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冶铁技术的进步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
春秋战国之交农业生产有着飞跃的发展，这是由于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着突出的进步。农业生产工具所以能够突出进步，是由于冶铁技术的两个重大发明，就是铸铁（即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和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正是由于这两个重大发明，使得铁农具很快很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生产量有很大的提高。
治铁鼓凤炉的重大进步
中国铸铁冶炼技术所以能够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用，主要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井运用了长期累积的丰富经验。远在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等春秋时代已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高达一点二到一点五米左右，炉缸有一或两个鼓风口，有着鼓风设备，因而到春秋后期，冶铁鼓风炉有重大的进步，已能铸造大型铁器用来颁布成文的刑法。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曾在国都征收“一鼓铁”的军赋，把成文的刑法（即当时所谓“刑书”）铸在铁鼎上颁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这时冶铁技术的进步是和冶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的。由于冶铁手工业积累了经验，扩大了炼炉，加强了鼓风设备，使得炼炉的温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改进了冶铁技术。当时冶铁炼炉上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这种大皮囊的形式和当时一种盛物的叫做“橐”的皮囊相类似，两端比较紧括，中部鼓起，好似骆驼峰。在这个大皮囊上有把手，用手拿把手来鼓动，就可把空气中的氧不断地压送到炼炉鼓风管中，以促进炼炉中木炭的燃烧，从而提高炼炉的温度。这时冶铁的炼炉叫做“橐”。鼓风的大皮囊因为形式像橐，就称为“橐”。那个炼炉的鼓风管的装置，因为和一种称为“篇”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篇”。这种鼓风设备也总称为“橐篇”。
《老子》的作者曾把宇宙整个空间比作这种鼓风设备，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篇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这种鼓风设备很富于弹性，在空虚的时候是鼓起来的，愈是鼓动它，空气也就愈吹出来，确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这种鼓风设备曾沿用相当长的时间，后世称为“排橐”，或称为“冶橐”（《说文解字》“■”字解说）、“排囊”（《后汉书·杨璇传》）、“鼓橐”（《一切经音义》卷八）、“鼓橐”（《一切经音义》卷十三），
也简称为“排”、“橐”、“■”、“■”，这四个字都是同音通用的。
当时橐是牛皮做的，《墨子》曾说“橐以牛皮”（《备穴篇》）。每个炼炉上所使用的橐不止一个，越是大的炼炉，所使用的橐就越多。《墨子》曾说“灶用四橐”（《备穴篇》），这就说明当时炉灶所用的橐确是有好多个的。据《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金铁乃濡，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在这个铸造两把剑的炼炉上，参加“鼓橐装炭”的多到三百人，这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大概这时炼炉上由于装置了几个入风管，送进去的氧气比较充分，大大提高了温度，改进了冶铁技术。“籥”原是由一排竹管编成的一种管乐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籥”字和“籥”字所从的“籥”字，都像一排竹管编成的样子，当时鼓风管称为“籥”，可能由于当时炼炉使用多管鼓风的缘故。
同时，由于开矿技术的进步和炼炉鼓风技术的进步，在当时的战争中不但使用了地道战术，而且把鼓风设备作为抵御地道战术的防御武器，用鼓风设备把烟压送到敌方地道中去窒息敌人。
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
鼓风方法的革新，是提高冶铁技术的关键之一。惟有革新了鼓风方法，才有可能把炼炉造得高大，使炼炉的温度提高，从而加速冶炼的过程和提高铁的生产量。在中国古代，由于冶铁鼓风炉的进步，很早就发明了冶炼“铸铁”（即生铁）的技术。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
本来，早期的冶铁方法是很简陋的。炼炉很小，构造十分简单，冶铁时把矿石和木炭一层夹一层的从炉子上面加进去，生了火，用一两个橐来鼓风。由于炼炉狭小，使用的橐不多，压送入炉的空气又不够充分，因此，炭火的温度就不够高，炉中的矿石就不可能充分熔化，被还原的（即去了氧的）铁从炉中出来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这种表面粗糙、夹有渣滓的熟铁块，需要经过相当时期的锻打，才有可能得到较纯的铁块。这种早期的冶铁法，有人称为“块炼法”。在欧洲，曾经长期运用这种“块炼法”来炼铁，到十四世纪使用了水力鼓风炉，才发明铸铁冶炼技术。
我国早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铸铁冶炼技术。从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之际铁器来看，有用“块炼法”制造的，也有用铸铁铸造的，更有把铸铁件经过加热退火柔化处理而成为展性铸铁的。从炼得铸铁，铸成器件，进而采用加热退火的方法，对铸铁件加以柔化处理，必须有一个试验改进的过程。由此可以断定，我国铸铁
冶炼技术的发明，应该更要早些。至少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这种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我们从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铸刑鼎这件事，就可以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的文字不多，总该有些条文，要把这些条文铸到铁鼎上，这个“铸型”不会大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则的话，就不可能铸成功。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由于改进了炼炉的鼓风方法，提高了炼炉的温度，很早就发明冶炼铸铁的技术，使炼出的铁成为液体，从而加速了冶铁过程，提高了铁的生产率。这对于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工具的推广使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到战国中晚期，冶炼铸铁和铸造铁器已开始分工，新郑郑韩古城的内仓、西平酒店村和登封告城镇，都已发现战国铸铁遗址。
告城镇发现了熔铁炉底及炉衬残片，还发现有拐头的陶鼓风管以及木炭屑，可见当时熔铁炉和炼铁炉同样以木炭为燃料。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以迄汉魏铁农具，大多数是铸铁制造的；在同时的手工业工具中，铸铁件也占很大比例。一九七七年七月长沙窑岭春秋战国之际楚墓出土铁鼎，口径二十三厘米（相当于当时一尺），高二十一厘米，腹深二十六厘米，出土时重三千二百五十克（相当于当时十三斤），金相鉴定表明含有少量石墨，基体为铸铁。
铸铁铸造工艺的进步
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铸造工艺的优良传统，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很快发展到相当的高水平。铸范有陶制的，更有铁制的。并已由单合范发展为复合范。单合范是一种较原始的铸型，一面是立体的铸型，把它合在一块平板上浇注，铸成的工具或钱币一面是平的。复合范是多块铸范用“子口”拼合，箍紧后浇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铸造大而复杂的工具和器物。一九五三年河北兴隆燕国冶铁遗址出上大批铁质铸范，包括六角梯形锄范、双镰范、䦆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大多数是复合范，构造复杂，制作精美，说明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从六角梯形锄范使用铁内芯来形成锄柄孔的办法（即通过锄范壁插入一根铁芯子）来看，说明当时冶铁手工业工人已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操作技术。与此同时，在兴隆一带也发现了与这些铸范的形式基本相同的铁斧、铁锄等。此外在今河北、山东等省所发现的铁工具和车具，从其形制和金相组织来看也有不少是用金属型铸成的。铁范本身是白口生铁的铸件，
又是铸造铁器的模具。这样用铁范来铸造铁器，可使铸件形状稳定而精致，并可连续使用，不致像一般陶范那样用一次就要毁坏，其生
产效率就可以提高很多。
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
战国时代开始广泛使用铸铁的工具，但是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不耐用。因此，当时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两种柔化铸铁的技术：
一种方法是铸铁件的可锻化热处理，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战国晚期，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是经过长时间加热退火而成，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
另一种方法是经过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在脱碳不完全时，铸件外层已成为钢，内层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同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在脱碳较完全时，白口组织消失，铸件组织全部由铁变成钢，但还保存有铸件的特点（具有缩孔、气眼等特征）。
当时还利用控制退火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体质复合铸件，使用中把表面层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解决了某些工具要求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而又具有韧性的矛盾，这种方法在战国后期，北起燕赵、南达楚国的范围内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
我国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要比外国早二千多年。欧洲到十八世纪才有白心可锻铸铁，十九世纪美国才开始熔制黑心可锻铸铁。我国这个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对于当时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渗碳制钢技术的发明
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汉代谈到剑，还是以“墨阳、莫邪”连称（《淮南子·修务篇》），以“棠溪、墨阳”连称，还有“强楚劲韩”的称号（《盐铁论·论勇篇》）。《荀子》说楚国“宛钜、铁他，惨如蜂虿”（《议兵篇》），以前注释家认为“钜”即是“大刚”（《史记·礼书·集解》引徐广说、《荀子》杨倞注）。“釶”即矛的别称，这是说宛地所制钢铁的矛特别锋利。战国时代著作的《禹贡》，说梁州（约当今四川省）贡物有“璆、铁、银、镂”，以前注释家都认为“镂”是一种可作刻镂工具的“刚铁”（《说文解字》、《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
渗碳制钢技术，远在春秋晚期已经发明，南方楚国已经应用。一九七六年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墓葬中，发现一口钢剑，长三十八点四厘米，宽二到二点六厘米，脊厚零点七厘米。经取样分析，是用含碳量百分之零点五左右的中碳钢制成。从剑身断面上用放大镜可以看到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七至九层叠打而成。近年对燕下都出土的部分剑、戟和矛检查表明，战国后期燕国也已采用渗碳制钢技术，把“块炼铁”放在炽热的
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成为渗碳钢片，再把渗碳钢片对折，然后多层折叠起来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更用淬火和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当时已经懂得根据不同器件所要求的不同性能，对钢材进行不同的处理方法。这种渗碳制钢技术的创造，适应了当时社会大变革中发展生产的需要和战争的需要，对于革新生产技术和扩大社会生产，改变战争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固体渗碳制铜技术的发明和宝剑的制作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到秦王有六件“宝”，不是秦国所生产的。其中一“宝”就是太阿之剑。太阿之剑，据《越绝书》说是春秋未年吴国冶炼技师欧冶子和莫邪所炼制的三把宝剑之一。《吴越春秋》又讲到吴国冶炼技师干将开采了“铁精”和“金英”冶炼宝剑，三月没有成功；他的妻子莫邪“断发剪爪”，投入冶炼炉中，因此“金铁乃濡，遂以成剑”，炼制成干将、莫邪两把宝剑。这个炼制宝剑的故事带有神话传说性质。清代学者王念孙早就指出，“干将”和“莫邪”本是刀剑锋利的形容词，传说中变成了宝剑的名称，后来又演变为冶炼技师的名字（《广雅疏证·释器篇》）。但是传说中所说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冶炼技术，确是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冶炼史专家丁格兰（F. R.Tegengren）认为，所谓投入“断发剪爪”，实质上就是加入相当的“磷”质，起了催化的作用（丁格兰《中国铁矿志》第二编《中国之铁业》）。这个推断是有科学的根据的。长期流传在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焖钢”冶炼法，把熟铁块放在陶制或铁制容器中，除了按一定的配方加入渗碳剂之外，也还使用含有磷质的骨粉作为主要催化剂，然后密封加热，使之渗碳而炼成钢材。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刘胜佩剑和错金书刀，经过分析，都表明含磷较高，错金书刀的刃部中间还有含钙磷的较大夹杂物，估计曾用含有磷质的东西作为渗碳催化剂。《吴越春秋》所说“铁精”当是质量较精的熟铁块，所说“金英”当是含碳较多的渗碳剂，所谓“断发剪爪”是指含有磷质的头发指甲之类东西，用作催化剂。所谓“金铁乃濡”，是说“金英”的碳分不断地渗入到“铁精”中，“濡”具有相互渗透的意思。估计秦王所佩太阿之剑，就是用这样冶炼而成的优质钢材锻制的（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下编第一章第一节）。
铁矿的开发
这时人们在采矿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据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此山之见荣也”（《管子·地数篇》），所谓“荣”，具有矿苗的意义，所谓“赭”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
块，就是《山海经·北山经》少阳之山的“美赭”，《本草纲目》称为“代赭”，俗称铁朱，是和赤铁矿伴存的（章鸿钊《石雅》）。
据《山海经·五藏山经》的记载，有明确地点的产铁的山共有三十七处，分布于今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和湖北省，即在战国时代秦、魏、赵、韩、楚等国统治地区，其中在韩、楚、秦三国统治地区的较多。
从今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战国铜矿井遗址看来，当时已有效地采取了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结合的开拓方式，创造了分层充填的上行采矿方法。竖井深达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可把矿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架支护木送到井下，用辘轳、大绳和木钩等工具提运。斜巷从矿层面斜穿到底部，主要是为了探测矿藏。平巷沿水平方向开拓，是为了开掘矿石。人们把竖井分成多层，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地逐层开拓平巷，每层平巷装有辘轳，可以逐层把矿石提升出地面。他们在井下将采得的矿石进行初步分选，以贫矿、碎石和泥土充填废巷，借以保证提运出的大都是富矿，并减轻井下运输和提升的工作量。在通风方面，创造了利用井口高低不同所产生的气压差，形成自然风流；并采用关闭已废弃巷道的办法来控制风流，使流向采掘的方向，保证风流能达最深的工作面。在排水方面，把水引向井下积水坑，再用辘轳吊挂水桶提升出地面。这一切，说明了战国时代开矿技术已是相当进步。
各国冶铁手工业地点
战国时代，各国都已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魏国的冶铁手工业是比较发达的。西汉时宛地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孔氏，其祖先原是梁人，以“铁冶为业”的（《史记·货殖列传》），足见魏国必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秦国在卫鞅变法后，据说“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司马迁的第四代祖司马昌曾做秦的“主铁官”（《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梦出土《秦律》述及“右采铁、左采铁”的官，可见秦也必有重要冶铁地点。
至于赵国，其国都邯郸（今属河北）就是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业，财富和“王者”相等，就是西汉初年临邛（今四川邛崃）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其祖先也本是赵人，“用铁冶富”的（《史记·货殖列传》）。因为邯郸西北地区就有丰富的“邯郸式”的铁矿。齐国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也是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近年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因为淄河两岸有许多“朱崖式”的铁矿。直到今天，朱崖式和邯郸式两种类型的铁矿在铁矿床类型中
