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
李佃来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李佃来(1973-) , 男, 汉族, 山东安丘人, 武汉大学人文
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和
生活世界的视域内, 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 构筑起交往理性概念。交往理性能够弥合理性的裂缝, 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 反对意识哲学的泛滥, 破除传统哲学的理性神话和理性霸权。同时, 交往理性又成为哈贝马斯思考人的解放, 展望人的未来的方案。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无情消解理性的话语相比, 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更充满辩证的张力, 更具有思想的解释力。
[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理性; 交往行为; 生活世界
理性是哈贝马斯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关注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思路:分析批判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之处, 但并不放弃对理性的追求, 而是力图以语言和生活世界互动的交往来重建理性, 以此拯救理性。由此, 交往理性成为哈贝马斯理性观的中心范畴, 对交往理性的构建成为他一生的心愿。
一
相比前现代社会来说,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 各个价值领域发生分裂, 统一的实体理性变得分崩离析。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社会层面上, 更表现在理论层面上。理论上, 对价值领域和理性的分裂作出经典规定的是康德。康德批判了统一的理性观, 指出, 不同的知识和行为领域遵循不同的内在逻辑, 承载不同的理性原则。他的三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 第5期
大批判指认了在三大领域中存在的三种理性原则:在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认知领域, 起作用的是理论理性; 在社会领域, 人要遵循实践理性; 在思维领域, 审美理性起决定性作用。康德对三大理性的区分, 实际上将价值领域和理性的分裂最终确立下来。
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分裂, 在《交往
(第二卷) 中, 他对这种分裂作出了如下行动理论》
确认“:通过宗教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所表达的实体理性, 交错地表现在因素中, 这些因素只是通过论证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样, 流传下来的问题, 在真实性, 规范正确性, 实在性或美的特殊观点下划分, 并且可以作为认识问题, 正义性问题, 趣味性问题对待, 区分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的价值领域。在相应的文化行动体系中, 进行着道
德理论, 法律理论等科学研究讨论, 艺术生产和艺术批判, 作为专业人员的事务而机制化。文化传统的手工业上的加工, 在一种抽象的运用方面, 划分出认识工具性、道德实践和美学带表情的知识
[1]复合体。”[P422]可见, 哈贝马斯实际上是以范式
着理性的工具化过程。因此, 工具理性是人类永远不可能摆脱的资质, 理性只能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被审视。
哈贝马斯指出, 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只是在康德区分的认知领域体察理性, 这种做法既不可能实现理性的统一, 又容易陷入悲观主义境地。他指出, 他们对理性的考察实际上是局限于主体和客体对立的意识哲学思维。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 所谓意识哲学, 就是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肇始、由康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完成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思维, 其最大的弱点在于, 把人的精神活动同人的行为、生活环境及把人联结在一起的最普遍的语言中介物分割开来。因此, 意识哲学对理性的批判, 无论进行得如何彻底或采取何种形式, 都只能停留在狭窄的主客体关系范围内, 甚或停留在孤立的主体中, 而无法解决普遍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哈贝马斯认为, 要彻底冲破意识哲学研究理性的局限, 必须进行哲学范式的更新, 引入“交往”概念, 使“孤独主体”向“互主体”转变。因此, 必须重溯交往理论的源头, 这就是米德和杜尔克海姆有关交往和社会互动的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 米德和杜尔克海姆是“从目的活动到交往
[1]
行动范例变化的开创者”[P3]。“他们二人阐述
的方式列出了三种类型的理性原则:认知的、道德的和审美的, 这恰好是对康德三大理性的进一步确认。这些理性各有自己的原理、方法和观点, 因此, 它们不能相互还原, 也不能用一种理性的标准来判断另一种理性。
这种理性的分裂是启蒙现代性战胜神学世界观, 确立科学和主体理性地位的结果。它一方面带来了现代文化的成就, 促成了专门知识结构的形成; 另一方面, 由于各领域和相关理性原则相互抵触, 造成了价值的断裂和现代社会的危机征候。于是, 人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 分裂的理性是否还能够重新统一起来? 在哈贝马斯看来, 虽然理性在近代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最初的统一性, 并分裂为三种不同的成分, 但理性的重新统一仍然是可能的。在一篇标题为“理性在其多种声音中的统一性”的论文中, 哈贝马斯充分论述了这种可能。因此, 他的任务就是要构建一种新的理性, 实现理性的重新统一。这就是哈贝马斯致力于研究交往理性的初衷。
二
哈贝马斯对理性概念的把握, 受到了韦伯的影响。韦伯是在社会行为层面上把握理性概念的。韦伯主要区分了两类社会行为, 即目的—工具行为和价值行为, 认为理性的内涵就体现在这两种行为之中, 对理性的分析离不开对社会行为的分析。受之影响, 哈贝马斯也在社会行为的层面上考察理性。他认为, 当一种行为是合理的时候, 我们就说它是理性的, 反之亦然。
然而, 在哈贝马斯看来, 韦伯虽然“提出了一个实践合理性的复合概念, 这个复合概念以目的合理的行动方面, 与价值合理的行动方面的连结为出发点。但是, 韦伯在另外一方面, 却完全按照
[2]
目的合理性来考察社会合理化。”[P323]也就是
了韦伯合理化理论所吸取的基本概念, 从而摆脱了意识哲学的困境———米德是借助一种交往理论的社会学的基础; 杜尔克海姆是借助一种社会的和体系的社会联合的互相有关的理论的统一, 解
[1]
脱这种意识哲学的困境的。”[P3]具体地说, 米
德是从语言符号互动的角度讨论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交往, 杜尔克海姆是从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 从群体中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探讨社会规范的。
通过对米德和杜尔克海姆理论的研究, 哈贝马斯看到了语言和交往的意义, 并由此引申出了交往行为概念。在对交往行为分析的过程中, 指出了其理性内涵。
