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1791年4月到9月30日制宪议会
法国革命前的欧洲政治，各国奉行的同盟制度。——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各个国家的动机。——曼图亚会议和曼图亚声明。——国王出走至瓦伦；国王被扣留；国王停止行使权力。——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第一次分裂。——君主立宪派恢复王位。——庇尔尼茨宣言。——国王批准宪法。——制宪议会闭幕，对制宪议会的评价。
法国革命必然改变欧洲的政治；它结束国王与国王之间的斗争，开始国王与人民之间的斗争。这后一种斗争若不是由国王首先挑起，它的爆发一定会晚得多。他们本想镇压革命，却扩大了革命；他们攻击革命，反而使革命获得胜利。统治欧洲的政治制度已经到了末日。在封建统治下，各国的活动主要是在国内，到了君主专制时期，各国对外的活动就比从前多的多。封建统治时期在欧洲各大国几乎是同时结束的。当时，国王与诸侯接触频繁，彼此之间曾长期征战，因此各国国王经常在国境上互相遭遇，互相冲突。没有一个统治——不论是查理五世的统治或路易十四的统治，能实现统一，弱小国家为了抵制较强的国家总要联合在一起，经过各种优势和联盟的曲折变化，形成了欧洲的一种均势。为了正确评价后来发生的事件，先了解一下革命前的欧洲形势是有好处的。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奥地利、英国和法国一直是欧洲的三大强国。奥地利和英国由于利害关系联合反对法国。奥地利在荷兰方面受到法国威胁；英国在海上对法国有戒心。势力竞争或贸易竞争经常使它们处于敌对状态，它们力图互相削弱，互相掠夺。自从波旁王朝的一位亲王作了西班牙国王以后，西班牙就成了法国反对英国的同盟国。此外，西班牙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被屏弃在欧洲大陆的一角，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一蹶不振，由于有了盟约，过去使它恐惧不安的唯一敌人已不复存在，现在它只是在海上还保留一点原有的优势。不过，在奥地利的周围，法国还有别的同盟国，北方有瑞典，东方有波兰和土耳其，在德意志南部有巴伐利亚，西部有普鲁士，在意大利有那不勒斯王国。这些国家都惧怕奥地利的入侵，自然要与奥地利的敌国结盟。处在两个联盟集团之间的皮埃蒙特随着情况变化和利害关系，时而站在这一边，时而又站在另一边。荷兰则按照该共和国内是省督派占优势还是人民派占优势而决定与英国或法国联盟。瑞士是中立的。
十八世纪后半叶，北方兴起了两个强国，普鲁士和俄国。普鲁士从一个普通的选侯领地变成一个重要的王国，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使它有了财力和军队。而威廉之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又利用这些财力和军队扩张了领土。长时期与各国不相往来的俄国，主要是由于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领导而参预了欧洲政治的。这两个国家的崛起，使原有的联盟发生了变化。俄国和普鲁士同维也纳政府取得协议以后，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了波兰。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后，叶卡捷琳娜女皇和皇帝约瑟夫在1786年结成同盟，瓜分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
因贸然发动的不幸的七年战争而削弱了的凡尔赛政府，眼看波兰被瓜分而无力制止，奥斯曼帝国衰颓也未能挽救；甚至同盟国荷兰的共和派被普鲁士和英国击倒时，也未能给予援助。1787年，普鲁士和英国用武力恢复了荷兰联省的世袭省督制。为法国的政策增光的唯一行动就是对北美独立作了有效的支持。1789年的革命虽然扩大了法国在道义方面的影响，却大大减弱了它在外交上的势力。
1788年，由小威廉·皮特统治的英国，被俄国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吓坏了。为了遏制这些计划，英国同普鲁士、荷兰结成联盟。1790年2月，正当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皇帝约瑟夫去世，利奥波尔德二世继任皇位，于7月间接受了赖亨巴赫会谈。在英国、普鲁士和荷兰的调解下，这次协商奠定了奥、土和约的基础，最后于1791年8月4日在西斯托瓦签订了和约，这次会谈同时还平息了荷兰的骚乱。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英国和普鲁上的压力下，也于1791年12月29日在雅西与土耳其签订了和约。这些会谈和因此签订的条约，结束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政治纷争，各强国完全有余暇来管法国的革命了。
在此以前互相敌视的欧洲各国的君王现在把法国革命看成了共同的敌人。在七年战争中就已被否定的旧的敌对关系或联盟关系，这时已完全终止，现在是瑞典与俄国联合起来，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合起来。在因法国革命作出了榜样或各君王行动错误而出现新的关系以前，就只有这样的关系：一方是各国的帝王，另一方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很快就组成了，在这里面，各有各的目的：奥地利是抱着扩张领土的野心；英国是企图对北美的战争进行报复和防止革命思想的影响；普鲁士是为了重新巩固它那已经受到威胁的专制政权和使体闲的军队能用于扩张领土；德意志各邦是为了恢复某些成员的封建权利，因为在阿尔萨斯取消封建制度以后他们的这种权利被剥夺了；维护专制政治的瑞典国王不久前在本国恢复了专制制度，他想使法国也恢复专制制度；俄国则企图乘欧洲忙于共他事务的时机稳稳地瓜分波兰；最后，波旁王朝的所有君主，都是由于权力关系和家族关系加入了同盟。逃亡的贵族为这种种阴谋推波助澜，鼓动各国进攻法国。照他们看来，法国没有军队，或者至少没有将领，财源枯竭，一片混乱，人们厌恶议会，随时准备恢复旧制度。总之，法国既没有自卫的力量，也没有自卫的要求。他们纷纷参加这个为期不长的战役，并且建立了军队，在沃尔姆斯由孔代亲王率领，在科布伦次由阿图瓦伯爵率领。
