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陆军军官学校”，因学校位于广州黄埔区长洲岛，人们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92年前的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到1930年转至他地的6年间，共招收7期学生，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毕业生总计6349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前五期学员，在抗战中共阵亡2000人左右，也就是说黄埔军校毕业生总数的27%阵亡于抗日战场。
李大钊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前后
1921年12月23日，李大钊通过林伯渠介绍，促成了马林在桂林第一次会见孙中山。其后，双方又进行了三次长谈，讨论有关中国革命和中苏结盟等问题。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中国革命应有一个联系各阶级，特别是联系工农群众的党，要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孙中山在给廖仲恺的电报中说：“见过马林，心上十分高兴。”
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派军队围攻总统府，炮声惊醒睡梦中的孙中山、宋庆龄夫妇。陈炯明倒戈叛变，意在拆南方政府的台，赶孙中山出广东。情况危急，在众人的劝说和协助下，孙中山与宋庆龄从总统府脱险，登上海军的楚豫舰，后移往永丰舰。只可惜，怀孕的宋庆龄在奔跑中不幸流产。鲁迅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1922年8月25日，李大钊赴上海与孙中山晤面，讨论重组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在上海，孙中山再次会见了马林，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以改组国民党，以及建立党领导的军队的意见。
1923年1月18日，李大钊陪同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到上海会见孙中山。23日，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26日，用英文在上海《大陆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联合宣言的签订，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国共两党合作进程开始。此后，孙中山得到苏联派来顾问、支援武器、钱款的帮助。1923年4月，李大钊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指出中国革命要有一个中心力量，这个中心力量当前要由国民党来担当，就要加强和改造它。李大钊在中共三大、西湖会议上，积极参与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与孙中山亲切会谈，并和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一起，促成了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
为谋划建立军事学校，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与马林、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商谈，决定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由四人组成，蒋介石为负责人，张太雷（共产党员，俄文翻译）、沈定一（共产党员）、王登云（后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为成员。9月2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苏联的两个月零27天里主要目的是考察军校建设。蒋介石并不满意苏联军队的一些做法，曾提出终止访问。孙中山得知，立即发电报指出“苏联是惟一的朋友”，劝蒋介石慎重行事，抓紧考察军校建设。这也成为后来蒋介石不愿任军校校长的前因。
在此期间，苏共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特别顾问。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电邀李大钊赴上海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1月29日，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讨论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等问题，并决定把中国传统的讲武堂改称“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招生对象包括党内外一切有志献身国民革命事业、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孙中山亲任校长，委任廖仲恺和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组成核心领导组织，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军校筹建工作的开展，特别责成廖仲恺和鲍罗廷负责军校的具体筹建工作。1923年底，李大钊赴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改组事宜。李大钊认定：“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革命是向前发展的，要发展，首先要把军阀势力铲除干净，这是最主要的。军阀势力铲除不了，革命无法向前推进”，要“靠革命的进步军队，同军阀势力对立、斗争”。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3人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共产党员沈定一、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于方舟、瞿秋白等6 人当选），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实现。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三地设立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执行部，以贯彻中央任务。1924年4月，北京执行部成立，领导京、直、鲁、豫、热、察、绥、奉、吉、黑、内蒙古、晋、甘、新疆、哈尔滨等15个省市的工作。孙中山指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徐谦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组织部部长李大钊、工人部部长丁惟汾、调查部部长王法勤、青年部部长于树德、宣传部部长马叙伦、农民部部长谭熙鸿，切望国共两党成员相互尊重，团结共处，创出业绩。
1月2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李济深（邓演达代）、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7人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申府参加筹备工作。由于蒋辞职赴沪，便由廖仲恺代理筹备工作，并负责招生事宜。孙中山亲自题写校名“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3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布告》和《陆军军官学校考试委员会启事》等文告。北京执行部为军校第一期招生物色人选，经李大钊、谭熙鸿、丁惟汾、石瑛、谭克敏等共同负责遴选，最后推荐孙元良、陈以仁、曾扩情、王君培、韩绍文、石美麟、张忠頫、肖洪、周惠元、陆杰、胡遯、张鼎铭等12人报考黄埔军校，最终全被录取。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领导下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作小组，积极保荐优秀青年去军校学习，还举办了投考黄埔军校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
