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契贝的短篇小说理想
作者：蒋晖
来源：《读书》2014年第10期
在非洲和西方的文人圈子里，许多人都认为一九八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更应该授予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而不是他的同胞索因卡。可以说出的理由当然多种多样，其中过硬的是这么两条。第一，阿契贝的长篇小说《瓦解》确实是非洲小说扛鼎之作，它赢得的赞誉和全球一百多万册的发行量是任何其他非洲作家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随后，阿契贝笔耕不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相继完成所谓的尼日利亚四部曲的后三部，以史诗般宏大的规模描绘了现代尼日利亚国家诞生的历史过程。美国学者杰姆逊曾有一句名言，说第三世界文学乃一民族之寓言，此论对非洲文学尤其适用。因为曾被长久殖民，家邦之痛，黎民之苦，世事无常之哀，无不常系非洲作家笔端。阿契贝曾说：“非洲作家必须关心现实。”然而，和其他非洲作家相比，阿契贝更具有思想家气质，他对西方殖民文化霸权的不遗余力的批判使他成为非洲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但同时，他对非洲社会残留的种种历史痼疾也给予不留情面的批判。在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是非洲作家在国际社会上最重要的发言者。在他死后，东非最著名的作家、马克思主义者恩古吉·提安哥似乎已成为他的接班人。第二，成名之后的阿契贝便被委任为“海涅曼非洲作家系列丛书”的首位主编，负责培养和发现有潜力的作家，而这套丛书是西方出版业资助的第一套非洲作家丛书，影响深远。非洲许多日后成名的作家如恩古吉·提安哥都曾受到阿契贝的提携。若论为提高非洲文学的国际地位而出力大小的话，阿契贝无疑贡献最伟。因此，他在许多人眼里被尊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
然而毕竟花落别家，阿翁已于去年仙逝，从此将永与诺奖无缘，其文学功绩自有后人评说。我现在手头翻阅的是一本《非洲短篇小说选集》的小书，编者为阿契贝和英尼斯—阿契贝长期的合作者。这部书收录了四十篇短篇小说，大都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阿契贝的小说只占其中一篇。然而，这篇描写尼日利亚内战过后百姓疾苦的短篇——《国内和平》叙事凝练，格调深沉，以一句中心台词“活下来真好”谴责战争，赞颂尼日利亚人民生命力的坚韧，堪称是全集的压轴之作。
读这本选集的时候，心里难免想，放着自己的作品不写，阿翁何必花费这许多时间为别人做嫁衣呢？难道阿契贝对短篇小说有什么特殊情结吗？如果真是这样，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情结？
其实，在一般读者的脑海里，说起非洲文学，我们想到的或许都是那些闻名遐迩的长篇小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不过是被译介过来的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和塔哈·侯赛因、南非作家戈迪默和库切、非洲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恩古吉·提安哥、以魔幻现实主义见长的奥克瑞、当今最有历史小说才华的《半轮黄日》的作者阿迪奇埃等这些长篇小说巨匠，就连戏剧大师索因卡也有《痴心与浊水》这样的长篇佳作问世。可说起非洲短篇小说，我们真要抓耳挠腮了，谁是非洲的鲁迅、契诃夫、欧·亨利、艾丽斯·门罗呢？有个现象说来也颇令人玩味，正像阿契贝自己指出的，非洲小说的发展节奏和英国正好相反，非洲最早发展起来的是短篇小
说，随后才在六十年代出现了长篇小说的勃兴。考察一下我国五十年代翻译非洲小说状况，不难发现，当时的翻译重点是中、短篇小说。我手头还藏有《埃及短篇小说集》（一九五七年，秦水等译）、阿尔及利亚小说家狄普的《在咖啡店里》（一九五九年，谭玉培译）、《旗帜集》（一九六一年，维益等译）等书，更早的时间，张近芬和周作人还合译了南非须莱纳尔的短篇小说集《梦》（一九二三）。我们当时的翻译侧重是和非洲作家创作的状况大致平行的。也就是说，如果问起中国六十年代的读者，他们会说出一串非洲短篇小说作品来，可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来列举一些短篇小说家的名字，则实在难矣。
