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民党大陆统治失败的原因
摘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在经过长达八年的抗战之后，中国人
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而作为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而言，其威望也随
之达到了顶点。此时国民党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战乱刚刚结束后千疮百
孔、百废待兴的局面。人民久经战火，人心思定，国家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更是当
时最为重要的任务。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政治分裂的边缘状态，国民党为了
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凭借其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顾国人的反
对，撕毁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文件，悍然发动了内战，而结果也是大大的出人意
料！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乃至经济，国民党都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可是，为什
么他会失败呢？
（关键词：日本 南京国民政府 实力 失败）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说:
第一、政权政策方针的反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民主潮流蓬勃发展，这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
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信心！政治的民主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更是当时中
国社会最强大的呼声。民盟在其报告中指出：“这种国际环境，这种世界潮流，
同时亦就确定了中国的前途。”明白些说，今后的中国，必须要成立一个民主国
家才行。因为非民主的国家，在当今的世界上，已没有存在的机会。所以，国民
党政府应当承担起建设民主国家的重任，也必须承担起这个重任！
可是恰恰相反，国民党在战后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重新确立它在全中国的统
治地位，继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这就使得和平重建国家的道路变得非常艰难。
而此后中国国民党在其基本方针的指导下，也并没有推动民主建设的发展，可以
说这是国民党政权政治上最大的失败。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中外都非
常瞩目的会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这次会议的成败将关系到中国此后的命
运。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包括5个方面共38人。政治协商会议主要讨论
5个问题：即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还有宪法草案。而这5
个问题的焦点是“军队的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在一番激烈的争论
之后，政治协商会议落下了帷幕，会议再一次确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也基本上
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可以说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但
可惜的是国民党最终撕毁了政协决议。会议期间，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先后制造了
沧白堂事件和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事件。会议刚刚结束，又接连发生了
校场口事件和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事件，破坏决议的贯彻。1946年，国民
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中心就是反对政协协议，会议的基本内容是
反对政协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反对宪草问题的协议，反对政协会议通过的政府
组织案。这次会议基本上推翻了政协关于改组国民党政府的协议。此后，蒋介石
又在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作政治报告公开否定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决议。到
此，全国内战的局势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了！而蒋介石政府也彻底失去了民
心！
第二、国民党政权组织的分裂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是一个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模式
建立起来的"革命党"。那么作为一个"革命党"，必须具备维持自身的三个要素：
具有广泛社会动员功能和组织内聚功能的意识形态信仰；高度一体化、集权化的
组织系统；清教徒一般严格的组织纪律。可是，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在以
党治国的方针下她却难以继续保持"革命党"的本色！原先维护其生命力的三要素
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基本荡然无存了。并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信仰是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而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理论的阐释和论证本身就做的十分勉强和粗
糙。这样也必然导致了三民主义社会动员功能的日趋下降和组织内聚功能的减
弱。在这样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成为执政党后的国民党组织也就必然不是信仰的
结合，而仅仅只是利益的结合体了！
既然国民党是利益的结合体，那么其权力的实际运作就必然离不开对利益的
争夺与分配！国民党权力的实际运作遵循的是一种"以领袖独裁为平衡点的派系
政治"规则，派系政治有几个特点：第一，派系以个人的人事关系为基础；人事
关系网以领袖为中心；第二，派系在时间上是同时并存的；第三，一个派系之中
没有正式的上行或平行的信息传递系统，多半靠个人接触和个人意见的交换，或
中间人的斡旋；第四，派系的形成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共识，但更重要的是靠个人
的交换关系。国民党的派系划分很明确，在财路体系中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两套人
马，在党政系统中则是CC派、政学系和黄埔系三派力量，以后又成立了一个三
青团，与CC掌握党务的国民党作倚角之势。蒋介石作为凌驾于各个派系之上的
中心领袖，通过平衡各个派系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这种政治结构虽然
非常有利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是，却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组织性、纪律性，
政府官吏的廉洁作风也没有了内在的保障。在国民党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之中，政
府官员要想得到提升，并不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行政才干和创见，而必须依靠领袖
对其忠诚的认可。整个行政体系完全以个人化、情绪化的非理性方式进行运作，
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和各派系之间的利益交换完全通过蒋介石的中介才能够
实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越
演越烈！
而这种派系斗争在战场上则表现的更加明显，相信大家对关于国民党无论是
书籍还是电影电视剧都看过不少，细心的话大家都应该有所察觉，那就是，国名
