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基础知识（经济学）
一、经济学概论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 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 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 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1、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2、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
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二、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二十世纪40 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美三洲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走向独立，经济上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谋求发展，世界上出现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于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对发展问题较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发达国家也有一些激进经济学家试图去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这就产生了发展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40 年代末期至60 年代，发展经济学主要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
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有刘易斯、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和罗斯托等人。 强调资本积累的理论，从两方面发展。
一方面，切纳里等逐渐认识到，障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只是投资规模的大小，还有必须用来购买进口的原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外汇储备的多少。他们提出了两缺口模式，即国内储备的不足需用国外资本的流入来填补。
另一方面，舒尔茨等人从智力开发作用的分析，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并非只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
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的发展经济学家，有伯根、刘易斯、罗森斯坦·罗丹和切纳里等人，这种看法产生的原因是：单纯的市场作用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结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成就给与了人们深刻的印象；先进的计算程序和高速的电子计算机的出现 ，使比较复杂的模式的建立和计算成为可能。
切纳里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价格往往不能反映出真正的稀缺价值，主张使用“会计价格”或“影子价格”去校正市场价格对稀缺程度的偏离。他们还从社会边际生产率的观点出发，在最优化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去研究计划和资源配置问题，在一些特定的假设上建立起模式，在数学的意义上求出完美的解答。以后这种模式又向动态规划、非线性的方向发展。但正如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家泰勒等人自己承认的那样，模式的实用性是有限的。
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和刘易斯等人也非常强调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普雷维希和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工业化；哈伯勒和克尔恩克罗斯等人还依据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静态比较利益理论，从动态观点分析了国际知识传播和资本流动问题，得到了国际贸易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结论。
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是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的战略。这种战略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的保护幼年工业论、普
雷维希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和“中心”剥削“外围”论，以及由缪达尔进一步强调的国际结构具有不平等性质的理论。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开始更多地采用了新古典学派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更多地采用了经验分析的方法；较全面地注意到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进一步研究了增长和发展的目标。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斯特里顿等提出，应当以保证基本需要，而不以国民收入最大化为增长和发展的目标。即在增长过程中，要注意改进卫生、营养和教育等条件，以直接对人力资源产生积极作用。不应当有过多的、不恰当的结构和技术变革以及资本支出，要注意采用减少消费和改进现有技术 等比较简易的方法去提高生产率。这种看法称为“基本需要论”。
由于发展中国家早期快速增长后出现了不少问题，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感到，用统一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去指导各个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当的。应当根据各个国家的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作具体的分析，提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赫希曼把这种统一理论逐渐失去作用的情况，叫做“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停滞”。
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是新古典学派，其依据的基本思想是传统庸俗经济学，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思想。他们认为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累积的过程，这种过程是通过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发展是和谐的、平稳的过程，是以自动的均衡机制为基础的； 继续发展是可能的，其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已。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遭遇着田难并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尽管发展经济学有上述的庸俗观点，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经济理论中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并非都是谬误。
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尽管新古典学派是发展经济学的正统，但西方经济学界还是有人能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主张。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激进学派的理论。激进学派是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与新占典学派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激进学派就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
三、教育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自教育产生以来，就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古代，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学者就对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作过一些论述。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教育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也不可能对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作出量的计算。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教育对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而
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教育经济效益问题的日益重视。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等人，对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少论述。例如，斯密提出：“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
但教育经济学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则是20 世纪60 年代的事。美国舒尔茨、英国维泽、美国贝克尔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为现代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这一论点成为20 世纪70 年代西方许多教育经济学著作的理论出发点。
当前，西方教育经济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估算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何估算个人的教育投资和收益以及收益率；教育同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之间存在着的关系，教育同劳动力市场变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预测未来的劳动力供求；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教育经费，以便尽可能提高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等等。
