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点醒了对“仁”的自觉，挺立了人之道德主体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仁”理解为是一种在推己及人以至物的过程中所生发出来的对他者生命的肯定和培护之情。由此出发，孔子所开创的儒家要求人们在践行自己的生命活动时，自觉地按照仁道原则行事，在处理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超越的天地宇宙、人与历史传统之关系的过程中，自觉地抱持一种通过推己及人以寻求生命心灵间之“同体感通”的“仁者情怀”。由此，儒家把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超越的天地宇宙、人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都归结为是一种德性生命精神之间同感与贯通的关系。这样，儒家在经典诠释中倡导以一种“仁者情怀”来对待历史文化传统和作为古圣先贤生命精神之凝结的经籍。正是抱持这种在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寻求一种生命心灵间之“同体感通”的“仁者情怀”，孔子对三代特别是周代文化保持了自觉的温情和敬意。他高度赞赏在借鉴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建立的周朝的礼乐制度，主张通过在“因”即沿袭基础上的“损益”来确立当时代的礼仪制度。也正是因为立足于这样的心态，孔子在面对古圣先贤的文献进行理解和诠释活动时，自觉地采取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孔子“述而不作”是一场迷信
孔子“述而不作”是一场迷信——兼与黎鸣先生笑谈圣人的得失 黎鸣先生的博客一直在新浪博客的前几条，题目颇惊人。因为见过先生几日，还问先生求过字，便格外地关注先生的博客。先生博客的点击率并不高，比起我的还差一些，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先生的文章不好。恰恰相反，在众多的博客中，唯有先生的博客是最有力量的。 今日读先生的博客文章《圣人的得失与民族的命运》一文，又看到孔子好古之说，先生引用了《论语?述而》中的那句名言：“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最后自然是归结到，因为圣人好古，所以中国人都好古而薄今，至少中国人没有创造力。这是孔子之大失之一，也是民族命运不济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我是先赞成后怀疑的，同时对孔子“述而不作”却倍感怀疑。因为这一点，有些问题特想在此论述一下，希望先生能赐教。 孔子好古是孔子自己的事，后人好孔子是后人的事，为什么先生把全部的原因都归罪于孔子呢？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也讲了，孔子说是述而不作，其实是有创新的，他对古并不是全盘接受的，而是有自己的史学观的。黎鸣先生在文章中写道： 在【论语】中，他便创造了许多人所未见、人所未闻、人所未发的观念、命题，尽管他采取的几乎全都是天才的独断，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种种关于君子应做的事情和应遵守的行为准则等等，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 从史的角度看，这种创造始于孔子。有谁能说孔子没有创新呢？而这种创新是不是“作”呢？很尊崇孔子“述而不作”的南怀瑾（已是著作等身）在讲到这些时说孔子讲历史“第一篇是从《尧典》开始，难道尧以前没有历史了？当然有，我们自己都晓得，讲祖宗文化从黄帝开始，黄帝到尧这个阶段，历史还有一千多年。”但为什么以前的历史孔子不讲呢？这有孔子的史学观的。孔子讲的是圣人之道，孔子所尊崇的圣人是尧舜禹，很少讲黄帝。 《史记》也这样记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夡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黄帝之事已渺茫，已不能“征”，更何况孔子所言者其实并非史，而是礼。 从字面意思来看，述，指讲述。南怀瑾解释说，循也，传承也。作，就是作为，有生成的意思。南怀瑾认为是写作。黎鸣先生“老、墨二人是创作者，而非仅仅编缉者”一语，也认为此“作”乃今人的创作之意。 我认为这种理解有点狭隘。古人讲“天地生而万物作”，此“作”难道是“创作”的意思？古文中“作”的意思很广泛，创作和制作都是其中之一种。黎明先生和南怀瑾显然有些曲解。即使今人理解的“创作”也有很几种意思。通常我们讲的创作是指写作，也就是老子是创作者，因为他写就《道德经》（后人也怀疑这是否真为老子所作，这种怀疑的逻辑大概也与圣人述而不作这样一种观念有关）。但在文艺学上，还有好几种创作。 除文字外，第一种创作便是口述。口头文学是最初的文学形式，神话、民间故事都是这样的文学样式。这是不是“述”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讲述者都是进行了再创作的。真正的原始叙述者（原创者）只有一个，其他的讲述者则都是再创作了，所以后来的“述”者便不可能是单纯的“述”者了——兼与黎鸣先生笑谈圣人的得失