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楚国最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是宛（今河南南阳），有所谓“宛钜、铁釶（即铁矛）”（《荀子·议兵篇》）。韩国的国都新郑，有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近年在新郑故城内的仓城村发现了许多钁、镈、刀等陶质内外范，同时发现有同样形式的铁器，当为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的遗址。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也有冶铁手工业作坊，近年在告成镇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熔铁炉底、炉壁及炉衬的残块，陶制和泥制鼓风管的残片、木炭屑，和锄、䦆、斧、铲、镰、削、刀、箭杆、矛、带钩等陶范。这该是铸造农业生产工具为主的冶铁手工业作坊。当时阳城所以能够成为冶铸铁器的重要手工业地点，是和附近少室山“其下多铁”（《山海经·中次七经》）分不开的。韩国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是最多的，其著名的锋利剑戟出产在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冥山在今河南信阳东南，棠溪在今河南舞阳西南，合膊和龙渊都在今河南西平西，宛冯就是指宛，一度为韩占有；邓师就是指邓，在今河南孟县东南。燕国的燕下都（今河北易县）也是个重要冶铁地点，在它的遗址内发现冶铁作坊三处，总面积达三十万平方米。燕国在今河北兴隆也有官营冶铁手工业地点。近年在兴隆发现了战国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八十七件，其中十多件铸有“右廪”二字，知为官营冶铁手工业产品。
铁工具的广泛使用
由于冶铁技术的创造和发明、铁矿的开发和冶铁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到战国中期以后各种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已普遍用铁制。《管子》的作者认为必须有铁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篇》）。在战国中期有个“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孟子曾为此问他的弟子陈相道：“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膝文公上篇》）也就是问：许行用釜甑来蒸煮么？用铁制农具来耕田么？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确已非常普遍，如果有人不用“铁耕”，已成为出乎常情的事了。从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南方的吴、楚地区和中原的三晋、两周地区已有铁工具，农具有铲、锛、臿、镢等，手工具有削、凿、斧、锤等，但是还不能排除青铜工具和木石工具的使用；到战国中期，北起辽宁，南到广东，东自山东，西到四川、陕西，都已广泛使用铁器，铁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铁农具有一字形臿、凹字形臿、空首布式锄、凹字形侈刃锄、六角梯形方銎锄、五齿
耙、䦆、镢、V字形铁口犁、镰等，铁工具有銎斧、片斧、刀削、凿等，铁兵器有剑、戟、矛、镞（或铁挺铜镞）等，其他铁器有铁鼎、铁带钩等。铁器的广泛使用，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近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如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发现有青铜篦纹镰，时代从春秋未年到战国中期，说明这一带青铜小农具还流行到战国中期。
二 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间，各国已很注意水利的兴修，或者沿河建筑堤防，或者开凿运河。运河的开凿，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交通，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各国政府继承过去政权的办法，把水利的兴修作为国家公共职务，设有“司空”等官职来管理（《荀子·王制篇》）。
堤防的普遍建筑
我国堤防的建筑起源很早，到春秋时代，黄河、济水等大河流旁已筑有部分堤防，例如黄河旁边局地有名堤上（今河南洛阳西南）的，济水旁边齐地有名防门（今山东平阴东北）的。战国时代堤防的建筑，比以前更普遍了，建筑的工程比以前更完固了。他们对于防止堤防的溃决，已有重要的经验，或者说“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篇》）；或者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篇》）。魏国魏惠王时有个著名的大臣白圭（名丹），他不仅是个投机取巧的大商人，而且是个防止堤防溃决的专家。据说他经常巡视堤防，“塞其（蝼蚁的）穴”（《韩非子·喻老篇》），因为蚂蚁（特别是白蚁）在堤防作巢穴，经历一二十年后，巢穴扩大，堤防有空腔，就会被大水溃决，必须经常进行检查，挖塞所有的蝼蚁巢穴。白圭自己也曾夸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篇》）
战国时代所建筑的堤防，规模也较前为大，在许多大河流上都已建筑有比较长的堤防。但是，战国时代已形成了七大国割据并列的局面，大国建筑大规模的堤防只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所遭受的灾害就较严重，因而齐国首先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的长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从齐国沿黄河筑了长堤防，“河水东抵齐堤，则西迄赵魏”，使得黄河泛滥的水流冲向赵魏两国去，于是赵魏两国也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长堤防。从此，在黄河两岸，堤防间五十里宽阔地带，河水也就时来时去，当时黄河两岸，据说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
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汉书·沟洫志》载贾让奏言）。
战国时代各国大规模的建筑堤防，虽然“各以自利”，不免产生像孟子批评白圭“以邻国为壑”那样的弊害，但是对于本国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堤防可以防止水灾，保护农业生产，还可以与水争地，开辟耕地。
《管子·度地篇》载有筑堤方法：“今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周”原误作“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这是一段有韵的经验之谈，被假托为管仲所说的。很明显这是春秋战国期间齐国沿黄河筑堤的经验。所说“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是说遇到不生草的沙滩，筑堤防就得把泥土装在麻袋里堆积，用以防止堤防的泥土流失。所说“夹水四周，禾稼不伤”，是说堤防以内的耕田，四周要掘有水道间隔，使庄稼不受积水的伤害。因为黄河夹带泥沙，河底不断积泥而升高，因而堤防要逐年增高，即所谓“岁埤增之”。堤上还要种植荆棘，夹种柏杨，使堤防牢固而不被冲决。《度地篇》还讲到了常年保养堤防的方法，冬天要巡视，春天待农暇加以修补；遇大雨要设法防护，见到水的冲击要加固挡住。因为“浊水蒙壤，自塞其行”，“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人之不能败”。
所说“浊水”即指黄河之水，春冬雨季河水旱浅，可以从河中取土筑堤，使河底加深，堤防加高；等到秋夏河水上涨，浊水流入就不致造成祸害。这可以说是齐国长期治理黄河的主要经验。
特别值得我们提出的，就是当时所有沿大河的农民作了极艰苦的防泛工作，像我们前面所举的黄河沿岸农民就是例子。在这样艰苦的斗争中，在“起堤防”和“排水泽”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得水利工程的建筑技术不断提高。
运河的开凿和水利工程的兴办
公元前四八六年，吴国曾在邗（今江苏扬州西北）筑城，在长江淮河间开凿运河，称为邗沟。从今扬州向东北穿凿到射阳湖（在今江苏淮安东南），再经射阳湖到末口（在今淮安北五里）入淮（《汉书·地理志》江都县注、《左传》哀公九年杜预注）。这是运河最早开凿的一段。公元前四八二年，吴国又从淮河继续开一条运河通到宋鲁两国间，北面通沂水，西面通济水（《国语·吴语》）。这条运河该即《禹贡
》和《汉书·地理志》的菏水，它沟通了济水和泗水，而泗水下流注入淮水，越淮水可以和邗沟相连接。这样就把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连结了起来。春秋末年吴国开凿这些运河，固然为了便于争霸，有其政治上军事上的目的，但客观上也便利了交通和农业灌溉。
到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就开始专为农业灌溉而开凿运河。魏国在魏文侯时，邺（今河北磁县东南邺镇）县令西门豹曾兴建“引漳水溉邺”的水利工程，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使得含有过多的盐碱成分的“恶田”变为能种稻粱的良田，成为改良土壤的典范。魏国有个大湖泊叫圃田（在今河南中牟西），是古代著名的大湖泊之一。公元前三六○年（魏惠王十年），魏国曾在黄河、圃田间开凿了一条大沟（运河），使黄河的水流入圃田，又从圃田开凿运河。公元前三三九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国又从大梁的北郭开凿大沟（运河）来引圃田的水（《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这是魏迁都大梁以后，在大梁周围开始兴修水利，就是鸿沟最早开凿的一段。鸿沟是战国时代陆续开凿成功的，是当时中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鸿沟的主于，从今河南荥阳以北，和济水一起分黄河的水东流，经过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折而向东南流，经过陈的旧都（今河南淮阳），在今沈丘附近注入颖水，而颖水下流注入淮水。这样就沟通了黄河和淮水的交通。另有丹水成为鸿沟的分支，从大梁东流直到彭城（今江苏徐州）注入泗水。又有睢水从大梁以南从鸿沟分出东南流，经过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东南），经今安徽宿县、江苏睢宁以北，注入泗水。更有水也从大梁以南从鸿沟分出东南流，经过蕲（今宿县南）而注入淮水。这些河流的设计开凿疏通，显示了当时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的进步。它充分利用了这片平原东南比较低下的地势，构成了济、汝、淮、泗之间一套水道交通网。这是战国前期魏国大兴水利的结果，既便利中原地区的交通，又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商业交换。此外，其他中原诸侯国所开凿的运河也很多。
这时不仅中原和南方地区，从关中到巴蜀，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也兴办起来了。公元前三六○年，魏国瑕阳（今山西临猗西）人曾从岷山（即蒙山，在今四川芦山北）开导羌地的青衣水，使东和沫水（今大渡河）相合，到今四川乐山入于岷江（《水经·青衣水注》引《竹书纪年》）。这是受到魏国兴修水利的影响，蜀国聘请魏国水利专家前往进行水利建设，因而魏国吏官特为记载。
最著名的水利工程，要算是岷江水利工程了。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
水量骤增，灌县以下常要泛滥成灾。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是个杰出的水利专家，他总结了过去治水的经验，因势利导，兴修了这个把水害改变成为水利的工程。相传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把岷江分为郫江（即内江）和检江（即外江）两支，并筑有水门调节两江水量，从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由于堤岸修筑在沙和卵石冲积根深的河床上，不容易修筑永久性的堤岸，于是因地制宜，创造了用竹笼装满卵石、累叠成分水堤的方法，使堤岸能够经受洪水冲击的考验。这个“穿二江成都中”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江水注》），就是目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开端，二千二百多年以来一直有着巨大的灌溉效益。
其次要数到秦的郑国渠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韩国企图
减轻秦国的军事压力，派了水工名叫郑国的，进说秦国使用人力，修建引泾水灌溉的水利工程。从仲山（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籆泽）作为渠口，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沿北山南麓引水向东伸展，经今三原、富平等县，穿过许多纵流的小河，从今大荔东南，注入洛水（即北洛水），称为郑国渠。这样把许多纵流的小河如冶谷水、清水等截断，引向灌溉总渠中，小河的水就成为灌溉的水源（详见《水经·沮水注》）。郑国渠全长三百多里，灌溉田亩四万余顷。相传人们利用泾水含沙而有肥效的特点，在一段平坦河床下游，利用木料筑成圆凛，填进巨石，成为“石囷”，用大量“石囷”排列成堰骨，使泾水到此减低流速，沉淀部分粗沙，引进细沙入渠，既可用来灌溉，又可冲压、降低耕土层中的盐碱含量，收到改良土壤的效果，从而使每亩（相当于今零点七四亩）增产到一钟，即六石四斗（每斗相当于今二升）。从此关中成为沃野，常获丰收。
战国前期的魏国和战国后期的秦国，开凿运河，兴修水利，主要用以灌溉农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水上运输，这对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魏国在战国初期、秦国在战国后期所以会富强，这也是原因之一。
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间运河开凿工程的发展，是和当时开凿运河工程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这时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比较锋利的铁工具。这些铁工具既然提高了开凿河道的工作效率，也便利了开凿技术的改进，不仅可以大规模地挖掘泥土，开凿运河
，而且可以把阻碍水流的小山的岩石凿平。一方面由于农民在水田的水利灌溉上取得了不少的治水经验，并且已经创造了调节水利的方法。
春秋战国间著作的《考工记》，曾经列举出当时农田大小沟渠不同的名目，有所谓“浍”（大沟）、“洫”（中沟）、“遂”（小沟）、“”（田间小沟）等（《考工记·匠人》）。人们不仅知道修筑沟渠和堤防都必须依据地势，而且懂得采取一再改变水流方向的方法，可以增加水速，把静水输送到远地；水流方向改变，增加水速，水的冲击力量加强，可以利用这个原理作深渊。这时运用沟渠来调节水利的方法已相当进步，人们不但注意水的流通、水的蓄藏，还注意及时地调节水量。《荀子》曾经指出“司空”这个官职的具体任务就是“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要做到“岁虽有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耘”（《荀子·王制篇》）。当时对于农田水利的调节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用潴（池塘）来蓄水，用防（堤防）来防泛滥，用沟来流通水，用遂来均匀各块田间的水，用列（即）来留住必要的水，用浍来泻去多余的水，即所谓“以猪（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泻）水”（《周礼·稻人》）。这些水田的水利工程和调节水利的方法，大规模地运用起来，也就发展了大规模的运河开凿工程技术。这时运河开凿工程的技术，和堤防建筑工程的技术一样，是人民由于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这时运河开凿工程的技术，总的说来，不外乎下列四项：
第一，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从春秋末年起一直到战国时代，多数运河的开凿都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吴国所开凿的邗沟，是利用射阳湖作为其水库的。吴国所开凿的菏水，又是利用菏泽作为水库的。魏国所开凿的鸿沟，是利用圃田泽作为其水库的。秦国所开凿的郑国渠，是利用焦籆泽作为其水库的。这样的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来开凿的方法，在不能用人力大规模兴建水库前，应该是水利工程中比较进步的方法。
第二，调节水量的“水门”的建设。《华阳国志》载李冰所建设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这类水门的建设，在当时已很普遍。当时所开凿的运河和湖泊的接连处，都设有水门来“安水藏，以时决塞”。所以《荀子》把“安水藏，以时决塞”作为“司空之事”。当汉代汴渠决口时，据说其“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后汉书·王景传》），可知鸿沟原来也是设有水门的。水门的建设，对于水量的调节起着重大的作用，
这也是治水工程中的一大进步。
第三，在中流作“堰”方法的运用。李冰在兴建都江堰工程时，曾经在今灌县西的岷江中流建筑大堰，扼住了岷江的咽喉，使水分向左右流，即《华阳国志》所谓“壅江作堋”，《水经·江水注》所谓“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就是现在都江堰的内外金刚堤，使岷江经此分为内江、外江，从而提高水位，并使内外江水量相当稳定。还设有内外江纵横的“马槎”，用以控制内外江的水量。当时采用这种“中流作堰”方法的，不止都江堰一处，所有沟渠工程常常采用这个方法。孟子曾说，“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孟子·告子上篇》），正是由于当时治水有作堰“激而行之”的方法，孟子才会这样说的。而且作堰的方法，能够因地制宜，都江堰用竹笼装满卵石筑分水堤，郑国渠用“石囷”列成堰骨，取材不同，方法一致。
第四，淤灌压碱方法的创造。郑国引用泾水作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汉书·沟洫志》）。就是利用“石囷”作堰，使泾水流速变慢，沉淀部分粗沙，引进具有肥效的细沙入渠，用来灌溉含有盐碱的耕土，可以起冲压、降低耕土中盐碱含量，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的作用。
三 粮食作物、桑、麻以及漆园、果园的分布
主要粮食作物的种类