阿图瓦伯爵特别敦促各国政府作出决定。皇帝利奥波尔德当时在意大利，阿图瓦伯爵就借同充当自己的代理人的卡隆以及阿尔方斯·德·杜尔丽伯爵——后者曾为阿图瓦伯爵与杜伊勒里宫廷进行联系，并且给他带来国王准许他与利奥波尔德会谈的指令——前往意大利会晤利奥波尔德。会谈是在曼图亚举行的，会后，杜尔福伯爵以皇帝名义交给路易十六一份秘密声明，其中说明了反法同盟不久就会援助他。奥地利军队三万五千人将开往佛兰德边境，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一万五千人将开往阿尔萨斯，瑞士派一万五千名军队进驻里昂内边境，撒丁国王派一万五千名军队进驻多菲内边境。西班牙将把它在卡塔卢尼亚的军队增加到二万人；普鲁士随时准备为同盟出兵；英国国王也要以汉诺威的选侯的身分参加行动。所有这些军队应在7月底同时出动，波旁王朝要在这时候提出抗议，各国要发表一道檄文；但事前必须保守秘密，避免一切局部暴动和不作任何逃亡的打算。这就是1791年5月20日曼图亚会议的结果。
路易十六也许是不肯完全听从外人摆布，也许是害怕阿图瓦伯爵率领逃亡贵族胜利归来会压过他所重建的政府的威信，总之他认为最好还是由自己恢复君主政体。路易十六手下有一位将军，布耶侯爵，是一位忠诚而机智的拥护者，他既不赞成逃亡贵族，也不赞成议会，他答应必要时用自己的军队保护路易十六。他和国王之间早已秘密商定，他已准备好一切来迎接国王。布耶借口边境有敌军活动，在蒙梅迪设立军营。他在国王要经过的路上布置军队，作为国王的警卫，这样做必须有一定的理由，他便以保护军饷车辆为由作了这些部署。
国王的家族也在秘密地作了出行的一切准备，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也没有走漏任何消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路易十六和王后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6月20日夜的预定时刻，他们就化装一一离开王宫。他们避开了近卫军的警戒，来到有马车等着他们的大街上，然后朝夏龙和蒙梅迪的方向出发。
第二天，巴黎得知国王出走的消息，起初感到惊讶，随后就引起愤怒，群众纷纷集会，骚动越来越严重。凡是没有制止国王逃走的人都被认为是同谋者，甚至对拉法耶特和巴伊也不相信了。人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对法国的侵略，逃亡贵族的胜利，旧制度的复辟，乃至一场长期的内战。但是议会的行动很快就使人心安定下来。议会采取了应付这种困难局面的一切必要措施，把大臣和主要官员都召到议会来，发出了一份安民布告，采取了维持治安的措施，掌握起政权，任命蒙莫兰为外交大臣，向欧洲各国表示了它的和平愿望，派专员到军队去进行调查，并且以议会的名义而不再以国王的名义接受军队的誓言；最后，议会又下令各郡逮捕一切离开王国的人。费里埃侯爵说：“就是这样，不到四小时，议会就掌握了一切权力，政府照常工作，公共安宁没有受到任何危害，巴黎和法国从这次对王权如此不利的经验中完全清楚：国王同以他的名义存在的政府已经差不多永远没有关系了。”
这时候，路易十六和他的家族的旅行已临近结束。由于逃亡的头一天很顺利，而且，离巴黎已经远了，国王就不再是那样有顾虑而是比较放心，他竟满不在乎地暴露身分。到21日，便在瓦伦被人认出并加以扣留。一时之间，所有的国民自卫军全部动员起来，布耶所布置的分遣队的军官们想拯救国王，但没有结果；龙骑兵和轻骑兵有的不敢协助他们，有的拒绝协助他们。布耶知道这个不幸事件以后，亲自率领一团骑兵赶来。但是已经迟了，当他到达瓦伦时，国王已离开了数小时，他的骑兵已疲惫不堪，拒绝继续前进。各地的国民自卫军都警戒起来，准备行动，布耶在这次的行动失败之后，只好离开军队和法国。
议会得到国王被扣留的消息以后，即派佩蒂翁、拉图尔-莫堡和巴纳夫三个代表前去进行调查，他们在埃佩尔内遇到了国王一家，就一起回来。在这次旅行中，巴纳夫为路易十六的明辨是非、王后马丽-安托瓦内特的好意以及国王一家落到如此境地所感动，因此对他们表示深切关怀。从这一天起，他就向国王进谏，并支持国王。这一行人到达巴黎，穿过拥挤的人群，人们既不鼓掌欢迎，也没有责难，只是以一种长时间的沉默表示不满。
国王暂时被停止行使权力，国王和王后都被监视起来，并派了检察官准备审问国王。各党各派都骚动起来，有些人要维持他的王位，尽管他曾经出走；另一些人则认为，国王既然在他出走时发表的一篇告法国人民书中谴责了革命，又否定了他在他所谓的受软禁时期颁布的法令，他就应被视为已经退位。
这时候共和派开始露头了。在这以前，它不是附属于别的党派，就是隐蔽着，因为它那时还不是独立存在，或者还没有出头的借口。最初在议会和宫廷之间进行、接着在立宪派和旧的特权阶级之间进行、最后在立宪派本身进行的斗争，现在要开始在立宪派与共和派之间进行了。这就是革命时期事物发展的一般情况。在这时期，拥护新建立的制度的人相互接近了，并且放弃了纷争，因为这种纷争即使在议会掌握全权时对他们的事业也是不利的，而当一方面有逃亡的贵族、另一方面又有人民群众威胁着议会时，则是危险的。米拉波已经去世，这位雄辩家所依靠的、构成议会中最无野心、最拥护原则的一部分的中间派，如果与拉梅特一派联合起来，是可能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和君主立宪政体、反对人民群众的过激行动的。
这一联盟实现了，拉梅特一派因安德烈和中间派的主要成员取得了谅解，开始与宫廷交往并且成立了福扬俱乐部，与雅各宾俱乐部对抗。但是，雅各宾派并不缺乏领导者，他们在米拉波的领导下反对过穆尼埃，在拉梅特的领导下反对过米拉波，又在佩蒂翁和罗伯斯比尔的领导下反对过拉梅特。想搞第二次革命的党派一直支持革命中那些最激进的活动家，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接近斗争和胜利。这一派现在终于从附属地位变成独立的了，它不再是为别的党派、为与自己无关的政见而战斗，而是为本身、在自己的旗帜下战斗了。宫廷的一系列过失，贸然从事的阴谋活动，以至国王的出走，使这一派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拉梅特派抛弃了这一派，把它让给它的真正的领导者们。
拉梅特派的人也受到群众的指责，因为群众只看到他们和宫廷的联系，并未研究这种联系的实际情况。由于立宪派支持他们，他们在议会中是最有势力的一派，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尽早恢复王位，以便通过准许共和派于国王停止行使权力期间要求废黜国王，使威胁新制度的争论停止下来。奉命审问路易十六的检察官们让路易十六按照他们的意见写了一个声明，以路易十六的名义交给议会，因而减弱了国王出走的恶劣影响。报告员以负责研究这项重大问题的七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没有理由审判路易十六和宣布废黜他。报告完了以后，讨论了很长时间，而且十分热烈，共和派坚持己见，一再力争，但没有结果。他们的大部分发言者都说，他们要废黜国王，要成立一个摄政机构，就是说，一个人民的政府，或向人民的政府过渡的政府。巴纳夫反驳了这些发言者的各种理由，他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了下面这段引人注意的话：“复兴帝国的人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地遵循你们的方针。