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晓峰
2004.01公布于潜科学网站
一个系统，是由元素与元素间联系两部分构成。一个元素本身是含有物质的，这个物质可以分成两层，一层是只在元素层面上表现的物质，另一层是在系统层面上表现的物质。前者构成元素本身的质量。系统质量不考虑元素本身的质量，当我们研究系统质量时，我们应当将元素本身的质量当成1，也就是将元素本身的质量当成是研究系统质量的基准参照系。
我们主要要考虑的是建立在元素本身质量之上能在系统层面上表现的元素物质，即被这元素用来与别的元素建立联系的物质，这个物质构成元素的关系质量，一个元素有一个元素层面的质量，也有一个系统层面上的关系质量，这关系质量也称着元素的关系素质，它的大小决定了元素与别的元素的建立联系能力，而系统元素平均的联系能力代表系统的联系密度。
所谓系统质量就等于系统元素数量与元素平均的关系素质的乘积，也就是等于元素关系素质的总和。由于元素关系素质等同于元素之间的联系密度，于是系统质量也等于系统元素数量与元素间平均的联系密乘积。联系密度是联系程度的概念，系统元素数量是联系起来的元素数量的概念，于是系统质量越大，意味着系统自联系性越大，自组织性越大，自稳定性越大。于是系统质量实质上讲就是系统稳定存在性的量度，稳定存在性也就是系统的质性。
物理学有一个物体质量的公式，即物质数量＝体积×密度。物体与系统是什么关系呢？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物体一般可以处理为质点，显然它是属于忽略系统内在结构这个实质内容的形式性的系统。形式与内容是一对矛盾，两者之间是可以进行辩证对应思维的。于是我们就可以物理学上的物体质量的公式进行同一变换，我们给这个公式加上“内容化操作”，就可以将它变换成系统质量的的公式。
内容化操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将公式相对形式上的概念，加上实质性的内容。比如空间密度，是用物质元素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的倒数来度量的，这是对密度这个概念很形式上的说法，元素之间只是靠得近，不意味彼此之间真的有紧密的联系，元素之间真正的联系密度应当是用元素之间物质性的稳定的交流程度来度量的。所谓空间体积，那就是物质元素间空间距离的数量，也就是空间密度的数量，同样是空空的东西，系统的空间应当是有物质内容的空间，它应当是元素间联系距离或联系密度这种真实内容的数量，是有物质联系的空间，空空的体积是属于物质联系空间的形式化。空间体积与空间密度乘积就是物质数量的概念，物质数量是空间范围量的概念，是属于抽去了物质质性的物质量，是属于物质质量的形式化。物质数量加上内容化操作就变成质性的量，即物质系统质量。而所谓内容化操作就是将形式上的公式，转换成内容上的公式。
物质数量＋内容化－－－系统质量
物质体积＋内容化－－－元素联系距离或密度的数量＝元素关系素质的数量＝元素数量（简称元素量）
物质密度＋内容化－－－系统元素间的联系程度（简称联系密度）
物质数量＝体积×密度（形式）＋内容化－－－系统质量＝元素量×联系密度（内容）
物质数量＝体积×密度，是形式上的质量公式。系统质量＝元素量×联系密度，则是内容上的质量公式。
以上我们论述了系统质量的概念和公式，并从物质数量的公式出发应用辩证对应的逻辑帮助理解了这个概念和公式，现在我们要举例说明之。我们知道，物质数量不变，体积膨大，物质之间的距离就变大，空间密度就变小。现在的问题是，系统质量不变，增加系统的元素数量，元素之间的联系程度在事实上会不会变小？我们知道系统质量是系统元素关系素质的总和，如果我们增加了元素，且这元素只有元素质量，而没有系统层面的关系素质，那么系统增加元素这种行为就完全类似于物质数量不变，增加物质体积的行为。这种情况下系统元素数量增加了，但系统质量是没增加。这些没有关系素质的元素加入到系统里面就必然要降低元素平均的关系素质，也即降低系统平均的联系密度。比如一个专业组织，它原先是由专业人员构成的，现在加入一些非专业人员，那么这个组织平均的专业素质就会下降，平均的专业联系程度也会下降。人员虽是增加了，但总的专业质量却是没变。