在哈贝马斯看来, 交往行为是指行动者个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行动者使用语言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 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交往行为与工具性行为不同。工具性行为是策略性行为, 表现为目的合理性的确定, 或手段的理性选择, 或是二者的结合, 它遵循着以经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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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韦伯虽然区分了两类社会行为, 但实际上, 他却只在目的—工具行为中考察理性, 将启蒙理性理解为单一的工具理性。受韦伯的影响,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 工具理性是世界历史文明过程的范畴, 是人类启蒙以来就有的。在人类最初形成时期, 便已经历
为基础的技术规则; 而交往行为遵循着主体之间的相应规范, 这些规范表现了主体之间对对方的期待。因此, 与工具性行为相比, 交往行为理所当然地更具有合理性内涵。交往行为的参与者所提出的、互相认可的合理要求, 使共同行为取得一致成为可能。
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 即真实性、正当性
(正确性) 和真诚性。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
是批判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侵蚀。哈贝马斯指出, 在现代社会中, 工具理性过于膨胀, 以至于它以强大的渗透力直指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 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交往理性的异化, 带来社会的非理性化。因此, 重建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凌驾之力显得十分必要。
可见, 哈贝马斯实际上是通过批判意识哲学引出交往行为概念, 又通过剖析交往行为得出交往理性范畴, 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阐述理性原则, 以此达到弥合理性、批判工具理性的目的。然而, 哈贝马斯不止一次强调, 交往行为是运作于生活世界境域内的行为, 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 对理性的考察少不了对生活世界的考察。
三
“生活世界”概念并非首先由哈贝马斯提出。在哈贝马斯之前, 已有许多哲学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例如,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的现象学》一文中, 理性批判地提出了“生活世界”概念。在自然科学被视为唯一科学的现实面前, 胡塞尔借助现象学的手法澄清了隐含的、不明确的知识领域, 也就是被遗忘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感性基础领域。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 实际上就是为了反驳测量、因果性假设的理想化、数学化以及技术化倾向。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 在哲学史上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应该说, 这一概念是现代哲学消解本体论和认识论形而上学的成果, 属于实践思维。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主要是来自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哲学概念以及狄尔泰的“生活表态”解释学概念。但与他们不同, 哈贝马斯是在交往层面上研究生活世界的。在哈贝马斯那里, “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是一对不可分开的中心概念, 对它们的考察就构成了对哲学理性的考察。他把理性的批判现实化, 即在一定的周在世界中实现对理性的批判, 在实际的沟通行为网络和生活世界中把握理性。这种对理性的新的考察, 实际上又构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是以言语中介物所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及其交往网络, 取代抽象空洞的“第一实体”和处处玩弄意识魔术的“主体”。
(第二卷) 中, 哈贝马斯开在《交往行为理论》
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 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所有三个对应的有效性要求。在论及客观世界时, 陈述应是真实的; 论及社会世界时, 陈述应是正确的; 论及主观世界时, 陈述应是真诚的。
哈贝马斯特别指出, 在言语行为中, 三个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 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题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现出来, 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例如, 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 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当性时, 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 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 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很明显, 语言交往既包含了理性分裂的所有方面, 又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联系与统一。由于交往行为成功地与所有三个世界建立了联系, 因而其释放的合理性将更全面, 因此是最具合理性内涵的行为。从逻辑上说, 交往理性将为不同领域知识的生长提供无比大的潜力, 同时又预防了知识的分化。易言之, 交往理性将会使人类知识在一个最具合理性的轨道上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交往理性完全能够担负起弥合理性的重任。
实际上, 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维度来发掘理性, 也是为了从理论层面和社会层面上批判工具理性。理论层面上, 哈贝马斯主要是批判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仅仅在工具行为中把握理性, 并由此将理性归结为工具理性的做法。哈贝马斯指出, 他们之所以把理性归结为工具理性, 是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在人的交往中通过语言的共识形成的特殊规范, 忘记了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内在于语言交往的整体理性要求。又指出, 理性决不能还原为技术原则, 也不能等同于目的—手段的合理性, 理性的工具化思维所带来的结果毋宁说是理性的摧毁。社会层面上, 哈贝马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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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明义指出, 生活世界的结构一般具有三个层次, 即文化、社会和个性。
何谓文化? 何谓社会? 何谓个性? 哈贝马斯说“: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 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 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 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 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 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 就是说, 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 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P189]在《对交往行为概念的阐释》一文中, 哈贝马斯对文化、社会和个性作了同样的解释。