你们已经表明了，你们过去是有消灭滥用权力行为的勇气的，是有建立明智而又有利的制度的一切能力的；你们现在也要证明你们有这个智慧保护和维持这种制度。国民已经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他们以自发的行动对威胁自己的一切攻击庄严地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你们要继续采取同样的防范措施，我们的边境应有最强固的防卫。但是，我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要显示我们的克制态度。我们要使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件感到不安的人们能够安心。我们要让那些在外国关心我们革命的人也有胜利的机会！他们从各处向我们大声疾呼：你们是有力量的，你们要明智些、有节制些，那才是你们最大的荣誉。这样，你们才能在不同情况下显示出你们善于运用你们的天才、策略和各种美德。”
议会采纳了巴纳夫的意见。但是，为了安定民心，保障法国未来的安全，议会宣布：如果国王背弃他对宪法的誓言，如果他率领军队向国民作战，或者容许别人以国王的名义作战，国王就算实际退位，他就要变成一个普通公民，不再是不可侵犯，人们就可以对他退位以后的行为提出控告。
在议会通过这项法令的那天，共和派的领袖们出来鼓动群众。由于会场有国民自卫军守卫，议会没有被侵入或受威胁。鼓动群众的人无法阻挠发布这项命令，就发动民众反对这项命令。他们搞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中否认议会的权限，说最高主权属于国民，并且认为路易十六的出走就是退位，要求撤换国王。这份请愿书是由《法兰西爱国者》的作者巴黎市调查研究委员会主席布里索草拟的，7月17日，这份请愿书被送到练兵场的祖国祭坛上，无数的人来到这里签名。议会得到消息以后，把市政官召到议会来，责成市政府维持治安。拉法耶特带领军队赶来驱散了人群，第一次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市政官员们在荣誉军人院办公，但就在当天，人数更多、更为坚决的群众又涌来了。丹东和卡米尔·德穆兰站在祭坛上对群众发表了长篇演说。两名残废者被认为是密探而被杀，他们的头挂在高杆上。暴动变得可怕了。拉法耶特又一次率领一千二百名国民自卫军来到练兵场。巴伊也陪同前来，并使人挥动红旗。他们向群众宣读了依法警告群众解散的命令；但是，群众不肯解散，群众不顾强制的命令，高呼：“扯下红旗！”并且用石块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下令开枪，可是向空中射击，但群众毫不畏惧，又开始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看到暴动者这样顽强反抗，就又下令开枪，这一次是真的杀伤性的射击了。群众惊慌逃散，会场上留下很多尸体。骚动停止了，秩序恢复了，可是人民流了血。拉法耶特和巴伊尽管是迫于不得已才采取镇压行动的，可是群众并没有原谅他们。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还不十分强大、也不十分巩固的共和派被君主立宪派战败了。练兵场的尝试成了8月10日发生的人民运动的前奏。
正当议会和巴黎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为路易十六的出走而满怀希望的逃亡贵族，又因为国王被扣留而惊愕不安。王弟是和国王同时出走的，他比国王幸运，他带着摄政王的名义和权力单独到了布鲁塞尔。从这时起，逃亡者就只能指望欧洲的援助了。军官们离弃了军队，议会中二百九十名议员抗拒议会发布的命令，企图使外人入侵合法化，布耶写了一封威胁的信，抱着一种奇怪的希望来恫吓议会，同时把路易十六出走的责任放到自己身上。最后，皇帝、普鲁士王和阿图瓦伯爵在庇尔尼茨会商，他们在那里发表了有名的8月27日宣言，这个宣言是为进攻法国作准备的，如果议会有远见，不顾一些群众和外国的威胁，不为宣言的企图所左右，那么这个宣言就可能影响国王的命运，而不是改善国王的命运。
在庇尔尼茨宣言中，各国国王把路易十六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他们要求使法国国王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就是说，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要求恢复法国国王的王位，解散议会，并且要求恢复在阿尔萨斯占有领地的德意志帝国的王侯们的封建权利。他们的要求如果被拒绝，就以战争来威胁法国，所有负有保障法国君主政体责任的强国都要参加这一战争。但是，这个宣言远没有吓倒议会和人民，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们。人们在问，欧洲各国君王凭什么权利干涉我国政府，他们有什么权利向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号施令，把苛刻的条件强加于人。既然各国君王要诉诸武力，人们就只有准备抵抗。国境线都已作好防卫准备，又征集了十万国民自卫军，人们充满自信心地等待着敌人的进攻。他们确信，处在革命时期又在自己国土之内作战的法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这时，议会的制宪工作已近结束，民事关系，税收制度，各种罪行的性质及其起诉、审讯、判刑，以及宪法的总则，都已规定出来。在继承、赋税和刑罚方面贯彻了平等原则；剩下的工作只是把有关宪法的决定汇总成为一个文件呈交国王批准。议会开始对自己的工作和分歧感到厌倦了。法国人民对拖延过久的事情也有了反感，人民希望有一批新的国民代表。各选举人团决定在8月5日召开会议。不幸的是，本届议会的代表不能参加下届议会，这是在国王出走瓦伦之前就决定了的。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某些人的漠不关心，另一些人的争权夺利，贵族的故意要造成无政府状态的企图，共和派的统治意图，都使议会延宕了时间。迪波尔曾经徒劳地这样说过：“人们老给我们讲原则，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稳定性也是政府的一个原则呢？难道想使如此热烈、好动的法国人，每两年在法律和政见方面进行一次变革吗？”而这正是特权阶级和雅各宾派所希望的，尽管他们抱有不同目的。制宪议会在所有这类问题上，不是做错了，就是受到控制。在大臣的职位问题上，制宪议会就不同意米拉波的意见，而决定任何议员都不得兼任大臣职务；在改选问题上，议会不顾议员们的意见，决定议员不得连选连任，并根据同样的精神，规定议员在四年内不得接受国王授与的任何职务。这种奇特的淡漠，不久便使拉法耶特辞去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职务，使巴伊辞去市长的职务。这个引人注意的时期已完全随着制宪议会结束而结束，到立法议会时期就没有这样的事了。
