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云南纺织业发展的形式及特点
陈征平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650091）
摘要：对云南明清时期纺织业的发展问题史学界向无人涉足。本文初步研究了云南纺织业生产于当时的具体运作方式，内容包括：官府作用、纺织业织造类型、以及发展的基本特点等。
关键词：明清时期；云南；纺织业
中图分类号： F1 文献标识码：A
云南于元代被纳入皇朝中央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后，整个经济发展也必然要适应内地经济建设之要求而作出调整。如当时由于中央官府对各地工业部门控制的加强，从少许资料可以看出，在属于全国统一建置的如军队一类的服装制造，也都纳入了官办工业的范围，尽管仍由地方自行生产，但生产的质量要求与标准则必须根据官府的统一规定制作。因而，显然云南于明清时期的纺织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官办的成分。然由于云南纺织行业在全国历来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除了纳贡中所见的羊毛织品较具地方特色外，其余似乎均少有史料提及，也即云南的纺织业生产主要由民间经营，并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 1纺织业发展中的官府作用成分
有关官府与云南纺织业之间的关系，相关并集中的史料记载几乎不见，在一些很少且零散的附带性的记载中，其隐约可见的情况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隶属官府的纺织工业情况，明代有关方面的记载仅表明其时云南班匠“隶南京工部”管辖，但其内容则为一种对全国各省的笼统规制，只是就中可以看出云南省显然也是等列的，并由此可推论其当时的一些局部性的有关官府工业的生产活动状况，如其时军队方面在各地就以卫、所为单位规定有岁造军器盔甲的额定数，如“景泰二年，定每卫岁造军器一百六十副，每所四十副。弘治二年，令各减半成造。九年，令兵仗局造精致盔甲腰刀各二十件，送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东、南北直隶抚按镇守官处，各督所属依式成造”。而“弘治间各都司每岁造解。陕西、山西、湖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辽东俱留本处备用”。[1]显然，各省在军器军装的制造方面基本是各地自行制造，并根据工部的制作样品“依式成造”，以实现其整齐划一之要求。另外，明代对科举制中选拔为监生的在读学子，由于其服装系官府统一发放，在云南省这类纺织品则也属本地自行织造之物。如当时就规定有：“凡给赐云贵四川监生冬夏衣，每年一次。嘉靖十五年，议准支给价银，听其自制，著为例”。其中“夏衣三百套，每套三件，用蓝白腰机夏布二匹一丈五尺，每匹三丈二尺”；“冬衣三百套，每套三件，用阔生绢四匹三丈，每匹三丈二尺，丝绵一斤”。[1]就中至少包含有三种与内地具有同样质地的纺织品和原材料类别，即蓝白腰机夏布、阔生绢、丝绵，这或许也能表明云南此时在纺织品制造方面，由于官府的作用，使其对内地的生产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交流与学习，并至少在官府织造工业方面，云南一地的生产力技术基本与内地达成了某种一致性。
其次，促成云南纺织工业发展与内地逐渐趋于一致的另一途径，显然还来自于官府由
给赐所造成的一种示范效应。如其时皇朝中央官府对云南各土官进贡的回赠，均往往是纺织品为主，如载：“云南徼外土官，进到象马、金银、器皿、宝石等件，例不给价，其赐例各不同”。这些土官所属地有车里、木邦、缅甸、孟养、孟密、孟琏、孟艮、邓川等，即基本是滇西南一带的土官。皇朝所回赐的有锦、 （绕丝旁，右边上宝盖，加一）、丝、纱、罗、钞绢、彩段、棉布、罗衣、绢衣、靴袜，然亦因人而异。如“车里，给赐宣慰使锦二段， （绕丝旁，右边上宝盖，加一）丝纱罗各四匹；妻， （绕丝旁，右边上宝盖，加一）丝罗各三匹；差来头目，每人 （绕丝旁，右边上宝盖，加一）丝纱罗各四匹，折钞绢二匹，布一匹；通事，每人彩段一表里，折钞绢一匹，俱与罗衣一套；象奴、从人每人折钞锦布一匹，绢衣一套，俱与靴袜各一双”。[1]其余均与此大同小异，不外数量之多或少，或织品质地有所差别。由此，或可以推想，由于大量纺织品的给赐，想应对土官所属地域的纺织业生产形成某种影响，或是在品种上进行仿制，或是对相似产品之生产进行质量上的改进等。
再次，明清时期，对云南局部地区官府亦有过鼓励民间发展纺织业的举措，然著述者或许是猎奇之心理，因此这类很少的记载则几乎都与民间迷信联系在一起，反而正面或正式的记载 却较难发见。如载：“蚕子成字。《尘余》：嘉靖时，昆阳州训导任钺家养蚕，生子布箔上，成‘不仁水火，拜告天地’八字；次日又成‘一州之大，可不慎之’八字。至秋，滇池泛滥，荡析民居千余所”。[2]又有清代的记载是：“曲靖产棉花，女工习纺织。寻甸为郡属，而民间无此业。余为出示劝谕，且捐金募匠造纺车数十乘，召民领回习纺线，竟无一人至者。据书役禀称：旧时原有此业，因地震废之，后有举行者，地复震，民间相戒勿再作，百姓非不肯领，惧弗敢也”。[3]由此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官府对发展民间之纺织业均持鼓励与劝导的作用，因为同时期亦有记载：武定一地“旧俗不务蚕桑纺织，知府王清贤设法委曲教导之，始稍知习业”。[4]尽管史料所反映的仅是局部地区的做法，并且或是跟迷信相联系，或是劝导无任何收效。但由此可以推想，云南各地区都隶属于同一个中央政府，因此很显然其他州县也会存在类似的做法，但或许推行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有碍于实施的特别之处，则反而不为史家所关注了。