1924年3月27日，黄埔军校举行第一期新生入学考试。4月28日，黄埔军校放榜，正取350人，备取120人，录取学生编成4个队。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中共党组织从各地选派来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新生陆续入校。
5月21日，张国焘及其妻杨子烈等4人在北京被捕后，供出李大钊、张昆弟等共产党人。22日，李大钊剃掉胡须，由长子李葆华陪同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险。6月上旬，于树德专程到五峰山向李大钊传达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决定由李大钊为首席代表，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李大钊在遭受北洋政府内务部通缉的情况下，秘密往返昌黎、北京之间，积极谋划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相关事宜。经过努力，6月17日中共代表团启程经哈尔滨、满洲里到达莫斯科。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军校大门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是“革命者来”。孙中山选定6月16日这一天开学，是要牢记军队的重要、陈炯明叛变的教训。孙中山亲临发表演说，提出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办学宗旨，以学习苏联建军经验，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为办学方针。
戴朝震的《采访国民党“一大”见闻》
“守常老师住在长堤的东亚酒店，我陪他同住一个房间。行装甫卸，中山先生便打发侍卫来请守常老师去谈话。以后，过不了几天就约他前去，有时谈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我曾问过他，中山先生找你谈些什么呀？他说，主要谈大会宣言即改组党和创办军校的事。”
“蒋介石也来看过守常老师。记得那天我正陪着守常老师在客厅吃橘子，蒋介石进来了，我略事周旋便退进了卧室。他完全是一副军人神态，言谈很拘谨。蒋介石走后，守常老师告诉我，是中山先生要他来商量办黄埔军校的事，他当时任中山先生大本营的参谋。”
这两段文字，一是介绍了李大钊与孙中山确实曾经交谈过创办黄埔军校的事情。二是介绍了蒋介石曾奉孙中山之命，与李大钊商量过办黄埔军校的事情。
这两段文字摘自戴朝震的文章《采访国民党“一大”见闻》，发表在1984年1月28日的《团结报》上。作者戴朝震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法科政治系后，担任过北京学生联合会所办日刊的主编。同李大钊经常接触，国民党筹备一大时，李大钊让他与自己同行，以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主任名义随同采访。在广州与李大钊同居一室，其见闻具有可信性。
孙中山的卫士范良回忆说：“李大钊到广州后，住在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的官舍”，“我当时看到他们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携手革命而操心。”李大钊初到广州下榻东亚酒店，当时就是孙中山大元帅的临时官舍，所以，范良的回忆也没有使用“大元帅府”这样的称呼，而是称之“大元帅的官舍”。至于李大钊与戴朝震会同住一个房间，这正是李大钊一贯主张的简易、朴实生活作风的具体展现。
李大钊参与黄埔军校组织建设
关于李大钊参与黄埔军校的组织建设，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李大钊参与推荐政治部副主任；二是决定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
李大钊参与推荐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黄埔第一人张申府是李大钊参与推荐的。1920年10月，张申府与李大钊共同发起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是“南陈北李”之间的唯一联络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底，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到法国留学。1924年2月，经李大钊和陈独秀推荐，张申府从欧洲回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受到廖仲恺等人的欢迎。筹办黄埔军校过程中，孙中山邀请了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总顾问加伦、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礼别列夫、炮兵顾问加列里、工兵顾问互林、政治顾问喀拉觉夫等40多位苏俄专家帮助自己创办军校。张申府通晓英语、德语，在莫斯科时已和蒋介石相识，就成了蒋介石的翻译。但是张申府拒绝加入国民党。考虑到张申府与李大钊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以及其在法国里昂大学任教授的资历，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成为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领导层中的第一人。
建校之初，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张申府为副主任；教练部主任李济深，邓演达为副主任兼总队长；教授部主任王伯龄，叶剑英为副主任；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骏彦，俞飞鹏为副主任；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李其芳为副主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教育长先后由胡谦、王伯龄、何应钦、邓演达等担任。后增设参谋处，钱大钧为处长。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离开时，张申府任政治部代主任。
决定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开学后，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和党代表廖仲恺让张申府推荐人才，张申府列出15人的名单，其中有周恩来、周佛海、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等。后来，张申府因难于与蒋介石共事，于1924年7月决定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他向廖仲恺建议由周恩来接任自己的职务。
