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论中国古代文人朝隐的三种类型
陈
（重庆师范学院忻中文系，重庆４０００４７）
摘要：“朝”与“隐”是一对矛盾的概念，“朝”意味着身处庙堂，担当职务，即与当权者合作；“隐”则意味着置
身江湖，退处林野，拒绝与当权者合作。但是，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文人却将“朝”与“隐”集于一身，他们将“隐”所包涵的“清高”、“自尊”的内桉注入到“朝”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虽不离官场，却依然能够保持正直、清高的人格，这样，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朝隐”。本文将我国古代文人的“朝隐”分为三种类型，即以阮籍为代表的“意难平的朝隐”、以王雏为代表的“身心相离的朝隐”、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出处相济的朝隐”，并对这三种“朝隐”的方式及成因作了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朝隐；中国古代文人；阮籍；王维；白居易
中图分类号：毪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ｔ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３６（２００＇２）０１～００４１—０５
我国古代文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奋斗目标，以善为至高的道德准则，具体表现在对待“仕”的态度上，便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兼济”成为文人们追求的目标，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老庄的恬淡无为、“坐忘”、“心斋”又对文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对待仕与隐的问题，便成为我国古代文人最具特色的处世方式。
一般说来，当“兼济”的目标受阻时，为了保持个人品格的清高，为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尊严，许多士人永久性地归园田居，退隐江湖，甚至老死山林。这样，“兼济”的内核、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就随着他们永久性地退隐而悄然逝去。但是，在这些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文人没有从官场上退出去，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便是本文着重要探讨的“朝隐”。
朝隐，据《史记・滑稽列传》载东方朔“据地歌日：‘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日“金马门”。）既是避世，却又不离朝廷，朝隐之士的内心是否宁静无波呢？循着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种答案，为行文方便，姑且称之为朝隐的三种类型。下面就对此及隐藏在其后的原因作一论述。
一、意难平的朝隐
在朝隐士人中，正始名士阮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晋书・阮籍传》云ｔ“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一方面，他处在政治高压下，亲眼看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１—０６—１８
作者简介：陈忻，女，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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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废曹芳，弑曹髦，大肆杀害政敌名士：斩曹爽，杀王凌，灭李丰、夏侯玄，除母丘俭，诛诸葛诞，杀嵇康、吕安。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他深感“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咏怀诗》四十一），“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三十三）。《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日：‘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日：‘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可见当时名士处于怎样严峻的“法”之下，由此亦可理解阮籍不得不屈从于司马氏的淫威，始终不曾从司马氏政权中退出的事实。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只能选择朝隐的方式，以醉饮、佯狂来逃避祸患，保全清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Ｆｔ，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但如果阮籍一生仅仅是消极的避祸，那他就真成了司马氏政权的一个点缀，不！他没有！他恰恰是活得异常清醒。宋人叶梦得指出：“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石林诗话》卷下）酒不能浇掉心中的哀愁：“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咏怀诗》三十四）他的内心从未停止过反抗，他痛恨虚伪无耻的礼法之士：“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刚。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益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咏怀诗》六十七）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个被傅玄称为“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的礼教之士何曾吧，他父子两代为魏臣，但“魏帝之废也，曾豫其谋焉”。“武帝袭王位，以曾为晋丞相，加侍中。与裴秀、王沈等劝进。践阼，拜太尉，进爵为公，食邑千八百户。”“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这样一个不忠的叛臣却以“忠贤”自居，振振有辞地指责阮籍是“纵情背礼，败俗之人”，“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以上所引均出自《晋书・何曾传》）。面对虚伪，阮籍予以愤怒地揭露：“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大人先生传》）他诅咒所谓的礼法之士：“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楫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同上）他以“狂”来与假礼法对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日ｌ‘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晋书・阮籍传》）但“狂”的背后却是痛苦、执着、难以超脱：“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同上）这才是真实的阮籍：心中异常清醒，情感异常悲愤，却不得不戴上“醉”和“狂”的面具。