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 第13卷第6期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 Nov. , 2006 Vol. 13 No. 6论我国新闻学想像力的缺失及其成因
单 波
(武汉大学 , 武汉 摘要:中国新闻学长期缺乏理论想像力, 、视野狭窄、诠释力很弱,
而且还感染着“抽象与僵化”的痼疾, 没能使新闻学真、单向的理论与观念流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40年代后, 以政治观点代替“格物致知”、以意识形态简化理论思考泛, 又使新闻学失去了理性与超越品质。
:; 想像力; 意识形态
:G 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6522(2006) 0620075205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 ) 曾写过一本名为《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书, 他在书中批判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界限, 由此强调“社会学想像力”的重要。相对于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理论的诠释力”, 他所提出的“理论的想像力”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它是一种心智的品质, 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超越自我与时代的局限, 利用信息增进理性, 从而使人们能看清世事, 同时, 它还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 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 能让人们了解周围的现实与更宏观的现实之间的联
[1]系, 使人类理性本身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显然, 它不仅包涵理论对现实的诠释力度, 而且还展现
着人的理论创造的精神空间。
以此观之, 中国新闻学缺乏想像力久矣, 不仅理性能力不足、超越性与创造性匮乏、视野狭窄、诠释力很弱, 而且还感染着“抽像与僵化”的痼疾, 所谓抽像只不过是对狭小经验范围内的事情做貌似科学的定义, 所谓僵化则是把学术话语简化为意识形态话语。这种现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应该说, 中国新闻学在启蒙阶段的想像力虽然并不充分, 但还是存在的。在救亡图强、奋发求变的文化精神导引下, 王韬、梁启超等人开辟了新的政治思维空间, 希望用设议院、张民权、行立宪打破专制主义, 清洗堵塞国家富强的通道。这样的政治思维把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中心, 在“求通”“、重民”的基础上构筑着新闻学启蒙的思维空间。虽说他们眼中的“通”还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概念, 只是求取富强的手段, 他们眼中的“民”还不是民主意义上的权利主体和传播主体, 而是被给予、被引导的对像, 但历史地看, 他们还是开辟了把新闻学引向人类精神交往的广阔时空的可能途径, 维新派报人吴恒炜于1897年2月22日在《知新报》上发表的文章《知新报缘起》一文中提到“故国愈强, , 其设报之数必愈博, 译报之事必愈详, 传报之地必愈远, 开报之人必愈众, 治报之学必愈精, 保报之力必愈大, 掌报之权必愈尊, 获报之益必愈溥”, 收稿日期:2006206228
) , 男, 湖北天门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作者简介:单 波(19642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比较新闻学、跨文化传
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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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把国家发展与报业网的建立、新闻传播内容与传播范围、新闻传播权及其保障、新闻传播效果以及报业研究一一联系起来, 初步展示了新闻学的想像空间。当然, 他们又太过专注于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 强调报纸要服务于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 维护中国政治文化的道统, 这样就难以使新闻学真正通达于现代政治学的想像空间, 反而为消解新闻学的想像空间埋下了思想的祸根。
及至辛亥革命以后, 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由理想转变为一种实践, 报纸开始面向媒介市场, 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等人在更为开放、民主、自由的心情中, 把报纸和新闻置于世界交往体系中加以考察, 他们也关注新闻与政治的关系, 但更多地强调新闻超越阶级和党派、服务于公众的职业使命, 徐宝璜所谓报纸要尽“代表舆论之职”, 邵飘萍所谓办报的宗旨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之民意”, 戈公振所谓记者的天职是“代表舆论”而非“制造舆论”, 任白涛所谓新闻事业是“社会之公共机关”“, , 都体现了公共政治学的想像空间, 从而使新闻学不再局限于政治宣传之术, 此外, 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生活的必需品等问题的论述, 神交往中的位置做过颇具人类文化学意味的论述夫社会为有机之组织, 报纸之于社会, 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 ; 思想不交通, 则公共意识无由见, 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 , , 而后能共同动作, 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然。”姚公鹤在1917, 戈公振后来甚至用, 从此, 在经济学视野中论述报业经营问题成了这一时期新, , 融会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 尽管如此, 徐宝璜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新闻学研究时, 还反思了其中的问题, 认为当时的学者大多“努力于新闻业的说明”“, 专以新闻业为对像”, 缺少宽阔的学术视野。在他看来“, 新闻业之对像, 既为极复杂之全社会, 新闻学之间接对像, 自然是复杂的全社会”, 新闻学“不能离各科而独立”, 必须充分容纳相关学科的背景。由此, 他呼吁其它学科领域的专家“赐给些关于新闻学的意见”, 以拓
[2]展新闻学的思维空间。这样一来, 一方面把新闻学纳入公共政治的思维空间, 建构新闻学自由、独立的学术
