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子其
例如，杜甫的“故园今若何？”、“孤舟一系故园心”，丰应物的“何处愁人忆故园”，岑参的“故园东望路漫漫”等例，诚然指的是家乡；但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不但包含了“故国”的成份，也包含了家乡的成份。而且，古人称“故园”一般都是离别很久才如此称呼的。鲁迅从南京回到绍兴，所作《别诸弟》前后六首的基调与《自题小像》来比较，是不一致的。《别诸弟》六首中也不断提到家乡，用的是“离家”、“故乡”、，《哀范“家乡”1912年写的君三章》，用的是“故里”一词。从《自题小像》全诗的气质、立意来看，“故园”一词不可能指绍兴或南京，而肯定是在日本怀念祖国，以“风雨如磐”来喻当时黑暗的形势。至于鲁迅为什么不用“故国”而用“故园”，据我推论显然是为了迁就押韵，“园”与“辕”可通押一个韵部，“国”属入声，在此不能押韵。其次，鲁迅到日本以后反清意识逐渐强烈，并参加了章太炎发起的光复会(这一点至今仍有争论)。他是不承认满清王朝统治为“故国”的，而只承认轩辕后裔居处的地方是自己的“故园”。另外，旧体诗的用字灵活性很大，我们在领会时是不可拘泥的。
由此可以证明，鲁迅此诗可认为1903年作于日本东京。但鲁迅为何作此诗？是不是先写诗后剪辫再题照？我认为此说决难成立，先引用鲁迅自己的论据去反驳这种说法。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明确指出：“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以见先‘断发文身’今特效之，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是为了方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为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由此可见，鲁迅并不把剪辫与否作为区分革命与保皇的标准，他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剪辫“毫不含有革命性”。当时一般人剪辫都是为了表示与满清一刀两断，鲁迅剪辫不是为此，那么可证明鲁迅当时还不具备有革命思想和反清意识。可见鲁迅《自题小像》一诗决不是作于剪辫断发之照；而肯定是作于剪辫、照像之后。
那么，鲁迅此诗究竟为何而作？我认为鲁迅此诗是因章太炎入狱一事而作，诗中的“寒星”即指章太炎。“寄意寒星荃不察”这句诗的解释过去很多注释都已成定论，其实并非符合鲁迅原意。“荃不察”最早的解释者当推许寿裳。他在《怀旧》“述同一文中云：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在《鲁迅旧体诗集》跋中亦云：“同胞如醉，不胜寂寞之感。”此说一出，即广为注家所沿用。不少有关鲁迅诗歌的著作如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周振甫《鲁迅诗歌注》(浙江人民出版1962年版)、复旦大学与上海师大中文系编《鲁迅诗歌散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山西人民出版社《鲁迅诗歌选读》(1977年版)、倪墨炎《鲁迅诗歌选》(天津人民出版1977年版)等基本都采用了许寿裳的说法。有的还加以发挥，如《鲁迅诗歌散文选》认为是“借指祖国人民。作者认为，他的爱国的热情还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察识”，有的则更进一步，如倪墨炎的《鲁迅旧诗浅谈》则认为是“以‘荃’来比喻人民群众，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的觉醒上”；《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中的说法与倪说完全相同。鲁迅自己说过：“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
(?草”六至九》)鲁迅当时留日本写此诗时，马列主义在中国并未传播，在日本也是凤毛鳞角。鲁迅本身也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思想也只是属于旧民主主义最初阶段的范畴。“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一思想，是1927年以后，鲁迅逐渐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才形成的。而当时19岁的鲁迅，是不可能有“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的觉悟上”这样一种思想的。我以为，关键的是“荃”究竟是否指“同胞”或“人民群众”？过去都公认许寿裳的解释是权威性的，但鲁迅诗中的“荃不察”是彼我关系，而“不胜寂寞”则是一种自我感觉，因而用自我感觉去解释彼我关系是不可能成立的。