党的军队无论是剿共还是抗日都存在严重的怠慢情绪，而造成这种怠慢的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派系斗争！《亮剑》大家应该都看过，楚云飞所部的晋绥军358团是
山西人阎锡山所管辖的部队，而阎锡山则就是这样一人，为了自身利益，可以看
着友军败在日军手中，同样为了自身利益，也可以故意拖延时间，延误战机。而
这种现象在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中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同样，抗日战争结束
后，是关于和平建国还是和共产党打内战，各个派系的斗争则更为激烈列，而作
为领袖的蒋介石也只能利用派系间的斗争来相互制衡，以维护党国统治！试问，
在激烈派系斗争下，国民党哪里还有机会变革？无法变革，怎么去维护统治？
第三、国民党政权中官僚严重的腐败
除了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以及党内的派系斗争，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无疑
是导致其失败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垄
断了对日军进行受降的一切权利。南京国民政府对各地日伪财产的"接收"大都是
反复多次，先是军统局（别动队），后是地下军，然后又是中央军，最后还有敌
伪财产处理局。"接收"一次，财产就遭到一次劫掠。许多进行受降的国民党军官
对敌伪财产任意的鲸吞、隐匿、变卖，有的还化为私有，甚至把一般民众的财物
也指为敌伪财产而占为己有，种种行为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腐朽。
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是从上到下的腐败，贪污腐败的劣迹，首屈一指的就是蒋
宋孔陈四大家族。李敖在其《蒋介石评传》中曾经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孔
宋贪污之恶劣，绝非共产党的宣传或反蒋分子的恶意中伤。连亲蒋的自由分子傅斯年也不讳言其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情报显示，宋子文挪用《租借物资法案》的经费，说是购买六十辆坦克车以及其他昂贵的军事物品，然后在海运途中沉没报销，事实上这大笔经费都入了宋子文的口袋。1947年2月发生的黄金抛售与停售风潮，宋子文虽遭到弹劾，辞去行政院长，蒋却立即发表宋为广东省长。”可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国民党政府上下贪污成风，也就是一种必然了。
执政党的腐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死生存亡。国民党内部腐败的严重程度，连作为领袖的蒋介石也不能讳言。他在1948年初的建国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痛心疾首地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从其痛心疾首的抨击之辞来看，蒋介石虽有志于改善国民党腐朽的本质，但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国民党的腐败是十分严重的，无论对于行政效率，经济建设还是军事斗争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果。国民党政权的各级官吏利用自己的职权拼命贪污和搜刮，巧取豪夺。而政治的腐败也蔓延到了军队之中，这也严重影响了作战部队的士气。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了在抗战时期，部队武器弹药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他感叹是“千古未有的怪现象”。在李宗仁任代总统的期间，曾多次和司徒雷登谈到利用美援扭转经济上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每次司徒雷登都以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为借口拒绝了，他认为美援只会助长贪污。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经是中外皆知了。
由于长期处于缺乏社会监督的一党统治局面，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自然也就无法遏制。到了抗战结束之后，一方面由于生活物质的普遍缺乏，另一方面在统制经济之中，国民党的官员又掌握着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力，这简直又是一个腐败滋生蔓延活生生的温床，这也为国民党的普遍腐败打开了绿灯，使其弥漫于国民党的各级官僚机构。而国民党也最终走向了自我的灭亡！
其次从经济方面来说：
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这是不变的规律，对于国民党来讲也不例外！一个政权无论多独裁，多腐败，只要老百姓能过上日子，大体上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也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萨达姆政权也很独裁，但如果不是美国发动战争的话，萨达姆恐怕现在还是垮不了台，因为老百姓靠着石油经济过得不错！应该说，每一个国家在经历过大战以后，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战争中严重受创的经济。英国、日本、苏联在战后都是这样做的。但抗战后的中国，马上就又要面临内战，抗战中已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还没来得及喘息就又要雪上加霜！并且这一状况对国民党的打击要比共产党大得多，因为国民党是当权者，如果国家经济不好，老百姓的怨言必然要落在它的身上。让我们具体来说：
第一、国民党的经济导向
南京政府当时的经济导向并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而是试图以中央集权对经济采取控制，而这导致的权力经济也是中国经济历史上长期比较致命的一个问题。尽管现在说1927年到1936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但当时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还是生存得很困难的。当年一些工商业巨头，实际上都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刁难和敲诈。而且蒋介石政权并没有市场经济意识，资本主义经济在独裁体制压迫下畸形发展为权力经济。很多大资本家当时走的其实都是官商结合的道路，或者说是不得不走这条路，资本主义工商业并
未得到充分的独立发展。
第二．农民问题
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可蒋介石并没有解决好，而且扩大了甚至可以说加剧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化。虽然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农村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其实最主要是上海和天津。不夸张地说，当时上海和天津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了西方，但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确还是非常落后的。蒋介石本身在思想上就没有很重视农民问题，这也是他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大分歧。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一直很重视农民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想搞好农村，虽然建国后在合作化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也只是在解决问题的路子上不太对，并不是说他不重视农村。而蒋介石小时候一直住在奉化溪口镇上，他们家也是世代经商，没有真正在农村生活过。所以他也不了解农村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也就没有想方设法的去改变当时中国农民的悲惨现状，更别提去推行平均地权了。
就统治基础来说，蒋介石当时的一大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所以他不可能去主动进行土改，去挑战属于自己这一方的利益。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发展并不充分，还远没有达到提出土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地步。这样蒋介石在经济上得罪了社会的大部分人。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和官商剥削之苦，对蒋介石不满意，走向了左倾；市民阶层在金圆券改革中几乎上缴了全部的金银外汇，而随后爆发的恶性通胀等于让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已失去了信心；在知识阶层，打个比方说，教授抗战前可以自己买院子、包车，生活得很悠闲，抗战后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这也直接造成了知识阶层的左倾;甚至一些原来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学者也是如此。
