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觉哉
一、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及其意识形态
社会党国际的前身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40年5月，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侵占了比利时，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被封。由于内部分歧而瘫痪的国际至此在实质上解体。从此以后，除同盟国和中立国外，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都受到了法西斯的恐怖镇压，组织被解散，领导人和成员遭到监禁或被迫流亡。西欧社会党中有不少领导人流亡到了英国和瑞典，因为当时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都是参政党，有合法的组织和行动的自由，可以给各国的流亡政治家以庇护和帮助。于是，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形成了社会党的两个活动中心。
从1941年起，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比利时的L.布鲁凯尔、英国工党理论家H.拉斯基和奥地利知名社会党人J.布劳恩塔尔在伦敦主编出版了《社会党国际论坛》(月刊)，专门讨论社会党对和平的主张和今后重建国际等问题。后来，英国工党积极倡导了社会党国际的重建。1945年5月，欧洲部分社会民主党应英国工党的邀请在伦敦会晤，商讨了重建国际的一系列问题。翌年5月，在英国的克拉克顿举行了社会民主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正式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9个党的60名代表，这次会议决定重建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社会党通讯和联络局”(SILO)。1947年11月，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正式成立了国际社会党常设机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COMISCO)，欧洲33个社会党参加。
该委员会经过4年的筹备工作，于1951年3月拟出纲领和章程，并于6月30日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4个政党的106名代表，代表着970万党员和4353万选民。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并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一基本纲领(通称《法兰克福声明》)。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时把“民主社会主义”确立为社会党国际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目标。从此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成了现代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思想信条，同时也是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各党制定纲领性文件的基础。
其实，早在188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就曾经使用过“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他在《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一文中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主社会主义“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原则上组织社会”。他的名言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9页)可见，当时李卜克内西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使用的，它与科学社会主义并无歧义。
以后，1899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又提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但这时已改变了李卜克内西的原意。他公开说要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的党”，(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12页)把社会改良作为达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显然，伯恩施坦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了社会改良主义的代名词，这一概念当时所包含的主要内容，也仅仅是议会社会主义的一般表述。在此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带有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更趋明显，然而它始终还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更主要的是，当时并没有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和政策的基础。因此，这段非独立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仅仅是工人运动内部社会改良主义生成、演化的历史。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探索的时期，由于德、奥、瑞典、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相继上台执政或参与执政，使以往的社会改造原则，从理论纲领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实践。它们在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取得显著的成就。尤其是面对以30年代大危机为转折点的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加速过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未能超出考茨基、希法亭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尽管亨利·德·曼(Hendrik de Man，1885－1953)在1933年《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就他以往为比利时工人党提出的名为“劳动计划”的行动纲领作了进一步系统的说明，提出建立对银行和工业垄断资本实行国有化和自由经济相容的“混合经济”理论，即由国家对经济进行计划和调节，并通过反对金融资本，“建立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取得政权。他的理论和计划虽然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中产生一些影响，但毕竟未能对这次大危机从理论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1919年到1939年间，欧洲社会民主党理论上的混乱和贫困的情况，使长期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J.德罗兹发出当时“没有能同前一时期的考茨基相媲美的理论家”的感叹。
正是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对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以有效需求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经济理论基础。
J.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经济学理论，本来是为对付30年代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企图在短期内使资本主义得以恢复而建立的。它一反以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信守的通过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达到自然均衡的原则，用宏观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问题”，得出了必须人为地调节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适应的原则，以避免失业和危机的持久恶化，从而被资产阶级政府接受为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同时也为社会民主党所推崇。英国工党在1944年的行动纲领中，采纳了凯恩斯的主张，提出由政府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服务设施建造计划，对英格兰银行，煤炭、电力等部门实行国有化，这标志着工党与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已实行了决裂，确认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以后，凯恩斯主义广泛地为西欧社会民主党所接受，直至被确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争期间，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应推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H.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他生于曼彻斯特，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毕业后曾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学。1920年回国后，任剑桥大学讲师。1926 年起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他著述甚丰，一生中大约写了30部著作，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期代表。在20年代中期，拉斯基在《政治典范》一书中，就已提出国家要管理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主要生产资料应该国有化；30年代初期，他在《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一书中，论述了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30年代中期，在《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等著作中，拉斯基虽然抨击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但又认为英、美等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与俄国不同，暴力革命不可能在那里取得成功，只能走议会民主道路，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40年代初，他在《论当代革命》一书中论证的“同意革命论”以及阐述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建立计划化民主国家的系统主张，为战后社会党国际的重建作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然而，拉斯基曾以工党激进派闻名，虽然在大战爆发后右转，提出充满阶级调和的“同意革命论”，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没落的无情揭露，对马克思主义取既批评又肯定的态度，使他未能与战后日益右转的社会改良主义完全合拍；而非社会民主党人的熊彼特阐述的一整套“创新理论”及“进化社会主义论”，却更有效地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完善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J.A.熊彼特(Joseph Alios Schumpeter，1883－1950)历史上与鲍威尔、希法亭等过从甚密，并以党外专家身份担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他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观点息息相通，无怪乎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赞扬希法亭和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新马克思学派”的正确见解。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论，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超帝国主义论”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充实和发展。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它不只是“发明”，而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实际过程，所以创新者不是技术发明家而是企业家。由于企业家的创新，产生了由内在因素引起的经济变动，即产生出不断用新因素来代替旧因素的“产业突破”或叫“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根据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而一旦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时，进化过程就停止，那时企业家将无事可做，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新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自动地出现。
身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熊彼特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言人，其中关于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的论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导致资本主义自动灭亡的论点、经理阶层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的论点等，都得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引用和阐发，成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的完整表述，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民主党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提出旨在复兴国家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社会改革方案，博得了大量选民的拥护，大多数党上台执政，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新的形势下要求有所发展。当时面临的基本情况是西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趋成熟；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完善，管理设置机构不断健全；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不断提高；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节的范围扩大，作用增强。同时，随着若干经济部门的国有化或由工会实行管理，出现了新的管理形式，经理和管理人员所起作用日益重要。显而易见，由于国家垄断资本的全面深入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样某些传统理论已不能解释现实的生活，要求作出新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承担起这一任务的是英国工党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C.克罗斯兰(Charles An－thony Raven Crosland，1918－1977)。他出身在伦敦的一个文职官员家庭。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牛津大学民主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主席。以后不仅在牛津大学讲授经济学，而且从事政务活动。曾两度当选为工党议员，担任过国家经济事务部大臣、环境保护大臣和外交大臣，同时也是欧洲共同体部长委员会成员。
克罗斯兰在他出版于1956年、以后被人称之为“新费边主义宣言”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以凯恩斯主义为依托，分析了50年代繁荣时期的英国社会，认为英国已彻底改变了1914年以前的传统资本主义的特征，建成了“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特殊阶段”。它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确实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它的确完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意向的某些部分，并在这个范围内具有社会主义的特点”。(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伦敦1956年英文版，第115页)据此，克罗斯兰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社会性质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依靠财政政策实行了充分就业和进行收入分配的结果；同时，在国家垄断资本全面发展、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和管理技能日益复杂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经理革命”，又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结果使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产生了掌握工业内部权力的管理者阶级，从而使资产阶级丧失了统治权力。
克罗斯兰根据他对上述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变化的认识，指出：“这个制度在旧阶段的发展规律已不存在于新阶段了。”在他看来，不仅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理论已经过时，而且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来考察社会性质的原理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克罗斯兰甚至认为，把国有化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和目标的传统费边主义观点也已过时，现在这不过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很不重要的手段而已。因此，他不主张实行全盘国有化，只打算建立一个“在各种所有制形式和社会控制下”的混合经济。基于以上理由，克罗斯兰认为应当重新制定社会主义的目标。
克罗斯兰的理论是50年代修正主义浪潮的代表，虽然它产生于英国，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出英国本土。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接受了克罗斯兰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五点原则，即政治自由主义、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平等的信念。《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被美国学者R.基尔罗伊认为是“战后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有的西方学者把它与195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并列为“社会主义的里程碑”，可见其影响之巨大。
此后，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在国际《法兰克福宣言》的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新纲领。这些纲领在“非意识形态化”和“世界观中立”的口号下，进一步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许多党都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工人阶级的许多传统要求，如不再明确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张。同时，不少党为了吸引选票，还放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提法，而代之以“人民党”、“全民党”或“群众党”的提法。
