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敌人称为“中共秘密警察头子”、“中共大特务”、“中共高度危险分子”。因为他是保卫中共中央、巩固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镇压反革命分子、搜集情报、打击敌特的专家，以至于当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暴毙后，他成了军统最大的怀疑对象，并被确定为报复首选目标。最终，他不幸死于飞机失事。
这个为军统特务恨之入骨的人叫邓发，原名邓元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45年9月，邓发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4月8日，邓发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在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对于邓发的真正死因，党中央一直都没有放弃追查。但是多年来，始终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这个谜团直到事发50多年后才被彻底揭开：邓发其实是死于军统之手，“飞机失事”是一个军统策划的暗杀阴谋。
早期保卫工作的领导人
从1922年1月起，邓发先后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北伐战争、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邓发率领工人赤卫队在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只剩下三个人作战。为摆脱敌人的追杀，1928年2月，邓发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1930年冬，邓发任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1931年7月，邓发赴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全面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
早在1930年10月，蒋介石便“集中武装力量、社会力量、经济力量来进攻”苏区，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当地的豪绅地主则与之配合，组织各种善后委员会、清乡委员会、剿匪反共委员会、靖卫团、保安队、民团等反动组织，伺机进扰苏区。他们还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的大肆传播所谓“共产共妻”、“杀死25岁以下之人”之类的谣言；有的藏匿枪支搞暗杀活动；有的纠集武装固守山寨土围，与苏维埃政权相抗衡，破坏苏区的社会秩序；有的则刺探消息，为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当向导。特别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时，采用了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利用非战争的手段，以金钱来收买利诱革命队伍中动摇异己分子，打入红军、政府、地方武装、党和群众组织中，来破坏革命力量。反动派用一切方法组织苏区内部豪绅地主残余和资本家富农等反革命力量，进行反抗苏维埃政府的活动。鉴于这种情况，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决定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
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邓发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统管各苏区、白区的相关工作，负责侦查、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和清除盗匪。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中央对保卫局实行垂直领导，地方政府无权停止和改变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下设机构还享有各种特权，如在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和前线的红军保卫局，对敌人、边区的法西斯分子、反动的豪绅地主阴谋叛变分子，有权不经过法庭审判而直接处置，但处置后需呈报国家政治保卫局备案审核；在团匪活动区域内的地方分局、红军分局，对捕获的团匪首领及地主出身而坚决反革命的分子，也可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置，处置后再呈报国家政治保卫局备案审核；对重大的紧急的反革命案件，国家局及各分局机关有权采取紧急处置，处置后如地方政府或军政首长提出异议、发生争执时，由中央人民委员会裁决。
为了跟红军中的普通战士有所区别，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还采用了特殊的符号和标志。他们不仅戴绿底红边的领章，而且胸前还佩戴一枚用锡铁皮做的长30毫米、宽10毫米、刻有“KBU”俄文字母的胸章。“绿领章部队”的称号也由此而来。保卫局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而且全部是共产党员，每个人入选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审查不仅要详细审阅个人历史档案，而且要当面考核，从家庭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到参加革命动机，每个时间段的表现乃至每次具体战斗中的情况等，都要一清二楚。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内部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党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
年仅25岁的邓发却有着多年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他常常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系列保安措施。这些训练使得这支“特种部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卑鄙手段施行的破坏，都能针锋相对地开展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取得赫赫战绩，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进攻，保卫苏维埃政权，保护群众的利益，巩固工农民主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政治保卫局出色的工作也让他们赢得了“苏维埃共和国卫士”的美誉，多次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特别嘉奖。