品质, 另一方面, 又超越一己之经验的限制, 以比较的眼光全面观察新闻业的发展, 同时在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野中把握新闻的现实与广阔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 从而展现新闻学理性的维度与精神的舒展。至此, 新闻学似乎找到了渐入佳境的途径。
然而, 这只是一种表像。新闻毕竟不是在中国文化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新闻学也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理论, 而是欧风美雨吹进来的, 表现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特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 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新闻自由与民主政体的关系, 真正把握新闻、公众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真正懂得公众知情权的合理性, 于是, 作为西方新闻理论表述活动的逻辑起点的新闻自由, 在中国则成了新闻学理论表述中的“盲
①点”。可以想像, 缺少了新闻自由的逻辑, 新闻学怎么会有新闻传播为什么不自由与如何自由的终极追问? 怎么可能展开理论想像的翅膀? 像新闻要超越阶级和党派、代表舆论、服务于公众之类的论说, 只能算是一种肤泛的理解, 缺少新闻自由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和内在的理论底蕴。民国以后, 报纸的企业化已是中国新闻业职业化的一大特点, 但针对这一现像的研究同样是肤泛的。由于普遍缺少对自由主义经济的
(徐宝真切理解, 也难以切入对报业经济的理性探讨, 即便是像所谓“报纸商业化是报纸的发展方向之一”
璜语) 的论说, 对报业市场的基本元素及作用、报纸的产权、报业经济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延伸等问题也是体会不深; 而另一些对报纸商业化的批评又常常陷入情绪化和表像化。再看报纸大众化的研究, 由于明显缺乏个人主义的陶养,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常常用集体主义的理念消解个体的新闻传播权, 用公共兴趣取代个人的参与和互动, 使得新闻学难以透视现代人的新闻需要。从整个研究状况来看, 科学精神的缺失又是一个重大的弱点。大多数论者不是按照社会科学的规范进行理论探究, 而是习惯于收缩到自我的经验
(林德海主编, 新华出版社1987年出版) 的不完全统计, 从1903年到1949年, 我国印行的新闻①据《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学书籍共468种, 大致只有袁殊的《新闻法制论》、马星野的《新闻自由论》等七八本书论述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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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作纯经验化的表述。
这样, 新闻学就很难成为描述普遍的新闻传播发展事实的知识了。其实,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新闻学不仅仅是描述普遍事实的知识, 更是参与新闻文化命运的知识, 必须通过各种理论、观念的对话来进行, 而当时单一的经验描述、单向的理论与观念流向(即更多的是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与观念流向中国) , 已把新闻理论表述引向了平面化的道路。1931年,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对以往的新闻学研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新闻学’这一名词, 在中国学术领域里之被公认, 还仅是十数年来的事, 在这短促的十数年
的过去历史中, 它———新闻学———是和中国一切同时的新兴开始建立的其他学术一样, 并没有何种具体的成效; 并且是更较其他的学术还要落后地逗留在幼稚状态的初期里, 我们是可以找到十种以上的新闻学的著作; , 能使人除了知道‘新闻学’三字以外, 知能之获得。新闻教育方面, ; 但那有些是完全忽略了中国的文化进程与中国的社会背景, , 接受那无补于中国‘报屁股编辑、小报记者或‘礼拜六派’大文豪等, 、毒; , 而承袭一切旧的残留的封建、宗法。
(载于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33号)
, 这篇宣言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闻学的价值取向:
, 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 社会生活的整体, 是基于被压迫的广大的万万千千
的社会群众。所以我们除了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 我们更将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新闻价值’原是以最大多数读者之喜爱与否而确定,
(载于1931年10月26日出新闻之工作者, 自研究而从业, 亦必须以最大多数人之利弊为依归。”
版的《文艺新闻》第33号)
这种具有文化批判味道的论说本来是有意义的, 但是, 在政治斗争与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 它又被导向无产阶级新闻学与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空间, 难免斫伤新闻理论的逻辑。在这种背景下, 一部分新闻学研究者最终从“以新闻为本位”转向“以宣传为本位”, 从“以学术为业”转向“以政治为业”。
陆定一从学生时代起就走上了“以宣传为本位”、“以政治为业”的道路。早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 他还是上海南洋大学学生的时候, 就创办过《血潮日刊》, 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专制势力;1926年秋他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 创办过《中国青年》《、列宁青年》; 进入中央苏区后, 主编过《斗争》杂志; 1935年长征途中, 他继邓小平之后主编了《红星报》;1942年至1945年, 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
[3]报》总编辑。客观而论, 知识分子走上宣传的道路是时代的召唤使然。当时的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独
立、统一的国家, 反对殖民统治和专制统治, 则一切新思想、新知识必须普及于民众, 一切新事业也需要社会化、大规模化, 从而由共知共信而产生共同的行为, 因此, 当时的中国特别需要面向大众、贴近大众的宣传。同时, 就民主政治而言, 政治宣传不仅不妨碍民主政治, 而且是发达民主决不可少的条件。当时, 从事宣传工作的陆定一深知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是与民主主义思想相连的, 他所钟情的人民大众的报纸, 是“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 启发人民的民主主义思想, 叫人民聪明起来”的报纸; 他心目中的为人民服务的记者, 是“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 告诉人民大众, 把人民大众的意见, 提出来作为舆论”的记者, 强调用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 来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