难道说，阿契贝是要扭转世人的偏见才有点勉为其难地编辑了这部短篇小说选本吗？说勉为其难一点都不过分，正如两位编辑在前言里介绍的那样，他们在编辑八十年代之前的作品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许多成名的作家在笔耕长篇小说之余，也信手写了一些质量颇为不俗的短篇小说，足供编选之需。但到了八十年代之后，这些成名的作家忽而中止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为此，英尼斯还特意点出了这些作家的名字：艾杜、恩古吉、桑贝内、姆法莱勒等。一时间，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短篇小说集快因为稿荒而编不下去了。两位编辑不得不通过在一些著名的文学刊物上刊登广告来征稿。结果出乎意料，他们收到来自非洲各个角落的稿子，这些大都是榜上无名的作者，有的初试写作，有的小有名气，还有许多本身是政治家、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写小说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业余爱好。但是，这些作品质量之高、观察生活面之广和深，都让两位编辑欣喜异常，于是决定，录用这批稿件来反映短篇小说创作在这个时段所取得的业绩。英尼斯甚至不吝溢美之词，对南非非国大运动的女领导者琳蒂唯·马布扎的作品褒奖有加，认为她创作的小说《觉醒吧……》聚集了非洲短篇小说的形式精华。
这样，我们倒是不难看出阿契贝和英尼斯合编的这本选集的独特之处了。与其他在这本选集之前的选集相比—比如在英国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后有中文译本的《相逢在黑夜》，为在香港教授非洲文学而出版的带有练习题的小说集《风向已变：当代黑非洲短篇小说选》（一九七
七），一九八三年夏洛特·布鲁纳以“非洲女性”为主题结集的小说选《解线：书写非洲妇女》和同一年由保罗·斯坎伦编选的由地域划分的小说集《来自中非和南非的故事集》等—阿契贝的本子具有强烈的平民色彩，他们的选录不拘一格，这可真需艺高胆大、敢作敢为。别忘了，阿契贝是何等身份之人，他的这个选本是要在许多非洲和西方高校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所以他做的时候一定非常审慎，且背后必有一番考量。这或许又回到他对于短篇小说的理解上来：他为什么忽然间开始垂青短篇小说了？为什么居然停止了自己创作而从事编辑工作？为什么又能如此热情奔放地选用来自民间的作品？这一切问题其实都牵扯阿契贝本人的文学观。
在阿契贝的创作生涯中，有一段很长的停顿期，他自己笑言，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只写了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战地姑娘及其他》（一九七三）。从一九六六年完成《人民公仆》到一九八七年出版最后一部长篇《荒原蚁丘》，这两书相隔的日子是尼日利亚独立后最黑暗的日子。先是在一九六七年，阿契贝所在的伊博族群宣布独立出尼日利亚，自立为比夫拉共和国，随后内战爆发，为了赢得国际援助，比夫拉政府放着存粮不发，蓄意制造数百万难民，致使生灵涂炭。这期间，阿契贝和同事为自己的比夫拉共和国而战斗。失败之后，阿契贝创办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刊物《创造》，鼓励作家记录战争和反思战争。非洲的传统是文字不兴，但口语发达。口语文学除了讲故事、述礼仪还要演历史，它充当史传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阿契贝