60年代是战后西方经济的“黄金”年代，这个时期西方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随着东西方的冷战，许多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向右转，纷纷抛弃了残存于党的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当时，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时常会出现一些文章，要求抛弃“生产社会化”、“无阶级社会”等传统的“社会主义残余”，取消各政党和团体的社会主义名称；在这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几乎在许多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那里消失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思潮已经终结了，它只是进一步淡化了自己的阶级色彩，使之适应更多阶层的需要。
60年代末西方发生了“新左派”运动，70年代初又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出现了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种情况提高了公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从而也促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和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考虑意识形态问题。于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重新意识形态化”的趋向。有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开始改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号召同马克思主义“搭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来源之一。他们的对内政策纲领也变得激进起来，开始更多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病，更多地注意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在1974年当政后，就曾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在同共产党的关系上，也开始出现了和解。1972年4月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作出决议，规定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有权自由地决定同任何政党建立双边关系，从而改变了过去不许成员党同共产党发生关系的规定。
进入80年代后，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在南欧崛起，法国社会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葡萄牙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在竞选中相继获胜而上台执政，但总的来说，在西方政治舞台上新保守主义逐渐得势，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推行的一些国有化和福利政策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许多国家掀起了私有化浪潮。面对着福利国家危机和新保守主义的冲击，社会民主党开始探寻新的出路。
二、追索多元的思想轨迹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应以某一固定的宗教、哲学、社会思想为其理论基础，而应兼容并收任何符合其伦理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材料。因此他们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唯一的指南，认为基督教教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康德的伦理学与新康德主义、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方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经验等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同时，它还广泛吸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学等。《法兰克福宣言》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下面主要从6个方面追索民主社会主义多元的思想轨迹。
(一)新康德主义
19世纪末，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柯亨提出伦理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不是以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是以康德主义的唯心论和伦理学为理论基础，把“康德的最高道德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道德绝对命令”，是伦理普遍为人们接受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和目标是调和矛盾，和平地克服对立。
这一哲学思想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普遍重视。他们认为，“康德及其拥护者们的学术著作是论证最终目的、论证达到最终目的活动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艾希勒：《世界观与政治》，法兰克福1967年版，第44页)强调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伦理学的论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是从时代的现实趋势中产生的，而是从自由、人的尊严、正义和团结的要求中产生的，从“人只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个人价值中产生的。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学说忽视了人类道德要求的必然性，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强调伦理价值或道德准则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根源。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致性并非出于一种世界观，“而是植根于建立在共同的道德的基本价值之上的同一政治目标”。(《社会主义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1985年版，第168页)正因为他们把康德哲学特别是康德的伦理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从而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人的伦理价值要求的产物，所以他们也就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研究，使该流派倒向历史唯心主义并带有强烈的伦理社会主义色彩。
(二)基督教教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和主要力量所在地西欧具有悠久的宗教历史。近现代宗教的发展尤其呈现出多元化和世俗化的特点，譬如提倡非宗教的基督教；主张在面向未来的完全开放和自由的终极论中建设基督教神学；提倡宗教要充分体现出国家、民族、体系、文化的特色等。它还随着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并对相应时期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组织、法律制度、文化艺术、道德习俗等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植根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受现代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
1953年社会党国际专门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它集中体现了社会党人对宗教以及宗教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看法。声明认为，社会主义是对现代社会贬低人格的一种道义抗议，因此社会主义政策是一种伦理的具体体现，这种伦理的渊源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非宗教的；社会主义本身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反宗教的；社会主义承认宗教和人道主义对于世界文明和伦理体系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于是，社会党的一些重要文件都把宗教原则，特别是基督教、天主教的人道主义和伦理观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承认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受到宗教原则的重要“启示”。联邦德国社民党《1975年至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更明确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不仅把各教会、宗教团体看作自己的“伙伴”，而且期望得到它们的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
许多社会党人指出，在为工人政党的观念下定义，并为它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规定活动范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仍然为民主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不管50年代至6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如何回避马克思主义，它的许多重要人物仍称马克思主义是它的思想渊源之一。勃兰特认为马克思的工作至少在三个方面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是有意义的：第一，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按照欧洲古典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阐述了一种致力于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的社会哲学；第二，无论就方法还是内容来说，他都是一位具有革新意义的社会科学家，尤为显著的是，他提出了辩证法，并用来解释思想意识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第三，他在第一国际工人运动组织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84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修改党纲的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对分析资本主义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祸害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这说明，社会党人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的若干弊端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有某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甚至结论。
(四)伯恩施坦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是对议会社会主义的总继承，因此，伯恩施坦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这是任何社会党人都不否认的。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场巨大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在伦理道德等主观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下“和平长入”的结果。这包括两个方面：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动用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合法手段来改造国家制度；经济上通过工人经济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的活动，实行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从而逐步地使资本主义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使企业从私人管理转向公共管理。伯恩施坦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家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一套理论。
(五)凯恩斯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大量引进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在其中就占有重要地位。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提供了重要的论证。最主要的就是他从宏观经济学上论证了，在资本主义正常的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失业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要实现充分就业，克服危机，就必须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以便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他主张用政府干预的手段(财政措施、税收措施、赤字预算、充分就业政策等)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提高总需求水平，实现“需求管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前几任领袖和首相埃兰德、帕尔梅都一再表示该党30年代的理论与活动是受凯恩斯主义指导的；英国工党的原则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是吻合的；30年代法国人民阵线内阁中主管计划的人尤其通晓凯恩斯主义的价值。除此之外，新福利经济学在英国和北欧的社会党内影响很大，它为“福利国家”提供了经济论证；混合经济论和自由市场经济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尤为盛行。
(六)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
进入70年代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作为自己理论和政策的哲学基础。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包括“证伪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两部分内容。在科学哲学方面，他反对实证原则，认为全称命题是不能完全证实的，因此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设，永远存在着证伪它们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人类认识的进步就是通过不断假设(猜想)和证伪(反驳)来实现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波普尔在社会政治哲学方面就自然得出了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结论。他认为，很多人不懂得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说，相信自己发现了历史规律，于是就设计出未来社会的蓝图，并不惜流血牺牲，按照这张蓝图全盘改造现存社会，其结果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成为许多社会冲突和人间惨祸的根源。因此，他主张人们不要抱着发现历史规律的奢望，不要设计什么完美的社会蓝图，也不要去全盘改造现存社会，而应该抱着谦逊的态度，知道自己很可能犯错误，并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做到这一点，就能够在自由讨论的“开放社会”里，使较坏的施政方案被否决，使较好的施政方案得以通行，从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消灭社会中有可能消除的灾难”。
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利用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论证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开放性。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党的哲学传统与批判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就在于两者都承认对现有制度的批判是进步的动力，并认为民主是政治斗争的合理形式，从而必须加以保卫。他们声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开放性，即允许各种观点的自由竞争，能够避免教条主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新的精神价值，找到已往思想家们不会加以考虑的那些问题的答案。这正符合波普尔的原则，即“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我们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发现真理的踪迹”。(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民主社会主义者承认，他们之所以要借助于批判理性主义，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反教条主义”和“反权威”的，而他们反的“教条主义”和“权威”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为他们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论证。
可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古典”改良主义基础上，糅杂进了各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使之形成一种无原则的、多思潮的混合物，从而导致了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和调和性。就其实质而言，它仍不失为一种现代改良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者不管各种理论属于什么性质，都作为欧洲文明来继承，力图兼收并蓄这些学说来解决自己面临的种种问题。
三、伦理主义目标、多元主义模式、渐进主义战略
民主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之点，就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作为其思想和理论基础；以多元主义的论证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抗衡；在变革社会现实中，采取渐进主义指导下的改良政策。它正是在这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和原则。
(一)伦理主义目标
伦理主义是社会党国际重建后，西欧各国社会党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一种共同倾向和特征。这一点在1951年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中已有所表露。后来，各社会党在强调“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时，开始用人类共同的道德原则来解释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和动机。法国社会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都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要“把社会伦理目的提到首位”。英国《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一书明确地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伦理和道德问题”。在这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纲领最为典型。