。’”《史记》上明明白白写着这些，可是人们为何视而不见呢？ 其实，我们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无非是指他自己要传承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即礼。他是想让人们知道，这并非他独创，而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是当时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文化的开创者。集大成则要传承历史，开创新文化便要创新，所以他把历史按自己的“仁、义、礼”的观念来编撰，这难道不是创新吗？不是“作”吗“ 后世儒者不取孔子精神，却一味注重其具体之言词，便画地为牢，刻舟求剑了。汉以后学者并未领会孔子之精神，只是取一些细枝末节和片言只语，到了玄学盛行之后，大概把这句话玄化了。再后来便成了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愈演愈烈，便一步步地把中国人的创造心封死了。这岂是孔子之错？ 孔子的承前启后精神也被后人歪曲了。我们常常看一个问题不是以历史的观念来看的，而是想当然地进行批评。孔子若不好古，中国古文化还能有传承？孔子所传承的正是当时中国古文化中最优秀的礼的精神，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应运而生。而孔子又并非生搬硬套古代之礼，而是“作《春秋》”。孔子还描绘了大同世界，这便是向往将来。 其实，孔子的一生便是实实在在的“作”的一生，即实践的一生。儒家精神也向来以积极入世的“作”的精神为向导，相比之下，恰恰道家有些“述而不作”之意。 我们不能因为批判孔子而批判孔子，孔子只是一古人而已。我们应该借批判孔子或肯定孔子而批判今人或肯定今人。“述而不作”观念暂时放下吧。这是一种迷信。道要存在，便得“化万物”，天地要生成，就要“作”。上帝要“爱”，佛家向“善”，更何况圣人！只不过，圣人知道敬畏“不可言说者”而已。 破除了“述而不作”的迷信后，也许对我们的创造力是一种鼓励。正是一种“作”的精神在推动世界向前。 黎鸣先生的博客一直在新浪博客的前几条，题目颇惊人。因为见过先生几日，还问先生求过字，便格外地关注先生的博客。先生博客的点击率并不高，比起我的还差一些，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先生的文章不好。恰恰相反，在众多的博客中，唯有先生的博客是最有力量的。
今日读先生的博客文章《圣人的得失与民族的命运》一文，又看到孔子好古之说，先生引用了《论语?述而》中的那句名言：“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最后自然是归结到，因为圣人好古，所以中国人都好古而薄今，至少中国人没有创造力。这是孔子之大失之一，也是民族命运不济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我是先赞成后怀疑的，同时对孔子“述而不作”却倍感怀疑。因为这一点，有些问题特想在此论述一下，希望先生能赐教。
孔子好古是孔子自己的事，后人好孔子是后人的事，为什么先生把全部的原因都归罪于孔子呢？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也讲了，孔子说是述而不作，其实是有创新的，他对古并不是全盘接受的，而是有自己的史学观的。黎鸣先生在文章中写道：
在【论语】中，他便创造了许多人所未见、人所未闻、人所未发的观念、命题，尽管他采取的几乎全都是天才的独断，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种种关于君子应做的事情和应遵守的行为准则等等，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
从史的角度看，这种创造始于孔子。有谁能说孔子没有创新呢？而这种创新是不是“作”呢？很尊崇孔子“述而不作”的南怀瑾（已是著作等身）在讲到这些时说孔子讲历史“。但口头叙述的特点使每一个叙述者都成为原创者。孔子讲述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更何况他不仅在讲述中有取舍（取礼），有好恶，而且还亲自编了历史。在“礼乐废，诗书缺”的情况下，孔子的编辑便不是单纯的编辑，而是编撰了。这便是另一重“作”的意思。 第二种是问答与辩论中的“作”。其实，一个人只要讲述，他便在“作”。没有“述而不作”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你要给别人讲述，就要用自己的语词，用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好恶来进行，而这里面参与了自己的人生体验。这种讲述早已改变了被讲述的内容，成了讲述者自己的内容了。你只要“述”，就在影响别人，也就是在“作”。“作”不只是以文字进行，同样也以口头进行。人们一般都讲孔子、佛陀和耶稣都是“述而不作”之圣人，还说苏格拉底也是述而不作者。这种论调可以去骗愚昧之人，但对于创作者和稍懂哲学与艺术的人来讲，无疑是掩耳盗铃。孔子、佛陀、耶稣和苏格拉底都是在私人写作开始时的一种“作为”，以对话和学生、信徒来记录圣人之言的形式而“作”的。只不过圣人深知世界之本质是不可言说的，便谨慎处之而已。按中国人的这种观念，荷马就不是一个诗人，恰恰相反，人人都承认，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为什么不这样认识孔子呢？ 以上几种论辩，仅仅是限于思维方面而已。其实，从有关史料上看，孔子也真非述而不作。 国学家柳诒徵在其《中国文化史》一书说道： 世谓孔子“述而不作”者，盖末读“十冀”及《春秋》也。《孟子》即称“孔子作《春秋》”，《公羊》明载未修春秋之原文，惟杜预称《春秋》多用旧史，然亦谓有刊正处。孔子传《易》修史，而合之《诗》、《书》、《礼》、《乐》，号为“六艺”，亦名为“经”。 孟子都称孔子“作《春秋》”，可后世儒家还是固执地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孔子论史治礼，以《春秋》为主，而《春秋》之学，为最难讲，主要原因是“当时门弟子己不能赞一辞”（柳诒徵语）。《史记?孔子世家》也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于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于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遗憾的是，《春秋》没有流传下来，但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呢？ 《孟子?滕文公》推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庄子?齐物论》评论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汉书?