[4](P72) 风”。此种认识已呈现了现代新闻所包含的民主意义, 从这一角度推进报纸的政治宣传是符合时代的要求的, 也是有利于政党建设的。
然而, 当一个“以宣传为本位”、“以政治为业”的新闻官员来探究新闻理论的时候, 就不免要模糊学术与政治的界限, 以政治观点代替“格物致知”, 以意识形态简化理论思考。从背景上看, 陆定一在1943年发
(以下简称陆文) , 是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观念的理论化。1942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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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统一全党舆论”的道路上摸索了近一年后《解放日报》, 发现自身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 认为自己未能充分有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未能有效地在党和群众之间发挥应有的桥梁纽带作用, 从而存在新闻业务上的严重不足, 如没有根据党和群众的需要来安排版面、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
[5]新闻报道与评论常常出现不切实际的空泛议论等。这种反思表现了政党学说里面“走群众路线”的思维
逻辑, 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党报新闻宣传观念的成熟, 同时又推动了解放区报纸的大众化发展进程。
但新闻与宣传毕竟不同, 新闻是针对人的普遍的信息需要的, 而宣传是针对某种社会共同体的; 新闻要报道事实、站在公众立场说话, 宣传要用事实印证某种主义、主题, 促成某种共同信念、共同行为的产生; 新闻传播是互动的、开放的, 是在大众的意见自由市场中存在的, 而宣传是单向的、对象相对固定的, 是为共同体的信念而存在的。它们有着各自的社会价值, 并且合则两伤、分则两利。辨的。但《解放日报》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1944年12月10日, 该报“信, 对劳动英雄的宣传提出了批评意见, , 、历史说起, 把关于他的一切材料, 包罗并列, , , 就有点使人疲劳, 不大想看, ? 主要是因为把、自力更生的共同
[6]信念, 忽略人的特点与个性、, 。
, 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 , 对反动派没有任何畏惧, 也无所迎合, 因此就能彻底尊, 与人民密切联系, 遵循的是走群众路线的政党学说逻辑。在这里, , 都是不证自明的。
首先在理论思维模式上, 它先验地预设唯物主义新闻观与唯心主义新闻观、无产阶级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对立, 并以前者取代后者, 贴“理论标签”, 排斥普遍的新闻规律探讨, 形成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陆文把事实等同于“物质的东西”, 强调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 这种简化了的唯物主义观点, 对新闻只是从客观的层面去理解, 而不是把新闻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 不是在主客合一的新闻实践中理解新闻, 相反, 记者的主观能动性几乎被完全取消了, 记者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向亲身参与到事实中的人民请教事实的真相, 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具有革命的立场———这似乎成了记者仅存的主观能动性了。实际上, 这里所体现的是受到马克思批判的机械的直观认识论原则, 它在意识形态化以后, 人们就不再质疑它了。只要我们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 就不难发现, 新闻的真实既不可能存在于人们生活之外的世界里, 也不可能仅与客观事实相关而与人的主体认识无关, 它只能是以人的实践方式所建立的人与客
[7]观事实的统一性。其实, 向人民请教事实的真相, 可以理解为在人与人的互动中接近真实, 也是一种人的
实践方式, 但陆定一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加以解释, 而只是以“革命的立场”这类政治话语完全替代了。更遗憾的是, 在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中, 新闻学的一切问题都被简化为事实决定论, 戈公振等人所阐述的新闻的普遍性、公告性、时宜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 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进行批判, 从而远离了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理解途径。这样一来, 新闻理论思维就退缩到意识形态的领地, 难以呈现理性与超越的心智, 以不容置疑的“独断式”话语进行着理论的表述, 如“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 不怕面对事实, 对反动派没有任何畏惧, 也无所谓迎合, 因此就能彻底尊重客观事实”, 旧社会的新闻理论是“很糊涂的”“很不老实的”、“、很不科学的”。这些话语让人感觉很革命, 却缺少了启迪人的智慧的东西以及格物致知的工夫。
这终究又破坏了理论意识, 形成一切从文件出发、一切从经验出发的思维习惯。陆文对新闻真实的论述, 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贯彻; 强调报纸要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 新闻记者要向人民请教真相, 是“全党办报”思想的具体化; 批判新闻界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现象, 则建立在革命斗争的经验化基础上。这种新闻理论只适用于作为组织传播系统的党报以及党的新闻机关, 很难也不应该推扩到新闻传播发展规律的层面。陆定一所论及的唯物主义新闻观与唯心主义新闻观、无产阶级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对立问题, 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矛盾, 但从理论层面讲, 它还不是新闻传播的普遍问题, 相反, 它用—78—
“两极判断”掩盖了真正普遍的问题:新闻传播为什么不自由? 新闻传播如何公正、公平地使社会公众获得新闻传播权? 如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传播权?
