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曲折的中国近代化之路
──读林家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革命史研究的新审视》感言
杜国松
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滥觞于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林则徐、魏源对中国的近代化的影响主要在思想上。在林、魏之前，中国人沉溺于过去辉煌历史，盲目自大，闭目塞听，自诩为“天朝上国”、“中央之国”，鄙视外来文明，思想行为极为何守、守旧；此时的清朝极其腐败，政治一片黑暗，清朝就象沉疴不起的耋耄老人，对时局变化麻木不仁、漠不关心，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当时现实的写照；林则徐、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制夷”就神州大地的一声惊雷，对当时的中国人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林则徐、魏源开了思想、风气之先，自此之后，中国人开始以诧异的眼光观察和了解中国之外的精彩世界。林则徐不仅是近代民族英雄第一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从思想、观念影响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中国近代化第一人。
最早将近代化付诸于实践的是洋务派。震慑于二次鸦片战争两次惨败西方的船坚炮利，又直接感受用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好处，一部分官员从顽固不化的清朝官僚队伍中分离出来，成为清朝官员中的翅楚，这些洋务派官员的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等，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的口号，为创办洋务事业，可谓呕心沥血，苦心经营，他们的洋务事业也可谓硕果累累，创办一大批在当时亚洲屈指可数的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创办当时在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七的北洋舰队。但是洋务运动的结局很悲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宣告洋务派的近代化运动失败了。孙中山明确指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没抓住根本，“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国兵经，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洋务派抱残守缺，死死抱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放，这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学西方的先进技术，不改革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这样的近代化只能以失败告终。
一百多年前，经历丰富、学识广博的香山籍人士郑观应是早期洋务运动积极分子，在运动中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左臂右膀，创办和管理过众多洋务企业，他对洋务运动弱点和弊端是一目了然，批评洋务运动“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只学西方技术，不改革政治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中法战争后，郑观应等与洋务派分道扬镳，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谋划出中国实现近代化的一条新路：学习西方，改革政治制度，实现君主立宪制，发展工商业，与西方进行“商战”。可惜，早期改良派未派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起了发轫、启蒙的作用。
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风起云涌的中国正面临着一次历史巨变。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十字路口，中国走怎样的近代化道路，正面临抉择。这时中国走现代化面临三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一是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制资本主义国家，三是清政府要用细枝未节的改革维护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热血青年挺身而出，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他们既接受了洋务派的教训，又吸取了早期维新思想的精华，所以他们的近代化思想比洋务派、早期维新派要成熟、完整得多。他们走出了“中体西用”的怪圈，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新派近代化实践的顶峰是百日维新。维新派缺乏力量支撑，把希望寄托在扶不起阿斗光绪帝身上，变法期间，谨小慎微，就连他们最基本的思想主张开国会、废科举都不敢提出来。慈禧等顽固派反戈一击，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康梁亡命海外，变法就象昙花一现。历史证明，用改良办法，在中国
实行君主立宪制是行不通的。
20世纪初，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后，清政府内外交困，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拉拢立宪派，扑灭成燎原之势的革命烈火，1901年，慈禧宣布实行“新政”，“新政”基本沿袭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和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路线，采用缓慢推进的方法。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不可能承担起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重任，但它又甘心不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政”实际上是清朝在坠落死亡深渊前的一种垂死挣扎。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完全撕下预备立宪的面纱，暴露出实行君主专制的本来面目。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下诏维新是“以保子孙帝王之业”，是“假立宪之美名，以实行中央集权”之实。清朝“预备立宪”骗局的破灭，更促成革命熊熊大火的到来。
事实证明，政治制度和体制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洋务运动和清朝的覆亡就是最好的佐证；用改良方式走近代化道路，因为顽固势力太过强大，在当时的中国也行不通。中国走近代化的道路，只能用革命的方式，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孙中山所说：“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孙中山提出了他的近代化思想，他说：“倘以一中国君主而易去满洲君主，与近世文明进化相背，决非人民所欲，故惟有共和联邦政体为最美备，舍此别无他法也。”孙中山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为中国的政治近代化和经济近代化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百年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说明，近代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统工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国情，所以每个国家近代化模式各不相同。每个国家近代化的道路必须根据自身的国情及其面临的具体形势，找到一条切合自己国情的近代化道路。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借鉴近代史上我们的前辈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我们的民族。
艰难曲折的中国近代化之路
──读林家有《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革命史研究的新审视》感言
杜国松
