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们在战争年代欠下的债，是得用多少小老百姓的生命伤痛来偿还呀？
…………………………
腾讯·大家
文/罗世宏
7月7日，但还有人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在台湾还处在“报禁”的那个时代，报纸虽然只有三大张，但每年到了7月7日这一天，照例总会加印一张“七七抗战○○周年纪念专刊”，图文并茂但宣传味十足。约莫从1990年代开始，因为报禁解除而增张的报纸，反而不再出版“七七抗战○○周年纪念专刊”，显示台湾社会丕变之外，也显示国民党对文宣系统的控制已经大不如前。
今年即将迎来七七抗战纪念日的七十七周年，当年号称“六十万大军”、辗转撤退到的“国军”，至今大多已经作古，还留下的也都已入耋耄之年。这一整代人的生命故事，对台湾而言，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人文历史资产。
当年，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宣传口号下，曾有相当长的时间，随蒋介石赴台的士兵被禁止结婚成家，许多人也因为这个不人道的政策而错过了终生大事。随着宣传口号逐渐化为泡沫，这些年轻的士兵一个个变成了在台湾被称作“老芋仔”的老兵。被称作“老芋仔”，主要是与自称“蕃薯仔”的台湾本省人做区别，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为了安抚这群离乡背井、孤孓一身在台的军人，国民党在1951年制订了《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规定服役满两年以上战士或是国军遗眷，未来可以分到田产（年产稻谷二千斤面积之田地），后来又在1954年颁订《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施行细则》。这张“支票”迟迟无法兑现，国民党政府为了稳定军心，乃于1956年7月10日再次公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凭据颁发办法》，并且开始发放多达五十多万张的“战士授田凭据”，为的是至少有张凭据在手，可以安定近六十万之众的战士的军心。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清楚：“战士授田凭据”这张支票终究没能兑现，国民党政府只好开始在1957年在台湾“授田”给一部分的退伍战士，让他们去台湾山林公有地上开垦。但对于更多陆续退伍的老兵而言，这张支票证明真的兑现不了，1980年代后期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之际，他们再也等不下去，于是纷纷走向街头向政府要求改用金钱补偿。
争议了几年之后，台湾的“立法院”在1990年通过《战士授田凭据处理条例》，开始用五万到五十万台币的补偿金让老兵手上的战士授田证得以兑换现金，前后总共发出了752亿元台币的补偿金。根据台湾军方公布的资料，当年核定有条件领取补偿金的人数，高达53万多人，迄今已领取补偿金的人数已达到45万多人，已领取比率约占八成五，但尚有约8万张战士授田证尚未兑领现金，而且大多属于已经在台亡故的老兵，尚待老兵在大陆的亲属提出申领请求。
比较特殊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等待遗族申领的战士授田证补偿金的领取年限仍是设定为“无限期”，不像政府的其他补偿金通常设定了严格的申领年限。这么特殊处理的理由很充分，毕竟对不乏参加过抗战和内战的这个老兵群体来说，经历了战乱离散的时代，国民党政府欠他们的不只是唤不回的青春。
这个老兵群体的生命故事，其实是台湾非常珍贵的人文历史资产。这几年，看过很多感人的视频和文字纪录，为了抢救逐渐凋零中的老兵群体的生命故事，而与时间赛跑。汤湘竹导演的《山有多高》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部纪录片，配上陈建年的同名歌曲，这部纪录片让观者莫不动容。而李广钧教授主编的《离与苦：战争的延续》一书，以及外省台湾人协会策划出版的《流离记意 : 无法寄达的家书》，也为抗战老兵这个逐渐被淡忘的群体生命故事，留下了一篇篇十分动人的纪录。