当然, 这难免苛责于陆定一先生了。陆定一的身份决定了他所要做的新闻理论总结, 必须限定在特定的思想路线与规格中。我们注意到, 陆定一在论及新闻工作者的时候, 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新闻工作者, 必须时刻勉励自己, 做人民的公仆, 应知我们既不耕田, 又不做工, 一切由
[4](P10) 人民供养, 如果我们的工作, 无益于人民, 反而毒害人民, 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
在这种经验化的反知背后, 所表述的是一种预设的思想路线: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既有革命的一面, 又有动摇的一面, 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克服其动摇性。这样一来, 就先天地失去了对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性的认识, 并且导引出一种可怕的反知倾向。
尽管在党报话语里《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 党报的党性, [8]对今天的党报新闻改革依然是具有启发性, 所导引的对多元知识、文化系统的排斥, , , 致平, 制造着理论的神话, , 。及至改革开放, , 、、批判意识等新的语境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 在消费主义的时代, , 新闻学理论又很快落入功利化和世俗化的境地, 人们凭个人, 拒绝普遍性的学习, 回避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反思, 一味崇信媒介资本的力量, , 远离理论所赋予人的追求理想、追求真理、完善人格的精神气质, 无以展现, 也无以拓展理性的维度和诠释的力度。可叹的是, 传统的影响并未消失, 而现实又以“理论有何用”的功利思维嘲弄着新闻传播理论, 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夹击下, 中国新闻学扩展想像力的工作显得异常艰难。值得庆幸的是,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新闻学的危机, 而这将会成为重建新闻学理论话语的起点。
参考文献: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像力[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3216.
徐宝璜. 新闻学讲话[A ].黄天鹏. 新闻学名论集[C].上海:上海联合书店, 1930. 24.
盛沛林. 陆定一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贡献[J].新闻爱好者, 1996, (10) :9211.
陆定一. 陆定一新闻文选[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 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征求意见稿) [A ].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247.
[6]单波. 20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15.
[7]单波. 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J].现代传播, 1999, (1) :28235.