长征结束后，邓发继续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他配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重要会议的安全警卫工作，保卫了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加强了党对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保证了许多重要物资进入根据地，为军民战胜敌人提供重要物质保障等等。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描述：“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在新疆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1月，邓发被任命为中共驻新疆代表，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驻迪化（乌鲁木齐）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当时，在新疆的活动要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双重领导，事实上更多的是听命于共产国际，而且还要遵守共产国际、前苏联制定的以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和不发展党的组织为内容的“三不”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邓发要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与苏联之间物资、人员往来等一系列重大任务，无疑举步维艰，可邓发的工作仍卓有成效：他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派入新疆学院、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教学工作，以延安的“抗大”精神办学，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爱国进步思想，为新疆培养了一大批思想进步而又年轻有为的专业人才。 邓发还充分利用盛世才请求派共产党员帮助其整顿和加强新闻工作的机会，将部分赴新疆工作的干部派入《新疆日报》社并进行了改组，使该报从社长、编辑到制版、校对、印刷，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除经常报道国内外形势、八路军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之外，还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行了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国内外进步书刊等。邓发还派出共产党员去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任地方报社社长和编辑。这使新疆各族人民有机会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育，增强政治觉悟和抗日爱国热情。《新疆日报》的影响力也吸引了诸如杜重远、萨空了、茅盾、赵丹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赴新疆工作，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疆新文化运动。
邓发充分利用前苏联的援助，精心筹建航空部队，着手组建了航空队党支部，为我党我军培养出一批既能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飞机的技术干部。
为了进一步发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作用，邓发将黄火青等优秀党员派出，担任秘书长和内设部门部长等职，以出版会刊《反帝战线》和举办干部训练班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干部，也使之真正成为全疆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进步组织。
面对当时新疆财政混乱、经济低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邓发通过整顿财经干部作风、健全完善财经制度、改革币制等一系列努力，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物价趋于稳定、生产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良好局面，使新疆援助全国抗战的实力大大增强。
针对盛世才既对中共人士处处设防和监视，又打着“亲苏友共”的幌子的两面做法，邓发始终采取既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教导同志们：“他不让我们宣传马列主义，我们就用马列主义精神宣传‘六大政策’，也等于宣传马列主义；他不让我们发展组织，我们就用马列主义教育群众，为发展组织做好思想准备。”在他的领导下，新疆党组织的发展准备工作稳步进行。而盛世才对邓发则愈发不满，暗地里称他是“中共高度危险分子”，多次要求中共中央换人，从而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高度注意。为此，1939年8月底，赴苏疗伤的周恩来被要求在迪化逗留，处理邓发和盛世才的关系问题。盛世才再次向周恩来断然要求中共立即从新疆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邓发留在迪化，就不要让他看见。周恩来赴苏后，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乌鲁木齐。指示他务必不要在乌鲁木齐滞留”。
1939年9月，邓发因车祸撞断了肋骨，需要长期治疗调养。中共中央决定将他调回延安。行前，邓发告诫继任者陈潭秋：“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果然，盛世才于1942年反苏反共，投靠了蒋介石。
“飞机失事”的质疑和真相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同国民党代表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之后，双方还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进行协商。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宣称政协决议无法律效力，推翻了政协决议。3月17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从重庆乘专机飞往上海，途中因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南京，期间在南京西郊的戴山失事，机毁人亡。
鉴于戴笠生前曾给中共制造过许多麻烦，甚至带来巨大损失，戴笠的亲信们想当然地将戴笠之死归咎于中共的暗害，发誓“要给戴老板报仇”，并疯狂地把报复目标选定为中共秘密情报工作的核心领导人邓发。
1946年4月8日，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邓发乘飞机返回延安。当日下午，飞机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罹难。
4月19日，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其中写到：“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