企业作为系统，其系统质量等于企业员工的关系素质与企业员工的数量的乘积。关系素质越高企业的组织性越强，企业结构组织性高，企业的功能效率即生产效率就高。企业的关系素质是什么意思呢？？？是企业成员对企业的主人公意识。如果企业成员越能以企业为家，越能自觉地将自已融进企业这个整体中去，那么企业成员的关系素质越高。
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虽然提倡企业主人公的意识，但实际上企业成员这样的意识不高，成员的关系素质不高，所以企业的组织性，整体性差，具体表现为人浮于事，这样企业的效率当然就不高。而私有制，虽然企业成员的主人公意识依然不高，即企业成员的关系素质不高，但私人老板们则太以企业为家了，因为企业就是他自已的，所以私人老板的企业关系素质是很高的，要比公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关系素质还高出很多。这就是说在传统公有制企业，如果能加进太有企业关系素质的私人老板或私人老板小集团，那么是会大大提高企业平均的关系素质。如果搞泛股制，普通成员也成了企业的普通老板，那么企业的关系素质又会增加不少。
关系素质差的系统加入了关系素质高的系统，那显然是可以提高企业的平均的关系素质。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如果是向关系素质差的系统加入了本质性的核心性的成员集团，这个成员集团的关系素质要比一般成员的关系素质有质的提高，而不是有量的差异，那么企业的关系素质的提高也不是量的提高，而是质的提高。因为本质性核心成员的加入，绝不只是一个很有关系素质的元素的增多，更主要的是随他们而来的一整套管理制度的形成。这时系统的关系素质实际上等于管理制度的严格性与企业成员原有的关系素质的平均值的乘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也是有管理制度的，但这个制度严格性就如公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的企业素质一样低，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企业关系素质高的私人老板的加入，是属于本质性的企业元素的加入，于是也同时加入了更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于是公有企业变私有企业决不仅仅是增加了关系素质的平均值，（增加为数不多的高素质者，如果系统的组成元素很多的话，那对关系素质平均值的影响并不大）更主要的是增大了企业管理制度的严格性。
对于社会来讲，人的关系素质高与低，是由人的为人的自觉行为合不合做人的应当的规律来断定的。做人越有合理性，规律性，那么这个人的关系素质就越高。如果当今社会没有法律制度，也没有政府制定的各种人治制度。光凭人的关系素质，即光凭人的自觉性，社会是不可能象现在这样相对的有序，相对的整体化。社会肯定是会混乱的，是会四分五裂的。西方社会在政治讲多党制，三权分立，讲民主，所以其人治制度是较弱的，然而其法制制度则是较严的，相应地西方人法治观念也很强，而人治观念则较弱，人治观念是隶属于法治观念之下。而中国社会在政治上是讲集中的，相应地人治制度较强，而法制制度较弱，人民的人治观念较强，而法治观念较弱。法治观念是隶属于人治观念之下。
国家这个系统其政治上的整体性或质量性就等于，人治制度严格性，法制制度严格性，人的平均的关系素质，与人囗数量四者的乘积。假如我们要象西方那样搞三权分立，搞政治民主，那意味着中国人治制度的严格性大大降低了，而中国老百姓法治观念很弱，尤其是广大的农村人囗，法制制度实际上不严格。那么根据上述的系统质量公式，中国社会的政治整体性必然因为人治制度的大辐度下降，而大大地降低，其结果很可能是政治上解体，社会政治混乱。由此可见要民主，那先得讲法制，先得使人民有法制意识。转轨要转得好，是要准备好的。