会那么急切地在战争的废墟上呼唤作家来介入历史叙事的缘由，文学要补史传之不足。据一位非洲学者厄内斯特·恩耐基·埃麦纽努介绍说，由于局势的极端恶化，许多官方的战争资料都遗失了，阿契贝只能寄希望于文学家来多方面、多角度、灵活机变地展现战争中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状况。他后来说，只有打起了仗，才切切实实地意识到根本没有余暇来构思长篇小说了，一切写作当时都要服务于战争。然而战争过后，阿契贝发现自己依然没有余暇来进行鸿篇巨制的构思，因为战争已经摧毁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建国初对国家未来的信念。本来以尼日利亚新发现的资源而说，经济发展已具备腾飞的起点，但由于精英统治和政府的腐败，尼日利亚随后便成了危机重重的国家。面对国家遭遇的种种问题，阿契贝实在没有余暇和心情从事一种对生活的“唯美的关照”和形而上的思考，他开始直接不断撰写类似杂文的东西，剖析和批判现实。他写的《尼日利亚的问题》和《故国》都是对尼日利亚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他还写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追忆自己童年从老辈那里听来的故事，既含着朝花夕拾的心情，也是换副笔墨来战斗，通过童话和寓言的方式呈现非洲现代历史命运；他写的诗集《当心，黑人兄弟》充满战斗精神；他写的一系列杂感和文评探讨非洲作家的历史使命并批判欧洲文学里的种族主义，对非洲现代文学精神气质做了出色的阐释。这些富有时代气息和现实关怀的文字使他成为最有主见、最有骨气和最不好对付的非洲知识分子。
我每次读阿契贝的杂文都深有感触，既觉得他思想博大，又觉得他心胸恢宏，尤其赞同他对文学的看法：在非洲，“写作之于我们而言并非奢侈品。它是生死攸关之事”。他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如果一个老宅着火了，你放着不去救，反而掉头追赶四处窜逃的家兔，那将是多么奇怪的事情。非洲作家的笔触如果与严峻的现实无关，不也是类似的奇怪的事情吗？他的挚友、天分极高的诗人克利斯托弗·奥基格博手捧诗稿上前线，最后战死沙场。阿契贝无比沉痛，可是当他听见有人说风凉话，竟批评死者不珍惜自己的天才而为国捐躯是愚蠢的行为时，便立刻挺身而出，捍卫朋友的理想，让我们恍然忆起曾经那么熟悉的却久已遗忘的“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裴多菲豪迈精神。
阿契贝写作了一生，也战斗了一生。对他而言，作家的本分就是改变社会，创造历史。离开现实的土壤就没有文学艺术的源泉。而短篇小说以它短小和战斗性强的特点引起了阿契贝的重视。他曾深情地回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那也是尼日利亚相对和平稳定的日子，自己有幸获得了最好的教育，随后这些受到良好殖民文化教育的非洲青年投入国家独立运动中去，各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的前三部小说都是在这种稳定的环境和康健的心态下完成的，所以他在深刻揭示尼日利亚传统文化和社会形态解体过程时，尚能从容不迫，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将巨变娓娓道来，里面尽除怨恨乖戾之气。但是后面的二十年，则好景不在，现实逼得作者不得不投笔从戎，不得不舍弃长篇，转而征战杂文和短篇小说，以图最大程度发挥文学影响社会的力量。他以“众生喧哗”的方式集成这本短篇小说集，虽有最初面临稿荒的无奈，但终局却践行了作者的文学理想：短篇小说真正的创造力来自现实生活，来自现实生活的创造者，来自民间。
这部小说集的艺术质量堪称一流，阿契贝在挑选时特别重视作品的艺术性，他说：“虽然编辑们留意到体现不同地区、性别和年代的作家的优势，但他们的标准还是基本的文学品质。在挑选过程中他们也会意外获得佳篇，足以满足其他考量！”他特别精心点评了从非洲不同地
区选来的作品的艺术特色：“非洲自身的千差万别在本书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北部的小说如伊斯兰书法一样清癯，相形之下，南部的作品更为紧凑、浓郁；西部海岸上，种族题材处于边缘地位—几乎可以自满了，而在南部，不可避免地要与宗族主义发生痛苦的联系。”
说到底，这部选集还是要为青年学子学习非洲文学服务的。这部短篇小说选集按照阿契贝的设计必须满足两个目的，让学生了解非洲，让学生了解非洲的艺术。了解非洲，即了解非洲的现状；了解非洲的艺术，即向西方文化霸权宣战：非洲也是一个人类文化和艺术的家园！ 这也许是他写作长篇小说所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澳〕英尼斯编，译林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阿契贝的短篇小说理想
