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第一节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一、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视角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过,贸易政策的运用可以改变贸易利益的分配。自由贸易理论虽然证明了国际贸易能够提高一国及世界整体的福利,但各国获得的贸易利益并非均等,各国能够获得的贸易利益取决于实际的贸易条件。因而,各国在选择贸易政策时按国家利益行事,为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常常处于倾向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的两难境地,并且常有实施贸易保护的冲动,结果往往背离了效率的原则。

另一方面,从单个国家来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可能会影响到一国的收人分配格局,因而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对此会有不同的反应,受益的一方自然会支持这项政策,而受损的一方则会反对这项政策,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最终决定政策的制定或选择。因此,贸易利益作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度量时,它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

传统经济学对贸易政策的分析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无法全面解释现实中的贸易干预现象。例如:

(1)从国家利益出发,正统经济学并没有绝对否定产业保护,按照幼稚产业理论主张,应当只保护一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但是,一些发达国家所保护的却往往是已经衰退、更无比较优势可言的夕阳产业。

(2)从国家福利的角度考虑,如果某些产业必须保护,应当选择那些保护成本较低的国内政策,而不是选择会造成国内价格和贸易条件双重扭曲的贸易政策,以免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但在现实中,政府在实施保护时,贸易政策工具特别是保护成本很高的非关税壁垒会成为通常的首选。

(3)贸易壁垒在经济衰退发生时比在经济景气时期提高得更多,在进口增长时提高得更快。各国都试图通过贸易限制改变贸易条件来增进自身的福利,但同时也将这种负面影响强加于其他国家,这就是所谓一国单边贸易政策的“贸易条件外部效应”。如果所有国家都独立和理性地制定贸易政策,各国都会因为选择贸易限制的占优均衡而遭受福利损失。进口关税的单边设置固然有利于贸易政策的制定国,但它同时损害了其他实施自由贸易的伙伴,这必然会引起后者的关税报复(贸易战)。而进口关税的双边设置,不仅使博弈双方谁也不能取得贸易条件的有效改善,而且同时降低了彼此的贸易量,从而导致双方的福利状况甚至低于双边自由贸易的情形。此类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贸易条件导致的囚徒困境。

传统贸易理论的分析将贸易政策视为政府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而做出的最优选择(如最优关税理论),将贸易政策仅仅视为外生的,而且给定的约束条件来研究的,从而忽视了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些思想来研究贸易政策问题,认识到贸易政策的决定不仅仅是政府的一种经济选择,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与社会决策。逐步形成了国际贸易研究的一个新分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建立在传统经济学福利分析基础上的规范贸易理论无法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政策作出完美且合理的阐释。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是公共选择理论在贸易政策分析领域的具体运用,它试图回答:

(1)为什么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是自由贸易?

(2)为什么现实中的贸易政策总是试图抑制贸易而不是从总体上促进贸易?

(3)跨越不同行业、国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贸易保护水平的差异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强调贸易政策并不仅仅简单出自建立在经济学家的成本—收益之上的效率计量,而且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通过运用政治行为的经济分析,考察政治决策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和变化、各国的相互作用和国内的结构特征。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鲍得温(R. Baldwin)、迈吉(S. P. Magee)、塔洛克(G. Tullock)、金德尔伯格(C. P. Kindleberger)、奥尔森(M. Olson)、布坎南(J. M. Buchanan)、唐斯(A. Downs)、克鲁格(A. O. Kruger)、库思(J. R. Kurth)和巴格瓦蒂(J. Bhagwati)等,他们为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研究:

在国际的层面是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多考虑的是国际政治对各国贸易关系的影响,焦点是各国之间贸易政策的博弈。

在国内层面是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将贸易政策作为政治市场上政府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从国家目标和社会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解释贸易保护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关注的是贸易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的影响因素,包括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公共选择等方面的分析。