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不愿“朝”以污浊其身，却偏不得不朝，唯愿隐以成其高洁，却偏不能避世而隐，带着一份无奈，带着一份不得已，阮籍努力寻求超脱。在精神上，他追求绝对自由的理想境界：“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大人先生传》）“腾精抗志，邈世高超，荡精举于玄区之表，摅妙节于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曜蹉，踔陵忽慌，从容与道化同逋，逍遥与日月并流。”（《答伏义书》）在行动上，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０ＩＩ（《晋书・阮籍传》）但是，由于内心的哀伤无法排解，他又从来不曾获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的自在，相反，他的所见所感却是：“寒风振山岗，玄云起垂阴。鸣雁飞南征，匙妈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咏怀诗》九）；“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一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咏怀诗》十六）伤心，伤心，无论外在的景物如何，作者的伤心总是无处・４２・
不在！
以一个异常清醒的头脑却生在昏暗的世道；心中充满了愤懑、反抗，却不得不“口不臧否人物”，仕于那个让自己厌恶的朝廷。当阮籍以醉和狂的方式朝隐时，他永难平息内心的痛苦，永难得以解脱，所以，悲愁、哀伤弥漫于他的《咏怀诗》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阮籍的朝隐是意难平的朝隐，正因为人世太深，太执着，他朝隐的痛苦才那么深、那么广。
二、身心相离的朝隐
盛唐大诗人王维“亦官亦隐”，将“官”与“隐”集于一身，成为第二类朝隐的典型代表。
据《旧唐书・王维传》载：“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附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年少得意，其理想甚高：“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但是，随着张九龄的罢相、李林甫的专权，玄宗朝的政治发生变化：“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这时的王维深感“举世无相识”（《寄荆州张丞相》），不久就隐于终南了：“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戏赠张五弟谨三首》）“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长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答张五弟》）“无心”、“遗身”当然就谈不上“济人”，这样，王维便向着自在自由的路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隐居终南不过一年，他就出山作了左补阒。虽然他感到在朝为官“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但还是一直把官做了下去。那么，是什么信念使他能长期仕于并不称意的朝廷，而且还能做到心平气和？请看下面的文字：
古之高者日许由，挂瓢于树，风吹瓢，恶而去之。闻尧让，临水而洗其耳。耳非驻声之地，
声无染耳之迹，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人道者之门欤？降及嵇康，亦云顿缨狂顾，逾思长林而忆丰草。顿缨狂顾，岂与倪受维絷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异见起而正性隐，色事碍而慧用微。岂等同虚空，元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见独存之旨邪？……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与魏居士书》）
这里姑且抛开王维对嵇康、陶渊明的评价不提，仅就“身心相离”、“无可无不可”来看，这才是王维处心宁静的根本原因。假如仕宦的原因确如王维诗中所说：“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偶然作六首》），那么在仕的背后他就不可能有如此自在闲淡的心境。假如他的心中存在着不得已的无奈，也就不可能产生那么多晶莹剔透的山水诗了。
迸一步的问题是王维“身心相离”的根源是什么？《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王维说：“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幻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色空有无之际。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谒璇上人》序云：“色空无得，不物物也。”抱定“非空非有”之念，秉持超然之心，他就不必像陶渊明那样把官场与田园、羁鸟与树林、池鱼与故渊截然划分开来。所以当他驻足官场时，虽然清清楚楚地感到“人情翻覆似波澜”（《酌酒与裴迪》），但却能做到“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同上），“莫惊宠辱空忧喜，莫计恩仇浪苦辛”（《疑梦》）。在王维的一生中，被迫为安禄山给事中应当是最令其愧疚之事：“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蹋天内省，无地自容。”（《谢除太子中允表》）但他选择的解脱之路
・４３・
依然是：“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同上）“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既是万事不关于心，又何须再辩穷通。只要内心宁静，朝又何异于隐？
可以说，是王维的个性思想造就了他特殊的朝隐方式。但本文还要附带指出的是，这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唐玄宗对隐逸是大加提倡的，在《赐隐士卢鸿一还山制》中有这样的话：“传不云乎：‘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而矫然不群，确乎难拔，静己以镇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辞荣宠，将厚风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因此，王维取朝隐的方式也可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三、出处相济的朝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