复次，对云南地方纺织工业促进的一个重要途径，或许莫过于官府所实行的以纺织品作为贡赋的实物征缴形式。从全国总的情况看，至少到元代亦存在除粮食之外，以布帛等作为征缴对象的赋税方式，如载，其时作为粮食之外的科差，从中统到天历年的名目有：丝、绢、绵、布、包银等钞、 （贝旁，加八）[][5]等等。其中最后一项以海贝作为货币的征缴，明显可以看出与云南有关。再结合一些零散的资料，可以表明前几项科差的类目也涉及对云南的征缴。如载：元江直隶州所出产“莎罗布，章湟《图书编》：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出。以棉花为之，阔仅八寸，岁输于官”。[6]又马龙他郎甸“土产莎罗布，以棉花为之，阔仅八寸，岁输于官”。[7]以及“广西土田州拨归土富州额外差发折色米二升零。（原额）实征商税、杂税、麻布、门摊麻布、酒课麻布、富州商税麻布、富州酒课麻布，共银五十八两六钱三分六厘，归公税余银四百四十八两八分六厘五毫；附征剥隘商税原无定额，遇有商贾经过，照货抽收，按季汇解司库”。[4]就中表明云南以棉布、或麻布作为赋税课征对象在元明清时期是存在的，或许后者此时是以麻布折银，但亦可以表明该地有过以麻布作为赋税的历史。另外，与内地不同的一点是对云南设有土司的地区，与中央的隶属关系通常是以纳贡形式表达，而常年的贡物中亦包括有纺织品的类目，如有“干崖丝织五色土锦充贡”。[6]又该地“境内甚热，四时皆蚕，以其丝染五色，织上锦充贡”。[7]又“毡服，明东川贡”。[8]以及万历年丽江府土官朝贡的物品中亦有“各色绒棉，各色布手巾”等。[9]而由皇朝中央这种以布帛实物进行的常年赋税的课征或不时纳贡的要求，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当地纺织业在满足自身需求以外的那部分生产的扩大与发展。
2民间纺织业的织造类别
于元代，中原纺织业“最普遍的是缫丝和丝麻纺织业”，其次则是由元朝统治者的生活习惯导致短期内毛织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到明代，则在元代棉花种植引进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推广，而使棉纺织业也有了较为普遍的发展。清代通过官府的倡导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则有丝、麻、棉三大门类纺织业在地域及技术上的进一步推广与进步。[8]然云南由于地处边疆、多民族集聚，以及土流两种行政制度的存在，使皇朝中央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实施上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因此在纺织业发展的类别上也显现了更多的地方特性。而云南历史上其纺织业种类的形成主要由地区资源条件所决定，早期主要取材于天然原料，如羊毛、大麻、大树棉花、木棉等，由此，这类织品也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类别，并被一直保持和延续下来。此外，则主要是由外来技术传播影响而形成的养殖蚕桑、种植棉花等，尤其在明清时
1期，则形成了后期绵纺织业与丝类织品的较广泛的出现。由此，到明清时期，云南纺织业
织造类别的大致情形有如下：
① 羊毛织品类。这类织品主要以羊毛作为原料，在南诏大理以前以毡（也称罽等）最负盛名，分布地区也最广泛。但到元明清时期在品种上应该已有所扩展，因为出现了更为名目繁多的各种叫法，如毡、越毡、氆氇、毡服、毯、毛段、毛褐、立绒、抓绒、羊毛布、羊毛线、白氎布、摆夷布等。若顾名思义，似可以认为云南以羊毛为原料的纺织品与南诏大理之前相比在加工深度上已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其不仅在用途上进一步拓宽了范围，并且在满足人们在装饰的需求方面也应是有所进步的。
（表1）
资料来源：[明]彭时等纂修：《寰宇通志·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姚安军民府”，均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明]谢肇浙撰：《滇略》卷四，俗略；[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卷之五，志器；[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十，食货志六之四，物产四；[清]刘慰三撰：《滇南志略》卷四；[清]桂馥撰：《滇游续笔》，“摆夷布”。[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下卷，物部。
② 布织品类。在云南，由于织布所用原料不一定是棉花，如前所述，其原料可以是木棉或大树棉花，即属木本植物一类，因而云南的布类亦是形式多样，名目繁多，其主要品种有：莎罗布、洱海红、棉布、梭布、宜良布、塘头布、挝绒等，凸显了云南由民族多样性而引致的纺织品种类的丰富多样。
（表
2）
资料来源：[清]吴应枚撰：《滇南杂记》；[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上、下卷； [清]刘慰三撰：《滇南志略》，卷一至卷六；[明]彭时等撰修：《寰宇通志·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均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明]谢肇浙撰：《滇略》卷四，俗略；[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六十九、七十，食货志六之三、六之四，物产三、四。
③ 丝织品类。云南丝织品在秦汉以前的永昌一带就已出现，一般认为南诏大理时期几次对成都织工的掳掠，应是云南丝织业得到较为长足发展的重要依据，然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其时的发展状况仍只能根据考古资料来说明。到明清时期，有些许记载，但依然是零散而简略。然基本知道宜蚕桑之地主要在滇南和滇西南一带，如澄江之“蚕衣耕食，民安于富”；“土锦、出元江”；马龙他郎甸的“妇人耕种，尤以时事蚕桑”；干崖“四时皆蚕”；以及“永昌郡宜蚕桑”等。
（表
3）