在哈贝马斯看来, 生活世界的三个构成因素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基础中。文化知识以符号形式体现在使用对象和工艺中, 体现在格言和理论中, 体现在书籍和文件中, 体现在行为中; 社会体现在制度化的秩序、法律规范或由规范调整的实践活动中; 个性结构则体现在人的有机体的根基中。本体论上, 它们各自有一个明确的时空范围。文化传统不受社会和个人的同一性的约束, 越过集体和语言共同体的界限蔓延开来; 社会占有较个人及其生命史更大的社会性空间和更长的历史片断, 但社会具有较传统更少不明确、更少狭窄规定的界限; 附着于有机体基础的个性结构在时空上得到了最明确的定义。对个体来说, 文化和社会首先在一个能统摄的世代关系网的形态中呈现出来。但是, 生活世界三要素又相互联结, 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关系网。
哈贝马斯指出,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 即“交往行动者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运动; 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 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动同属于
[1]生活世界。”[P174]他又指出, 生活世界又是作为
[2]
本体论和绝对论的意义。也就是说, 传统理性是作为宇宙的普遍法则或者主体的先天本质而存在的。它或被视为世界固有的秩序, 承载着无所不包的统一性诺言; 或被说成是主体与生俱来的先验能力, 在自然和历史中贯彻自身, 并赋予自然和历史以一种合理结构; 或被解释为主体和世界共有的本质, 主体在理性结构的世界中认识自身。它是寓于现实性之中的最终原则, 人的规定性、人的存在以及世界万物的存在都是从这个原则中推论出来的。总之, 传统理性就是一种终极原因或先验根据, 是一切权威和真理的最终来源。近代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种思辨的理性越来越显示出在解释社会现实时的苍白无力。于是, 许多哲学流派纷纷举起“反形而上学”的大旗, 向传统形而上学理性发起了挑战, 他们主张在人的现实活动中, 在感性的生活世界中研究理性原则, 发掘理性力量。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就是这样一种反形而上学理性的力量, 它破除了形而上学理性的本体承诺和先验本质。这是因为, 生活世界植根于活生生的交往实践, 因此, 它绝不是固定不动的, 而是随着交往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 当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而出场时, 它是流动的。哈贝马斯指出, 当交往活动参与者就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某些事情进行谈论时, 必然存在交往话题的背景假设。而任何一个交往性话题的背景都由对于“环境”的许多定义所构成“环境”, 乃是受一个论题限制的生活世界的片断。在现实语言交往中, 行为的环境总是成为由交往参与者生活世界构成的“交集”。这个行为环境有它自身的流动平面, 因为它总是同生活世界的完整复合体相关联, 它本身可以在生活世界总体的广阔范围内, 随交往论题的需要从这一段游移到另一段。这些游段的内容、走向及其灵活性, 决定于交往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的总内容所提供的可能性程度。具体地说, 不同交往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 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前提, 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这些差异为生活世界中各段落在界定环境时的游动可能性, 提供不同程度的范围。生活世界越丰富, 游动的可能性范围和灵活性就越大; 游动的灵活性越大, 游动中对其他参与者界定环境所起的指导作用也越大。在由各参与者生活世界所交叉形成的那个关于环境的共同界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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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和相互理解的“信念储蓄库”来支撑交往行为的, 这体现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职能。
无论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来看, 还是从它的职能来看, 在生活世界的视域内考察理性有巨大的优势。这是因为, 生活世界包容了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方面的理性内涵, 又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 因而从中获得的理性概念更全面。
更重要的是, 生活世界扎根于现实人的实践活动, 在生活世界中把握理性, 突破了在纯思维领域中把握理性的局限。传统形而上学是在纯思维领域中把握理性的, 这样得出的理性概念负载着
中, 最有丰富背景的参与者具有最大的灵活性, 随时可在交往的实际进程中, 从他的生活世界的其他段落中调动一切相关因素, 来支持他的生活世界中与他者相交段落的内容, 保证相互理解的顺利完成。另外一个方面是, 生活世界一直在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在现实中, 交往常常因为权力、金钱媒介的强制以及谎言、利诱的侵蚀而被扭曲。为了保证交往顺利进行, 理性不被扭曲, 生活世界必须保持不断的再生产。在哈贝马斯看来, 生活世界再生产取道于三条路线:有效知识的连续过程; 群体相互一体化的稳定化过程; 负责任能力行动者的教育和成长过程。显见, 这三个过程恰好与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过程相对应, 而且, 前者的良性过程刚好又确保了后者能在一个健康轨道上前进。生活世界的再生产由交往行为所发挥的作用来滋养, 交往行为反过来又依赖于生活世界提供的资源。如此一来“生活世界的象, 征性再生产便是一个循环过程”[P343], 文化的再生产保证了传统的延续和知识的协调, 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实践的需要; 社会的整合则有利于行为的协调与集团的同一性; 而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化则关注个人生活史的和谐与集体的生活方式。简言之, 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带来的是, 有效的知识、共存和个人确认。因此, 生活世界的出场, 既保证了知识、传统和个体存在得以延续, 又避免了对理性作实体研究的可能。这样一来, 流动的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便不再兑现传统理性的本体承诺, 也不再负有形而上学的先验使命。
对于上述结论, 学界存有疑义, 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有学者认为,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是通过普遍语用学的重构理论先验地构筑起来的, 因而, 交往理性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理性的先验论。的确, 哈贝马斯为了规范言语行为, 创立了普遍语用学
①, 用以说明交往的前提条
[3]