周恩来1917年6月南开学校毕业，东渡日本求学，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后考入南开大学（仅读了一年）。9月16日，周恩来在草厂庵召集郭隆真、邓颖超、马骏、刘清扬等20名青年参加觉悟社成立大会。9月21日，李大钊到天津讲演，并与觉悟社成员座谈，和周恩来亲切交谈。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与李大钊一起出席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五团体茶话会，提出“改造联合”的主张，得到李大钊的全力支持。11月，离开天津赴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二三月间，共产党员张申府和刘清扬对周恩来考察，决定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然后报告国内的陈独秀。陈独秀同意后，周恩来成为正式共产党员。
1924年，张申府写信给周恩来，告知希望回国到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在巴黎接到张申府的信，当即复信自己的行动“须俟CP 中央决定”。张申府告诉廖仲恺，廖仲恺同意并给周恩来等海外留学人员寄去归国路费。实际上如张申府所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广东大学暑假过后开学时，我从天津回到广州，见到周恩来问起给他寄款之事，周说没有收到。原来钱款刚汇出，周已经搭乘一条邮船动身回国了。”周恩来是在1924年7月中旬辞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一起于7月下旬从法国启程回国，9月初抵达广州，正当廖仲恺接受黄埔军校师生的强烈要求，决定撤换政治部主任邵元冲，经与蒋介石校长、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会商，请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面对廖仲恺的请求，1924年9月，中共中央考虑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邵元冲尚未免职，决定周恩来先去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拟定周恩来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当时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1924年11月，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中共广东区委正式决定派周恩来接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
1924 年9月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受到学员的好评。11月，被正式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推行红军经验，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构，设立各级党代表；开设政治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出色的工作，使近乎于空壳的政治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作得有声有色，对黄埔军校第一、二期学员思想影响很大。周恩来正式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时间是1924年11月到1925年1月，只有3个月。1925年1月，周恩来任东征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前身）政治部主任。1926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搞清党，周恩来便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去了上海。
责任编辑 李卫康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陆军军官学校”，因学校位于广州黄埔区长洲岛，人们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92年前的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到1930年转至他地的6年间，共招收7期学生，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毕业生总计6349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前五期学员，在抗战中共阵亡2000人左右，也就是说黄埔军校毕业生总数的27%阵亡于抗日战场。
李大钊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前后
1921年12月23日，李大钊通过林伯渠介绍，促成了马林在桂林第一次会见孙中山。其后，双方又进行了三次长谈，讨论有关中国革命和中苏结盟等问题。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中国革命应有一个联系各阶级，特别是联系工农群众的党，要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孙中山在给廖仲恺的电报中说：“见过马林，心上十分高兴。”
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革命，派军队围攻总统府，炮声惊醒睡梦中的孙中山、宋庆龄夫妇。陈炯明倒戈叛变，意在拆南方政府的台，赶孙中山出广东。情况危急，在众人的劝说和协助下，孙中山与宋庆龄从总统府脱险，登上海军的楚豫舰，后移往永丰舰。只可惜，怀孕的宋庆龄在奔跑中不幸流产。鲁迅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1922年8月25日，李大钊赴上海与孙中山晤面，讨论重组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在上海，孙中山再次会见了马林，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以改组国民党，以及建立党领导的军队的意见。
1923年1月18日，李大钊陪同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到上海会见孙中山。23日，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26日，用英文在上海《大陆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联合宣言的签订，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国共两党合作进程开始。此后，孙中山得到苏联派来顾问、支援武器、钱款的帮助。1923年4月，李大钊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指出中国革命要有一个中心力量，这个中心力量当前要由国民党来担当，就要加强和改造它。李大钊在中共三大、西湖会议上，积极参与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与孙中山亲切会谈，并和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等一起，促成了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的早日建立。
为谋划建立军事学校，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与马林、蒋介石、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商谈，决定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代表团由四人组成，蒋介石为负责人，张太雷（共产党员，俄文翻译）、沈定一（共产党员）、王登云（后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为成员。9月2日，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苏联的两个月零27天里主要目的是考察军校建设。蒋介石并不满意苏联军队的一些做法，曾提出终止访问。孙中山得知，立即发电报指出“苏联是惟一的朋友”，劝蒋介石慎重行事，抓紧考察军校建设。这也成为后来蒋介石不愿任军校校长的前因。