资料来源：[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明]谢肇浙撰：《滇略》卷四，俗略；[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下卷，“通海缎”； [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十，食货志六之四，物产四； [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卷之五，志器；[清]刘慰三撰：《滇南志略》，卷二。
④ 麻织品类。以所种植的大麻为原材料进行纺织并加工为服装类，应是云南富有民间民族特色的纺织业发展的一大特点。一地纺织业的发展，大凡与当地的环境和气候条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云南滇南及滇西南一带地处北回归线附近，气候炎热，麻织品穿着的特点是透气性能好、不粘身，因而也使其成为该地区最为普遍的一种服用类别。
（表4）
资料来源：[明]谢肇浙撰：《滇略》卷四，俗略；[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下卷，“夷服”；[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六十九、七十，食货志六之三、六之四，物产三、四；[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卷之五，志器。
⑤ 野生植物织品类。云南古代纺织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就地取材，因而各地由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不同，也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衣用质料与衣着方式，如最早有记载的永昌一带，其纺织品的用料及种类就与内地不同。[9]而到元明清时期，史料记载比前有所增多，虽不尽详细，但亦可大略了解其端倪。
（表5）
资料来源：[明]谢肇浙撰：《滇略》卷四，俗略；[清]刘慰三撰：《滇南志略》，卷四、卷六；
[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六十九、七十，食货志六之三、六之四，物产三、四。
3明清时期云南纺织业发展的特点
云南作为高原地区，由于地形的复杂，不同地区的环境与气条件亦各异，因而地区内普遍不产桑蚕和棉花；又由于其纺织品的生产与农业相结合，只是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的补充，从而基本停留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发展状况，但由此也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特点：
第一，从该时期云南在纺织业发展的地区分布看，由前述内容可知，其主要集中分布于滇中、滇西与滇东北地区。其中滇中以曲靖、澄江、临安一带为较发达地区；滇西则以永昌一带为核心区域；滇中与永昌之间的过渡带又有元江、景东、楚雄、大理等地；滇东北则主要集中在东川一带地区。从织品大类在地区的分布看，则似乎面东的如滇东北的东川、昭通及滇西北的丽江、中甸等地，其羊毛类织品的种类明显比其他地区要多，并且纺织加工的水平也更高；而丝、缎、麻、莎罗等织品种类则明显是滇中以南及滇西南地区为多，纺织的
精细程度也较优。
第二，在云南发展纺织业，其与内地最大的不同之点或许就是可以多种野生植物作为原料所进行的纺织品加工的特点。如前述的树皮褥、火草布、桐华布、梭罗布、娑罗笼段等。而现实中这种以就地取材方式所织就的物品还不止上述几类，就以木棉为原料的纺织来说其种类又有：“平缅出娑罗树，大者高三五丈，结子有绵，纫绵织为白毡、兜罗锦”；“永昌出木棉树，高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实大如杯，花中绵软白，可为縕絮，及毛布者，皆指似木之木棉也”；“林邑诸国出吉贝花，中有鹅毳，抽其绪，纺为布”等等。还有可作枕褥的攀枝花，“木本，类刺桐。大者合抱，花若菡萏，鲜红色。结实类胡桃，土人取实暴日中，其壳自开。吐绪如绵，莹白可爱，以之夹枕褥，性极温暖，但不受纺织”。[6]而“景东、蒙化之间夷民，能织斑丝，盖亦土蚕之茧织成，紫白相间，如记所称吉贝者。刘禹锡诗‘蛮衣斑斓布’，是谓其耶？然幅窄而短，不堪作衣耳”。[10]或许上述各物在纺织时均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亦可见云南历史上纺织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享尽了地利之益的。
第三，在传统纺织业技术条件下，其纺织机制作技术侧重于家庭简单适用型的设计取向。如载：“蛮织。随处立植木，挂所经于木端。女盘坐于地而织之，如息则取植及所经藏于室中，不似汉织之大占地也”。又“蛮纺。用一小胡卢如铎状，悬以小铅锤，且行且挼而缕就，不似汉纺之繁难，而汉妇亦有能之者”。[11]此外亦有更为简单随便的纺之办法，如他郎厅夷人“白窝泥，性情朴野，男勤耕稼，女事纺绩，虽出山入市，跬步之间，口衔烟袋，背负竹笼，或盛货盛柴；左手以圆木小槌，安于铁锥，怀内竹筒装裹绵条，右手掀裙，将铁锥于右腿肉上檫撵，左手高伸，使绵于铁锥上团团旋转，堆垛成纱，谓之撵线”。[4]可见一般民族地区其纺织的设施与操作技术是极为简便易行的，不仅占地少，制造成本也明显比内地要低。根据民族学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普遍保留着一种原始的水平织机。“以云南宁蒗彝族的织机为例，该织机构造简单，没有机台，经纱拴在木桩上，桩高30厘米，另一端系在卷布轴上，并用布袋将其捆在腹前，可称原始腰机”。此种织机的基本操作方法是：织者席地而坐，两足分置于经纱两边，经长1.50米左右，在靠近木桩的地方，有两根竹交棍，经纱各绕交棍一周。接着有一根木轴，长63厘米，直径5厘米，将经纱分为两层，单数经纱为面经，双数经纱为底经。底经各纱均拴一根综丝，长4厘米，往上穿过面经，并依次系在综杆上，这是综的原始形式，每根综丝均带动一根底经，综杆可上下、前后移动。织布时，织者右手持纬锭，由右边伸入开口，左手受锭引纬，然后以斫刀打纬。接着将综杆提起，底经跟随而起，打破了原来面经与底经的平行状态，形成三角形开口，这时左手将纬锭从左边投进开口，右手引纬，并且以斫刀打纬。事后放下综杆，复为原来状态，再进行织纬工作。织好的布均卷在布轴上，同时也在木桩处进行放经。彝族还不用梭子，斫刀系木质，长76厘米，宽12.3厘米。彝族多织毛织品，也织麻布，一天可织80厘米。云南布朗族也用同样织机，一天能织布二市尺左右。[12]