该党自1945年恢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因袭1925 年该党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纲领继承了第二国际时期的某些理论原则。显然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纲领所规定的理论原则。1959年该党经过长期酝酿，制定了新的《哥德斯堡纲领》。在这一纲领制定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围绕“实现社会主义是不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这一问题展开了争论，原先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以为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本身将导致历史向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将从资本主义的崩溃中产生。但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尤其是希特勒法西斯的统治后，他们认为历史规律是靠不住的，希特勒在一夜之间就摧毁了社会民主党以前取得的所有民主成就；同样，资本主义的崩溃也是不能指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的崩溃并没有使任何一个问题得到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解决。这些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预先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也不能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出发，而只能从伦理原则出发，批判它违反了人类道德天性、违背了人类平等、自由、博爱等准则。从而对资本主义也只能按道德标准进行改良。只要实践道德准则，就会消除弊端，产生“新的活动”，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于是，《哥德斯堡纲领》全面调整了党的理论和政策。
首先它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以“自由、公正、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三项基本价值，宣称“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种符合这些道德观念的生活秩序”。该党理论权威艾特勒在1968年回顾这一纲领时讲：“这是一次伦理革命，使伦理离开党的意识形态的总框架，直到可以把伦理作为信念提出来，这种信念应当作为总的伦理准则为政治服务。”(T.迈尔《民主社会主义的三十六个论点》，《论民主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自此，伦理主义最终在该党的纲领中得以确认。
《哥德斯堡纲领》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价值，后来在联邦德国社民党《1975年至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中，又被加以具体化和精确化。按照大纲的解释，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公正是“在社会中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互助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同舟共济”、“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和人类友爱的意义”。
从1984年起，社民党为了使党纲适应近30年来所发生的新的变化，便着手制定新的基本纲领，并在1986年8月社民党纽伦堡党代会之前公诸于世。新的纲领草案对原来的基本纲领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提出了不少新的时代问题，但是对《哥德斯堡纲领》确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未作丝毫改变，而且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和互助，是我们估量政治现实的准绳，是衡量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行动的指南。”(《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基本纲领草案》，德文版，第15页)
伦理主义不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得到确认，而且在其他西欧社会党当中也普遍流行，只是它们在理论表述上各具特色，略有不同。法国社会党信奉人道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对人、人性、人的价值的肯定；而奥地利社会党则在1969年通过著名的“人的纲领”，声称“人”是民主社会主义考虑一切社会问题的核心。
伦理主义在西欧社会党人中的传播，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首先，经历了法西斯主义专制统治灾难后，西欧人民普遍要求重建理性，恢复以人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次，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战后西欧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使劳动阶级中大多数人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主张通过人道精神去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西欧各国社会党人的伦理主义正符合了人们的这一政治倾向；再次，基督教在西方各个阶层都有影响，强调伦理因素，并规定社民党同时也可以是教义信仰者，这有利于争取广泛的群众，扩大党的队伍；最后，强调伦理因素是为了回答当前时代提出的许多新问题，如核能应用带来的危险、工业发展引起的污染、试管婴儿和代孕母亲产生的法学和道德问题、物质生活现代化导致的人间隔阂、闲暇时间增加带来的空虚感等，这些问题远非提出经济方案可以解决，它更多的是个伦理问题。社会民主党用伦理回答这些问题，可在和平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中争取选民。
(二)多元主义模式
社会党将伦理价值观正式确定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以欧洲的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对此作多元主义的论证。因此，多元主义是社会党接受伦理主义之后必然采纳的伴随理论，从而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首先，多元主义表现为思想上的多元化。在1951年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中，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分析社会的方法而与宗教教义和伦理价值观念并列，认为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追求的都是没有剥削和没有他决的社会。1983年，社会党国际又重申“我们是一个深刻的多元化运动，这个运动不与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哲学解释认同”。这种指导思想多元论的内容：一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二是强调思想自由，信仰的选择自由；三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资产阶级学说认同和共存。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修正”和“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已在社会党人中间盛行，表露了他们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革命原则的发展倾向。战后，社会党国际关于指导思想的争论引发了各国社会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并且提出了“意识形态中立化原则”。这说明他们既不想割断历史，完全抛开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要为改良主义实践寻找更合适的理论依据，从而表现了“非马克思主义化”倾向。他们认为，战后的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时性”愈发突出，这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学说。这样，社会党的实践以及对一系列社会重大问题的新看法已经同旧的纲领形成矛盾，有必要给予总的清算。《法兰克福宣言》的最主要成果便是确定了社会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态度，即明确提出了所谓意识形态“中立化”或“多元化”的原则。所谓“中立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说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所谓“多元化”，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说同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来源。
在他们看来，从文明一开始，社会主义就是正义、慈善和良知的汇聚点，而民主社会主义首先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成为欧洲人道主义的结果并与基督教教义接近。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与分析，曾经成为几乎所有历史学家的共同财富，它的功绩在于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但现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各国社会党都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强调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强调人们不应束缚于某种思想，而要以自立原则去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种多元主义在德国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中作了典型表述，它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放弃了带有强制性的历史观和具有约束力的世界观。它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149页)这就是说，衡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主要看其是否赞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互助，至于信仰和世界观是无关紧要的，可随意地对基本价值作宗教的、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总之不受任何一种理论或世界观的约束。
其次，多元主义承认阶级基础上的多元利益集团。社会党国际认为，工业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力的改造已使工人阶级丧失了它的一些主要特征，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将由那些已成为新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来承担，而不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社会党必须有多元的阶级基础，传统的工人阶级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已逐步减弱其重要地位，它还要依靠新的工人阶级或中等阶级。《哥德斯堡纲领》带头宣布：“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同上书、第165页)
再次，多元主义表现为政治上的多党制。多元是民主概念的首要含义，而多党制则是民主政权的基本特征。社会党国际在成立宣言中郑重宣告：“民主制要求不止一个政党有存在的权利和当反对派的权利”。(《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第4－5页)它把实行多党制作为参加社会党国际的一个原则条件，并谴责一党制是专制、集权和官僚主义的温床。法国社会党把多党制理论进一步发展为党的多样性理论。他们认为，仅仅在党内自由表达个人意见不足以确保民主。只要人们需要民主，就要承认各少数派有存在的权利，有转变成多数派的权利，从而有在党内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和手段。
最后，多元主义强调多元社会主义模式。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依据各国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实践着不同的模式，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英国工党党章曾把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制列为党的奋斗目标，1945年第一届工党政府就把占英国20%的基本经济部门收归国有；60年代第二届工党政府试图以计划化取代国有化，并提出混合经济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1986年工党年会则提出“民主的社会所有制作为公有化的另一取代”。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在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中主张“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有权得到保护和促进”；1969年至1982年执政期间，它又提倡“人民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社会市场经济”，在大企业里实行劳资双方“对等的共同决定权”。法国社会党另出一辙，以自治管理作为法国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它在1981年执政后，逐步扩大各级地方权力机构职权，使它们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国有企业也实行自治管理，国家分别与地区、公私企业、地方团体签订合同，双方相互承担法律责任。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说，这是“不同社会的多元主义。社会党人并不声称自己占有着一个不会再出现变化、不必再进行改革与进一步发展的终极和固定的社会蓝图”。(《政党与当代世界》，1989年第11期，第32页)总而言之，在社会党人看来，对于多元的社会利益、多元的社会发展动力和多元的社会观念形态而言，只有一个开放的、多元主义的国家才是公正的。这样，多元主义便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抉择。
(三)渐进主义战略
社会党人强调在变革社会现实方面，实行一步一步的渐进主义战略，并将这种改良主义归结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又一本质特征。
在他们看来，改良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范畴，这从伯恩施坦那时就已开始了。这位修正主义大师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即危机理论、崩溃理论、阶级理论)的修正，对革命战略也作了修正，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缓和形式”。改良主义的战略是与此相适应的。他们还强调，变革制度的改良战略，必须建立在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基础上，即认为尽管在现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正在争取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和本质的差别，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制度的界限，因此不应该使伯恩施坦的遗产像迄今那样白白地放在那里不用。
渐进主义战略的基本思想是，不通过革命的飞跃，而是逐步地通过延续性的改良，即议会民主与和平的变革，来实现新社会的目标。一些理论家宣称，在逐步变革资本主义过程中，民主社会主义借助于“一条由冲突而达一致的多面战略”，给予改良主义的政策以极大的重视，同时，出于原则或现实政治的考虑，它反对进行一场暴力革命。他们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证明，革命变革所付出的高昂“社会代价”与实际达到的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状况是不成比例的。在一个包罗万象并实行分工的工业社会里，暴力的社会变革所招致的后果要比在不发达地区更难控制和更难估量。社会党人有一种说法，改良不要太快，不要因为改良而引起社会冲突，“能胜利就斗争，不能胜利就退却”。
从实践方面来看，社会党推行的改良政策，可基本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承认和维护议会制，主张社会法治国家，实现政治民主；(2)主张民主的混合经济制度；(3)主张扩大社会保障，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4)通过社会监督和参与决定以及强大工会的抗衡，来限制大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减少资本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悬殊的贫富差别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乱)；(5)推行社会伙伴关系，使劳资冲突缓解与调和；(6)主张将政治民主转变为社会民主等。
四、用民主的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
确定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这是社会党人思想意识和改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国际后期的非独立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已开始将民主问题置于一切问题的首要地位，他们推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并由此构想其改良主义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导致了国际工人运动组织上的分化，引发了思想上的大争论；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普选制的实行和社会党人参政的第一次高潮，也驱使他们更加沉醉于现有的民主制度，以为借此便可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1919 年的伯尔尼会议专门通过了《民主与专政》的决议。在同共产党人的进一步论战中，社会党人更加强调民主问题，实际上是将民主当作社会改良的代名词，当作攻击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党人的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再度决裂，民主问题又成为社会党人攻击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出发点。因此，为筹建国际而成立的“国际社会党会议”，特别在1948年6月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决议，这同伯尔尼会议的决议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在1951年冷战正值高潮的条件下，表明新国际立场的《法兰克福声明》势必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分裂为主张民主和拥护专政的对立派别，而新的《声明》则继承了民主的传统。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纲领，40年来它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国内政策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尽管社会党国际已召开18次代表大会，其纲领内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理论、方针、政策确实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社会党国际一再声明忠实于1951年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基本上保持了与这一纲领的一致性。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国内外政策，概括起来讲，就是以民主为核心，在多元化原则下，通过议会民主和渐进改良的民主方法，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的新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者根据对战后西方社会的分析，更坚定了走改良主义道路的信心。在他们看来，第一，西方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已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那样的社会。但是，从4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通过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基础工业实行国有化，制定明确的就业政策，大规模扩大社会福利设施，以及让大批人享受高等教育和参加文化活动等，使“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部分都付诸实施了”。他们认为，这种已经变化的社会虽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但如果还称之为资本主义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第二，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已丧失了统治权力。他们认为，现在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已不同于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发生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经历了一场“经理革命”，从而使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在他们看来，生产规模扩大以后，资本的需求非常巨大，这就导致单一的所有制让位于股份制，以致于许多大公司的股东比工人还多。同时，企业规模的巨大、技术的复杂，使任何股东都无法单独管理生产，而只好把管理的责任交给专门的管理人员。这样，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便产生了管理者阶级。这些人掌握着工业内部的权力，使过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变为今天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矛盾，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大资本家却变成虚构的东西。
