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标签：世博会科技2013-05-01 12:11 星期三
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由世博会想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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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财经》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世博与奥运的诞生都是一个源头：那就是工业革命后，欧洲国家主义意识抬头，借公众活动进行的国家形象行销。
这十年来国内的种种怪状，恰恰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抬头。而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不正是借着这些幌子招摇世界吗？反美反日反德反法，中国的愤青以全世界为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人不高兴》畅销华夏……近期如火如荼的世博会再次提醒我们，虽然国家强大了，然而我们的科技依然严重依赖欧美和日本。透过这重重迷雾，有心人反会生出疑问：近代中国科技为何落后？
个人觉得可以从下面三个角度来解释——制度、文化、经济。
一、制度决定论
正确制度的建构一直被西方启蒙思想以来的历代思想家津津乐道，这类人认为，靠文化和所谓的道德力量来约束人心，肯定是不靠谱的。由此引出所谓的依法治国，靠制度力量来正人心、开太平。“一人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传统儒家观念在启蒙运动之后不再成为主流。
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允许独立科学家的存在，科学研究者也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除非你是张衡、刘梦溪这样的高级公务员。而科学制度呢，压根就没在这块土地上存在过。在西方，刚开始的科学与哲学传统是联系在一起的。牛顿，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培根，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而近百年的中国，在错过了当初的蒸汽机时代之后，又错过了当时的电气时代。
李约瑟那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皇皇巨著，也只能引起部分考古者和怀古者的一些兴趣罢了，其影响也仅限于史学领域。李约瑟在这本书中指出，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还是近五百年，中国的科学“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一直在稳缓地前进”。此所谓“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不仅提出问题，还企图解决问题。他的解释是：中国是“官僚体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进一步说，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形态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主经济，决定了它的技术结构是大一统的、封闭的。理论和实验结构则与以儒家为正统、道家为补充的文化结构相适应。实验是科学发展的骨架，而抽象思维是科学的血肉，中国的制度是为地主阶层设计，地主阶级不需要靠科技来维生，没有变革的动力。
但是，怎么解释1949年之后中国科技的滞后呢？显然不能仅仅用苏俄模式的封闭性大一统性来回答，因为近百年的苏俄科技，直到现在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所以说，我们就此武断地宣称制度决定论的话，文化决定论者该躲在背后讪笑了。
二、文化决定论
对于近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虽有德（民主）赛（科学）两位先生护航，后世看来，却也漏洞百出，林毓生和朱学勤的深刻反思，令得袁伟时的高度乐观颇显尴尬。当代学人刘小枫认为当年引进德赛的时候还差个宗教，以至于后来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盖中华无信仰也。熊培云认为还差个孔先生（不是孔夫子而是多孔化），以至于20世纪走向狂飙和极端的法国路线苏俄路线，与温和理性的欧美路线失之交臂。至今中国，公民社会尚在建立当中，多孔化社会的路也还很长。可见，如果没有文化的根，单纯的技术引进和单纯的全盘西化都是很难奏效的。
科技以人为本。尽管苏俄式的举国体制也曾创造过人类首次进入太空的壮举，不过是炫技而已，与付出的巨大代价比起来，这点成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这跟真正意义上的人无关。
顾准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把研究的重头追溯到古希腊，透过城邦政治以窥近现代西方政治的玄机。我们在提到文化对中国科技的影响时，至少要从春秋战国算起。大家都知道，汉书艺文志里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这十家之中，儒家只算其一，墨家最重科技，设计出一套套的工具。但是在强大的儒家文化攻势下，这些技艺都被描述成奇技淫巧。
直到一百多年前，天朝的官员在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时，都还持同样的观念，可见其影响之深。儒家重道德，轻实践，至少轻技术层面的实践，政治实践倒是不少。不过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读书人，其理想最大莫过于当个宰相，王安石把这条道走到了顶峰。而企图恢复周公之治的王莽，是一个失败的教材。
另外，西方心物二元的思维方式更适合对物质科学的研究，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显然不能接受那种将东西拆来拆去的研究。中国人拿筷子吃饭，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西方人刀叉并举，用的就是拆零件似的招式。
三、经济决定论
经济原因一直不愿被我们提及，但经济原因绝对是中国科技滞后的重中之重。拜鸦片战争、庚子之难、辛丑之耻和两次世界大战无数内战所赐，近百年的中国经济可谓满目疮痍，人们吃饭都成问题，这也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极端一点来说，中国经济在这段时间就没发展过，科学技术发展落后也就顺理成章了。经济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激励和促进的作用。在没有经历过科学革命的中国，如果再没有经济的激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愈发艰难了。当年美国科技领先世界，不就是有长效的激励机制能吸引他国人才吗？就凭美国的经济实力，面对那样的诱惑，哪位科学研究者若攘足不前，非痴即愚。
矛盾分歧依旧
有意思的是，有个叫林毅夫的经济学家，他从制度层面而不是经济层面来解决李约瑟难题，他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从前现代的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这或许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有一些关系。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制度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实际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林毅夫具体地强调了既不是儒家理论、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也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抑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 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以上所述表明，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制度层面来解释近百年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解释之间存在矛盾与分歧依旧，李约瑟难题依旧。（王猛写于2010年夏）