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自居易的《中隐》诗。乍一看，这种朝隐方式与王维很类似，但自居易却以其特有的出处相济、进退自如的朝隐方式区别于王维，并影响到其后的苏轼等众多文人。因此，对自居易的探究是十分必要的。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是一个讲求经世致用的时代，鄙薄章旬之学、注重义理之学成为中唐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柳冕认为：“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经之注，与六经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后君子之儒，以求清识之士，不亦难乎？”（《与权侍郎书》）吕温则云：“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夫教者，岂徒博文字而己？盖必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礼义，敦之以信让，激之以廉耻，过则匡之，失则更之。”“所日《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李翰在《通典序》中指出：“学者以多阅为广见”，“虽驰驱百家，Ｅｔ诵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难成，殆非君子进德修业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觉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这种以事功为重的时代风气对自居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元和初，为应制举，他就与元稹“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日七十五门。”（《策林序》）进入仕途后，他更加注重治政门径：“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在三年谏官生涯中，他“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诗》），以致“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于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离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惟恐中伤之不获。”（《与杨虞卿书》）但他却骄傲地宣称：“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其无畏的精神是阮籍和王维都不具备的。即使在贬官江州司马及其以后的生涯中，他的诗文作品虽然大量出现不问是非、知足常乐的文字，但其内心中潜存的济世之志始终不曾泯灭：在江州，他“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在杭州，他治理西湖，增筑湖堤，贮水以防天旱，“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别州民》）；在苏州，他“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自咏》之三），称病辞官；在洛阳，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倾其资财开凿龙门石滩：“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开龙门八节石滩诗》）。可以说，白居易在“竞岁何曾闷？终岁不拟忙。灭除残梦想，换尽旧心肠”（《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的吟唱背后，始终不曾放弃责任，只要可能，他都在实践济民、济世的抱负。这一点是自居易与独取清高、但求宁静的王维的最大区别。
但自居易又从未把自己看作一个高高在上的救世主，他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圣人。他认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中人”。他这样定义“中人”：“臣闻：贤者为善，不待劝矣。何哉？性不忍为恶耳。愚者为不善，虽劝而不迁也。何哉？性不能为善耳。贤愚之间，谓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劝之则・４４・
迁于善，舍之则陷于恶。”“天下牧宰，中人者多。”（《策林》三十四《牧宰考课》）《世说新语・伤逝》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自居易却说：“圣忘情，愚不及情。情之所钟者，唯居易与兄。”（《祭符离六兄文》）“汝异下殇应杀礼，吾非上圣讵忘情。”（《重伤小女子》）“自知气发每因情，情在何由气得平。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病气》）“上无皋陶伯益廊庙材，的不能匡君辅国活生民。下无巢父许由箕颍操，又不能食薇饮水自苦辛。”“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杂言》）这种对自我的定位非常重要。一方面，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人，他不必像王维那样追求清高超世，加之中唐经世致用之说的影响，当面对现实时，他便难以彻底抛开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回看归路傍，禾黍尽枯焦。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月夜登阁避暑》）“不知有益及民无？二十年来食官禄。”“秋官月俸八九万，岂徒遣尔身温足？勤操丹笔念黄沙，莫使饥寒囚滞狱。”（《和（自劝）二首》）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贬官江州的悲凉之后，自居易仍能在苏州、杭州等地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他又以中人的心境对待挫折，这时他就不必像阮籍那样痛心疾首，抑郁悲愤，而能用“闲适”“知足”安顿身心，保持内心的平和：“足适已忘屦，身适已忘衣；况我心又适，兼忘是与非。三适合为一，怡怡复熙熙。”（《三适，赠道友》）“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序洛诗》）对于“省分知足”，人们常常注意到“知足”二字，其实，“知足”建立在“省分”之上。“省分”对于自居易来说，就是依据客观条件，随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当有条件有机会时就尽可能地做一些事情，当无可奈何时，就以“闲适”“知足”安慰自己，而不悲观绝望，所谓进亦无忧，退亦无忧。这便是进退自如、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也是自居易朝隐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不能把随遇而安简单地解释为消极顺应、随波逐流。
以上简略探讨了我国古代士大夫朝隐的三种类型。由于我国士人基本上是借助在朝的“仕”实现其人生价值，同时“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普遍的存在。因此对朝隐的研究实有其必要性。・４５・
论中国古代文人朝隐的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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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次数：陈忻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重庆,400047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2002，(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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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重庆师范学院忻中文系，重庆４０００４７）