艺文志》讲得最明确：“仲尼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迟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柳诒徵说：“自汉以来，三《传》传而《邹》、《夹》不传。然而，孔子当时怎么讲历史，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很明显，‘《春秋》之义，在正名分，寓褒贬。其影响所及，有非他书可比者。’” 这便是孔子治史。这就是孔子之历史之真实。钱穆评价道：“是他的新史里有一通褒贬，这种褒贬，即是他的历史哲学，即是他的人生批评。他封于整个人类文化演进有一种广大而开通的见解。” 不仅于此，孔子晚年“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第一篇是从《尧典》开始，难道尧以前没有历史了？当然有，我们自己都晓得，讲祖宗文化从黄帝开始，黄帝到尧这个阶段，历史还有一千多年。”但为什么以前的历史孔子不讲呢？这有孔子的史学观的。孔子讲的是圣人之道，孔子所尊崇的圣人是尧舜禹，很少讲黄帝。
《史记》也这样记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夡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黄帝之事已渺茫，已不能“征”，更何况孔子所言者其实并非史，而是礼。
从字面意思来看，述，指讲述。南怀瑾解释说，循也，传承也。作，就是作为，有生成的意思。南怀瑾认为是写作。黎鸣先生“老、墨二人是创作者，而非仅仅编缉者”一语，也认为此“作”乃今人的创作之意。。’”《史记》上明明白白写着这些，可是人们为何视而不见呢？ 其实，我们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无非是指他自己要传承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即礼。他是想让人们知道，这并非他独创，而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是当时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文化的开创者。集大成则要传承历史，开创新文化便要创新，所以他把历史按自己的“仁、义、礼”的观念来编撰，这难道不是创新吗？不是“作”吗“ 后世儒者不取孔子精神，却一味注重其具体之言词，便画地为牢，刻舟求剑了。汉以后学者并未领会孔子之精神，只是取一些细枝末节和片言只语，到了玄学盛行之后，大概把这句话玄化了。再后来便成了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愈演愈烈，便一步步地把中国人的创造心封死了。这岂是孔子之错？ 孔子的承前启后精神也被后人歪曲了。我们常常看一个问题不是以历史的观念来看的，而是想当然地进行批评。孔子若不好古，中国古文化还能有传承？孔子所传承的正是当时中国古文化中最优秀的礼的精神，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应运而生。而孔子又并非生搬硬套古代之礼，而是“作《春秋》”。孔子还描绘了大同世界，这便是向往将来。 其实，孔子的一生便是实实在在的“作”的一生，即实践的一生。儒家精神也向来以积极入世的“作”的精神为向导，相比之下，恰恰道家有些“述而不作”之意。 我们不能因为批判孔子而批判孔子，孔子只是一古人而已。我们应该借批判孔子或肯定孔子而批判今人或肯定今人。“述而不作”观念暂时放下吧。这是一种迷信。道要存在，便得“化万物”，天地要生成，就要“作”。上帝要“爱”，佛家向“善”，更何况圣人！只不过，圣人知道敬畏“不可言说者”而已。 破除了“述而不作”的迷信后，也许对我们的创造力是一种鼓励。正是一种“作”的精神在推动世界向前。
我认为这种理解有点狭隘。古人讲“天地生而万物作”，此“作”难道是“创作”的意思？古文中“作”的意思很广泛，创作和制作都是其中之一种。黎明先生和南怀瑾显然有些曲解。即使今人理解的“创作”也有很几种意思。通常我们讲的创作是指写作，也就是老子是创作者，因为他写就《道德经》（后人也怀疑这是否真为老子所作，这种怀疑的逻辑大概也与圣人述而不作这样一种观念有关）。但在文艺学上，还有好几种创作。
除文字外，第一种创作便是口述。口头文学是最初的文学形式，神话、民间故事都是这样的文学样式。这是不是“述”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讲述者都是进行了再创作的。真正的原始叙述者（原创者）只有一个，其他的讲述者则都是再创作了，所以后来的“述”者便不可能是单纯的“述”者了。但口头叙述的特点使每一个叙述者都成为原创者。孔子讲述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更何况他不仅在讲述中有取舍（取礼），有好恶，而且还亲自编了历史。在“礼乐废，诗书缺”的情况下，孔子的编辑便不是单纯的编辑，而是编撰了。这便是另一重“作”的意思。
第二种是问答与辩论中的“作”。其实，一个人只要讲述，他便在“作”。没有“述而不作”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你要给别人讲述，就要用自己的语词，用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好恶来进行，而这里面参与了自己的人生体验。这种讲述早已改变了被讲述的内容，成了讲述者自己的内容了。你只要“述”，就在影响别人，也就是在“作”。“作”不只是以文字进行，同样也以口头进行。人们一般都讲孔子、佛陀和耶稣都是“述而不作”之圣人，还说苏格拉底也是述而不作者。这种论调可以去骗愚昧之人，但对于创作者和稍懂哲学与艺术的人来讲，无疑是掩耳盗铃。孔子、佛陀、耶稣和苏格拉底都是在私人写作开始时的一种“作为”，以对话和学生、信徒来记录圣人之言的形式而“作”的。只不过圣人深知世界之本质是不可言说的，便谨慎处之而已。按中国人的这种观念，荷马就不是一个诗人，恰恰相反，人人都承认，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为什么不这样认识孔子呢？
以上几种论辩，仅仅是限于思维方面而已。其实，从有关史料上看，孔子也真非述而不作。
国学家柳诒徵在其《中国文化史》一书说道：
世谓孔子“述而不作”者，盖末读“十冀”及《春秋》也。《孟子》即称“孔子作《春秋》”，《公羊》明载未修春秋之原文，惟杜预称《春秋》多用旧史，然亦谓有刊正处。孔子传《易》修史，而合之《诗》、《书》、《礼》、《乐》，号为“六艺”，亦名为“经”。
