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 2005年第2期
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
欧阳晓明
内容提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
位与社会行为取向做了实证调查和分析。研究发现, 取向与传统的中国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 、身体、智力等方面的特点(万传文, 1987; 范丹妮, 1996) 。对独生子女的性格, 社会舆论把他们描绘成自私、, 缺乏社会交往、组织能力的一代人。其中, 被批评、指责最多的缺点就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苏颂兴, 1994) 。在新闻报道和街头巷议中常看到或听到专门形容独生子女的新名词, 如“四二一综合症”、“小皇帝”、“小太阳”等等, 以1986年为界, 以前的大多数研究都认为独生子女在性格上有很多的缺陷, 而1986年以后, 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都否定以前的看法, 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不具有显著的差异(苏颂兴, 1994; 风笑天, 1993; 范丹妮, 1996) 。然而, 我认为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如果建立在这种单纯的比较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话, 就会进入一个误区。因为中国独生子女是特定时期、特定政策的产物。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具体规定:(1) 双职工:一胎; (2) 夫妇当中一人是国家职工, 一人是农民:一胎; (3) 夫妇双方都是社办厂职工:一胎; (4) 夫妇双方一人是社办厂职工, 一人是农民:二胎; (5) 双农户:二胎(并有其它的限制或辅助条件) 。这使得中国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城、乡二元格局, 即城镇新生人口以独生子女为主体, 农村新生人口以非独生子女为主体。而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使即使是同期出生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都失去可比性;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这20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转型时期, 因此, 不同期出生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也不具有可比性。在近20年来的城市新生人口中, 非独生子女出生的机会非常小。从本调查的样本同样可以看出, 城市中学生的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事实上构成了这一代城市人口的主体。因此, 本文没有设非独生子女作为参照样体而采用比较的方法, 而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独生子女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位和他们的社会行为取向, 并对其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
很显然, 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所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会不会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就中国人而言, 人之概念的精粹为个体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定位。因为传统的中国人强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界定自我身份(杨国枢, 1992) , 中国人的自我实际上是一个追求个人与人、与社会集体之平衡的过程(吴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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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如果像人们所议论和担心的那样, 一代独生子女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 那么, 他们是否会形成新的社会行为取向并建立一种新式的人际互动模式? 本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 研究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位及他们在社会行为取向上的抉择。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 理论框架
我曾对20世纪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关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研究作过较系统的梳理(欧阳晓明, 2002) 。最重要的概念主要有费孝通(1998) 的差序格局, 许火良光(1990) 的情境中心, 杨国枢(1992) 的社会取向, 何友辉(1991) 的关系取向以及翟学伟(1995, 1997, 1998) 的社会行为四因素配置论。此外, 还有如帕森斯(T. Pars ons , 1951) 的特殊主义、梁漱溟(1988) 的伦理本位、杨懋春(1972/1988) 的家族主义、韦政通(1972/1988) 的权威性格、杨中芳(1992) 的社会优先等等, 的特点, 那就是, 无论中国人社会行动的动机如何, 显的他导性。也就是说,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 、喜好和愿望出发的, 而是依据所处的身份、。对比各种理论架构, , , 还是从其讨论, , 这四个特征和内涵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它们代表四项次级运作或适应方式, 所表现的是个体如何与团体融合(家族取向) , 如何与其他个体融合(关系取向) , 如何与权威融合(权威取向) , 如何与非特定他人融合(他人取向) 。