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论官场和为人之道
唐代官制
唐承隋制，官场仍由门阀士族主导，一般人很难挤进去，当时大多数读书人靠投门托情、投机钻营来求官取利，这已是社会的常态。为求官阿谀权势，以至卑躬屈膝，时人也不为耻。读书人上书权贵，献文献诗显白取媚蔚然成风。这股靠门第做官之风起于魏、晋、南北朝。当时社会门阀势力风行。北魏孝文帝时，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其中八氏、十姓，出于皇帝宗属，或附属魏的诸国的王氏。而余下三十六族、九十二姓，都是世代的部落大族。当时讲门阴，靠祖先的功勋可得官取利。东汉景帝时，选举官员多为门阀包办。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行九品中正制，即在各州郡用有“声望”的人为中正官，负责考察本州人才品德，分成九等，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由于中正官都是世族豪门，选人的依据又是“家世”，自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沿此之风，我国自魏晋时代士族地主兴起以来，社会上重门阀修谱牒成风。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谱牒之风仍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这样。李唐称陇西郡望，冒托西凉嫡系，还编造瞎话说自己是道家始祖李耳之后。唐太宗时，撰《士族志》，修《氏族志》，并“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世代相传的定式)”。有人因“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其书”。《新唐书》记载这样一件事，说李白死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访其后裔，这时李白惟有的二孙女已因孤穷嫁为民妻，当告知要将她们改为士族时，因不愿更嫁，乃止。唐代有个叫郑仁表的人，靠文章和门阀做过起居郎(编修皇帝起居言行录的官)，尝以门阀文章自高，他有诗曰：“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这里的阀阅是指世家门第，当时的世宦门前都立有旌表(牌坊、匾额等)功绩的柱子。郑仁表荥(yíng)阳人，山东大姓，诗说他家门前的柱子可以捅破天。可见门阀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气势。
门阀子弟
《颜氏家训•勉学篇》对门阀子弟有很精彩的描述：“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马车，穿高跟木鞋。“从容出游，往若神仙。”他们不学无术，科举考试时，偷看别人的答卷。虽靠门第为高官，却只能借他人之手为赋作诗。他们在众人前洗脚，便溺(撒尿)；入他人堂，戏谑妇女；纵恣淫欲，无行无礼。世族无能，史书把它比之为朽木粪墙，遭丧乱之际，便转死沟壑，随风而靡，他们积古沿袭的虚名也就丧失了。这里顺便说一句题外话，日本人穿的木屐(jī木头鞋)应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柳宗元《永州马退山茅亭记》有“谢公之屐齿不及”这样的话，这里的谢公是指东晋的谢灵运，他常穿带齿的木鞋登山。宋代叶紹翁《游园不值》诗是大家熟悉的，其诗曰：“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屝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从诗里看，穿木鞋出游在宋代也很流行。据《魏书》载，当时门第之见在亲属之间也泾渭分明。同堂兄弟，因婚亲贵贱不同，便有士庶(世家大族与普通庶族)之异。“势利之见，存于骨肉之间。”为了维持族姓贵贱的恒久不变，当时的士庶间禁止通婚。门望较下之家，以与望族结婚为莫大的荣幸。门阀制自魏晋至隋唐绵历数百年，说到底是家天下维护自己统治歧视士族(读书人)所为。永贞革新时，朝中旧派老臣反对王叔文、王丕等革新派，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出身寒门，又以棋艺、书法以进。柳宗元生于世代显宦之家，但他反对门阀制，后来贬到永州时，专门写《六逆论》等文公开为王叔文正名，痛斥贱妨贵等邪说。
官场一瞥
唐时官场，我们从柳文和当时人谈及的情景里，也可窥其一斑。柳宗元在《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里谈到他刚入仕时看到的官场情景：“及为蓝田尉，日暮(早晚)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官署)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大家都在做生意。李翱，
字习之，大历七年生，贞元十四年进士，韩愈侄婿，韩门大弟子。著有《李文公集》，其《疏决进献》揭发各地官吏“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这是说官吏经商和酿酒赢利。《百官行状奏》指摘：“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行状，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专为记述死者生平行事而作的文章，一般都请人或由亲朋故旧代笔，妄为赞语谀辞是常事。其官场污秽溢于言表。张籍，柳宗元同时人，也是韩愈弟子。其《张司业诗集》八卷《贾客乐》说：南方商贾用船贩运，“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而“农夫税多长辛苦”。《野老歌》说：“老翁家贫山下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依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官商逐利奢靡可见一般。官吏求利，把官场当市场经营，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这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