孟子都称孔子“作《春秋》”，可后世儒家还是固执地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孔子论史治礼，以《春秋》为主，而《春秋》之学，为最难讲，主要原因是“当时门弟子己不能赞一辞”（柳诒徵语）。《史记?孔子世家》也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于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于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遗憾的是，《春秋》没有流传下来，但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呢？
《孟子?滕文公》推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庄子?齐物论》评论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汉书?艺文志》讲得最明确：“仲尼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迟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柳诒徵说：“自汉以来，三《传》传而《邹》、《夹》不传。然而，孔子当时怎么讲历史，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很明显，‘《春秋》之义，在正名分，寓褒贬。其影响所及，有非他书可比者。’”
这便是孔子治史。这就是孔子之历史之真实。钱穆评价道：“是他的新史里有一通褒贬，这种褒贬，即是他的历史哲学，即是他的人生批评。他封于整个人类文化演进有一种广大而开通的见解。”
不仅于此，孔子晚年“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上明明白白写着这些，可是人们为何视而不见呢？
其实，我们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无非是指他自己要传承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即礼。他是想让人们知道，这并非他独创，而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是当时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文化的开创者。集大成则要传承历史，开创新文化便要创新，所以他把历史按自己的“仁、义、礼”的观念来编撰，这难道不是创新吗？不是“作”吗“。’”《史记》上明明白白写着这些，可是人们为何视而不见呢？ 其实，我们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无非是指他自己要传承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即礼。他是想让人们知道，这并非他独创，而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是当时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文化的开创者。集大成则要传承历史，开创新文化便要创新，所以他把历史按自己的“仁、义、礼”的观念来编撰，这难道不是创新吗？不是“作”吗“ 后世儒者不取孔子精神，却一味注重其具体之言词，便画地为牢，刻舟求剑了。汉以后学者并未领会孔子之精神，只是取一些细枝末节和片言只语，到了玄学盛行之后，大概把这句话玄化了。再后来便成了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愈演愈烈，便一步步地把中国人的创造心封死了。这岂是孔子之错？ 孔子的承前启后精神也被后人歪曲了。我们常常看一个问题不是以历史的观念来看的，而是想当然地进行批评。孔子若不好古，中国古文化还能有传承？孔子所传承的正是当时中国古文化中最优秀的礼的精神，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应运而生。而孔子又并非生搬硬套古代之礼，而是“作《春秋》”。孔子还描绘了大同世界，这便是向往将来。 其实，孔子的一生便是实实在在的“作”的一生，即实践的一生。儒家精神也向来以积极入世的“作”的精神为向导，相比之下，恰恰道家有些“述而不作”之意。 我们不能因为批判孔子而批判孔子，孔子只是一古人而已。我们应该借批判孔子或肯定孔子而批判今人或肯定今人。“述而不作”观念暂时放下吧。这是一种迷信。道要存在，便得“化万物”，天地要生成，就要“作”。上帝要“爱”，佛家向“善”，更何况圣人！只不过，圣人知道敬畏“不可言说者”而已。 破除了“述而不作”的迷信后，也许对我们的创造力是一种鼓励。正是一种“作”的精神在推动世界向前。
后世儒者不取孔子精神，却一味注重其具体之言词，便画地为牢，刻舟求剑了。汉以后学者并未领会孔子之精神，只是取一些细枝末节和片言只语，到了玄学盛行之后，大概把这句话玄化了。再后来便成了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愈演愈烈，便一步步地把中国人的创造心封死了。这岂是孔子之错？
孔子的承前启后精神也被后人歪曲了。我们常常看一个问题不是以历史的观念来看的，而是想当然地进行批评。孔子若不好古，中国古文化还能有传承？孔子所传承的正是当时中国古文化中最优秀的礼的精神，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应运而生。而孔子又并非生搬硬套古代之礼，而是“作《春秋》”。孔子还描绘了大同世界，这便是向往将来。
其实，孔子的一生便是实实在在的“作”的一生，即实践的一生。儒家精神也向来以积极入世的“作”的精神为向导，相比之下，恰恰道家有些“述而不作”之意。
我们不能因为批判孔子而批判孔子，孔子只是一古人而已。我们应该借批判孔子或肯定孔子而批判今人或肯定今人。“述而不作”观念暂时放下吧。这是一种迷信。道要存在，便得“化万物”，天地要生成，就要“作”。上帝要“爱”，佛家向“善”，更何况圣人！只不过，圣人知道敬畏“不可言说者”而已。
