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霞辉 《 光明日报 》（ 2014年09月24日 15 版）
总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一国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人均产量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加，人均产值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但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当经济发展达到某一水平时，存在一拐点，高速增长到该点后，人均产出呈递减的增长趋势，其后遵循规模收益递减。拐点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大概是人均产值1万美元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出现变化，由加速增长期的二产为主逐步转为三产为主。当然，上述观察不是各国都整齐一致的，如以东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因为工业化中明显的学习效应，经济增速高，投资大，动员经济特征明显，拐点非常明显。其背后的原因是大量资源沉淀在二产，三产普遍发展不起来，尤其是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教育科研系统大多停留在纸面，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低，造成的后果是人力资本不能高效利用，创新跟不上，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增长速度连下台阶。
我国经济是否到了上述拐点，各方看法并不一致，但以下几方面的观察表明，可能已到了拐点区域：一是经济增速放缓，与2007年的峰值相比下降近50%；二是工业部门资本收益率下降，增速放缓，投资下滑，产能不能有效释放；三是实际工资上涨明显；四是三产总量不断加大但劳动生产率低且增速慢。总体看，经济增速和结构都出现了明显变化，应与拐点相关。
历史表明，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期的结束是客观的，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怎样使经济由高速增长有效转入合理的平稳增长，而不是进入长期衰退或经济陷阱中。所以，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成为核心问题。我们认为有两个例子可供借鉴，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美国。
美国在二战后经历了过度繁荣和过度工业化，石油危机一来经济增速减半，出现十年左右的滞胀，劳动生产率因为工业不景气和三产增速快也基本停滞。进入80年代，他们进行了结构改革：一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大幅减少了管制机构，缩小了管制范围，加大了市场竞争力度，鼓励企业投资，使许多新企业、新行业出现，尤其是创新和人力资本相互促进，使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经济结构由此顺利由工业化主导变为服务业主导；二是大规模减税。减税快速促进了中产人群的扩张，使国内消费得以增长，而且使创业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经济保持了活跃。以上改革使美国走向创新之路，经济进入可持续增长状态。
日本则出现了另外的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属赶超型，增速快。但两次石油危机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虽然潜在增长水平有所下降，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当经济下滑时，他们转向用需求管理的方法来处理。结果，发行很多货币，财政赤字也不断增加，到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再也无力承受过多的货币沉淀，资产价格快速上升，演变成为一场巨大的泡沫经济危机。此后，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经济陷于停滞。在经济结构上维持着工业的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创新跟不上。
上述两国的情况表明，一个经济体想保持长期稳定增长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使人们发挥其主动性、能动性，这一点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我们体会最深。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提出“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要做的就是怎样从过去的动员资源转向动员聪明才智搞创新，其中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有效利用是核心。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所以，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提升。但人力资本积累不等同于有效利用，有研究显示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总体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只有中低收入国家的1/4，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背离的程度趋向扩大。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使人力资本收益率提升，人尽其才。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扭曲，允许个人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同时大力发展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借贷的市场，这样政府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极大地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具体来讲，还需以下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一是改革教育制度。条件许可时提高全民义务教育水平年限，使国民素质再提升；改革中、高等教育体制，鼓励社会（尤其是企业）办非盈利性的教育，人才培育方向面向社会需求，减少管制，使高等教育不是停留在纸面人力资本形成上。二是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破除行业垄断，提升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和竞争力。研究表明，现代服务业是创新载体，而且创新源由过去的大机构向更专业的中小机构转换，这就要求我们改革科研体制，鼓励社会，特别是企业兴办科研机构，使研究队伍扩大，层次多样化；同时，要将一般事业单位市场化并破除行政与行业垄断，减少管制，扩大竞争，真正按现代服务业发展特点来发展该产业。三是完善和建立激励全社会创新的收入分配、税收、金融、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制度，使劳动者既可以各尽所能，又可以在行业、单位和区域间合理流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刘霞辉 《 光明日报 》（ 2014年09月24日 15 版）