饶晓峰
2004.01公布于潜科学网站
一个系统，是由元素与元素间联系两部分构成。一个元素本身是含有物质的，这个物质可以分成两层，一层是只在元素层面上表现的物质，另一层是在系统层面上表现的物质。前者构成元素本身的质量。系统质量不考虑元素本身的质量，当我们研究系统质量时，我们应当将元素本身的质量当成1，也就是将元素本身的质量当成是研究系统质量的基准参照系。
我们主要要考虑的是建立在元素本身质量之上能在系统层面上表现的元素物质，即被这元素用来与别的元素建立联系的物质，这个物质构成元素的关系质量，一个元素有一个元素层面的质量，也有一个系统层面上的关系质量，这关系质量也称着元素的关系素质，它的大小决定了元素与别的元素的建立联系能力，而系统元素平均的联系能力代表系统的联系密度。
所谓系统质量就等于系统元素数量与元素平均的关系素质的乘积，也就是等于元素关系素质的总和。由于元素关系素质等同于元素之间的联系密度，于是系统质量也等于系统元素数量与元素间平均的联系密乘积。联系密度是联系程度的概念，系统元素数量是联系起来的元素数量的概念，于是系统质量越大，意味着系统自联系性越大，自组织性越大，自稳定性越大。于是系统质量实质上讲就是系统稳定存在性的量度，稳定存在性也就是系统的质性。
物理学有一个物体质量的公式，即物质数量＝体积×密度。物体与系统是什么关系呢？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物体一般可以处理为质点，显然它是属于忽略系统内在结构这个实质内容的形式性的系统。形式与内容是一对矛盾，两者之间是可以进行辩证对应思维的。于是我们就可以物理学上的物体质量的公式进行同一变换，我们给这个公式加上“内容化操作”，就可以将它变换成系统质量的的公式。
内容化操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将公式相对形式上的概念，加上实质性的内容。比如空间密度，是用物质元素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的倒数来度量的，这是对密度这个概念很形式上的说法，元素之间只是靠得近，不意味彼此之间真的有紧密的联系，元素之间真正的联系密度应当是用元素之间物质性的稳定的交流程度来度量的。所谓空间体积，那就是物质元素间空间距离的数量，也就是空间密度的数量，同样是空空的东西，系统的空间应当是有物质内容的空间，它应当是元素间联系距离或联系密度这种真实内容的数量，是有物质联系的空间，空空的体积是属于物质联系空间的形式化。空间体积与空间密度乘积就是物质数量的概念，物质数量是空间范围量的概念，是属于抽去了物质质性的物质量，是属于物质质量的形式化。物质数量加上内容化操作就变成质性的量，即物质系统质量。而所谓内容化操作就是将形式上的公式，转换成内容上的公式。
物质数量＋内容化－－－系统质量
物质体积＋内容化－－－元素联系距离或密度的数量＝元素关系素质的数量＝元素数量（简称元素量）
物质密度＋内容化－－－系统元素间的联系程度（简称联系密度）
物质数量＝体积×密度（形式）＋内容化－－－系统质量＝元素量×联系密度（内容）
物质数量＝体积×密度，是形式上的质量公式。系统质量＝元素量×联系密度，则是内容上的质量公式。
以上我们论述了系统质量的概念和公式，并从物质数量的公式出发应用辩证对应的逻辑帮助理解了这个概念和公式，现在我们要举例说明之。我们知道，物质数量不变，体积膨大，物质之间的距离就变大，空间密度就变小。现在的问题是，系统质量不变，增加系统的元素数量，元素之间的联系程度在事实上会不会变小？我们知道系统质量是系统元素关系素质的总和，如果我们增加了元素，且这元素只有元素质量，而没有系统层面的关系素质，那么系统增加元素这种行为就完全类似于物质数量不变，增加物质体积的行为。这种情况下系统元素数量增加了，但系统质量是没增加。这些没有关系素质的元素加入到系统里面就必然要降低元素平均的关系素质，也即降低系统平均的联系密度。比如一个专业组织，它原先是由专业人员构成的，现在加入一些非专业人员，那么这个组织平均的专业素质就会下降，平均的专业联系程度也会下降。人员虽是增加了，但总的专业质量却是没变。