作者：蒋晖
来源：《读书》2014年第10期
在非洲和西方的文人圈子里，许多人都认为一九八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更应该授予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而不是他的同胞索因卡。可以说出的理由当然多种多样，其中过硬的是这么两条。第一，阿契贝的长篇小说《瓦解》确实是非洲小说扛鼎之作，它赢得的赞誉和全球一百多万册的发行量是任何其他非洲作家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随后，阿契贝笔耕不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相继完成所谓的尼日利亚四部曲的后三部，以史诗般宏大的规模描绘了现代尼日利亚国家诞生的历史过程。美国学者杰姆逊曾有一句名言，说第三世界文学乃一民族之寓言，此论对非洲文学尤其适用。因为曾被长久殖民，家邦之痛，黎民之苦，世事无常之哀，无不常系非洲作家笔端。阿契贝曾说：“非洲作家必须关心现实。”然而，和其他非洲作家相比，阿契贝更具有思想家气质，他对西方殖民文化霸权的不遗余力的批判使他成为非洲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但同时，他对非洲社会残留的种种历史痼疾也给予不留情面的批判。在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是非洲作家在国际社会上最重要的发言者。在他死后，东非最著名的作家、马克思主义者恩古吉·提安哥似乎已成为他的接班人。第二，成名之后的阿契贝便被委任为“海涅曼非洲作家系列丛书”的首位主编，负责培养和发现有潜力的作家，而这套丛书是西方出版业资助的第一套非洲作家丛书，影响深远。非洲许多日后成名的作家如恩古吉·提安哥都曾受到阿契贝的提携。若论为提高非洲文学的国际地位而出力大小的话，阿契贝无疑贡献最伟。因此，他在许多人眼里被尊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
然而毕竟花落别家，阿翁已于去年仙逝，从此将永与诺奖无缘，其文学功绩自有后人评说。我现在手头翻阅的是一本《非洲短篇小说选集》的小书，编者为阿契贝和英尼斯—阿契贝长期的合作者。这部书收录了四十篇短篇小说，大都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阿契贝的小说只占其中一篇。然而，这篇描写尼日利亚内战过后百姓疾苦的短篇——《国内和平》叙事凝练，格调深沉，以一句中心台词“活下来真好”谴责战争，赞颂尼日利亚人民生命力的坚韧，堪称是全集的压轴之作。
读这本选集的时候，心里难免想，放着自己的作品不写，阿翁何必花费这许多时间为别人做嫁衣呢？难道阿契贝对短篇小说有什么特殊情结吗？如果真是这样，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情结？
其实，在一般读者的脑海里，说起非洲文学，我们想到的或许都是那些闻名遐迩的长篇小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不过是被译介过来的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和塔哈·侯赛因、南非作家戈迪默和库切、非洲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作家恩古吉·提安哥、以魔幻现实主义见长的奥克瑞、当今最有历史小说才华的《半轮黄日》的作者阿迪奇埃等这些长篇小说巨匠，就连戏剧大师索因卡也有《痴心与浊水》这样的长篇佳作问世。可说起非洲短篇小说，我们真要抓耳挠腮了，谁是非洲的鲁迅、契诃夫、欧·亨利、艾丽斯·门罗呢？有个现象说来也颇令人玩味，正像阿契贝自己指出的，非洲小说的发展节奏和英国正好相反，非洲最早发展起来的是短篇小
说，随后才在六十年代出现了长篇小说的勃兴。考察一下我国五十年代翻译非洲小说状况，不难发现，当时的翻译重点是中、短篇小说。我手头还藏有《埃及短篇小说集》（一九五七年，秦水等译）、阿尔及利亚小说家狄普的《在咖啡店里》（一九五九年，谭玉培译）、《旗帜集》（一九六一年，维益等译）等书，更早的时间，张近芬和周作人还合译了南非须莱纳尔的短篇小说集《梦》（一九二三）。我们当时的翻译侧重是和非洲作家创作的状况大致平行的。也就是说，如果问起中国六十年代的读者，他们会说出一串非洲短篇小说作品来，可让今天的中国读者来列举一些短篇小说家的名字，则实在难矣。