这时主要的粮食作物有五六种至九种，有“五谷”、“六谷”、“九谷”等称谓（“五谷”见《论语·微子篇》、《孟子》的《滕文公篇》、《告子篇》、《吕氏春秋·审时篇》、《周礼·食医》等，“六谷”见《周礼·膳夫》，“九谷”见《周礼》的《大宰》、《仓人》）。据《礼记·月令篇》和《吕氏春秋·十二纪》，主要的粮食作物是麦、菽、稷、麻、黍五种；据《吕氏春秋·审时篇》是禾、黍、稻、麻、菽、麦六种，大体上是和西周春秋时代差不多的。
现在我们分别说明如下：
（一）稷和禾 稷就是小米，是五谷中最主要的一种，即所谓“五谷之长”（《说文解字》“稷”字解说），耐干寒，生长期短，高原瘠地也可种植，它主要产在华北大平原和黄土高原，是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古时或称为粟，其中比较精良的称为粱。禾是一般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有时也专指稷而言。
（二）黍 黍就是黍子，去皮后叫黄米。当时在北方的粮食作物中，其重要性仅次于稷。前人对黍、稷的认识很不一致，近人已分辨清楚。详见日本天野元之助《中国黍稷粟粱考》（收入《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和邹树文《诗经黍稷辨》（收入《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
（三）稻 稻的生长，需要气候温暖，雨
水多，宜于种植长江流域，是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稻米质量差的是赤米（《国语·吴语》）。稻在北方生产较少，较为珍贵，古人往往以稻粱连称。
（四）麦麦有大麦、小麦之分，大麦也称为■（《孟子·告子下篇》）。小麦有春小麦、冬小麦之分：春小麦在春季播种，到秋季收获；冬小麦在仲秋播种，到孟夏收获。西周晚年周的王畿种的还是春小麦，冬小麦在春秋时代逐步推广，春秋初期周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已种冬小麦，春秋中期在今山西汾水流域的晋国也已种冬小麦，春秋后期在今河南东南部的陈国也已种冬小麦，到战国时代，冬小麦就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普遍种植。
（五）菽 菽就是豆。在战国以前，豆都称为菽。豆的名称是战国时代才开始应用的，但还用得不够普遍。菽有大菽、小菽之分（《吕氏春秋·审时篇》），大菽就是今天所谓大豆，又称为荏菽或戎菽。戎菽是东北少数族山戎所栽培出来的一个大豆品种，春秋初期传入中原地区而广泛播种。
（六）麻麻也是古人的一种粮食。《礼记·月令篇》说：孟秋、仲秋之月“食麻与犬”。所食的麻当是一种麻所结的实，即所谓麻子，古时也称为蕡或苴。
上述六种农作物，是这时人民的主要粮食。古人把这些粮食煮饭来吃，或炒成干粮，在行军和远行时调和了水浆来吃。这种干粮古人称为粮，携带时往往装在竹筐里。调和糗来吃的水浆往往装在瓦壶里，即所谓“箪食壶浆”（《孟子·梁惠王下篇》）。用米麦磨粉制饼，也是春秋战国间才开始的。据说，■（磨）就是春秋战国间公输般发明的（《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世本》、《说文解字》“■”字解说）。而饼字也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战国时代著作的《周礼》，又谈到“粮饵”和“粉■”，说明这时已开始磨粉和用粉制成食品。
这时大豆是人民的主要粮食。《墨子》《孟子》都把菽粟连称，把菽看得比粟还重要。因为大豆可以春夏两季播种，在不同气候和不同土壤条件下都可生长，抗旱力强，并可以利用高地山沟和其他空隙地方播种，产量较多。汉代《沤胜之书》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齐民要术》卷二《大豆》引）一般穷苦人民都以大豆做饭，豆叶作羹，“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战国策·韩策一》）。春秋时人已经把贵族称为“肉食者”，而把一般人民称为“藿食者”（《说苑·善说篇》）。
土壤的分辨和田地的等级
农作物收成的高下，和土壤的好坏有密切的关系。战国时人已经注意到土壤的分辨了，当时土壤已有壤、埴、坟、垆、黎、涂泥等名称，
壤又分为黄白两种，坟分黑白赤等种，说明当时人们已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度等方面去认识和区别。战国时代著作的《禹贡》，曾列举各地区土壤的情况和田地的等级如下：
（一）冀州（在黄河的曲绕之内地区，有今山西、河南黄河以北及河北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角），土是白壤，田是中中等。白壤是指含有盐分而质地疏松的土壤，即指今河北、山西平原的盐渍土。
（二）兖州（在济水和黄河问地区，有今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东部），土是黑坟，田是中下等。黑坟是指黑色腐殖质多的土壤，可能是指一种灰棕壤。
（三）青州（在泰山以东地区，有今山东东北部），土是白坟和海滨广斥，田是上下等。这里的白壤是指腐殖较多而润湿的灰壤，海滨广斥是指沿海的盐渍土。
（四）徐州（在泰山和淮水间地区，有今江苏、安徽北部和山东南部），土是赤埴坟，田是上中等。赤埴坟是指带有粘性的棕壤。
（五）扬州（在淮河以南地区，即长江下游平原，有今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及江苏安徽等省的南部、湖北的东部），土是涂泥，田是下下等。涂泥是指粘质湿土。
（六）荆州（从荆山南到衡山南的地区，即长江中游平原，有今湖南及湖北东南部、四川南端、贵州东部），土是涂泥，田是下中等。
（七）豫州（从黄河以南到荆山以北的地区，有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山东西部和湖北北部），土是壤和下土坟垆，田是中上等。这里的“壤”是指石灰性冲积土，“下土”指底层，“下土坟垆”可能指分布于石灰性冲积土底层的深灰粘土和石灰结核。
（八）梁州（在华山以西和长江以北地区，有今四川、湖北西部，陕西、甘肃南部），土是青黎，田是下上等。青黎是指色黑而疏松有团粒组织的土壤，即指今成都平原的深灰色无石灰性冲积土。
（九）雍州（在黄河以东地区，有今陕西中部北部，甘肃、宁夏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土是黄壤，田是上上等。黄壤是指今陕西一带的淡栗钙土。《禹贡》对各个地区土壤的叙述，大体符合今天分布的情况。从这里，可知黄壤属上上等，白壤属中中等，白坟属上下等，黑坟属中下等。另有赤埴坟属上中等，青黎属下上等，涂泥属下中等或下下等。从这里，又可知所谓九州的田的等次，雍州属上上，徐州属上中，青州属上下，豫州属中上，冀州属中中，兖州属中下，梁州属下上，荆州属下中，扬州属下下。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时长江流域的梁州、荆州、扬州的田都是列入下等的，这当是由于当时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水利没有很好的治理，田地未
经过很好的开垦种植的缘故。
战国时代七大强国中，最初以魏为最强。魏国地跨《禹贡》的冀州和豫州，土地属于中中和中上等，主要占有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的西南部）、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太行山东南地区）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的一部。司马迁把河东、河内、河南称为“三河”，认为“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故其俗纤俭习事”（《史记·货殖列传》），这是农业生产发达、人口众多的富庶地区。战国中期以后，以秦、齐两国最强，秦国地处《禹贡》的雍州，土地属上上等，主要占有渭河中下游，正如司马迁所说：“关中自汧（今陕西陇县南）、雍（今陕西凤翔西南）以东，至河华（华山），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史记·货殖列传》）齐国地处《禹贡》的青州，土地属上下等，仅次于雍州和徐州，司马迁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史记·货殖列传》）赵国地处《禹贡》的冀州，农业生产不如秦、齐、魏等国。韩国所处的上党和河南西部多山地，农业生产较差，只有河南的中部地区农业很有发展。嵩山以东，河水、汝水之间，中年亩产二石（《管子·治国篇》），是当时亩产量最高的地区。楚国地处《禹贡》的荆州和扬州，列入下中和下下等。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在荆州和扬州有些地区农业是发达的。楚怀王时，齐使者游说越王说：“雠、庞、长沙，楚之粟也。”（《史记·越世家》，原误作“楚威王之时”）庞在今湖南衡阳东，长沙即今长沙，雠也该在湘水流域。这是说湘水流域是楚国的粮仓。说明至迟到战国后期湘水流域已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
《禹贡》把梁州列入土地下上等，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地处梁州的蜀国，原来就有农业基础，并重视水利。等到秦兼并巴蜀之后，特别是建都江堰以后，蜀就成为“天府之国”。
至于《禹贡》所说土地属上中等的徐州，战国时分属鲁、宋、楚等国。鲁国地处泗水、洙水流域，农业是比较发达的。宋国的经济是比较繁荣的。未国所以能成为小国中较强的，自然条件的优越也该是因素之一。
各种粮食作物的分布
由于我国领土广大，有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因而各种粮食作物的分布情况，自古以来就不相同。战国时代五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分布情况，据《周礼·职方氏》说是这样的：
一、扬州“其谷宜稻”。
二、荆州“其谷宜稻”。
三、豫州“其谷宜五种”，即黍、稷、菽、麦、稻。
四、青州“其谷宜稻、麦”。
五、兖州“其谷宜四种”，即黍、稷、稻、麦。
六、雍州“其谷宜黍、稷”
。
七、幽州（跨今辽宁、河北）“其谷宜三种”，即黍、稷、稻。
八、冀州“其谷宜黍、稷”。
九、并州（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其谷宜五种”，即黍、稷、菽、麦、稻。
这里所说某州宜什么，只是说某州比较普遍适宜播种某种粮食作物，是指它的一般情况。这里说宜于种黍稷的有豫、兖、雍、冀、幽、并六州，占全国三分之二地区，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宜于种麦的只有豫、兖、并三州，宜于种菽的只有豫、并两州。其实这几种粮食作物，并不以这几州为限。菽的生长对于土壤气候的要求不严格，是可以比较广泛地种植的。
这时扬州、荆州“宜稻”，可知当时长江中下游平原已是普遍的产稻地区，和今天的情况相同。豫州、青州、兖州、幽州、并州也还兼“宜稻”，可知当时北方产稻区域远较现在为广。《吕氏春秋·乐成篇》载：魏襄王时邺令史起兴建了“引漳水灌邺”的水利工程后，人民歌颂说：“终古斥卤生稻、粱。”“斥卤”即“舄卤”，即今所谓盐碱地。可知这时属于所谓冀州范围的漳水流域建设灌溉工程之后，也还可以成为产稻之区。《战国策·东周策》说“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可知这时洛阳一带也是产稻之区。在战国时，洛阳所以能成为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成为商业大都市，其自然条件优越，也当是因素之一。
为什么战国时代北方的产稻区域要比后世广阔呢？主要由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后来北方产稻地区不断缩小，则是因为经常发生战乱，水利工程失修，水旱灾害不断侵袭的缘故。
当时魏所建都的大梁，和韩所建都的新郑一带，都是农业发达之区，生产黍、稷、稻、麦的。至于韩所有上党和河南西部山区，只产麦和豆。所谓“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战国策·韩策一》）。
蚕桑事业的发展及麻的分布
丝和麻，是古人衣着的主要原料，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诗经》三百篇来看，春秋前期以前，蚕桑事业的分布已很广泛，在今陕西中部的秦、豳，在今山西西南角的唐、魏，在今河南东北部的卫、鄘，在今河南中部的郑，在今山东西南部的曹，在今山东西南部的鲁，都有蚕桑事业。特别是卫国比较兴盛。到战国时代，蚕桑事业更有发展。《禹贡》关于兖州特别提到“桑土既蚕”，兖州正是卫国所在地区。《禹贡》还讲到徐州、豫州的贡品中有丝织品，青州的贡品中有檿丝（柞蚕丝）。《周礼·职方氏》又说豫州利于产丝。孟轲游说魏惠王，也说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篇》），就是因为这里蚕丝业发达。宋国
以有桑林著称，蚕丝事业也很兴盛。东北的燕国和赵的代地，也还有蚕桑事业，司马迁就曾称道“燕代田畜而事蚕”（《史记·货殖列传》）。战国时代蚕桑事业特别发展的，当推在今山东的齐、鲁两国，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地所产的缟尤其著名，鲁国出产的缟也是有名的。
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是早就兴盛的。长江流域的蚕桑事业是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渐发展起来的。《禹贡》只说到荆州的贡品有丝织品，而没有说到扬州有丝织品。其实扬州地区也是有丝织品的。公元前五一八年楚国边邑卑梁（今安徽天长西北）的女子和吴国女子争桑，引起了两国战争，吴占了楚的钟离（今安徽风阳东北。见《吕氏春秋·察微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楚世家》、《吴世家》）。说明当时淮水以南这一带地区蚕桑业已较发展。从近年湖北、湖南楚墓中出土丝织品来看，品种繁多，工艺精细，可知当时洞庭湖南北地区的蚕桑业和丝织业都很发达，种桑养蚕和缫丝织帛的水平都很高超。
当时桑树已有高、矮两种。高大的一种，需要人爬到桠枝上去采桑（见故宫博物院藏桑猎宴乐壶的采桑图）；低矮的一种，人只要立在地上就可采摘（见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采桑纹壶盖）。后一种就是后世所谓“地桑”。这是第一年种桑椹，待桑树长到和成熟的黍一样高时，齐地面割掉，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重新长出新技。这样不仅便于采桑和管理，而且枝叶肥，产量高。战国时代这种“地桑”的栽培和推广，适应了当时蚕桑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古代麻的分布是比较广的，而以东方地区比较兴盛。据《禹左图摹自故宫博物院藏桑猎宴乐壶，右图摹自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采桑纹壶盖（《山彪镇与琉璃阁》图版一○四）。贡》记载，青州有枲，豫州有枲和纻。枲和纻都是麻的一种。《周礼·职方氏》也说豫州利于种枲。东方齐鲁一带直到汉代还是盛产桑麻之地。《禹贡》还谈到青豫二州有，这是细的葛布。葛是一种野生的蔓草，不像农作物需要种植。
漆园和果园的经营
栽培漆树在我国有悠久历史。《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就讲到种植漆树及其他树木，以供制作琴瑟之用；《唐风·山有枢》谈到“山有漆”，《秦风·车邻》又谈到“阪有漆”，说明中原的卫国、西北的晋国和西面的秦国，在春秋前期都有漆树的栽培。战国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漆器需要的增多，中原地区漆树的栽培大为推广。《禹贡》说兖州“厥贡漆丝”，豫州“厥贡漆枲纻”，在兖豫两州的贡品中都以漆居首位。因为这时对漆的需要十分殷切，他们用大量精美漆器来代替青铜
器使用。楚国西部种植有连片的漆林，近年从楚墓中出土的漆器，种类繁多，应用极广，包括家具、卧具、容器、饰物、玩物、妆具、乐器、兵器、葬具以及镇墓兽等，甚至陶器、铜器也附饰有漆。
这时民间已有较多的漆园，因此各国政府已开始对漆园征税。《周礼·地官·载师》说：“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一般“园廛”只征收“二十而一”的税，只有漆园的税较重，要征收其收获的四分之一，该是由于漆园获利较多的缘故。同时统治者还有直接经营漆园的。例如庄周“尝为蒙漆园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个蒙（今河南商丘东北）的漆园当是宋国政府所经营的，所谓“漆园吏”当即管理漆园的官吏。《秦律杂抄》规定，当漆园评比为下等时，漆园主管和当地县令、丞和佐，都要处罚。可知秦国设有不少官管漆园。当时不仅漆器是市上的商品，而且漆已和丝一样成为市场上一种主要的流通商品。“乐观时变”的投机大商人白圭，就采用“岁熟取谷，予之丝、漆”的办法，把漆、丝和主要农产品谷子同样作为囤积投机的对象。
战国时代随着经济生活的进步，果园也己成为一种重要生产事业。《禹贡》记载扬州“厥包橘、抽”。属于长江下游及东方沿海的扬州地区以出产橘、抽著名。《考工记》说：“橘逾淮而北为枳。”当时淮水以南产橘，而淮水以北产枳。实际上，当时荆州地区同样以出产橘、柚著名。纵横家所编造的苏秦对赵王的游说辞：“大王诚能听臣，……楚必致橘、抽云梦之地。”（《战国策·赵策一》。《史记·苏秦列传》作“楚必致橘、袖之园”）可知云梦泽（今洞庭湖以北地区）一带有很多“橘、柚之园”，是楚国的一种重要生产事业。《吕氏春秋·本味篇》讲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正因为长江流域的橘和云梦泽的柚，是当时水果中最美味的，运销到中原地区，因而这种果园特别受到重视，得到了发展。
这时果树的栽培，南方主要是橘、柚，北方主要是枣、栗。纵横家所编造苏秦对燕君的游说辞，说燕“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战国策·燕策一》，《史记·苏秦列传》同）。可知这时燕国种植枣、栗的园林很多，所出产的枣子、栗子是很丰硕的。
四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农业产量的提高
荒地的开垦
春秋战国间，铁工具的使用，对于荒野的开垦起了巨大的作用。
古时荒芜的土地很多。在西周东周之交，郑国迁到今郑州附近时，是
“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的。当姜戎被秦所逐而徙居晋国赐给的他们“南鄙”（南边地方）时，他们也是“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才居住的。自从铁工具应用以后，对于除翦荆棘和芟夷蓬蒿、藜藿当然便利得多。本来中原地区宋郑两国间还是有“隙地”的，到春秋后期也就陆续开垦，在这里建立了六个邑（《左传》哀公十二年）。
牛耕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进步
原来中原地区使用称为耒耜的脚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着耒耜的柄，用脚踏着刃部，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拨，才能把一块土掘起来。垦耕就是把土一块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土，退一步。这种一步步后退而间歇的垦耕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自从春秋后期，农民推行了用牛拖犁来垦耕的方法，垦耕就变为连续向前的运动，用力少而效果好。