而从前述官府作用一节内容可以知道，由于其时官府政策的倡导及内地纺织机及技术的推广，显然也存在与内地相似的纺织方式，如腾冲一地“居民多务耕织”，“种艺纺织，有织大布者，机阔八尺，口颂佛号，乃织一梭”。[4]滇南一带的石屏，“妇人习女红，勤纺织，每深夜尤闻机杼之声”；通海“农耕稼，虽缙绅家妇女亦勤纺织”；蒙自“妇人鸡鸣戒旦，纺绩是勤”。[4]就中所提及的“机阔八尺”、“梭子”、“机杼”、“缙绅”等词，其所指想应是既与汉人有关，又是具有与内地相同的纺织技术之地区。
第四，元明清时期，云南纺织业生产的性质尽管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但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剩余产品的生产能力，这不仅表现在前述的“岁输于官”或进行“纳贡”的产品生产部分，还表现在用于进行市场交换的部分纺织品商品生产的方面。如载：滇西景东一带“地不蓄桑麻，民间耕种之外，男女皆以纺织为生，每至街期，卖布匹者十居四五，有娑罗、羊肚、火麻诸名。此外则青纸、大白纸、净瓶、蕉、石凤丹、仙茅、苦子、孔雀、竹 （鼠旁，加留字）、象、牦牛之属”。[4]又“景东不蓄桑麻，民间耕种之外，大家小户，男女皆
以纺织为生，每至街期，买卖布匹者十居四五，本地销售不尽，大都贩于江外诸夷及思茅山中”。[6]可以想见，其时该地区至街期，街市上所卖其他诸种商品不过占十之五六，而近百分之五十则均为纺织商品，并且其销场已不限于本地而远销于周边的广大地区。因此，当时滇西局部地区纺织品的商品率应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又于当时记载，新兴一带“青靛课税、染布靛缸课银原无定额，按季汇解”。其中显然说明，该地在纺织生产原料的生产与贸易课税方面尽管无定额，但实际上有该项课税之收入，并且是按季汇解的。因而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显然其纺织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应也是云南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而这一点从近代的情况也得以证明。但是，当时汉官对该地区“妇女人市贸易花布，栽秧割稻”等经济活动的参与则多有看法，并视之为一种“陋习”而认为其“所当痛改者也”。[4]以近代的眼光，似乎就妇女解放或男女平权而言，于这方面其内地竟不如云南！
参考文献：
[1] 明会典
[2] 姚之駰駰，元明事类钞[M]。
[3]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M]。
[4] 刘慰三，滇南志略[M]。
[5]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03—304。
[6] 阮元，（道光）云南通志卷[M]。
[7] 李贤，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A]，马龙他郎甸长官司[A]。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8] 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M]，学林出版社，1988年， 596—610、714—726、895—922。
[9] 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M]。
[10] 谢肇浙，滇略[M]。
[11] 檀萃，滇海虞衡志[M]。
[12] 宋兆麟，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纺织技术——兼谈古代纺织的几个问题[J]，文物，1965，（4）。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Yunnan’s weaving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Zheng-pi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few people to set foot in the researches on problems of Yunnan’s weaving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et. This thesis studies preliminarily concrete operating forms of Yunnan’s weaving production at that time. It is involved in governmental behaviors, weaving types, basic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nnan; weaving
收稿日期：2003-08-10
作者简介：陈征平，（1955-），女（汉族），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社会学系副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社会经济史。
（责任编辑 晓斌）
1当然，永昌地区（即今保山）一带早在公元前一两百年其帛氎、兰干细布等纺织品在云南就已有盛名而被《汉书》所记载，但永昌同时也是那时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及商品集散地，因而其中似不能排除一种由商品交换而引致的生产技术异地交流状况的存在。然在早期这毕竟只是局部地区的情况。