破除了“述而不作”的迷信后，也许对我们的创造力是一种鼓励。正是一种“作”的精神在推动世界向前。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206c2f010002p0.html) - 孔子鈥準龆蛔麾澥且怀∶孕臺徐兆寿_新浪博客
孔子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点醒了对“仁”的自觉，挺立了人之道德主体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仁”理解为是一种在推己及人以至物的过程中所生发出来的对他者生命的肯定和培护之情。由此出发，孔子所开创的儒家要求人们在践行自己的生命活动时，自觉地按照仁道原则行事，在处理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超越的天地宇宙、人与历史传统之关系的过程中，自觉地抱持一种通过推己及人以寻求生命心灵间之“同体感通”的“仁者情怀”。由此，儒家把人与他人、人与世界、人与超越的天地宇宙、人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都归结为是一种德性生命精神之间同感与贯通的关系。这样，儒家在经典诠释中倡导以一种“仁者情怀”来对待历史文化传统和作为古圣先贤生命精神之凝结的经籍。正是抱持这种在理解者与理解对象之间寻求一种生命心灵间之“同体感通”的“仁者情怀”，孔子对三代特别是周代文化保持了自觉的温情和敬意。他高度赞赏在借鉴夏、商两代的基础上建立的周朝的礼乐制度，主张通过在“因”即沿袭基础上的“损益”来确立当时代的礼仪制度。也正是因为立足于这样的心态，孔子在面对古圣先贤的文献进行理解和诠释活动时，自觉地采取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孔子“述而不作”是一场迷信
孔子“述而不作”是一场迷信——兼与黎鸣先生笑谈圣人的得失 黎鸣先生的博客一直在新浪博客的前几条，题目颇惊人。因为见过先生几日，还问先生求过字，便格外地关注先生的博客。先生博客的点击率并不高，比起我的还差一些，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先生的文章不好。恰恰相反，在众多的博客中，唯有先生的博客是最有力量的。 今日读先生的博客文章《圣人的得失与民族的命运》一文，又看到孔子好古之说，先生引用了《论语?述而》中的那句名言：“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最后自然是归结到，因为圣人好古，所以中国人都好古而薄今，至少中国人没有创造力。这是孔子之大失之一，也是民族命运不济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我是先赞成后怀疑的，同时对孔子“述而不作”却倍感怀疑。因为这一点，有些问题特想在此论述一下，希望先生能赐教。 孔子好古是孔子自己的事，后人好孔子是后人的事，为什么先生把全部的原因都归罪于孔子呢？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也讲了，孔子说是述而不作，其实是有创新的，他对古并不是全盘接受的，而是有自己的史学观的。黎鸣先生在文章中写道： 在【论语】中，他便创造了许多人所未见、人所未闻、人所未发的观念、命题，尽管他采取的几乎全都是天才的独断，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种种关于君子应做的事情和应遵守的行为准则等等，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 从史的角度看，这种创造始于孔子。有谁能说孔子没有创新呢？而这种创新是不是“作”呢？很尊崇孔子“述而不作”的南怀瑾（已是著作等身）在讲到这些时说孔子讲历史“第一篇是从《尧典》开始，难道尧以前没有历史了？当然有，我们自己都晓得，讲祖宗文化从黄帝开始，黄帝到尧这个阶段，历史还有一千多年。”但为什么以前的历史孔子不讲呢？这有孔子的史学观的。孔子讲的是圣人之道，孔子所尊崇的圣人是尧舜禹，很少讲黄帝。 《史记》也这样记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夡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黄帝之事已渺茫，已不能“征”，更何况孔子所言者其实并非史，而是礼。 从字面意思来看，述，指讲述。南怀瑾解释说，循也，传承也。作，就是作为，有生成的意思。南怀瑾认为是写作。黎鸣先生“老、墨二人是创作者，而非仅仅编缉者”一语，也认为此“作”乃今人的创作之意。 我认为这种理解有点狭隘。古人讲“天地生而万物作”，此“作”难道是“创作”的意思？古文中“作”的意思很广泛，创作和制作都是其中之一种。黎明先生和南怀瑾显然有些曲解。即使今人理解的“创作”也有很几种意思。通常我们讲的创作是指写作，也就是老子是创作者，因为他写就《道德经》（后人也怀疑这是否真为老子所作，这种怀疑的逻辑大概也与圣人述而不作这样一种观念有关）。但在文艺学上，还有好几种创作。 除文字外，第一种创作便是口述。口头文学是最初的文学形式，神话、民间故事都是这样的文学样式。这是不是“述”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讲述者都是进行了再创作的。真正的原始叙述者（原创者）只有一个，其他的讲述者则都是再创作了，所以后来的“述”者便不可能是单纯的“述”者了——兼与黎鸣先生笑谈圣人的得失
