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这话有很多人说过。但是，我敢肯定，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本人）其实都是叶公好龙。为了自由，不要说爱情、生命，就是功名、利禄，都下不了抛弃的决心。像晋人陶渊明那样，弃官回乡，“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古往今来，屈指可数。
陶渊明一直保持着中国历史一项空前绝后的纪录：一人而三史有传（《宋书》、《晋书》、《南史》），三部正史都将陶渊明收在《隐逸传》中；锺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隐者藏也，隐藏形迹才能；逸者，逃也，逃离世俗束缚。所谓隐逸，其实就是逃离名缰利锁的束缚，过一种相对自由惬意的生活。
陶渊明的不朽事业，固然是立言，诗文做得好。但是，根源在于他做到了：为自由，抛弃利禄。生活虽然清贫、艰苦，但是他能从中得到快乐，并将这种快乐形诸笔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陶渊明的自由，包括身心两个方面。《归去来兮辞》说自己出去做官，是“心为形役”。自然，辞官回家则是迷途知返。因人生短暂，而发出“……寓形宇内复几时，奚不委心任去留”的感叹。
陶渊明的自由境界，具体表现为对物质条件、贵贱礼节、生活常识等的超越。《宋史·隐逸传》：“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陶渊明有脚疾，平时出门让一门生二儿子抬着篮舆（滑竿之类东西吧）。应江州刺史王弘之邀，坐在篮舆中，跟刺史的豪华大轿同行，一路之上，谈笑风生，没看出他有丝毫羡慕豪华轿子的神色。这是对物质条件的超越。亲戚朋友，摆酒招待，陶渊明“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到陶家拜访之人，不论贵贱，只要他家里有酒，一定设席招待。如果是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江州刺史檀道济馈赠他美食佳肴，陶渊明并不待见，“麾而去之”。刺史王弘，趁其饮酒之际，认识陶渊明。见陶渊明光着双脚，便让属下给他制双鞋子穿。王弘属下要量一下他的脚，陶渊明就在座席上伸出双脚，让他们量去。这是对贵贱礼节的超越。有一次，陶渊明当着衙门军官的面，取下头上的葛巾过滤刚酿熟的酒。过滤完后，又把葛巾戴回头上。这是对生活常识的超越。
陶渊明的自由境界，不是天生的，也曾有过一个反复、权衡的过程。《宋史·隐逸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督邮之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义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之所以出现反复、需要权衡，那是因为，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
陶渊明自由境界的形成，是经历过痛苦的。在给他孩子们的书信中，有“……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幼而饥寒”几句话，可以看出，陶渊明的隐逸，带有避祸目的。众所周知，他所生活的晋代，有如苏轼的《读》诗所言，“中原岂是无豪杰，天遣群雄杀晋人”。司马氏的晋朝，对士大夫阶层而言，是严重缺乏人身安全的黑暗时代。生前好友颜延之，有“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陶徵士诔》）的说法；梁萧统还有“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陶渊明传》）的说法；萧统《陶渊明集序》还说，“…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可见，陶渊明的隐逸，是有一些不得已原因的。
无论有着怎样的隐情，需要克服怎样的困难，陶渊明毕竟还是过上了他选择的自由生活。他的自由生活，看起来的确有不少的乐趣。
乐趣来自多种爱好。首先是饮酒的爱好。做彭泽县令期间，公田悉令种秫稻（出糯米，可酿酒）。陶渊明说，只要有酒喝，就万事大吉了。他妻子儿女坚持要种些秔稻（出粳米），以免全家老小跟着陶渊明饿肚子，这才决定，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王弘想要认识陶渊明，可是请他不动。无奈之下，请陶渊明老朋友庞通之携带酒菜器具，等候在陶渊明去庐山游玩的半道栗里，邀他饮酒。然后，王弘再出现在陶渊明面前。陶渊明这时也愿意见他，不以为怪。好朋友颜延之，一次送给他二万钱，“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一帮僧俗在庐山上结了个社——莲社，给他发请柬，陶渊明回答：“若许饮酒则往。”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跟饮酒有关的诗，都可以证明，陶渊明的酒瘾是很大的。陶渊明的生活离不开酒，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止酒》）。
其次是读书写作的爱好。《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说：“……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晋书》本传“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都可以说明，陶渊明是很喜欢读书、写作诗文的人。《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陶渊明读书，是文学家的读书，不是学者的读书，写作则是言志、遣闷式的写作。
再次是欣赏自然情趣的爱好。在给他孩子们的一封书信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而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又作“飒”）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有意思的是，陶渊明虽然喜欢自然情趣，但他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晋书》说他“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陶渊明虽然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鼻祖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写什么名胜的篇什。《游斜川》是陶集中难得一见的逛景诗，但是，斜川并非著名景点。可能有人会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有名的写景诗句。我怀疑，这两句诗，作者其实是心不在景物。萧统《陶渊明传》：“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原来，陶渊明惦记的是酒。重阳日，怎能无酒呢。
此外，陶渊明还有一种特别的爱好：抚琴。抚琴并不特别，特别的是他不懂音律，是他所抚之琴并无弦子。多种文献记载，陶渊明不解音声，但是他收藏了一张素琴，没有弦。每次喝酒喝得痛快了，就通过“抚摸”素琴表达感情，自称“但解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总结一下，陶渊明就是一宅男。鉴于他有淡泊的性情、静穆的境界、美妙的文辞，不妨称之为伟大的宅男。他的幸福生活，就是宅在乡村家中。对此，《归去来兮辞》中有所描写，“引壶觞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云无心以出游，鸟倦飞而知还”，“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之类。
说实话，这种生活，我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丁启阵