明清时期云南纺织业发展的形式及特点
陈征平
（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650091）
摘要：对云南明清时期纺织业的发展问题史学界向无人涉足。本文初步研究了云南纺织业生产于当时的具体运作方式，内容包括：官府作用、纺织业织造类型、以及发展的基本特点等。
关键词：明清时期；云南；纺织业
中图分类号： F1 文献标识码：A
云南于元代被纳入皇朝中央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后，整个经济发展也必然要适应内地经济建设之要求而作出调整。如当时由于中央官府对各地工业部门控制的加强，从少许资料可以看出，在属于全国统一建置的如军队一类的服装制造，也都纳入了官办工业的范围，尽管仍由地方自行生产，但生产的质量要求与标准则必须根据官府的统一规定制作。因而，显然云南于明清时期的纺织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官办的成分。然由于云南纺织行业在全国历来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除了纳贡中所见的羊毛织品较具地方特色外，其余似乎均少有史料提及，也即云南的纺织业生产主要由民间经营，并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 1纺织业发展中的官府作用成分
有关官府与云南纺织业之间的关系，相关并集中的史料记载几乎不见，在一些很少且零散的附带性的记载中，其隐约可见的情况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隶属官府的纺织工业情况，明代有关方面的记载仅表明其时云南班匠“隶南京工部”管辖，但其内容则为一种对全国各省的笼统规制，只是就中可以看出云南省显然也是等列的，并由此可推论其当时的一些局部性的有关官府工业的生产活动状况，如其时军队方面在各地就以卫、所为单位规定有岁造军器盔甲的额定数，如“景泰二年，定每卫岁造军器一百六十副，每所四十副。弘治二年，令各减半成造。九年，令兵仗局造精致盔甲腰刀各二十件，送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东、南北直隶抚按镇守官处，各督所属依式成造”。而“弘治间各都司每岁造解。陕西、山西、湖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辽东俱留本处备用”。[1]显然，各省在军器军装的制造方面基本是各地自行制造，并根据工部的制作样品“依式成造”，以实现其整齐划一之要求。另外，明代对科举制中选拔为监生的在读学子，由于其服装系官府统一发放，在云南省这类纺织品则也属本地自行织造之物。如当时就规定有：“凡给赐云贵四川监生冬夏衣，每年一次。嘉靖十五年，议准支给价银，听其自制，著为例”。其中“夏衣三百套，每套三件，用蓝白腰机夏布二匹一丈五尺，每匹三丈二尺”；“冬衣三百套，每套三件，用阔生绢四匹三丈，每匹三丈二尺，丝绵一斤”。[1]就中至少包含有三种与内地具有同样质地的纺织品和原材料类别，即蓝白腰机夏布、阔生绢、丝绵，这或许也能表明云南此时在纺织品制造方面，由于官府的作用，使其对内地的生产方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交流与学习，并至少在官府织造工业方面，云南一地的生产力技术基本与内地达成了某种一致性。
其次，促成云南纺织工业发展与内地逐渐趋于一致的另一途径，显然还来自于官府由
给赐所造成的一种示范效应。如其时皇朝中央官府对云南各土官进贡的回赠，均往往是纺织品为主，如载：“云南徼外土官，进到象马、金银、器皿、宝石等件，例不给价，其赐例各不同”。这些土官所属地有车里、木邦、缅甸、孟养、孟密、孟琏、孟艮、邓川等，即基本是滇西南一带的土官。皇朝所回赐的有锦、 （绕丝旁，右边上宝盖，加一）、丝、纱、罗、钞绢、彩段、棉布、罗衣、绢衣、靴袜，然亦因人而异。如“车里，给赐宣慰使锦二段， （绕丝旁，右边上宝盖，加一）丝纱罗各四匹；妻， （绕丝旁，右边上宝盖，加一）丝罗各三匹；差来头目，每人 （绕丝旁，右边上宝盖，加一）丝纱罗各四匹，折钞绢二匹，布一匹；通事，每人彩段一表里，折钞绢一匹，俱与罗衣一套；象奴、从人每人折钞锦布一匹，绢衣一套，俱与靴袜各一双”。[1]其余均与此大同小异，不外数量之多或少，或织品质地有所差别。由此，或可以推想，由于大量纺织品的给赐，想应对土官所属地域的纺织业生产形成某种影响，或是在品种上进行仿制，或是对相似产品之生产进行质量上的改进等。
再次，明清时期，对云南局部地区官府亦有过鼓励民间发展纺织业的举措，然著述者或许是猎奇之心理，因此这类很少的记载则几乎都与民间迷信联系在一起，反而正面或正式的记载 却较难发见。如载：“蚕子成字。《尘余》：嘉靖时，昆阳州训导任钺家养蚕，生子布箔上，成‘不仁水火，拜告天地’八字；次日又成‘一州之大，可不慎之’八字。至秋，滇池泛滥，荡析民居千余所”。[2]又有清代的记载是：“曲靖产棉花，女工习纺织。寻甸为郡属，而民间无此业。余为出示劝谕，且捐金募匠造纺车数十乘，召民领回习纺线，竟无一人至者。据书役禀称：旧时原有此业，因地震废之，后有举行者，地复震，民间相戒勿再作，百姓非不肯领，惧弗敢也”。[3]由此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官府对发展民间之纺织业均持鼓励与劝导的作用，因为同时期亦有记载：武定一地“旧俗不务蚕桑纺织，知府王清贤设法委曲教导之，始稍知习业”。[4]尽管史料所反映的仅是局部地区的做法，并且或是跟迷信相联系，或是劝导无任何收效。但由此可以推想，云南各地区都隶属于同一个中央政府，因此很显然其他州县也会存在类似的做法，但或许推行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有碍于实施的特别之处，则反而不为史家所关注了。