总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一国产出增长的变动规律。人均产量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增加，人均产值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被经济学界看成起飞阶段；但加速经济增长并不是永远持续的，当经济发展达到某一水平时，存在一拐点，高速增长到该点后，人均产出呈递减的增长趋势，其后遵循规模收益递减。拐点处的经济发展水平大概是人均产值1万美元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出现变化，由加速增长期的二产为主逐步转为三产为主。当然，上述观察不是各国都整齐一致的，如以东亚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因为工业化中明显的学习效应，经济增速高，投资大，动员经济特征明显，拐点非常明显。其背后的原因是大量资源沉淀在二产，三产普遍发展不起来，尤其是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教育科研系统大多停留在纸面，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低，造成的后果是人力资本不能高效利用，创新跟不上，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增长速度连下台阶。
我国经济是否到了上述拐点，各方看法并不一致，但以下几方面的观察表明，可能已到了拐点区域：一是经济增速放缓，与2007年的峰值相比下降近50%；二是工业部门资本收益率下降，增速放缓，投资下滑，产能不能有效释放；三是实际工资上涨明显；四是三产总量不断加大但劳动生产率低且增速慢。总体看，经济增速和结构都出现了明显变化，应与拐点相关。
历史表明，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期的结束是客观的，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怎样使经济由高速增长有效转入合理的平稳增长，而不是进入长期衰退或经济陷阱中。所以，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成为核心问题。我们认为有两个例子可供借鉴，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美国。
美国在二战后经历了过度繁荣和过度工业化，石油危机一来经济增速减半，出现十年左右的滞胀，劳动生产率因为工业不景气和三产增速快也基本停滞。进入80年代，他们进行了结构改革：一是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大幅减少了管制机构，缩小了管制范围，加大了市场竞争力度，鼓励企业投资，使许多新企业、新行业出现，尤其是创新和人力资本相互促进，使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经济结构由此顺利由工业化主导变为服务业主导；二是大规模减税。减税快速促进了中产人群的扩张，使国内消费得以增长，而且使创业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经济保持了活跃。以上改革使美国走向创新之路，经济进入可持续增长状态。
日本则出现了另外的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属赶超型，增速快。但两次石油危机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虽然潜在增长水平有所下降，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当经济下滑时，他们转向用需求管理的方法来处理。结果，发行很多货币，财政赤字也不断增加，到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再也无力承受过多的货币沉淀，资产价格快速上升，演变成为一场巨大的泡沫经济危机。此后，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经济陷于停滞。在经济结构上维持着工业的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创新跟不上。
上述两国的情况表明，一个经济体想保持长期稳定增长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使人们发挥其主动性、能动性，这一点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我们体会最深。早在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提出“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要做的就是怎样从过去的动员资源转向动员聪明才智搞创新，其中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有效利用是核心。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所以，从总体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在提升。但人力资本积累不等同于有效利用，有研究显示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总体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只有中低收入国家的1/4，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背离的程度趋向扩大。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使人力资本收益率提升，人尽其才。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扭曲，允许个人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同时大力发展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借贷的市场，这样政府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极大地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具体来讲，还需以下方面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一是改革教育制度。条件许可时提高全民义务教育水平年限，使国民素质再提升；改革中、高等教育体制，鼓励社会（尤其是企业）办非盈利性的教育，人才培育方向面向社会需求，减少管制，使高等教育不是停留在纸面人力资本形成上。二是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破除行业垄断，提升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和竞争力。研究表明，现代服务业是创新载体，而且创新源由过去的大机构向更专业的中小机构转换，这就要求我们改革科研体制，鼓励社会，特别是企业兴办科研机构，使研究队伍扩大，层次多样化；同时，要将一般事业单位市场化并破除行政与行业垄断，减少管制，扩大竞争，真正按现代服务业发展特点来发展该产业。三是完善和建立激励全社会创新的收入分配、税收、金融、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的制度，使劳动者既可以各尽所能，又可以在行业、单位和区域间合理流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