转换为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 于是, 意识的先天综合能力变成为“后天的世界知识”与“先天语言能力”的组合。但要注意的是, 虽然普遍语用学要求构筑某种在先的东西, 但并不将这种在先之物本体论化而将之视为终极的东西。普遍语用学的重构理论实际上是对在先的东西进行在后的构造。而且, 在哈贝马斯看来, 普遍语用学只有上升到“准先验”的层次, 才能设定交往的先决条件, 也才能反思交往的有效性问题。而只有在反思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整合经验, 同时也能通过构造方法自身的普遍必然性来回击怀疑论的挑战。简言之“, 准先验”的方法不仅能使我们构造关于可能理解的先决条件, 而且也能为构造行为的有效性进行辩护。
因此, 交往理性没有因为准先验而苟同于形而上学理性的先验, 恰恰是, 准先验服务于语言的交往, 服务于流动的生活世界, 确保生活世界的交往能够顺利进行, 而交往理性的理性内涵和理性法则就流露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交往之中。因此, 准先验实际上是确保交往理性以更丰富的理性内涵, 反击传统哲学的理性观。
四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 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 并赋予交往理性以弥合理性、对抗工具理性和反形而上学的理性使命的。交往理性实际上展示的是一种后形而上学③的理性观。虽然交往理性的言说语境十分复杂, 但我们仍可窥见它的一些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形而上学理性观的走势。主要特征有四:
其一, 交往理性是语言性的。哈贝马斯拒绝承认自我意识理性范式的存在, 肯定有一种语言理性范式。在他看来, 语言, 尤其是言语, 是主体一致性理解以及合理社会秩序得以实现的条件。交往是以语言为中介的, 交往理性必然是语言性的。哈贝马斯将理性的考察视角放在人类日常语
件。普遍语用学采取反思性重构的方法, 重构为理解而进行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重构方法反对经验分析方法, 主张准先验②地规范理解的一般性条件。实际上, 哈贝马斯是把康德的“先验逻辑”引入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在康德看来, 理性本身具有一种综合感性与形式的能力, 即它以时空以及知性诸范畴构建一个经验的自然界, 把纯形式的逻辑规则与感觉对象结合起来。这种能力是科学认识活动的要求, 也是主体思维活动的先天条件。哈贝马斯正是将康德这一理性统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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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普遍语用学的详细论述, 可参见哈贝马斯《什么
是普遍语用学》, 载《交往与社会进化》, 张博树译, 重庆出版社
1989年版。
②在《社会理论或社会技术统治———系统研究何为? 》一书中, 哈贝马斯是用“准先验”一词表征他的重构理论的。
③后形而上学泛指黑格尔之后西方反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潮, 主要由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四大哲学运动组成。
言之中, 这与韦伯、霍克海默及阿多尔诺等人的理性观截然不同。他们将理性与生产、意识、精神联系起来, 而未与语言发生关联。
其二, 交往理性是论证性、程序性的。上文已经分析过, 对于传统理性哲学来说, 理性是某种终极准则和最后根据, 有理性就等于说是显示其拥有的根据。而哈贝马斯认为, 根据只存在于言语商谈的论证过程中, 理性的准则存在于程序性的交往操作中, 存在于流动的生活世界中。因此, 交往理性用论辩的程序取代了传统理性哲学中的“基础”和“根据”概念, 从而消解了对任何“终极准则”和“终极根据”的期待, 将“第一实体”有效地从哲学中驱逐出去。
其三, 交往理性是重构性的。哈贝马斯认为, 合理性的东西应该有独立于经验和传统的基准, 然而基准又只能存在于合理性的谈话之中。因此, 理性基准不能无批判地从经验中抽象出来, 只能借助普遍语用学的重构方可显示。
最后, 交往理性是互主体性的。在哈贝马斯看来, 交往理性的核心是主体之间的关系, 它处理的是主体之间达成一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条件, 与诸主体有关联。意识哲学理性的核心是主体客体的关系, 只关注主体如何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达到对客体的认识与控制, 只涉及单一主体, 因此是独白式的理性概念。如果说独白式理性概念是“主体性的”, 那么交往理性则是“互主体性的”。
交往理性的这些特征, 清晰地再现了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反映了哈贝马斯反传统形而上学, 尤其是反意识哲学的决心和努力。
然而, 哈贝马斯构建交往理性, 不只是为了反对传统哲学及其理性, 也是为了拯救理性, 并以此设计人的解放之路。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现代性的缺失, 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否定了启蒙现代性的一切成就, 解构了一切价值领域的理性基础, 认为一切挽救现代性和理性的工作都是徒劳的。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同, 哈贝马斯站在拥护现代性和理性的立场上, 认为“哲学的基本论题就是理性”(P14) , 反对对理性无原则的否定和不加分析的抛弃。在他看来, 理性的基本职能就是观照社会、观照人的解放, 为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启蒙理想提供方案。事实上“, 理性越多, 民主就越多, 和平的共同生活就越多, 自我实现的自
[2]
[4]
(P60) 因此, 哈贝马斯利用交往理性由就越多。”
设计了人的解放之路和社会发展远景。人的解放是通过主体的合理性的相互理解, 达到基于合理动机的协议一致性来实现的; 与此相对应, 社会发展的理想远景是以互主体性为基础的交往社会, 这个交往社会不再是由目的合理行为的共同体组成, 而是由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组成。在交往社会里, 解除了暴力的共同生活, 借助团结和正义, 使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权成为可能; 和解、相互理解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动机。交往社会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社会, 它之所以值得向往, 并不是因为它的具体生活方式更具合理性, 而是因为它的成员用以决定其生活方式的程序更具合理性。形式上完好的交互主体, 在自由平等的言谈基础上, 在丰富的生活世界背景下, 在遵循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有效性要求的前提下, 就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中的某些事物进行沟通、协商, 达到相互理解或行动上的一致性, 以决定其共同的生活观念和具体的行为方式。简言之, 未来的交往社会之所以值得向往, 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确立的。
总之,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以及由此而来的理性重新统一的要求,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域内, 在语言交往范式的基础上, 构筑起了交往理性。交往理性的内在特质和特殊内涵, 使它能够弥合理性的裂缝, 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 反对意识哲学的泛滥, 破除传统哲学的理性神话和理性霸权。同时, 交往理性又成为哈贝马斯思考人的解放, 展望人的理想未来的方案。应该说, 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无情消解理性的话语相比, 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更充满辩证的张力, 更具有思想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德]哈贝马斯1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M]1洪佩郁、蔺青1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