农村的情况则更加糟糕，农村经济在内战时期已趋于破产，农民不仅吃不饱，还要面临国民党拉壮丁的威胁，再加上解放区土改的示范效应，使得解放区的农民积极参军保卫土改成果，国统区的农民期盼解放军早点来也可以享受土改，这样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由此完全在经济上与国民党政权站在了对立面。而蒋介石，也失去了他最不在乎却最重要的群众基础！
列宁说过，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政权的变更，仅仅是下层的群众不满，那还是不够的，而必须同时要出现上层阶级的不满。当代表下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对国民党政权深恶痛绝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中上层也与国民党离心离德，这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已失去了执政基础，垮台只是早晚的事。而这其中的人心向背很大程度上正是国民党的经济失败造成的。可以说，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崩溃引起了政治上的崩溃，与军事崩溃一起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
第三、恶性通货膨胀
恶性通胀对国民党政权的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军事上的失败。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了可以再招募训练军队，但恶性通胀让国民党政权完全失去了信誉。通货膨胀并不是开始于抗战之后，而是抗战当时就已经相当严重了。只是在抗战期间，全国人民能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通货膨胀引发的矛盾并没有凸显出来，抗战激情掩盖了这一矛盾。但内战爆发后，渴望过上安定日子的民众发现通货膨胀状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时候人民群众也没有必要在为国家忍了，对政权的怨气也就全发出来了。并且内战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而应对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货币来填窟窿。国民党曾经想通过金圆券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无法控制货币发行量，反而加剧了这一状况。
民众一开始对金圆券改革也曾寄予了一些期望，通过上缴手中的黄金外汇表示支持，但后来发现上当骗了，这样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了。
事实上，只要是发生了恶性通胀，这个政权都逃脱不了倒台的命运。苏联的崩溃也和这个有很大关系。这似乎也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历史规律！
第四、权力经济和官僚资本的盛行
政治权力与经济一旦结合就没有不腐败的。在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上没有政治监督，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国民党从最上层到最底层没有不腐败的，基本上无官不贪。于右任等少数倒是不贪，却又不是实权人物，其实想贪也没有什么机会。2000年《华尔街日报》评了一个总数五十人的千年富豪排行榜，中国上榜的六人之中就有宋子文。再次让我们着重从军事方面来谈一下：
第一、力量的拥有：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军事力量的拥有并非是指军事人员和装备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人员的士气与训练程度，武器装备对战争的适应性及部队的后勤保障能力等等。国民党方面虽然拥有430万军队，但它包括了近百万后方的人员和一百多万的作战能力很差的非正规部队，其实际可用于野战的正规部队不过二百余万。并且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既大肆裁军，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赶出军队。仅以第1战区为例：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就将78军裁撤，嫡系10军与89军编并为整3师，陕军38军与96军合并成整38师等。同时又收编战斗力很差的伪军，例如在山东收编伪军吴化文部，裁减抗日有功的东北军。更为严重的是按派系、按实力、按关系裁减部队，更加重了国民党军队惯有的保存实力的风气。所以，国民党只是表面的数量强大。正所谓外强中干！而对军官的提升也不很合适。大批作战有功的军官大多被升为副职，而大批正职被老朽无能的军官所占据，而这些有功也有作战能力军官提升后所遗的位置，又被年青而没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所占据。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使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越打下降得越快。反观共产党方面在抗战结束后迅速整编部队，完成军队的正规化，使之适应于未来的战争。包括在数月中将零散的团营级单位组建成军师乃至兵团一级的正规军，勇于将老朽无能或是不适应近代化作战的司令官调离实际指挥，提拔资历不深的年青干部指挥实战；勇于裁减那些哪怕是齐装满员的作战不力单位，补充只剩骨架的有功部队。那么如此比较起来，强者越战越强，弱者也必然屡战屡败。
就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来说，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这也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效果都非常好。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大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山榴炮或日制山野炮。然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以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而共产党方面不但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共产党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就满足了。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也只辖8－12门75mm山炮，军或整编师辖8－12门75mm野炮或12门105mm榴弹炮，数量之少可想而知，而这也很难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
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共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第二、力量的组织
一个军事集团只有将其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通过良好的方法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强大战斗力，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却基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指挥机构的设置。抗战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机构是按总部－战区兵团－集团兵团－军－师－旅－团，共8级才到战术单位；1940年后简化为总部－战区－集团军－军－师－团，6级指挥机构。这极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可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照顾论资排辈及抢占地盘等非作战使命，又将指挥机构扩编为总部－行营－绥靖公署－绥靖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共8级，并且出现大量重叠结构。从统帅部到最基层的战术单位经常发生上级越权指挥，下级不听命令的情况，而这也严重影响战斗力。而共产党方面，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指挥机关虽名目繁多，但实际上只有中央军委－战略区（新四军、八路军各师，后为野战军）－军区（新四军各师，后卫兵团）－纵队－师（旅）－团，总共只有5－6级。约米尼就谈到过“当其它各方面条件相等时，战争的胜利往往属于机构较简单的一方”。这样比共产党多两级机构且指挥不灵的国军岂能有不败之理。