在此期间，苏共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特别顾问。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电邀李大钊赴上海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1月29日，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讨论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事学校等问题，并决定把中国传统的讲武堂改称“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招生对象包括党内外一切有志献身国民革命事业、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孙中山亲任校长，委任廖仲恺和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组成核心领导组织，推动国民党改组和军校筹建工作的开展，特别责成廖仲恺和鲍罗廷负责军校的具体筹建工作。1923年底，李大钊赴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改组事宜。李大钊认定：“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革命是向前发展的，要发展，首先要把军阀势力铲除干净，这是最主要的。军阀势力铲除不了，革命无法向前推进”，要“靠革命的进步军队，同军阀势力对立、斗争”。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3人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共产党员沈定一、韩麟符、毛泽东、张国焘、于方舟、瞿秋白等6 人当选），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实现。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三地设立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执行部，以贯彻中央任务。1924年4月，北京执行部成立，领导京、直、鲁、豫、热、察、绥、奉、吉、黑、内蒙古、晋、甘、新疆、哈尔滨等15个省市的工作。孙中山指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徐谦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主任，组织部部长李大钊、工人部部长丁惟汾、调查部部长王法勤、青年部部长于树德、宣传部部长马叙伦、农民部部长谭熙鸿，切望国共两党成员相互尊重，团结共处，创出业绩。
1月24日，孙中山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正式下令，筹建陆军军官学校，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宣布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李济深（邓演达代）、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7人为筹备委员。中国共产党委派张申府参加筹备工作。由于蒋辞职赴沪，便由廖仲恺代理筹备工作，并负责招生事宜。孙中山亲自题写校名“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3月，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处布告》和《陆军军官学校考试委员会启事》等文告。北京执行部为军校第一期招生物色人选，经李大钊、谭熙鸿、丁惟汾、石瑛、谭克敏等共同负责遴选，最后推荐孙元良、陈以仁、曾扩情、王君培、韩绍文、石美麟、张忠頫、肖洪、周惠元、陆杰、胡遯、张鼎铭等12人报考黄埔军校，最终全被录取。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领导下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作小组，积极保荐优秀青年去军校学习，还举办了投考黄埔军校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
1924年3月27日，黄埔军校举行第一期新生入学考试。4月28日，黄埔军校放榜，正取350人，备取120人，录取学生编成4个队。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中共党组织从各地选派来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新生陆续入校。
5月21日，张国焘及其妻杨子烈等4人在北京被捕后，供出李大钊、张昆弟等共产党人。22日，李大钊剃掉胡须，由长子李葆华陪同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险。6月上旬，于树德专程到五峰山向李大钊传达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决定由李大钊为首席代表，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李大钊在遭受北洋政府内务部通缉的情况下，秘密往返昌黎、北京之间，积极谋划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相关事宜。经过努力，6月17日中共代表团启程经哈尔滨、满洲里到达莫斯科。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军校大门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升官发财请走别路”，下联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批是“革命者来”。孙中山选定6月16日这一天开学，是要牢记军队的重要、陈炯明叛变的教训。孙中山亲临发表演说，提出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办学宗旨，以学习苏联建军经验，采取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为办学方针。
戴朝震的《采访国民党“一大”见闻》
“守常老师住在长堤的东亚酒店，我陪他同住一个房间。行装甫卸，中山先生便打发侍卫来请守常老师去谈话。以后，过不了几天就约他前去，有时谈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来，我曾问过他，中山先生找你谈些什么呀？他说，主要谈大会宣言即改组党和创办军校的事。”
“蒋介石也来看过守常老师。记得那天我正陪着守常老师在客厅吃橘子，蒋介石进来了，我略事周旋便退进了卧室。他完全是一副军人神态，言谈很拘谨。蒋介石走后，守常老师告诉我，是中山先生要他来商量办黄埔军校的事，他当时任中山先生大本营的参谋。”
这两段文字，一是介绍了李大钊与孙中山确实曾经交谈过创办黄埔军校的事情。二是介绍了蒋介石曾奉孙中山之命，与李大钊商量过办黄埔军校的事情。
这两段文字摘自戴朝震的文章《采访国民党“一大”见闻》，发表在1984年1月28日的《团结报》上。作者戴朝震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法科政治系后，担任过北京学生联合会所办日刊的主编。同李大钊经常接触，国民党筹备一大时，李大钊让他与自己同行，以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主任名义随同采访。在广州与李大钊同居一室，其见闻具有可信性。
