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地方政府眼中最大的红人？中央企业。 从南下香港到北上京畿，短短两年间，大陆各省招商引资的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央地同盟 2011年3月，书记汪洋带队的广东省豪华招商团敲开了71家央企在北京的总部大门，2万亿元大单落袋，这是相当于去年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同在这个月份，甘肃党政一把手也带队出没于京畿央企，与39家央企签订了208个合作项目协议，总投资达上万亿元，相当于2010年甘肃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消息传到甘肃省直各机关，顿时沸腾。“我省一次与央企签约上万亿元项目，很了不起；有这么多央企合作项目，有这么多央企给力，我省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省政府研究室一位官员激动称。 创下历史的还有贵州省。去年12月份与中央企业举行的投资发展恳谈会，成为贵州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商引资活动，47个项目总投资额达2929亿元。 2010年末至今，由省级党政一把手出面，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从中协调，与央企巨头们签订投资协议的大陆省份已占半数。 经济活动向高端行政化发展，源于世界金融危机。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不安的地方政府，一位中央领导在浙江代表团讲话提醒，“你们抓紧傍央企，央企一个项目的投资就是几十亿元、上百亿元。” 一夜之间，地方招商引资的方向从“外企”过渡到“央企”。数据统计，2009年近九个省份举行了“对接央企”活动。仅辽宁一省，有近4成的地方国企被纳入央企。 进入2010年后，各地招商央企的“赛场”更加火爆。借助央企来发展自身区域经济，固化为地方政府的共识。 如，尽管陕宁蒙“能源金三角”详细规划尚未对外公布，但政策嗅觉灵敏的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华能、中铝、中化等20多家央企转战榆林、鄂尔多斯、宁东、上海庙、陇东能源富集区。近期被纳入“能源金三角”区域的陇东亦被招安。庆阳先后与中油集团、中国华能集团签署了一揽子战略合作协议。 上海庙管委会主任周子龙对此颇有意味地解释，“不是不愿意引入更多的企业，包括伊泰、汇能在内的鄂尔多斯很多上市民营企业都表示出浓厚兴趣，但项目审批权限在国家发改委，什么企业能进入地方政府说了不算。” 到了2011年，各省纷纷将央地合作纳入“十二五”规划。央企也更是借机将触角伸及二三线城市，诸多县域涌现了央企的子孙公司。 地方政府爱恨交织 “央企有钱有资源，不找它找谁，你不找别人找！”山西省一位官员说。 央企确实过于诱人，2008年为刺激经济，中央政府授予各央企巨额资金和项目，以期拯救于危难。如中铁、中铁建占据了6000亿元铁路基建投资的主要部分；中国南车、北车共享两年3000亿元铁路机车购置投资；中交集团则成为1万亿元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即使一个偏远省份的央企，也拿到了需要“马上花出去”的十几亿元资金。煤炭央企神华几乎成为每个煤炭资源富集地方政府仰视的“央企一哥”。 饥渴的能源大省山西，于2010年年末，与47家央企签订了100多个项目，资金额达8000多亿元。 没过多少天，2011年2月，山西赶在其他省份之前，再次赴京与中央企业举行合作发展恳谈会，70多家央企出场，允诺“十二五”期间再投资山西5132亿元。 不过，地方政府从央企身上获得巨额资金、政策资源、行业准入的同时，一位市场分析人士表示，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 安徽的感受尤为强烈。 在各省区对接央企的模式中，安徽模式备受推崇。安徽历来以省属国企闻达于人，央企项目较少。金融危机后，安徽省迅速成立了一个名为“安徽省国资委推进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作处”的常设机构，被认为是国内首个设立如此处室的省份。 今年3月底，安徽省继2009、2010年又召开“推进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作会议”，确定今年新开工项目5000亿元的任务目标。 但央企愿意合作和收编的是当地优势产业。水泥业是安徽的支柱产业。过去两年，中国建材集团与中国中材集团对安徽水泥企业掀起收购狂潮，并将矛头指向亚洲水泥之王――海螺集团。经过艰难的抉择，2010年12月2日安徽省委书记表态：不将最赚钱公司海螺集团卖给央企。但央企没有罢手，继续采取包围战术。2011年2月22日，安徽省怀远县与中国建材旗下中国联合水泥集团公司就“怀远中联水泥公司股权转让”签约。自此，除了海螺集团这个行业龙头，安徽水泥业基本落入央企囊中。而身处强势人皖的两大央企之间，海螺集团未来处境不容乐观。 安徽某省属企业负责人向本刊记者担陇表示，央企已有绑架地方的优势产业之嫌。 而随着省属企业划归到央企，地方宏观调控本省的能力也开始减弱。“企业人事任命权旁落，地方政府话语权自然会降低。”安徽省一位国资委官员说，地方国企被央企重组兼并，把几十个厅级干部的任命权交出去，地方政府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焦虑也包括拥抱央企的山西省。早在2009年山西就与中海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尽管山西省党政高层给予时任中海油一把手傅成玉高规格的接待，且悉数出席签约仪式。但协议签署后，煤制天然气项目仍迟迟不能落地，大同市甚为焦灼。 “中海油要价太高，条件苛刻，特别在土地使用方面，要求地方政府无偿提供，且三年内免税。”大同市新闻中心官员透露，土地是地方政府最为看重的资源，在越来越严厉的土地使用政策面前，无偿使用令地方政府难以接受。 