在把制宪议会的各项决定汇总为一个文件的时候，就产生修改这些决定的意图。但是这个修改的尝试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几乎毫无结果。宪法制定之后，又要设法使它更有贵族的倾向性，那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要求使它更为平民化。为了限制国民的最高权力，而同时又不否认这种权力，议会宣布，法国国民有权修改宪法；但是，以在三十年内不行使这项权力为最妥。
宪法的文本由六十名议员呈交国王，要国王停止行使权力的命令撤销了；路易十六重新掌政，法律规定给他的近卫军仍归他指挥。路易十六恢复自由以后，便开始审查呈交给他的宪法。过了几天，他写信给议会说：“我批准这个宪法，我负责在国内维护这个宪法，对外保护它不受侵犯，并且根据它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来使它贯彻执行。我知道，大多数国民都赞成这个宪法，因此我宣布：我放弃在制定宪法过程中我曾提出的异议，既然我只对国民负责，现在我表示放弃这种异议时，任何人也无权对此加以责难。”
这封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拉法耶特提议、并使议会决定对于因国王出走或因有关革命事件而被控的人实行大赦。次日，国王亲临议会接受宪法。群众热烈欢呼，议员和旁听席的人都热情地欢迎他，这一天，他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最后，9月29日是议会闭幕的日子。国王来到了会场，他的演说不时被掌声打断，他说：“诸位先生们，你们在这一持久而艰巨的任务中表现了一种孜孜不倦的热情，你们回到各地以后，还要完成一项任务，就是向你们的同胞讲述你们为他们制定的法律的真实意义，提醒那些无视法律的人，要用你们自己遵守秩序和尊重法律的榜样来澄清和统一各种意见。”“是呀，是呀！”全体议员异口同声地喊道。“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向你们的同胞转达我的心意。”“是的，是的！”“请告诉他们，国王永远是他们第一个和最忠实的朋友，他需要他们的爱戴，他只有依靠他们并同他们一起才会幸福；增进他们的幸福，这是我的希望，它将鼓舞我的勇气，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愉快将是我最好的报偿。”他这些话，有人说，简直就是亨利四世式的演说。随后，路易十六在人们的欢呼中走出会场。
于是，图雷用强有力的声音对群众说：“制宪议会宣布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宣布闭幕。”第一个光荣的国民议会就这样结束了。议会表现了果敢、明智、公正，它只有一种热望，即制定法律。国民议会以两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了一代人所仅见的伟大革命。议会在开会期间粉碎了贵族的阴谋，保持了人民样众对它的服从，从而压制了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它的主要错误在于未把革命的领导交与那些从事革命的人。它象那些功成身退、去国出行的古代立法者一样，放弃了政权。新的议会根本不想巩固制宪议会的事业，所以应当结束的革命又重新开始了。
1791年宪法是根据适应法国的思潮和局势的原则制定的。这部宪法是中等阶级的产物，那时中等阶级是最有力量的，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占统治的力量总是占据一切政府机构的。但是，当占统治的力量属于个人时就成为专制，属于少数人时就形成特权，属于全体时，就是权利，最后这种情况是社会的最后阶段，正如它是社会的最初阶段一样。法国经过贵族执政的封建制度和君主执政的专制制度以后，终于达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在公民中间建立了平等，政权机构的委任获得承认；在新制度下，人的地位和政权形式就应当是这样。
根据这个宪法，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但是人民却不执行任何权力，他们仅有初级选举权，他们的官员在贤明的国民中遴选。由贤明的国民组成议会、法庭、行政机关、市政府和国民军队，从而掌握国家的一切力量和权柄。只有他们适于行使这些权力，运用这些力量，因为只有他们有领导政府所需要的知识。人民还没有进步到参加政权的程度，因此，政权仅仅是偶然和暂时落入他们手中，可是他们也受公民教育，并按照社会的真正目的在各个初级议会中行使政权；社会的真正目的不是把社会的利益作为遗产授予一个阶级，而是使各个阶级在能够取得这些利益的时候，共享这些利益。这就是1791年宪法的主要特点。因此，一个人可以随着他掌握权利的能力而逐步参加政权。根据宪法，文明愈进步，要求参预国家行政工作的人就愈多，政权范围也愈扩大。宪法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立了真正的平等，其实质是容许人参加政权，正如不平等之不容许人参预政权一样。通过选举，政权成为可以变动的，从而使政权成了公职；而特权则是把政权变为世袭的，从而形成少数人的私产。
1791年宪法规定了一些同一等级的政权机构，这些政权机构互相联系并互相制约；但是必须说明，王权受民权的控制过分了一些。不幸的是，不管最高主权属于哪一方，只要它受到限制，它就没有强大的平衡力。制宪议会削弱了王权，而有批准法律的权利的国王则限制着议会的特权。
这部宪法并不如美国宪法那样民主，虽然美国领土辽阔，它的宪法却能通行。这证明促成或阻止一种政治制度的建立，并不在于制度的形式，而在于这种制度是使人们意见一致还是造成人们意见分歧。在一个经过象美洲那样的独立革命的新国家，什么样的宪法都是可能制定的；那儿只有一个反对派，那就是宗主国；把它战败，斗争就停止，因为它被战败了，它就被赶走了。在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中的社会革命则并非如此。变革涉及利害关系，有利害关系就形成党派，有党派就有斗争，胜利愈大，仇恨愈深。法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制宪议会的事业失败，与其说是由于议会的错误，不如说是由于党派的相攻。制宪议会处在贵族与群众夹攻之中，贵族攻击它，群众冲击它。如果不是内战和外国联军激起了群众的直接干预，并挺身援救革命，群众就不会成为最高主权者。群众为了保卫祖国就要取得国家的统治权，于是群众进行了自己的革命，正如中等阶级进行过自己的革命一样。群众也有自己的7月14日，那就是8月10日。他们也有自己的制宪议会，那就是国民公会，他们有自己的政府，那就是救国委员会；但是，我们以后将要谈到，如果没有反动分子的逃亡，也就不会诞生共和国。