教育经济学以教育在经济增长和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支出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果作为研究对象。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在阐述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原理和规律的同时，并根据设定的前提，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计算、分析，检验有关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和预测这一关系的变动趋势。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对教育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目前得出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一方面，经济增长本身要求教育部门输送大批有一定技术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同一国的国力相适应的，经济越发达越有可能提供较多的教育费用，促进教育的发展。
一国可能用于发展教育的经费多少，归根结底要受本国财力所制约。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入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才能使教育经费的绝对额，以及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大。
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即单靠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社会的。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事业，它既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又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无论是社会评价标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还是劳动者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
四、激进经济学
激进经济学是二十世纪60 年代后期，主要在美国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也称为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提出一些大体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为依据 ，或与之相接近的论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观点属于这个流派并具有相当影响的，还有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巴兰、斯威齐等，人们习惯地把他们称为“老左派”，而把60 年代后期出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称为“新左派”，这是当前西方“左派经济学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们正式打出“激进”旗号，是1969 年在美国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当时，在美国各大城市爆发的黑人抗暴斗争，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和美国大学中兴起的进步运动，促使美国部分人民的思想趋向革命化。于是，在美国西部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基地，不少具有激进思想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等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组织，其宗旨是“研究发展和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
最初，他们与黑人斗争和学生运动相结合，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在大学校园或市区广场上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或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不久，他们的作品流传到全国，联盟有些成员成为较有影响的大学教师，编写了教材和论著出版。联盟迄今还定期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 年代，联盟有成员2000 多人。
联盟成员在政治上批判资本主义，一般都推崇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经济制度不是以人类本性或技术特点为基础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后者在不断演变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生根本的变化；任何具体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又以“社会-经济阶级”的特殊结构为其特征。
而在过去和现在，几乎所有社会中这种“社会-经济阶级”结构都是极不平等的；为了走向更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必须对这种环境进行根本改造。因此，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在政治上将尽力支持被支配阶级所发动的改革运动。
激进派认为对于人的经济行为，不能通过概括普遍性的人的倾向，并在形式上用最优化模式来进行分析，而必须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家庭和企业都不是最主要的决策单位，决定经济成果的关键是形成相互冲突关系的人群或阶级所产生的集体力量；不能从基础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运动趋于均衡的假设出发，制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发展的模式，相反，应该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基础结构的不断变化，并用动态的不均衡模式来探索经济过程发展中的辩证的和矛盾的特点。
激进派的共同立场和基本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激进经济学家对主流派经济学的不满，有人把激进经济学家评论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概括为五点：
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并用边际生产率、供需模式等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回避了在各阶级间分配收入的基本问题；
用消费者爱好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而消费者爱好又被看作已知的或特定的；
不注意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只重视在数量上分析每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爱好对消费品和闲暇的选择所得到的满足，并不考虑劳动群众的劳动条件如何，生活环境是否恶化，以及集体福利的供应是否充分；
重视在经济制度下的边际变动，不注意较大的数量上的变化，更不研究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变动问题；
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回避经济中权力分配问题，主流派经济学摒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用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并自诩采用与政治脱离的较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名称。但激进经济学家坚持把这门经济学科称作“政治经济学”。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应着重研究社会上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微观和宏观背景下阶级冲突的机制，当代阶级社会走向危机的趋向，以及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过渡问题。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员对具体的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而有所变动。至今，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可以说还没有定型，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自联盟成立后的十多年来，激进经济学者已发表了不少论著，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美国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个人看法。
例如爱德华兹的《谁在福利国家获得好处？》一文，对美国各级政府的福利开支作了详细的调查，指出政府的福利项目并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福利补助并投有改变全国人民收入不均的状况，福利开支有一部分来自贫苦阶层所缴纳的税金，总之，福利制度只是使贫穷者避免陷入过度贫穷状态，也就是不使贫穷者起来反抗；
谢尔曼、韦斯科普夫、沙依等提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如何发生的三种论点，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劳动后备军消失论和现代工人阶级消费不足论，他们引用利润率的升降、投资额的增减等大量统计数字来考察导致资本主义周期各阶段交替的机制，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海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质变，因为它意味着资本的跨国化、资本积累的跨国化，因而导致国际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还有一些激进经济学者进一步发挥海默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还意味着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同过程的一体化，从而国际分工也趋于两极分化。
总的看来，美国许多主流派经济学家轻视激进派学说，认为它仅是政治态度的表达，而不是认真追求真理。但也有一些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激进派提出的一些论点可以作为传统经济学的补充。
公共基础知识（经济学）
一、经济学概论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 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 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 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1、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2、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
