨则非是。抑鲁公之咎。
惟不用子家羁耳，其余之事。皆季孙为之，公焉得而禁之哉？总之三家专鲁，与六卿擅晋、田氏窃齐。同一病症，总由君不知礼所致。”［３］（Ｐ１７１７）
但是，在支持的同时，《左传》也记载了季平子的“不君君”：“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日：‘日有食之，天子
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平子御之，日：‘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日：‘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
一１２８一
万方数据
史用辞。故《夏书》日：‘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１（Ｐ１３８４－１３８５）杜注：“安君之灾，故曰有异志。”孔疏：“日食，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Ｅｌ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Ｅｔ食，乃是不君事其事也。”［４］（１＇８３５）天有Ｅｔ食，按周礼当伐鼓用币，季平子却借口不行周ＳＬ。因此。叔孙昭子认为季ｘＦ．－－Ｔ－不君君。
季平子不君鲁昭公，与南蒯不君季平子，都为春秋时人所讥，但《左传》作者对于这两种不君君之举的着笔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南蒯和季平子之间，则着重记述南蒯之叛的不合理，而对季平子不礼南蒯则轻描淡写；在季平子和鲁昭公之间。又侧重记述鲁昭公的不知礼以及其败亡的迹象，而对于季平子不君君之举则一笔带过。《左传》作者如此着笔，说明他虽然对季平子的行为有较多的肯定，但又不是完全的同情，或是绝对的支持。那么，此举用意何在？不妨看看晋国史墨的一段话：“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日：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１］（Ｐ１５１９一］５２０）
《左传》记鲁史，却以晋人的言论来论事。这是因为左氏君子与史墨同为史官。在春秋社会的剧变中，得出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这样的共识，这是一种超越了时代的反思。周代的史官，是周文化的传承者，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往往能够最积极地进行反思。他们一方面受传统的影响，仍然抱着礼乐治国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在现实中寻找一种新的出路。“季氏世修其勤”，“民之服焉”。是这一时代史官心中所认同的救世贤人的形象，也是他们政治理想的一个现实依托。但是，在给季平子树立正面形象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诸如季平子这样在政治上成功的世卿，对于周ＳＬ的践踏。因此。在记述季平子与国君和家臣之间的斗争中。作者既赞扬季氏在民众中的威望。又揭示其不遵“礼”的行为。旧观念与新时代的这种冲突，造就了《左传》对于季平子褒贬并存的记述方式。
总的来说，《左传》记述世卿是立足于春秋社会分崩离析这样一个现实，渴求一个新秩序的建立．并将这一理想寄托在季平子这类世卿的身上。《左传》中与季平子同时代的世卿，以失败者为多，作者关于这类人的记述，虽本于史实，但更
多地是为了体现季平子这样的世卿成功之原因。在记述季平子的政治活动时。《左传》既推崇周礼。又肯定了季平子构建新秩序的行为。然而，当在某一具体事件上。二者发生矛盾时。作者又倾向于前者。皮锡瑞说：“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５］（Ｐ２）从《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来看，作者在史料的选择上，早已褒贬自明，是非已见。只是据事立义，褒
贬交织，读者不易体会，这正是《左传》作为史书
的又一个特点。总而言之。作者维护礼乐文化的理想与承认春秋世卿构建新秩序的现实。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构筑了记述季平子时的一个基本思想框架。全书的记述也正是这种张力的体现。
四、后世学者对于《左传》记述季平子
的评论
关于《左传》中的季平子，后世学者有两个方面的认识。第一，朱熹认为：“《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Ｅ６］（Ｐ２１４８）其实不然，义理并非经学所独有，史学的记事与经学的义理同是著述者思想的一种体现。《左传》作为一部史书，是通过对世卿阶层不同人物的记述以见其是非观。在这种取舍之间，作者所要揭示的是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最终肯定他们对于业已崩坏的旧秩序的重新构建。也就是说，《左传》以成败论是非，是源于作者的著述思想，而不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原则的认同。季平子作为世卿中的成功者，他的政治行为正是与《左传》作者的思想和著述宗旨多有契合，才成为作者记述历史变化．进而表达其思想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清代学者李贻德认为，《左传》关于季氏的记述是取自鲁史旧文，著之于经。而鲁史又有阿顺季孙之旨，故《左传》于季氏多有称赞［７］（１＇３９３６）。其实不然。齐崔杼弑君，太史兄弟二人相继被杀，其幼弟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晋国赵盾身为重臣，“亡不越境，反不讨贼”，太史董狐仍直书“赵盾弑其君”。崔杼和赵盾的政治地位，完全不亚于季平子．而史官并不为其权势所折服，这当是周代史官职业精神与著史之通则。那么。鲁国史官何以就会阿附季氏呢？再者，若左氏君子果真阿附季氏．何不将对于季平子不利的言辞完全删而不取呢？