这个老兵群体当中的许多人，在1987年蒋经国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以后，他们因为台湾海峡隔绝了数十年的乡愁，终于逐渐得到了安顿。但还是有位居社会底层的抗战老兵，犹原在乡愁的梦回中找不到出口，现年85岁高龄的抗战老兵王成松就是其中的一个。
去年底，在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协寻下，王成松终于找到了失散至今超过六十年的大陆女儿。6月24日，在龙越慈善基金会人员孙春龙的陪同下，单身在台生活已超过一甲子岁月的抗战老兵王成松，终于将有机会见到特地来台团聚的女儿王秀兰。
老人当年隶属国军第18军，一路败退，辗转到了台湾。那时，王秀兰才刚满两周岁；如今，王秀兰已经66岁了。据任职龙越慈善基金会、发起“老兵回家”慈善工作项目的孙春龙转述，王秀兰在得知父亲还在世的消息时说道：
这些年都以为父亲死了，逢年过节都曾给他烧纸钱。突然有了他的消息，我整夜都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我就想问他，身体好不好，想不想女儿，想不想家乡……
当年留在中国大陆的王秀兰，七岁时因为母亲改嫁而被伯父收养。从此，她不仅没有见过亲生父亲，也再没有机会见到过她的亲生母亲。听到这里，我不禁心中为之一颤：大人物们在战争年代欠下的债，是得用多少小老百姓的生命伤痛来偿还呀？
(资料图：6月24日，王秀兰与失散67年的父亲相见，父女俩相拥痛哭。)
像王成松这样的正在快速凋零中的抗战老兵群体，值得更多人关心和尊敬。根据台湾“退辅会”公布的资料，近几年来每年亡故的老兵约有1万5千人，意味着这个群体正加速凋零当中；而每年也几乎都会听到亡故老兵生前省吃俭用，遗愿将毕生积蓄捐作公益的事迹，甚至前几年还有一位名叫洪中海的老兵荣登《福布斯》杂志评选的“亚洲慈善英雄榜”。
一位在台湾已经逐渐凋零的抗战老兵，与失散六十多年的女儿团聚，这样的故事值得让更多人知道。现在台湾虽然已经不再大张旗鼓纪念抗战，但是对于像王成松这些硕果仅存的抗战老兵群体，实在有必要抓紧时间为他们再多做些什么，至少，我们可以从抢救，并且传诵他们的生命故事做起，也是两岸人民可以一起努力，一起做的事。
关于作者：
罗世宏，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
大人物们在战争年代欠下的债，是得用多少小老百姓的生命伤痛来偿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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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大家
文/罗世宏
7月7日，但还有人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在台湾还处在“报禁”的那个时代，报纸虽然只有三大张，但每年到了7月7日这一天，照例总会加印一张“七七抗战○○周年纪念专刊”，图文并茂但宣传味十足。约莫从1990年代开始，因为报禁解除而增张的报纸，反而不再出版“七七抗战○○周年纪念专刊”，显示台湾社会丕变之外，也显示国民党对文宣系统的控制已经大不如前。
今年即将迎来七七抗战纪念日的七十七周年，当年号称“六十万大军”、辗转撤退到的“国军”，至今大多已经作古，还留下的也都已入耋耄之年。这一整代人的生命故事，对台湾而言，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人文历史资产。
当年，在“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宣传口号下，曾有相当长的时间，随蒋介石赴台的士兵被禁止结婚成家，许多人也因为这个不人道的政策而错过了终生大事。随着宣传口号逐渐化为泡沫，这些年轻的士兵一个个变成了在台湾被称作“老芋仔”的老兵。被称作“老芋仔”，主要是与自称“蕃薯仔”的台湾本省人做区别，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为了安抚这群离乡背井、孤孓一身在台的军人，国民党在1951年制订了《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规定服役满两年以上战士或是国军遗眷，未来可以分到田产（年产稻谷二千斤面积之田地），后来又在1954年颁订《反-共-抗-俄战士授田条例施行细则》。