柳宗元《送李判官往桂林序》说：“士之习为吏者，恒病于少文。”由此可见，唐代不知诗书的纨绔子弟靠门阴作官的比比皆是。《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称：唐李据，宰相(李)降之姪，生绮纨间，曾不知书，门阴调补渑池丞。判决祗承人(官府办杂务的衙役)：“如此痴顽，岂合喫杖(吃板子)？决(判)五下。”人有曰：“岂合喫杖？不合决他。”李曰：“公何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这里说宰相李降侄子李据，纨绔子弟，不学无术，靠门第做官，为渑池丞。县丞是辅佐县令的八品官。一次，他在判罚祗承人时，错用助词“岂”字，引起争议。“岂”字一般反用，表示反问，作难道解。有人认为，祗承人如此痴顽(呆傻)，既不合吃板子，你怎么判决他。而李据却反驳说，你知道什么？岂是助语，正过来使用有何区别。意思是，祗承人如此痴顽，正合吃板子，打他五大板。这看来是笑话，但它生动地透视出唐代官场社会的现实。
说选官四种人
杨凭与柳宗元书信曾说举荐选拔贤才难，显然是安慰才不得用的柳宗元。柳宗元回信，在《与杨京兆凭书》里详细述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士，理之本也。”说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可由于“知之(了解人才)难，言之(举荐人才)难，听信之(相信人才)难”，“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柳宗元例举了四种人：有才而耻于向别人说的，是上等人才；有才而乐于向别人说的，次之；没有才能而善于自我吹嘘的，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贼也；没有才能也不说可看着象有才能似的，实际是土块木头。可这种人近世却受欢迎，被认为是“长者”，授重臣，亨厚禄，位列三公。其实这是在说那些靠门阀作官的庸类。人们往往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这在乡村称那些平常人为“长者”还可以。可让这些人去为官，尤其是为高官，如同把一些泥塑木雕一类的东西摆放在朝廷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身边奔走，怎么能靠这些人去解救百姓的苦难呢？这样的人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愈坏。“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社会)，都是用人不当啊！柳宗元《祭吕衡州温文》说：而耻于言说，象大志知之者不过十人的吕温，“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其身。”八司马都是不善自我标榜的名流才子，可却遭害被贬。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说：“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数以百计)。”
柳宗元论官场和为人之道
唐代官制
唐承隋制，官场仍由门阀士族主导，一般人很难挤进去，当时大多数读书人靠投门托情、投机钻营来求官取利，这已是社会的常态。为求官阿谀权势，以至卑躬屈膝，时人也不为耻。读书人上书权贵，献文献诗显白取媚蔚然成风。这股靠门第做官之风起于魏、晋、南北朝。当时社会门阀势力风行。北魏孝文帝时，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其中八氏、十姓，出于皇帝宗属，或附属魏的诸国的王氏。而余下三十六族、九十二姓，都是世代的部落大族。当时讲门阴，靠祖先的功勋可得官取利。东汉景帝时，选举官员多为门阀包办。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行九品中正制，即在各州郡用有“声望”的人为中正官，负责考察本州人才品德，分成九等，作为选任官吏的依据。由于中正官都是世族豪门，选人的依据又是“家世”，自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沿此之风，我国自魏晋时代士族地主兴起以来，社会上重门阀修谱牒成风。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谱牒之风仍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这样。李唐称陇西郡望，冒托西凉嫡系，还编造瞎话说自己是道家始祖李耳之后。唐太宗时，撰《士族志》，修《氏族志》，并“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世代相传的定式)”。有人因“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其书”。《新唐书》记载这样一件事，说李白死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访其后裔，这时李白惟有的二孙女已因孤穷嫁为民妻，当告知要将她们改为士族时，因不愿更嫁，乃止。唐代有个叫郑仁表的人，靠文章和门阀做过起居郎(编修皇帝起居言行录的官)，尝以门阀文章自高，他有诗曰：“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这里的阀阅是指世家门第，当时的世宦门前都立有旌表(牌坊、匾额等)功绩的柱子。郑仁表荥(yíng)阳人，山东大姓，诗说他家门前的柱子可以捅破天。可见门阀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气势。
门阀子弟