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二、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二十世纪40 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它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美三洲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走向独立，经济上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谋求发展，世界上出现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于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对发展问题较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发达国家也有一些激进经济学家试图去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这就产生了发展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40 年代末期至60 年代，发展经济学主要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
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的经济学家有刘易斯、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和罗斯托等人。 强调资本积累的理论，从两方面发展。
一方面，切纳里等逐渐认识到，障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只是投资规模的大小，还有必须用来购买进口的原料、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外汇储备的多少。他们提出了两缺口模式，即国内储备的不足需用国外资本的流入来填补。
另一方面，舒尔茨等人从智力开发作用的分析，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并非只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
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的发展经济学家，有伯根、刘易斯、罗森斯坦·罗丹和切纳里等人，这种看法产生的原因是：单纯的市场作用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结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成就给与了人们深刻的印象；先进的计算程序和高速的电子计算机的出现 ，使比较复杂的模式的建立和计算成为可能。
切纳里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价格往往不能反映出真正的稀缺价值，主张使用“会计价格”或“影子价格”去校正市场价格对稀缺程度的偏离。他们还从社会边际生产率的观点出发，在最优化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去研究计划和资源配置问题，在一些特定的假设上建立起模式，在数学的意义上求出完美的解答。以后这种模式又向动态规划、非线性的方向发展。但正如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发展经济学家泰勒等人自己承认的那样，模式的实用性是有限的。
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和刘易斯等人也非常强调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普雷维希和拉美经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工业化；哈伯勒和克尔恩克罗斯等人还依据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静态比较利益理论，从动态观点分析了国际知识传播和资本流动问题，得到了国际贸易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结论。
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是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的战略。这种战略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的保护幼年工业论、普
雷维希的贸易条件恶化论和“中心”剥削“外围”论，以及由缪达尔进一步强调的国际结构具有不平等性质的理论。
20 世纪60 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开始更多地采用了新古典学派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更多地采用了经验分析的方法；较全面地注意到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进一步研究了增长和发展的目标。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斯特里顿等提出，应当以保证基本需要，而不以国民收入最大化为增长和发展的目标。即在增长过程中，要注意改进卫生、营养和教育等条件，以直接对人力资源产生积极作用。不应当有过多的、不恰当的结构和技术变革以及资本支出，要注意采用减少消费和改进现有技术 等比较简易的方法去提高生产率。这种看法称为“基本需要论”。
由于发展中国家早期快速增长后出现了不少问题，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感到，用统一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去指导各个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当的。应当根据各个国家的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作具体的分析，提出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赫希曼把这种统一理论逐渐失去作用的情况，叫做“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停滞”。
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是新古典学派，其依据的基本思想是传统庸俗经济学，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思想。他们认为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累积的过程，这种过程是通过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发展是和谐的、平稳的过程，是以自动的均衡机制为基础的； 继续发展是可能的，其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总之，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过程，它所要求的仅止于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动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已。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遭遇着田难并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尽管发展经济学有上述的庸俗观点，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其本身是有参考价值的。发展经济理论中对一些局部的、具体的问题的分析，并非都是谬误。
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点。
尽管新古典学派是发展经济学的正统，但西方经济学界还是有人能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比较切合实际的主张。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可以看到激进学派的理论。激进学派是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有关经济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与新占典学派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和根源，激进学派就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
三、教育经济学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自教育产生以来，就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古代，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学者就对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作过一些论述。但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教育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太明显，也不可能对教育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作出量的计算。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教育对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从而
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教育经济效益问题的日益重视。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斯密、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等人，对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作了不少论述。例如，斯密提出：“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
但教育经济学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则是20 世纪60 年代的事。美国舒尔茨、英国维泽、美国贝克尔等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为现代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式，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这一论点成为20 世纪70 年代西方许多教育经济学著作的理论出发点。
当前，西方教育经济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估算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何估算个人的教育投资和收益以及收益率；教育同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之间存在着的关系，教育同劳动力市场变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预测未来的劳动力供求；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教育经费，以便尽可能提高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等等。