[2][德]哈贝马斯1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M]1洪佩郁、蔺青1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
[3]Juergen Habermas. T he Philos ophical Discourse of M odernity[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4][德]H ・鲍克纳1论哈贝马斯对进步、理性
和民主的选择[J]1哲学译丛,1992, (4) 1
(责任编辑 何正欣)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 第5期
哈贝马斯与交往理性
李佃来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李佃来(1973-) , 男, 汉族, 山东安丘人, 武汉大学人文
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 要]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和
生活世界的视域内, 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 构筑起交往理性概念。交往理性能够弥合理性的裂缝, 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 反对意识哲学的泛滥, 破除传统哲学的理性神话和理性霸权。同时, 交往理性又成为哈贝马斯思考人的解放, 展望人的未来的方案。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无情消解理性的话语相比, 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更充满辩证的张力, 更具有思想的解释力。
[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理性; 交往行为; 生活世界
理性是哈贝马斯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关注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思路:分析批判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之处, 但并不放弃对理性的追求, 而是力图以语言和生活世界互动的交往来重建理性, 以此拯救理性。由此, 交往理性成为哈贝马斯理性观的中心范畴, 对交往理性的构建成为他一生的心愿。
一
相比前现代社会来说,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 各个价值领域发生分裂, 统一的实体理性变得分崩离析。这个特征不仅表现在社会层面上, 更表现在理论层面上。理论上, 对价值领域和理性的分裂作出经典规定的是康德。康德批判了统一的理性观, 指出, 不同的知识和行为领域遵循不同的内在逻辑, 承载不同的理性原则。他的三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 第5期
大批判指认了在三大领域中存在的三种理性原则:在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认知领域, 起作用的是理论理性; 在社会领域, 人要遵循实践理性; 在思维领域, 审美理性起决定性作用。康德对三大理性的区分, 实际上将价值领域和理性的分裂最终确立下来。
哈贝马斯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分裂, 在《交往
(第二卷) 中, 他对这种分裂作出了如下行动理论》
确认“:通过宗教世界观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所表达的实体理性, 交错地表现在因素中, 这些因素只是通过论证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样, 流传下来的问题, 在真实性, 规范正确性, 实在性或美的特殊观点下划分, 并且可以作为认识问题, 正义性问题, 趣味性问题对待, 区分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的价值领域。在相应的文化行动体系中, 进行着道
德理论, 法律理论等科学研究讨论, 艺术生产和艺术批判, 作为专业人员的事务而机制化。文化传统的手工业上的加工, 在一种抽象的运用方面, 划分出认识工具性、道德实践和美学带表情的知识
[1]复合体。”[P422]可见, 哈贝马斯实际上是以范式
着理性的工具化过程。因此, 工具理性是人类永远不可能摆脱的资质, 理性只能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被审视。
哈贝马斯指出, 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只是在康德区分的认知领域体察理性, 这种做法既不可能实现理性的统一, 又容易陷入悲观主义境地。他指出, 他们对理性的考察实际上是局限于主体和客体对立的意识哲学思维。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 所谓意识哲学, 就是由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肇始、由康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完成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思维, 其最大的弱点在于, 把人的精神活动同人的行为、生活环境及把人联结在一起的最普遍的语言中介物分割开来。因此, 意识哲学对理性的批判, 无论进行得如何彻底或采取何种形式, 都只能停留在狭窄的主客体关系范围内, 甚或停留在孤立的主体中, 而无法解决普遍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哈贝马斯认为, 要彻底冲破意识哲学研究理性的局限, 必须进行哲学范式的更新, 引入“交往”概念, 使“孤独主体”向“互主体”转变。因此, 必须重溯交往理论的源头, 这就是米德和杜尔克海姆有关交往和社会互动的理论。在哈贝马斯看来, 米德和杜尔克海姆是“从目的活动到交往
[1]
行动范例变化的开创者”[P3]。“他们二人阐述
的方式列出了三种类型的理性原则:认知的、道德的和审美的, 这恰好是对康德三大理性的进一步确认。这些理性各有自己的原理、方法和观点, 因此, 它们不能相互还原, 也不能用一种理性的标准来判断另一种理性。
这种理性的分裂是启蒙现代性战胜神学世界观, 确立科学和主体理性地位的结果。它一方面带来了现代文化的成就, 促成了专门知识结构的形成; 另一方面, 由于各领域和相关理性原则相互抵触, 造成了价值的断裂和现代社会的危机征候。于是, 人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 分裂的理性是否还能够重新统一起来? 在哈贝马斯看来, 虽然理性在近代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最初的统一性, 并分裂为三种不同的成分, 但理性的重新统一仍然是可能的。在一篇标题为“理性在其多种声音中的统一性”的论文中, 哈贝马斯充分论述了这种可能。因此, 他的任务就是要构建一种新的理性, 实现理性的重新统一。这就是哈贝马斯致力于研究交往理性的初衷。
二
哈贝马斯对理性概念的把握, 受到了韦伯的影响。韦伯是在社会行为层面上把握理性概念的。韦伯主要区分了两类社会行为, 即目的—工具行为和价值行为, 认为理性的内涵就体现在这两种行为之中, 对理性的分析离不开对社会行为的分析。受之影响, 哈贝马斯也在社会行为的层面上考察理性。他认为, 当一种行为是合理的时候, 我们就说它是理性的, 反之亦然。
然而, 在哈贝马斯看来, 韦伯虽然“提出了一个实践合理性的复合概念, 这个复合概念以目的合理的行动方面, 与价值合理的行动方面的连结为出发点。但是, 韦伯在另外一方面, 却完全按照
[2]
目的合理性来考察社会合理化。”[P323]也就是
了韦伯合理化理论所吸取的基本概念, 从而摆脱了意识哲学的困境———米德是借助一种交往理论的社会学的基础; 杜尔克海姆是借助一种社会的和体系的社会联合的互相有关的理论的统一, 解
[1]
脱这种意识哲学的困境的。”[P3]具体地说, 米
德是从语言符号互动的角度讨论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交往, 杜尔克海姆是从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关系, 从群体中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探讨社会规范的。
