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幕，9日移至莫斯科举行，12月5日闭幕。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中国代表陈独秀、刘仁静等参加了大会，后者还做了有关中国形势的报告。 在查阅有关共产国际四大史料的时候，一幅照片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幅照片收录于1964年印度孟买出版的英文版《罗易回忆录》中，是印度共产党代表罗易（M.N.Roy）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期间与东方国家共产党代表的合影。照片的说明文字称，拍摄时间是1922年11月至12月，照片中前排左起第一人是印度支那代表胡志明。 笔者之所以关注这幅照片，原因在于其中的“胡志明”。20世纪20年代，被誉为越南“国父”的胡志明曾在巴黎、莫斯科、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出于保密的需要，他的行动很少留有记录，这就给后来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以胡志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例，由于缺乏档案材料，产生了许多疑点。其中，胡志明究竟有没有参加共产��际四大，就是始终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 此 前，据参加过共产国际四大的德国共产党代表路特・费舍（Ruth Fischer）回忆，胡志明也参加了此次大会。如今有了《罗易回忆录》的插图，不仅费舍的回忆不再是“孤证”，而且可谓“有图有真相”――胡志明参加了共产国际四大，这似乎是“确凿无疑”了。 然而，这种情况令学界大感蹊跷。因为1919年至1923年，法国警方一直在监视胡志明，如果密探长期见不到他的话，定会进行调查，并向上级报告。例如，1923年6月13日，胡志明化装成中国富商，从巴黎乘火车去了德国。十几天后，密探不见胡志明的踪影，遂向当局汇报。警方随即展开搜查，但在法国境内毫无收获。7月30日和10月9日，法国殖民部官员两次致电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埃尔伯特・萨罗，提请后者注意胡志明是否已经回到越南。直到刚刚与苏联建交的法国政府从驻莫斯科使馆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他们所要寻找的胡志明原来已经到了苏联，这种搜查才宣告结束。 共产国际四大历时一个月，再加上当时交通条件下的路程时间，如果胡志明离开法国警方视线的时间如此之久，按理说会留下类似的记录。然而，法国方面并没有胡志明此间失踪的报告。美国历史学家、胡志明的传记作者威廉・戴克（WilliamJ.Duiker）对此深感疑惑，但又做不出更好的解释，只好存疑。 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罗易回忆录》中的那幅照片呢？原来，这一版的《罗易回忆录》并非经由罗易本人亲自审定，而是后人在其去世十年之后编纂的。该书只讲到罗易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经历，并未提及他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实际上，书中之所以收录所谓罗易与胡志明等人的合影，为的就是给“共产国际三大”这一章配图。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中，编者甚至错将共产国际四大召开的日期（1922年11月至12月）当作共产国际三大的时间（1921年6月至7月）。此外，照片中的“胡志明”肤色较深，脸盘较圆，且蓄有胡须；而从现有的摄于20年代的胡志明照片来看，他当时肤色较白，面容瘦削，无胡须，且发际线不算很高。 那么，《罗易回忆录》插图中的“胡志明”究竟是谁呢？通过查对共产国际四大的会议记录，可知罗易当时参加的主要是有关东方问题的会议。与他同时参会的还有中国、日本、印尼等国的代表。其中，中国代表有陈独秀、刘仁静等人，并由刘仁静在会上发言。陈独秀虽未发言，但也列席会议，并同与会代表合影留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编著的《腾蛟起凤：中共二大历史影像图录》（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就收录了这幅合影。从人物排列顺序推断，这幅照片与《罗易回忆录》插图应该是同时拍摄的。再比对一下陈独秀同时期的照片，可以确信，《罗易回忆录》插图中的“胡志明”其实是陈独秀。 此外，1922年底，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萧三（萧子�溃└澳�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修，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四大仍在开会。参加大会的刘仁静认识萧三，把他安顿在“柳克思”大旅馆，而这家旅馆，就是当时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各国代表下榻的地方。胡志明在法国与“旅欧少共”的若干成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旅欧少共”决定推举萧三等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时，胡志明充当了入党介绍人。可以想见，如果胡志明参加了共产国际四大，不出意外也应该住在“柳克思”大旅馆，而且会与萧三等中国同志“他乡遇故知”。但是，在萧三及其他与会中国代表的回忆材料中，找不到胡志明此间曾在莫斯科居住或参会的证据；共产国际四大的会议文件中，也没有胡志明的发言记录…… 总之，在找到其他更加有力的证据之前，费舍的回忆又回到了“孤证”的状态。而“孤证不立”是史学考证的一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这种回忆性质的史料，更需要谨慎采信。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胡志明没有参加共产国际四大；至少不能以这幅被误传的会议照片作为考证的依据。 （编辑 赵 鹏）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5日在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开幕，9日移至莫斯科举行，12月5日闭幕。列宁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中国代表陈独秀、刘仁静等参加了大会，后者还做了有关中国形势的报告。 在查阅有关共产国际四大史料的时候，一幅照片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幅照片收录于1964年印度孟买出版的英文版《罗易回忆录》中，是印度共产党代表罗易（M.N.Roy）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期间与东方国家共产党代表的合影。照片的说明文字称，拍摄时间是1922年11月至12月，照片中前排左起第一人是印度支那代表胡志明。 笔者之所以关注这幅照片，原因在于其中的“胡志明”。20世纪20年代，被誉为越南“国父”的胡志明曾在巴黎、莫斯科、广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出于保密的需要，他的行动很少留有记录，这就给后来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以胡志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例，由于缺乏档案材料，产生了许多疑点。其中，胡志明究竟有没有参加共产��际四大，就是始终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 此 前，据参加过共产国际四大的德国共产党代表路特・费舍（Ruth Fischer）回忆，胡志明也参加了此次大会。如今有了《罗易回忆录》的插图，不仅费舍的回忆不再是“孤证”，而且可谓“有图有真相”――胡志明参加了共产国际四大，这似乎是“确凿无疑”了。 然而，这种情况令学界大感蹊跷。因为1919年至1923年，法国警方一直在监视胡志明，如果密探长期见不到他的话，定会进行调查，并向上级报告。例如，1923年6月13日，胡志明化装成中国富商，从巴黎乘火车去了德国。十几天后，密探不见胡志明的踪影，遂向当局汇报。警方随即展开搜查，但在法国境内毫无收获。7月30日和10月9日，法国殖民部官员两次致电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埃尔伯特・萨罗，提请后者注意胡志明是否已经回到越南。直到刚刚与苏联建交的法国政府从驻莫斯科使馆那里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他们所要寻找的胡志明原来已经到了苏联，这种搜查才宣告结束。 共产国际四大历时一个月，再加上当时交通条件下的路程时间，如果胡志明离开法国警方视线的时间如此之久，按理说会留下类似的记录。然而，法国方面并没有胡志明此间失踪的报告。美国历史学家、胡志明的传记作者威廉・戴克（WilliamJ.Duiker）对此深感疑惑，但又做不出更好的解释，只好存疑。 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罗易回忆录》中的那幅照片呢？原来，这一版的《罗易回忆录》并非经由罗易本人亲自审定，而是后人在其去世十年之后编纂的。该书只讲到罗易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经历，并未提及他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实际上，书中之所以收录所谓罗易与胡志明等人的合影，为的就是给“共产国际三大”这一章配图。在照片的说明文字中，编者甚至错将共产国际四大召开的日期（1922年11月至12月）当作共产国际三大的时间（1921年6月至7月）。此外，照片中的“胡志明”肤色较深，脸盘较圆，且蓄有胡须；而从现有的摄于20年代的胡志明照片来看，他当时肤色较白，面容瘦削，无胡须，且发际线不算很高。 那么，《罗易回忆录》插图中的“胡志明”究竟是谁呢？通过查对共产国际四大的会议记录，可知罗易当时参加的主要是有关东方问题的会议。与他同时参会的还有中国、日本、印尼等国的代表。其中，中国代表有陈独秀、刘仁静等人，并由刘仁静在会上发言。陈独秀虽未发言，但也列席会议，并同与会代表合影留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编著的《腾蛟起凤：中共二大历史影像图录》（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就收录了这幅合影。从人物排列顺序推断，这幅照片与《罗易回忆录》插图应该是同时拍摄的。再比对一下陈独秀同时期的照片，可以确信，《罗易回忆录》插图中的“胡志明”其实是陈独秀。 此外，1922年底，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萧三（萧子�溃└澳�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进修，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四大仍在开会。参加大会的刘仁静认识萧三，把他安顿在“柳克思”大旅馆，而这家旅馆，就是当时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各国代表下榻的地方。胡志明在法国与“旅欧少共”的若干成员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旅欧少共”决定推举萧三等五人加入法国共产党时，胡志明充当了入党介绍人。可以想见，如果胡志明参加了共产国际四大，不出意外也应该住在“柳克思”大旅馆，而且会与萧三等中国同志“他乡遇故知”。但是，在萧三及其他与会中国代表的回忆材料中，找不到胡志明此间曾在莫斯科居住或参会的证据；共产国际四大的会议文件中，也没有胡志明的发言记录…… 总之，在找到其他更加有力的证据之前，费舍的回忆又回到了“孤证”的状态。而“孤证不立”是史学考证的一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这种回忆性质的史料，更需要谨慎采信。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胡志明没有参加共产国际四大；至少不能以这幅被误传的会议照片作为考证的依据。 （编辑 赵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