[8]刘建明. 现代新闻理论[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394. [1][2][3][4][5]
The Im aginative Pow er of Our Journalism
SHAN Bo
(School of J ournalism and M ass Medi um , W uhan 430072, China )
Abstract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 our journalism has lacked of imaginative power , not only producing such disadvan 2tages as insufficient rationality , exhausted creation , narrow perspective and weak annotation , but also infecting the chronic disease of “abstract and ossification ”. While the journalism of the enlightened period , because of over -focusing on the prac 2tical value of newspapers in politics , didn ’tmake a real approach to the imaginative space of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 the i 2maginative space of the journalism , after 1911Revolution , was again under constraint due to the single description of experi 2ence , to the single tendency of theory and view , and to the antagonist mode of thinking. And after 1940s , with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oming f rom the study of the physical world ”replaced by the political view , the simplified ,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ideology expanded largely in the whole study of journalism , thus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rationality and innovation. K ey w ords :journalism ; imaginative power ; ideology
(责任编辑:周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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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 第13卷第6期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 Nov. , 2006 Vol. 13 No. 6论我国新闻学想像力的缺失及其成因
单 波
(武汉大学 , 武汉 摘要:中国新闻学长期缺乏理论想像力, 、视野狭窄、诠释力很弱,
而且还感染着“抽象与僵化”的痼疾, 没能使新闻学真、单向的理论与观念流向、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40年代后, 以政治观点代替“格物致知”、以意识形态简化理论思考泛, 又使新闻学失去了理性与超越品质。
:; 想像力; 意识形态
:G 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6522(2006) 0620075205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 ) 曾写过一本名为《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书, 他在书中批判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界限, 由此强调“社会学想像力”的重要。相对于学者们孜孜以求的“理论的诠释力”, 他所提出的“理论的想像力”有着更丰富的内涵:它是一种心智的品质, 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超越自我与时代的局限, 利用信息增进理性, 从而使人们能看清世事, 同时, 它还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 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 能让人们了解周围的现实与更宏观的现实之间的联
[1]系, 使人类理性本身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显然, 它不仅包涵理论对现实的诠释力度, 而且还展现
着人的理论创造的精神空间。
以此观之, 中国新闻学缺乏想像力久矣, 不仅理性能力不足、超越性与创造性匮乏、视野狭窄、诠释力很弱, 而且还感染着“抽像与僵化”的痼疾, 所谓抽像只不过是对狭小经验范围内的事情做貌似科学的定义, 所谓僵化则是把学术话语简化为意识形态话语。这种现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应该说, 中国新闻学在启蒙阶段的想像力虽然并不充分, 但还是存在的。在救亡图强、奋发求变的文化精神导引下, 王韬、梁启超等人开辟了新的政治思维空间, 希望用设议院、张民权、行立宪打破专制主义, 清洗堵塞国家富强的通道。这样的政治思维把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中心, 在“求通”“、重民”的基础上构筑着新闻学启蒙的思维空间。虽说他们眼中的“通”还不是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概念, 只是求取富强的手段, 他们眼中的“民”还不是民主意义上的权利主体和传播主体, 而是被给予、被引导的对像, 但历史地看, 他们还是开辟了把新闻学引向人类精神交往的广阔时空的可能途径, 维新派报人吴恒炜于1897年2月22日在《知新报》上发表的文章《知新报缘起》一文中提到“故国愈强, , 其设报之数必愈博, 译报之事必愈详, 传报之地必愈远, 开报之人必愈众, 治报之学必愈精, 保报之力必愈大, 掌报之权必愈尊, 获报之益必愈溥”, 收稿日期:2006206228
) , 男, 湖北天门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作者简介:单 波(19642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比较新闻学、跨文化传
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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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把国家发展与报业网的建立、新闻传播内容与传播范围、新闻传播权及其保障、新闻传播效果以及报业研究一一联系起来, 初步展示了新闻学的想像空间。当然, 他们又太过专注于报纸的政治实用价值, 强调报纸要服务于政治的实用功利目的, 维护中国政治文化的道统, 这样就难以使新闻学真正通达于现代政治学的想像空间, 反而为消解新闻学的想像空间埋下了思想的祸根。