尽管国民党一再强调飞机失事是因为操作和天气的原因，但中共中央推断其实应系人为破坏。党中央指令晋绥公安总局调查此事件。晋绥公安总局针对失事事件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西安到延安本该一直向北飞行，为什么拐向东北，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当时从西安北上的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队臂章的经验丰富的美国飞行员，怎么会发生如此低级的技术失误？周恩来也不认可国民党“失事”一说，他认为空难一定是国民党的阴谋。周恩来公开提出质疑：“这一次开飞机的是美国人，坐飞机的都是共产党人，并且主要的都是共产党高级且重要的领导人。尤其是这样不应该也不允许出的重大事故不可思议地发生了。而国民党一方没有损失一根毫毛，出事情的一方仅仅就是中共一方和担任机组飞行任务的美军飞行员。这太不公平，也太不合情理。”
可是因为苦无证据，中共中央为促成国共合作，不愿给国民党留下借口，于是表现出极大的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的顺利进行。在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中共中央简单地称“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但是，此次事件后，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乘坐国民党安排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邓发“飞机失事”空难的真相一直未能揭开。
但是真相终究不会被永远掩埋。在事发50年后，真相终于被香港媒体首先“爆料”出来。一位已经隐居台湾多年、当时参加空难密谋的军统特务杜吉堂在临死之前透露了实情。后来台湾又陆续有人透露出有关空难背后的细节。
时钟还要拨回到50年前，时任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的军统特务王平虎，安排了那次飞行任务，并将具体内容报告给了南京。戴笠死党以及军统头目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直接将报复任务交给了在中美特别合作所任特工队队长的军统特务杜吉堂。杜吉堂召集特务骨干商议如何既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地行动。有个懂得飞机构造的特务建议，破坏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让飞机自然坠落，是一个不着痕迹的暗杀方法。杜吉堂于是让王平虎查到该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并让军统特务杨耀武利用飞行前例行检查的机会，假装机修人员混入，偷偷在飞机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上午，飞机准时飞离了重庆。有着3000小时飞行经验的机组人员、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并未觉察异样。经西安加油、休息飞向延安时，突然下起的冰雹又刮起大风，严重影响了飞行员的判断。加上特务杨耀武所放磁铁的干扰，使飞行导航系统彻底失去作用，导致飞机处于迷航状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一直向北，却因为迷航飞向了东北方向的山西。尽管当时黑茶山地区的能见度比较低，但黑茶山的高度才2000多米，而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是绝不会发生意外的。可是由于飞机飞行的指示高度受磁铁干扰发生错误，导致飞机的飞行高度比仪表显示的低得多，最终飞机迎头撞山爆炸。
可见，邓发的死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策划的一起暗杀事件，他们利用卑鄙的手段杀害了我党一名优秀的领导人，实在是令人气愤。邓发的牺牲对我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在保卫工作方面的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他被敌人称为“中共秘密警察头子”、“中共大特务”、“中共高度危险分子”。因为他是保卫中共中央、巩固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镇压反革命分子、搜集情报、打击敌特的专家，以至于当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暴毙后，他成了军统最大的怀疑对象，并被确定为报复首选目标。最终，他不幸死于飞机失事。
这个为军统特务恨之入骨的人叫邓发，原名邓元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45年9月，邓发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1946年4月8日，邓发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在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对于邓发的真正死因，党中央一直都没有放弃追查。但是多年来，始终没有找到确凿证据。这个谜团直到事发50多年后才被彻底揭开：邓发其实是死于军统之手，“飞机失事”是一个军统策划的暗杀阴谋。
早期保卫工作的领导人
从1922年1月起，邓发先后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北伐战争、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邓发率领工人赤卫队在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只剩下三个人作战。为摆脱敌人的追杀，1928年2月，邓发奉命回云浮老家隐蔽。1930年冬，邓发任中共闽粤赣边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书记。1931年7月，邓发赴中央苏区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全面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
早在1930年10月，蒋介石便“集中武装力量、社会力量、经济力量来进攻”苏区，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当地的豪绅地主则与之配合，组织各种善后委员会、清乡委员会、剿匪反共委员会、靖卫团、保安队、民团等反动组织，伺机进扰苏区。他们还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的大肆传播所谓“共产共妻”、“杀死25岁以下之人”之类的谣言；有的藏匿枪支搞暗杀活动；有的纠集武装固守山寨土围，与苏维埃政权相抗衡，破坏苏区的社会秩序；有的则刺探消息，为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当向导。特别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时，采用了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利用非战争的手段，以金钱来收买利诱革命队伍中动摇异己分子，打入红军、政府、地方武装、党和群众组织中，来破坏革命力量。反动派用一切方法组织苏区内部豪绅地主残余和资本家富农等反革命力量，进行反抗苏维埃政府的活动。鉴于这种情况，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决定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