通过对米德和杜尔克海姆理论的研究, 哈贝马斯看到了语言和交往的意义, 并由此引申出了交往行为概念。在对交往行为分析的过程中, 指出了其理性内涵。
在哈贝马斯看来, 交往行为是指行动者个人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 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行动者使用语言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 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
交往行为与工具性行为不同。工具性行为是策略性行为, 表现为目的合理性的确定, 或手段的理性选择, 或是二者的结合, 它遵循着以经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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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韦伯虽然区分了两类社会行为, 但实际上, 他却只在目的—工具行为中考察理性, 将启蒙理性理解为单一的工具理性。受韦伯的影响,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 工具理性是世界历史文明过程的范畴, 是人类启蒙以来就有的。在人类最初形成时期, 便已经历
为基础的技术规则; 而交往行为遵循着主体之间的相应规范, 这些规范表现了主体之间对对方的期待。因此, 与工具性行为相比, 交往行为理所当然地更具有合理性内涵。交往行为的参与者所提出的、互相认可的合理要求, 使共同行为取得一致成为可能。
交往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总是与三个有效性要求相关联, 即真实性、正当性
(正确性) 和真诚性。因为交往行为反思地同客观
是批判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侵蚀。哈贝马斯指出, 在现代社会中, 工具理性过于膨胀, 以至于它以强大的渗透力直指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 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交往理性的异化, 带来社会的非理性化。因此, 重建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凌驾之力显得十分必要。
可见, 哈贝马斯实际上是通过批判意识哲学引出交往行为概念, 又通过剖析交往行为得出交往理性范畴, 在交往范式的基础上阐述理性原则, 以此达到弥合理性、批判工具理性的目的。然而, 哈贝马斯不止一次强调, 交往行为是运作于生活世界境域内的行为, 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 对理性的考察少不了对生活世界的考察。
三
“生活世界”概念并非首先由哈贝马斯提出。在哈贝马斯之前, 已有许多哲学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探讨。例如,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的现象学》一文中, 理性批判地提出了“生活世界”概念。在自然科学被视为唯一科学的现实面前, 胡塞尔借助现象学的手法澄清了隐含的、不明确的知识领域, 也就是被遗忘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感性基础领域。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概念, 实际上就是为了反驳测量、因果性假设的理想化、数学化以及技术化倾向。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 在哲学史上具有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应该说, 这一概念是现代哲学消解本体论和认识论形而上学的成果, 属于实践思维。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主要是来自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哲学概念以及狄尔泰的“生活表态”解释学概念。但与他们不同, 哈贝马斯是在交往层面上研究生活世界的。在哈贝马斯那里, “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是一对不可分开的中心概念, 对它们的考察就构成了对哲学理性的考察。他把理性的批判现实化, 即在一定的周在世界中实现对理性的批判, 在实际的沟通行为网络和生活世界中把握理性。这种对理性的新的考察, 实际上又构成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是以言语中介物所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及其交往网络, 取代抽象空洞的“第一实体”和处处玩弄意识魔术的“主体”。
(第二卷) 中, 哈贝马斯开在《交往行为理论》
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相关联, 所以每个行为者都会明确或不明确地提出所有三个对应的有效性要求。在论及客观世界时, 陈述应是真实的; 论及社会世界时, 陈述应是正确的; 论及主观世界时, 陈述应是真诚的。
哈贝马斯特别指出, 在言语行为中, 三个有效性要求总是同时浮现, 即使一个语言表达只是主题性地使一个有效性要求凸现出来, 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一个交往行为中仍然同时被要求。例如, 当一个听者接受一个论断的真实性, 但同时又怀疑言说者的真诚性或怀疑表达的正当性时, 一致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在现实交往中, 三个有效性断言能够提出、接受或被反驳, 这都是理性的言说过程。
很明显, 语言交往既包含了理性分裂的所有方面, 又体现了这些方面的联系与统一。由于交往行为成功地与所有三个世界建立了联系, 因而其释放的合理性将更全面, 因此是最具合理性内涵的行为。从逻辑上说, 交往理性将为不同领域知识的生长提供无比大的潜力, 同时又预防了知识的分化。易言之, 交往理性将会使人类知识在一个最具合理性的轨道上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交往理性完全能够担负起弥合理性的重任。
实际上, 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维度来发掘理性, 也是为了从理论层面和社会层面上批判工具理性。理论层面上, 哈贝马斯主要是批判韦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仅仅在工具行为中把握理性, 并由此将理性归结为工具理性的做法。哈贝马斯指出, 他们之所以把理性归结为工具理性, 是因为他们完全忽略了在人的交往中通过语言的共识形成的特殊规范, 忘记了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内在于语言交往的整体理性要求。又指出, 理性决不能还原为技术原则, 也不能等同于目的—手段的合理性, 理性的工具化思维所带来的结果毋宁说是理性的摧毁。社会层面上, 哈贝马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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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明义指出, 生活世界的结构一般具有三个层次, 即文化、社会和个性。
何谓文化? 何谓社会? 何谓个性? 哈贝马斯说“: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 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 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 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 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 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 就是说, 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 并从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P189]在《对交往行为概念的阐释》一文中, 哈贝马斯对文化、社会和个性作了同样的解释。