。’”《史记》上明明白白写着这些，可是人们为何视而不见呢？ 其实，我们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无非是指他自己要传承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即礼。他是想让人们知道，这并非他独创，而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是当时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文化的开创者。集大成则要传承历史，开创新文化便要创新，所以他把历史按自己的“仁、义、礼”的观念来编撰，这难道不是创新吗？不是“作”吗“ 后世儒者不取孔子精神，却一味注重其具体之言词，便画地为牢，刻舟求剑了。汉以后学者并未领会孔子之精神，只是取一些细枝末节和片言只语，到了玄学盛行之后，大概把这句话玄化了。再后来便成了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愈演愈烈，便一步步地把中国人的创造心封死了。这岂是孔子之错？ 孔子的承前启后精神也被后人歪曲了。我们常常看一个问题不是以历史的观念来看的，而是想当然地进行批评。孔子若不好古，中国古文化还能有传承？孔子所传承的正是当时中国古文化中最优秀的礼的精神，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应运而生。而孔子又并非生搬硬套古代之礼，而是“作《春秋》”。孔子还描绘了大同世界，这便是向往将来。 其实，孔子的一生便是实实在在的“作”的一生，即实践的一生。儒家精神也向来以积极入世的“作”的精神为向导，相比之下，恰恰道家有些“述而不作”之意。 我们不能因为批判孔子而批判孔子，孔子只是一古人而已。我们应该借批判孔子或肯定孔子而批判今人或肯定今人。“述而不作”观念暂时放下吧。这是一种迷信。道要存在，便得“化万物”，天地要生成，就要“作”。上帝要“爱”，佛家向“善”，更何况圣人！只不过，圣人知道敬畏“不可言说者”而已。 破除了“述而不作”的迷信后，也许对我们的创造力是一种鼓励。正是一种“作”的精神在推动世界向前。 黎鸣先生的博客一直在新浪博客的前几条，题目颇惊人。因为见过先生几日，还问先生求过字，便格外地关注先生的博客。先生博客的点击率并不高，比起我的还差一些，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先生的文章不好。恰恰相反，在众多的博客中，唯有先生的博客是最有力量的。
今日读先生的博客文章《圣人的得失与民族的命运》一文，又看到孔子好古之说，先生引用了《论语?述而》中的那句名言：“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最后自然是归结到，因为圣人好古，所以中国人都好古而薄今，至少中国人没有创造力。这是孔子之大失之一，也是民族命运不济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我是先赞成后怀疑的，同时对孔子“述而不作”却倍感怀疑。因为这一点，有些问题特想在此论述一下，希望先生能赐教。
孔子好古是孔子自己的事，后人好孔子是后人的事，为什么先生把全部的原因都归罪于孔子呢？先生在这篇文章里也讲了，孔子说是述而不作，其实是有创新的，他对古并不是全盘接受的，而是有自己的史学观的。黎鸣先生在文章中写道：
在【论语】中，他便创造了许多人所未见、人所未闻、人所未发的观念、命题，尽管他采取的几乎全都是天才的独断，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种种关于君子应做的事情和应遵守的行为准则等等，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
从史的角度看，这种创造始于孔子。有谁能说孔子没有创新呢？而这种创新是不是“作”呢？很尊崇孔子“述而不作”的南怀瑾（已是著作等身）在讲到这些时说孔子讲历史“。但口头叙述的特点使每一个叙述者都成为原创者。孔子讲述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更何况他不仅在讲述中有取舍（取礼），有好恶，而且还亲自编了历史。在“礼乐废，诗书缺”的情况下，孔子的编辑便不是单纯的编辑，而是编撰了。这便是另一重“作”的意思。 第二种是问答与辩论中的“作”。其实，一个人只要讲述，他便在“作”。没有“述而不作”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你要给别人讲述，就要用自己的语词，用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好恶来进行，而这里面参与了自己的人生体验。这种讲述早已改变了被讲述的内容，成了讲述者自己的内容了。你只要“述”，就在影响别人，也就是在“作”。“作”不只是以文字进行，同样也以口头进行。人们一般都讲孔子、佛陀和耶稣都是“述而不作”之圣人，还说苏格拉底也是述而不作者。这种论调可以去骗愚昧之人，但对于创作者和稍懂哲学与艺术的人来讲，无疑是掩耳盗铃。孔子、佛陀、耶稣和苏格拉底都是在私人写作开始时的一种“作为”，以对话和学生、信徒来记录圣人之言的形式而“作”的。只不过圣人深知世界之本质是不可言说的，便谨慎处之而已。按中国人的这种观念，荷马就不是一个诗人，恰恰相反，人人都承认，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为什么不这样认识孔子呢？ 以上几种论辩，仅仅是限于思维方面而已。其实，从有关史料上看，孔子也真非述而不作。 国学家柳诒徵在其《中国文化史》一书说道： 世谓孔子“述而不作”者，盖末读“十冀”及《春秋》也。《孟子》即称“孔子作《春秋》”，《公羊》明载未修春秋之原文，惟杜预称《春秋》多用旧史，然亦谓有刊正处。孔子传《易》修史，而合之《诗》、《书》、《礼》、《乐》，号为“六艺”，亦名为“经”。 孟子都称孔子“作《春秋》”，可后世儒家还是固执地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孔子论史治礼，以《春秋》为主，而《春秋》之学，为最难讲，主要原因是“当时门弟子己不能赞一辞”（柳诒徵语）。《史记?孔子世家》也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于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于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遗憾的是，《春秋》没有流传下来，但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呢？ 《孟子?滕文公》推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庄子?齐物论》评论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汉书?艺文志》讲得最明确：“仲尼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迟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柳诒徵说：“自汉以来，三《传》传而《邹》、《夹》不传。