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上海庙位于“能源金三角”。上海庙管委会主任周子龙也对央企颇有微词，“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央企做得不够，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几乎没什么贡献。” 此外，央企的财税上缴对象和方式更是地方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就拿煤转电来说，原煤销售征收营业税，地税占大头；煤转电后征收的是增值税，国税占大头。“千方百计上项目搞资源转化后，反倒不如卖原煤了。”内蒙古一位官员说道。 “三三制” 除了觊觎央企的庞大的资金实力之外，地方政府将产业结构调整寄托在央企身上，期待央企的一些大型项目能够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能源产区更是希望央企借开发之势发展附加值更高的能源利用和深加工项目，保障地方的长远利益。而不只是从地方廉价输出一次性能源产品。 不过，地方政府收获的可能是失望。“它们并不一定会将安徽作为发展重点，而只是一个原材料供应基地，一旦央企战略调整，这个基地甚至有可能被废弃。”前述安徽某省属企业负责人说。 央企全产业链的扩张模式也正在积蓄风险。“假如未来存在经济波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殷明德表示，“由于央企的经营领域过多，二三级公司政策执行力将大打折扣，极有可能出现亏损。” 据了解，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特地提醒央企，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对地方政府承诺太多，要考虑自己的实力能否兑现承诺。 今年以来，央企加大了对投资项目的清理力度。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地央企产权交易平台显示，两个月内，央企挂牌转让所属地方资产超过60亿元，大规模央地对接中的央企及省份几乎无一幸免。北交所人士透露，由于国资委要求突出主业，央企正在内部清理，一些效益不好、增长缓慢、重复投资的地方项目陆续被挂牌出售。 面对随时甩包袱的行为，各省市自治区已换上了两症：除了被迫患上的“央企依赖症”，还留下了挤压民企的“后遗症”。 广东省、浙江省一直以民企为主，形成了较为活跃的市场经济氛围。随着“产业升级”，两省加速与央企对接，民营企业普遍面临比2008年更艰难的经营环境。 对地方经济的理想结构，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有个想法。他建议应实现颇有当年边区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即中央企业和外来企业占三分之一，省属企业三分之一，地方企业三分之一的格局。
谁是地方政府眼中最大的红人？中央企业。 从南下香港到北上京畿，短短两年间，大陆各省招商引资的重心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央地同盟 2011年3月，书记汪洋带队的广东省豪华招商团敲开了71家央企在北京的总部大门，2万亿元大单落袋，这是相当于去年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同在这个月份，甘肃党政一把手也带队出没于京畿央企，与39家央企签订了208个合作项目协议，总投资达上万亿元，相当于2010年甘肃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消息传到甘肃省直各机关，顿时沸腾。“我省一次与央企签约上万亿元项目，很了不起；有这么多央企合作项目，有这么多央企给力，我省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省政府研究室一位官员激动称。 创下历史的还有贵州省。去年12月份与中央企业举行的投资发展恳谈会，成为贵州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招商引资活动，47个项目总投资额达2929亿元。 2010年末至今，由省级党政一把手出面，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从中协调，与央企巨头们签订投资协议的大陆省份已占半数。 经济活动向高端行政化发展，源于世界金融危机。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面对不安的地方政府，一位中央领导在浙江代表团讲话提醒，“你们抓紧傍央企，央企一个项目的投资就是几十亿元、上百亿元。” 一夜之间，地方招商引资的方向从“外企”过渡到“央企”。数据统计，2009年近九个省份举行了“对接央企”活动。仅辽宁一省，有近4成的地方国企被纳入央企。 进入2010年后，各地招商央企的“赛场”更加火爆。借助央企来发展自身区域经济，固化为地方政府的共识。 如，尽管陕宁蒙“能源金三角”详细规划尚未对外公布，但政策嗅觉灵敏的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华能、中铝、中化等20多家央企转战榆林、鄂尔多斯、宁东、上海庙、陇东能源富集区。近期被纳入“能源金三角”区域的陇东亦被招安。庆阳先后与中油集团、中国华能集团签署了一揽子战略合作协议。 上海庙管委会主任周子龙对此颇有意味地解释，“不是不愿意引入更多的企业，包括伊泰、汇能在内的鄂尔多斯很多上市民营企业都表示出浓厚兴趣，但项目审批权限在国家发改委，什么企业能进入地方政府说了不算。” 到了2011年，各省纷纷将央地合作纳入“十二五”规划。央企也更是借机将触角伸及二三线城市，诸多县域涌现了央企的子孙公司。 地方政府爱恨交织 “央企有钱有资源，不找它找谁，你不找别人找！”山西省一位官员说。 央企确实过于诱人，2008年为刺激经济，中央政府授予各央企巨额资金和项目，以期拯救于危难。