从山西浑源出土的牛尊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来从事劳动。战国时称牛鼻环为“棬”，《吕氏春秋·重己篇》说：“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古人的名和字往往有相连关系，孔丘的学生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可知当时牛耕已较普遍。春秋晚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在国内兼并战争失败后，逃到齐国，使得子孙变为农民，有人说，这样“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好比“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九》），就是说好比养在宗庙里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亩里耕作。这也足以证明春秋晚期牛耕已较普遍。战国时代已开始使用两牛牵引的犁。从河南辉县固围村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口犁来看，犁头全体如V字形，前端尖锐，后端宽阔，锐端有直棱，能加强刺土力；但是这种犁比较窄小而轻，还没有翻转土块的犁壁，因此它只能起破土划沟作用，不能翻土起垄，但是比起依靠人力用耒耜来垦耕，是耕作技术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燕下都遗址发现的五齿耙，既可以用来挖土，又可以用来翻土起垄，作为垦耕的工具。各地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个时期的小铁锄较多，式样有凹字形、六角梯形、空首布式等种，适应着中耕除草的各种需要。总的说来，这时耕作技术进步了。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篇》）。“易”是快速的意思，“易耨”也或称为“疾耨”。《管子·度地篇》说：“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耨，杀草薉。”“疾耨”也或称为“熟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
一九二三年山西浑源李峪村晋墓出土，《浑源彝器图》、《中国古青铜选·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著录，现藏上海博
物馆。高三十三点七厘米。牛鼻穿有鼻环。背上有三个圆孔，每个圆孔上安放有鍑（锅子），是温酒用的。
灌溉方法的改进
这时灌溉的方法也有了改进。在春秋战国间，中原地区已普遍采用桔槔来灌溉，代替过去抱着汲瓶来灌溉的原始方法。 桔槔也称为“桥”，是用两根直木组织成的，一根直木竖立在河边或井边；另一根直木用绳横挂在竖立直木的顶上，在这根横挂的木上，一端系着大石块，一端系着长绳，挂上汲瓶或水桶，利用杠杆的原理来汲水。要汲水时，把长绳一拉，让汲瓶或水桶浸入河中或井中汲水；把绳一放，由于一端结有石块，汲瓶或水桶就升上来了。《庄子》记载春秋末年子贡的话，说桔槔“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天运篇》）；还记载颜渊的话，说：“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速）如泆汤。（《天地篇》）这些话都说明桔槔利用杠杆原理来汲水的情况。《淮南子》曾说：用耒耜、耰、来耕田和用桔槔来灌溉，比过去削树木来耕田和抱汲瓶来灌溉，“民逸而利多”（《汜论篇》）。的确，使用桔槔等灌溉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劳力而便利农耕的。
施肥技术的进步
对于肥料的使用，这时也注意了。孟子在论定租制（当时所谓“贡”）的弊害时，曾说当时农民遇到荒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膝文公上篇》），足以说明当时农耕已普遍施肥。《荀子·富国篇》说：“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这是说，在翻地修好田埂、除草种下谷物以后，施肥是重要的工作。这时农民已从生产过程中认识到野草、树叶在土中腐烂可以作为肥料。《荀子·致士篇》说：“树落则粪本。”《礼记·月令篇》说季夏之月，“土润辱（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这是说，每逢六月，把野草割来焚烧或是用水灌上，使之腐烂，可用作肥料，改良土壤。对积肥、施肥的重视，这也是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要到第十世纪和第十一世纪，才开始讲究施肥。
当时农民也认识到病虫害的严重性。《商君书·农战篇》说：“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螟是蛀食稻心的虫，螟是食苗叶的小青虫，蚼蠋是一种像蚕的害虫。因此农民已很注意消灭虫害，扑杀害虫。《吕氏春秋·不屈篇》说：“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
农业产量的提高
随着铁农具的应用、牛耕的推行、耕作技术的进步、灌溉工具的改进和肥料的使用，农业产量自然也有了提高。据魏文侯相国
李悝的估计，战国初期魏国农民的生产量，一亩田可以生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以四倍，即生产六石；中熟可以三倍，即生产四石半；下熟可以二倍，即生产三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可以收七斗，大饥只能收三斗（《汉书·食货志》）。战国一亩约当今三分之一亩，战国一石约当今五分之一石，即二斗。如果折算起来，可知战国时合如今的三分之一亩，普通已可生产粟合如今的三斗，最好年成可以四倍，即生产粟一石二斗。李悝又曾主张“尽地力之教”，认为勤谨耕作的每亩可多生产三斗，不勤谨耕作的每亩要减产三斗（《汉书·食货志》），勤耕的和不勤耕的，每亩田的收获量就有六斗粟之差。如果折算起来，那时合如今的一亩，勤耕的比不勤耕的可多生产三斗六升粟。
当时各个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生产水平不同，产量是有差别的。李悝所说“岁收亩一石半”，当指魏都安邑所在河东地区而言。《管子·治国篇》说：“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早）生而晚杀，五谷之熟也，四种而五获（谓四时皆种，五谷皆获），中年亩二石，一夫粟二百石。”是指嵩山以东河南中部而言。《管子》是齐的作品，而举嵩山以东为例，可知当时齐的亩产量低于二石。一九七三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田法》，所说“中田小亩二十斗，中岁也。上田亩二十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太上与太下相复以为率”，当是《田法》著作较迟，山东地区农业进步的结果。
战国时代各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体上边远地区和土壤较差的地区比较落后，也还保留着轮流休耕的办法，例如邺在引漳水利工程未兴修前，由于土质较差，就实行着轮流休耕制。《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劳者欲息，息者欲劳。”“劳”就是用来耕作；“息”就是轮到休耕，以便恢复地力，改良土质。中原有水利灌溉和土质较好的地区，农业生产就比较进步，逐渐推行一年两熟制。
一年两熟制的推广
春秋时期冬小麦在中原地区逐渐推广，这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是个重大进步。因为种冬小麦的地区，夏收之后，又可播种秋收的其他谷类作物，一年两熟制就可以推行了。西周春秋之际，劳动人民栽培出了冬小麦品种，到春秋初期，成周（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东）地区开始实行一年两熟制。公元前七二○年四月郑国掠取了周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地的麦，同年秋天又掠取了成周的“禾”，说明这时周的王畿内已实行一年两熟制。到战国时代，一年两熟制就普遍推广。《礼记·月令》就记载孟夏之月“升麦”，孟秋之月“登谷”。《孟子》曾说■麦（大麦）到日至（夏
至）时都成熟（《告子上篇》）；又说七、八月（夏正五、六月）间干旱，苗（粟苗）就会枯槁（《梁惠王上篇》）。这样大麦收割后，粟苗又生长着，可知当时齐国已推行一年两熟制。《吕氏春秋·任地篇》还说：“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这是说今年丰收了美禾，接着又种麦，来年又丰收了美麦。《荀子·富国篇》又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古量器名），一岁而再获之。”一年两熟制的推广，就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
由于农业产量的提高，由于一年两熟制的推行，耕种“百亩之田”的收成，“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篇》）。《吕氏春秋·上农篇》也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就使得“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的小农生产，可以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这种小农经济可以成为当时各国君主政权作为立国的基础。
五 农本理论的产生、管理农业政策的实施和农业科学的兴起
农本理论的产生
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成为各国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保护和发展小农经济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相应地，政治家和思想家就提出了以农为“本业”的主张。
战国早期的墨家，已经指出农业生产既可以提供人民衣食，又可以充足国家财用，因此“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子说：“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篇》）所谓“固本”的“本”，就是指“以时生财”。这种“固本”主张，可以说是农本理论的萌芽。
战国初期法家李悝在魏国变法，为了富国强兵，实行“尽地力之教”，就是一种体现以农为本业的政策措施。战国中期法家卫鞅在秦国变法，就明确以“耕织”为“本业”而以手工业商业为“末利”，并采取政策措施来奖励“本业”而抑制“末利”。卫鞅一派法家编著的《商君书》，就发挥了农本理论。他们认为人民务农除了提供人民粮食和为国家积累财富以外，还有利于对外取得战争胜利，对内巩固统治。因为农业不但可以为战争提供军需品，而且农民就是战斗的主力。他们说：“事本抟（专），则民喜农而乐战。”（《商君书·壹言篇》）他们还认为人民务农则“朴”（朴实），“朴则安居而恶出”，“朴则畏令”（《商君书·算地篇》），可以使“好不生”（《商君书·农战篇》）。
战国晚期儒家荀子提出了人力战胜自然的见解，更加积极主张“强本节用”。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还认为“本事不理”，和“政令不明，举错（措）不时”同样是人祸（《荀子·天论篇》）。他强调说：“臣下职（守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荀子·成相篇》）就是说，努力农业生产，节约开支，就能使得国家积累起无穷的财富。
战国末年的农家，和法家同样反对“民舍本而事末”，认为人民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还可以“贵其志”。他们着重指出人民务农对地主政权有三点好处：一是“朴则易用”，就是朴实而易于使用，可以依靠他们守战；二是“重则少私义”，就是稳重而少发表私见，便于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三是“其产复则重徙”，就是财产累赘而难于迁移，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吕氏春秋·上农篇》）。
十分清楚，所有法家、儒家和农家的农本理论，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增强国力，谋求富国强兵，从而在兼并战争中得胜。
管理农业生产的政策
战国时代各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已实施一些管理农业、林业、渔业、畜牧、狩猎等生产的政策。阴阳五行家所设计的十二个月行事历——《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同），就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我们以《秦律》的《田律》与《月令》作比较，可以看到《秦律》也有类似《月令》那样保护生产的禁止或限止的规定，可知《月令》的种种规定不是毫无根据的，就是汇集当时各国这方面的规定而制订的。
《秦律》和《月令》都规定：在春夏两季禁止进入山林伐木，禁止捕捉初生鸟兽，不准竭泽而渔，不准用毒药捕捉鱼鳖，不准堵塞水道流通，不准烧野草灰等等，从而保护林业、渔业、畜牧、狩猎等生产。《月令》还规定孟春之月要命令田官“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孟夏之月要命令野虞“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令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季夏之月为了防止妨害农事，规定“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孟秋之月命令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仲秋之月命令官吏“趣民收敛”，“多积聚”；孟冬之月“劳农以休息之”；季冬之月“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这一系列的规定，就是当时政府管理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秦律》的《田律》还规定：由于雨水而农田受害和受益的，由于旱灾、暴风雨、水潦、螽虫以及其他原因而造成庄稼损害的，都必须把受益和受害面积于八月上报，近县派人步行上报，远县用邮（传递文书的驿站）上报。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农业生产的
实际情况，为年终征收地税和“上计”作好准备。
《秦律》的《仓律》还有对每亩农田施播种子数量的规定：“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苔（小豆），亩大半斗；叔（菽，大豆），亩半斗。”这个每亩下种量的规定，除了豆类以外，远较西汉《汜胜之书》为高。
农业科学的兴起
战国时代农业有了显著的进步，开创了我国农业上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使农业生产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从事研究农业技术的科学也就兴起，这就是所谓农家之学。据《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这时己有专门讲究农家之学的专门著作《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篇。据颜师古注，《神农》是战国时诸子“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野老》是战国时齐、楚间人著作。可惜这些书已散失。《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就保存了当时农家之学的一部分。《任地篇》一开头就假借周族祖先后稷名义，提出了十个问题，包括使用土地、整地做畦、灭草保墒、中耕除草等方面，可能这四篇就来源于一部假托后稷的农书。
农家之学很注意到土性的分辨、土壤的改造和保养。《禹贡》和《周礼·草人》曾列举各种不同的土壤，说明战国时代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他们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从而适当地改造土壤。他们注意到土壤的质地、结构、含水量等各方面的保养，一共有五个方面：“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吕氏春秋·任地篇》）“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是说土壤结构粘重板结难于垦耕的要使它疏松，太疏松不能持水保肥的要使它结实。“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是说休闲过的田地要耕种，耕种久的田地要休闲，休闲是为了改良土壤、恢复地力。“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是说地力瘦薄的要增施肥料，施肥过多而引起所谓“华而不实”现象的要适当降低肥力。“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是土壤质地粗散、失水太快的要使它细密，细密得很难透水的要使它松散。“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是说地势低而过分潮湿的要使它干燥，地势高而过分干燥的要使它潮润。这样从五个方面讲究对土壤的保养，是比较全面的，该是总结当时生产经验的结果。他们还注意到对不同土壤的耕作的先后程序，认为必须先耕垆士，因为垆土性质粘重，水分一经散失，便坚硬无法耕种；然后再耕弱土，因为弱土松散，迟耕也还来得及。
农家之学还注意到耕作及
时和产量、质量的关系。《吕氏春秋·审时篇》专门分析了六种主要农作物——禾（稷）、黍、稻、麻、菽（豆）、麦耕作“得时”、“先时”、“后时”三种情况，从其生长、收获、品味三个方面加以比较，用来说明掌握耕作时节的重要性。例如耕作“得时”的小麦，生长发育好，植株粗壮，穗子大，色泽深，麦粒重，虫害少，皮薄而出粉率高，品味香，吃了耐饥有益；“先时”的小麦，苗生太早，容易受病虫害的侵袭；“后时”的小麦，苗生得脆弱，穗结得稀疏，色泽也不好。他们根据实际观察的结果，强调耕作必须及时，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农家之学更十分重视栽培技术。这时已创造了畦种法。就是把低地做成高垄和低沟，利用沟间排水，利用高垄播种作物，这叫做“下田弃亩”。同样地把高地做成高垄和低沟，利用沟间播种，利用高垄挡风保墒，这叫做“上田弃亩”。为了给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创造优良条件，他们对开沟作垄、除草、播种、匀苗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他们认为垄要广而平，沟要小而深；苗必须种得排列成行，不能“既种而无行”；要“衡（横）行必得，纵（直）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苗要种得不密不疏，出苗以后培根要细碎而均匀。要多耕多锄，除去害草，还要除去妨害大苗生长的小苗。肥地留苗要密些，薄地留苗要稀些，匀苗、定苗的距离必须根据地力肥薄而定。因为“肥而扶疏则多粃，而专居则多死”（《吕氏春秋·辩土篇》）。肥地种得稀疏，就会增加无效分蘖；薄地过于密植，常因水分、肥分供应不上而夭折。所有这些栽培技术，都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经验得来的，都是符合农业科学的理论的。