本研究选择杨国枢的“社会取向论”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 结合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特点, 对中国新一代人的社会行为取向进行探讨。本文提出的假设是: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和核心家庭, 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会发生从社会取向到个我取向的变化。验证这一假设有赖于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他们在家庭中重自我而非重父母, 具有较明显的自我取向; 他们在同学和朋友的关系中, 个我取向的的倾向更大, 而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的倾向更少; 他们的权威取向弱化, 个人取向增强, 家长与老师失去了昔日的绝对权威。
(二) 调查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是根据独生子女在不同的人际环境中的自我定位与社会行为取向的几个维度而设计的。不同的人际环境主要是指, 家庭中与父母的关系, 即亲子关系, 学校中与老师之间的师生关系和与同学、朋友之间的同龄群体关系。问卷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类似于李凯尔特的态度量表, 针对具体问题, 请填答者在很同意、有些同意、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太同意、不同意等五个等级上选出与本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行为相符合的答案。第二部分是封闭式问题, 请填答者选出最符合实际生活的一个答案, 主要内容是反映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问卷的第三部分是背景资料, 如性别、年龄、父母的职业等等。
(三) 调查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的样本均为南京市在读中学生, 选取中学生群体作为样本, 主要是因为:(1) 根据认知发展理论(Piaget , 1932; K ohlberg , 1969) 和社会化的阶段的理论, 中学生处于青春期阶段, 虽然他们的心理与行为仍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但他们已有了自己判断事物的标准38
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 因此他们的社会行为取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很多有关独生子女的研究是针对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小学生群体的。他们对独生子女性格的批评, 如“以自我为中心”等等, 实际上是一般儿童的正常形象, 是与儿童的身心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普遍特征。按照埃里克森(Eriks on , 1968) 的自我发展理论,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是获得同一感(identi 2ty ) , 克服同一感混乱(identity confusion ) 阶段, 其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时蓉华, 1998) 。因此, 中学生阶段形成与发展了相对稳定的社会自我, 会扮演“概化他人”的角色(乔治・米德, 1999) 。所以, 选择中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更能客观地反映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2) 城市普及了中学教育, 从而使中学生能够作为这一年龄阶段的城市人口的代表。一个社会在某一时期, 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心理与行为模式, 可称之为这个社会的“众趋性格”(文崇一, 1988; 杨国枢, 1988; 杨懋春, 1988) , 也被称为“社会性格”或“国民性”(nationalcharacter ) 。因此, 行为取向的话, 他们将代表一代城市人口的众趋性格。
为了避免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差异性, , 最后选择了五所学校分别是:中。, 500份问卷, 除了五, , 一个高中班。由于问卷, 、收回的, 因而问卷的回收率很高, 一共收回问卷9818%, 剔除无效问卷10份, 484份有效问卷供研究使用。数据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PC ) 输入并处理。
样本构成特点为:1、中学生的性别比例比较平衡, 女生占5117%, 略高于男生; 2、中学生中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占样本总数的9414%, 非独生子女只有516%。本研究不采用比较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取向, 因此少量非独生子女不放在分析之中。
三、调查结果的描述与分析
我们首先按照三个维度即家庭(父母) 取向、他人取向、权威取向来描述调查的结果。在此需要交代的是, 这三个维度的划分是为了论述上的方便, 而不是绝对的。三个维度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或相互排斥, 但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 家庭(父母) 取向还是自我取向? 传统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上有很明显的家族取向的特征。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 亲子关系是以“父为子纲”为最高或普遍原则。“孝”是子代的核心价值, 在家庭中, 个人必需对父母服从, 为了家, 为了父母, 应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因而, 在传统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中, 子代的定位是父母取向的, 那么, 新一代城市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自我定位是怎样的取向呢? 