及至辛亥革命以后, 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由理想转变为一种实践, 报纸开始面向媒介市场, 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等人在更为开放、民主、自由的心情中, 把报纸和新闻置于世界交往体系中加以考察, 他们也关注新闻与政治的关系, 但更多地强调新闻超越阶级和党派、服务于公众的职业使命, 徐宝璜所谓报纸要尽“代表舆论之职”, 邵飘萍所谓办报的宗旨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之民意”, 戈公振所谓记者的天职是“代表舆论”而非“制造舆论”, 任白涛所谓新闻事业是“社会之公共机关”“, , 都体现了公共政治学的想像空间, 从而使新闻学不再局限于政治宣传之术, 此外, 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里对人类交往的进化、生活的必需品等问题的论述, 神交往中的位置做过颇具人类文化学意味的论述夫社会为有机之组织, 报纸之于社会, 犹人类维持生命之血, ; 思想不交通, 则公共意识无由见, 而社会不能存在。有报纸, , , 而后能共同动作, 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然。”姚公鹤在1917, 戈公振后来甚至用, 从此, 在经济学视野中论述报业经营问题成了这一时期新, , 融会英、德、日、中四大语种著作提供的各种观念、经验和研究方法, 尽管如此, 徐宝璜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新闻学研究时, 还反思了其中的问题, 认为当时的学者大多“努力于新闻业的说明”“, 专以新闻业为对像”, 缺少宽阔的学术视野。在他看来“, 新闻业之对像, 既为极复杂之全社会, 新闻学之间接对像, 自然是复杂的全社会”, 新闻学“不能离各科而独立”, 必须充分容纳相关学科的背景。由此, 他呼吁其它学科领域的专家“赐给些关于新闻学的意见”, 以拓
[2]展新闻学的思维空间。这样一来, 一方面把新闻学纳入公共政治的思维空间, 建构新闻学自由、独立的学术
品质, 另一方面, 又超越一己之经验的限制, 以比较的眼光全面观察新闻业的发展, 同时在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视野中把握新闻的现实与广阔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 从而展现新闻学理性的维度与精神的舒展。至此, 新闻学似乎找到了渐入佳境的途径。
然而, 这只是一种表像。新闻毕竟不是在中国文化中自然生长出来的, 新闻学也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理论, 而是欧风美雨吹进来的, 表现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特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 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新闻自由与民主政体的关系, 真正把握新闻、公众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真正懂得公众知情权的合理性, 于是, 作为西方新闻理论表述活动的逻辑起点的新闻自由, 在中国则成了新闻学理论表述中的“盲
①点”。可以想像, 缺少了新闻自由的逻辑, 新闻学怎么会有新闻传播为什么不自由与如何自由的终极追问? 怎么可能展开理论想像的翅膀? 像新闻要超越阶级和党派、代表舆论、服务于公众之类的论说, 只能算是一种肤泛的理解, 缺少新闻自由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和内在的理论底蕴。民国以后, 报纸的企业化已是中国新闻业职业化的一大特点, 但针对这一现像的研究同样是肤泛的。由于普遍缺少对自由主义经济的
(徐宝真切理解, 也难以切入对报业经济的理性探讨, 即便是像所谓“报纸商业化是报纸的发展方向之一”
璜语) 的论说, 对报业市场的基本元素及作用、报纸的产权、报业经济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延伸等问题也是体会不深; 而另一些对报纸商业化的批评又常常陷入情绪化和表像化。再看报纸大众化的研究, 由于明显缺乏个人主义的陶养,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常常用集体主义的理念消解个体的新闻传播权, 用公共兴趣取代个人的参与和互动, 使得新闻学难以透视现代人的新闻需要。从整个研究状况来看, 科学精神的缺失又是一个重大的弱点。大多数论者不是按照社会科学的规范进行理论探究, 而是习惯于收缩到自我的经验
(林德海主编, 新华出版社1987年出版) 的不完全统计, 从1903年到1949年, 我国印行的新闻①据《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学书籍共468种, 大致只有袁殊的《新闻法制论》、马星野的《新闻自由论》等七八本书论述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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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作纯经验化的表述。
这样, 新闻学就很难成为描述普遍的新闻传播发展事实的知识了。其实,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新闻学不仅仅是描述普遍事实的知识, 更是参与新闻文化命运的知识, 必须通过各种理论、观念的对话来进行, 而当时单一的经验描述、单向的理论与观念流向(即更多的是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与观念流向中国) , 已把新闻理论表述引向了平面化的道路。1931年,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对以往的新闻学研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新闻学’这一名词, 在中国学术领域里之被公认, 还仅是十数年来的事, 在这短促的十数年
的过去历史中, 它———新闻学———是和中国一切同时的新兴开始建立的其他学术一样, 并没有何种具体的成效; 并且是更较其他的学术还要落后地逗留在幼稚状态的初期里, 我们是可以找到十种以上的新闻学的著作; , 能使人除了知道‘新闻学’三字以外, 知能之获得。新闻教育方面, ; 但那有些是完全忽略了中国的文化进程与中国的社会背景, , 接受那无补于中国‘报屁股编辑、小报记者或‘礼拜六派’大文豪等, 、毒; , 而承袭一切旧的残留的封建、宗法。
(载于1931年10月26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33号)
, 这篇宣言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闻学的价值取向:
, 是依据于社会生活的需要; 社会生活的整体, 是基于被压迫的广大的万万千千
的社会群众。所以我们除了致力新闻学之科学的技术的研究外, 我们更将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新闻价值’原是以最大多数读者之喜爱与否而确定,
(载于1931年10月26日出新闻之工作者, 自研究而从业, 亦必须以最大多数人之利弊为依归。”
版的《文艺新闻》第33号)
这种具有文化批判味道的论说本来是有意义的, 但是, 在政治斗争与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时代, 它又被导向无产阶级新闻学与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空间, 难免斫伤新闻理论的逻辑。在这种背景下, 一部分新闻学研究者最终从“以新闻为本位”转向“以宣传为本位”, 从“以学术为业”转向“以政治为业”。