值得重视的是，农家之学不是单纯地讲究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已经开始把农业科学知识系统化和理论化。他们说：“上田弃亩，下田弃亩。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吕氏春秋·任地篇》）所谓“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就是说深耕一定要到达表土下层水墒部分，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下文说“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说明他们已认识到通过深耕可以收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的效果。他们又说：“故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吕氏春秋·辩土篇》）所谓“下得阴”，是指农作物从地下吸取水分和肥分；所谓“上得阳”，是指农作物从天上吸取阳光；所谓“然后咸生”，就是说只有通过“下得阴，上得阳”的作用，才能使农作物生长发育。在这里他们用阴阳学说作为农业科学的理论依据，具有朴素唯物论
的观点。
这时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鼓吹贸易致富的白圭曾以“长斗石，取上种”，和“欲长钱，取下谷”相提并论（《史记·货殖列传》）。“长斗石”是说增长粮食的产量，“取上种”是说必须选取上等品种。这说明至少到战国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优良品种对提高粮食产量起着重要作用。
一 冶铁技术的进步和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
春秋战国之交农业生产有着飞跃的发展，这是由于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着突出的进步。农业生产工具所以能够突出进步，是由于冶铁技术的两个重大发明，就是铸铁（即生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和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正是由于这两个重大发明，使得铁农具很快很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促使农业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生产量有很大的提高。
治铁鼓凤炉的重大进步
中国铸铁冶炼技术所以能够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用，主要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井运用了长期累积的丰富经验。远在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等春秋时代已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高达一点二到一点五米左右，炉缸有一或两个鼓风口，有着鼓风设备，因而到春秋后期，冶铁鼓风炉有重大的进步，已能铸造大型铁器用来颁布成文的刑法。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曾在国都征收“一鼓铁”的军赋，把成文的刑法（即当时所谓“刑书”）铸在铁鼎上颁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这时冶铁技术的进步是和冶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的。由于冶铁手工业积累了经验，扩大了炼炉，加强了鼓风设备，使得炼炉的温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改进了冶铁技术。当时冶铁炼炉上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这种大皮囊的形式和当时一种盛物的叫做“橐”的皮囊相类似，两端比较紧括，中部鼓起，好似骆驼峰。在这个大皮囊上有把手，用手拿把手来鼓动，就可把空气中的氧不断地压送到炼炉鼓风管中，以促进炼炉中木炭的燃烧，从而提高炼炉的温度。这时冶铁的炼炉叫做“橐”。鼓风的大皮囊因为形式像橐，就称为“橐”。那个炼炉的鼓风管的装置，因为和一种称为“篇”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篇”。这种鼓风设备也总称为“橐篇”。
《老子》的作者曾把宇宙整个空间比作这种鼓风设备，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篇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这种鼓风设备很富于弹性，在空虚的时候是鼓起来的，愈是鼓动它，空气也就愈吹出来，确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这种鼓风设备曾沿用相当长的时间，后世称为“排橐”，或称为“冶橐”（《说文解字》“■”字解说）、“排囊”（《后汉书·杨璇传》）、“鼓橐”（《一切经音义》卷八）、“鼓橐”（《一切经音义》卷十三），
也简称为“排”、“橐”、“■”、“■”，这四个字都是同音通用的。
当时橐是牛皮做的，《墨子》曾说“橐以牛皮”（《备穴篇》）。每个炼炉上所使用的橐不止一个，越是大的炼炉，所使用的橐就越多。《墨子》曾说“灶用四橐”（《备穴篇》），这就说明当时炉灶所用的橐确是有好多个的。据《吴越春秋》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然后“金铁乃濡，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在这个铸造两把剑的炼炉上，参加“鼓橐装炭”的多到三百人，这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大概这时炼炉上由于装置了几个入风管，送进去的氧气比较充分，大大提高了温度，改进了冶铁技术。“籥”原是由一排竹管编成的一种管乐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籥”字和“籥”字所从的“籥”字，都像一排竹管编成的样子，当时鼓风管称为“籥”，可能由于当时炼炉使用多管鼓风的缘故。
同时，由于开矿技术的进步和炼炉鼓风技术的进步，在当时的战争中不但使用了地道战术，而且把鼓风设备作为抵御地道战术的防御武器，用鼓风设备把烟压送到敌方地道中去窒息敌人。
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
鼓风方法的革新，是提高冶铁技术的关键之一。惟有革新了鼓风方法，才有可能把炼炉造得高大，使炼炉的温度提高，从而加速冶炼的过程和提高铁的生产量。在中国古代，由于冶铁鼓风炉的进步，很早就发明了冶炼“铸铁”（即生铁）的技术。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一千九百年。
本来，早期的冶铁方法是很简陋的。炼炉很小，构造十分简单，冶铁时把矿石和木炭一层夹一层的从炉子上面加进去，生了火，用一两个橐来鼓风。由于炼炉狭小，使用的橐不多，压送入炉的空气又不够充分，因此，炭火的温度就不够高，炉中的矿石就不可能充分熔化，被还原的（即去了氧的）铁从炉中出来时，是海绵状态的熟铁块。这种表面粗糙、夹有渣滓的熟铁块，需要经过相当时期的锻打，才有可能得到较纯的铁块。这种早期的冶铁法，有人称为“块炼法”。在欧洲，曾经长期运用这种“块炼法”来炼铁，到十四世纪使用了水力鼓风炉，才发明铸铁冶炼技术。
我国早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铸铁冶炼技术。从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之际铁器来看，有用“块炼法”制造的，也有用铸铁铸造的，更有把铸铁件经过加热退火柔化处理而成为展性铸铁的。从炼得铸铁，铸成器件，进而采用加热退火的方法，对铸铁件加以柔化处理，必须有一个试验改进的过程。由此可以断定，我国铸铁
冶炼技术的发明，应该更要早些。至少到春秋晚期，中原地区这种铸铁冶炼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我们从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铸刑鼎这件事，就可以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要把刑书铸在铁鼎上，不是件简单的事。即使这部刑书的文字不多，总该有些条文，要把这些条文铸到铁鼎上，这个“铸型”不会大小，所需流动状态的铸铁也不会太少，否则的话，就不可能铸成功。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由于改进了炼炉的鼓风方法，提高了炼炉的温度，很早就发明冶炼铸铁的技术，使炼出的铁成为液体，从而加速了冶铁过程，提高了铁的生产率。这对于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工具的推广使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到战国中晚期，冶炼铸铁和铸造铁器已开始分工，新郑郑韩古城的内仓、西平酒店村和登封告城镇，都已发现战国铸铁遗址。
告城镇发现了熔铁炉底及炉衬残片，还发现有拐头的陶鼓风管以及木炭屑，可见当时熔铁炉和炼铁炉同样以木炭为燃料。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以迄汉魏铁农具，大多数是铸铁制造的；在同时的手工业工具中，铸铁件也占很大比例。一九七七年七月长沙窑岭春秋战国之际楚墓出土铁鼎，口径二十三厘米（相当于当时一尺），高二十一厘米，腹深二十六厘米，出土时重三千二百五十克（相当于当时十三斤），金相鉴定表明含有少量石墨，基体为铸铁。
铸铁铸造工艺的进步
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铸造工艺的优良传统，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很快发展到相当的高水平。铸范有陶制的，更有铁制的。并已由单合范发展为复合范。单合范是一种较原始的铸型，一面是立体的铸型，把它合在一块平板上浇注，铸成的工具或钱币一面是平的。复合范是多块铸范用“子口”拼合，箍紧后浇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铸造大而复杂的工具和器物。一九五三年河北兴隆燕国冶铁遗址出上大批铁质铸范，包括六角梯形锄范、双镰范、䦆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大多数是复合范，构造复杂，制作精美，说明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从六角梯形锄范使用铁内芯来形成锄柄孔的办法（即通过锄范壁插入一根铁芯子）来看，说明当时冶铁手工业工人已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操作技术。与此同时，在兴隆一带也发现了与这些铸范的形式基本相同的铁斧、铁锄等。此外在今河北、山东等省所发现的铁工具和车具，从其形制和金相组织来看也有不少是用金属型铸成的。铁范本身是白口生铁的铸件，
又是铸造铁器的模具。这样用铁范来铸造铁器，可使铸件形状稳定而精致，并可连续使用，不致像一般陶范那样用一次就要毁坏，其生
产效率就可以提高很多。
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
战国时代开始广泛使用铸铁的工具，但是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不耐用。因此，当时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两种柔化铸铁的技术：
一种方法是铸铁件的可锻化热处理，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战国晚期，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是经过长时间加热退火而成，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
另一种方法是经过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在脱碳不完全时，铸件外层已成为钢，内层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同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在脱碳较完全时，白口组织消失，铸件组织全部由铁变成钢，但还保存有铸件的特点（具有缩孔、气眼等特征）。
当时还利用控制退火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体质复合铸件，使用中把表面层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解决了某些工具要求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而又具有韧性的矛盾，这种方法在战国后期，北起燕赵、南达楚国的范围内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
我国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要比外国早二千多年。欧洲到十八世纪才有白心可锻铸铁，十九世纪美国才开始熔制黑心可锻铸铁。我国这个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对于当时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渗碳制钢技术的发明
楚、韩两国铁兵器的锋利是非常著名的，到汉代谈到剑，还是以“墨阳、莫邪”连称（《淮南子·修务篇》），以“棠溪、墨阳”连称，还有“强楚劲韩”的称号（《盐铁论·论勇篇》）。《荀子》说楚国“宛钜、铁他，惨如蜂虿”（《议兵篇》），以前注释家认为“钜”即是“大刚”（《史记·礼书·集解》引徐广说、《荀子》杨倞注）。“釶”即矛的别称，这是说宛地所制钢铁的矛特别锋利。战国时代著作的《禹贡》，说梁州（约当今四川省）贡物有“璆、铁、银、镂”，以前注释家都认为“镂”是一种可作刻镂工具的“刚铁”（《说文解字》、《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
渗碳制钢技术，远在春秋晚期已经发明，南方楚国已经应用。一九七六年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墓葬中，发现一口钢剑，长三十八点四厘米，宽二到二点六厘米，脊厚零点七厘米。经取样分析，是用含碳量百分之零点五左右的中碳钢制成。从剑身断面上用放大镜可以看到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七至九层叠打而成。近年对燕下都出土的部分剑、戟和矛检查表明，战国后期燕国也已采用渗碳制钢技术，把“块炼铁”放在炽热的
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成为渗碳钢片，再把渗碳钢片对折，然后多层折叠起来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更用淬火和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当时已经懂得根据不同器件所要求的不同性能，对钢材进行不同的处理方法。这种渗碳制钢技术的创造，适应了当时社会大变革中发展生产的需要和战争的需要，对于革新生产技术和扩大社会生产，改变战争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固体渗碳制铜技术的发明和宝剑的制作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到秦王有六件“宝”，不是秦国所生产的。其中一“宝”就是太阿之剑。太阿之剑，据《越绝书》说是春秋未年吴国冶炼技师欧冶子和莫邪所炼制的三把宝剑之一。《吴越春秋》又讲到吴国冶炼技师干将开采了“铁精”和“金英”冶炼宝剑，三月没有成功；他的妻子莫邪“断发剪爪”，投入冶炼炉中，因此“金铁乃濡，遂以成剑”，炼制成干将、莫邪两把宝剑。这个炼制宝剑的故事带有神话传说性质。清代学者王念孙早就指出，“干将”和“莫邪”本是刀剑锋利的形容词，传说中变成了宝剑的名称，后来又演变为冶炼技师的名字（《广雅疏证·释器篇》）。但是传说中所说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冶炼技术，确是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冶炼史专家丁格兰（F. R.Tegengren）认为，所谓投入“断发剪爪”，实质上就是加入相当的“磷”质，起了催化的作用（丁格兰《中国铁矿志》第二编《中国之铁业》）。这个推断是有科学的根据的。长期流传在河南、湖北、江苏等地的“焖钢”冶炼法，把熟铁块放在陶制或铁制容器中，除了按一定的配方加入渗碳剂之外，也还使用含有磷质的骨粉作为主要催化剂，然后密封加热，使之渗碳而炼成钢材。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刘胜佩剑和错金书刀，经过分析，都表明含磷较高，错金书刀的刃部中间还有含钙磷的较大夹杂物，估计曾用含有磷质的东西作为渗碳催化剂。《吴越春秋》所说“铁精”当是质量较精的熟铁块，所说“金英”当是含碳较多的渗碳剂，所谓“断发剪爪”是指含有磷质的头发指甲之类东西，用作催化剂。所谓“金铁乃濡”，是说“金英”的碳分不断地渗入到“铁精”中，“濡”具有相互渗透的意思。估计秦王所佩太阿之剑，就是用这样冶炼而成的优质钢材锻制的（参见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下编第一章第一节）。
铁矿的开发
这时人们在采矿中也已积累了一些经验，据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此山之见荣也”（《管子·地数篇》），所谓“荣”，具有矿苗的意义，所谓“赭”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
块，就是《山海经·北山经》少阳之山的“美赭”，《本草纲目》称为“代赭”，俗称铁朱，是和赤铁矿伴存的（章鸿钊《石雅》）。
据《山海经·五藏山经》的记载，有明确地点的产铁的山共有三十七处，分布于今陕西省、山西省、河南省和湖北省，即在战国时代秦、魏、赵、韩、楚等国统治地区，其中在韩、楚、秦三国统治地区的较多。
从今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战国铜矿井遗址看来，当时已有效地采取了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结合的开拓方式，创造了分层充填的上行采矿方法。竖井深达五十多米，用作交通孔道，可把矿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架支护木送到井下，用辘轳、大绳和木钩等工具提运。斜巷从矿层面斜穿到底部，主要是为了探测矿藏。平巷沿水平方向开拓，是为了开掘矿石。人们把竖井分成多层，从矿层底部由下而上地逐层开拓平巷，每层平巷装有辘轳，可以逐层把矿石提升出地面。他们在井下将采得的矿石进行初步分选，以贫矿、碎石和泥土充填废巷，借以保证提运出的大都是富矿，并减轻井下运输和提升的工作量。在通风方面，创造了利用井口高低不同所产生的气压差，形成自然风流；并采用关闭已废弃巷道的办法来控制风流，使流向采掘的方向，保证风流能达最深的工作面。在排水方面，把水引向井下积水坑，再用辘轳吊挂水桶提升出地面。这一切，说明了战国时代开矿技术已是相当进步。
各国冶铁手工业地点
战国时代，各国都已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魏国的冶铁手工业是比较发达的。西汉时宛地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孔氏，其祖先原是梁人，以“铁冶为业”的（《史记·货殖列传》），足见魏国必有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秦国在卫鞅变法后，据说“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司马迁的第四代祖司马昌曾做秦的“主铁官”（《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梦出土《秦律》述及“右采铁、左采铁”的官，可见秦也必有重要冶铁地点。