即在家庭中, 独生子女以父母的情感、信念、观点为重还是以自己内在的情感、信念、观点为重。从调查问卷中明显地看出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自我定位及其社会行为取向具有自我取向的特点。他们不是以父母的情感、信念和价值观为重, 而是以自己的喜好、情感和价值观为社会行为的指导。如对问题“与父母意见不同时, 我顺从父母的意见”的回答“很同意”的只占512%, “有些同意”的占2017%, 一共2519%, 而回答“不太同意”的有3312%, “不同意”的有2011%, 共占5313%。在交友方面, 独生子女表现出最为明显的自主性。如对问题“父母不喜欢的人, 我不与他交往”, 回答“很同意”的占1011%, “有些同意”的占2013%, 一共占3014%, 而“不太同意”的占3512%, “不同意”的有1812%, 一共占5314%; 再如对问题“为了顺从父母, 我会不遵守对朋友的诺言”, 回答“很同意”的仅占119%, “有些同意”的占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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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只占711%, 而“不太同意”的占2211%, “不同意”的占6115%, 一共占8316%。
(二) 他人取向还是自我取向? 在朋友、同学之间的同龄群体关系中, 传统的中国人倾向于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关系取向是传统的中国人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 这不仅表现在家庭或家庭内部, 而且扩大与自己发生联系的任何范围, 从而在各种关系网络中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这使得中国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 为了维护与别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以免招来各种麻烦, 从而在社会行为上又具有他人取向的特点。那么, 独生子女在朋友、同学关系中是如何自我定位的, 他们的社会行为取向是怎样的呢? 我们从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独生子女在同龄群体关系中明显具有自我取向的特点。传统中国人在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下, 为了维护与他人和谐的关系, 都倾向于对别人说好话。在与人交往和互动中, 他们善于运用他人正面性评价原则(翟学伟, 1999) , 即使是有违自己真实感受与意见也无所谓(杨国枢, 1992; 许火良光, 1990) 。然而, 我们在调查结果中发现, 的自我意识, 从而不易于受关系和他人的影响。如对问题“的话”。回答“很同意”的只占416%, 911%, 7而回答“不太同意”的占3615%, “不同意”的占2911%; 想做就不做, “很同意”和“。在他人取向下, 人们会表现出较, 即使我不喜欢也会去做”, 回答“很%, 1314%, 一共占2514%, 而回答“不太同意”的有24%, “3214%, 一共为5614%, 还有812%的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这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独生子女不具有明显的从众心理与行为, 他们在社会行为上表现出较明显的自我取向, 有自己独立的意见与选择。他们对是否有主见的自我评价在问题“凡事有自己的主见, 我不容易受别人的摆布”的回答中得到反映, 有4918%的人回答“很同意”, 3015%的人回答“有些同意”, 共8013%, 而“不太同意”的占514%, “不同意”的只占018%, 一共只占612%。传统的中国人在关系取向下, 判断事物采用特殊主义(凭借与行动者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 的原则, 从而是非观念是因人而异的, 很容易袒护与自己有各种联系的人。然而, 调查发现独生子女在朋友关系中能保持相对客观的、普遍主义(独立于行动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而制定的规则) 的判断标准与原则(Pars ons , 1951) 。如对问题“好朋友做了坏事, 我会尽量为他袒护”的回答“很同意”的仅占616%, “有些同意”的占1214%, 一共为19%, 而回答“不太同意”的占2611%, “不同意”的则占2715%, 持否定态度的一共有5316%。从上述可知,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在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和在同学、朋友的同龄群体关系中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自我取向”。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所依赖的第二个问题, 即独生子女在同学、朋友的同龄群体关系中, 自我取向与个人取向的倾向更大, 而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的倾向更少。
(三) 权威取向还是个人取向? “权威性格”(authoritarian pers onality ) 一词是阿多诺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这一概念后来常被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们用来描述中国人的性格。韦政通(1972/1988) 认为阿多诺等人的权威性格的某些特征完全适合中国人的传统理想性格, 相当贴切地描述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文崇一(1972/1988) 和曾文星(1972/1988) 分别从价值观及性格发展的角度, 看中国人的性格, 而得出类似的结论。杨国枢(1992) 在“社会取向论”中提出“权威取向”是中国人之社会取向的重要运作特征之一。他认为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过分重视、崇拜及依赖权威的心理与行为倾向。他们对权威的存在40
非常敏感、崇拜和依赖, 使其在社会行动中努力运用“权威的普遍性原则”(翟学伟, 1999) 。在任何角色关系中, 除非他明确知道自己权威, 否则将对方视为权威, 从而以对上的方式待他。这已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安全措施或社会行动的策略。那么, 中国一代独生子女是否具有这种“权威取向”呢?