自由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这话有很多人说过。但是，我敢肯定，绝大多数人（包括笔者本人）其实都是叶公好龙。为了自由，不要说爱情、生命，就是功名、利禄，都下不了抛弃的决心。像晋人陶渊明那样，弃官回乡，“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古往今来，屈指可数。
陶渊明一直保持着中国历史一项空前绝后的纪录：一人而三史有传（《宋书》、《晋书》、《南史》），三部正史都将陶渊明收在《隐逸传》中；锺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隐者藏也，隐藏形迹才能；逸者，逃也，逃离世俗束缚。所谓隐逸，其实就是逃离名缰利锁的束缚，过一种相对自由惬意的生活。
陶渊明的不朽事业，固然是立言，诗文做得好。但是，根源在于他做到了：为自由，抛弃利禄。生活虽然清贫、艰苦，但是他能从中得到快乐，并将这种快乐形诸笔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陶渊明的自由，包括身心两个方面。《归去来兮辞》说自己出去做官，是“心为形役”。自然，辞官回家则是迷途知返。因人生短暂，而发出“……寓形宇内复几时，奚不委心任去留”的感叹。
陶渊明的自由境界，具体表现为对物质条件、贵贱礼节、生活常识等的超越。《宋史·隐逸传》：“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裋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陶渊明有脚疾，平时出门让一门生二儿子抬着篮舆（滑竿之类东西吧）。应江州刺史王弘之邀，坐在篮舆中，跟刺史的豪华大轿同行，一路之上，谈笑风生，没看出他有丝毫羡慕豪华轿子的神色。这是对物质条件的超越。亲戚朋友，摆酒招待，陶渊明“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到陶家拜访之人，不论贵贱，只要他家里有酒，一定设席招待。如果是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江州刺史檀道济馈赠他美食佳肴，陶渊明并不待见，“麾而去之”。刺史王弘，趁其饮酒之际，认识陶渊明。见陶渊明光着双脚，便让属下给他制双鞋子穿。王弘属下要量一下他的脚，陶渊明就在座席上伸出双脚，让他们量去。这是对贵贱礼节的超越。有一次，陶渊明当着衙门军官的面，取下头上的葛巾过滤刚酿熟的酒。过滤完后，又把葛巾戴回头上。这是对生活常识的超越。
陶渊明的自由境界，不是天生的，也曾有过一个反复、权衡的过程。《宋史·隐逸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郡督邮之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义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之所以出现反复、需要权衡，那是因为，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
陶渊明自由境界的形成，是经历过痛苦的。在给他孩子们的书信中，有“……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幼而饥寒”几句话，可以看出，陶渊明的隐逸，带有避祸目的。众所周知，他所生活的晋代，有如苏轼的《读》诗所言，“中原岂是无豪杰，天遣群雄杀晋人”。司马氏的晋朝，对士大夫阶层而言，是严重缺乏人身安全的黑暗时代。生前好友颜延之，有“道不偶物，弃官从好”（《陶徵士诔》）的说法；梁萧统还有“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陶渊明传》）的说法；萧统《陶渊明集序》还说，“…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可见，陶渊明的隐逸，是有一些不得已原因的。
无论有着怎样的隐情，需要克服怎样的困难，陶渊明毕竟还是过上了他选择的自由生活。他的自由生活，看起来的确有不少的乐趣。
乐趣来自多种爱好。首先是饮酒的爱好。做彭泽县令期间，公田悉令种秫稻（出糯米，可酿酒）。陶渊明说，只要有酒喝，就万事大吉了。他妻子儿女坚持要种些秔稻（出粳米），以免全家老小跟着陶渊明饿肚子，这才决定，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王弘想要认识陶渊明，可是请他不动。无奈之下，请陶渊明老朋友庞通之携带酒菜器具，等候在陶渊明去庐山游玩的半道栗里，邀他饮酒。然后，王弘再出现在陶渊明面前。陶渊明这时也愿意见他，不以为怪。好朋友颜延之，一次送给他二万钱，“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一帮僧俗在庐山上结了个社——莲社，给他发请柬，陶渊明回答：“若许饮酒则往。”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跟饮酒有关的诗，都可以证明，陶渊明的酒瘾是很大的。陶渊明的生活离不开酒，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止酒》）。
其次是读书写作的爱好。《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给孩子们的书信中说：“……年来好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晋书》本传“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都可以说明，陶渊明是很喜欢读书、写作诗文的人。《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陶渊明读书，是文学家的读书，不是学者的读书，写作则是言志、遣闷式的写作。
再次是欣赏自然情趣的爱好。在给他孩子们的一封书信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而有喜。尝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风暂（又作“飒”）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有意思的是，陶渊明虽然喜欢自然情趣，但他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晋书》说他“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陶渊明虽然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鼻祖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写什么名胜的篇什。《游斜川》是陶集中难得一见的逛景诗，但是，斜川并非著名景点。可能有人会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是有名的写景诗句。我怀疑，这两句诗，作者其实是心不在景物。萧统《陶渊明传》：“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原来，陶渊明惦记的是酒。重阳日，怎能无酒呢。
此外，陶渊明还有一种特别的爱好：抚琴。抚琴并不特别，特别的是他不懂音律，是他所抚之琴并无弦子。多种文献记载，陶渊明不解音声，但是他收藏了一张素琴，没有弦。每次喝酒喝得痛快了，就通过“抚摸”素琴表达感情，自称“但解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总结一下，陶渊明就是一宅男。鉴于他有淡泊的性情、静穆的境界、美妙的文辞，不妨称之为伟大的宅男。他的幸福生活，就是宅在乡村家中。对此，《归去来兮辞》中有所描写，“引壶觞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而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云无心以出游，鸟倦飞而知还”，“说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之类。
说实话，这种生活，我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丁启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