企业作为系统，其系统质量等于企业员工的关系素质与企业员工的数量的乘积。关系素质越高企业的组织性越强，企业结构组织性高，企业的功能效率即生产效率就高。企业的关系素质是什么意思呢？？？是企业成员对企业的主人公意识。如果企业成员越能以企业为家，越能自觉地将自已融进企业这个整体中去，那么企业成员的关系素质越高。
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虽然提倡企业主人公的意识，但实际上企业成员这样的意识不高，成员的关系素质不高，所以企业的组织性，整体性差，具体表现为人浮于事，这样企业的效率当然就不高。而私有制，虽然企业成员的主人公意识依然不高，即企业成员的关系素质不高，但私人老板们则太以企业为家了，因为企业就是他自已的，所以私人老板的企业关系素质是很高的，要比公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关系素质还高出很多。这就是说在传统公有制企业，如果能加进太有企业关系素质的私人老板或私人老板小集团，那么是会大大提高企业平均的关系素质。如果搞泛股制，普通成员也成了企业的普通老板，那么企业的关系素质又会增加不少。
关系素质差的系统加入了关系素质高的系统，那显然是可以提高企业的平均的关系素质。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如果是向关系素质差的系统加入了本质性的核心性的成员集团，这个成员集团的关系素质要比一般成员的关系素质有质的提高，而不是有量的差异，那么企业的关系素质的提高也不是量的提高，而是质的提高。因为本质性核心成员的加入，绝不只是一个很有关系素质的元素的增多，更主要的是随他们而来的一整套管理制度的形成。这时系统的关系素质实际上等于管理制度的严格性与企业成员原有的关系素质的平均值的乘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也是有管理制度的，但这个制度严格性就如公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的企业素质一样低，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企业关系素质高的私人老板的加入，是属于本质性的企业元素的加入，于是也同时加入了更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于是公有企业变私有企业决不仅仅是增加了关系素质的平均值，（增加为数不多的高素质者，如果系统的组成元素很多的话，那对关系素质平均值的影响并不大）更主要的是增大了企业管理制度的严格性。
对于社会来讲，人的关系素质高与低，是由人的为人的自觉行为合不合做人的应当的规律来断定的。做人越有合理性，规律性，那么这个人的关系素质就越高。如果当今社会没有法律制度，也没有政府制定的各种人治制度。光凭人的关系素质，即光凭人的自觉性，社会是不可能象现在这样相对的有序，相对的整体化。社会肯定是会混乱的，是会四分五裂的。西方社会在政治讲多党制，三权分立，讲民主，所以其人治制度是较弱的，然而其法制制度则是较严的，相应地西方人法治观念也很强，而人治观念则较弱，人治观念是隶属于法治观念之下。而中国社会在政治上是讲集中的，相应地人治制度较强，而法制制度较弱，人民的人治观念较强，而法治观念较弱。法治观念是隶属于人治观念之下。
国家这个系统其政治上的整体性或质量性就等于，人治制度严格性，法制制度严格性，人的平均的关系素质，与人囗数量四者的乘积。假如我们要象西方那样搞三权分立，搞政治民主，那意味着中国人治制度的严格性大大降低了，而中国老百姓法治观念很弱，尤其是广大的农村人囗，法制制度实际上不严格。那么根据上述的系统质量公式，中国社会的政治整体性必然因为人治制度的大辐度下降，而大大地降低，其结果很可能是政治上解体，社会政治混乱。由此可见要民主，那先得讲法制，先得使人民有法制意识。转轨要转得好，是要准备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