第三，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已不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自从实行普选制以来，工人已经有了参加国家管理的同等权利，社会民主党人可以通过议会工作，有效地对国家机构施加影响。这样，在真正有效的议会民主制度里，政府就成了不让阶级利益占支配地位的保证。因此他们认为，现在的国家已经不是资本所有者的工具，而成了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独立的中间力量”、各阶级间的“仲裁者”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人”。
总之，在他们看来，战后西方社会的发展证明了改良主义是行得通的，而且这些新的发展决定了只有走民主的道路，通过一点一点的改良，才能解决社会中的弊病和问题。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和平的制度。既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那么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目标当然就不是客观规律的反映，而只能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没有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抽象的“理性”概念的堆砌。民主社会主义者突出“民主”，把民主看成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所在”、“最本质的要求”、“追求的最高目标”，并把它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
(1)政治民主
他们认为，建立政治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它的必要基础。但是，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民主，所以政治民主首先意味着保障每个人都享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这些自由和权利包括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教育、结社和信仰宗教的自由；普遍的平等的与秘密的选举权；多数人管理国家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有本民族语言的人实行文化自治；独立诉讼，并有权要求遵守法律，公正审讯；每个人有过私生活的权利，保护其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等。
其次，政治民主还意味有权建立多党制和建立反对党。他们认为，只有各个政党不受任何阻挠地进行竞争，才有可能使公民经常地参加政治过程，并有利于发展民主自决。他们批评布尔什维克党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合法活动，并使工会从属于共产党。在他们看来，德国希特勒专政和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都是没有政治民主和实行一党制的恶果。
再次，政治民主意味着实行议会民主，至于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分权，在他们看来这是民主国家的重要特点，是法治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
(2)经济民主
尽管各党对经济民主的具体内容的理解相差较远，但仍然有一些共同点：
第一，混合经济。他们认为，各种经济形式和所有制形式都是有利有弊的。如全面国有化和集中管理的经济，可能保证财富的公平分配，但不能带来个人自由和社会繁荣的最大增长；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效率，但是它容易导致分配的不公正，形成两极分化，而且不受限制的私有经济权力也容易破坏人的自由。所以他们主张实行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和计划结合的混合经济，以便互相制约、互相补充。他们认为，公有制在建立“经济民主制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应有多种形式，如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创立新的公有的垄断联合企业、市和地区性企业、消费和生产合作社等。即使是公有制也要实行分权和自治的原则，否则经济权力就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于私有制，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内部需要有部分私有经济履行其合法的和必要的职能。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他们的原则是“凡有可能，开展竞争；凡有需要，实行计划”。当然，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很大差异，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把混合经济作为经济民主的基础和防止经济权力过分集中的保障。
第二，社会监督。他们认为，单单实行混合经济还不足以使经济民主化，还必须实行社会监督。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合理地分配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根据分权和制衡的原则对经济决策权的配置，目的是实现经济决策民主化，防止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他们看来，这些决策权在私有制或公有制中，都有可能不受民主的监督，从而破坏经济的自由和公正。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改变所有制，而在于决策权的真正民主化，它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政府对经济的监督、调节和控制，以及工人参与管理这两个方面，其实质就是通过社会责任的分配，实行社会监督，保证经济活动服务于公共利益。
(3)社会民主
这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和不公正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口号，也是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附关系至今还没有消除，各种形式的贫困和压迫依然存在，还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不仅需要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还需要确立和完善社会民主。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公平分配”和“福利社会”，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劳动能力丧失的补助金权、医药与生活福利权、休息权、儿童受到关怀权、青年人受教育权、居住权等，同时还包括消灭一切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在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等。总之，社会民主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人们摆脱各种形式的压迫、贫困、恐惧和忧虑，并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4)国际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和平与自由”的世界，《利马宣言》对此作了全面的阐述，声称它“主要着眼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社会主义的全球远景”。为此，社会党国际从1951年“一大”至1989年“十八大”期间，共发表决议、声明和公报约350余项，在反对霸权主义，争取裁军、促进南北对话、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从欧洲走向世界
社会党国际从成立时就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人从各种形式的经济、精神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法兰克福宣言》，《各国社会党重要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民主社会主义又是普遍适用的，因为它“不仅为欧洲，而且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中东、非洲和南北美洲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事务》，1978年英文版，第1期)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唯一可行的，因为在目前这个危机持续、灾难深重的世界上，“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发生了剧烈动乱的时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唯一能给第三世界的各国人民，以及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带来希望的思想体系，也是唯一能够既顾及社会正义和自由的需要，同时又尊重人类权利的方法；它是一整套能够超越年龄、性别和种族的障碍，将各不相同的个人团结在一起的思想信仰，还是一种能够没有片刻踌躇就着手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同上书，1983年第3期)
因此，社会党国际始终把扩大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党处在复兴之中，社会党国际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欧洲事务上，意在巩固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的基地。但是，随着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出现，它又把重点放到第三世界国家。1962年的《奥斯陆宣言》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按照宣言起草人之一、当时的荷兰工党主席苏尔霍夫的解释，这个新宣言的中心就是“向新兴国家指明走向未来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党国际通讯》，1962年英文版，第27期)
1976年社会党国际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该国际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它标志着该国际从所谓的“欧洲俱乐部”向真正具有世界性规模的国际组织的转变。这次代表大会修改了章程，简化了吸收成员党的步骤，放宽了第三世界政党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条件。次年12月，在东京举行了“社会党国际首脑会议”，通过了《社会党国际首脑会议声明》(即《东京宣言》)。这次会议声称“民主社会主义不仅适用于欧洲，而且也适用于亚非拉、太平洋地区和中东”，提出了“摆脱欧洲中心主义，面向全世界的政治潮流”的口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欧洲的范围，向全世界扩展势力。
从1973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在智利召开会议以来，欧洲各社会党领导人已多次同拉美社会党进行接触，1978年还设立了一个从属机构“社会党国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委员会”，这是社会党国际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198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了“亚太地区社会党组织”，也是隶属于社会党国际的一个地区性组织，成员包括澳、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同年还成立了“非洲社会党联盟”，包括10个成员党。现在，全世界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体系的政党和组织有140多个，其中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有88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们分别在33个国家执掌过政权，目前还有27个社会党执政或参政，其中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由于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崇尚多元化理论，所处的国情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因而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也存在着差异。社会党国际不再片面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模式，多次表示欧洲党的做法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都与欧洲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1980年曾公开讲“欧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出口项目”，“我们欧洲人不能把我们议会民主制中的多元化传统夸大到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唯一有效模式的地步”。(《社会党事务》，1981年第1期)同时，它又把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些独特做法纳入民主社会主义的体系，提出所谓“拉美特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或“非洲特性的民主社会主义”。
当代西欧社会党人在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上一直是一支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他们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主张以及他们奉行的对外政策在国际社会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其中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力倡和平与裁军。社会党国际认为，和平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他们竭力促使美苏通过谈判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要求美苏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来，在低水平上保持双方均势。社会党国际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阿尔布费拉宣言》说，核裁军是“通过真正和平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主张在所有国家参加和真正有效的监督下对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实行全面裁军”。为了推动裁军，社会党国际还成立了一个裁军咨询委员会，在社会上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并在历次代表大会中专门就裁军问题作出决议。
第二，主张发展与合作。社会党国际把世界划分为北方国家(即工业化国家)和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主张南北经济合作，相互依存，共同争取世界的生存。1977年，以勃兰特个人名义，成立了一个“国际援助问题独立委员会”，前后提出两个报告，一个是《争取世界生存》(1980)，一个是《争取世界经济复苏》(1983)，主张通过南北对话与合作，缓和双方矛盾，解决各自的经济问题。同时还建议北方工业化国家把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用于对南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一个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基础上的全球社会。
第三，支持民族民主运动。社会党国际对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一再表示关注，80年代以来，他们甚至打破一向主张的议会道路传统，认为在拉美的一些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人民无民主权利可言，进行武装斗争是必要的，并给予大力的支持。在南部非洲，他们支持和援助非洲前线国家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支持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在中东，他们通过以色列劳动阵线调解阿以矛盾，主张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他们进行了谴责，并要求苏联撤军。70 年代以来，他们多次作过决议，支持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第四，保护生态环境。1989年，社会党国际提出《争取长期生存战略》的环境报告，提出了增长与环境相辅相成、环境与和平同等重要的观点，并强调环境斗争是劳工运动的新使命。在勃兰特支持下，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与荷兰工党主席考古联合呼吁发达国家捐赠国民生产总值的0.1%，设立国际环境基金。社会党人举起环境旗帜，除顺应民意外，也有发展其政治利益的考虑；促进公民、工会对国民经济、科技发展决策的参与；扩大社会性投资，增加就业；促进东西合作(包括放宽巴统限制，转让有关技术)；推动南北合作，并反对向南方转移有害工业；加强联合国职能，争取设立有安理会权力而无大国否决权的环境理事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40余年间，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力量普遍加强，大多数政党都取得了执政党或主要在野党的地位，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成为一支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保守派政党争夺执政权的主要政治势力；在国际政治中，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使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当今世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自1989 年6月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按照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塑造21世纪”以来，该国际加强了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势；同年11月，西欧社会党的23名领导人会晤于米兰，制定了对东欧施加影响的共同措施；不久，社会党国际日内瓦理事会又呼吁西方用经济援助，促使东欧实行民主社会主义。