摘要：“朝”与“隐”是一对矛盾的概念，“朝”意味着身处庙堂，担当职务，即与当权者合作；“隐”则意味着置
身江湖，退处林野，拒绝与当权者合作。但是，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文人却将“朝”与“隐”集于一身，他们将“隐”所包涵的“清高”、“自尊”的内桉注入到“朝”中，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虽不离官场，却依然能够保持正直、清高的人格，这样，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朝隐”。本文将我国古代文人的“朝隐”分为三种类型，即以阮籍为代表的“意难平的朝隐”、以王雏为代表的“身心相离的朝隐”、以白居易为代表的“出处相济的朝隐”，并对这三种“朝隐”的方式及成因作了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朝隐；中国古代文人；阮籍；王维；白居易
中图分类号：毪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ｔ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３６（２００＇２）０１～００４１—０５
我国古代文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奋斗目标，以善为至高的道德准则，具体表现在对待“仕”的态度上，便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兼济”成为文人们追求的目标，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老庄的恬淡无为、“坐忘”、“心斋”又对文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对待仕与隐的问题，便成为我国古代文人最具特色的处世方式。
一般说来，当“兼济”的目标受阻时，为了保持个人品格的清高，为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尊严，许多士人永久性地归园田居，退隐江湖，甚至老死山林。这样，“兼济”的内核、自强不息的精神也就随着他们永久性地退隐而悄然逝去。但是，在这些人之外，还有一部分文人没有从官场上退出去，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便是本文着重要探讨的“朝隐”。
朝隐，据《史记・滑稽列传》载东方朔“据地歌日：‘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日“金马门”。）既是避世，却又不离朝廷，朝隐之士的内心是否宁静无波呢？循着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种答案，为行文方便，姑且称之为朝隐的三种类型。下面就对此及隐藏在其后的原因作一论述。
一、意难平的朝隐
在朝隐士人中，正始名士阮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晋书・阮籍传》云ｔ“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一方面，他处在政治高压下，亲眼看到
收稿日期：２００１—０６—１８
作者简介：陈忻，女，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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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废曹芳，弑曹髦，大肆杀害政敌名士：斩曹爽，杀王凌，灭李丰、夏侯玄，除母丘俭，诛诸葛诞，杀嵇康、吕安。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他深感“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咏怀诗》四十一），“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三十三）。《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日：‘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日：‘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可见当时名士处于怎样严峻的“法”之下，由此亦可理解阮籍不得不屈从于司马氏的淫威，始终不曾从司马氏政权中退出的事实。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只能选择朝隐的方式，以醉饮、佯狂来逃避祸患，保全清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Ｆｔ，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但如果阮籍一生仅仅是消极的避祸，那他就真成了司马氏政权的一个点缀，不！他没有！他恰恰是活得异常清醒。宋人叶梦得指出：“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唯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石林诗话》卷下）酒不能浇掉心中的哀愁：“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咏怀诗》三十四）他的内心从未停止过反抗，他痛恨虚伪无耻的礼法之士：“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刚。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益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咏怀诗》六十七）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个被傅玄称为“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的礼教之士何曾吧，他父子两代为魏臣，但“魏帝之废也，曾豫其谋焉”。“武帝袭王位，以曾为晋丞相，加侍中。与裴秀、王沈等劝进。践阼，拜太尉，进爵为公，食邑千八百户。”“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这样一个不忠的叛臣却以“忠贤”自居，振振有辞地指责阮籍是“纵情背礼，败俗之人”，“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以上所引均出自《晋书・何曾传》）。面对虚伪，阮籍予以愤怒地揭露：“今汝造音以乱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大人先生传》）他诅咒所谓的礼法之士：“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楫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裤中乎！”（同上）他以“狂”来与假礼法对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日ｌ‘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晋书・阮籍传》）但“狂”的背后却是痛苦、执着、难以超脱：“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同上）这才是真实的阮籍：心中异常清醒，情感异常悲愤，却不得不戴上“醉”和“狂”的面具。