一国的贸易政策又是其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表现为各种相关政策的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倾向。国际贸易虽然改善了一国整体的福利水平,但并不是对贸易国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利,因为国际贸易改变了一国国内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见,这里已经包含了作为贸易保护基础的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这也正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

从经济效率(帕累托最优)的目标看,贸易干预政策的福利效果与自由放任贸易政策相比总是次优的,或者说,在理论上总是存在着替代贸易干预政策的最佳政策。然而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在社会的公共选择过程中“优于”自由贸易政策,其真正源泉必须从政治市场中来寻找答案。正如产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一样,一项贸易政策的制定也是由对该项政策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

贸易政策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促使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选民或公众、政府、官僚、利益集团乃至外国人——将根据各自的既定目标或既得利益产生对新的贸易政策的需求和供给,关税率、补贴率等作为贸易政策的“价格”在政治市场上出清,最终达到均衡稳定状态,从而决定了贸易政策选择的质量(形式)和数量(程度)。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则要看不同利益集团院外活动(lobbying)的结果。

罗德瑞克(D. Rodrik, 1995)描述了贸易政策制定的基本框架,[1]如图15-1:

图15-1  贸易政策制定的基本框架

对贸易政策的需求,由相关的个人利益和利益集团、以及代表或反映这些利益的组织所构成。个人利益或利益集团的要求决定其政策偏好,并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出来,对贸易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这些渠道包括:(1)对政府进行游说;(2)通过在政府中的代言人(或政党)进行利益表达;(3)通过民间团体和社会舆论对政府施压;(4)通过外国政府对本国政府施压;等等。

贸易政策的供给受到政府对政策的偏好及其政策决定机制的影响。政府的政策偏好决定于政府的目标函数,即政府采取不同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而政府的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必须兼顾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因此,政府的政策选择受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任何一项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利益集团的需求和政府供给的均衡。

[1] Rodrik, Dani (1995),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in G. M. Grossman and K. Rogoff (1995,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Amsterdam: Elsevier, pp. 1458-1494.

第一节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

一、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视角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过,贸易政策的运用可以改变贸易利益的分配。自由贸易理论虽然证明了国际贸易能够提高一国及世界整体的福利,但各国获得的贸易利益并非均等,各国能够获得的贸易利益取决于实际的贸易条件。因而,各国在选择贸易政策时按国家利益行事,为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常常处于倾向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的两难境地,并且常有实施贸易保护的冲动,结果往往背离了效率的原则。

另一方面,从单个国家来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可能会影响到一国的收人分配格局,因而不同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对此会有不同的反应,受益的一方自然会支持这项政策,而受损的一方则会反对这项政策,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最终决定政策的制定或选择。因此,贸易利益作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体系的度量时,它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

传统经济学对贸易政策的分析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无法全面解释现实中的贸易干预现象。例如:

(1)从国家利益出发,正统经济学并没有绝对否定产业保护,按照幼稚产业理论主张,应当只保护一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但是,一些发达国家所保护的却往往是已经衰退、更无比较优势可言的夕阳产业。

(2)从国家福利的角度考虑,如果某些产业必须保护,应当选择那些保护成本较低的国内政策,而不是选择会造成国内价格和贸易条件双重扭曲的贸易政策,以免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但在现实中,政府在实施保护时,贸易政策工具特别是保护成本很高的非关税壁垒会成为通常的首选。

(3)贸易壁垒在经济衰退发生时比在经济景气时期提高得更多,在进口增长时提高得更快。各国都试图通过贸易限制改变贸易条件来增进自身的福利,但同时也将这种负面影响强加于其他国家,这就是所谓一国单边贸易政策的“贸易条件外部效应”。如果所有国家都独立和理性地制定贸易政策,各国都会因为选择贸易限制的占优均衡而遭受福利损失。进口关税的单边设置固然有利于贸易政策的制定国,但它同时损害了其他实施自由贸易的伙伴,这必然会引起后者的关税报复(贸易战)。而进口关税的双边设置,不仅使博弈双方谁也不能取得贸易条件的有效改善,而且同时降低了彼此的贸易量,从而导致双方的福利状况甚至低于双边自由贸易的情形。此类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贸易条件导致的囚徒困境。