其次是对非嫡系部队的态度。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所属嫡系与杂牌部队的使用和待遇基本处于较平等状态，对杂牌军也处于有效的控制状态中。然而抗战以结束，国民党在以陈诚为首的军令部指挥下，大肆裁减非嫡系部队，比如孙震的川军由3军8师缩编成2师5旅，孙渡的滇军由2军4师编并为1师3旅，就连抗战时功勋卓著的第33集团军也从2军6师并成2师4旅。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杂牌军，使非蒋系官兵人人自危，稍有风吹草动就投降倒戈，到三大战役时国民党军仅此一点就至少损失了15－20个军，改变了10余场会战的成败。既然最高指挥机构的设置和执行都出了问题，那部队编制方面的错误都难免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匆忙将战役单位（军师两级）的大部分从三三制改为二二制，而这两级指挥机构已装备新式通信器材，有了现代化的指挥系统，直接指挥3至5个单位是不成问题的，而编成旧式的二二编制，徒劳增加了一级指挥机构，不但浪费了人力物力，还造成命令重叠，降低了指挥能力。而团以下战术单位由于施行新式编制和严肃军纪减少空额，造成下级单位人员编制增大：主力部队的连有170余人、营有近700人，但由于基层单位缺少现代化的通讯指挥工具，中低级军官的作战指挥经验不足，这样大编制的营连在实战中屡次一触即溃，白白损失人力物力。而共产党军队只有在西北等少数人力不足的部队中才有二二编制，其基层单位采用小编制大变成，连不过100余，营只有400余，但在师旅一级兵力对比就出现逆转，国民党整编旅不过2团6营，步兵连只有19个；而共产党部队的师或旅为3团9营，步兵连约30个，既考虑到上级司令部指挥能力和通讯手段的提高，又照顾到下级单位通信器材的不足和低级军官的伤亡造成的指挥能力下降，充分运用了悠闲的人力物力来打赢这场战争。
第三、力量的使用
国民党从1927年起就将消灭共产党作为其主要目标，只是在抗战初期将对日作战放到了第一位，从珍珠港事件开始，国民党方面就开始保存实力，准备在美国打赢日本后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在抗战后期表现的则更加明显，甚至不惜减少前线部队，将精锐部队调回后方已备内战。在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国共矛盾又成为唯一的主要矛盾，从军事上来说消灭共产党军队是其唯一的目标。所
以从1945年秋季开始国民党军的主要任务就不应是接受日军投降和占领日占区等次要问题，而应将一线部队（对日、对共之各战区部队）迅速对中共展开攻势，同时收编日伪军作辅助作用（清剿、防御等）。其精锐主力（陆军总部所辖各方面军及直属部队）在美军帮助下海运和空运从沿海向共军进攻。
因为在日军投降后，国军对共军发起进攻的时机无非两种：一是马上投入一线部队进攻，在战斗中加入后方的美械主力及其它后备力量。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战略和战役上均达成突然性，可趁日伪军投降以扰乱视听、控制舆论、利于宣传，且共产党军队未能集中编成，未能缴获大批日伪军武装（特别是重装备），未能完成从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新四军粟裕部除外）；坏处是一线部队正处在补充时期，且做守势状态，不利于马上发起进攻，美械主力及其他第二梯队远在后方，投入战斗需要一定时间，不利于在最初的进攻中集中全部兵力。二是等主力部队部署到位，一线部队补给完整，日伪军收编完成，再发动全面进攻。其优点是大部军力补给完整，部署到位，容易作有力一击；缺点是日伪军投降已完成，全国已处在和平状态，难以控制舆论，扰乱视听，并且一部分日伪军已被共军所解决，共军已完成集中编成，战略展开，并有了初步的正规战经验。综合以上所述，马上发动进攻的优点多于后者，而国民党发动进攻的时机选择优劣一目了然。打内战和外战不同，战争发起的一方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心，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方面宁愿放弃南方八省根据地，宁愿在名义上接受国民党领导，宁愿在知道国民党进攻时，抱着可能牺牲中原部队的决心，坚持不打第一枪来争取舆论、争取民心。而国民党方面效法日本侵略中国之愚劣故伎，使战争逐次升级，从收编伪军进攻解放区，依次投入杂牌军，嫡系部队，直到美械主力，最后才发动全面战争，结果闹得世人均知。如果国民党能在战场上利用突然袭击决定战争的胜负或从战略上改变整个敌我态势，那先动手进攻也是值得的。因为突然袭击是所有进攻手段中最具威力的一种。一旦达成突然袭击，将使较弱小之敌一击即溃（例如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也可使均衡的战场一边倒（例如1940年德军的西线攻势），甚至战胜强敌（如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而国民党方面却因最高统帅部的无能，其各战区之间的扯皮与不协调，保密工作上德漏洞，不但留下打内战的骂名，而且将突袭的战争作用几乎全部浪费。
经过长期的准备，漫长的前哨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终于发动全面进攻！而这“全面”进攻的总兵力在约90个军（整编师）的总兵力上只占40－50％。如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在对中原共产党地区进攻时，只出动实力较弱的第31集团军，而将主力37、38集团军看守没有战役进攻能力的西北解放军，将十几个旅的战斗力白白舍弃；又如在全面进攻开始时，将衢州绥靖公署、广州行营的7个军置于后方清剿游击队，后在前线吃紧时，才将其逐次调上各战场救急。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谈到“军队在战争爆发时最初的第一轮攻势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力的，在一场突袭中尤其如此，而以后的作战只是最初进攻的延续和补充”。国民党军在1946年夏所发动的最初进攻由于对各部队的调动不当，使军队的第一波攻击能量未能较大发挥，也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中逐渐消耗，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共产党方面除陕甘宁和绥远等地少数部队外，在第一轮战斗中就投入了几乎全部主力，造成了兵力对比的均衡乃至优势。更糟糕的是在实战中，国民党方面非但未能正确把握开战时机，而且直到1946年夏国共和谈的破裂已成定局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对共产党居然仍没有一个全面的进攻计划，只知道零乱调动部队与共产党根据地搞摩擦，为了蝇头小利不惜大打出手，听任各战区自由发挥，这样国民党各部对解放区的进攻在时间上不一致就不
奇怪了。 而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军事机密有了大量的泄露，许多战役，在未发动前，共产党就已经得到消息做好了准备，至此，由于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使用方面的恶劣表现，已经将战争的主动权拱手让出！
总结起来说，国民党坐拥天时，地利，但却失去了人和，正所谓得民心者的天下。唐太宗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强调了人民的重要作用。蒋介石政府，由于其自身的腐败，党内的矛盾重重，技战术执行上的错误，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共产党的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认为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其力量自然也就后来居上了！这样种种原因的作用下，蒋介石政府的失败就不是历史的偶然了，而是历史的必然，而共产党也彻底解救了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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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敖, 汪荣祖. 《蒋介石评传》（下），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536页.
[11]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卷，1899页，转引自《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第522页.
[12]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609页.
[13] 《李宗仁回忆录》，第693页.