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不愿“朝”以污浊其身，却偏不得不朝，唯愿隐以成其高洁，却偏不能避世而隐，带着一份无奈，带着一份不得已，阮籍努力寻求超脱。在精神上，他追求绝对自由的理想境界：“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大人先生传》）“腾精抗志，邈世高超，荡精举于玄区之表，摅妙节于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曜蹉，踔陵忽慌，从容与道化同逋，逍遥与日月并流。”（《答伏义书》）在行动上，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０ＩＩ（《晋书・阮籍传》）但是，由于内心的哀伤无法排解，他又从来不曾获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的自在，相反，他的所见所感却是：“寒风振山岗，玄云起垂阴。鸣雁飞南征，匙妈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咏怀诗》九）；“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一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咏怀诗》十六）伤心，伤心，无论外在的景物如何，作者的伤心总是无处・４２・
不在！
以一个异常清醒的头脑却生在昏暗的世道；心中充满了愤懑、反抗，却不得不“口不臧否人物”，仕于那个让自己厌恶的朝廷。当阮籍以醉和狂的方式朝隐时，他永难平息内心的痛苦，永难得以解脱，所以，悲愁、哀伤弥漫于他的《咏怀诗》中。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阮籍的朝隐是意难平的朝隐，正因为人世太深，太执着，他朝隐的痛苦才那么深、那么广。
二、身心相离的朝隐
盛唐大诗人王维“亦官亦隐”，将“官”与“隐”集于一身，成为第二类朝隐的典型代表。
据《旧唐书・王维传》载：“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附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年少得意，其理想甚高：“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但是，随着张九龄的罢相、李林甫的专权，玄宗朝的政治发生变化：“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这时的王维深感“举世无相识”（《寄荆州张丞相》），不久就隐于终南了：“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戏赠张五弟谨三首》）“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长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答张五弟》）“无心”、“遗身”当然就谈不上“济人”，这样，王维便向着自在自由的路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隐居终南不过一年，他就出山作了左补阒。虽然他感到在朝为官“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赠从弟司库员外》），但还是一直把官做了下去。那么，是什么信念使他能长期仕于并不称意的朝廷，而且还能做到心平气和？请看下面的文字：
古之高者日许由，挂瓢于树，风吹瓢，恶而去之。闻尧让，临水而洗其耳。耳非驻声之地，
声无染耳之迹，恶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于旷士，岂人道者之门欤？降及嵇康，亦云顿缨狂顾，逾思长林而忆丰草。顿缨狂顾，岂与倪受维絷有异乎？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乎？异见起而正性隐，色事碍而慧用微。岂等同虚空，元所不遍，光明遍照，知见独存之旨邪？……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与魏居士书》）
这里姑且抛开王维对嵇康、陶渊明的评价不提，仅就“身心相离”、“无可无不可”来看，这才是王维处心宁静的根本原因。假如仕宦的原因确如王维诗中所说：“小妹日成长，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偶然作六首》），那么在仕的背后他就不可能有如此自在闲淡的心境。假如他的心中存在着不得已的无奈，也就不可能产生那么多晶莹剔透的山水诗了。
迸一步的问题是王维“身心相离”的根源是什么？《旧唐书・王维传》云：“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王维说：“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幻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色空有无之际。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谒璇上人》序云：“色空无得，不物物也。”抱定“非空非有”之念，秉持超然之心，他就不必像陶渊明那样把官场与田园、羁鸟与树林、池鱼与故渊截然划分开来。所以当他驻足官场时，虽然清清楚楚地感到“人情翻覆似波澜”（《酌酒与裴迪》），但却能做到“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同上），“莫惊宠辱空忧喜，莫计恩仇浪苦辛”（《疑梦》）。在王维的一生中，被迫为安禄山给事中应当是最令其愧疚之事：“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伏谒明主，岂不自愧于心；仰厕群臣，亦复何施其面。蹋天内省，无地自容。”（《谢除太子中允表》）但他选择的解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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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臣得奉佛报恩，自宽不死之痛。”（同上）“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既是万事不关于心，又何须再辩穷通。只要内心宁静，朝又何异于隐？
可以说，是王维的个性思想造就了他特殊的朝隐方式。但本文还要附带指出的是，这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唐玄宗对隐逸是大加提倡的，在《赐隐士卢鸿一还山制》中有这样的话：“传不云乎：‘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而矫然不群，确乎难拔，静己以镇其操，洗心以激其流。固辞荣宠，将厚风俗，不降其志，用保厥躬。”因此，王维取朝隐的方式也可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三、出处相济的朝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