童书业先生以为《左传》尊季氏，而对于《左传》贬季氏之语，童先生又有这样的认识：“左氏固亦有贬季氏等语，然不代表其主要思想，
（或所据史料如此）而袒季氏之语，则非常明
显。”Ｅｓ］（Ｐ２３３）若《左传》记事仅从“尊季氏”的角度
万方数据
出发，则也完全可以忽略这两条史料而不取，或作曲笔回护。而左氏君子终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作为周代史官，礼乐文化始终是作者极为推崇的。因此，作者虽然对某些家族或人物有一定的倾向．但全然没有经学那种绝对的是非观。这充分体现了史学的求真特点。
第二，ｘ，－］－于《左传》中季平子人物形象的评论。关于季平子乃至整个季氏家族。后世学者多是批判。这种批判，首先始于汉代对于《公
羊传》“讥世卿”的理解。《公羊传・隐公三年》：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Ｅ９］（Ｐ２７）由于春秋世卿大多都专权弑君，故为《公羊传》所讥。汉代学者在宣扬其大一统思想的同时，也继承了《公羊传》对世卿的态度。董仲舒说：“观乎世卿，知移权之败。”［１０］（Ｐ１３１）季氏作为鲁国最强的世卿，从此便沦为历史的罪人。《汉书・魏相传》载：“相因平恩候许伯奏封事，言：
‘《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
权。皆危乱国家。…［１１］（Ｐ３１３５）
至清代。春秋三传的研究随着朴学的兴盛也著述颇丰．对于鲁国季氏以及季平子的批判也愈为激烈。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载：“故鲁之削，成于三桓，而季为之魁，宿（季武子）及意如（季平子）不容诛。”【１２］（Ｐ１１４）马辅《左传事纬》又说：“自季友获孥赐田而手文嘉名，公辅上卿之兆始应，至文子纵，遂杀嫡立庶而鲁君失政，武子专国而政速大夫，历悼子、平子而昭公见逐……原其本初，以忠良之心除庆父而安鲁国，其后骄恣专国，而家臣又专其家。天之报施，岂诬也哉？”马氏把南蒯叛季平子看做季平子骄恣专国的一种报应。李调元《春秋会要》并引此说［１３］（Ｐ１８）。朱骏声《春秋乱贼考》则将季平子归为乱贼［１４］（Ｐ１２５）。
由于清代学者没有从《左传》记述世卿之本
旨去认识季氏家族和季平子这一人物形象，因此
便有了对《左传》大义的误读和文本的攻驳。万斯
大论《左传》记述春秋世卿与国君斗争时说：“凡
有逆节，多蔽过于君，鲜有罪及其臣者。如鲁卫出君，师旷史墨之育可证也，左氏之例亦犹是耳。噫於！弑君而谓君无道，是春秋非讨乱贼而反为之先导矣？”［１５］（Ｐ５７５）关于晋国史墨与赵筒子论季平子与鲁昭公之间的斗争。皮锡瑞又批判说：“夫简子。晋之权臣，正犹鲁之季氏，为史墨者当斥季氏之无君，戒简子之效尤，乃盛称季氏而反咎鲁君，且以君臣无常位为言．则真助乱之邪说矣！”［５］（Ｐ４５）
总的来看，学者们对于季平子的评论是在“讥世卿”的经学视野下得出的认识。由“讥世卿”
而讥季氏，由讥季氏而讥季平子。尤其是在皇权
专制体制确立以后，人们多数是从“尊君”的角度
一１２９—
去看待春秋世卿，因此，世卿这一阶层往往都因为专权弑君而被斥为乱臣贼子。丽《左传》作为一部史书，立足于春秋时代认识世卿，并不以“尊王”、“尊君”为第一要义。且其思想多蕴藏于著述之中，不以阐发春秋大义为本。因此，以“大一统”
思想解读历史的学者们斥之为“助乱之邪说”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后世学者与《左传》原作者对于季平子的评价是不同时代、不同视野下得出来的不同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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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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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３０—
万方数据
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唐明亮， TANG Ming-liang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求是学刊
SEEKING TRUTH2010,37(3)
参考文献(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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