至于赵国，其国都邯郸（今属河北）就是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不仅邯郸人郭纵以冶铁成业，财富和“王者”相等，就是西汉初年临邛（今四川邛崃）经营冶铁手工业的卓氏，其祖先也本是赵人，“用铁冶富”的（《史记·货殖列传》）。因为邯郸西北地区就有丰富的“邯郸式”的铁矿。齐国的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也是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近年在临淄故城中发现了冶铁作坊六处，其中最大一处面积约四十多万平方米。因为淄河两岸有许多“朱崖式”的铁矿。直到今天，朱崖式和邯郸式两种类型的铁矿在铁矿床类型中
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楚国最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是宛（今河南南阳），有所谓“宛钜、铁釶（即铁矛）”（《荀子·议兵篇》）。韩国的国都新郑，有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近年在新郑故城内的仓城村发现了许多钁、镈、刀等陶质内外范，同时发现有同样形式的铁器，当为官营冶铁手工业作坊的遗址。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也有冶铁手工业作坊，近年在告成镇发现了战国时代的熔铁炉底、炉壁及炉衬的残块，陶制和泥制鼓风管的残片、木炭屑，和锄、䦆、斧、铲、镰、削、刀、箭杆、矛、带钩等陶范。这该是铸造农业生产工具为主的冶铁手工业作坊。当时阳城所以能够成为冶铸铁器的重要手工业地点，是和附近少室山“其下多铁”（《山海经·中次七经》）分不开的。韩国的冶铁手工业地点是最多的，其著名的锋利剑戟出产在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等地。冥山在今河南信阳东南，棠溪在今河南舞阳西南，合膊和龙渊都在今河南西平西，宛冯就是指宛，一度为韩占有；邓师就是指邓，在今河南孟县东南。燕国的燕下都（今河北易县）也是个重要冶铁地点，在它的遗址内发现冶铁作坊三处，总面积达三十万平方米。燕国在今河北兴隆也有官营冶铁手工业地点。近年在兴隆发现了战国时代铸造工具的铁范八十七件，其中十多件铸有“右廪”二字，知为官营冶铁手工业产品。
铁工具的广泛使用
由于冶铁技术的创造和发明、铁矿的开发和冶铁手工业的逐渐发展，到战国中期以后各种农业和手工业的工具已普遍用铁制。《管子》的作者认为必须有铁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篇》）。在战国中期有个“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孟子曾为此问他的弟子陈相道：“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膝文公上篇》）也就是问：许行用釜甑来蒸煮么？用铁制农具来耕田么？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确已非常普遍，如果有人不用“铁耕”，已成为出乎常情的事了。从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春秋晚期和战国初期，南方的吴、楚地区和中原的三晋、两周地区已有铁工具，农具有铲、锛、臿、镢等，手工具有削、凿、斧、锤等，但是还不能排除青铜工具和木石工具的使用；到战国中期，北起辽宁，南到广东，东自山东，西到四川、陕西，都已广泛使用铁器，铁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铁农具有一字形臿、凹字形臿、空首布式锄、凹字形侈刃锄、六角梯形方銎锄、五齿
耙、䦆、镢、V字形铁口犁、镰等，铁工具有銎斧、片斧、刀削、凿等，铁兵器有剑、戟、矛、镞（或铁挺铜镞）等，其他铁器有铁鼎、铁带钩等。铁器的广泛使用，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近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如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发现有青铜篦纹镰，时代从春秋未年到战国中期，说明这一带青铜小农具还流行到战国中期。
二 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间，各国已很注意水利的兴修，或者沿河建筑堤防，或者开凿运河。运河的开凿，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交通，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各国政府继承过去政权的办法，把水利的兴修作为国家公共职务，设有“司空”等官职来管理（《荀子·王制篇》）。
堤防的普遍建筑
我国堤防的建筑起源很早，到春秋时代，黄河、济水等大河流旁已筑有部分堤防，例如黄河旁边局地有名堤上（今河南洛阳西南）的，济水旁边齐地有名防门（今山东平阴东北）的。战国时代堤防的建筑，比以前更普遍了，建筑的工程比以前更完固了。他们对于防止堤防的溃决，已有重要的经验，或者说“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篇》）；或者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篇》）。魏国魏惠王时有个著名的大臣白圭（名丹），他不仅是个投机取巧的大商人，而且是个防止堤防溃决的专家。据说他经常巡视堤防，“塞其（蝼蚁的）穴”（《韩非子·喻老篇》），因为蚂蚁（特别是白蚁）在堤防作巢穴，经历一二十年后，巢穴扩大，堤防有空腔，就会被大水溃决，必须经常进行检查，挖塞所有的蝼蚁巢穴。白圭自己也曾夸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篇》）
战国时代所建筑的堤防，规模也较前为大，在许多大河流上都已建筑有比较长的堤防。但是，战国时代已形成了七大国割据并列的局面，大国建筑大规模的堤防只是为了本国的利益，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当时齐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齐国的地势低下，黄河泛滥时齐国所遭受的灾害就较严重，因而齐国首先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的长堤防，以防止黄河的泛滥。自从齐国沿黄河筑了长堤防，“河水东抵齐堤，则西迄赵魏”，使得黄河泛滥的水流冲向赵魏两国去，于是赵魏两国也沿着黄河建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地长堤防。从此，在黄河两岸，堤防间五十里宽阔地带，河水也就时来时去，当时黄河两岸，据说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
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汉书·沟洫志》载贾让奏言）。
战国时代各国大规模的建筑堤防，虽然“各以自利”，不免产生像孟子批评白圭“以邻国为壑”那样的弊害，但是对于本国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因为堤防可以防止水灾，保护农业生产，还可以与水争地，开辟耕地。
《管子·度地篇》载有筑堤方法：“今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周（“周”原误作“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这是一段有韵的经验之谈，被假托为管仲所说的。很明显这是春秋战国期间齐国沿黄河筑堤的经验。所说“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是说遇到不生草的沙滩，筑堤防就得把泥土装在麻袋里堆积，用以防止堤防的泥土流失。所说“夹水四周，禾稼不伤”，是说堤防以内的耕田，四周要掘有水道间隔，使庄稼不受积水的伤害。因为黄河夹带泥沙，河底不断积泥而升高，因而堤防要逐年增高，即所谓“岁埤增之”。堤上还要种植荆棘，夹种柏杨，使堤防牢固而不被冲决。《度地篇》还讲到了常年保养堤防的方法，冬天要巡视，春天待农暇加以修补；遇大雨要设法防护，见到水的冲击要加固挡住。因为“浊水蒙壤，自塞其行”，“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浊水人之不能败”。
所说“浊水”即指黄河之水，春冬雨季河水旱浅，可以从河中取土筑堤，使河底加深，堤防加高；等到秋夏河水上涨，浊水流入就不致造成祸害。这可以说是齐国长期治理黄河的主要经验。
特别值得我们提出的，就是当时所有沿大河的农民作了极艰苦的防泛工作，像我们前面所举的黄河沿岸农民就是例子。在这样艰苦的斗争中，在“起堤防”和“排水泽”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使得水利工程的建筑技术不断提高。
运河的开凿和水利工程的兴办
公元前四八六年，吴国曾在邗（今江苏扬州西北）筑城，在长江淮河间开凿运河，称为邗沟。从今扬州向东北穿凿到射阳湖（在今江苏淮安东南），再经射阳湖到末口（在今淮安北五里）入淮（《汉书·地理志》江都县注、《左传》哀公九年杜预注）。这是运河最早开凿的一段。公元前四八二年，吴国又从淮河继续开一条运河通到宋鲁两国间，北面通沂水，西面通济水（《国语·吴语》）。这条运河该即《禹贡
》和《汉书·地理志》的菏水，它沟通了济水和泗水，而泗水下流注入淮水，越淮水可以和邗沟相连接。这样就把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连结了起来。春秋末年吴国开凿这些运河，固然为了便于争霸，有其政治上军事上的目的，但客观上也便利了交通和农业灌溉。
到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就开始专为农业灌溉而开凿运河。魏国在魏文侯时，邺（今河北磁县东南邺镇）县令西门豹曾兴建“引漳水溉邺”的水利工程，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使得含有过多的盐碱成分的“恶田”变为能种稻粱的良田，成为改良土壤的典范。魏国有个大湖泊叫圃田（在今河南中牟西），是古代著名的大湖泊之一。公元前三六○年（魏惠王十年），魏国曾在黄河、圃田间开凿了一条大沟（运河），使黄河的水流入圃田，又从圃田开凿运河。公元前三三九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国又从大梁的北郭开凿大沟（运河）来引圃田的水（《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这是魏迁都大梁以后，在大梁周围开始兴修水利，就是鸿沟最早开凿的一段。鸿沟是战国时代陆续开凿成功的，是当时中原大规模的水利工程。鸿沟的主于，从今河南荥阳以北，和济水一起分黄河的水东流，经过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折而向东南流，经过陈的旧都（今河南淮阳），在今沈丘附近注入颖水，而颖水下流注入淮水。这样就沟通了黄河和淮水的交通。另有丹水成为鸿沟的分支，从大梁东流直到彭城（今江苏徐州）注入泗水。又有睢水从大梁以南从鸿沟分出东南流，经过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东南），经今安徽宿县、江苏睢宁以北，注入泗水。更有水也从大梁以南从鸿沟分出东南流，经过蕲（今宿县南）而注入淮水。这些河流的设计开凿疏通，显示了当时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的进步。它充分利用了这片平原东南比较低下的地势，构成了济、汝、淮、泗之间一套水道交通网。这是战国前期魏国大兴水利的结果，既便利中原地区的交通，又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商业交换。此外，其他中原诸侯国所开凿的运河也很多。
这时不仅中原和南方地区，从关中到巴蜀，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也兴办起来了。公元前三六○年，魏国瑕阳（今山西临猗西）人曾从岷山（即蒙山，在今四川芦山北）开导羌地的青衣水，使东和沫水（今大渡河）相合，到今四川乐山入于岷江（《水经·青衣水注》引《竹书纪年》）。这是受到魏国兴修水利的影响，蜀国聘请魏国水利专家前往进行水利建设，因而魏国吏官特为记载。
最著名的水利工程，要算是岷江水利工程了。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
水量骤增，灌县以下常要泛滥成灾。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是个杰出的水利专家，他总结了过去治水的经验，因势利导，兴修了这个把水害改变成为水利的工程。相传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把岷江分为郫江（即内江）和检江（即外江）两支，并筑有水门调节两江水量，从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由于堤岸修筑在沙和卵石冲积根深的河床上，不容易修筑永久性的堤岸，于是因地制宜，创造了用竹笼装满卵石、累叠成分水堤的方法，使堤岸能够经受洪水冲击的考验。这个“穿二江成都中”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华阳国志·蜀志》、《水经·江水注》），就是目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开端，二千二百多年以来一直有着巨大的灌溉效益。
其次要数到秦的郑国渠了。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韩国企图
减轻秦国的军事压力，派了水工名叫郑国的，进说秦国使用人力，修建引泾水灌溉的水利工程。从仲山（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籆泽）作为渠口，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沿北山南麓引水向东伸展，经今三原、富平等县，穿过许多纵流的小河，从今大荔东南，注入洛水（即北洛水），称为郑国渠。这样把许多纵流的小河如冶谷水、清水等截断，引向灌溉总渠中，小河的水就成为灌溉的水源（详见《水经·沮水注》）。郑国渠全长三百多里，灌溉田亩四万余顷。相传人们利用泾水含沙而有肥效的特点，在一段平坦河床下游，利用木料筑成圆凛，填进巨石，成为“石囷”，用大量“石囷”排列成堰骨，使泾水到此减低流速，沉淀部分粗沙，引进细沙入渠，既可用来灌溉，又可冲压、降低耕土层中的盐碱含量，收到改良土壤的效果，从而使每亩（相当于今零点七四亩）增产到一钟，即六石四斗（每斗相当于今二升）。从此关中成为沃野，常获丰收。
战国前期的魏国和战国后期的秦国，开凿运河，兴修水利，主要用以灌溉农田，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水上运输，这对生产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魏国在战国初期、秦国在战国后期所以会富强，这也是原因之一。
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间运河开凿工程的发展，是和当时开凿运河工程技术的进步分不开的。这时运河开凿工程技术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比较锋利的铁工具。这些铁工具既然提高了开凿河道的工作效率，也便利了开凿技术的改进，不仅可以大规模地挖掘泥土，开凿运河
，而且可以把阻碍水流的小山的岩石凿平。一方面由于农民在水田的水利灌溉上取得了不少的治水经验，并且已经创造了调节水利的方法。
春秋战国间著作的《考工记》，曾经列举出当时农田大小沟渠不同的名目，有所谓“浍”（大沟）、“洫”（中沟）、“遂”（小沟）、“”（田间小沟）等（《考工记·匠人》）。人们不仅知道修筑沟渠和堤防都必须依据地势，而且懂得采取一再改变水流方向的方法，可以增加水速，把静水输送到远地；水流方向改变，增加水速，水的冲击力量加强，可以利用这个原理作深渊。这时运用沟渠来调节水利的方法已相当进步，人们不但注意水的流通、水的蓄藏，还注意及时地调节水量。《荀子》曾经指出“司空”这个官职的具体任务就是“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要做到“岁虽有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耕耘”（《荀子·王制篇》）。当时对于农田水利的调节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用潴（池塘）来蓄水，用防（堤防）来防泛滥，用沟来流通水，用遂来均匀各块田间的水，用列（即）来留住必要的水，用浍来泻去多余的水，即所谓“以猪（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泻）水”（《周礼·稻人》）。这些水田的水利工程和调节水利的方法，大规模地运用起来，也就发展了大规模的运河开凿工程技术。这时运河开凿工程的技术，和堤防建筑工程的技术一样，是人民由于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这时运河开凿工程的技术，总的说来，不外乎下列四项：
第一，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从春秋末年起一直到战国时代，多数运河的开凿都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吴国所开凿的邗沟，是利用射阳湖作为其水库的。吴国所开凿的菏水，又是利用菏泽作为水库的。魏国所开凿的鸿沟，是利用圃田泽作为其水库的。秦国所开凿的郑国渠，是利用焦籆泽作为其水库的。这样的利用附近原有的湖泊作为水库来开凿的方法，在不能用人力大规模兴建水库前，应该是水利工程中比较进步的方法。
第二，调节水量的“水门”的建设。《华阳国志》载李冰所建设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这类水门的建设，在当时已很普遍。当时所开凿的运河和湖泊的接连处，都设有水门来“安水藏，以时决塞”。所以《荀子》把“安水藏，以时决塞”作为“司空之事”。当汉代汴渠决口时，据说其“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后汉书·王景传》），可知鸿沟原来也是设有水门的。水门的建设，对于水量的调节起着重大的作用，
这也是治水工程中的一大进步。
第三，在中流作“堰”方法的运用。李冰在兴建都江堰工程时，曾经在今灌县西的岷江中流建筑大堰，扼住了岷江的咽喉，使水分向左右流，即《华阳国志》所谓“壅江作堋”，《水经·江水注》所谓“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就是现在都江堰的内外金刚堤，使岷江经此分为内江、外江，从而提高水位，并使内外江水量相当稳定。还设有内外江纵横的“马槎”，用以控制内外江的水量。当时采用这种“中流作堰”方法的，不止都江堰一处，所有沟渠工程常常采用这个方法。孟子曾说，“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孟子·告子上篇》），正是由于当时治水有作堰“激而行之”的方法，孟子才会这样说的。而且作堰的方法，能够因地制宜，都江堰用竹笼装满卵石筑分水堤，郑国渠用“石囷”列成堰骨，取材不同，方法一致。
第四，淤灌压碱方法的创造。郑国引用泾水作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汉书·沟洫志》）。就是利用“石囷”作堰，使泾水流速变慢，沉淀部分粗沙，引进具有肥效的细沙入渠，用来灌溉含有盐碱的耕土，可以起冲压、降低耕土中盐碱含量，改良土壤和增加肥力的作用。
三 粮食作物、桑、麻以及漆园、果园的分布
主要粮食作物的种类