陆定一从学生时代起就走上了“以宣传为本位”、“以政治为业”的道路。早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 他还是上海南洋大学学生的时候, 就创办过《血潮日刊》, 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专制势力;1926年秋他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工作, 创办过《中国青年》《、列宁青年》; 进入中央苏区后, 主编过《斗争》杂志; 1935年长征途中, 他继邓小平之后主编了《红星报》;1942年至1945年, 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
[3]报》总编辑。客观而论, 知识分子走上宣传的道路是时代的召唤使然。当时的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独
立、统一的国家, 反对殖民统治和专制统治, 则一切新思想、新知识必须普及于民众, 一切新事业也需要社会化、大规模化, 从而由共知共信而产生共同的行为, 因此, 当时的中国特别需要面向大众、贴近大众的宣传。同时, 就民主政治而言, 政治宣传不仅不妨碍民主政治, 而且是发达民主决不可少的条件。当时, 从事宣传工作的陆定一深知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是与民主主义思想相连的, 他所钟情的人民大众的报纸, 是“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 启发人民的民主主义思想, 叫人民聪明起来”的报纸; 他心目中的为人民服务的记者, 是“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 告诉人民大众, 把人民大众的意见, 提出来作为舆论”的记者, 强调用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力求真实的作风“, 来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
[4](P72) 风”。此种认识已呈现了现代新闻所包含的民主意义, 从这一角度推进报纸的政治宣传是符合时代的要求的, 也是有利于政党建设的。
然而, 当一个“以宣传为本位”、“以政治为业”的新闻官员来探究新闻理论的时候, 就不免要模糊学术与政治的界限, 以政治观点代替“格物致知”, 以意识形态简化理论思考。从背景上看, 陆定一在1943年发
(以下简称陆文) , 是党在延安时期的新闻宣传观念的理论化。1942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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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统一全党舆论”的道路上摸索了近一年后《解放日报》, 发现自身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 认为自己未能充分有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未能有效地在党和群众之间发挥应有的桥梁纽带作用, 从而存在新闻业务上的严重不足, 如没有根据党和群众的需要来安排版面、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
[5]新闻报道与评论常常出现不切实际的空泛议论等。这种反思表现了政党学说里面“走群众路线”的思维
逻辑, 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党报新闻宣传观念的成熟, 同时又推动了解放区报纸的大众化发展进程。
但新闻与宣传毕竟不同, 新闻是针对人的普遍的信息需要的, 而宣传是针对某种社会共同体的; 新闻要报道事实、站在公众立场说话, 宣传要用事实印证某种主义、主题, 促成某种共同信念、共同行为的产生; 新闻传播是互动的、开放的, 是在大众的意见自由市场中存在的, 而宣传是单向的、对象相对固定的, 是为共同体的信念而存在的。它们有着各自的社会价值, 并且合则两伤、分则两利。辨的。但《解放日报》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1944年12月10日, 该报“信, 对劳动英雄的宣传提出了批评意见, , 、历史说起, 把关于他的一切材料, 包罗并列, , , 就有点使人疲劳, 不大想看, ? 主要是因为把、自力更生的共同
[6]信念, 忽略人的特点与个性、, 。
, 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 , 对反动派没有任何畏惧, 也无所迎合, 因此就能彻底尊, 与人民密切联系, 遵循的是走群众路线的政党学说逻辑。在这里, , 都是不证自明的。
首先在理论思维模式上, 它先验地预设唯物主义新闻观与唯心主义新闻观、无产阶级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对立, 并以前者取代后者, 贴“理论标签”, 排斥普遍的新闻规律探讨, 形成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陆文把事实等同于“物质的东西”, 强调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 这种简化了的唯物主义观点, 对新闻只是从客观的层面去理解, 而不是把新闻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去理解, 不是在主客合一的新闻实践中理解新闻, 相反, 记者的主观能动性几乎被完全取消了, 记者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向亲身参与到事实中的人民请教事实的真相, 而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具有革命的立场———这似乎成了记者仅存的主观能动性了。实际上, 这里所体现的是受到马克思批判的机械的直观认识论原则, 它在意识形态化以后, 人们就不再质疑它了。只要我们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 就不难发现, 新闻的真实既不可能存在于人们生活之外的世界里, 也不可能仅与客观事实相关而与人的主体认识无关, 它只能是以人的实践方式所建立的人与客
[7]观事实的统一性。其实, 向人民请教事实的真相, 可以理解为在人与人的互动中接近真实, 也是一种人的
实践方式, 但陆定一没有从实践哲学的角度加以解释, 而只是以“革命的立场”这类政治话语完全替代了。更遗憾的是, 在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中, 新闻学的一切问题都被简化为事实决定论, 戈公振等人所阐述的新闻的普遍性、公告性、时宜性、文艺性、趣味性、完整性, 被当作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进行批判, 从而远离了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理解途径。这样一来, 新闻理论思维就退缩到意识形态的领地, 难以呈现理性与超越的心智, 以不容置疑的“独断式”话语进行着理论的表述, 如“只有无产阶级这个最革命的阶级, 不怕面对事实, 对反动派没有任何畏惧, 也无所谓迎合, 因此就能彻底尊重客观事实”, 旧社会的新闻理论是“很糊涂的”“很不老实的”、“、很不科学的”。这些话语让人感觉很革命, 却缺少了启迪人的智慧的东西以及格物致知的工夫。