第四章
从1791年4月到9月30日制宪议会
法国革命前的欧洲政治，各国奉行的同盟制度。——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各个国家的动机。——曼图亚会议和曼图亚声明。——国王出走至瓦伦；国王被扣留；国王停止行使权力。——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第一次分裂。——君主立宪派恢复王位。——庇尔尼茨宣言。——国王批准宪法。——制宪议会闭幕，对制宪议会的评价。
法国革命必然改变欧洲的政治；它结束国王与国王之间的斗争，开始国王与人民之间的斗争。这后一种斗争若不是由国王首先挑起，它的爆发一定会晚得多。他们本想镇压革命，却扩大了革命；他们攻击革命，反而使革命获得胜利。统治欧洲的政治制度已经到了末日。在封建统治下，各国的活动主要是在国内，到了君主专制时期，各国对外的活动就比从前多的多。封建统治时期在欧洲各大国几乎是同时结束的。当时，国王与诸侯接触频繁，彼此之间曾长期征战，因此各国国王经常在国境上互相遭遇，互相冲突。没有一个统治——不论是查理五世的统治或路易十四的统治，能实现统一，弱小国家为了抵制较强的国家总要联合在一起，经过各种优势和联盟的曲折变化，形成了欧洲的一种均势。为了正确评价后来发生的事件，先了解一下革命前的欧洲形势是有好处的。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奥地利、英国和法国一直是欧洲的三大强国。奥地利和英国由于利害关系联合反对法国。奥地利在荷兰方面受到法国威胁；英国在海上对法国有戒心。势力竞争或贸易竞争经常使它们处于敌对状态，它们力图互相削弱，互相掠夺。自从波旁王朝的一位亲王作了西班牙国王以后，西班牙就成了法国反对英国的同盟国。此外，西班牙是一个衰落的国家，被屏弃在欧洲大陆的一角，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一蹶不振，由于有了盟约，过去使它恐惧不安的唯一敌人已不复存在，现在它只是在海上还保留一点原有的优势。不过，在奥地利的周围，法国还有别的同盟国，北方有瑞典，东方有波兰和土耳其，在德意志南部有巴伐利亚，西部有普鲁士，在意大利有那不勒斯王国。这些国家都惧怕奥地利的入侵，自然要与奥地利的敌国结盟。处在两个联盟集团之间的皮埃蒙特随着情况变化和利害关系，时而站在这一边，时而又站在另一边。荷兰则按照该共和国内是省督派占优势还是人民派占优势而决定与英国或法国联盟。瑞士是中立的。
十八世纪后半叶，北方兴起了两个强国，普鲁士和俄国。普鲁士从一个普通的选侯领地变成一个重要的王国，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使它有了财力和军队。而威廉之子弗里德里希二世又利用这些财力和军队扩张了领土。长时期与各国不相往来的俄国，主要是由于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领导而参预了欧洲政治的。这两个国家的崛起，使原有的联盟发生了变化。俄国和普鲁士同维也纳政府取得协议以后，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了波兰。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后，叶卡捷琳娜女皇和皇帝约瑟夫在1786年结成同盟，瓜分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
因贸然发动的不幸的七年战争而削弱了的凡尔赛政府，眼看波兰被瓜分而无力制止，奥斯曼帝国衰颓也未能挽救；甚至同盟国荷兰的共和派被普鲁士和英国击倒时，也未能给予援助。1787年，普鲁士和英国用武力恢复了荷兰联省的世袭省督制。为法国的政策增光的唯一行动就是对北美独立作了有效的支持。1789年的革命虽然扩大了法国在道义方面的影响，却大大减弱了它在外交上的势力。
1788年，由小威廉·皮特统治的英国，被俄国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吓坏了。为了遏制这些计划，英国同普鲁士、荷兰结成联盟。1790年2月，正当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皇帝约瑟夫去世，利奥波尔德二世继任皇位，于7月间接受了赖亨巴赫会谈。在英国、普鲁士和荷兰的调解下，这次协商奠定了奥、土和约的基础，最后于1791年8月4日在西斯托瓦签订了和约，这次会谈同时还平息了荷兰的骚乱。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英国和普鲁上的压力下，也于1791年12月29日在雅西与土耳其签订了和约。这些会谈和因此签订的条约，结束了十八世纪欧洲的政治纷争，各强国完全有余暇来管法国的革命了。
在此以前互相敌视的欧洲各国的君王现在把法国革命看成了共同的敌人。在七年战争中就已被否定的旧的敌对关系或联盟关系，这时已完全终止，现在是瑞典与俄国联合起来，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合起来。在因法国革命作出了榜样或各君王行动错误而出现新的关系以前，就只有这样的关系：一方是各国的帝王，另一方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很快就组成了，在这里面，各有各的目的：奥地利是抱着扩张领土的野心；英国是企图对北美的战争进行报复和防止革命思想的影响；普鲁士是为了重新巩固它那已经受到威胁的专制政权和使体闲的军队能用于扩张领土；德意志各邦是为了恢复某些成员的封建权利，因为在阿尔萨斯取消封建制度以后他们的这种权利被剥夺了；维护专制政治的瑞典国王不久前在本国恢复了专制制度，他想使法国也恢复专制制度；俄国则企图乘欧洲忙于共他事务的时机稳稳地瓜分波兰；最后，波旁王朝的所有君主，都是由于权力关系和家族关系加入了同盟。逃亡的贵族为这种种阴谋推波助澜，鼓动各国进攻法国。照他们看来，法国没有军队，或者至少没有将领，财源枯竭，一片混乱，人们厌恶议会，随时准备恢复旧制度。总之，法国既没有自卫的力量，也没有自卫的要求。他们纷纷参加这个为期不长的战役，并且建立了军队，在沃尔姆斯由孔代亲王率领，在科布伦次由阿图瓦伯爵率领。
阿图瓦伯爵特别敦促各国政府作出决定。皇帝利奥波尔德当时在意大利，阿图瓦伯爵就借同充当自己的代理人的卡隆以及阿尔方斯·德·杜尔丽伯爵——后者曾为阿图瓦伯爵与杜伊勒里宫廷进行联系，并且给他带来国王准许他与利奥波尔德会谈的指令——前往意大利会晤利奥波尔德。会谈是在曼图亚举行的，会后，杜尔福伯爵以皇帝名义交给路易十六一份秘密声明，其中说明了反法同盟不久就会援助他。奥地利军队三万五千人将开往佛兰德边境，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一万五千人将开往阿尔萨斯，瑞士派一万五千名军队进驻里昂内边境，撒丁国王派一万五千名军队进驻多菲内边境。西班牙将把它在卡塔卢尼亚的军队增加到二万人；普鲁士随时准备为同盟出兵；英国国王也要以汉诺威的选侯的身分参加行动。所有这些军队应在7月底同时出动，波旁王朝要在这时候提出抗议，各国要发表一道檄文；但事前必须保守秘密，避免一切局部暴动和不作任何逃亡的打算。这就是1791年5月20日曼图亚会议的结果。