然而，孔子当时怎么讲历史，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很明显，‘《春秋》之义，在正名分，寓褒贬。其影响所及，有非他书可比者。’” 这便是孔子治史。这就是孔子之历史之真实。钱穆评价道：“是他的新史里有一通褒贬，这种褒贬，即是他的历史哲学，即是他的人生批评。他封于整个人类文化演进有一种广大而开通的见解。” 不仅于此，孔子晚年“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第一篇是从《尧典》开始，难道尧以前没有历史了？当然有，我们自己都晓得，讲祖宗文化从黄帝开始，黄帝到尧这个阶段，历史还有一千多年。”但为什么以前的历史孔子不讲呢？这有孔子的史学观的。孔子讲的是圣人之道，孔子所尊崇的圣人是尧舜禹，很少讲黄帝。
《史记》也这样记载：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夡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黄帝之事已渺茫，已不能“征”，更何况孔子所言者其实并非史，而是礼。
从字面意思来看，述，指讲述。南怀瑾解释说，循也，传承也。作，就是作为，有生成的意思。南怀瑾认为是写作。黎鸣先生“老、墨二人是创作者，而非仅仅编缉者”一语，也认为此“作”乃今人的创作之意。。’”《史记》上明明白白写着这些，可是人们为何视而不见呢？ 其实，我们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无非是指他自己要传承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即礼。他是想让人们知道，这并非他独创，而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是当时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文化的开创者。集大成则要传承历史，开创新文化便要创新，所以他把历史按自己的“仁、义、礼”的观念来编撰，这难道不是创新吗？不是“作”吗“ 后世儒者不取孔子精神，却一味注重其具体之言词，便画地为牢，刻舟求剑了。汉以后学者并未领会孔子之精神，只是取一些细枝末节和片言只语，到了玄学盛行之后，大概把这句话玄化了。再后来便成了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愈演愈烈，便一步步地把中国人的创造心封死了。这岂是孔子之错？ 孔子的承前启后精神也被后人歪曲了。我们常常看一个问题不是以历史的观念来看的，而是想当然地进行批评。孔子若不好古，中国古文化还能有传承？孔子所传承的正是当时中国古文化中最优秀的礼的精神，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应运而生。而孔子又并非生搬硬套古代之礼，而是“作《春秋》”。孔子还描绘了大同世界，这便是向往将来。 其实，孔子的一生便是实实在在的“作”的一生，即实践的一生。儒家精神也向来以积极入世的“作”的精神为向导，相比之下，恰恰道家有些“述而不作”之意。 我们不能因为批判孔子而批判孔子，孔子只是一古人而已。我们应该借批判孔子或肯定孔子而批判今人或肯定今人。“述而不作”观念暂时放下吧。这是一种迷信。道要存在，便得“化万物”，天地要生成，就要“作”。上帝要“爱”，佛家向“善”，更何况圣人！只不过，圣人知道敬畏“不可言说者”而已。 破除了“述而不作”的迷信后，也许对我们的创造力是一种鼓励。正是一种“作”的精神在推动世界向前。
我认为这种理解有点狭隘。古人讲“天地生而万物作”，此“作”难道是“创作”的意思？古文中“作”的意思很广泛，创作和制作都是其中之一种。黎明先生和南怀瑾显然有些曲解。即使今人理解的“创作”也有很几种意思。通常我们讲的创作是指写作，也就是老子是创作者，因为他写就《道德经》（后人也怀疑这是否真为老子所作，这种怀疑的逻辑大概也与圣人述而不作这样一种观念有关）。但在文艺学上，还有好几种创作。
除文字外，第一种创作便是口述。口头文学是最初的文学形式，神话、民间故事都是这样的文学样式。这是不是“述”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讲述者都是进行了再创作的。真正的原始叙述者（原创者）只有一个，其他的讲述者则都是再创作了，所以后来的“述”者便不可能是单纯的“述”者了。但口头叙述的特点使每一个叙述者都成为原创者。孔子讲述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再创作，更何况他不仅在讲述中有取舍（取礼），有好恶，而且还亲自编了历史。在“礼乐废，诗书缺”的情况下，孔子的编辑便不是单纯的编辑，而是编撰了。这便是另一重“作”的意思。
第二种是问答与辩论中的“作”。其实，一个人只要讲述，他便在“作”。没有“述而不作”的。这在哲学上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你要给别人讲述，就要用自己的语词，用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好恶来进行，而这里面参与了自己的人生体验。这种讲述早已改变了被讲述的内容，成了讲述者自己的内容了。你只要“述”，就在影响别人，也就是在“作”。“作”不只是以文字进行，同样也以口头进行。人们一般都讲孔子、佛陀和耶稣都是“述而不作”之圣人，还说苏格拉底也是述而不作者。这种论调可以去骗愚昧之人，但对于创作者和稍懂哲学与艺术的人来讲，无疑是掩耳盗铃。孔子、佛陀、耶稣和苏格拉底都是在私人写作开始时的一种“作为”，以对话和学生、信徒来记录圣人之言的形式而“作”的。只不过圣人深知世界之本质是不可言说的，便谨慎处之而已。按中国人的这种观念，荷马就不是一个诗人，恰恰相反，人人都承认，荷马是最伟大的诗人。为什么不这样认识孔子呢？
以上几种论辩，仅仅是限于思维方面而已。其实，从有关史料上看，孔子也真非述而不作。
国学家柳诒徵在其《中国文化史》一书说道：
世谓孔子“述而不作”者，盖末读“十冀”及《春秋》也。《孟子》即称“孔子作《春秋》”，《公羊》明载未修春秋之原文，惟杜预称《春秋》多用旧史，然亦谓有刊正处。孔子传《易》修史，而合之《诗》、《书》、《礼》、《乐》，号为“六艺”，亦名为“经”。