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自居易的《中隐》诗。乍一看，这种朝隐方式与王维很类似，但自居易却以其特有的出处相济、进退自如的朝隐方式区别于王维，并影响到其后的苏轼等众多文人。因此，对自居易的探究是十分必要的。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是一个讲求经世致用的时代，鄙薄章旬之学、注重义理之学成为中唐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柳冕认为：“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经之注，与六经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后君子之儒，以求清识之士，不亦难乎？”（《与权侍郎书》）吕温则云：“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夫教者，岂徒博文字而己？盖必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礼义，敦之以信让，激之以廉耻，过则匡之，失则更之。”“所日《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李翰在《通典序》中指出：“学者以多阅为广见”，“虽驰驱百家，Ｅｔ诵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难成，殆非君子进德修业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觉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这种以事功为重的时代风气对自居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在元和初，为应制举，他就与元稹“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日七十五门。”（《策林序》）进入仕途后，他更加注重治政门径：“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在三年谏官生涯中，他“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诗》），以致“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于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离之者，恶仆独异，又信狺狺吠声，惟恐中伤之不获。”（《与杨虞卿书》）但他却骄傲地宣称：“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其无畏的精神是阮籍和王维都不具备的。即使在贬官江州司马及其以后的生涯中，他的诗文作品虽然大量出现不问是非、知足常乐的文字，但其内心中潜存的济世之志始终不曾泯灭：在江州，他“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诏停岁仗；愤然有感，率尔成章》）；在杭州，他治理西湖，增筑湖堤，贮水以防天旱，“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别州民》）；在苏州，他“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自咏》之三），称病辞官；在洛阳，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倾其资财开凿龙门石滩：“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开龙门八节石滩诗》）。可以说，白居易在“竞岁何曾闷？终岁不拟忙。灭除残梦想，换尽旧心肠”（《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的吟唱背后，始终不曾放弃责任，只要可能，他都在实践济民、济世的抱负。这一点是自居易与独取清高、但求宁静的王维的最大区别。
但自居易又从未把自己看作一个高高在上的救世主，他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圣人。他认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中人”。他这样定义“中人”：“臣闻：贤者为善，不待劝矣。何哉？性不忍为恶耳。愚者为不善，虽劝而不迁也。何哉？性不能为善耳。贤愚之间，谓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劝之则・４４・
迁于善，舍之则陷于恶。”“天下牧宰，中人者多。”（《策林》三十四《牧宰考课》）《世说新语・伤逝》谓：“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自居易却说：“圣忘情，愚不及情。情之所钟者，唯居易与兄。”（《祭符离六兄文》）“汝异下殇应杀礼，吾非上圣讵忘情。”（《重伤小女子》）“自知气发每因情，情在何由气得平。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病气》）“上无皋陶伯益廊庙材，的不能匡君辅国活生民。下无巢父许由箕颍操，又不能食薇饮水自苦辛。”“非贤非愚非智慧，不贵不富不贱贫。”（《雪中晏起，偶咏所怀，兼呈张常侍、韦庶子、皇甫郎中杂言》）这种对自我的定位非常重要。一方面，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人，他不必像王维那样追求清高超世，加之中唐经世致用之说的影响，当面对现实时，他便难以彻底抛开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回看归路傍，禾黍尽枯焦。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月夜登阁避暑》）“不知有益及民无？二十年来食官禄。”“秋官月俸八九万，岂徒遣尔身温足？勤操丹笔念黄沙，莫使饥寒囚滞狱。”（《和（自劝）二首》）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贬官江州的悲凉之后，自居易仍能在苏州、杭州等地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他又以中人的心境对待挫折，这时他就不必像阮籍那样痛心疾首，抑郁悲愤，而能用“闲适”“知足”安顿身心，保持内心的平和：“足适已忘屦，身适已忘衣；况我心又适，兼忘是与非。三适合为一，怡怡复熙熙。”（《三适，赠道友》）“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序洛诗》）对于“省分知足”，人们常常注意到“知足”二字，其实，“知足”建立在“省分”之上。“省分”对于自居易来说，就是依据客观条件，随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当有条件有机会时就尽可能地做一些事情，当无可奈何时，就以“闲适”“知足”安慰自己，而不悲观绝望，所谓进亦无忧，退亦无忧。这便是进退自如、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也是自居易朝隐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不能把随遇而安简单地解释为消极顺应、随波逐流。
以上简略探讨了我国古代士大夫朝隐的三种类型。由于我国士人基本上是借助在朝的“仕”实现其人生价值，同时“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普遍的存在。因此对朝隐的研究实有其必要性。・４５・
论中国古代文人朝隐的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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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次数：陈忻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重庆,400047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2002，(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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