路易十六也许是不肯完全听从外人摆布，也许是害怕阿图瓦伯爵率领逃亡贵族胜利归来会压过他所重建的政府的威信，总之他认为最好还是由自己恢复君主政体。路易十六手下有一位将军，布耶侯爵，是一位忠诚而机智的拥护者，他既不赞成逃亡贵族，也不赞成议会，他答应必要时用自己的军队保护路易十六。他和国王之间早已秘密商定，他已准备好一切来迎接国王。布耶借口边境有敌军活动，在蒙梅迪设立军营。他在国王要经过的路上布置军队，作为国王的警卫，这样做必须有一定的理由，他便以保护军饷车辆为由作了这些部署。
国王的家族也在秘密地作了出行的一切准备，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也没有走漏任何消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引起怀疑，路易十六和王后尽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6月20日夜的预定时刻，他们就化装一一离开王宫。他们避开了近卫军的警戒，来到有马车等着他们的大街上，然后朝夏龙和蒙梅迪的方向出发。
第二天，巴黎得知国王出走的消息，起初感到惊讶，随后就引起愤怒，群众纷纷集会，骚动越来越严重。凡是没有制止国王逃走的人都被认为是同谋者，甚至对拉法耶特和巴伊也不相信了。人们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对法国的侵略，逃亡贵族的胜利，旧制度的复辟，乃至一场长期的内战。但是议会的行动很快就使人心安定下来。议会采取了应付这种困难局面的一切必要措施，把大臣和主要官员都召到议会来，发出了一份安民布告，采取了维持治安的措施，掌握起政权，任命蒙莫兰为外交大臣，向欧洲各国表示了它的和平愿望，派专员到军队去进行调查，并且以议会的名义而不再以国王的名义接受军队的誓言；最后，议会又下令各郡逮捕一切离开王国的人。费里埃侯爵说：“就是这样，不到四小时，议会就掌握了一切权力，政府照常工作，公共安宁没有受到任何危害，巴黎和法国从这次对王权如此不利的经验中完全清楚：国王同以他的名义存在的政府已经差不多永远没有关系了。”
这时候，路易十六和他的家族的旅行已临近结束。由于逃亡的头一天很顺利，而且，离巴黎已经远了，国王就不再是那样有顾虑而是比较放心，他竟满不在乎地暴露身分。到21日，便在瓦伦被人认出并加以扣留。一时之间，所有的国民自卫军全部动员起来，布耶所布置的分遣队的军官们想拯救国王，但没有结果；龙骑兵和轻骑兵有的不敢协助他们，有的拒绝协助他们。布耶知道这个不幸事件以后，亲自率领一团骑兵赶来。但是已经迟了，当他到达瓦伦时，国王已离开了数小时，他的骑兵已疲惫不堪，拒绝继续前进。各地的国民自卫军都警戒起来，准备行动，布耶在这次的行动失败之后，只好离开军队和法国。
议会得到国王被扣留的消息以后，即派佩蒂翁、拉图尔-莫堡和巴纳夫三个代表前去进行调查，他们在埃佩尔内遇到了国王一家，就一起回来。在这次旅行中，巴纳夫为路易十六的明辨是非、王后马丽-安托瓦内特的好意以及国王一家落到如此境地所感动，因此对他们表示深切关怀。从这一天起，他就向国王进谏，并支持国王。这一行人到达巴黎，穿过拥挤的人群，人们既不鼓掌欢迎，也没有责难，只是以一种长时间的沉默表示不满。
国王暂时被停止行使权力，国王和王后都被监视起来，并派了检察官准备审问国王。各党各派都骚动起来，有些人要维持他的王位，尽管他曾经出走；另一些人则认为，国王既然在他出走时发表的一篇告法国人民书中谴责了革命，又否定了他在他所谓的受软禁时期颁布的法令，他就应被视为已经退位。
这时候共和派开始露头了。在这以前，它不是附属于别的党派，就是隐蔽着，因为它那时还不是独立存在，或者还没有出头的借口。最初在议会和宫廷之间进行、接着在立宪派和旧的特权阶级之间进行、最后在立宪派本身进行的斗争，现在要开始在立宪派与共和派之间进行了。这就是革命时期事物发展的一般情况。在这时期，拥护新建立的制度的人相互接近了，并且放弃了纷争，因为这种纷争即使在议会掌握全权时对他们的事业也是不利的，而当一方面有逃亡的贵族、另一方面又有人民群众威胁着议会时，则是危险的。米拉波已经去世，这位雄辩家所依靠的、构成议会中最无野心、最拥护原则的一部分的中间派，如果与拉梅特一派联合起来，是可能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和君主立宪政体、反对人民群众的过激行动的。
这一联盟实现了，拉梅特一派因安德烈和中间派的主要成员取得了谅解，开始与宫廷交往并且成立了福扬俱乐部，与雅各宾俱乐部对抗。但是，雅各宾派并不缺乏领导者，他们在米拉波的领导下反对过穆尼埃，在拉梅特的领导下反对过米拉波，又在佩蒂翁和罗伯斯比尔的领导下反对过拉梅特。想搞第二次革命的党派一直支持革命中那些最激进的活动家，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接近斗争和胜利。这一派现在终于从附属地位变成独立的了，它不再是为别的党派、为与自己无关的政见而战斗，而是为本身、在自己的旗帜下战斗了。宫廷的一系列过失，贸然从事的阴谋活动，以至国王的出走，使这一派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拉梅特派抛弃了这一派，把它让给它的真正的领导者们。
拉梅特派的人也受到群众的指责，因为群众只看到他们和宫廷的联系，并未研究这种联系的实际情况。由于立宪派支持他们，他们在议会中是最有势力的一派，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尽早恢复王位，以便通过准许共和派于国王停止行使权力期间要求废黜国王，使威胁新制度的争论停止下来。奉命审问路易十六的检察官们让路易十六按照他们的意见写了一个声明，以路易十六的名义交给议会，因而减弱了国王出走的恶劣影响。报告员以负责研究这项重大问题的七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没有理由审判路易十六和宣布废黜他。报告完了以后，讨论了很长时间，而且十分热烈，共和派坚持己见，一再力争，但没有结果。他们的大部分发言者都说，他们要废黜国王，要成立一个摄政机构，就是说，一个人民的政府，或向人民的政府过渡的政府。巴纳夫反驳了这些发言者的各种理由，他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了下面这段引人注意的话：“复兴帝国的人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地遵循你们的方针。你们已经表明了，你们过去是有消灭滥用权力行为的勇气的，是有建立明智而又有利的制度的一切能力的；你们现在也要证明你们有这个智慧保护和维持这种制度。国民已经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力量和勇气，他们以自发的行动对威胁自己的一切攻击庄严地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你们要继续采取同样的防范措施，我们的边境应有最强固的防卫。但是，我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要显示我们的克制态度。我们要使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件感到不安的人们能够安心。我们要让那些在外国关心我们革命的人也有胜利的机会！他们从各处向我们大声疾呼：你们是有力量的，你们要明智些、有节制些，那才是你们最大的荣誉。这样，你们才能在不同情况下显示出你们善于运用你们的天才、策略和各种美德。”