浅析国民党大陆统治失败的原因
摘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在经过长达八年的抗战之后，中国人
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而作为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而言，其威望也随
之达到了顶点。此时国民党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的是战乱刚刚结束后千疮百
孔、百废待兴的局面。人民久经战火，人心思定，国家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更是当
时最为重要的任务。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政治分裂的边缘状态，国民党为了
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凭借其优越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顾国人的反
对，撕毁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文件，悍然发动了内战，而结果也是大大的出人意
料！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乃至经济，国民党都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可是，为什
么他会失败呢？
（关键词：日本 南京国民政府 实力 失败）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说:
第一、政权政策方针的反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民主潮流蓬勃发展，这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
建设一个民主国家的信心！政治的民主化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更是当时中
国社会最强大的呼声。民盟在其报告中指出：“这种国际环境，这种世界潮流，
同时亦就确定了中国的前途。”明白些说，今后的中国，必须要成立一个民主国
家才行。因为非民主的国家，在当今的世界上，已没有存在的机会。所以，国民
党政府应当承担起建设民主国家的重任，也必须承担起这个重任！
可是恰恰相反，国民党在战后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重新确立它在全中国的统
治地位，继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这就使得和平重建国家的道路变得非常艰难。
而此后中国国民党在其基本方针的指导下，也并没有推动民主建设的发展，可以
说这是国民党政权政治上最大的失败。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中外都非
常瞩目的会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这次会议的成败将关系到中国此后的命
运。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包括5个方面共38人。政治协商会议主要讨论
5个问题：即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还有宪法草案。而这5
个问题的焦点是“军队的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在一番激烈的争论
之后，政治协商会议落下了帷幕，会议再一次确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也基本上
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其奉行的内战政策。可以说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但
可惜的是国民党最终撕毁了政协决议。会议期间，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先后制造了
沧白堂事件和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住宅事件。会议刚刚结束，又接连发生了
校场口事件和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事件，破坏决议的贯彻。1946年，国民
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的中心就是反对政协协议，会议的基本内容是
反对政协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反对宪草问题的协议，反对政协会议通过的政府
组织案。这次会议基本上推翻了政协关于改组国民党政府的协议。此后，蒋介石
又在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作政治报告公开否定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决议。到
此，全国内战的局势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了！而蒋介石政府也彻底失去了民
心！
第二、国民党政权组织的分裂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是一个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模式
建立起来的"革命党"。那么作为一个"革命党"，必须具备维持自身的三个要素：
具有广泛社会动员功能和组织内聚功能的意识形态信仰；高度一体化、集权化的
组织系统；清教徒一般严格的组织纪律。可是，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在以
党治国的方针下她却难以继续保持"革命党"的本色！原先维护其生命力的三要素
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基本荡然无存了。并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信仰是孙中山
的三民主义，而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理论的阐释和论证本身就做的十分勉强和粗
糙。这样也必然导致了三民主义社会动员功能的日趋下降和组织内聚功能的减
弱。在这样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成为执政党后的国民党组织也就必然不是信仰的
结合，而仅仅只是利益的结合体了！
既然国民党是利益的结合体，那么其权力的实际运作就必然离不开对利益的
争夺与分配！国民党权力的实际运作遵循的是一种"以领袖独裁为平衡点的派系
政治"规则，派系政治有几个特点：第一，派系以个人的人事关系为基础；人事
关系网以领袖为中心；第二，派系在时间上是同时并存的；第三，一个派系之中
没有正式的上行或平行的信息传递系统，多半靠个人接触和个人意见的交换，或
中间人的斡旋；第四，派系的形成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共识，但更重要的是靠个人
的交换关系。国民党的派系划分很明确，在财路体系中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两套人
马，在党政系统中则是CC派、政学系和黄埔系三派力量，以后又成立了一个三
青团，与CC掌握党务的国民党作倚角之势。蒋介石作为凌驾于各个派系之上的
中心领袖，通过平衡各个派系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这种政治结构虽然
非常有利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但是，却削弱了国民党政权的组织性、纪律性，
政府官吏的廉洁作风也没有了内在的保障。在国民党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之中，政
府官员要想得到提升，并不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行政才干和创见，而必须依靠领袖
对其忠诚的认可。整个行政体系完全以个人化、情绪化的非理性方式进行运作，
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分配和各派系之间的利益交换完全通过蒋介石的中介才能够
实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越
演越烈！
而这种派系斗争在战场上则表现的更加明显，相信大家对关于国民党无论是
书籍还是电影电视剧都看过不少，细心的话大家都应该有所察觉，那就是，国名
党的军队无论是剿共还是抗日都存在严重的怠慢情绪，而造成这种怠慢的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派系斗争！《亮剑》大家应该都看过，楚云飞所部的晋绥军358团是
山西人阎锡山所管辖的部队，而阎锡山则就是这样一人，为了自身利益，可以看