孙中山的卫士范良回忆说：“李大钊到广州后，住在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的官舍”，“我当时看到他们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携手革命而操心。”李大钊初到广州下榻东亚酒店，当时就是孙中山大元帅的临时官舍，所以，范良的回忆也没有使用“大元帅府”这样的称呼，而是称之“大元帅的官舍”。至于李大钊与戴朝震会同住一个房间，这正是李大钊一贯主张的简易、朴实生活作风的具体展现。
李大钊参与黄埔军校组织建设
关于李大钊参与黄埔军校的组织建设，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李大钊参与推荐政治部副主任；二是决定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
李大钊参与推荐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黄埔第一人张申府是李大钊参与推荐的。1920年10月，张申府与李大钊共同发起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是“南陈北李”之间的唯一联络者，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底，张申府以蔡元培秘书的名义到法国留学。1924年2月，经李大钊和陈独秀推荐，张申府从欧洲回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受到廖仲恺等人的欢迎。筹办黄埔军校过程中，孙中山邀请了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总顾问加伦、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礼别列夫、炮兵顾问加列里、工兵顾问互林、政治顾问喀拉觉夫等40多位苏俄专家帮助自己创办军校。张申府通晓英语、德语，在莫斯科时已和蒋介石相识，就成了蒋介石的翻译。但是张申府拒绝加入国民党。考虑到张申府与李大钊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影响，以及其在法国里昂大学任教授的资历，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成为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领导层中的第一人。
建校之初，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张申府为副主任；教练部主任李济深，邓演达为副主任兼总队长；教授部主任王伯龄，叶剑英为副主任；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骏彦，俞飞鹏为副主任；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李其芳为副主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教育长先后由胡谦、王伯龄、何应钦、邓演达等担任。后增设参谋处，钱大钧为处长。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离开时，张申府任政治部代主任。
决定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开学后，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和党代表廖仲恺让张申府推荐人才，张申府列出15人的名单，其中有周恩来、周佛海、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等。后来，张申府因难于与蒋介石共事，于1924年7月决定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他向廖仲恺建议由周恩来接任自己的职务。
周恩来1917年6月南开学校毕业，东渡日本求学，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后考入南开大学（仅读了一年）。9月16日，周恩来在草厂庵召集郭隆真、邓颖超、马骏、刘清扬等20名青年参加觉悟社成立大会。9月21日，李大钊到天津讲演，并与觉悟社成员座谈，和周恩来亲切交谈。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与李大钊一起出席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五团体茶话会，提出“改造联合”的主张，得到李大钊的全力支持。11月，离开天津赴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二三月间，共产党员张申府和刘清扬对周恩来考察，决定介绍周恩来加入共产党，然后报告国内的陈独秀。陈独秀同意后，周恩来成为正式共产党员。
1924年，张申府写信给周恩来，告知希望回国到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在巴黎接到张申府的信，当即复信自己的行动“须俟CP 中央决定”。张申府告诉廖仲恺，廖仲恺同意并给周恩来等海外留学人员寄去归国路费。实际上如张申府所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广东大学暑假过后开学时，我从天津回到广州，见到周恩来问起给他寄款之事，周说没有收到。原来钱款刚汇出，周已经搭乘一条邮船动身回国了。”周恩来是在1924年7月中旬辞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一起于7月下旬从法国启程回国，9月初抵达广州，正当廖仲恺接受黄埔军校师生的强烈要求，决定撤换政治部主任邵元冲，经与蒋介石校长、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会商，请中共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面对廖仲恺的请求，1924年9月，中共中央考虑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邵元冲尚未免职，决定周恩来先去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192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广东区委，拟定周恩来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部长。当时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1924年11月，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中共广东区委正式决定派周恩来接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
1924 年9月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受到学员的好评。11月，被正式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推行红军经验，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构，设立各级党代表；开设政治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出色的工作，使近乎于空壳的政治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工作得有声有色，对黄埔军校第一、二期学员思想影响很大。周恩来正式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时间是1924年11月到1925年1月，只有3个月。1925年1月，周恩来任东征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前身）政治部主任。1926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搞清党，周恩来便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去了上海。
责任编辑 李卫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