“荃不察”一语实际是借用屈原《离骚》中的成句“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以喻君王逸注为：香草，也。人君被服芳香，故以香草为喻。”可见，屈原诗中的“荃”是指君主。关于“荃”还有数种用法，如《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这里“荃”指捕鱼器，与鲁迅诗意风马牛不相及。还有一种用法，也是从屈原诗中引申而来，作“荃察”，为旧时书信中希望对方谅解之谦词。此亦不符鲁迅诗意。那么，鲁迅为什么会用君主的喻词来代指“同胞”呢?有的文章曾看到这一点，但和当时的拒俄运动联系起来，认为“荃”指满清皇帝，是“隐喻清王朝不理睬拒俄义勇队和广大爱国志士的抗敌愿望”(杨天石：《“荃不察”与“轩辕”——〈自题小像〉新探》，《南开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其实细分析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并无任何贬意，可见此解不能成立。
我认为，鲁迅的这句诗是深有含意的，其中、必有“寒星”“荃”所指。前面已经肯定此诗非为剪辫断发而作，故我认为必有重大事情触发鲁迅才有此作。细推敲当时重大事件而又和鲁迅密切相关当数因“苏报案”章太炎入狱及1903年9月《浙江潮》发表章氏狱中诗作，此在当时声闻海内外。而章氏在狱中所作充满英雄气概的两首诗(章氏狱中诗还有《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与赠邹容二首“最为鲁迅所爱诵”(许寿裳语，见《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云：“还有章先生的《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所爱诵的”，此文充满反清意识，鲁迅无疑受此影响颇深。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也谈及鲁迅留日期间受章氏影响极深。尤使鲁迅受到极大感动，以至于三、四十年代还不能忘怀(见《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在1939年9月25日致许寿裳信中也云：“得《新苗》……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他还认为此“实为贵重文献”，应“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并还要筹备“募捐印行”，《鲁迅书信集》下卷)(以上所举两则文、信，均为鲁迅逝世前不久之作，可见对鲁迅影响是何等重大。鲁迅是太炎先生弟子，他对当时这样一位所向披靡的革命家及其品德学问是非常尊重和敬仰的，后来还加入他所领导的光复会。在鲁迅的数位老师之中，章太炎是最受尊重的。以至于鲁迅对他甚至偏爱至深，甚至如喜欢用怪句和写古字等。而且师生之间交谊深厚，肺腑相通，数十年亦是如此。如1912年章太炎大闹总统府痛骂袁世凯之后遭受囚禁，愤而绝食。当时他在北京的弟子们，都来相劝，鲁迅被推举为代表进言。经过鲁迅的婉转陈词，章太炎才开始进食(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后来太炎先生移禁在东四钱粮胡同，鲁迅又四次冒风险前去探望。
太炎先生深受感动，曾手录《庄子?天运篇》中的一段话相赠。又如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在北京弟子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未见鲁迅，便询问道：“豫才现在怎样了？”
学生们答道：“现在上海被认为是‘左倾分子’。”章太炎遂云：“他是一向研究俄国文学的。”(孙伏园：《惜别》)从这两则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师生二人之间是相当理解的。所以，可以说当时“苏报案”章氏入狱及其狱中诗对鲁迅写诗是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的。故“寒星”非常有可能指章太炎。宋玉《九辨》“愿寄言云：夫流星兮”，“欲托忠策