教育经济学以教育在经济增长和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支出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果作为研究对象。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在阐述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原理和规律的同时，并根据设定的前提，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数据资料进行计算、分析，检验有关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和预测这一关系的变动趋势。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对教育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目前得出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一方面，经济增长本身要求教育部门输送大批有一定技术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是同一国的国力相适应的，经济越发达越有可能提供较多的教育费用，促进教育的发展。
一国可能用于发展教育的经费多少，归根结底要受本国财力所制约。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财政收入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才能使教育经费的绝对额，以及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大。
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即单靠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建成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社会的。教育是培养人、造就人的事业，它既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又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无论是社会评价标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还是劳动者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
四、激进经济学
激进经济学是二十世纪60 年代后期，主要在美国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也称为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提出一些大体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为依据 ，或与之相接近的论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观点属于这个流派并具有相当影响的，还有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巴兰、斯威齐等，人们习惯地把他们称为“老左派”，而把60 年代后期出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称为“新左派”，这是当前西方“左派经济学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们正式打出“激进”旗号，是1969 年在美国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当时，在美国各大城市爆发的黑人抗暴斗争，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和美国大学中兴起的进步运动，促使美国部分人民的思想趋向革命化。于是，在美国西部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基地，不少具有激进思想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等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组织，其宗旨是“研究发展和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
最初，他们与黑人斗争和学生运动相结合，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在大学校园或市区广场上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或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不久，他们的作品流传到全国，联盟有些成员成为较有影响的大学教师，编写了教材和论著出版。联盟迄今还定期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 年代，联盟有成员2000 多人。
联盟成员在政治上批判资本主义，一般都推崇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经济制度不是以人类本性或技术特点为基础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后者在不断演变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生根本的变化；任何具体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又以“社会-经济阶级”的特殊结构为其特征。
而在过去和现在，几乎所有社会中这种“社会-经济阶级”结构都是极不平等的；为了走向更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必须对这种环境进行根本改造。因此，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在政治上将尽力支持被支配阶级所发动的改革运动。
激进派认为对于人的经济行为，不能通过概括普遍性的人的倾向，并在形式上用最优化模式来进行分析，而必须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家庭和企业都不是最主要的决策单位，决定经济成果的关键是形成相互冲突关系的人群或阶级所产生的集体力量；不能从基础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运动趋于均衡的假设出发，制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发展的模式，相反，应该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基础结构的不断变化，并用动态的不均衡模式来探索经济过程发展中的辩证的和矛盾的特点。
激进派的共同立场和基本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激进经济学家对主流派经济学的不满，有人把激进经济学家评论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概括为五点：
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并用边际生产率、供需模式等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回避了在各阶级间分配收入的基本问题；
用消费者爱好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而消费者爱好又被看作已知的或特定的；
不注意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只重视在数量上分析每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爱好对消费品和闲暇的选择所得到的满足，并不考虑劳动群众的劳动条件如何，生活环境是否恶化，以及集体福利的供应是否充分；
重视在经济制度下的边际变动，不注意较大的数量上的变化，更不研究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变动问题；
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回避经济中权力分配问题，主流派经济学摒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用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并自诩采用与政治脱离的较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名称。但激进经济学家坚持把这门经济学科称作“政治经济学”。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应着重研究社会上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微观和宏观背景下阶级冲突的机制，当代阶级社会走向危机的趋向，以及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过渡问题。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员对具体的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而有所变动。至今，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可以说还没有定型，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自联盟成立后的十多年来，激进经济学者已发表了不少论著，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美国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个人看法。
例如爱德华兹的《谁在福利国家获得好处？》一文，对美国各级政府的福利开支作了详细的调查，指出政府的福利项目并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福利补助并投有改变全国人民收入不均的状况，福利开支有一部分来自贫苦阶层所缴纳的税金，总之，福利制度只是使贫穷者避免陷入过度贫穷状态，也就是不使贫穷者起来反抗；
谢尔曼、韦斯科普夫、沙依等提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如何发生的三种论点，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劳动后备军消失论和现代工人阶级消费不足论，他们引用利润率的升降、投资额的增减等大量统计数字来考察导致资本主义周期各阶段交替的机制，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海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质变，因为它意味着资本的跨国化、资本积累的跨国化，因而导致国际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还有一些激进经济学者进一步发挥海默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还意味着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同过程的一体化，从而国际分工也趋于两极分化。
总的看来，美国许多主流派经济学家轻视激进派学说，认为它仅是政治态度的表达，而不是认真追求真理。但也有一些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激进派提出的一些论点可以作为传统经济学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