着友军败在日军手中，同样为了自身利益，也可以故意拖延时间，延误战机。而
这种现象在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中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同样，抗日战争结束
后，是关于和平建国还是和共产党打内战，各个派系的斗争则更为激烈列，而作
为领袖的蒋介石也只能利用派系间的斗争来相互制衡，以维护党国统治！试问，
在激烈派系斗争下，国民党哪里还有机会变革？无法变革，怎么去维护统治？
第三、国民党政权中官僚严重的腐败
除了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以及党内的派系斗争，国民党政权内部的腐败无疑
是导致其失败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垄
断了对日军进行受降的一切权利。南京国民政府对各地日伪财产的"接收"大都是
反复多次，先是军统局（别动队），后是地下军，然后又是中央军，最后还有敌
伪财产处理局。"接收"一次，财产就遭到一次劫掠。许多进行受降的国民党军官
对敌伪财产任意的鲸吞、隐匿、变卖，有的还化为私有，甚至把一般民众的财物
也指为敌伪财产而占为己有，种种行为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腐朽。
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是从上到下的腐败，贪污腐败的劣迹，首屈一指的就是蒋
宋孔陈四大家族。李敖在其《蒋介石评传》中曾经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孔
宋贪污之恶劣，绝非共产党的宣传或反蒋分子的恶意中伤。连亲蒋的自由分子傅斯年也不讳言其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情报显示，宋子文挪用《租借物资法案》的经费，说是购买六十辆坦克车以及其他昂贵的军事物品，然后在海运途中沉没报销，事实上这大笔经费都入了宋子文的口袋。1947年2月发生的黄金抛售与停售风潮，宋子文虽遭到弹劾，辞去行政院长，蒋却立即发表宋为广东省长。”可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国民党政府上下贪污成风，也就是一种必然了。
执政党的腐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死生存亡。国民党内部腐败的严重程度，连作为领袖的蒋介石也不能讳言。他在1948年初的建国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痛心疾首地说：“自抗战胜利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已经一落千丈„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从其痛心疾首的抨击之辞来看，蒋介石虽有志于改善国民党腐朽的本质，但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国民党的腐败是十分严重的，无论对于行政效率，经济建设还是军事斗争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果。国民党政权的各级官吏利用自己的职权拼命贪污和搜刮，巧取豪夺。而政治的腐败也蔓延到了军队之中，这也严重影响了作战部队的士气。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了在抗战时期，部队武器弹药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他感叹是“千古未有的怪现象”。在李宗仁任代总统的期间，曾多次和司徒雷登谈到利用美援扭转经济上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每次司徒雷登都以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为借口拒绝了，他认为美援只会助长贪污。由此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经是中外皆知了。
由于长期处于缺乏社会监督的一党统治局面，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自然也就无法遏制。到了抗战结束之后，一方面由于生活物质的普遍缺乏，另一方面在统制经济之中，国民党的官员又掌握着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力，这简直又是一个腐败滋生蔓延活生生的温床，这也为国民党的普遍腐败打开了绿灯，使其弥漫于国民党的各级官僚机构。而国民党也最终走向了自我的灭亡！
其次从经济方面来说：
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这是不变的规律，对于国民党来讲也不例外！一个政权无论多独裁，多腐败，只要老百姓能过上日子，大体上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也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萨达姆政权也很独裁，但如果不是美国发动战争的话，萨达姆恐怕现在还是垮不了台，因为老百姓靠着石油经济过得不错！应该说，每一个国家在经历过大战以后，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战争中严重受创的经济。英国、日本、苏联在战后都是这样做的。但抗战后的中国，马上就又要面临内战，抗战中已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还没来得及喘息就又要雪上加霜！并且这一状况对国民党的打击要比共产党大得多，因为国民党是当权者，如果国家经济不好，老百姓的怨言必然要落在它的身上。让我们具体来说：
第一、国民党的经济导向
南京政府当时的经济导向并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而是试图以中央集权对经济采取控制，而这导致的权力经济也是中国经济历史上长期比较致命的一个问题。尽管现在说1927年到1936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但当时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还是生存得很困难的。当年一些工商业巨头，实际上都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刁难和敲诈。而且蒋介石政权并没有市场经济意识，资本主义经济在独裁体制压迫下畸形发展为权力经济。很多大资本家当时走的其实都是官商结合的道路，或者说是不得不走这条路，资本主义工商业并
未得到充分的独立发展。
第二．农民问题
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可蒋介石并没有解决好，而且扩大了甚至可以说加剧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化。虽然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农村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其实最主要是上海和天津。不夸张地说，当时上海和天津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了西方，但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确还是非常落后的。蒋介石本身在思想上就没有很重视农民问题，这也是他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大分歧。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一直很重视农民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想搞好农村，虽然建国后在合作化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也只是在解决问题的路子上不太对，并不是说他不重视农村。而蒋介石小时候一直住在奉化溪口镇上，他们家也是世代经商，没有真正在农村生活过。所以他也不了解农村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也就没有想方设法的去改变当时中国农民的悲惨现状，更别提去推行平均地权了。
就统治基础来说，蒋介石当时的一大统治基础是地主阶级，所以他不可能去主动进行土改，去挑战属于自己这一方的利益。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当时发展并不充分，还远没有达到提出土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地步。这样蒋介石在经济上得罪了社会的大部分人。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和官商剥削之苦，对蒋介石不满意，走向了左倾；市民阶层在金圆券改革中几乎上缴了全部的金银外汇，而随后爆发的恶性通胀等于让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已失去了信心；在知识阶层，打个比方说，教授抗战前可以自己买院子、包车，生活得很悠闲，抗战后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这也直接造成了知识阶层的左倾;甚至一些原来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学者也是如此。