王逸注云：于贤良也”，可见“星”乃指“贤良”之人。鲁迅的“寄意寒星”无疑即从此而来，而当时的“贤良”之士，在鲁迅心中非章氏莫属。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冠以“寒”字呢？我以为鲁迅写此诗乃1903年9月《浙江潮》首次发表章氏狱中诗作之后，时值秋月；而鲁迅当时看到的章氏的两首诗中又有“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之句，其中“悲秋”、“萧萧悲”不是很符合“寄意寒星”的渲染气氛吗？进而我以为“荃”应指轩辕即黄帝。鲁迅针对当时兴起的宣传黄帝之热(章氏是首倡之人)，又看到章太炎英勇入狱及入狱后的凛凛诗篇，因而向革命志士表示了真诚的敬意，并立誓要以身实践为祖国奋勇献身。因而第三句诗如译成白话，意应为：我寄意为祖国光复陷身囹圄的志士，黄帝是不能觉察我们的忠心的。与第四句联起来，诗意就更贯通了：胜利是不能靠黄帝赐予的，只有靠我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才能光复祖国。附带提一下，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鲁迅还不太理解宣传的重要性，还只是片面的认为光靠鲜血就可以使革命成功。只是在鲁迅思想真正成熟之后，他才懂得了宣传的作用。所以后来他的弃医从文及毕生从事革命文学，是深知此中甘苦的。这恐怕也是他后来两次重题的其中一个原因罢？
综上所述简而言之，依笔者推证：鲁迅此诗，应作于东京，时为1903年9月以后，是为读章太炎狱中诗后，有感于章氏壮举而作。-(下)
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编辑本段注释译文
灵台：语本《诗经》，借代晚清最高统治阶级慈禧等（据阿袁《鲁迅诗编年笺证》说，是也）。
无计：无法。 计：方法。
神矢：神奇的箭镞，借指新兴的革命力量；以往许多论者误引许寿裳的说法而导致了该诗久久不得其解；今据《鲁迅诗编年笺证》（具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所说为确。
磐：磐石，厚而重的石头。
故园：故乡。
荃：荃草，一种香草，这里指君王（按，此据《鲁迅诗编年笺证》所引汉人王逸所注《楚辞》注语而知）。
荃不察：化用《离骚》中“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句，用以借代最高统治着慈禧太后。
察，体察，垂察。
荐：名作动，献，进献（祭品）。
轩辕：黄帝。这里象征古老的中华大地和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
□文/汤子其
例如，杜甫的“故园今若何？”、“孤舟一系故园心”，丰应物的“何处愁人忆故园”，岑参的“故园东望路漫漫”等例，诚然指的是家乡；但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不但包含了“故国”的成份，也包含了家乡的成份。而且，古人称“故园”一般都是离别很久才如此称呼的。鲁迅从南京回到绍兴，所作《别诸弟》前后六首的基调与《自题小像》来比较，是不一致的。《别诸弟》六首中也不断提到家乡，用的是“离家”、“故乡”、，《哀范“家乡”1912年写的君三章》，用的是“故里”一词。从《自题小像》全诗的气质、立意来看，“故园”一词不可能指绍兴或南京，而肯定是在日本怀念祖国，以“风雨如磐”来喻当时黑暗的形势。至于鲁迅为什么不用“故国”而用“故园”，据我推论显然是为了迁就押韵，“园”与“辕”可通押一个韵部，“国”属入声，在此不能押韵。其次，鲁迅到日本以后反清意识逐渐强烈，并参加了章太炎发起的光复会(这一点至今仍有争论)。他是不承认满清王朝统治为“故国”的，而只承认轩辕后裔居处的地方是自己的“故园”。另外，旧体诗的用字灵活性很大，我们在领会时是不可拘泥的。
由此可以证明，鲁迅此诗可认为1903年作于日本东京。但鲁迅为何作此诗？是不是先写诗后剪辫再题照？我认为此说决难成立，先引用鲁迅自己的论据去反驳这种说法。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明确指出：“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以见先‘断发文身’今特效之，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是为了方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为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由此可见，鲁迅并不把剪辫与否作为区分革命与保皇的标准，他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剪辫“毫不含有革命性”。当时一般人剪辫都是为了表示与满清一刀两断，鲁迅剪辫不是为此，那么可证明鲁迅当时还不具备有革命思想和反清意识。可见鲁迅《自题小像》一诗决不是作于剪辫断发之照；而肯定是作于剪辫、照像之后。