这些现象是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资本主义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在特定条件下从科学社会主义中衍生出来的，与“独立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既有十分接近的地方，也有相去甚远的地方，因而可称为“衍生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将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向，而在确定这种走向的过程中，将充满着矛盾、斗争、探索和反思。（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第19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徐觉哉
一、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及其意识形态
社会党国际的前身是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40年5月，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侵占了比利时，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被封。由于内部分歧而瘫痪的国际至此在实质上解体。从此以后，除同盟国和中立国外，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党都受到了法西斯的恐怖镇压，组织被解散，领导人和成员遭到监禁或被迫流亡。西欧社会党中有不少领导人流亡到了英国和瑞典，因为当时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都是参政党，有合法的组织和行动的自由，可以给各国的流亡政治家以庇护和帮助。于是，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形成了社会党的两个活动中心。
从1941年起，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席比利时的L.布鲁凯尔、英国工党理论家H.拉斯基和奥地利知名社会党人J.布劳恩塔尔在伦敦主编出版了《社会党国际论坛》(月刊)，专门讨论社会党对和平的主张和今后重建国际等问题。后来，英国工党积极倡导了社会党国际的重建。1945年5月，欧洲部分社会民主党应英国工党的邀请在伦敦会晤，商讨了重建国际的一系列问题。翌年5月，在英国的克拉克顿举行了社会民主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正式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9个党的60名代表，这次会议决定重建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社会党通讯和联络局”(SILO)。1947年11月，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正式成立了国际社会党常设机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COMISCO)，欧洲33个社会党参加。
该委员会经过4年的筹备工作，于1951年3月拟出纲领和章程，并于6月30日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4个政党的106名代表，代表着970万党员和4353万选民。大会正式宣告了社会党国际的成立，并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这一基本纲领(通称《法兰克福声明》)。这个纲领系统地总结了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次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形式表述了社会党国际的思想理论体系，同时把“民主社会主义”确立为社会党国际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目标。从此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成了现代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思想信条，同时也是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各党制定纲领性文件的基础。
其实，早在188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就曾经使用过“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他在《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一文中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主社会主义“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原则上组织社会”。他的名言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9页)可见，当时李卜克内西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使用的，它与科学社会主义并无歧义。
以后，1899年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又提到了“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但这时已改变了李卜克内西的原意。他公开说要把社会民主党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的党”，(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12页)把社会改良作为达到社会主义的主要途径。显然，伯恩施坦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了社会改良主义的代名词，这一概念当时所包含的主要内容，也仅仅是议会社会主义的一般表述。在此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带有的改良主义思想，在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更趋明显，然而它始终还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形态，更主要的是，当时并没有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和政策的基础。因此，这段非独立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历史仅仅是工人运动内部社会改良主义生成、演化的历史。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探索的时期，由于德、奥、瑞典、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相继上台执政或参与执政，使以往的社会改造原则，从理论纲领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实践。它们在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并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取得显著的成就。尤其是面对以30年代大危机为转折点的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加速过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未能超出考茨基、希法亭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尽管亨利·德·曼(Hendrik de Man，1885－1953)在1933年《创造性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就他以往为比利时工人党提出的名为“劳动计划”的行动纲领作了进一步系统的说明，提出建立对银行和工业垄断资本实行国有化和自由经济相容的“混合经济”理论，即由国家对经济进行计划和调节，并通过反对金融资本，“建立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联盟”，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取得政权。他的理论和计划虽然在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中产生一些影响，但毕竟未能对这次大危机从理论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1919年到1939年间，欧洲社会民主党理论上的混乱和贫困的情况，使长期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J.德罗兹发出当时“没有能同前一时期的考茨基相媲美的理论家”的感叹。
正是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对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以有效需求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经济理论基础。
J.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经济学理论，本来是为对付30年代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企图在短期内使资本主义得以恢复而建立的。它一反以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信守的通过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达到自然均衡的原则，用宏观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问题”，得出了必须人为地调节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适应的原则，以避免失业和危机的持久恶化，从而被资产阶级政府接受为制订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同时也为社会民主党所推崇。英国工党在1944年的行动纲领中，采纳了凯恩斯的主张，提出由政府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服务设施建造计划，对英格兰银行，煤炭、电力等部门实行国有化，这标志着工党与过去的经济自由主义已实行了决裂，确认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以后，凯恩斯主义广泛地为西欧社会民主党所接受，直至被确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战争期间，社会民主党人在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应推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H.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他生于曼彻斯特，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毕业后曾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学。1920年回国后，任剑桥大学讲师。1926 年起任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他著述甚丰，一生中大约写了30部著作，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期代表。在20年代中期，拉斯基在《政治典范》一书中，就已提出国家要管理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主要生产资料应该国有化；30年代初期，他在《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一书中，论述了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30年代中期，在《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等著作中，拉斯基虽然抨击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但又认为英、美等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与俄国不同，暴力革命不可能在那里取得成功，只能走议会民主道路，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社会；40年代初，他在《论当代革命》一书中论证的“同意革命论”以及阐述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建立计划化民主国家的系统主张，为战后社会党国际的重建作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然而，拉斯基曾以工党激进派闻名，虽然在大战爆发后右转，提出充满阶级调和的“同意革命论”，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没落的无情揭露，对马克思主义取既批评又肯定的态度，使他未能与战后日益右转的社会改良主义完全合拍；而非社会民主党人的熊彼特阐述的一整套“创新理论”及“进化社会主义论”，却更有效地为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完善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J.A.熊彼特(Joseph Alios Schumpeter，1883－1950)历史上与鲍威尔、希法亭等过从甚密，并以党外专家身份担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他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观点息息相通，无怪乎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赞扬希法亭和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新马克思学派”的正确见解。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论，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超帝国主义论”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的充实和发展。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它不只是“发明”，而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实际过程，所以创新者不是技术发明家而是企业家。由于企业家的创新，产生了由内在因素引起的经济变动，即产生出不断用新因素来代替旧因素的“产业突破”或叫“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根据创新理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而一旦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时，进化过程就停止，那时企业家将无事可做，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新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自动地出现。
身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熊彼特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代言人，其中关于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的论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导致资本主义自动灭亡的论点、经理阶层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的论点等，都得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引用和阐发，成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创新理论和进化社会主义的完整表述，被战后社会民主党人奉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民主党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提出旨在复兴国家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社会改革方案，博得了大量选民的拥护，大多数党上台执政，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新的形势下要求有所发展。当时面临的基本情况是西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趋成熟；社会管理职能不断完善，管理设置机构不断健全；政府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不断提高；政府对经济干预和调节的范围扩大，作用增强。同时，随着若干经济部门的国有化或由工会实行管理，出现了新的管理形式，经理和管理人员所起作用日益重要。显而易见，由于国家垄断资本的全面深入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样某些传统理论已不能解释现实的生活，要求作出新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承担起这一任务的是英国工党重要的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C.克罗斯兰(Charles An－thony Raven Crosland，1918－1977)。他出身在伦敦的一个文职官员家庭。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牛津大学民主社会主义者俱乐部”主席。以后不仅在牛津大学讲授经济学，而且从事政务活动。曾两度当选为工党议员，担任过国家经济事务部大臣、环境保护大臣和外交大臣，同时也是欧洲共同体部长委员会成员。
克罗斯兰在他出版于1956年、以后被人称之为“新费边主义宣言”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以凯恩斯主义为依托，分析了50年代繁荣时期的英国社会，认为英国已彻底改变了1914年以前的传统资本主义的特征，建成了“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特殊阶段”。它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确实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它的确完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意向的某些部分，并在这个范围内具有社会主义的特点”。(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伦敦1956年英文版，第115页)据此，克罗斯兰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社会性质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依靠财政政策实行了充分就业和进行收入分配的结果；同时，在国家垄断资本全面发展、科学技术日益发达和管理技能日益复杂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经理革命”，又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结果使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产生了掌握工业内部权力的管理者阶级，从而使资产阶级丧失了统治权力。
克罗斯兰根据他对上述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变化的认识，指出：“这个制度在旧阶段的发展规律已不存在于新阶段了。”在他看来，不仅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理论已经过时，而且从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来考察社会性质的原理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克罗斯兰甚至认为，把国有化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和目标的传统费边主义观点也已过时，现在这不过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个很不重要的手段而已。因此，他不主张实行全盘国有化，只打算建立一个“在各种所有制形式和社会控制下”的混合经济。基于以上理由，克罗斯兰认为应当重新制定社会主义的目标。
克罗斯兰的理论是50年代修正主义浪潮的代表，虽然它产生于英国，但是其影响却远远超出英国本土。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接受了克罗斯兰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五点原则，即政治自由主义、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平等的信念。《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被美国学者R.基尔罗伊认为是“战后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有的西方学者把它与1959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并列为“社会主义的里程碑”，可见其影响之巨大。