在哈贝马斯看来, 生活世界的三个构成因素体现在各自不同的基础中。文化知识以符号形式体现在使用对象和工艺中, 体现在格言和理论中, 体现在书籍和文件中, 体现在行为中; 社会体现在制度化的秩序、法律规范或由规范调整的实践活动中; 个性结构则体现在人的有机体的根基中。本体论上, 它们各自有一个明确的时空范围。文化传统不受社会和个人的同一性的约束, 越过集体和语言共同体的界限蔓延开来; 社会占有较个人及其生命史更大的社会性空间和更长的历史片断, 但社会具有较传统更少不明确、更少狭窄规定的界限; 附着于有机体基础的个性结构在时空上得到了最明确的定义。对个体来说, 文化和社会首先在一个能统摄的世代关系网的形态中呈现出来。但是, 生活世界三要素又相互联结, 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意义关系网。
哈贝马斯指出, 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始终运行于其中的境域, 即“交往行动者总是在他们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内运动; 他们不能脱离这种视野。作为解释者, 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语言行动同属于
[1]生活世界。”[P174]他又指出, 生活世界又是作为
[2]
本体论和绝对论的意义。也就是说, 传统理性是作为宇宙的普遍法则或者主体的先天本质而存在的。它或被视为世界固有的秩序, 承载着无所不包的统一性诺言; 或被说成是主体与生俱来的先验能力, 在自然和历史中贯彻自身, 并赋予自然和历史以一种合理结构; 或被解释为主体和世界共有的本质, 主体在理性结构的世界中认识自身。它是寓于现实性之中的最终原则, 人的规定性、人的存在以及世界万物的存在都是从这个原则中推论出来的。总之, 传统理性就是一种终极原因或先验根据, 是一切权威和真理的最终来源。近代以后,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种思辨的理性越来越显示出在解释社会现实时的苍白无力。于是, 许多哲学流派纷纷举起“反形而上学”的大旗, 向传统形而上学理性发起了挑战, 他们主张在人的现实活动中, 在感性的生活世界中研究理性原则, 发掘理性力量。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就是这样一种反形而上学理性的力量, 它破除了形而上学理性的本体承诺和先验本质。这是因为, 生活世界植根于活生生的交往实践, 因此, 它绝不是固定不动的, 而是随着交往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 当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而出场时, 它是流动的。哈贝马斯指出, 当交往活动参与者就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某些事情进行谈论时, 必然存在交往话题的背景假设。而任何一个交往性话题的背景都由对于“环境”的许多定义所构成“环境”, 乃是受一个论题限制的生活世界的片断。在现实语言交往中, 行为的环境总是成为由交往参与者生活世界构成的“交集”。这个行为环境有它自身的流动平面, 因为它总是同生活世界的完整复合体相关联, 它本身可以在生活世界总体的广阔范围内, 随交往论题的需要从这一段游移到另一段。这些游段的内容、走向及其灵活性, 决定于交往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的总内容所提供的可能性程度。具体地说, 不同交往参与者所属的生活世界, 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前提, 有着千差万别的差异。这些差异为生活世界中各段落在界定环境时的游动可能性, 提供不同程度的范围。生活世界越丰富, 游动的可能性范围和灵活性就越大; 游动的灵活性越大, 游动中对其他参与者界定环境所起的指导作用也越大。在由各参与者生活世界所交叉形成的那个关于环境的共同界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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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和相互理解的“信念储蓄库”来支撑交往行为的, 这体现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职能。
无论是从生活世界的结构来看, 还是从它的职能来看, 在生活世界的视域内考察理性有巨大的优势。这是因为, 生活世界包容了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方面的理性内涵, 又与交往行为密切相关, 因而从中获得的理性概念更全面。
更重要的是, 生活世界扎根于现实人的实践活动, 在生活世界中把握理性, 突破了在纯思维领域中把握理性的局限。传统形而上学是在纯思维领域中把握理性的, 这样得出的理性概念负载着
中, 最有丰富背景的参与者具有最大的灵活性, 随时可在交往的实际进程中, 从他的生活世界的其他段落中调动一切相关因素, 来支持他的生活世界中与他者相交段落的内容, 保证相互理解的顺利完成。另外一个方面是, 生活世界一直在进行自身的再生产。在现实中, 交往常常因为权力、金钱媒介的强制以及谎言、利诱的侵蚀而被扭曲。为了保证交往顺利进行, 理性不被扭曲, 生活世界必须保持不断的再生产。在哈贝马斯看来, 生活世界再生产取道于三条路线:有效知识的连续过程; 群体相互一体化的稳定化过程; 负责任能力行动者的教育和成长过程。显见, 这三个过程恰好与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过程相对应, 而且, 前者的良性过程刚好又确保了后者能在一个健康轨道上前进。生活世界的再生产由交往行为所发挥的作用来滋养, 交往行为反过来又依赖于生活世界提供的资源。如此一来“生活世界的象, 征性再生产便是一个循环过程”[P343], 文化的再生产保证了传统的延续和知识的协调, 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实践的需要; 社会的整合则有利于行为的协调与集团的同一性; 而每个社会成员的社会化则关注个人生活史的和谐与集体的生活方式。简言之, 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带来的是, 有效的知识、共存和个人确认。因此, 生活世界的出场, 既保证了知识、传统和个体存在得以延续, 又避免了对理性作实体研究的可能。这样一来, 流动的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便不再兑现传统理性的本体承诺, 也不再负有形而上学的先验使命。
对于上述结论, 学界存有疑义, 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有学者认为, 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是通过普遍语用学的重构理论先验地构筑起来的, 因而, 交往理性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理性的先验论。的确, 哈贝马斯为了规范言语行为, 创立了普遍语用学
①, 用以说明交往的前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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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 于是, 意识的先天综合能力变成为“后天的世界知识”与“先天语言能力”的组合。但要注意的是, 虽然普遍语用学要求构筑某种在先的东西, 但并不将这种在先之物本体论化而将之视为终极的东西。普遍语用学的重构理论实际上是对在先的东西进行在后的构造。而且, 在哈贝马斯看来, 普遍语用学只有上升到“准先验”的层次, 才能设定交往的先决条件, 也才能反思交往的有效性问题。而只有在反思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真正有效地整合经验, 同时也能通过构造方法自身的普遍必然性来回击怀疑论的挑战。简言之“, 准先验”的方法不仅能使我们构造关于可能理解的先决条件, 而且也能为构造行为的有效性进行辩护。
