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数据,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72万。北京房价之高、交通之堵、环境之差,已使人们难以忍受。你能想象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达到2500万时,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吗?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已成为上下的共识。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时,政府早已考虑到要控制北京人口规模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北京实施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对没有户口的“盲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理。但为什么越控制,人口规模扩大越快呢? 人们愿意进入北京,想成为北京人,是因为北京的吸引力太大了。这种北京的吸引力来自北京的发展思路。 解放后,北京的发展围绕一明一暗两个思路。明的思路是北京是首都,所以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就有了政府对北京的大规模投资。民国时期,北京不是首都,成不了政治中心,经济上远远不如天津、上海,文化上有几所好大学,拥有一批文化人,但当时北京也并非唯一的文化中心,起码上海的“海派”是可以和北京的“京派”抗衡的。解放后,北京什么都要当中心,各行各业发展迅速,自然需要人,那时许多人不愿意来北京,是“被移民”到北京的。 暗的思路是,北京人是“天子脚下”的居民,应该享有特权。说得好听点,让北京居民过得更好一点也有利于维护、提升北京的国际形象。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北京的物质供应就比其他地方丰富得多。许多外地生产的东西,当地买不到,只有北京才有的供应,那时,从北京到外地的人,都是大包小包地带东西,人们出差到北京,都是顺带手采购许多东西带回去,有几次把火车行李架都压塌了。据说,有工作人员请示周恩来总理,要不要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总理说,让他们带点吧,外地太困难。 在这两种思路的指导下,北京与外地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尽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但北京的人口还是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后,没有户口也可以在北京生活了,而北京的发展思路并没有变。因此,北京人口规模超速膨胀,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过去控制北京人口规模是用户籍制度加清理没有户口的“盲流”,现在市场经济时代,公民有流动的权利,过去控制人口的方法都作用有限或不能使用了,因此,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必须改变思路。新的思路应该是“围魏救赵”,即加速其他地方的发展,减弱北京的吸引力。“围魏救赵”不是压制北京的发展,而是在发展其他地方的同时,调整北京的发展思路。 首先,北京的定位不能再是政治、经济、文化样样中心,要突出北京的特点。北京是首都,政治中心是改变不了的,尽管也有“迁都”的建议,从近期来看,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北京已形成的文化优势也难以改变,总不能把北大、清华、中科院、社科院迁往外地吧?但是要实现文化上的多中心,让更多的城市成为文化中心,尤其是发挥本地的特色文化。经济中心,北京还是不要当的好。北京不必追求GDP,更不用什么产业都发展。不仅不用发展钢铁、汽车等传统行业,甚至连高科技行业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发展,经济上形成多中心,也才有利于全国的平衡发展。 其次,就北京而言,不能仅仅发展四环之内,还要向郊县地区,甚至河北的一些地方发展,围绕北京建立一小时经济圈。什么都集中在四环之内是不正常的。应该用经济手段吸引一些企业事业单位迁到郊区。这就需要发展市中心与郊区的交通,并加大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在郊区工作与居住的人,感到与市区一样甚至比市区还舒服。 发展郊区,我认为应该是以后北京发展的重点。“卫星城”的计划过去也有,但为什么至今仍然不成功?我想,这还在于讲得多,但采取的有效措施太少,投资太少。 最后,在我看来,北京的经济应该以服务业为主,一切以北京的需要为中心,而不能以加快北京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北京有这么多人,仅仅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就足以支撑北京的经济。北京有天然的旅游资源,这些资源无法迁走,发展旅游业也可以成为北京的支柱。我们受“重物质生产,轻劳务”的影响太深了,发达国家劳务在GDP中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世界平均水平劳务也在GDP中占到40%以上,而我国劳务在GDP中仅占三分之一,发展劳务先从北京这样的城市开始。 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不能就人口讲人口,要从改变北京整体发展战略的思路入手,关键则在于打破北京处处要当中心的传统思维模式。★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教授)