此后，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在国际《法兰克福宣言》的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新纲领。这些纲领在“非意识形态化”和“世界观中立”的口号下，进一步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许多党都从自己的纲领中删去了工人阶级的许多传统要求，如不再明确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张。同时，不少党为了吸引选票，还放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提法，而代之以“人民党”、“全民党”或“群众党”的提法。
60年代是战后西方经济的“黄金”年代，这个时期西方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随着东西方的冷战，许多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向右转，纷纷抛弃了残存于党的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当时，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时常会出现一些文章，要求抛弃“生产社会化”、“无阶级社会”等传统的“社会主义残余”，取消各政党和团体的社会主义名称；在这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几乎在许多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那里消失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思潮已经终结了，它只是进一步淡化了自己的阶级色彩，使之适应更多阶层的需要。
60年代末西方发生了“新左派”运动，70年代初又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出现了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种情况提高了公众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从而也促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和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考虑意识形态问题。于是，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出现了“重新意识形态化”的趋向。有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开始改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号召同马克思主义“搭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来源之一。他们的对内政策纲领也变得激进起来，开始更多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弊病，更多地注意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在1974年当政后，就曾掀起了第二次国有化高潮，在同共产党的关系上，也开始出现了和解。1972年4月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作出决议，规定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有权自由地决定同任何政党建立双边关系，从而改变了过去不许成员党同共产党发生关系的规定。
进入80年代后，虽然民主社会主义在南欧崛起，法国社会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葡萄牙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在竞选中相继获胜而上台执政，但总的来说，在西方政治舞台上新保守主义逐渐得势，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推行的一些国有化和福利政策受到了激烈的批评，许多国家掀起了私有化浪潮。面对着福利国家危机和新保守主义的冲击，社会民主党开始探寻新的出路。
二、追索多元的思想轨迹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应以某一固定的宗教、哲学、社会思想为其理论基础，而应兼容并收任何符合其伦理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材料。因此他们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唯一的指南，认为基督教教义、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康德的伦理学与新康德主义、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方法、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经验等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同时，它还广泛吸取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学等。《法兰克福宣言》非常明确地强调了这一点：“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下面主要从6个方面追索民主社会主义多元的思想轨迹。
(一)新康德主义
19世纪末，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柯亨提出伦理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不是以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是以康德主义的唯心论和伦理学为理论基础，把“康德的最高道德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道德绝对命令”，是伦理普遍为人们接受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原则和目标是调和矛盾，和平地克服对立。
这一哲学思想受到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普遍重视。他们认为，“康德及其拥护者们的学术著作是论证最终目的、论证达到最终目的活动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艾希勒：《世界观与政治》，法兰克福1967年版，第44页)强调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伦理学的论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是从时代的现实趋势中产生的，而是从自由、人的尊严、正义和团结的要求中产生的，从“人只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个人价值中产生的。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学说忽视了人类道德要求的必然性，而民主社会主义则强调伦理价值或道德准则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根源。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一致性并非出于一种世界观，“而是植根于建立在共同的道德的基本价值之上的同一政治目标”。(《社会主义重要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1985年版，第168页)正因为他们把康德哲学特别是康德的伦理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从而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人的伦理价值要求的产物，所以他们也就特别重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研究，使该流派倒向历史唯心主义并带有强烈的伦理社会主义色彩。
(二)基督教教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和主要力量所在地西欧具有悠久的宗教历史。近现代宗教的发展尤其呈现出多元化和世俗化的特点，譬如提倡非宗教的基督教；主张在面向未来的完全开放和自由的终极论中建设基督教神学；提倡宗教要充分体现出国家、民族、体系、文化的特色等。它还随着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并对相应时期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组织、法律制度、文化艺术、道德习俗等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植根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受现代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
1953年社会党国际专门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它集中体现了社会党人对宗教以及宗教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看法。声明认为，社会主义是对现代社会贬低人格的一种道义抗议，因此社会主义政策是一种伦理的具体体现，这种伦理的渊源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非宗教的；社会主义本身既不是宗教的，也不是反宗教的；社会主义承认宗教和人道主义对于世界文明和伦理体系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于是，社会党的一些重要文件都把宗教原则，特别是基督教、天主教的人道主义和伦理观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承认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受到宗教原则的重要“启示”。联邦德国社民党《1975年至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更明确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建立在人道主义和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不仅把各教会、宗教团体看作自己的“伙伴”，而且期望得到它们的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
许多社会党人指出，在为工人政党的观念下定义，并为它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规定活动范围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仍然为民主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不管50年代至6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如何回避马克思主义，它的许多重要人物仍称马克思主义是它的思想渊源之一。勃兰特认为马克思的工作至少在三个方面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是有意义的：第一，马克思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按照欧洲古典人道主义的哲学传统，阐述了一种致力于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的社会哲学；第二，无论就方法还是内容来说，他都是一位具有革新意义的社会科学家，尤为显著的是，他提出了辩证法，并用来解释思想意识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第三，他在第一国际工人运动组织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984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修改党纲的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对分析资本主义和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祸害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这说明，社会党人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的若干弊端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有某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甚至结论。
(四)伯恩施坦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社会主义是对议会社会主义的总继承，因此，伯恩施坦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这是任何社会党人都不否认的。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场巨大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在伦理道德等主观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下“和平长入”的结果。这包括两个方面：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动用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合法手段来改造国家制度；经济上通过工人经济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的活动，实行社会对经济生活的监督，从而逐步地使资本主义少数人的利益服从公共利益，使企业从私人管理转向公共管理。伯恩施坦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家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一套理论。
(五)凯恩斯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大量引进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在其中就占有重要地位。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提供了重要的论证。最主要的就是他从宏观经济学上论证了，在资本主义正常的情况下，有效需求不足、失业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要实现充分就业，克服危机，就必须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以便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他主张用政府干预的手段(财政措施、税收措施、赤字预算、充分就业政策等)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提高总需求水平，实现“需求管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前几任领袖和首相埃兰德、帕尔梅都一再表示该党30年代的理论与活动是受凯恩斯主义指导的；英国工党的原则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是吻合的；30年代法国人民阵线内阁中主管计划的人尤其通晓凯恩斯主义的价值。除此之外，新福利经济学在英国和北欧的社会党内影响很大，它为“福利国家”提供了经济论证；混合经济论和自由市场经济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尤为盛行。
(六)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
进入70年代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作为自己理论和政策的哲学基础。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包括“证伪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两部分内容。在科学哲学方面，他反对实证原则，认为全称命题是不能完全证实的，因此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设，永远存在着证伪它们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人类认识的进步就是通过不断假设(猜想)和证伪(反驳)来实现的。从这种观点出发，波普尔在社会政治哲学方面就自然得出了反对革命、主张改良的结论。他认为，很多人不懂得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说，相信自己发现了历史规律，于是就设计出未来社会的蓝图，并不惜流血牺牲，按照这张蓝图全盘改造现存社会，其结果不仅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成为许多社会冲突和人间惨祸的根源。因此，他主张人们不要抱着发现历史规律的奢望，不要设计什么完美的社会蓝图，也不要去全盘改造现存社会，而应该抱着谦逊的态度，知道自己很可能犯错误，并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做到这一点，就能够在自由讨论的“开放社会”里，使较坏的施政方案被否决，使较好的施政方案得以通行，从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步消灭社会中有可能消除的灾难”。
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利用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论证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开放性。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党的哲学传统与批判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就在于两者都承认对现有制度的批判是进步的动力，并认为民主是政治斗争的合理形式，从而必须加以保卫。他们声称，民主社会主义的开放性，即允许各种观点的自由竞争，能够避免教条主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新的精神价值，找到已往思想家们不会加以考虑的那些问题的答案。这正符合波普尔的原则，即“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我们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发现真理的踪迹”。(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民主社会主义者承认，他们之所以要借助于批判理性主义，就在于它在本质上是“反教条主义”和“反权威”的，而他们反的“教条主义”和“权威”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为他们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论证。
可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在“古典”改良主义基础上，糅杂进了各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使之形成一种无原则的、多思潮的混合物，从而导致了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和调和性。就其实质而言，它仍不失为一种现代改良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者不管各种理论属于什么性质，都作为欧洲文明来继承，力图兼收并蓄这些学说来解决自己面临的种种问题。
三、伦理主义目标、多元主义模式、渐进主义战略
民主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之点，就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伦理价值观作为其思想和理论基础；以多元主义的论证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抗衡；在变革社会现实中，采取渐进主义指导下的改良政策。它正是在这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和原则。
(一)伦理主义目标
伦理主义是社会党国际重建后，西欧各国社会党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一种共同倾向和特征。这一点在1951年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中已有所表露。后来，各社会党在强调“非意识形态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时，开始用人类共同的道德原则来解释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和动机。法国社会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都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要“把社会伦理目的提到首位”。英国《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一书明确地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伦理和道德问题”。在这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纲领最为典型。