因此, 交往理性没有因为准先验而苟同于形而上学理性的先验, 恰恰是, 准先验服务于语言的交往, 服务于流动的生活世界, 确保生活世界的交往能够顺利进行, 而交往理性的理性内涵和理性法则就流露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交往之中。因此, 准先验实际上是确保交往理性以更丰富的理性内涵, 反击传统哲学的理性观。
四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 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 并赋予交往理性以弥合理性、对抗工具理性和反形而上学的理性使命的。交往理性实际上展示的是一种后形而上学③的理性观。虽然交往理性的言说语境十分复杂, 但我们仍可窥见它的一些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后形而上学理性观的走势。主要特征有四:
其一, 交往理性是语言性的。哈贝马斯拒绝承认自我意识理性范式的存在, 肯定有一种语言理性范式。在他看来, 语言, 尤其是言语, 是主体一致性理解以及合理社会秩序得以实现的条件。交往是以语言为中介的, 交往理性必然是语言性的。哈贝马斯将理性的考察视角放在人类日常语
件。普遍语用学采取反思性重构的方法, 重构为理解而进行交往的一般假设前提。重构方法反对经验分析方法, 主张准先验②地规范理解的一般性条件。实际上, 哈贝马斯是把康德的“先验逻辑”引入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在康德看来, 理性本身具有一种综合感性与形式的能力, 即它以时空以及知性诸范畴构建一个经验的自然界, 把纯形式的逻辑规则与感觉对象结合起来。这种能力是科学认识活动的要求, 也是主体思维活动的先天条件。哈贝马斯正是将康德这一理性统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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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普遍语用学的详细论述, 可参见哈贝马斯《什么
是普遍语用学》, 载《交往与社会进化》, 张博树译, 重庆出版社
1989年版。
②在《社会理论或社会技术统治———系统研究何为? 》一书中, 哈贝马斯是用“准先验”一词表征他的重构理论的。
③后形而上学泛指黑格尔之后西方反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思潮, 主要由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四大哲学运动组成。
言之中, 这与韦伯、霍克海默及阿多尔诺等人的理性观截然不同。他们将理性与生产、意识、精神联系起来, 而未与语言发生关联。
其二, 交往理性是论证性、程序性的。上文已经分析过, 对于传统理性哲学来说, 理性是某种终极准则和最后根据, 有理性就等于说是显示其拥有的根据。而哈贝马斯认为, 根据只存在于言语商谈的论证过程中, 理性的准则存在于程序性的交往操作中, 存在于流动的生活世界中。因此, 交往理性用论辩的程序取代了传统理性哲学中的“基础”和“根据”概念, 从而消解了对任何“终极准则”和“终极根据”的期待, 将“第一实体”有效地从哲学中驱逐出去。
其三, 交往理性是重构性的。哈贝马斯认为, 合理性的东西应该有独立于经验和传统的基准, 然而基准又只能存在于合理性的谈话之中。因此, 理性基准不能无批判地从经验中抽象出来, 只能借助普遍语用学的重构方可显示。
最后, 交往理性是互主体性的。在哈贝马斯看来, 交往理性的核心是主体之间的关系, 它处理的是主体之间达成一致、相互理解的可能性条件, 与诸主体有关联。意识哲学理性的核心是主体客体的关系, 只关注主体如何选择最有效的手段达到对客体的认识与控制, 只涉及单一主体, 因此是独白式的理性概念。如果说独白式理性概念是“主体性的”, 那么交往理性则是“互主体性的”。
交往理性的这些特征, 清晰地再现了哈贝马斯的理性观, 反映了哈贝马斯反传统形而上学, 尤其是反意识哲学的决心和努力。
然而, 哈贝马斯构建交往理性, 不只是为了反对传统哲学及其理性, 也是为了拯救理性, 并以此设计人的解放之路。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现代性的缺失, 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否定了启蒙现代性的一切成就, 解构了一切价值领域的理性基础, 认为一切挽救现代性和理性的工作都是徒劳的。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同, 哈贝马斯站在拥护现代性和理性的立场上, 认为“哲学的基本论题就是理性”(P14) , 反对对理性无原则的否定和不加分析的抛弃。在他看来, 理性的基本职能就是观照社会、观照人的解放, 为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启蒙理想提供方案。事实上“, 理性越多, 民主就越多, 和平的共同生活就越多, 自我实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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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0) 因此, 哈贝马斯利用交往理性由就越多。”
设计了人的解放之路和社会发展远景。人的解放是通过主体的合理性的相互理解, 达到基于合理动机的协议一致性来实现的; 与此相对应, 社会发展的理想远景是以互主体性为基础的交往社会, 这个交往社会不再是由目的合理行为的共同体组成, 而是由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组成。在交往社会里, 解除了暴力的共同生活, 借助团结和正义, 使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主权成为可能; 和解、相互理解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动机。交往社会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社会, 它之所以值得向往, 并不是因为它的具体生活方式更具合理性, 而是因为它的成员用以决定其生活方式的程序更具合理性。形式上完好的交互主体, 在自由平等的言谈基础上, 在丰富的生活世界背景下, 在遵循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有效性要求的前提下, 就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中的某些事物进行沟通、协商, 达到相互理解或行动上的一致性, 以决定其共同的生活观念和具体的行为方式。简言之, 未来的交往社会之所以值得向往, 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确立的。
总之, 面对传统理性的分裂以及由此而来的理性重新统一的要求,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视域内, 在语言交往范式的基础上, 构筑起了交往理性。交往理性的内在特质和特殊内涵, 使它能够弥合理性的裂缝, 对抗工具理性的扩张, 反对意识哲学的泛滥, 破除传统哲学的理性神话和理性霸权。同时, 交往理性又成为哈贝马斯思考人的解放, 展望人的理想未来的方案。应该说, 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无情消解理性的话语相比, 哈贝马斯的理性话语更充满辩证的张力, 更具有思想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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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uergen Habermas. T he Philos ophical Discourse of M odernity[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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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主的选择[J]1哲学译丛,1992, (4) 1
(责任编辑 何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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