最新公布的数据,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72万。北京房价之高、交通之堵、环境之差,已使人们难以忍受。你能想象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达到2500万时,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吗?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已成为上下的共识。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时,政府早已考虑到要控制北京人口规模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北京实施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对没有户口的“盲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理。但为什么越控制,人口规模扩大越快呢? 人们愿意进入北京,想成为北京人,是因为北京的吸引力太大了。这种北京的吸引力来自北京的发展思路。 解放后,北京的发展围绕一明一暗两个思路。明的思路是北京是首都,所以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就有了政府对北京的大规模投资。民国时期,北京不是首都,成不了政治中心,经济上远远不如天津、上海,文化上有几所好大学,拥有一批文化人,但当时北京也并非唯一的文化中心,起码上海的“海派”是可以和北京的“京派”抗衡的。解放后,北京什么都要当中心,各行各业发展迅速,自然需要人,那时许多人不愿意来北京,是“被移民”到北京的。 暗的思路是,北京人是“天子脚下”的居民,应该享有特权。说得好听点,让北京居民过得更好一点也有利于维护、提升北京的国际形象。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北京的物质供应就比其他地方丰富得多。许多外地生产的东西,当地买不到,只有北京才有的供应,那时,从北京到外地的人,都是大包小包地带东西,人们出差到北京,都是顺带手采购许多东西带回去,有几次把火车行李架都压塌了。据说,有工作人员请示周恩来总理,要不要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总理说,让他们带点吧,外地太困难。 在这两种思路的指导下,北京与外地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尽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但北京的人口还是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后,没有户口也可以在北京生活了,而北京的发展思路并没有变。因此,北京人口规模超速膨胀,也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过去控制北京人口规模是用户籍制度加清理没有户口的“盲流”,现在市场经济时代,公民有流动的权利,过去控制人口的方法都作用有限或不能使用了,因此,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必须改变思路。新的思路应该是“围魏救赵”,即加速其他地方的发展,减弱北京的吸引力。“围魏救赵”不是压制北京的发展,而是在发展其他地方的同时,调整北京的发展思路。 首先,北京的定位不能再是政治、经济、文化样样中心,要突出北京的特点。北京是首都,政治中心是改变不了的,尽管也有“迁都”的建议,从近期来看,实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北京已形成的文化优势也难以改变,总不能把北大、清华、中科院、社科院迁往外地吧?但是要实现文化上的多中心,让更多的城市成为文化中心,尤其是发挥本地的特色文化。经济中心,北京还是不要当的好。北京不必追求GDP,更不用什么产业都发展。不仅不用发展钢铁、汽车等传统行业,甚至连高科技行业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发展,经济上形成多中心,也才有利于全国的平衡发展。 其次,就北京而言,不能仅仅发展四环之内,还要向郊县地区,甚至河北的一些地方发展,围绕北京建立一小时经济圈。什么都集中在四环之内是不正常的。应该用经济手段吸引一些企业事业单位迁到郊区。这就需要发展市中心与郊区的交通,并加大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在郊区工作与居住的人,感到与市区一样甚至比市区还舒服。 发展郊区,我认为应该是以后北京发展的重点。“卫星城”的计划过去也有,但为什么至今仍然不成功?我想,这还在于讲得多,但采取的有效措施太少,投资太少。 最后,在我看来,北京的经济应该以服务业为主,一切以北京的需要为中心,而不能以加快北京的经济发展为中心。北京有这么多人,仅仅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就足以支撑北京的经济。北京有天然的旅游资源,这些资源无法迁走,发展旅游业也可以成为北京的支柱。我们受“重物质生产,轻劳务”的影响太深了,发达国家劳务在GDP中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世界平均水平劳务也在GDP中占到40%以上,而我国劳务在GDP中仅占三分之一,发展劳务先从北京这样的城市开始。 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不能就人口讲人口,要从改变北京整体发展战略的思路入手,关键则在于打破北京处处要当中心的传统思维模式。★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