议会采纳了巴纳夫的意见。但是，为了安定民心，保障法国未来的安全，议会宣布：如果国王背弃他对宪法的誓言，如果他率领军队向国民作战，或者容许别人以国王的名义作战，国王就算实际退位，他就要变成一个普通公民，不再是不可侵犯，人们就可以对他退位以后的行为提出控告。
在议会通过这项法令的那天，共和派的领袖们出来鼓动群众。由于会场有国民自卫军守卫，议会没有被侵入或受威胁。鼓动群众的人无法阻挠发布这项命令，就发动民众反对这项命令。他们搞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中否认议会的权限，说最高主权属于国民，并且认为路易十六的出走就是退位，要求撤换国王。这份请愿书是由《法兰西爱国者》的作者巴黎市调查研究委员会主席布里索草拟的，7月17日，这份请愿书被送到练兵场的祖国祭坛上，无数的人来到这里签名。议会得到消息以后，把市政官召到议会来，责成市政府维持治安。拉法耶特带领军队赶来驱散了人群，第一次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市政官员们在荣誉军人院办公，但就在当天，人数更多、更为坚决的群众又涌来了。丹东和卡米尔·德穆兰站在祭坛上对群众发表了长篇演说。两名残废者被认为是密探而被杀，他们的头挂在高杆上。暴动变得可怕了。拉法耶特又一次率领一千二百名国民自卫军来到练兵场。巴伊也陪同前来，并使人挥动红旗。他们向群众宣读了依法警告群众解散的命令；但是，群众不肯解散，群众不顾强制的命令，高呼：“扯下红旗！”并且用石块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下令开枪，可是向空中射击，但群众毫不畏惧，又开始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看到暴动者这样顽强反抗，就又下令开枪，这一次是真的杀伤性的射击了。群众惊慌逃散，会场上留下很多尸体。骚动停止了，秩序恢复了，可是人民流了血。拉法耶特和巴伊尽管是迫于不得已才采取镇压行动的，可是群众并没有原谅他们。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还不十分强大、也不十分巩固的共和派被君主立宪派战败了。练兵场的尝试成了8月10日发生的人民运动的前奏。
正当议会和巴黎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为路易十六的出走而满怀希望的逃亡贵族，又因为国王被扣留而惊愕不安。王弟是和国王同时出走的，他比国王幸运，他带着摄政王的名义和权力单独到了布鲁塞尔。从这时起，逃亡者就只能指望欧洲的援助了。军官们离弃了军队，议会中二百九十名议员抗拒议会发布的命令，企图使外人入侵合法化，布耶写了一封威胁的信，抱着一种奇怪的希望来恫吓议会，同时把路易十六出走的责任放到自己身上。最后，皇帝、普鲁士王和阿图瓦伯爵在庇尔尼茨会商，他们在那里发表了有名的8月27日宣言，这个宣言是为进攻法国作准备的，如果议会有远见，不顾一些群众和外国的威胁，不为宣言的企图所左右，那么这个宣言就可能影响国王的命运，而不是改善国王的命运。
在庇尔尼茨宣言中，各国国王把路易十六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他们要求使法国国王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就是说，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要求恢复法国国王的王位，解散议会，并且要求恢复在阿尔萨斯占有领地的德意志帝国的王侯们的封建权利。他们的要求如果被拒绝，就以战争来威胁法国，所有负有保障法国君主政体责任的强国都要参加这一战争。但是，这个宣言远没有吓倒议会和人民，反而更加激怒了他们。人们在问，欧洲各国君王凭什么权利干涉我国政府，他们有什么权利向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号施令，把苛刻的条件强加于人。既然各国君王要诉诸武力，人们就只有准备抵抗。国境线都已作好防卫准备，又征集了十万国民自卫军，人们充满自信心地等待着敌人的进攻。他们确信，处在革命时期又在自己国土之内作战的法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这时，议会的制宪工作已近结束，民事关系，税收制度，各种罪行的性质及其起诉、审讯、判刑，以及宪法的总则，都已规定出来。在继承、赋税和刑罚方面贯彻了平等原则；剩下的工作只是把有关宪法的决定汇总成为一个文件呈交国王批准。议会开始对自己的工作和分歧感到厌倦了。法国人民对拖延过久的事情也有了反感，人民希望有一批新的国民代表。各选举人团决定在8月5日召开会议。不幸的是，本届议会的代表不能参加下届议会，这是在国王出走瓦伦之前就决定了的。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某些人的漠不关心，另一些人的争权夺利，贵族的故意要造成无政府状态的企图，共和派的统治意图，都使议会延宕了时间。迪波尔曾经徒劳地这样说过：“人们老给我们讲原则，为什么不考虑一下稳定性也是政府的一个原则呢？难道想使如此热烈、好动的法国人，每两年在法律和政见方面进行一次变革吗？”而这正是特权阶级和雅各宾派所希望的，尽管他们抱有不同目的。制宪议会在所有这类问题上，不是做错了，就是受到控制。在大臣的职位问题上，制宪议会就不同意米拉波的意见，而决定任何议员都不得兼任大臣职务；在改选问题上，议会不顾议员们的意见，决定议员不得连选连任，并根据同样的精神，规定议员在四年内不得接受国王授与的任何职务。这种奇特的淡漠，不久便使拉法耶特辞去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职务，使巴伊辞去市长的职务。这个引人注意的时期已完全随着制宪议会结束而结束，到立法议会时期就没有这样的事了。