农村的情况则更加糟糕，农村经济在内战时期已趋于破产，农民不仅吃不饱，还要面临国民党拉壮丁的威胁，再加上解放区土改的示范效应，使得解放区的农民积极参军保卫土改成果，国统区的农民期盼解放军早点来也可以享受土改，这样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由此完全在经济上与国民党政权站在了对立面。而蒋介石，也失去了他最不在乎却最重要的群众基础！
列宁说过，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政权的变更，仅仅是下层的群众不满，那还是不够的，而必须同时要出现上层阶级的不满。当代表下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对国民党政权深恶痛绝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中上层也与国民党离心离德，这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已失去了执政基础，垮台只是早晚的事。而这其中的人心向背很大程度上正是国民党的经济失败造成的。可以说，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崩溃引起了政治上的崩溃，与军事崩溃一起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
第三、恶性通货膨胀
恶性通胀对国民党政权的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军事上的失败。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了可以再招募训练军队，但恶性通胀让国民党政权完全失去了信誉。通货膨胀并不是开始于抗战之后，而是抗战当时就已经相当严重了。只是在抗战期间，全国人民能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通货膨胀引发的矛盾并没有凸显出来，抗战激情掩盖了这一矛盾。但内战爆发后，渴望过上安定日子的民众发现通货膨胀状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时候人民群众也没有必要在为国家忍了，对政权的怨气也就全发出来了。并且内战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而应对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货币来填窟窿。国民党曾经想通过金圆券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无法控制货币发行量，反而加剧了这一状况。
民众一开始对金圆券改革也曾寄予了一些期望，通过上缴手中的黄金外汇表示支持，但后来发现上当骗了，这样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恨是可想而知的了。
事实上，只要是发生了恶性通胀，这个政权都逃脱不了倒台的命运。苏联的崩溃也和这个有很大关系。这似乎也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历史规律！
第四、权力经济和官僚资本的盛行
政治权力与经济一旦结合就没有不腐败的。在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上没有政治监督，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国民党从最上层到最底层没有不腐败的，基本上无官不贪。于右任等少数倒是不贪，却又不是实权人物，其实想贪也没有什么机会。2000年《华尔街日报》评了一个总数五十人的千年富豪排行榜，中国上榜的六人之中就有宋子文。再次让我们着重从军事方面来谈一下：
第一、力量的拥有：
首先大家要了解一下，军事力量的拥有并非是指军事人员和装备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人员的士气与训练程度，武器装备对战争的适应性及部队的后勤保障能力等等。国民党方面虽然拥有430万军队，但它包括了近百万后方的人员和一百多万的作战能力很差的非正规部队，其实际可用于野战的正规部队不过二百余万。并且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既大肆裁军，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赶出军队。仅以第1战区为例：在1945年末至1946年初，就将78军裁撤，嫡系10军与89军编并为整3师，陕军38军与96军合并成整38师等。同时又收编战斗力很差的伪军，例如在山东收编伪军吴化文部，裁减抗日有功的东北军。更为严重的是按派系、按实力、按关系裁减部队，更加重了国民党军队惯有的保存实力的风气。所以，国民党只是表面的数量强大。正所谓外强中干！而对军官的提升也不很合适。大批作战有功的军官大多被升为副职，而大批正职被老朽无能的军官所占据，而这些有功也有作战能力军官提升后所遗的位置，又被年青而没有作战经验的军官所占据。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使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越打下降得越快。反观共产党方面在抗战结束后迅速整编部队，完成军队的正规化，使之适应于未来的战争。包括在数月中将零散的团营级单位组建成军师乃至兵团一级的正规军，勇于将老朽无能或是不适应近代化作战的司令官调离实际指挥，提拔资历不深的年青干部指挥实战；勇于裁减那些哪怕是齐装满员的作战不力单位，补充只剩骨架的有功部队。那么如此比较起来，强者越战越强，弱者也必然屡战屡败。
就军队的主要武器装备来说，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这也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效果都非常好。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大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山榴炮或日制山野炮。然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以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而共产党方面不但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共产党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就满足了。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也只辖8－12门75mm山炮，军或整编师辖8－12门75mm野炮或12门105mm榴弹炮，数量之少可想而知，而这也很难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
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共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第二、力量的组织
一个军事集团只有将其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通过良好的方法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强大战斗力，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却基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首先是指挥机构的设置。抗战开始时，国民革命军的指挥机构是按总部－战区兵团－集团兵团－军－师－旅－团，共8级才到战术单位；1940年后简化为总部－战区－集团军－军－师－团，6级指挥机构。这极大提高了部队的作战指挥能力。可是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照顾论资排辈及抢占地盘等非作战使命，又将指挥机构扩编为总部－行营－绥靖公署－绥靖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共8级，并且出现大量重叠结构。从统帅部到最基层的战术单位经常发生上级越权指挥，下级不听命令的情况，而这也严重影响战斗力。而共产党方面，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种指挥机关虽名目繁多，但实际上只有中央军委－战略区（新四军、八路军各师，后为野战军）－军区（新四军各师，后卫兵团）－纵队－师（旅）－团，总共只有5－6级。约米尼就谈到过“当其它各方面条件相等时，战争的胜利往往属于机构较简单的一方”。这样比共产党多两级机构且指挥不灵的国军岂能有不败之理。