难道说，阿契贝是要扭转世人的偏见才有点勉为其难地编辑了这部短篇小说选本吗？说勉为其难一点都不过分，正如两位编辑在前言里介绍的那样，他们在编辑八十年代之前的作品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许多成名的作家在笔耕长篇小说之余，也信手写了一些质量颇为不俗的短篇小说，足供编选之需。但到了八十年代之后，这些成名的作家忽而中止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为此，英尼斯还特意点出了这些作家的名字：艾杜、恩古吉、桑贝内、姆法莱勒等。一时间，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短篇小说集快因为稿荒而编不下去了。两位编辑不得不通过在一些著名的文学刊物上刊登广告来征稿。结果出乎意料，他们收到来自非洲各个角落的稿子，这些大都是榜上无名的作者，有的初试写作，有的小有名气，还有许多本身是政治家、工程师和经济学家，写小说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业余爱好。但是，这些作品质量之高、观察生活面之广和深，都让两位编辑欣喜异常，于是决定，录用这批稿件来反映短篇小说创作在这个时段所取得的业绩。英尼斯甚至不吝溢美之词，对南非非国大运动的女领导者琳蒂唯·马布扎的作品褒奖有加，认为她创作的小说《觉醒吧……》聚集了非洲短篇小说的形式精华。
这样，我们倒是不难看出阿契贝和英尼斯合编的这本选集的独特之处了。与其他在这本选集之前的选集相比—比如在英国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后有中文译本的《相逢在黑夜》，为在香港教授非洲文学而出版的带有练习题的小说集《风向已变：当代黑非洲短篇小说选》（一九七
七），一九八三年夏洛特·布鲁纳以“非洲女性”为主题结集的小说选《解线：书写非洲妇女》和同一年由保罗·斯坎伦编选的由地域划分的小说集《来自中非和南非的故事集》等—阿契贝的本子具有强烈的平民色彩，他们的选录不拘一格，这可真需艺高胆大、敢作敢为。别忘了，阿契贝是何等身份之人，他的这个选本是要在许多非洲和西方高校里作为教材使用的，所以他做的时候一定非常审慎，且背后必有一番考量。这或许又回到他对于短篇小说的理解上来：他为什么忽然间开始垂青短篇小说了？为什么居然停止了自己创作而从事编辑工作？为什么又能如此热情奔放地选用来自民间的作品？这一切问题其实都牵扯阿契贝本人的文学观。
在阿契贝的创作生涯中，有一段很长的停顿期，他自己笑言，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只写了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战地姑娘及其他》（一九七三）。从一九六六年完成《人民公仆》到一九八七年出版最后一部长篇《荒原蚁丘》，这两书相隔的日子是尼日利亚独立后最黑暗的日子。先是在一九六七年，阿契贝所在的伊博族群宣布独立出尼日利亚，自立为比夫拉共和国，随后内战爆发，为了赢得国际援助，比夫拉政府放着存粮不发，蓄意制造数百万难民，致使生灵涂炭。这期间，阿契贝和同事为自己的比夫拉共和国而战斗。失败之后，阿契贝创办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刊物《创造》，鼓励作家记录战争和反思战争。非洲的传统是文字不兴，但口语发达。口语文学除了讲故事、述礼仪还要演历史，它充当史传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阿契贝