王猛：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标签：世博会科技2013-05-01 12:11 星期三
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
——由世博会想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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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财经》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世博与奥运的诞生都是一个源头：那就是工业革命后，欧洲国家主义意识抬头，借公众活动进行的国家形象行销。
这十年来国内的种种怪状，恰恰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抬头。而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不正是借着这些幌子招摇世界吗？反美反日反德反法，中国的愤青以全世界为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人不高兴》畅销华夏……近期如火如荼的世博会再次提醒我们，虽然国家强大了，然而我们的科技依然严重依赖欧美和日本。透过这重重迷雾，有心人反会生出疑问：近代中国科技为何落后？
个人觉得可以从下面三个角度来解释——制度、文化、经济。
一、制度决定论
正确制度的建构一直被西方启蒙思想以来的历代思想家津津乐道，这类人认为，靠文化和所谓的道德力量来约束人心，肯定是不靠谱的。由此引出所谓的依法治国，靠制度力量来正人心、开太平。“一人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传统儒家观念在启蒙运动之后不再成为主流。
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允许独立科学家的存在，科学研究者也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除非你是张衡、刘梦溪这样的高级公务员。而科学制度呢，压根就没在这块土地上存在过。在西方，刚开始的科学与哲学传统是联系在一起的。牛顿，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培根，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而近百年的中国，在错过了当初的蒸汽机时代之后，又错过了当时的电气时代。
李约瑟那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皇皇巨著，也只能引起部分考古者和怀古者的一些兴趣罢了，其影响也仅限于史学领域。李约瑟在这本书中指出，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还是近五百年，中国的科学“事实上一点没有退步”，“一直在稳缓地前进”。此所谓“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不仅提出问题，还企图解决问题。他的解释是：中国是“官僚体制”，此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现代的过渡，故而落后了。 进一步说，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政治形态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主经济，决定了它的技术结构是大一统的、封闭的。理论和实验结构则与以儒家为正统、道家为补充的文化结构相适应。实验是科学发展的骨架，而抽象思维是科学的血肉，中国的制度是为地主阶层设计，地主阶级不需要靠科技来维生，没有变革的动力。
但是，怎么解释1949年之后中国科技的滞后呢？显然不能仅仅用苏俄模式的封闭性大一统性来回答，因为近百年的苏俄科技，直到现在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所以说，我们就此武断地宣称制度决定论的话，文化决定论者该躲在背后讪笑了。
二、文化决定论
对于近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虽有德（民主）赛（科学）两位先生护航，后世看来，却也漏洞百出，林毓生和朱学勤的深刻反思，令得袁伟时的高度乐观颇显尴尬。当代学人刘小枫认为当年引进德赛的时候还差个宗教，以至于后来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盖中华无信仰也。熊培云认为还差个孔先生（不是孔夫子而是多孔化），以至于20世纪走向狂飙和极端的法国路线苏俄路线，与温和理性的欧美路线失之交臂。至今中国，公民社会尚在建立当中，多孔化社会的路也还很长。可见，如果没有文化的根，单纯的技术引进和单纯的全盘西化都是很难奏效的。
科技以人为本。尽管苏俄式的举国体制也曾创造过人类首次进入太空的壮举，不过是炫技而已，与付出的巨大代价比起来，这点成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这跟真正意义上的人无关。
顾准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把研究的重头追溯到古希腊，透过城邦政治以窥近现代西方政治的玄机。我们在提到文化对中国科技的影响时，至少要从春秋战国算起。大家都知道，汉书艺文志里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这十家之中，儒家只算其一，墨家最重科技，设计出一套套的工具。但是在强大的儒家文化攻势下，这些技艺都被描述成奇技淫巧。
直到一百多年前，天朝的官员在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时，都还持同样的观念，可见其影响之深。儒家重道德，轻实践，至少轻技术层面的实践，政治实践倒是不少。不过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读书人，其理想最大莫过于当个宰相，王安石把这条道走到了顶峰。而企图恢复周公之治的王莽，是一个失败的教材。
另外，西方心物二元的思维方式更适合对物质科学的研究，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显然不能接受那种将东西拆来拆去的研究。中国人拿筷子吃饭，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西方人刀叉并举，用的就是拆零件似的招式。
三、经济决定论
经济原因一直不愿被我们提及，但经济原因绝对是中国科技滞后的重中之重。拜鸦片战争、庚子之难、辛丑之耻和两次世界大战无数内战所赐，近百年的中国经济可谓满目疮痍，人们吃饭都成问题，这也影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极端一点来说，中国经济在这段时间就没发展过，科学技术发展落后也就顺理成章了。经济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激励和促进的作用。在没有经历过科学革命的中国，如果再没有经济的激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愈发艰难了。当年美国科技领先世界，不就是有长效的激励机制能吸引他国人才吗？就凭美国的经济实力，面对那样的诱惑，哪位科学研究者若攘足不前，非痴即愚。
矛盾分歧依旧
有意思的是，有个叫林毅夫的经济学家，他从制度层面而不是经济层面来解决李约瑟难题，他认为，中国没有成功地从前现代的时期的科学跃升到现代科学，这或许与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有一些关系。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制度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实际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的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林毅夫具体地强调了既不是儒家理论、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也不是科举制度本身抑制了中国的天才们发起一场科学革命，真正起阻碍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 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以上所述表明，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制度层面来解释近百年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解释之间存在矛盾与分歧依旧，李约瑟难题依旧。（王猛写于2010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