《颜氏家训•勉学篇》对门阀子弟有很精彩的描述：“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马车，穿高跟木鞋。“从容出游，往若神仙。”他们不学无术，科举考试时，偷看别人的答卷。虽靠门第为高官，却只能借他人之手为赋作诗。他们在众人前洗脚，便溺(撒尿)；入他人堂，戏谑妇女；纵恣淫欲，无行无礼。世族无能，史书把它比之为朽木粪墙，遭丧乱之际，便转死沟壑，随风而靡，他们积古沿袭的虚名也就丧失了。这里顺便说一句题外话，日本人穿的木屐(jī木头鞋)应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柳宗元《永州马退山茅亭记》有“谢公之屐齿不及”这样的话，这里的谢公是指东晋的谢灵运，他常穿带齿的木鞋登山。宋代叶紹翁《游园不值》诗是大家熟悉的，其诗曰：“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屝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从诗里看，穿木鞋出游在宋代也很流行。据《魏书》载，当时门第之见在亲属之间也泾渭分明。同堂兄弟，因婚亲贵贱不同，便有士庶(世家大族与普通庶族)之异。“势利之见，存于骨肉之间。”为了维持族姓贵贱的恒久不变，当时的士庶间禁止通婚。门望较下之家，以与望族结婚为莫大的荣幸。门阀制自魏晋至隋唐绵历数百年，说到底是家天下维护自己统治歧视士族(读书人)所为。永贞革新时，朝中旧派老臣反对王叔文、王丕等革新派，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出身寒门，又以棋艺、书法以进。柳宗元生于世代显宦之家，但他反对门阀制，后来贬到永州时，专门写《六逆论》等文公开为王叔文正名，痛斥贱妨贵等邪说。
官场一瞥
唐时官场，我们从柳文和当时人谈及的情景里，也可窥其一斑。柳宗元在《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里谈到他刚入仕时看到的官场情景：“及为蓝田尉，日暮(早晚)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官署)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大家都在做生意。李翱，
字习之，大历七年生，贞元十四年进士，韩愈侄婿，韩门大弟子。著有《李文公集》，其《疏决进献》揭发各地官吏“有作官店以居商贾者，有酿酒而官沽者”。这是说官吏经商和酿酒赢利。《百官行状奏》指摘：“今之作行状者非其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行状，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专为记述死者生平行事而作的文章，一般都请人或由亲朋故旧代笔，妄为赞语谀辞是常事。其官场污秽溢于言表。张籍，柳宗元同时人，也是韩愈弟子。其《张司业诗集》八卷《贾客乐》说：南方商贾用船贩运，“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而“农夫税多长辛苦”。《野老歌》说：“老翁家贫山下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依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官商逐利奢靡可见一般。官吏求利，把官场当市场经营，用做买卖的手段结交朋友这是当时习以为常的事。
柳宗元《送李判官往桂林序》说：“士之习为吏者，恒病于少文。”由此可见，唐代不知诗书的纨绔子弟靠门阴作官的比比皆是。《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称：唐李据，宰相(李)降之姪，生绮纨间，曾不知书，门阴调补渑池丞。判决祗承人(官府办杂务的衙役)：“如此痴顽，岂合喫杖(吃板子)？决(判)五下。”人有曰：“岂合喫杖？不合决他。”李曰：“公何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这里说宰相李降侄子李据，纨绔子弟，不学无术，靠门第做官，为渑池丞。县丞是辅佐县令的八品官。一次，他在判罚祗承人时，错用助词“岂”字，引起争议。“岂”字一般反用，表示反问，作难道解。有人认为，祗承人如此痴顽(呆傻)，既不合吃板子，你怎么判决他。而李据却反驳说，你知道什么？岂是助语，正过来使用有何区别。意思是，祗承人如此痴顽，正合吃板子，打他五大板。这看来是笑话，但它生动地透视出唐代官场社会的现实。
说选官四种人
杨凭与柳宗元书信曾说举荐选拔贤才难，显然是安慰才不得用的柳宗元。柳宗元回信，在《与杨京兆凭书》里详细述说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士，理之本也。”说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可由于“知之(了解人才)难，言之(举荐人才)难，听信之(相信人才)难”，“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柳宗元例举了四种人：有才而耻于向别人说的，是上等人才；有才而乐于向别人说的，次之；没有才能而善于自我吹嘘的，是祸国殃民的家伙，贼也；没有才能也不说可看着象有才能似的，实际是土块木头。可这种人近世却受欢迎，被认为是“长者”，授重臣，亨厚禄，位列三公。其实这是在说那些靠门阀作官的庸类。人们往往说老实愚笨的人没有害处，这在乡村称那些平常人为“长者”还可以。可让这些人去为官，尤其是为高官，如同把一些泥塑木雕一类的东西摆放在朝廷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身边奔走，怎么能靠这些人去解救百姓的苦难呢？这样的人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愈坏。“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社会)，都是用人不当啊！柳宗元《祭吕衡州温文》说：而耻于言说，象大志知之者不过十人的吕温，“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其身。”八司马都是不善自我标榜的名流才子，可却遭害被贬。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说：“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数以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