其次是对非嫡系部队的态度。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所属嫡系与杂牌部队的使用和待遇基本处于较平等状态，对杂牌军也处于有效的控制状态中。然而抗战以结束，国民党在以陈诚为首的军令部指挥下，大肆裁减非嫡系部队，比如孙震的川军由3军8师缩编成2师5旅，孙渡的滇军由2军4师编并为1师3旅，就连抗战时功勋卓著的第33集团军也从2军6师并成2师4旅。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杂牌军，使非蒋系官兵人人自危，稍有风吹草动就投降倒戈，到三大战役时国民党军仅此一点就至少损失了15－20个军，改变了10余场会战的成败。既然最高指挥机构的设置和执行都出了问题，那部队编制方面的错误都难免了。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匆忙将战役单位（军师两级）的大部分从三三制改为二二制，而这两级指挥机构已装备新式通信器材，有了现代化的指挥系统，直接指挥3至5个单位是不成问题的，而编成旧式的二二编制，徒劳增加了一级指挥机构，不但浪费了人力物力，还造成命令重叠，降低了指挥能力。而团以下战术单位由于施行新式编制和严肃军纪减少空额，造成下级单位人员编制增大：主力部队的连有170余人、营有近700人，但由于基层单位缺少现代化的通讯指挥工具，中低级军官的作战指挥经验不足，这样大编制的营连在实战中屡次一触即溃，白白损失人力物力。而共产党军队只有在西北等少数人力不足的部队中才有二二编制，其基层单位采用小编制大变成，连不过100余，营只有400余，但在师旅一级兵力对比就出现逆转，国民党整编旅不过2团6营，步兵连只有19个；而共产党部队的师或旅为3团9营，步兵连约30个，既考虑到上级司令部指挥能力和通讯手段的提高，又照顾到下级单位通信器材的不足和低级军官的伤亡造成的指挥能力下降，充分运用了悠闲的人力物力来打赢这场战争。
第三、力量的使用
国民党从1927年起就将消灭共产党作为其主要目标，只是在抗战初期将对日作战放到了第一位，从珍珠港事件开始，国民党方面就开始保存实力，准备在美国打赢日本后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在抗战后期表现的则更加明显，甚至不惜减少前线部队，将精锐部队调回后方已备内战。在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国共矛盾又成为唯一的主要矛盾，从军事上来说消灭共产党军队是其唯一的目标。所
以从1945年秋季开始国民党军的主要任务就不应是接受日军投降和占领日占区等次要问题，而应将一线部队（对日、对共之各战区部队）迅速对中共展开攻势，同时收编日伪军作辅助作用（清剿、防御等）。其精锐主力（陆军总部所辖各方面军及直属部队）在美军帮助下海运和空运从沿海向共军进攻。
因为在日军投降后，国军对共军发起进攻的时机无非两种：一是马上投入一线部队进攻，在战斗中加入后方的美械主力及其它后备力量。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战略和战役上均达成突然性，可趁日伪军投降以扰乱视听、控制舆论、利于宣传，且共产党军队未能集中编成，未能缴获大批日伪军武装（特别是重装备），未能完成从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新四军粟裕部除外）；坏处是一线部队正处在补充时期，且做守势状态，不利于马上发起进攻，美械主力及其他第二梯队远在后方，投入战斗需要一定时间，不利于在最初的进攻中集中全部兵力。二是等主力部队部署到位，一线部队补给完整，日伪军收编完成，再发动全面进攻。其优点是大部军力补给完整，部署到位，容易作有力一击；缺点是日伪军投降已完成，全国已处在和平状态，难以控制舆论，扰乱视听，并且一部分日伪军已被共军所解决，共军已完成集中编成，战略展开，并有了初步的正规战经验。综合以上所述，马上发动进攻的优点多于后者，而国民党发动进攻的时机选择优劣一目了然。打内战和外战不同，战争发起的一方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心，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方面宁愿放弃南方八省根据地，宁愿在名义上接受国民党领导，宁愿在知道国民党进攻时，抱着可能牺牲中原部队的决心，坚持不打第一枪来争取舆论、争取民心。而国民党方面效法日本侵略中国之愚劣故伎，使战争逐次升级，从收编伪军进攻解放区，依次投入杂牌军，嫡系部队，直到美械主力，最后才发动全面战争，结果闹得世人均知。如果国民党能在战场上利用突然袭击决定战争的胜负或从战略上改变整个敌我态势，那先动手进攻也是值得的。因为突然袭击是所有进攻手段中最具威力的一种。一旦达成突然袭击，将使较弱小之敌一击即溃（例如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也可使均衡的战场一边倒（例如1940年德军的西线攻势），甚至战胜强敌（如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而国民党方面却因最高统帅部的无能，其各战区之间的扯皮与不协调，保密工作上德漏洞，不但留下打内战的骂名，而且将突袭的战争作用几乎全部浪费。
经过长期的准备，漫长的前哨战，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终于发动全面进攻！而这“全面”进攻的总兵力在约90个军（整编师）的总兵力上只占40－50％。如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在对中原共产党地区进攻时，只出动实力较弱的第31集团军，而将主力37、38集团军看守没有战役进攻能力的西北解放军，将十几个旅的战斗力白白舍弃；又如在全面进攻开始时，将衢州绥靖公署、广州行营的7个军置于后方清剿游击队，后在前线吃紧时，才将其逐次调上各战场救急。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谈到“军队在战争爆发时最初的第一轮攻势是最关键的、也是最有力的，在一场突袭中尤其如此，而以后的作战只是最初进攻的延续和补充”。国民党军在1946年夏所发动的最初进攻由于对各部队的调动不当，使军队的第一波攻击能量未能较大发挥，也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战争中逐渐消耗，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而共产党方面除陕甘宁和绥远等地少数部队外，在第一轮战斗中就投入了几乎全部主力，造成了兵力对比的均衡乃至优势。更糟糕的是在实战中，国民党方面非但未能正确把握开战时机，而且直到1946年夏国共和谈的破裂已成定局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对共产党居然仍没有一个全面的进攻计划，只知道零乱调动部队与共产党根据地搞摩擦，为了蝇头小利不惜大打出手，听任各战区自由发挥，这样国民党各部对解放区的进攻在时间上不一致就不
奇怪了。 而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军事机密有了大量的泄露，许多战役，在未发动前，共产党就已经得到消息做好了准备，至此，由于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使用方面的恶劣表现，已经将战争的主动权拱手让出！
总结起来说，国民党坐拥天时，地利，但却失去了人和，正所谓得民心者的天下。唐太宗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强调了人民的重要作用。蒋介石政府，由于其自身的腐败，党内的矛盾重重，技战术执行上的错误，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共产党的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认为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其力量自然也就后来居上了！这样种种原因的作用下，蒋介石政府的失败就不是历史的偶然了，而是历史的必然，而共产党也彻底解救了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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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现代化史》, （第一卷1800-1949），第519、520页.
[7] 《中国现代化史》, （第一卷1800-1949），第520页.
[8] 程思远. 《政坛回忆》，174页，转引自《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第524页.
[9] 《中国国民党史》, （1894-1988），第397页.
[10] 李敖, 汪荣祖. 《蒋介石评传》（下），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536页.
[11]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卷，1899页，转引自《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第522页.
[12]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609页.
[13] 《李宗仁回忆录》，第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