如中铁、中铁建占据了6000亿元铁路基建投资的主要部分；中国南车、北车共享两年3000亿元铁路机车购置投资；中交集团则成为1万亿元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即使一个偏远省份的央企，也拿到了需要“马上花出去”的十几亿元资金。煤炭央企神华几乎成为每个煤炭资源富集地方政府仰视的“央企一哥”。 饥渴的能源大省山西，于2010年年末，与47家央企签订了100多个项目，资金额达8000多亿元。 没过多少天，2011年2月，山西赶在其他省份之前，再次赴京与中央企业举行合作发展恳谈会，70多家央企出场，允诺“十二五”期间再投资山西5132亿元。 不过，地方政府从央企身上获得巨额资金、政策资源、行业准入的同时，一位市场分析人士表示，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方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 安徽的感受尤为强烈。 在各省区对接央企的模式中，安徽模式备受推崇。安徽历来以省属国企闻达于人，央企项目较少。金融危机后，安徽省迅速成立了一个名为“安徽省国资委推进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作处”的常设机构，被认为是国内首个设立如此处室的省份。 今年3月底，安徽省继2009、2010年又召开“推进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作会议”，确定今年新开工项目5000亿元的任务目标。 但央企愿意合作和收编的是当地优势产业。水泥业是安徽的支柱产业。过去两年，中国建材集团与中国中材集团对安徽水泥企业掀起收购狂潮，并将矛头指向亚洲水泥之王――海螺集团。经过艰难的抉择，2010年12月2日安徽省委书记表态：不将最赚钱公司海螺集团卖给央企。但央企没有罢手，继续采取包围战术。2011年2月22日，安徽省怀远县与中国建材旗下中国联合水泥集团公司就“怀远中联水泥公司股权转让”签约。自此，除了海螺集团这个行业龙头，安徽水泥业基本落入央企囊中。而身处强势人皖的两大央企之间，海螺集团未来处境不容乐观。 安徽某省属企业负责人向本刊记者担陇表示，央企已有绑架地方的优势产业之嫌。 而随着省属企业划归到央企，地方宏观调控本省的能力也开始减弱。“企业人事任命权旁落，地方政府话语权自然会降低。”安徽省一位国资委官员说，地方国企被央企重组兼并，把几十个厅级干部的任命权交出去，地方政府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焦虑也包括拥抱央企的山西省。早在2009年山西就与中海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尽管山西省党政高层给予时任中海油一把手傅成玉高规格的接待，且悉数出席签约仪式。但协议签署后，煤制天然气项目仍迟迟不能落地，大同市甚为焦灼。 “中海油要价太高，条件苛刻，特别在土地使用方面，要求地方政府无偿提供，且三年内免税。”大同市新闻中心官员透露，土地是地方政府最为看重的资源，在越来越严厉的土地使用政策面前，无偿使用令地方政府难以接受。 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上海庙位于“能源金三角”。上海庙管委会主任周子龙也对央企颇有微词，“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央企做得不够，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几乎没什么贡献。” 此外，央企的财税上缴对象和方式更是地方政府所不愿看到的。就拿煤转电来说，原煤销售征收营业税，地税占大头；煤转电后征收的是增值税，国税占大头。“千方百计上项目搞资源转化后，反倒不如卖原煤了。”内蒙古一位官员说道。 “三三制” 除了觊觎央企的庞大的资金实力之外，地方政府将产业结构调整寄托在央企身上，期待央企的一些大型项目能够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 能源产区更是希望央企借开发之势发展附加值更高的能源利用和深加工项目，保障地方的长远利益。而不只是从地方廉价输出一次性能源产品。 不过，地方政府收获的可能是失望。“它们并不一定会将安徽作为发展重点，而只是一个原材料供应基地，一旦央企战略调整，这个基地甚至有可能被废弃。”前述安徽某省属企业负责人说。 央企全产业链的扩张模式也正在积蓄风险。“假如未来存在经济波动”，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殷明德表示，“由于央企的经营领域过多，二三级公司政策执行力将大打折扣，极有可能出现亏损。” 据了解，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特地提醒央企，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对地方政府承诺太多，要考虑自己的实力能否兑现承诺。 今年以来，央企加大了对投资项目的清理力度。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地央企产权交易平台显示，两个月内，央企挂牌转让所属地方资产超过60亿元，大规模央地对接中的央企及省份几乎无一幸免。北交所人士透露，由于国资委要求突出主业，央企正在内部清理，一些效益不好、增长缓慢、重复投资的地方项目陆续被挂牌出售。 面对随时甩包袱的行为，各省市自治区已换上了两症：除了被迫患上的“央企依赖症”，还留下了挤压民企的“后遗症”。 广东省、浙江省一直以民企为主，形成了较为活跃的市场经济氛围。随着“产业升级”，两省加速与央企对接，民营企业普遍面临比2008年更艰难的经营环境。 对地方经济的理想结构，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有个想法。他建议应实现颇有当年边区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即中央企业和外来企业占三分之一，省属企业三分之一，地方企业三分之一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