这时主要的粮食作物有五六种至九种，有“五谷”、“六谷”、“九谷”等称谓（“五谷”见《论语·微子篇》、《孟子》的《滕文公篇》、《告子篇》、《吕氏春秋·审时篇》、《周礼·食医》等，“六谷”见《周礼·膳夫》，“九谷”见《周礼》的《大宰》、《仓人》）。据《礼记·月令篇》和《吕氏春秋·十二纪》，主要的粮食作物是麦、菽、稷、麻、黍五种；据《吕氏春秋·审时篇》是禾、黍、稻、麻、菽、麦六种，大体上是和西周春秋时代差不多的。
现在我们分别说明如下：
（一）稷和禾 稷就是小米，是五谷中最主要的一种，即所谓“五谷之长”（《说文解字》“稷”字解说），耐干寒，生长期短，高原瘠地也可种植，它主要产在华北大平原和黄土高原，是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古时或称为粟，其中比较精良的称为粱。禾是一般粮食作物的总名称，有时也专指稷而言。
（二）黍 黍就是黍子，去皮后叫黄米。当时在北方的粮食作物中，其重要性仅次于稷。前人对黍、稷的认识很不一致，近人已分辨清楚。详见日本天野元之助《中国黍稷粟粱考》（收入《中国农业史研究》一书）和邹树文《诗经黍稷辨》（收入《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
（三）稻 稻的生长，需要气候温暖，雨
水多，宜于种植长江流域，是南方人民的主要粮食。稻米质量差的是赤米（《国语·吴语》）。稻在北方生产较少，较为珍贵，古人往往以稻粱连称。
（四）麦麦有大麦、小麦之分，大麦也称为■（《孟子·告子下篇》）。小麦有春小麦、冬小麦之分：春小麦在春季播种，到秋季收获；冬小麦在仲秋播种，到孟夏收获。西周晚年周的王畿种的还是春小麦，冬小麦在春秋时代逐步推广，春秋初期周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已种冬小麦，春秋中期在今山西汾水流域的晋国也已种冬小麦，春秋后期在今河南东南部的陈国也已种冬小麦，到战国时代，冬小麦就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普遍种植。
（五）菽 菽就是豆。在战国以前，豆都称为菽。豆的名称是战国时代才开始应用的，但还用得不够普遍。菽有大菽、小菽之分（《吕氏春秋·审时篇》），大菽就是今天所谓大豆，又称为荏菽或戎菽。戎菽是东北少数族山戎所栽培出来的一个大豆品种，春秋初期传入中原地区而广泛播种。
（六）麻麻也是古人的一种粮食。《礼记·月令篇》说：孟秋、仲秋之月“食麻与犬”。所食的麻当是一种麻所结的实，即所谓麻子，古时也称为蕡或苴。
上述六种农作物，是这时人民的主要粮食。古人把这些粮食煮饭来吃，或炒成干粮，在行军和远行时调和了水浆来吃。这种干粮古人称为粮，携带时往往装在竹筐里。调和糗来吃的水浆往往装在瓦壶里，即所谓“箪食壶浆”（《孟子·梁惠王下篇》）。用米麦磨粉制饼，也是春秋战国间才开始的。据说，■（磨）就是春秋战国间公输般发明的（《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世本》、《说文解字》“■”字解说）。而饼字也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战国时代著作的《周礼》，又谈到“粮饵”和“粉■”，说明这时已开始磨粉和用粉制成食品。
这时大豆是人民的主要粮食。《墨子》《孟子》都把菽粟连称，把菽看得比粟还重要。因为大豆可以春夏两季播种，在不同气候和不同土壤条件下都可生长，抗旱力强，并可以利用高地山沟和其他空隙地方播种，产量较多。汉代《沤胜之书》说：“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齐民要术》卷二《大豆》引）一般穷苦人民都以大豆做饭，豆叶作羹，“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战国策·韩策一》）。春秋时人已经把贵族称为“肉食者”，而把一般人民称为“藿食者”（《说苑·善说篇》）。
土壤的分辨和田地的等级
农作物收成的高下，和土壤的好坏有密切的关系。战国时人已经注意到土壤的分辨了，当时土壤已有壤、埴、坟、垆、黎、涂泥等名称，
壤又分为黄白两种，坟分黑白赤等种，说明当时人们已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度等方面去认识和区别。战国时代著作的《禹贡》，曾列举各地区土壤的情况和田地的等级如下：
（一）冀州（在黄河的曲绕之内地区，有今山西、河南黄河以北及河北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角），土是白壤，田是中中等。白壤是指含有盐分而质地疏松的土壤，即指今河北、山西平原的盐渍土。
（二）兖州（在济水和黄河问地区，有今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东部），土是黑坟，田是中下等。黑坟是指黑色腐殖质多的土壤，可能是指一种灰棕壤。
（三）青州（在泰山以东地区，有今山东东北部），土是白坟和海滨广斥，田是上下等。这里的白壤是指腐殖较多而润湿的灰壤，海滨广斥是指沿海的盐渍土。
（四）徐州（在泰山和淮水间地区，有今江苏、安徽北部和山东南部），土是赤埴坟，田是上中等。赤埴坟是指带有粘性的棕壤。
（五）扬州（在淮河以南地区，即长江下游平原，有今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及江苏安徽等省的南部、湖北的东部），土是涂泥，田是下下等。涂泥是指粘质湿土。
（六）荆州（从荆山南到衡山南的地区，即长江中游平原，有今湖南及湖北东南部、四川南端、贵州东部），土是涂泥，田是下中等。
（七）豫州（从黄河以南到荆山以北的地区，有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山东西部和湖北北部），土是壤和下土坟垆，田是中上等。这里的“壤”是指石灰性冲积土，“下土”指底层，“下土坟垆”可能指分布于石灰性冲积土底层的深灰粘土和石灰结核。
（八）梁州（在华山以西和长江以北地区，有今四川、湖北西部，陕西、甘肃南部），土是青黎，田是下上等。青黎是指色黑而疏松有团粒组织的土壤，即指今成都平原的深灰色无石灰性冲积土。
（九）雍州（在黄河以东地区，有今陕西中部北部，甘肃、宁夏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土是黄壤，田是上上等。黄壤是指今陕西一带的淡栗钙土。《禹贡》对各个地区土壤的叙述，大体符合今天分布的情况。从这里，可知黄壤属上上等，白壤属中中等，白坟属上下等，黑坟属中下等。另有赤埴坟属上中等，青黎属下上等，涂泥属下中等或下下等。从这里，又可知所谓九州的田的等次，雍州属上上，徐州属上中，青州属上下，豫州属中上，冀州属中中，兖州属中下，梁州属下上，荆州属下中，扬州属下下。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时长江流域的梁州、荆州、扬州的田都是列入下等的，这当是由于当时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水利没有很好的治理，田地未
经过很好的开垦种植的缘故。
战国时代七大强国中，最初以魏为最强。魏国地跨《禹贡》的冀州和豫州，土地属于中中和中上等，主要占有河东（今山西黄河以东的西南部）、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太行山东南地区）和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的一部。司马迁把河东、河内、河南称为“三河”，认为“三河在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故其俗纤俭习事”（《史记·货殖列传》），这是农业生产发达、人口众多的富庶地区。战国中期以后，以秦、齐两国最强，秦国地处《禹贡》的雍州，土地属上上等，主要占有渭河中下游，正如司马迁所说：“关中自汧（今陕西陇县南）、雍（今陕西凤翔西南）以东，至河华（华山），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史记·货殖列传》）齐国地处《禹贡》的青州，土地属上下等，仅次于雍州和徐州，司马迁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史记·货殖列传》）赵国地处《禹贡》的冀州，农业生产不如秦、齐、魏等国。韩国所处的上党和河南西部多山地，农业生产较差，只有河南的中部地区农业很有发展。嵩山以东，河水、汝水之间，中年亩产二石（《管子·治国篇》），是当时亩产量最高的地区。楚国地处《禹贡》的荆州和扬州，列入下中和下下等。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在荆州和扬州有些地区农业是发达的。楚怀王时，齐使者游说越王说：“雠、庞、长沙，楚之粟也。”（《史记·越世家》，原误作“楚威王之时”）庞在今湖南衡阳东，长沙即今长沙，雠也该在湘水流域。这是说湘水流域是楚国的粮仓。说明至迟到战国后期湘水流域已成为农业发达的地区。
《禹贡》把梁州列入土地下上等，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地处梁州的蜀国，原来就有农业基础，并重视水利。等到秦兼并巴蜀之后，特别是建都江堰以后，蜀就成为“天府之国”。
至于《禹贡》所说土地属上中等的徐州，战国时分属鲁、宋、楚等国。鲁国地处泗水、洙水流域，农业是比较发达的。宋国的经济是比较繁荣的。未国所以能成为小国中较强的，自然条件的优越也该是因素之一。
各种粮食作物的分布
由于我国领土广大，有多种多样的自然条件，因而各种粮食作物的分布情况，自古以来就不相同。战国时代五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分布情况，据《周礼·职方氏》说是这样的：
一、扬州“其谷宜稻”。
二、荆州“其谷宜稻”。
三、豫州“其谷宜五种”，即黍、稷、菽、麦、稻。
四、青州“其谷宜稻、麦”。
五、兖州“其谷宜四种”，即黍、稷、稻、麦。
六、雍州“其谷宜黍、稷”
。
七、幽州（跨今辽宁、河北）“其谷宜三种”，即黍、稷、稻。
八、冀州“其谷宜黍、稷”。
九、并州（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其谷宜五种”，即黍、稷、菽、麦、稻。
这里所说某州宜什么，只是说某州比较普遍适宜播种某种粮食作物，是指它的一般情况。这里说宜于种黍稷的有豫、兖、雍、冀、幽、并六州，占全国三分之二地区，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宜于种麦的只有豫、兖、并三州，宜于种菽的只有豫、并两州。其实这几种粮食作物，并不以这几州为限。菽的生长对于土壤气候的要求不严格，是可以比较广泛地种植的。
这时扬州、荆州“宜稻”，可知当时长江中下游平原已是普遍的产稻地区，和今天的情况相同。豫州、青州、兖州、幽州、并州也还兼“宜稻”，可知当时北方产稻区域远较现在为广。《吕氏春秋·乐成篇》载：魏襄王时邺令史起兴建了“引漳水灌邺”的水利工程后，人民歌颂说：“终古斥卤生稻、粱。”“斥卤”即“舄卤”，即今所谓盐碱地。可知这时属于所谓冀州范围的漳水流域建设灌溉工程之后，也还可以成为产稻之区。《战国策·东周策》说“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可知这时洛阳一带也是产稻之区。在战国时，洛阳所以能成为经济比较繁荣的地区，成为商业大都市，其自然条件优越，也当是因素之一。
为什么战国时代北方的产稻区域要比后世广阔呢？主要由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后来北方产稻地区不断缩小，则是因为经常发生战乱，水利工程失修，水旱灾害不断侵袭的缘故。
当时魏所建都的大梁，和韩所建都的新郑一带，都是农业发达之区，生产黍、稷、稻、麦的。至于韩所有上党和河南西部山区，只产麦和豆。所谓“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战国策·韩策一》）。
蚕桑事业的发展及麻的分布
丝和麻，是古人衣着的主要原料，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诗经》三百篇来看，春秋前期以前，蚕桑事业的分布已很广泛，在今陕西中部的秦、豳，在今山西西南角的唐、魏，在今河南东北部的卫、鄘，在今河南中部的郑，在今山东西南部的曹，在今山东西南部的鲁，都有蚕桑事业。特别是卫国比较兴盛。到战国时代，蚕桑事业更有发展。《禹贡》关于兖州特别提到“桑土既蚕”，兖州正是卫国所在地区。《禹贡》还讲到徐州、豫州的贡品中有丝织品，青州的贡品中有檿丝（柞蚕丝）。《周礼·职方氏》又说豫州利于产丝。孟轲游说魏惠王，也说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篇》），就是因为这里蚕丝业发达。宋国
以有桑林著称，蚕丝事业也很兴盛。东北的燕国和赵的代地，也还有蚕桑事业，司马迁就曾称道“燕代田畜而事蚕”（《史记·货殖列传》）。战国时代蚕桑事业特别发展的，当推在今山东的齐、鲁两国，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地所产的缟尤其著名，鲁国出产的缟也是有名的。
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是早就兴盛的。长江流域的蚕桑事业是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渐发展起来的。《禹贡》只说到荆州的贡品有丝织品，而没有说到扬州有丝织品。其实扬州地区也是有丝织品的。公元前五一八年楚国边邑卑梁（今安徽天长西北）的女子和吴国女子争桑，引起了两国战争，吴占了楚的钟离（今安徽风阳东北。见《吕氏春秋·察微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楚世家》、《吴世家》）。说明当时淮水以南这一带地区蚕桑业已较发展。从近年湖北、湖南楚墓中出土丝织品来看，品种繁多，工艺精细，可知当时洞庭湖南北地区的蚕桑业和丝织业都很发达，种桑养蚕和缫丝织帛的水平都很高超。
当时桑树已有高、矮两种。高大的一种，需要人爬到桠枝上去采桑（见故宫博物院藏桑猎宴乐壶的采桑图）；低矮的一种，人只要立在地上就可采摘（见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采桑纹壶盖）。后一种就是后世所谓“地桑”。这是第一年种桑椹，待桑树长到和成熟的黍一样高时，齐地面割掉，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重新长出新技。这样不仅便于采桑和管理，而且枝叶肥，产量高。战国时代这种“地桑”的栽培和推广，适应了当时蚕桑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古代麻的分布是比较广的，而以东方地区比较兴盛。据《禹左图摹自故宫博物院藏桑猎宴乐壶，右图摹自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采桑纹壶盖（《山彪镇与琉璃阁》图版一○四）。贡》记载，青州有枲，豫州有枲和纻。枲和纻都是麻的一种。《周礼·职方氏》也说豫州利于种枲。东方齐鲁一带直到汉代还是盛产桑麻之地。《禹贡》还谈到青豫二州有，这是细的葛布。葛是一种野生的蔓草，不像农作物需要种植。
漆园和果园的经营
栽培漆树在我国有悠久历史。《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就讲到种植漆树及其他树木，以供制作琴瑟之用；《唐风·山有枢》谈到“山有漆”，《秦风·车邻》又谈到“阪有漆”，说明中原的卫国、西北的晋国和西面的秦国，在春秋前期都有漆树的栽培。战国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漆器需要的增多，中原地区漆树的栽培大为推广。《禹贡》说兖州“厥贡漆丝”，豫州“厥贡漆枲纻”，在兖豫两州的贡品中都以漆居首位。因为这时对漆的需要十分殷切，他们用大量精美漆器来代替青铜
器使用。楚国西部种植有连片的漆林，近年从楚墓中出土的漆器，种类繁多，应用极广，包括家具、卧具、容器、饰物、玩物、妆具、乐器、兵器、葬具以及镇墓兽等，甚至陶器、铜器也附饰有漆。
这时民间已有较多的漆园，因此各国政府已开始对漆园征税。《周礼·地官·载师》说：“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一般“园廛”只征收“二十而一”的税，只有漆园的税较重，要征收其收获的四分之一，该是由于漆园获利较多的缘故。同时统治者还有直接经营漆园的。例如庄周“尝为蒙漆园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个蒙（今河南商丘东北）的漆园当是宋国政府所经营的，所谓“漆园吏”当即管理漆园的官吏。《秦律杂抄》规定，当漆园评比为下等时，漆园主管和当地县令、丞和佐，都要处罚。可知秦国设有不少官管漆园。当时不仅漆器是市上的商品，而且漆已和丝一样成为市场上一种主要的流通商品。“乐观时变”的投机大商人白圭，就采用“岁熟取谷，予之丝、漆”的办法，把漆、丝和主要农产品谷子同样作为囤积投机的对象。
战国时代随着经济生活的进步，果园也己成为一种重要生产事业。《禹贡》记载扬州“厥包橘、抽”。属于长江下游及东方沿海的扬州地区以出产橘、抽著名。《考工记》说：“橘逾淮而北为枳。”当时淮水以南产橘，而淮水以北产枳。实际上，当时荆州地区同样以出产橘、柚著名。纵横家所编造的苏秦对赵王的游说辞：“大王诚能听臣，……楚必致橘、抽云梦之地。”（《战国策·赵策一》。《史记·苏秦列传》作“楚必致橘、袖之园”）可知云梦泽（今洞庭湖以北地区）一带有很多“橘、柚之园”，是楚国的一种重要生产事业。《吕氏春秋·本味篇》讲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正因为长江流域的橘和云梦泽的柚，是当时水果中最美味的，运销到中原地区，因而这种果园特别受到重视，得到了发展。
这时果树的栽培，南方主要是橘、柚，北方主要是枣、栗。纵横家所编造苏秦对燕君的游说辞，说燕“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战国策·燕策一》，《史记·苏秦列传》同）。可知这时燕国种植枣、栗的园林很多，所出产的枣子、栗子是很丰硕的。
四 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农业产量的提高
荒地的开垦
春秋战国间，铁工具的使用，对于荒野的开垦起了巨大的作用。
古时荒芜的土地很多。在西周东周之交，郑国迁到今郑州附近时，是
“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的。当姜戎被秦所逐而徙居晋国赐给的他们“南鄙”（南边地方）时，他们也是“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才居住的。自从铁工具应用以后，对于除翦荆棘和芟夷蓬蒿、藜藿当然便利得多。本来中原地区宋郑两国间还是有“隙地”的，到春秋后期也就陆续开垦，在这里建立了六个邑（《左传》哀公十二年）。
牛耕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进步
原来中原地区使用称为耒耜的脚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着耒耜的柄，用脚踏着刃部，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拨，才能把一块土掘起来。垦耕就是把土一块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土，退一步。这种一步步后退而间歇的垦耕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自从春秋后期，农民推行了用牛拖犁来垦耕的方法，垦耕就变为连续向前的运动，用力少而效果好。
从山西浑源出土的牛尊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来从事劳动。战国时称牛鼻环为“棬”，《吕氏春秋·重己篇》说：“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古人的名和字往往有相连关系，孔丘的学生司马耕字子牛，冉耕字伯牛，可知当时牛耕已较普遍。春秋晚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在国内兼并战争失败后，逃到齐国，使得子孙变为农民，有人说，这样“令其子孙将耕于齐”，好比“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九》），就是说好比养在宗庙里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亩里耕作。这也足以证明春秋晚期牛耕已较普遍。战国时代已开始使用两牛牵引的犁。从河南辉县固围村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口犁来看，犁头全体如V字形，前端尖锐，后端宽阔，锐端有直棱，能加强刺土力；但是这种犁比较窄小而轻，还没有翻转土块的犁壁，因此它只能起破土划沟作用，不能翻土起垄，但是比起依靠人力用耒耜来垦耕，是耕作技术上的一次重要改革。燕下都遗址发现的五齿耙，既可以用来挖土，又可以用来翻土起垄，作为垦耕的工具。各地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个时期的小铁锄较多，式样有凹字形、六角梯形、空首布式等种，适应着中耕除草的各种需要。总的说来，这时耕作技术进步了。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篇》）。“易”是快速的意思，“易耨”也或称为“疾耨”。《管子·度地篇》说：“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耨，杀草薉。”“疾耨”也或称为“熟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