复次，对云南地方纺织工业促进的一个重要途径，或许莫过于官府所实行的以纺织品作为贡赋的实物征缴形式。从全国总的情况看，至少到元代亦存在除粮食之外，以布帛等作为征缴对象的赋税方式，如载，其时作为粮食之外的科差，从中统到天历年的名目有：丝、绢、绵、布、包银等钞、 （贝旁，加八）[][5]等等。其中最后一项以海贝作为货币的征缴，明显可以看出与云南有关。再结合一些零散的资料，可以表明前几项科差的类目也涉及对云南的征缴。如载：元江直隶州所出产“莎罗布，章湟《图书编》：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出。以棉花为之，阔仅八寸，岁输于官”。[6]又马龙他郎甸“土产莎罗布，以棉花为之，阔仅八寸，岁输于官”。[7]以及“广西土田州拨归土富州额外差发折色米二升零。（原额）实征商税、杂税、麻布、门摊麻布、酒课麻布、富州商税麻布、富州酒课麻布，共银五十八两六钱三分六厘，归公税余银四百四十八两八分六厘五毫；附征剥隘商税原无定额，遇有商贾经过，照货抽收，按季汇解司库”。[4]就中表明云南以棉布、或麻布作为赋税课征对象在元明清时期是存在的，或许后者此时是以麻布折银，但亦可以表明该地有过以麻布作为赋税的历史。另外，与内地不同的一点是对云南设有土司的地区，与中央的隶属关系通常是以纳贡形式表达，而常年的贡物中亦包括有纺织品的类目，如有“干崖丝织五色土锦充贡”。[6]又该地“境内甚热，四时皆蚕，以其丝染五色，织上锦充贡”。[7]又“毡服，明东川贡”。[8]以及万历年丽江府土官朝贡的物品中亦有“各色绒棉，各色布手巾”等。[9]而由皇朝中央这种以布帛实物进行的常年赋税的课征或不时纳贡的要求，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当地纺织业在满足自身需求以外的那部分生产的扩大与发展。
2民间纺织业的织造类别
于元代，中原纺织业“最普遍的是缫丝和丝麻纺织业”，其次则是由元朝统治者的生活习惯导致短期内毛织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到明代，则在元代棉花种植引进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推广，而使棉纺织业也有了较为普遍的发展。清代通过官府的倡导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则有丝、麻、棉三大门类纺织业在地域及技术上的进一步推广与进步。[8]然云南由于地处边疆、多民族集聚，以及土流两种行政制度的存在，使皇朝中央经济一体化的具体实施上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因此在纺织业发展的类别上也显现了更多的地方特性。而云南历史上其纺织业种类的形成主要由地区资源条件所决定，早期主要取材于天然原料，如羊毛、大麻、大树棉花、木棉等，由此，这类织品也是最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类别，并被一直保持和延续下来。此外，则主要是由外来技术传播影响而形成的养殖蚕桑、种植棉花等，尤其在明清时
1期，则形成了后期绵纺织业与丝类织品的较广泛的出现。由此，到明清时期，云南纺织业
织造类别的大致情形有如下：
① 羊毛织品类。这类织品主要以羊毛作为原料，在南诏大理以前以毡（也称罽等）最负盛名，分布地区也最广泛。但到元明清时期在品种上应该已有所扩展，因为出现了更为名目繁多的各种叫法，如毡、越毡、氆氇、毡服、毯、毛段、毛褐、立绒、抓绒、羊毛布、羊毛线、白氎布、摆夷布等。若顾名思义，似可以认为云南以羊毛为原料的纺织品与南诏大理之前相比在加工深度上已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其不仅在用途上进一步拓宽了范围，并且在满足人们在装饰的需求方面也应是有所进步的。
（表1）
资料来源：[明]彭时等纂修：《寰宇通志·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姚安军民府”，均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明]谢肇浙撰：《滇略》卷四，俗略；[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卷之五，志器；[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十，食货志六之四，物产四；[清]刘慰三撰：《滇南志略》卷四；[清]桂馥撰：《滇游续笔》，“摆夷布”。[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下卷，物部。
② 布织品类。在云南，由于织布所用原料不一定是棉花，如前所述，其原料可以是木棉或大树棉花，即属木本植物一类，因而云南的布类亦是形式多样，名目繁多，其主要品种有：莎罗布、洱海红、棉布、梭布、宜良布、塘头布、挝绒等，凸显了云南由民族多样性而引致的纺织品种类的丰富多样。
（表
2）
资料来源：[清]吴应枚撰：《滇南杂记》；[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上、下卷； [清]刘慰三撰：《滇南志略》，卷一至卷六；[明]彭时等撰修：《寰宇通志·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均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明]谢肇浙撰：《滇略》卷四，俗略；[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六十九、七十，食货志六之三、六之四，物产三、四。
③ 丝织品类。云南丝织品在秦汉以前的永昌一带就已出现，一般认为南诏大理时期几次对成都织工的掳掠，应是云南丝织业得到较为长足发展的重要依据，然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其时的发展状况仍只能根据考古资料来说明。到明清时期，有些许记载，但依然是零散而简略。然基本知道宜蚕桑之地主要在滇南和滇西南一带，如澄江之“蚕衣耕食，民安于富”；“土锦、出元江”；马龙他郎甸的“妇人耕种，尤以时事蚕桑”；干崖“四时皆蚕”；以及“永昌郡宜蚕桑”等。
（表
3）