孟子都称孔子“作《春秋》”，可后世儒家还是固执地认为孔子述而不作。孔子论史治礼，以《春秋》为主，而《春秋》之学，为最难讲，主要原因是“当时门弟子己不能赞一辞”（柳诒徵语）。《史记?孔子世家》也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于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于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遗憾的是，《春秋》没有流传下来，但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呢？
《孟子?滕文公》推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庄子?齐物论》评论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汉书?艺文志》讲得最明确：“仲尼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迟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柳诒徵说：“自汉以来，三《传》传而《邹》、《夹》不传。然而，孔子当时怎么讲历史，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很明显，‘《春秋》之义，在正名分，寓褒贬。其影响所及，有非他书可比者。’”
这便是孔子治史。这就是孔子之历史之真实。钱穆评价道：“是他的新史里有一通褒贬，这种褒贬，即是他的历史哲学，即是他的人生批评。他封于整个人类文化演进有一种广大而开通的见解。”
不仅于此，孔子晚年“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上明明白白写着这些，可是人们为何视而不见呢？
其实，我们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无非是指他自己要传承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即礼。他是想让人们知道，这并非他独创，而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是当时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文化的开创者。集大成则要传承历史，开创新文化便要创新，所以他把历史按自己的“仁、义、礼”的观念来编撰，这难道不是创新吗？不是“作”吗“。’”《史记》上明明白白写着这些，可是人们为何视而不见呢？ 其实，我们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无非是指他自己要传承历史上的优秀文化，即礼。他是想让人们知道，这并非他独创，而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是当时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新文化的开创者。集大成则要传承历史，开创新文化便要创新，所以他把历史按自己的“仁、义、礼”的观念来编撰，这难道不是创新吗？不是“作”吗“ 后世儒者不取孔子精神，却一味注重其具体之言词，便画地为牢，刻舟求剑了。汉以后学者并未领会孔子之精神，只是取一些细枝末节和片言只语，到了玄学盛行之后，大概把这句话玄化了。再后来便成了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愈演愈烈，便一步步地把中国人的创造心封死了。这岂是孔子之错？ 孔子的承前启后精神也被后人歪曲了。我们常常看一个问题不是以历史的观念来看的，而是想当然地进行批评。孔子若不好古，中国古文化还能有传承？孔子所传承的正是当时中国古文化中最优秀的礼的精神，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应运而生。而孔子又并非生搬硬套古代之礼，而是“作《春秋》”。孔子还描绘了大同世界，这便是向往将来。 其实，孔子的一生便是实实在在的“作”的一生，即实践的一生。儒家精神也向来以积极入世的“作”的精神为向导，相比之下，恰恰道家有些“述而不作”之意。 我们不能因为批判孔子而批判孔子，孔子只是一古人而已。我们应该借批判孔子或肯定孔子而批判今人或肯定今人。“述而不作”观念暂时放下吧。这是一种迷信。道要存在，便得“化万物”，天地要生成，就要“作”。上帝要“爱”，佛家向“善”，更何况圣人！只不过，圣人知道敬畏“不可言说者”而已。 破除了“述而不作”的迷信后，也许对我们的创造力是一种鼓励。正是一种“作”的精神在推动世界向前。
后世儒者不取孔子精神，却一味注重其具体之言词，便画地为牢，刻舟求剑了。汉以后学者并未领会孔子之精神，只是取一些细枝末节和片言只语，到了玄学盛行之后，大概把这句话玄化了。再后来便成了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愈演愈烈，便一步步地把中国人的创造心封死了。这岂是孔子之错？
孔子的承前启后精神也被后人歪曲了。我们常常看一个问题不是以历史的观念来看的，而是想当然地进行批评。孔子若不好古，中国古文化还能有传承？孔子所传承的正是当时中国古文化中最优秀的礼的精神，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应运而生。而孔子又并非生搬硬套古代之礼，而是“作《春秋》”。孔子还描绘了大同世界，这便是向往将来。
其实，孔子的一生便是实实在在的“作”的一生，即实践的一生。儒家精神也向来以积极入世的“作”的精神为向导，相比之下，恰恰道家有些“述而不作”之意。
我们不能因为批判孔子而批判孔子，孔子只是一古人而已。我们应该借批判孔子或肯定孔子而批判今人或肯定今人。“述而不作”观念暂时放下吧。这是一种迷信。道要存在，便得“化万物”，天地要生成，就要“作”。上帝要“爱”，佛家向“善”，更何况圣人！只不过，圣人知道敬畏“不可言说者”而已。
破除了“述而不作”的迷信后，也许对我们的创造力是一种鼓励。正是一种“作”的精神在推动世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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