我们的调查显示,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 父母不再是孩子和社会行动和与人交往的指南。独生子女们不再唯父母之命是从, 而是有相当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由此可见, 在家庭中, 孩子不再具有明显的权威取向。而独生子女在同龄群体中的自我定位及社会行为取向, 我们曾得出结论,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在同龄群体中有明显的自我取向的特点, 他们没有权威的敏感性, 不会盲目地崇拜和依赖他人。此外, 问卷中设有问题“老师的话大多是对的”, 回答“很同意”的占2115%, “有些同意”的占3315%, “不同意”也不反对的占16%, “不太同意”的占19%, “不同意”的占10%。, 而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权威在这一代独生子女面前日益弱化。
与“权威性格”相对应的是“平权性格”, 而与“个人取向”。, 每个, 也要求他人能够平等待人。。在我们, 回答“很同意”的占7915%, “有些169011%, 而回答“不太同意”的占119%, “不同意”的占119%, 318%, 为极少数。而在问题“我能尊重同学、朋友的不同意见”中有5215%的人回答“很同意”, 3117%的人回答“有些同意”, 即持肯定态度的占8412%, 而回答“不太同意”的占219%, “不同意”的占119%, 一共只占418%。由此可见, 被调查者中绝大多数人具有较为明显的平权意识, 与前述被调查者的权威性格或权威取向弱化相适应。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所依赖的第三个问题, 即独生子女的权威取向弱化, 家长和老师失去了昔日的绝对权威。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的假设获得了基本的验证。我们得出基本的结论: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在社会行为取向上倾向于自我取向和个人取向。这种自我取向和个人取向并不代表他们没有集体观念或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倾向于在社会行动中重视发挥自己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而免受别人不必要的影响、保护和指导。
四、简要结语
通过以上对南京市中学生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行为取向的调查研究, 我们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变化的变迁,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与传统的中国人的行为的他导性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们的社会行为取向具有明显的“个我取向”的特点。他们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都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对社会行为的选择不为他人的看法、观点所左右。他们判断事物能采用较为客观的普遍性原则, 而不因关系或情境的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差异。与传统的中国人相比, 他们更倾向于内思外行的一致性, 当这种社会行为取向成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特征, 并构成主流文化的重要部分时, 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人的人际互动的传统模式, 乃至整个社会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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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邮编: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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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研究》 2005年第2期
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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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
位与社会行为取向做了实证调查和分析。研究发现, 取向与传统的中国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 、身体、智力等方面的特点(万传文, 1987; 范丹妮, 1996) 。对独生子女的性格, 社会舆论把他们描绘成自私、, 缺乏社会交往、组织能力的一代人。其中, 被批评、指责最多的缺点就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苏颂兴, 1994) 。在新闻报道和街头巷议中常看到或听到专门形容独生子女的新名词, 如“四二一综合症”、“小皇帝”、“小太阳”等等, 以1986年为界, 以前的大多数研究都认为独生子女在性格上有很多的缺陷, 而1986年以后, 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都否定以前的看法, 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相比不具有显著的差异(苏颂兴, 1994; 风笑天, 1993; 范丹妮, 1996) 。然而, 我认为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如果建立在这种单纯的比较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话, 就会进入一个误区。因为中国独生子女是特定时期、特定政策的产物。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具体规定:(1) 双职工:一胎; (2) 夫妇当中一人是国家职工, 一人是农民:一胎; (3) 夫妇双方都是社办厂职工:一胎; (4) 夫妇双方一人是社办厂职工, 一人是农民:二胎; (5) 双农户:二胎(并有其它的限制或辅助条件) 。这使得中国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城、乡二元格局, 即城镇新生人口以独生子女为主体, 农村新生人口以非独生子女为主体。而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使即使是同期出生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都失去可比性;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这20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转型时期, 因此, 不同期出生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也不具有可比性。在近20年来的城市新生人口中, 非独生子女出生的机会非常小。从本调查的样本同样可以看出, 城市中学生的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事实上构成了这一代城市人口的主体。因此, 本文没有设非独生子女作为参照样体而采用比较的方法, 而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独生子女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位和他们的社会行为取向, 并对其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