资料来源：[明]李贤等撰《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明]谢肇浙撰：《滇略》卷四，俗略；[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下卷，“通海缎”； [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十，食货志六之四，物产四； [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卷之五，志器；[清]刘慰三撰：《滇南志略》，卷二。
④ 麻织品类。以所种植的大麻为原材料进行纺织并加工为服装类，应是云南富有民间民族特色的纺织业发展的一大特点。一地纺织业的发展，大凡与当地的环境和气候条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云南滇南及滇西南一带地处北回归线附近，气候炎热，麻织品穿着的特点是透气性能好、不粘身，因而也使其成为该地区最为普遍的一种服用类别。
（表4）
资料来源：[明]谢肇浙撰：《滇略》卷四，俗略；[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下卷，“夷服”；[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六十九、七十，食货志六之三、六之四，物产三、四；[清]檀萃辑：《滇海虞衡志》卷之五，志器。
⑤ 野生植物织品类。云南古代纺织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就地取材，因而各地由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不同，也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衣用质料与衣着方式，如最早有记载的永昌一带，其纺织品的用料及种类就与内地不同。[9]而到元明清时期，史料记载比前有所增多，虽不尽详细，但亦可大略了解其端倪。
（表5）
资料来源：[明]谢肇浙撰：《滇略》卷四，俗略；[清]刘慰三撰：《滇南志略》，卷四、卷六；
[清]阮元等修：道光《云南通志》卷六十九、七十，食货志六之三、六之四，物产三、四。
3明清时期云南纺织业发展的特点
云南作为高原地区，由于地形的复杂，不同地区的环境与气条件亦各异，因而地区内普遍不产桑蚕和棉花；又由于其纺织品的生产与农业相结合，只是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的补充，从而基本停留于自给自足的生产发展状况，但由此也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特点：
第一，从该时期云南在纺织业发展的地区分布看，由前述内容可知，其主要集中分布于滇中、滇西与滇东北地区。其中滇中以曲靖、澄江、临安一带为较发达地区；滇西则以永昌一带为核心区域；滇中与永昌之间的过渡带又有元江、景东、楚雄、大理等地；滇东北则主要集中在东川一带地区。从织品大类在地区的分布看，则似乎面东的如滇东北的东川、昭通及滇西北的丽江、中甸等地，其羊毛类织品的种类明显比其他地区要多，并且纺织加工的水平也更高；而丝、缎、麻、莎罗等织品种类则明显是滇中以南及滇西南地区为多，纺织的
精细程度也较优。
第二，在云南发展纺织业，其与内地最大的不同之点或许就是可以多种野生植物作为原料所进行的纺织品加工的特点。如前述的树皮褥、火草布、桐华布、梭罗布、娑罗笼段等。而现实中这种以就地取材方式所织就的物品还不止上述几类，就以木棉为原料的纺织来说其种类又有：“平缅出娑罗树，大者高三五丈，结子有绵，纫绵织为白毡、兜罗锦”；“永昌出木棉树，高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实大如杯，花中绵软白，可为縕絮，及毛布者，皆指似木之木棉也”；“林邑诸国出吉贝花，中有鹅毳，抽其绪，纺为布”等等。还有可作枕褥的攀枝花，“木本，类刺桐。大者合抱，花若菡萏，鲜红色。结实类胡桃，土人取实暴日中，其壳自开。吐绪如绵，莹白可爱，以之夹枕褥，性极温暖，但不受纺织”。[6]而“景东、蒙化之间夷民，能织斑丝，盖亦土蚕之茧织成，紫白相间，如记所称吉贝者。刘禹锡诗‘蛮衣斑斓布’，是谓其耶？然幅窄而短，不堪作衣耳”。[10]或许上述各物在纺织时均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亦可见云南历史上纺织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享尽了地利之益的。
第三，在传统纺织业技术条件下，其纺织机制作技术侧重于家庭简单适用型的设计取向。如载：“蛮织。随处立植木，挂所经于木端。女盘坐于地而织之，如息则取植及所经藏于室中，不似汉织之大占地也”。又“蛮纺。用一小胡卢如铎状，悬以小铅锤，且行且挼而缕就，不似汉纺之繁难，而汉妇亦有能之者”。[11]此外亦有更为简单随便的纺之办法，如他郎厅夷人“白窝泥，性情朴野，男勤耕稼，女事纺绩，虽出山入市，跬步之间，口衔烟袋，背负竹笼，或盛货盛柴；左手以圆木小槌，安于铁锥，怀内竹筒装裹绵条，右手掀裙，将铁锥于右腿肉上檫撵，左手高伸，使绵于铁锥上团团旋转，堆垛成纱，谓之撵线”。[4]可见一般民族地区其纺织的设施与操作技术是极为简便易行的，不仅占地少，制造成本也明显比内地要低。根据民族学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普遍保留着一种原始的水平织机。“以云南宁蒗彝族的织机为例，该织机构造简单，没有机台，经纱拴在木桩上，桩高30厘米，另一端系在卷布轴上，并用布袋将其捆在腹前，可称原始腰机”。此种织机的基本操作方法是：织者席地而坐，两足分置于经纱两边，经长1.50米左右，在靠近木桩的地方，有两根竹交棍，经纱各绕交棍一周。接着有一根木轴，长63厘米，直径5厘米，将经纱分为两层，单数经纱为面经，双数经纱为底经。底经各纱均拴一根综丝，长4厘米，往上穿过面经，并依次系在综杆上，这是综的原始形式，每根综丝均带动一根底经，综杆可上下、前后移动。织布时，织者右手持纬锭，由右边伸入开口，左手受锭引纬，然后以斫刀打纬。接着将综杆提起，底经跟随而起，打破了原来面经与底经的平行状态，形成三角形开口，这时左手将纬锭从左边投进开口，右手引纬，并且以斫刀打纬。事后放下综杆，复为原来状态，再进行织纬工作。织好的布均卷在布轴上，同时也在木桩处进行放经。彝族还不用梭子，斫刀系木质，长76厘米，宽12.3厘米。彝族多织毛织品，也织麻布，一天可织80厘米。云南布朗族也用同样织机，一天能织布二市尺左右。[12]