在把制宪议会的各项决定汇总为一个文件的时候，就产生修改这些决定的意图。但是这个修改的尝试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几乎毫无结果。宪法制定之后，又要设法使它更有贵族的倾向性，那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样一来，人民就会要求使它更为平民化。为了限制国民的最高权力，而同时又不否认这种权力，议会宣布，法国国民有权修改宪法；但是，以在三十年内不行使这项权力为最妥。
宪法的文本由六十名议员呈交国王，要国王停止行使权力的命令撤销了；路易十六重新掌政，法律规定给他的近卫军仍归他指挥。路易十六恢复自由以后，便开始审查呈交给他的宪法。过了几天，他写信给议会说：“我批准这个宪法，我负责在国内维护这个宪法，对外保护它不受侵犯，并且根据它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来使它贯彻执行。我知道，大多数国民都赞成这个宪法，因此我宣布：我放弃在制定宪法过程中我曾提出的异议，既然我只对国民负责，现在我表示放弃这种异议时，任何人也无权对此加以责难。”
这封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拉法耶特提议、并使议会决定对于因国王出走或因有关革命事件而被控的人实行大赦。次日，国王亲临议会接受宪法。群众热烈欢呼，议员和旁听席的人都热情地欢迎他，这一天，他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最后，9月29日是议会闭幕的日子。国王来到了会场，他的演说不时被掌声打断，他说：“诸位先生们，你们在这一持久而艰巨的任务中表现了一种孜孜不倦的热情，你们回到各地以后，还要完成一项任务，就是向你们的同胞讲述你们为他们制定的法律的真实意义，提醒那些无视法律的人，要用你们自己遵守秩序和尊重法律的榜样来澄清和统一各种意见。”“是呀，是呀！”全体议员异口同声地喊道。“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向你们的同胞转达我的心意。”“是的，是的！”“请告诉他们，国王永远是他们第一个和最忠实的朋友，他需要他们的爱戴，他只有依靠他们并同他们一起才会幸福；增进他们的幸福，这是我的希望，它将鼓舞我的勇气，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愉快将是我最好的报偿。”他这些话，有人说，简直就是亨利四世式的演说。随后，路易十六在人们的欢呼中走出会场。
于是，图雷用强有力的声音对群众说：“制宪议会宣布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宣布闭幕。”第一个光荣的国民议会就这样结束了。议会表现了果敢、明智、公正，它只有一种热望，即制定法律。国民议会以两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了一代人所仅见的伟大革命。议会在开会期间粉碎了贵族的阴谋，保持了人民样众对它的服从，从而压制了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它的主要错误在于未把革命的领导交与那些从事革命的人。它象那些功成身退、去国出行的古代立法者一样，放弃了政权。新的议会根本不想巩固制宪议会的事业，所以应当结束的革命又重新开始了。
1791年宪法是根据适应法国的思潮和局势的原则制定的。这部宪法是中等阶级的产物，那时中等阶级是最有力量的，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占统治的力量总是占据一切政府机构的。但是，当占统治的力量属于个人时就成为专制，属于少数人时就形成特权，属于全体时，就是权利，最后这种情况是社会的最后阶段，正如它是社会的最初阶段一样。法国经过贵族执政的封建制度和君主执政的专制制度以后，终于达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在公民中间建立了平等，政权机构的委任获得承认；在新制度下，人的地位和政权形式就应当是这样。
根据这个宪法，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但是人民却不执行任何权力，他们仅有初级选举权，他们的官员在贤明的国民中遴选。由贤明的国民组成议会、法庭、行政机关、市政府和国民军队，从而掌握国家的一切力量和权柄。只有他们适于行使这些权力，运用这些力量，因为只有他们有领导政府所需要的知识。人民还没有进步到参加政权的程度，因此，政权仅仅是偶然和暂时落入他们手中，可是他们也受公民教育，并按照社会的真正目的在各个初级议会中行使政权；社会的真正目的不是把社会的利益作为遗产授予一个阶级，而是使各个阶级在能够取得这些利益的时候，共享这些利益。这就是1791年宪法的主要特点。因此，一个人可以随着他掌握权利的能力而逐步参加政权。根据宪法，文明愈进步，要求参预国家行政工作的人就愈多，政权范围也愈扩大。宪法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立了真正的平等，其实质是容许人参加政权，正如不平等之不容许人参预政权一样。通过选举，政权成为可以变动的，从而使政权成了公职；而特权则是把政权变为世袭的，从而形成少数人的私产。
1791年宪法规定了一些同一等级的政权机构，这些政权机构互相联系并互相制约；但是必须说明，王权受民权的控制过分了一些。不幸的是，不管最高主权属于哪一方，只要它受到限制，它就没有强大的平衡力。制宪议会削弱了王权，而有批准法律的权利的国王则限制着议会的特权。
这部宪法并不如美国宪法那样民主，虽然美国领土辽阔，它的宪法却能通行。这证明促成或阻止一种政治制度的建立，并不在于制度的形式，而在于这种制度是使人们意见一致还是造成人们意见分歧。在一个经过象美洲那样的独立革命的新国家，什么样的宪法都是可能制定的；那儿只有一个反对派，那就是宗主国；把它战败，斗争就停止，因为它被战败了，它就被赶走了。在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中的社会革命则并非如此。变革涉及利害关系，有利害关系就形成党派，有党派就有斗争，胜利愈大，仇恨愈深。法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制宪议会的事业失败，与其说是由于议会的错误，不如说是由于党派的相攻。制宪议会处在贵族与群众夹攻之中，贵族攻击它，群众冲击它。如果不是内战和外国联军激起了群众的直接干预，并挺身援救革命，群众就不会成为最高主权者。群众为了保卫祖国就要取得国家的统治权，于是群众进行了自己的革命，正如中等阶级进行过自己的革命一样。群众也有自己的7月14日，那就是8月10日。他们也有自己的制宪议会，那就是国民公会，他们有自己的政府，那就是救国委员会；但是，我们以后将要谈到，如果没有反动分子的逃亡，也就不会诞生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