一九二三年山西浑源李峪村晋墓出土，《浑源彝器图》、《中国古青铜选·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著录，现藏上海博
物馆。高三十三点七厘米。牛鼻穿有鼻环。背上有三个圆孔，每个圆孔上安放有鍑（锅子），是温酒用的。
灌溉方法的改进
这时灌溉的方法也有了改进。在春秋战国间，中原地区已普遍采用桔槔来灌溉，代替过去抱着汲瓶来灌溉的原始方法。 桔槔也称为“桥”，是用两根直木组织成的，一根直木竖立在河边或井边；另一根直木用绳横挂在竖立直木的顶上，在这根横挂的木上，一端系着大石块，一端系着长绳，挂上汲瓶或水桶，利用杠杆的原理来汲水。要汲水时，把长绳一拉，让汲瓶或水桶浸入河中或井中汲水；把绳一放，由于一端结有石块，汲瓶或水桶就升上来了。《庄子》记载春秋末年子贡的话，说桔槔“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天运篇》）；还记载颜渊的话，说：“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速）如泆汤。（《天地篇》）这些话都说明桔槔利用杠杆原理来汲水的情况。《淮南子》曾说：用耒耜、耰、来耕田和用桔槔来灌溉，比过去削树木来耕田和抱汲瓶来灌溉，“民逸而利多”（《汜论篇》）。的确，使用桔槔等灌溉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劳力而便利农耕的。
施肥技术的进步
对于肥料的使用，这时也注意了。孟子在论定租制（当时所谓“贡”）的弊害时，曾说当时农民遇到荒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孟子·膝文公上篇》），足以说明当时农耕已普遍施肥。《荀子·富国篇》说：“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这是说，在翻地修好田埂、除草种下谷物以后，施肥是重要的工作。这时农民已从生产过程中认识到野草、树叶在土中腐烂可以作为肥料。《荀子·致士篇》说：“树落则粪本。”《礼记·月令篇》说季夏之月，“土润辱（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这是说，每逢六月，把野草割来焚烧或是用水灌上，使之腐烂，可用作肥料，改良土壤。对积肥、施肥的重视，这也是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要到第十世纪和第十一世纪，才开始讲究施肥。
当时农民也认识到病虫害的严重性。《商君书·农战篇》说：“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螟是蛀食稻心的虫，螟是食苗叶的小青虫，蚼蠋是一种像蚕的害虫。因此农民已很注意消灭虫害，扑杀害虫。《吕氏春秋·不屈篇》说：“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
农业产量的提高
随着铁农具的应用、牛耕的推行、耕作技术的进步、灌溉工具的改进和肥料的使用，农业产量自然也有了提高。据魏文侯相国
李悝的估计，战国初期魏国农民的生产量，一亩田可以生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以四倍，即生产六石；中熟可以三倍，即生产四石半；下熟可以二倍，即生产三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可以收七斗，大饥只能收三斗（《汉书·食货志》）。战国一亩约当今三分之一亩，战国一石约当今五分之一石，即二斗。如果折算起来，可知战国时合如今的三分之一亩，普通已可生产粟合如今的三斗，最好年成可以四倍，即生产粟一石二斗。李悝又曾主张“尽地力之教”，认为勤谨耕作的每亩可多生产三斗，不勤谨耕作的每亩要减产三斗（《汉书·食货志》），勤耕的和不勤耕的，每亩田的收获量就有六斗粟之差。如果折算起来，那时合如今的一亩，勤耕的比不勤耕的可多生产三斗六升粟。
当时各个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生产水平不同，产量是有差别的。李悝所说“岁收亩一石半”，当指魏都安邑所在河东地区而言。《管子·治国篇》说：“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早）生而晚杀，五谷之熟也，四种而五获（谓四时皆种，五谷皆获），中年亩二石，一夫粟二百石。”是指嵩山以东河南中部而言。《管子》是齐的作品，而举嵩山以东为例，可知当时齐的亩产量低于二石。一九七三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田法》，所说“中田小亩二十斗，中岁也。上田亩二十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太上与太下相复以为率”，当是《田法》著作较迟，山东地区农业进步的结果。
战国时代各个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体上边远地区和土壤较差的地区比较落后，也还保留着轮流休耕的办法，例如邺在引漳水利工程未兴修前，由于土质较差，就实行着轮流休耕制。《吕氏春秋·任地篇》说：“劳者欲息，息者欲劳。”“劳”就是用来耕作；“息”就是轮到休耕，以便恢复地力，改良土质。中原有水利灌溉和土质较好的地区，农业生产就比较进步，逐渐推行一年两熟制。
一年两熟制的推广
春秋时期冬小麦在中原地区逐渐推广，这在农业生产技术上是个重大进步。因为种冬小麦的地区，夏收之后，又可播种秋收的其他谷类作物，一年两熟制就可以推行了。西周春秋之际，劳动人民栽培出了冬小麦品种，到春秋初期，成周（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东）地区开始实行一年两熟制。公元前七二○年四月郑国掠取了周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地的麦，同年秋天又掠取了成周的“禾”，说明这时周的王畿内已实行一年两熟制。到战国时代，一年两熟制就普遍推广。《礼记·月令》就记载孟夏之月“升麦”，孟秋之月“登谷”。《孟子》曾说■麦（大麦）到日至（夏
至）时都成熟（《告子上篇》）；又说七、八月（夏正五、六月）间干旱，苗（粟苗）就会枯槁（《梁惠王上篇》）。这样大麦收割后，粟苗又生长着，可知当时齐国已推行一年两熟制。《吕氏春秋·任地篇》还说：“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这是说今年丰收了美禾，接着又种麦，来年又丰收了美麦。《荀子·富国篇》又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古量器名），一岁而再获之。”一年两熟制的推广，就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年产量。
由于农业产量的提高，由于一年两熟制的推行，耕种“百亩之田”的收成，“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篇》）。《吕氏春秋·上农篇》也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就使得“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的小农生产，可以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这种小农经济可以成为当时各国君主政权作为立国的基础。
五 农本理论的产生、管理农业政策的实施和农业科学的兴起
农本理论的产生
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成为各国君主政权立国的基础，保护和发展小农经济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相应地，政治家和思想家就提出了以农为“本业”的主张。
战国早期的墨家，已经指出农业生产既可以提供人民衣食，又可以充足国家财用，因此“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子说：“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篇》）所谓“固本”的“本”，就是指“以时生财”。这种“固本”主张，可以说是农本理论的萌芽。
战国初期法家李悝在魏国变法，为了富国强兵，实行“尽地力之教”，就是一种体现以农为本业的政策措施。战国中期法家卫鞅在秦国变法，就明确以“耕织”为“本业”而以手工业商业为“末利”，并采取政策措施来奖励“本业”而抑制“末利”。卫鞅一派法家编著的《商君书》，就发挥了农本理论。他们认为人民务农除了提供人民粮食和为国家积累财富以外，还有利于对外取得战争胜利，对内巩固统治。因为农业不但可以为战争提供军需品，而且农民就是战斗的主力。他们说：“事本抟（专），则民喜农而乐战。”（《商君书·壹言篇》）他们还认为人民务农则“朴”（朴实），“朴则安居而恶出”，“朴则畏令”（《商君书·算地篇》），可以使“好不生”（《商君书·农战篇》）。
战国晚期儒家荀子提出了人力战胜自然的见解，更加积极主张“强本节用”。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还认为“本事不理”，和“政令不明，举错（措）不时”同样是人祸（《荀子·天论篇》）。他强调说：“臣下职（守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荀子·成相篇》）就是说，努力农业生产，节约开支，就能使得国家积累起无穷的财富。
战国末年的农家，和法家同样反对“民舍本而事末”，认为人民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还可以“贵其志”。他们着重指出人民务农对地主政权有三点好处：一是“朴则易用”，就是朴实而易于使用，可以依靠他们守战；二是“重则少私义”，就是稳重而少发表私见，便于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三是“其产复则重徙”，就是财产累赘而难于迁移，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吕氏春秋·上农篇》）。
十分清楚，所有法家、儒家和农家的农本理论，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增强国力，谋求富国强兵，从而在兼并战争中得胜。
管理农业生产的政策
战国时代各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已实施一些管理农业、林业、渔业、畜牧、狩猎等生产的政策。阴阳五行家所设计的十二个月行事历——《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同），就有比较详细的叙述。我们以《秦律》的《田律》与《月令》作比较，可以看到《秦律》也有类似《月令》那样保护生产的禁止或限止的规定，可知《月令》的种种规定不是毫无根据的，就是汇集当时各国这方面的规定而制订的。
《秦律》和《月令》都规定：在春夏两季禁止进入山林伐木，禁止捕捉初生鸟兽，不准竭泽而渔，不准用毒药捕捉鱼鳖，不准堵塞水道流通，不准烧野草灰等等，从而保护林业、渔业、畜牧、狩猎等生产。《月令》还规定孟春之月要命令田官“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孟夏之月要命令野虞“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令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季夏之月为了防止妨害农事，规定“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孟秋之月命令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仲秋之月命令官吏“趣民收敛”，“多积聚”；孟冬之月“劳农以休息之”；季冬之月“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这一系列的规定，就是当时政府管理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秦律》的《田律》还规定：由于雨水而农田受害和受益的，由于旱灾、暴风雨、水潦、螽虫以及其他原因而造成庄稼损害的，都必须把受益和受害面积于八月上报，近县派人步行上报，远县用邮（传递文书的驿站）上报。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及时了解全国农业生产的
实际情况，为年终征收地税和“上计”作好准备。
《秦律》的《仓律》还有对每亩农田施播种子数量的规定：“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苔（小豆），亩大半斗；叔（菽，大豆），亩半斗。”这个每亩下种量的规定，除了豆类以外，远较西汉《汜胜之书》为高。
农业科学的兴起
战国时代农业有了显著的进步，开创了我国农业上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使农业生产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从事研究农业技术的科学也就兴起，这就是所谓农家之学。据《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这时己有专门讲究农家之学的专门著作《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篇。据颜师古注，《神农》是战国时诸子“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野老》是战国时齐、楚间人著作。可惜这些书已散失。《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就保存了当时农家之学的一部分。《任地篇》一开头就假借周族祖先后稷名义，提出了十个问题，包括使用土地、整地做畦、灭草保墒、中耕除草等方面，可能这四篇就来源于一部假托后稷的农书。
农家之学很注意到土性的分辨、土壤的改造和保养。《禹贡》和《周礼·草人》曾列举各种不同的土壤，说明战国时代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他们主张先分辨土性，挑选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里的农作物来播种，从而适当地改造土壤。他们注意到土壤的质地、结构、含水量等各方面的保养，一共有五个方面：“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吕氏春秋·任地篇》）“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是说土壤结构粘重板结难于垦耕的要使它疏松，太疏松不能持水保肥的要使它结实。“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是说休闲过的田地要耕种，耕种久的田地要休闲，休闲是为了改良土壤、恢复地力。“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是说地力瘦薄的要增施肥料，施肥过多而引起所谓“华而不实”现象的要适当降低肥力。“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是土壤质地粗散、失水太快的要使它细密，细密得很难透水的要使它松散。“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是说地势低而过分潮湿的要使它干燥，地势高而过分干燥的要使它潮润。这样从五个方面讲究对土壤的保养，是比较全面的，该是总结当时生产经验的结果。他们还注意到对不同土壤的耕作的先后程序，认为必须先耕垆士，因为垆土性质粘重，水分一经散失，便坚硬无法耕种；然后再耕弱土，因为弱土松散，迟耕也还来得及。
农家之学还注意到耕作及
时和产量、质量的关系。《吕氏春秋·审时篇》专门分析了六种主要农作物——禾（稷）、黍、稻、麻、菽（豆）、麦耕作“得时”、“先时”、“后时”三种情况，从其生长、收获、品味三个方面加以比较，用来说明掌握耕作时节的重要性。例如耕作“得时”的小麦，生长发育好，植株粗壮，穗子大，色泽深，麦粒重，虫害少，皮薄而出粉率高，品味香，吃了耐饥有益；“先时”的小麦，苗生太早，容易受病虫害的侵袭；“后时”的小麦，苗生得脆弱，穗结得稀疏，色泽也不好。他们根据实际观察的结果，强调耕作必须及时，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农家之学更十分重视栽培技术。这时已创造了畦种法。就是把低地做成高垄和低沟，利用沟间排水，利用高垄播种作物，这叫做“下田弃亩”。同样地把高地做成高垄和低沟，利用沟间播种，利用高垄挡风保墒，这叫做“上田弃亩”。为了给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创造优良条件，他们对开沟作垄、除草、播种、匀苗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他们认为垄要广而平，沟要小而深；苗必须种得排列成行，不能“既种而无行”；要“衡（横）行必得，纵（直）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苗要种得不密不疏，出苗以后培根要细碎而均匀。要多耕多锄，除去害草，还要除去妨害大苗生长的小苗。肥地留苗要密些，薄地留苗要稀些，匀苗、定苗的距离必须根据地力肥薄而定。因为“肥而扶疏则多粃，而专居则多死”（《吕氏春秋·辩土篇》）。肥地种得稀疏，就会增加无效分蘖；薄地过于密植，常因水分、肥分供应不上而夭折。所有这些栽培技术，都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经验得来的，都是符合农业科学的理论的。
值得重视的是，农家之学不是单纯地讲究农业生产技术，而是已经开始把农业科学知识系统化和理论化。他们说：“上田弃亩，下田弃亩。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吕氏春秋·任地篇》）所谓“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就是说深耕一定要到达表土下层水墒部分，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下文说“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说明他们已认识到通过深耕可以收到消灭杂草和病虫害的效果。他们又说：“故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吕氏春秋·辩土篇》）所谓“下得阴”，是指农作物从地下吸取水分和肥分；所谓“上得阳”，是指农作物从天上吸取阳光；所谓“然后咸生”，就是说只有通过“下得阴，上得阳”的作用，才能使农作物生长发育。在这里他们用阴阳学说作为农业科学的理论依据，具有朴素唯物论
的观点。
这时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鼓吹贸易致富的白圭曾以“长斗石，取上种”，和“欲长钱，取下谷”相提并论（《史记·货殖列传》）。“长斗石”是说增长粮食的产量，“取上种”是说必须选取上等品种。这说明至少到战国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优良品种对提高粮食产量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