这张“支票”迟迟无法兑现，国民党政府为了稳定军心，乃于1956年7月10日再次公布《反-共-抗-俄战士授田凭据颁发办法》，并且开始发放多达五十多万张的“战士授田凭据”，为的是至少有张凭据在手，可以安定近六十万之众的战士的军心。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清楚：“战士授田凭据”这张支票终究没能兑现，国民党政府只好开始在1957年在台湾“授田”给一部分的退伍战士，让他们去台湾山林公有地上开垦。但对于更多陆续退伍的老兵而言，这张支票证明真的兑现不了，1980年代后期在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之际，他们再也等不下去，于是纷纷走向街头向政府要求改用金钱补偿。
争议了几年之后，台湾的“立法院”在1990年通过《战士授田凭据处理条例》，开始用五万到五十万台币的补偿金让老兵手上的战士授田证得以兑换现金，前后总共发出了752亿元台币的补偿金。根据台湾军方公布的资料，当年核定有条件领取补偿金的人数，高达53万多人，迄今已领取补偿金的人数已达到45万多人，已领取比率约占八成五，但尚有约8万张战士授田证尚未兑领现金，而且大多属于已经在台亡故的老兵，尚待老兵在大陆的亲属提出申领请求。
比较特殊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些等待遗族申领的战士授田证补偿金的领取年限仍是设定为“无限期”，不像政府的其他补偿金通常设定了严格的申领年限。这么特殊处理的理由很充分，毕竟对不乏参加过抗战和内战的这个老兵群体来说，经历了战乱离散的时代，国民党政府欠他们的不只是唤不回的青春。
这个老兵群体的生命故事，其实是台湾非常珍贵的人文历史资产。这几年，看过很多感人的视频和文字纪录，为了抢救逐渐凋零中的老兵群体的生命故事，而与时间赛跑。汤湘竹导演的《山有多高》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部纪录片，配上陈建年的同名歌曲，这部纪录片让观者莫不动容。而李广钧教授主编的《离与苦：战争的延续》一书，以及外省台湾人协会策划出版的《流离记意 : 无法寄达的家书》，也为抗战老兵这个逐渐被淡忘的群体生命故事，留下了一篇篇十分动人的纪录。
这个老兵群体当中的许多人，在1987年蒋经国开放老兵返乡探亲以后，他们因为台湾海峡隔绝了数十年的乡愁，终于逐渐得到了安顿。但还是有位居社会底层的抗战老兵，犹原在乡愁的梦回中找不到出口，现年85岁高龄的抗战老兵王成松就是其中的一个。
去年底，在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协寻下，王成松终于找到了失散至今超过六十年的大陆女儿。6月24日，在龙越慈善基金会人员孙春龙的陪同下，单身在台生活已超过一甲子岁月的抗战老兵王成松，终于将有机会见到特地来台团聚的女儿王秀兰。
老人当年隶属国军第18军，一路败退，辗转到了台湾。那时，王秀兰才刚满两周岁；如今，王秀兰已经66岁了。据任职龙越慈善基金会、发起“老兵回家”慈善工作项目的孙春龙转述，王秀兰在得知父亲还在世的消息时说道：
这些年都以为父亲死了，逢年过节都曾给他烧纸钱。突然有了他的消息，我整夜都睡不着觉，也吃不下饭，我就想问他，身体好不好，想不想女儿，想不想家乡……
当年留在中国大陆的王秀兰，七岁时因为母亲改嫁而被伯父收养。从此，她不仅没有见过亲生父亲，也再没有机会见到过她的亲生母亲。听到这里，我不禁心中为之一颤：大人物们在战争年代欠下的债，是得用多少小老百姓的生命伤痛来偿还呀？
(资料图：6月24日，王秀兰与失散67年的父亲相见，父女俩相拥痛哭。)
像王成松这样的正在快速凋零中的抗战老兵群体，值得更多人关心和尊敬。根据台湾“退辅会”公布的资料，近几年来每年亡故的老兵约有1万5千人，意味着这个群体正加速凋零当中；而每年也几乎都会听到亡故老兵生前省吃俭用，遗愿将毕生积蓄捐作公益的事迹，甚至前几年还有一位名叫洪中海的老兵荣登《福布斯》杂志评选的“亚洲慈善英雄榜”。
一位在台湾已经逐渐凋零的抗战老兵，与失散六十多年的女儿团聚，这样的故事值得让更多人知道。现在台湾虽然已经不再大张旗鼓纪念抗战，但是对于像王成松这些硕果仅存的抗战老兵群体，实在有必要抓紧时间为他们再多做些什么，至少，我们可以从抢救，并且传诵他们的生命故事做起，也是两岸人民可以一起努力，一起做的事。
关于作者：
罗世宏，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