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滥觞于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林则徐、魏源对中国的近代化的影响主要在思想上。在林、魏之前，中国人沉溺于过去辉煌历史，盲目自大，闭目塞听，自诩为“天朝上国”、“中央之国”，鄙视外来文明，思想行为极为何守、守旧；此时的清朝极其腐败，政治一片黑暗，清朝就象沉疴不起的耋耄老人，对时局变化麻木不仁、漠不关心，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当时现实的写照；林则徐、魏源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制夷”就神州大地的一声惊雷，对当时的中国人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林则徐、魏源开了思想、风气之先，自此之后，中国人开始以诧异的眼光观察和了解中国之外的精彩世界。林则徐不仅是近代民族英雄第一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从思想、观念影响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中国近代化第一人。
最早将近代化付诸于实践的是洋务派。震慑于二次鸦片战争两次惨败西方的船坚炮利，又直接感受用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好处，一部分官员从顽固不化的清朝官僚队伍中分离出来，成为清朝官员中的翅楚，这些洋务派官员的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张之洞等，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求富”的口号，为创办洋务事业，可谓呕心沥血，苦心经营，他们的洋务事业也可谓硕果累累，创办一大批在当时亚洲屈指可数的军工企业、民用企业，创办当时在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七的北洋舰队。但是洋务运动的结局很悲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宣告洋务派的近代化运动失败了。孙中山明确指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没抓住根本，“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国兵经，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洋务派抱残守缺，死死抱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放，这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只学西方的先进技术，不改革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这样的近代化只能以失败告终。
一百多年前，经历丰富、学识广博的香山籍人士郑观应是早期洋务运动积极分子，在运动中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左臂右膀，创办和管理过众多洋务企业，他对洋务运动弱点和弊端是一目了然，批评洋务运动“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只学西方技术，不改革政治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中法战争后，郑观应等与洋务派分道扬镳，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谋划出中国实现近代化的一条新路：学习西方，改革政治制度，实现君主立宪制，发展工商业，与西方进行“商战”。可惜，早期改良派未派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但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起了发轫、启蒙的作用。
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风起云涌的中国正面临着一次历史巨变。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十字路口，中国走怎样的近代化道路，正面临抉择。这时中国走现代化面临三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一是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要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二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制资本主义国家，三是清政府要用细枝未节的改革维护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处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热血青年挺身而出，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他们既接受了洋务派的教训，又吸取了早期维新思想的精华，所以他们的近代化思想比洋务派、早期维新派要成熟、完整得多。他们走出了“中体西用”的怪圈，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体制，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维新派近代化实践的顶峰是百日维新。维新派缺乏力量支撑，把希望寄托在扶不起阿斗光绪帝身上，变法期间，谨小慎微，就连他们最基本的思想主张开国会、废科举都不敢提出来。慈禧等顽固派反戈一击，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康梁亡命海外，变法就象昙花一现。历史证明，用改良办法，在中国
实行君主立宪制是行不通的。
20世纪初，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后，清政府内外交困，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为拉拢立宪派，扑灭成燎原之势的革命烈火，1901年，慈禧宣布实行“新政”，“新政”基本沿袭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和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路线，采用缓慢推进的方法。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不可能承担起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重任，但它又甘心不主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政”实际上是清朝在坠落死亡深渊前的一种垂死挣扎。1908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完全撕下预备立宪的面纱，暴露出实行君主专制的本来面目。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下诏维新是“以保子孙帝王之业”，是“假立宪之美名，以实行中央集权”之实。清朝“预备立宪”骗局的破灭，更促成革命熊熊大火的到来。
事实证明，政治制度和体制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洋务运动和清朝的覆亡就是最好的佐证；用改良方式走近代化道路，因为顽固势力太过强大，在当时的中国也行不通。中国走近代化的道路，只能用革命的方式，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正如孙中山所说：“非革命无以救重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孙中山提出了他的近代化思想，他说：“倘以一中国君主而易去满洲君主，与近世文明进化相背，决非人民所欲，故惟有共和联邦政体为最美备，舍此别无他法也。”孙中山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为中国的政治近代化和经济近代化创造良好的大环境。
百年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说明，近代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统工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国情，所以每个国家近代化模式各不相同。每个国家近代化的道路必须根据自身的国情及其面临的具体形势，找到一条切合自己国情的近代化道路。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借鉴近代史上我们的前辈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振兴我们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