该党自1945年恢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因袭1925 年该党的《哥德斯堡纲领》，这个纲领继承了第二国际时期的某些理论原则。显然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纲领所规定的理论原则。1959年该党经过长期酝酿，制定了新的《哥德斯堡纲领》。在这一纲领制定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围绕“实现社会主义是不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这一问题展开了争论，原先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以为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本身将导致历史向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将从资本主义的崩溃中产生。但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尤其是希特勒法西斯的统治后，他们认为历史规律是靠不住的，希特勒在一夜之间就摧毁了社会民主党以前取得的所有民主成就；同样，资本主义的崩溃也是不能指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的崩溃并没有使任何一个问题得到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解决。这些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预先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也不能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出发，而只能从伦理原则出发，批判它违反了人类道德天性、违背了人类平等、自由、博爱等准则。从而对资本主义也只能按道德标准进行改良。只要实践道德准则，就会消除弊端，产生“新的活动”，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于是，《哥德斯堡纲领》全面调整了党的理论和政策。
首先它放弃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了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以“自由、公正、互助”作为社会主义的三项基本价值，宣称“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种符合这些道德观念的生活秩序”。该党理论权威艾特勒在1968年回顾这一纲领时讲：“这是一次伦理革命，使伦理离开党的意识形态的总框架，直到可以把伦理作为信念提出来，这种信念应当作为总的伦理准则为政治服务。”(T.迈尔《民主社会主义的三十六个论点》，《论民主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自此，伦理主义最终在该党的纲领中得以确认。
《哥德斯堡纲领》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价值，后来在联邦德国社民党《1975年至1985年经济政治大纲》中，又被加以具体化和精确化。按照大纲的解释，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公正是“在社会中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互助表现在社会成员的“同舟共济”、“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和人类友爱的意义”。
从1984年起，社民党为了使党纲适应近30年来所发生的新的变化，便着手制定新的基本纲领，并在1986年8月社民党纽伦堡党代会之前公诸于世。新的纲领草案对原来的基本纲领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提出了不少新的时代问题，但是对《哥德斯堡纲领》确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未作丝毫改变，而且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和互助，是我们估量政治现实的准绳，是衡量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每个社会民主党人行动的指南。”(《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基本纲领草案》，德文版，第15页)
伦理主义不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得到确认，而且在其他西欧社会党当中也普遍流行，只是它们在理论表述上各具特色，略有不同。法国社会党信奉人道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对人、人性、人的价值的肯定；而奥地利社会党则在1969年通过著名的“人的纲领”，声称“人”是民主社会主义考虑一切社会问题的核心。
伦理主义在西欧社会党人中的传播，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首先，经历了法西斯主义专制统治灾难后，西欧人民普遍要求重建理性，恢复以人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次，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战后西欧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长期和平安定的环境，使劳动阶级中大多数人反对剧烈的社会变革，主张通过人道精神去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西欧各国社会党人的伦理主义正符合了人们的这一政治倾向；再次，基督教在西方各个阶层都有影响，强调伦理因素，并规定社民党同时也可以是教义信仰者，这有利于争取广泛的群众，扩大党的队伍；最后，强调伦理因素是为了回答当前时代提出的许多新问题，如核能应用带来的危险、工业发展引起的污染、试管婴儿和代孕母亲产生的法学和道德问题、物质生活现代化导致的人间隔阂、闲暇时间增加带来的空虚感等，这些问题远非提出经济方案可以解决，它更多的是个伦理问题。社会民主党用伦理回答这些问题，可在和平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中争取选民。
(二)多元主义模式
社会党将伦理价值观正式确定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以欧洲的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对此作多元主义的论证。因此，多元主义是社会党接受伦理主义之后必然采纳的伴随理论，从而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首先，多元主义表现为思想上的多元化。在1951年社会党国际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中，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分析社会的方法而与宗教教义和伦理价值观念并列，认为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追求的都是没有剥削和没有他决的社会。1983年，社会党国际又重申“我们是一个深刻的多元化运动，这个运动不与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哲学解释认同”。这种指导思想多元论的内容：一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二是强调思想自由，信仰的选择自由；三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资产阶级学说认同和共存。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修正”和“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已在社会党人中间盛行，表露了他们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革命原则的发展倾向。战后，社会党国际关于指导思想的争论引发了各国社会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并且提出了“意识形态中立化原则”。这说明他们既不想割断历史，完全抛开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要为改良主义实践寻找更合适的理论依据，从而表现了“非马克思主义化”倾向。他们认为，战后的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时性”愈发突出，这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学说。这样，社会党的实践以及对一系列社会重大问题的新看法已经同旧的纲领形成矛盾，有必要给予总的清算。《法兰克福宣言》的最主要成果便是确定了社会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新态度，即明确提出了所谓意识形态“中立化”或“多元化”的原则。所谓“中立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说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所谓“多元化”，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说同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来源。
在他们看来，从文明一开始，社会主义就是正义、慈善和良知的汇聚点，而民主社会主义首先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成为欧洲人道主义的结果并与基督教教义接近。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与分析，曾经成为几乎所有历史学家的共同财富，它的功绩在于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但现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各国社会党都在自己的纲领性文件中强调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强调人们不应束缚于某种思想，而要以自立原则去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种多元主义在德国党的《哥德斯堡纲领》中作了典型表述，它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放弃了带有强制性的历史观和具有约束力的世界观。它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第149页)这就是说，衡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主要看其是否赞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互助，至于信仰和世界观是无关紧要的，可随意地对基本价值作宗教的、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总之不受任何一种理论或世界观的约束。
其次，多元主义承认阶级基础上的多元利益集团。社会党国际认为，工业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力的改造已使工人阶级丧失了它的一些主要特征，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将由那些已成为新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来承担，而不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社会党必须有多元的阶级基础，传统的工人阶级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已逐步减弱其重要地位，它还要依靠新的工人阶级或中等阶级。《哥德斯堡纲领》带头宣布：“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同上书、第165页)
再次，多元主义表现为政治上的多党制。多元是民主概念的首要含义，而多党制则是民主政权的基本特征。社会党国际在成立宣言中郑重宣告：“民主制要求不止一个政党有存在的权利和当反对派的权利”。(《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第4－5页)它把实行多党制作为参加社会党国际的一个原则条件，并谴责一党制是专制、集权和官僚主义的温床。法国社会党把多党制理论进一步发展为党的多样性理论。他们认为，仅仅在党内自由表达个人意见不足以确保民主。只要人们需要民主，就要承认各少数派有存在的权利，有转变成多数派的权利，从而有在党内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和手段。
最后，多元主义强调多元社会主义模式。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依据各国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实践着不同的模式，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英国工党党章曾把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制列为党的奋斗目标，1945年第一届工党政府就把占英国20%的基本经济部门收归国有；60年代第二届工党政府试图以计划化取代国有化，并提出混合经济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1986年工党年会则提出“民主的社会所有制作为公有化的另一取代”。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在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中主张“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有权得到保护和促进”；1969年至1982年执政期间，它又提倡“人民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社会市场经济”，在大企业里实行劳资双方“对等的共同决定权”。法国社会党另出一辙，以自治管理作为法国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它在1981年执政后，逐步扩大各级地方权力机构职权，使它们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国有企业也实行自治管理，国家分别与地区、公私企业、地方团体签订合同，双方相互承担法律责任。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说，这是“不同社会的多元主义。社会党人并不声称自己占有着一个不会再出现变化、不必再进行改革与进一步发展的终极和固定的社会蓝图”。(《政党与当代世界》，1989年第11期，第32页)总而言之，在社会党人看来，对于多元的社会利益、多元的社会发展动力和多元的社会观念形态而言，只有一个开放的、多元主义的国家才是公正的。这样，多元主义便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抉择。
(三)渐进主义战略
社会党人强调在变革社会现实方面，实行一步一步的渐进主义战略，并将这种改良主义归结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又一本质特征。
在他们看来，改良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范畴，这从伯恩施坦那时就已开始了。这位修正主义大师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即危机理论、崩溃理论、阶级理论)的修正，对革命战略也作了修正，提出了阶级斗争的“缓和形式”。改良主义的战略是与此相适应的。他们还强调，变革制度的改良战略，必须建立在修正主义的国家理论基础上，即认为尽管在现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正在争取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和本质的差别，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制度的界限，因此不应该使伯恩施坦的遗产像迄今那样白白地放在那里不用。
渐进主义战略的基本思想是，不通过革命的飞跃，而是逐步地通过延续性的改良，即议会民主与和平的变革，来实现新社会的目标。一些理论家宣称，在逐步变革资本主义过程中，民主社会主义借助于“一条由冲突而达一致的多面战略”，给予改良主义的政策以极大的重视，同时，出于原则或现实政治的考虑，它反对进行一场暴力革命。他们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证明，革命变革所付出的高昂“社会代价”与实际达到的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状况是不成比例的。在一个包罗万象并实行分工的工业社会里，暴力的社会变革所招致的后果要比在不发达地区更难控制和更难估量。社会党人有一种说法，改良不要太快，不要因为改良而引起社会冲突，“能胜利就斗争，不能胜利就退却”。
从实践方面来看，社会党推行的改良政策，可基本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承认和维护议会制，主张社会法治国家，实现政治民主；(2)主张民主的混合经济制度；(3)主张扩大社会保障，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4)通过社会监督和参与决定以及强大工会的抗衡，来限制大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减少资本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悬殊的贫富差别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乱)；(5)推行社会伙伴关系，使劳资冲突缓解与调和；(6)主张将政治民主转变为社会民主等。
四、用民主的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
确定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这是社会党人思想意识和改良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国际后期的非独立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已开始将民主问题置于一切问题的首要地位，他们推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并由此构想其改良主义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导致了国际工人运动组织上的分化，引发了思想上的大争论；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普选制的实行和社会党人参政的第一次高潮，也驱使他们更加沉醉于现有的民主制度，以为借此便可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1919 年的伯尔尼会议专门通过了《民主与专政》的决议。在同共产党人的进一步论战中，社会党人更加强调民主问题，实际上是将民主当作社会改良的代名词，当作攻击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党人的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再度决裂，民主问题又成为社会党人攻击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出发点。因此，为筹建国际而成立的“国际社会党会议”，特别在1948年6月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决议，这同伯尔尼会议的决议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在1951年冷战正值高潮的条件下，表明新国际立场的《法兰克福声明》势必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分裂为主张民主和拥护专政的对立派别，而新的《声明》则继承了民主的传统。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纲领，40年来它的基本原则、理论和国内政策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尽管社会党国际已召开18次代表大会，其纲领内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理论、方针、政策确实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社会党国际一再声明忠实于1951年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基本上保持了与这一纲领的一致性。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国内外政策，概括起来讲，就是以民主为核心，在多元化原则下，通过议会民主和渐进改良的民主方法，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的新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者根据对战后西方社会的分析，更坚定了走改良主义道路的信心。在他们看来，第一，西方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已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那样的社会。但是，从4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通过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基础工业实行国有化，制定明确的就业政策，大规模扩大社会福利设施，以及让大批人享受高等教育和参加文化活动等，使“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部分都付诸实施了”。他们认为，这种已经变化的社会虽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但如果还称之为资本主义就已经没有意义了。