传统贸易理论的分析将贸易政策视为政府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而做出的最优选择(如最优关税理论),将贸易政策仅仅视为外生的,而且给定的约束条件来研究的,从而忽视了贸易政策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些思想来研究贸易政策问题,认识到贸易政策的决定不仅仅是政府的一种经济选择,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与社会决策。逐步形成了国际贸易研究的一个新分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就在于,建立在传统经济学福利分析基础上的规范贸易理论无法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政策作出完美且合理的阐释。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是公共选择理论在贸易政策分析领域的具体运用,它试图回答:

(1)为什么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是自由贸易?

(2)为什么现实中的贸易政策总是试图抑制贸易而不是从总体上促进贸易?

(3)跨越不同行业、国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贸易保护水平的差异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强调贸易政策并不仅仅简单出自建立在经济学家的成本—收益之上的效率计量,而且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通过运用政治行为的经济分析,考察政治决策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和变化、各国的相互作用和国内的结构特征。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鲍得温(R. Baldwin)、迈吉(S. P. Magee)、塔洛克(G. Tullock)、金德尔伯格(C. P. Kindleberger)、奥尔森(M. Olson)、布坎南(J. M. Buchanan)、唐斯(A. Downs)、克鲁格(A. O. Kruger)、库思(J. R. Kurth)和巴格瓦蒂(J. Bhagwati)等,他们为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研究:

在国际的层面是贸易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多考虑的是国际政治对各国贸易关系的影响,焦点是各国之间贸易政策的博弈。

在国内层面是贸易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学,将贸易政策作为政治市场上政府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从国家目标和社会利益分配的角度来解释贸易保护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关注的是贸易政策的制定和选择过程的影响因素,包括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公共选择等方面的分析。

一国的贸易政策又是其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表现为各种相关政策的自由贸易或贸易保护倾向。国际贸易虽然改善了一国整体的福利水平,但并不是对贸易国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利,因为国际贸易改变了一国国内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见,这里已经包含了作为贸易保护基础的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这也正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

从经济效率(帕累托最优)的目标看,贸易干预政策的福利效果与自由放任贸易政策相比总是次优的,或者说,在理论上总是存在着替代贸易干预政策的最佳政策。然而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在社会的公共选择过程中“优于”自由贸易政策,其真正源泉必须从政治市场中来寻找答案。正如产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一样,一项贸易政策的制定也是由对该项政策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

贸易政策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促使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选民或公众、政府、官僚、利益集团乃至外国人——将根据各自的既定目标或既得利益产生对新的贸易政策的需求和供给,关税率、补贴率等作为贸易政策的“价格”在政治市场上出清,最终达到均衡稳定状态,从而决定了贸易政策选择的质量(形式)和数量(程度)。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则要看不同利益集团院外活动(lobbying)的结果。

罗德瑞克(D. Rodrik, 1995)描述了贸易政策制定的基本框架,[1]如图15-1:

图15-1  贸易政策制定的基本框架

对贸易政策的需求,由相关的个人利益和利益集团、以及代表或反映这些利益的组织所构成。个人利益或利益集团的要求决定其政策偏好,并通过一定的渠道表达出来,对贸易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这些渠道包括:(1)对政府进行游说;(2)通过在政府中的代言人(或政党)进行利益表达;(3)通过民间团体和社会舆论对政府施压;(4)通过外国政府对本国政府施压;等等。

贸易政策的供给受到政府对政策的偏好及其政策决定机制的影响。政府的政策偏好决定于政府的目标函数,即政府采取不同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而政府的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必须兼顾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因此,政府的政策选择受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任何一项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利益集团的需求和政府供给的均衡。

[1] Rodrik, Dani (1995),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in G. M. Grossman and K. Rogoff (1995,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 Amsterdam: Elsevier, pp. 1458-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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