那么，鲁迅此诗究竟为何而作？我认为鲁迅此诗是因章太炎入狱一事而作，诗中的“寒星”即指章太炎。“寄意寒星荃不察”这句诗的解释过去很多注释都已成定论，其实并非符合鲁迅原意。“荃不察”最早的解释者当推许寿裳。他在《怀旧》“述同一文中云：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在《鲁迅旧体诗集》跋中亦云：“同胞如醉，不胜寂寞之感。”此说一出，即广为注家所沿用。不少有关鲁迅诗歌的著作如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周振甫《鲁迅诗歌注》(浙江人民出版1962年版)、复旦大学与上海师大中文系编《鲁迅诗歌散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山西人民出版社《鲁迅诗歌选读》(1977年版)、倪墨炎《鲁迅诗歌选》(天津人民出版1977年版)等基本都采用了许寿裳的说法。有的还加以发挥，如《鲁迅诗歌散文选》认为是“借指祖国人民。作者认为，他的爱国的热情还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察识”，有的则更进一步，如倪墨炎的《鲁迅旧诗浅谈》则认为是“以‘荃’来比喻人民群众，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的觉醒上”；《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中的说法与倪说完全相同。鲁迅自己说过：“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
(?草”六至九》)鲁迅当时留日本写此诗时，马列主义在中国并未传播，在日本也是凤毛鳞角。鲁迅本身也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思想也只是属于旧民主主义最初阶段的范畴。“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一思想，是1927年以后，鲁迅逐渐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才形成的。而当时19岁的鲁迅，是不可能有“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群众的觉悟上”这样一种思想的。我以为，关键的是“荃”究竟是否指“同胞”或“人民群众”？过去都公认许寿裳的解释是权威性的，但鲁迅诗中的“荃不察”是彼我关系，而“不胜寂寞”则是一种自我感觉，因而用自我感觉去解释彼我关系是不可能成立的。
“荃不察”一语实际是借用屈原《离骚》中的成句“荃不察余之中情兮”，“荃，以喻君王逸注为：香草，也。人君被服芳香，故以香草为喻。”可见，屈原诗中的“荃”是指君主。关于“荃”还有数种用法，如《庄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这里“荃”指捕鱼器，与鲁迅诗意风马牛不相及。还有一种用法，也是从屈原诗中引申而来，作“荃察”，为旧时书信中希望对方谅解之谦词。此亦不符鲁迅诗意。那么，鲁迅为什么会用君主的喻词来代指“同胞”呢?有的文章曾看到这一点，但和当时的拒俄运动联系起来，认为“荃”指满清皇帝，是“隐喻清王朝不理睬拒俄义勇队和广大爱国志士的抗敌愿望”(杨天石：《“荃不察”与“轩辕”——〈自题小像〉新探》，《南开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其实细分析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并无任何贬意，可见此解不能成立。
我认为，鲁迅的这句诗是深有含意的，其中、必有“寒星”“荃”所指。前面已经肯定此诗非为剪辫断发而作，故我认为必有重大事情触发鲁迅才有此作。细推敲当时重大事件而又和鲁迅密切相关当数因“苏报案”章太炎入狱及1903年9月《浙江潮》发表章氏狱中诗作，此在当时声闻海内外。而章氏在狱中所作充满英雄气概的两首诗(章氏狱中诗还有《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与赠邹容二首“最为鲁迅所爱诵”(许寿裳语，见《亡友鲁迅印象记》)。许寿裳云：“还有章先生的《张苍水集后序》，也是鲁迅所爱诵的”，此文充满反清意识，鲁迅无疑受此影响颇深。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也谈及鲁迅留日期间受章氏影响极深。