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邓发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统管各苏区、白区的相关工作，负责侦查、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和清除盗匪。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中央对保卫局实行垂直领导，地方政府无权停止和改变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下设机构还享有各种特权，如在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和前线的红军保卫局，对敌人、边区的法西斯分子、反动的豪绅地主阴谋叛变分子，有权不经过法庭审判而直接处置，但处置后需呈报国家政治保卫局备案审核；在团匪活动区域内的地方分局、红军分局，对捕获的团匪首领及地主出身而坚决反革命的分子，也可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置，处置后再呈报国家政治保卫局备案审核；对重大的紧急的反革命案件，国家局及各分局机关有权采取紧急处置，处置后如地方政府或军政首长提出异议、发生争执时，由中央人民委员会裁决。
为了跟红军中的普通战士有所区别，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还采用了特殊的符号和标志。他们不仅戴绿底红边的领章，而且胸前还佩戴一枚用锡铁皮做的长30毫米、宽10毫米、刻有“KBU”俄文字母的胸章。“绿领章部队”的称号也由此而来。保卫局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而且全部是共产党员，每个人入选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审查不仅要详细审阅个人历史档案，而且要当面考核，从家庭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到参加革命动机，每个时间段的表现乃至每次具体战斗中的情况等，都要一清二楚。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内部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党是铁的纪律，保卫局是钢的纪律。”
年仅25岁的邓发却有着多年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他常常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系列保安措施。这些训练使得这支“特种部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卑鄙手段施行的破坏，都能针锋相对地开展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取得赫赫战绩，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进攻，保卫苏维埃政权，保护群众的利益，巩固工农民主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政治保卫局出色的工作也让他们赢得了“苏维埃共和国卫士”的美誉，多次受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特别嘉奖。
长征结束后，邓发继续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他配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重要会议的安全警卫工作，保卫了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加强了党对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保证了许多重要物资进入根据地，为军民战胜敌人提供重要物质保障等等。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描述：“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在新疆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8年1月，邓发被任命为中共驻新疆代表，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驻迪化（乌鲁木齐）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当时，在新疆的活动要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双重领导，事实上更多的是听命于共产国际，而且还要遵守共产国际、前苏联制定的以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和不发展党的组织为内容的“三不”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邓发要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与苏联之间物资、人员往来等一系列重大任务，无疑举步维艰，可邓发的工作仍卓有成效：他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派入新疆学院、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教学工作，以延安的“抗大”精神办学，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爱国进步思想，为新疆培养了一大批思想进步而又年轻有为的专业人才。 邓发还充分利用盛世才请求派共产党员帮助其整顿和加强新闻工作的机会，将部分赴新疆工作的干部派入《新疆日报》社并进行了改组，使该报从社长、编辑到制版、校对、印刷，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除经常报道国内外形势、八路军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之外，还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行了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国内外进步书刊等。邓发还派出共产党员去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任地方报社社长和编辑。这使新疆各族人民有机会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育，增强政治觉悟和抗日爱国热情。《新疆日报》的影响力也吸引了诸如杜重远、萨空了、茅盾、赵丹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赴新疆工作，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疆新文化运动。
邓发充分利用前苏联的援助，精心筹建航空部队，着手组建了航空队党支部，为我党我军培养出一批既能驾驶飞机又会维护修理飞机的技术干部。
为了进一步发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作用，邓发将黄火青等优秀党员派出，担任秘书长和内设部门部长等职，以出版会刊《反帝战线》和举办干部训练班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干部，也使之真正成为全疆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进步组织。