第二，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已丧失了统治权力。他们认为，现在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已不同于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发生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经历了一场“经理革命”，从而使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在他们看来，生产规模扩大以后，资本的需求非常巨大，这就导致单一的所有制让位于股份制，以致于许多大公司的股东比工人还多。同时，企业规模的巨大、技术的复杂，使任何股东都无法单独管理生产，而只好把管理的责任交给专门的管理人员。这样，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便产生了管理者阶级。这些人掌握着工业内部的权力，使过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变为今天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矛盾，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大资本家却变成虚构的东西。
第三，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已不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自从实行普选制以来，工人已经有了参加国家管理的同等权利，社会民主党人可以通过议会工作，有效地对国家机构施加影响。这样，在真正有效的议会民主制度里，政府就成了不让阶级利益占支配地位的保证。因此他们认为，现在的国家已经不是资本所有者的工具，而成了控制社会经济生活“独立的中间力量”、各阶级间的“仲裁者”和“公共利益的保护人”。
总之，在他们看来，战后西方社会的发展证明了改良主义是行得通的，而且这些新的发展决定了只有走民主的道路，通过一点一点的改良，才能解决社会中的弊病和问题。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和平的制度。既然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那么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目标当然就不是客观规律的反映，而只能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没有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抽象的“理性”概念的堆砌。民主社会主义者突出“民主”，把民主看成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所在”、“最本质的要求”、“追求的最高目标”，并把它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
(1)政治民主
他们认为，建立政治民主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它的必要基础。但是，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真正社会主义的民主，所以政治民主首先意味着保障每个人都享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这些自由和权利包括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教育、结社和信仰宗教的自由；普遍的平等的与秘密的选举权；多数人管理国家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所有公民不论出身、性别、语言、信仰和肤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有本民族语言的人实行文化自治；独立诉讼，并有权要求遵守法律，公正审讯；每个人有过私生活的权利，保护其不受国家的任意侵犯等。
其次，政治民主还意味有权建立多党制和建立反对党。他们认为，只有各个政党不受任何阻挠地进行竞争，才有可能使公民经常地参加政治过程，并有利于发展民主自决。他们批评布尔什维克党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合法活动，并使工会从属于共产党。在他们看来，德国希特勒专政和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都是没有政治民主和实行一党制的恶果。
再次，政治民主意味着实行议会民主，至于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分权，在他们看来这是民主国家的重要特点，是法治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基本权利的保障。
(2)经济民主
尽管各党对经济民主的具体内容的理解相差较远，但仍然有一些共同点：
第一，混合经济。他们认为，各种经济形式和所有制形式都是有利有弊的。如全面国有化和集中管理的经济，可能保证财富的公平分配，但不能带来个人自由和社会繁荣的最大增长；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性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效率，但是它容易导致分配的不公正，形成两极分化，而且不受限制的私有经济权力也容易破坏人的自由。所以他们主张实行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和计划结合的混合经济，以便互相制约、互相补充。他们认为，公有制在建立“经济民主制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应有多种形式，如私有企业的国有化、创立新的公有的垄断联合企业、市和地区性企业、消费和生产合作社等。即使是公有制也要实行分权和自治的原则，否则经济权力就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于私有制，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内部需要有部分私有经济履行其合法的和必要的职能。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他们的原则是“凡有可能，开展竞争；凡有需要，实行计划”。当然，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很大差异，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把混合经济作为经济民主的基础和防止经济权力过分集中的保障。
第二，社会监督。他们认为，单单实行混合经济还不足以使经济民主化，还必须实行社会监督。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合理地分配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根据分权和制衡的原则对经济决策权的配置，目的是实现经济决策民主化，防止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他们看来，这些决策权在私有制或公有制中，都有可能不受民主的监督，从而破坏经济的自由和公正。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改变所有制，而在于决策权的真正民主化，它的主要内容是民主政府对经济的监督、调节和控制，以及工人参与管理这两个方面，其实质就是通过社会责任的分配，实行社会监督，保证经济活动服务于公共利益。
(3)社会民主
这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为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和不公正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口号，也是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依附关系至今还没有消除，各种形式的贫困和压迫依然存在，还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不仅需要政治民主、经济民主，还需要确立和完善社会民主。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公平分配”和“福利社会”，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劳动权、劳动能力丧失的补助金权、医药与生活福利权、休息权、儿童受到关怀权、青年人受教育权、居住权等，同时还包括消灭一切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之间在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等。总之，社会民主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人们摆脱各种形式的压迫、贫困、恐惧和忧虑，并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4)国际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和平与自由”的世界，《利马宣言》对此作了全面的阐述，声称它“主要着眼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社会主义的全球远景”。为此，社会党国际从1951年“一大”至1989年“十八大”期间，共发表决议、声明和公报约350余项，在反对霸权主义，争取裁军、促进南北对话、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从欧洲走向世界
社会党国际从成立时就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人从各种形式的经济、精神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法兰克福宣言》，《各国社会党重要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民主社会主义又是普遍适用的，因为它“不仅为欧洲，而且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中东、非洲和南北美洲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事务》，1978年英文版，第1期)同时，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唯一可行的，因为在目前这个危机持续、灾难深重的世界上，“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发生了剧烈动乱的时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唯一能给第三世界的各国人民，以及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带来希望的思想体系，也是唯一能够既顾及社会正义和自由的需要，同时又尊重人类权利的方法；它是一整套能够超越年龄、性别和种族的障碍，将各不相同的个人团结在一起的思想信仰，还是一种能够没有片刻踌躇就着手解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意识形态。”(同上书，1983年第3期)
因此，社会党国际始终把扩大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社会党处在复兴之中，社会党国际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欧洲事务上，意在巩固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的基地。但是，随着大批新独立国家的出现，它又把重点放到第三世界国家。1962年的《奥斯陆宣言》就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按照宣言起草人之一、当时的荷兰工党主席苏尔霍夫的解释，这个新宣言的中心就是“向新兴国家指明走向未来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党国际通讯》，1962年英文版，第27期)
1976年社会党国际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该国际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它标志着该国际从所谓的“欧洲俱乐部”向真正具有世界性规模的国际组织的转变。这次代表大会修改了章程，简化了吸收成员党的步骤，放宽了第三世界政党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条件。次年12月，在东京举行了“社会党国际首脑会议”，通过了《社会党国际首脑会议声明》(即《东京宣言》)。这次会议声称“民主社会主义不仅适用于欧洲，而且也适用于亚非拉、太平洋地区和中东”，提出了“摆脱欧洲中心主义，面向全世界的政治潮流”的口号。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欧洲的范围，向全世界扩展势力。
从1973年社会党国际执行局在智利召开会议以来，欧洲各社会党领导人已多次同拉美社会党进行接触，1978年还设立了一个从属机构“社会党国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委员会”，这是社会党国际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198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了“亚太地区社会党组织”，也是隶属于社会党国际的一个地区性组织，成员包括澳、新、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同年还成立了“非洲社会党联盟”，包括10个成员党。现在，全世界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体系的政党和组织有140多个，其中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有88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们分别在33个国家执掌过政权，目前还有27个社会党执政或参政，其中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由于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崇尚多元化理论，所处的国情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也不同，因而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也存在着差异。社会党国际不再片面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欧洲模式，多次表示欧洲党的做法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都与欧洲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1980年曾公开讲“欧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出口项目”，“我们欧洲人不能把我们议会民主制中的多元化传统夸大到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唯一有效模式的地步”。(《社会党事务》，1981年第1期)同时，它又把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些独特做法纳入民主社会主义的体系，提出所谓“拉美特性的民主社会主义”或“非洲特性的民主社会主义”。
当代西欧社会党人在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上一直是一支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他们对国际政治的思考、主张以及他们奉行的对外政策在国际社会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其中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力倡和平与裁军。社会党国际认为，和平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因此他们竭力促使美苏通过谈判停止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要求美苏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来，在低水平上保持双方均势。社会党国际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阿尔布费拉宣言》说，核裁军是“通过真正和平的漫长道路上的第一步”，“主张在所有国家参加和真正有效的监督下对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实行全面裁军”。为了推动裁军，社会党国际还成立了一个裁军咨询委员会，在社会上展开了广泛的活动，并在历次代表大会中专门就裁军问题作出决议。
第二，主张发展与合作。社会党国际把世界划分为北方国家(即工业化国家)和南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主张南北经济合作，相互依存，共同争取世界的生存。1977年，以勃兰特个人名义，成立了一个“国际援助问题独立委员会”，前后提出两个报告，一个是《争取世界生存》(1980)，一个是《争取世界经济复苏》(1983)，主张通过南北对话与合作，缓和双方矛盾，解决各自的经济问题。同时还建议北方工业化国家把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用于对南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一个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基础上的全球社会。
第三，支持民族民主运动。社会党国际对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一再表示关注，80年代以来，他们甚至打破一向主张的议会道路传统，认为在拉美的一些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人民无民主权利可言，进行武装斗争是必要的，并给予大力的支持。在南部非洲，他们支持和援助非洲前线国家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支持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斗争。在中东，他们通过以色列劳动阵线调解阿以矛盾，主张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对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他们进行了谴责，并要求苏联撤军。70 年代以来，他们多次作过决议，支持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
第四，保护生态环境。1989年，社会党国际提出《争取长期生存战略》的环境报告，提出了增长与环境相辅相成、环境与和平同等重要的观点，并强调环境斗争是劳工运动的新使命。在勃兰特支持下，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与荷兰工党主席考古联合呼吁发达国家捐赠国民生产总值的0.1%，设立国际环境基金。社会党人举起环境旗帜，除顺应民意外，也有发展其政治利益的考虑；促进公民、工会对国民经济、科技发展决策的参与；扩大社会性投资，增加就业；促进东西合作(包括放宽巴统限制，转让有关技术)；推动南北合作，并反对向南方转移有害工业；加强联合国职能，争取设立有安理会权力而无大国否决权的环境理事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40余年间，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力量普遍加强，大多数政党都取得了执政党或主要在野党的地位，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成为一支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保守派政党争夺执政权的主要政治势力；在国际政治中，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使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当今世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自1989 年6月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按照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塑造21世纪”以来，该国际加强了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势；同年11月，西欧社会党的23名领导人会晤于米兰，制定了对东欧施加影响的共同措施；不久，社会党国际日内瓦理事会又呼吁西方用经济援助，促使东欧实行民主社会主义。
这些现象是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资本主义持续和平稳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是在特定条件下从科学社会主义中衍生出来的，与“独立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既有十分接近的地方，也有相去甚远的地方，因而可称为“衍生形态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将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走向，而在确定这种走向的过程中，将充满着矛盾、斗争、探索和反思。（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第19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