尤使鲁迅受到极大感动，以至于三、四十年代还不能忘怀(见《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在1939年9月25日致许寿裳信中也云：“得《新苗》……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卅年前事，如在眼前”，他还认为此“实为贵重文献”，应“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并还要筹备“募捐印行”，《鲁迅书信集》下卷)(以上所举两则文、信，均为鲁迅逝世前不久之作，可见对鲁迅影响是何等重大。鲁迅是太炎先生弟子，他对当时这样一位所向披靡的革命家及其品德学问是非常尊重和敬仰的，后来还加入他所领导的光复会。在鲁迅的数位老师之中，章太炎是最受尊重的。以至于鲁迅对他甚至偏爱至深，甚至如喜欢用怪句和写古字等。而且师生之间交谊深厚，肺腑相通，数十年亦是如此。如1912年章太炎大闹总统府痛骂袁世凯之后遭受囚禁，愤而绝食。当时他在北京的弟子们，都来相劝，鲁迅被推举为代表进言。经过鲁迅的婉转陈词，章太炎才开始进食(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后来太炎先生移禁在东四钱粮胡同，鲁迅又四次冒风险前去探望。
太炎先生深受感动，曾手录《庄子?天运篇》中的一段话相赠。又如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在北京弟子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未见鲁迅，便询问道：“豫才现在怎样了？”
学生们答道：“现在上海被认为是‘左倾分子’。”章太炎遂云：“他是一向研究俄国文学的。”(孙伏园：《惜别》)从这两则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师生二人之间是相当理解的。所以，可以说当时“苏报案”章氏入狱及其狱中诗对鲁迅写诗是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的。故“寒星”非常有可能指章太炎。宋玉《九辨》“愿寄言云：夫流星兮”，“欲托忠策
王逸注云：于贤良也”，可见“星”乃指“贤良”之人。鲁迅的“寄意寒星”无疑即从此而来，而当时的“贤良”之士，在鲁迅心中非章氏莫属。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冠以“寒”字呢？我以为鲁迅写此诗乃1903年9月《浙江潮》首次发表章氏狱中诗作之后，时值秋月；而鲁迅当时看到的章氏的两首诗中又有“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之句，其中“悲秋”、“萧萧悲”不是很符合“寄意寒星”的渲染气氛吗？进而我以为“荃”应指轩辕即黄帝。鲁迅针对当时兴起的宣传黄帝之热(章氏是首倡之人)，又看到章太炎英勇入狱及入狱后的凛凛诗篇，因而向革命志士表示了真诚的敬意，并立誓要以身实践为祖国奋勇献身。因而第三句诗如译成白话，意应为：我寄意为祖国光复陷身囹圄的志士，黄帝是不能觉察我们的忠心的。与第四句联起来，诗意就更贯通了：胜利是不能靠黄帝赐予的，只有靠我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才能光复祖国。附带提一下，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鲁迅还不太理解宣传的重要性，还只是片面的认为光靠鲜血就可以使革命成功。只是在鲁迅思想真正成熟之后，他才懂得了宣传的作用。所以后来他的弃医从文及毕生从事革命文学，是深知此中甘苦的。这恐怕也是他后来两次重题的其中一个原因罢？
综上所述简而言之，依笔者推证：鲁迅此诗，应作于东京，时为1903年9月以后，是为读章太炎狱中诗后，有感于章氏壮举而作。-(下)
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编辑本段注释译文
灵台：语本《诗经》，借代晚清最高统治阶级慈禧等（据阿袁《鲁迅诗编年笺证》说，是也）。
无计：无法。 计：方法。
神矢：神奇的箭镞，借指新兴的革命力量；以往许多论者误引许寿裳的说法而导致了该诗久久不得其解；今据《鲁迅诗编年笺证》（具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所说为确。
磐：磐石，厚而重的石头。
故园：故乡。
荃：荃草，一种香草，这里指君王（按，此据《鲁迅诗编年笺证》所引汉人王逸所注《楚辞》注语而知）。
荃不察：化用《离骚》中“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句，用以借代最高统治着慈禧太后。
察，体察，垂察。
荐：名作动，献，进献（祭品）。
轩辕：黄帝。这里象征古老的中华大地和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