面对当时新疆财政混乱、经济低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邓发通过整顿财经干部作风、健全完善财经制度、改革币制等一系列努力，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物价趋于稳定、生产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良好局面，使新疆援助全国抗战的实力大大增强。
针对盛世才既对中共人士处处设防和监视，又打着“亲苏友共”的幌子的两面做法，邓发始终采取既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教导同志们：“他不让我们宣传马列主义，我们就用马列主义精神宣传‘六大政策’，也等于宣传马列主义；他不让我们发展组织，我们就用马列主义教育群众，为发展组织做好思想准备。”在他的领导下，新疆党组织的发展准备工作稳步进行。而盛世才对邓发则愈发不满，暗地里称他是“中共高度危险分子”，多次要求中共中央换人，从而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高度注意。为此，1939年8月底，赴苏疗伤的周恩来被要求在迪化逗留，处理邓发和盛世才的关系问题。盛世才再次向周恩来断然要求中共立即从新疆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邓发留在迪化，就不要让他看见。周恩来赴苏后，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同签发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电报：“鉴于政治局势让邓发离开乌鲁木齐。指示他务必不要在乌鲁木齐滞留”。
1939年9月，邓发因车祸撞断了肋骨，需要长期治疗调养。中共中央决定将他调回延安。行前，邓发告诫继任者陈潭秋：“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果然，盛世才于1942年反苏反共，投靠了蒋介石。
“飞机失事”的质疑和真相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同国民党代表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之后，双方还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进行协商。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宣称政协决议无法律效力，推翻了政协决议。3月17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从重庆乘专机飞往上海，途中因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不得已转飞南京，期间在南京西郊的戴山失事，机毁人亡。
鉴于戴笠生前曾给中共制造过许多麻烦，甚至带来巨大损失，戴笠的亲信们想当然地将戴笠之死归咎于中共的暗害，发誓“要给戴老板报仇”，并疯狂地把报复目标选定为中共秘密情报工作的核心领导人邓发。
1946年4月8日，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邓发乘飞机返回延安。当日下午，飞机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罹难。
4月19日，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其中写到：“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
尽管国民党一再强调飞机失事是因为操作和天气的原因，但中共中央推断其实应系人为破坏。党中央指令晋绥公安总局调查此事件。晋绥公安总局针对失事事件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西安到延安本该一直向北飞行，为什么拐向东北，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当时从西安北上的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队臂章的经验丰富的美国飞行员，怎么会发生如此低级的技术失误？周恩来也不认可国民党“失事”一说，他认为空难一定是国民党的阴谋。周恩来公开提出质疑：“这一次开飞机的是美国人，坐飞机的都是共产党人，并且主要的都是共产党高级且重要的领导人。尤其是这样不应该也不允许出的重大事故不可思议地发生了。而国民党一方没有损失一根毫毛，出事情的一方仅仅就是中共一方和担任机组飞行任务的美军飞行员。这太不公平，也太不合情理。”
可是因为苦无证据，中共中央为促成国共合作，不愿给国民党留下借口，于是表现出极大的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的顺利进行。在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中共中央简单地称“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但是，此次事件后，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乘坐国民党安排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邓发“飞机失事”空难的真相一直未能揭开。
但是真相终究不会被永远掩埋。在事发50年后，真相终于被香港媒体首先“爆料”出来。一位已经隐居台湾多年、当时参加空难密谋的军统特务杜吉堂在临死之前透露了实情。后来台湾又陆续有人透露出有关空难背后的细节。
时钟还要拨回到50年前，时任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的军统特务王平虎，安排了那次飞行任务，并将具体内容报告给了南京。戴笠死党以及军统头目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直接将报复任务交给了在中美特别合作所任特工队队长的军统特务杜吉堂。杜吉堂召集特务骨干商议如何既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地行动。有个懂得飞机构造的特务建议，破坏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让飞机自然坠落，是一个不着痕迹的暗杀方法。杜吉堂于是让王平虎查到该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并让军统特务杨耀武利用飞行前例行检查的机会，假装机修人员混入，偷偷在飞机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上午，飞机准时飞离了重庆。有着3000小时飞行经验的机组人员、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并未觉察异样。经西安加油、休息飞向延安时，突然下起的冰雹又刮起大风，严重影响了飞行员的判断。加上特务杨耀武所放磁铁的干扰，使飞行导航系统彻底失去作用，导致飞机处于迷航状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一直向北，却因为迷航飞向了东北方向的山西。尽管当时黑茶山地区的能见度比较低，但黑茶山的高度才2000多米，而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是绝不会发生意外的。可是由于飞机飞行的指示高度受磁铁干扰发生错误，导致飞机的飞行高度比仪表显示的低得多，最终飞机迎头撞山爆炸。
可见，邓发的死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策划的一起暗杀事件，他们利用卑鄙的手段杀害了我党一名优秀的领导人，实在是令人气愤。邓发的牺牲对我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在保卫工作方面的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