而从前述官府作用一节内容可以知道，由于其时官府政策的倡导及内地纺织机及技术的推广，显然也存在与内地相似的纺织方式，如腾冲一地“居民多务耕织”，“种艺纺织，有织大布者，机阔八尺，口颂佛号，乃织一梭”。[4]滇南一带的石屏，“妇人习女红，勤纺织，每深夜尤闻机杼之声”；通海“农耕稼，虽缙绅家妇女亦勤纺织”；蒙自“妇人鸡鸣戒旦，纺绩是勤”。[4]就中所提及的“机阔八尺”、“梭子”、“机杼”、“缙绅”等词，其所指想应是既与汉人有关，又是具有与内地相同的纺织技术之地区。
第四，元明清时期，云南纺织业生产的性质尽管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但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剩余产品的生产能力，这不仅表现在前述的“岁输于官”或进行“纳贡”的产品生产部分，还表现在用于进行市场交换的部分纺织品商品生产的方面。如载：滇西景东一带“地不蓄桑麻，民间耕种之外，男女皆以纺织为生，每至街期，卖布匹者十居四五，有娑罗、羊肚、火麻诸名。此外则青纸、大白纸、净瓶、蕉、石凤丹、仙茅、苦子、孔雀、竹 （鼠旁，加留字）、象、牦牛之属”。[4]又“景东不蓄桑麻，民间耕种之外，大家小户，男女皆
以纺织为生，每至街期，买卖布匹者十居四五，本地销售不尽，大都贩于江外诸夷及思茅山中”。[6]可以想见，其时该地区至街期，街市上所卖其他诸种商品不过占十之五六，而近百分之五十则均为纺织商品，并且其销场已不限于本地而远销于周边的广大地区。因此，当时滇西局部地区纺织品的商品率应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又于当时记载，新兴一带“青靛课税、染布靛缸课银原无定额，按季汇解”。其中显然说明，该地在纺织生产原料的生产与贸易课税方面尽管无定额，但实际上有该项课税之收入，并且是按季汇解的。因而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显然其纺织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应也是云南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而这一点从近代的情况也得以证明。但是，当时汉官对该地区“妇女人市贸易花布，栽秧割稻”等经济活动的参与则多有看法，并视之为一种“陋习”而认为其“所当痛改者也”。[4]以近代的眼光，似乎就妇女解放或男女平权而言，于这方面其内地竟不如云南！
参考文献：
[1] 明会典
[2] 姚之駰駰，元明事类钞[M]。
[3]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M]。
[4] 刘慰三，滇南志略[M]。
[5]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03—304。
[6] 阮元，（道光）云南通志卷[M]。
[7] 李贤，明一统志·云南布政司[A]，马龙他郎甸长官司[A]。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M]，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8] 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M]，学林出版社，1988年， 596—610、714—726、895—922。
[9] 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M]。
[10] 谢肇浙，滇略[M]。
[11] 檀萃，滇海虞衡志[M]。
[12] 宋兆麟，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纺织技术——兼谈古代纺织的几个问题[J]，文物，1965，（4）。 Form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Yunnan’s weaving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Zheng-ping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few people to set foot in the researches on problems of Yunnan’s weaving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et. This thesis studies preliminarily concrete operating forms of Yunnan’s weaving production at that time. It is involved in governmental behaviors, weaving types, basic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 on.
Key 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nnan; weaving
收稿日期：2003-08-10
作者简介：陈征平，（1955-），女（汉族），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社会学系副教授，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社会经济史。
（责任编辑 晓斌）
1当然，永昌地区（即今保山）一带早在公元前一两百年其帛氎、兰干细布等纺织品在云南就已有盛名而被《汉书》所记载，但永昌同时也是那时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及商品集散地，因而其中似不能排除一种由商品交换而引致的生产技术异地交流状况的存在。然在早期这毕竟只是局部地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