这终究又破坏了理论意识, 形成一切从文件出发、一切从经验出发的思维习惯。陆文对新闻真实的论述, 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贯彻; 强调报纸要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 新闻记者要向人民请教真相, 是“全党办报”思想的具体化; 批判新闻界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现象, 则建立在革命斗争的经验化基础上。这种新闻理论只适用于作为组织传播系统的党报以及党的新闻机关, 很难也不应该推扩到新闻传播发展规律的层面。陆定一所论及的唯物主义新闻观与唯心主义新闻观、无产阶级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对立问题, 呈现了一个时代的矛盾, 但从理论层面讲, 它还不是新闻传播的普遍问题, 相反, 它用—78—
“两极判断”掩盖了真正普遍的问题:新闻传播为什么不自由? 新闻传播如何公正、公平地使社会公众获得新闻传播权? 如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传播权?
当然, 这难免苛责于陆定一先生了。陆定一的身份决定了他所要做的新闻理论总结, 必须限定在特定的思想路线与规格中。我们注意到, 陆定一在论及新闻工作者的时候, 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新闻工作者, 必须时刻勉励自己, 做人民的公仆, 应知我们既不耕田, 又不做工, 一切由
[4](P10) 人民供养, 如果我们的工作, 无益于人民, 反而毒害人民, 那就比蠹虫还要可恶。”
在这种经验化的反知背后, 所表述的是一种预设的思想路线: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既有革命的一面, 又有动摇的一面, 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克服其动摇性。这样一来, 就先天地失去了对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性的认识, 并且导引出一种可怕的反知倾向。
尽管在党报话语里《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 党报的党性, [8]对今天的党报新闻改革依然是具有启发性, 所导引的对多元知识、文化系统的排斥, , , 致平, 制造着理论的神话, , 。及至改革开放, , 、、批判意识等新的语境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 在消费主义的时代, , 新闻学理论又很快落入功利化和世俗化的境地, 人们凭个人, 拒绝普遍性的学习, 回避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反思, 一味崇信媒介资本的力量, , 远离理论所赋予人的追求理想、追求真理、完善人格的精神气质, 无以展现, 也无以拓展理性的维度和诠释的力度。可叹的是, 传统的影响并未消失, 而现实又以“理论有何用”的功利思维嘲弄着新闻传播理论, 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夹击下, 中国新闻学扩展想像力的工作显得异常艰难。值得庆幸的是,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新闻学的危机, 而这将会成为重建新闻学理论话语的起点。
参考文献:
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像力[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3216.
徐宝璜. 新闻学讲话[A ].黄天鹏. 新闻学名论集[C].上海:上海联合书店, 1930. 24.
盛沛林. 陆定一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贡献[J].新闻爱好者, 1996, (10) :9211.
陆定一. 陆定一新闻文选[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 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征求意见稿) [A ].新闻研究资料(第17辑) [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5247.
[6]单波. 20世纪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15.
[7]单波. 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J].现代传播, 1999, (1) :28235.
[8]刘建明. 现代新闻理论[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394. [1][2][3][4][5]
The Im aginative Pow er of Our Journalism
SHAN Bo
(School of J ournalism and M ass Medi um , W uhan 430072, China )
Abstract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 our journalism has lacked of imaginative power , not only producing such disadvan 2tages as insufficient rationality , exhausted creation , narrow perspective and weak annotation , but also infecting the chronic disease of “abstract and ossification ”. While the journalism of the enlightened period , because of over -focusing on the prac 2tical value of newspapers in politics , didn ’tmake a real approach to the imaginative space of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 the i 2maginative space of the journalism , after 1911Revolution , was again under constraint due to the single description of experi 2ence , to the single tendency of theory and view , and to the antagonist mode of thinking. And after 1940s , with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oming f rom the study of the physical world ”replaced by the political view , the simplified , theoretical thinking on ideology expanded largely in the whole study of journalism , thus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rationality and innovation. K ey w ords :journalism ; imaginative power ; ideology
(责任编辑:周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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