会那么急切地在战争的废墟上呼唤作家来介入历史叙事的缘由，文学要补史传之不足。据一位非洲学者厄内斯特·恩耐基·埃麦纽努介绍说，由于局势的极端恶化，许多官方的战争资料都遗失了，阿契贝只能寄希望于文学家来多方面、多角度、灵活机变地展现战争中人民的生活和心理状况。他后来说，只有打起了仗，才切切实实地意识到根本没有余暇来构思长篇小说了，一切写作当时都要服务于战争。然而战争过后，阿契贝发现自己依然没有余暇来进行鸿篇巨制的构思，因为战争已经摧毁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建国初对国家未来的信念。本来以尼日利亚新发现的资源而说，经济发展已具备腾飞的起点，但由于精英统治和政府的腐败，尼日利亚随后便成了危机重重的国家。面对国家遭遇的种种问题，阿契贝实在没有余暇和心情从事一种对生活的“唯美的关照”和形而上的思考，他开始直接不断撰写类似杂文的东西，剖析和批判现实。他写的《尼日利亚的问题》和《故国》都是对尼日利亚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他还写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追忆自己童年从老辈那里听来的故事，既含着朝花夕拾的心情，也是换副笔墨来战斗，通过童话和寓言的方式呈现非洲现代历史命运；他写的诗集《当心，黑人兄弟》充满战斗精神；他写的一系列杂感和文评探讨非洲作家的历史使命并批判欧洲文学里的种族主义，对非洲现代文学精神气质做了出色的阐释。这些富有时代气息和现实关怀的文字使他成为最有主见、最有骨气和最不好对付的非洲知识分子。
我每次读阿契贝的杂文都深有感触，既觉得他思想博大，又觉得他心胸恢宏，尤其赞同他对文学的看法：在非洲，“写作之于我们而言并非奢侈品。它是生死攸关之事”。他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如果一个老宅着火了，你放着不去救，反而掉头追赶四处窜逃的家兔，那将是多么奇怪的事情。非洲作家的笔触如果与严峻的现实无关，不也是类似的奇怪的事情吗？他的挚友、天分极高的诗人克利斯托弗·奥基格博手捧诗稿上前线，最后战死沙场。阿契贝无比沉痛，可是当他听见有人说风凉话，竟批评死者不珍惜自己的天才而为国捐躯是愚蠢的行为时，便立刻挺身而出，捍卫朋友的理想，让我们恍然忆起曾经那么熟悉的却久已遗忘的“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裴多菲豪迈精神。
阿契贝写作了一生，也战斗了一生。对他而言，作家的本分就是改变社会，创造历史。离开现实的土壤就没有文学艺术的源泉。而短篇小说以它短小和战斗性强的特点引起了阿契贝的重视。他曾深情地回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那也是尼日利亚相对和平稳定的日子，自己有幸获得了最好的教育，随后这些受到良好殖民文化教育的非洲青年投入国家独立运动中去，各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的前三部小说都是在这种稳定的环境和康健的心态下完成的，所以他在深刻揭示尼日利亚传统文化和社会形态解体过程时，尚能从容不迫，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将巨变娓娓道来，里面尽除怨恨乖戾之气。但是后面的二十年，则好景不在，现实逼得作者不得不投笔从戎，不得不舍弃长篇，转而征战杂文和短篇小说，以图最大程度发挥文学影响社会的力量。他以“众生喧哗”的方式集成这本短篇小说集，虽有最初面临稿荒的无奈，但终局却践行了作者的文学理想：短篇小说真正的创造力来自现实生活，来自现实生活的创造者，来自民间。
这部小说集的艺术质量堪称一流，阿契贝在挑选时特别重视作品的艺术性，他说：“虽然编辑们留意到体现不同地区、性别和年代的作家的优势，但他们的标准还是基本的文学品质。在挑选过程中他们也会意外获得佳篇，足以满足其他考量！”他特别精心点评了从非洲不同地
区选来的作品的艺术特色：“非洲自身的千差万别在本书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北部的小说如伊斯兰书法一样清癯，相形之下，南部的作品更为紧凑、浓郁；西部海岸上，种族题材处于边缘地位—几乎可以自满了，而在南部，不可避免地要与宗族主义发生痛苦的联系。”
说到底，这部选集还是要为青年学子学习非洲文学服务的。这部短篇小说选集按照阿契贝的设计必须满足两个目的，让学生了解非洲，让学生了解非洲的艺术。了解非洲，即了解非洲的现状；了解非洲的艺术，即向西方文化霸权宣战：非洲也是一个人类文化和艺术的家园！ 这也许是他写作长篇小说所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非洲短篇小说选集》，〔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澳〕英尼斯编，译林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