很显然, 关于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所隐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会不会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就中国人而言, 人之概念的精粹为个体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定位。因为传统的中国人强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界定自我身份(杨国枢, 1992) , 中国人的自我实际上是一个追求个人与人、与社会集体之平衡的过程(吴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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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如果像人们所议论和担心的那样, 一代独生子女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 那么, 他们是否会形成新的社会行为取向并建立一种新式的人际互动模式? 本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 研究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位及他们在社会行为取向上的抉择。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 理论框架
我曾对20世纪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关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研究作过较系统的梳理(欧阳晓明, 2002) 。最重要的概念主要有费孝通(1998) 的差序格局, 许火良光(1990) 的情境中心, 杨国枢(1992) 的社会取向, 何友辉(1991) 的关系取向以及翟学伟(1995, 1997, 1998) 的社会行为四因素配置论。此外, 还有如帕森斯(T. Pars ons , 1951) 的特殊主义、梁漱溟(1988) 的伦理本位、杨懋春(1972/1988) 的家族主义、韦政通(1972/1988) 的权威性格、杨中芳(1992) 的社会优先等等, 的特点, 那就是, 无论中国人社会行动的动机如何, 显的他导性。也就是说,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 、喜好和愿望出发的, 而是依据所处的身份、。对比各种理论架构, , , 还是从其讨论, , 这四个特征和内涵为: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它们代表四项次级运作或适应方式, 所表现的是个体如何与团体融合(家族取向) , 如何与其他个体融合(关系取向) , 如何与权威融合(权威取向) , 如何与非特定他人融合(他人取向) 。本研究选择杨国枢的“社会取向论”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 结合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特点, 对中国新一代人的社会行为取向进行探讨。本文提出的假设是: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和核心家庭, 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会发生从社会取向到个我取向的变化。验证这一假设有赖于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他们在家庭中重自我而非重父母, 具有较明显的自我取向; 他们在同学和朋友的关系中, 个我取向的的倾向更大, 而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的倾向更少; 他们的权威取向弱化, 个人取向增强, 家长与老师失去了昔日的绝对权威。
(二) 调查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是根据独生子女在不同的人际环境中的自我定位与社会行为取向的几个维度而设计的。不同的人际环境主要是指, 家庭中与父母的关系, 即亲子关系, 学校中与老师之间的师生关系和与同学、朋友之间的同龄群体关系。问卷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类似于李凯尔特的态度量表, 针对具体问题, 请填答者在很同意、有些同意、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太同意、不同意等五个等级上选出与本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行为相符合的答案。第二部分是封闭式问题, 请填答者选出最符合实际生活的一个答案, 主要内容是反映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问卷的第三部分是背景资料, 如性别、年龄、父母的职业等等。
(三) 调查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的样本均为南京市在读中学生, 选取中学生群体作为样本, 主要是因为:(1) 根据认知发展理论(Piaget , 1932; K ohlberg , 1969) 和社会化的阶段的理论, 中学生处于青春期阶段, 虽然他们的心理与行为仍具有较大的可塑性, 但他们已有了自己判断事物的标准38
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 因此他们的社会行为取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很多有关独生子女的研究是针对幼儿园的小朋友和小学生群体的。他们对独生子女性格的批评, 如“以自我为中心”等等, 实际上是一般儿童的正常形象, 是与儿童的身心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普遍特征。按照埃里克森(Eriks on , 1968) 的自我发展理论, 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是获得同一感(identi 2ty ) , 克服同一感混乱(identity confusion ) 阶段, 其核心问题是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时蓉华, 1998) 。因此, 中学生阶段形成与发展了相对稳定的社会自我, 会扮演“概化他人”的角色(乔治・米德, 1999) 。所以, 选择中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更能客观地反映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2) 城市普及了中学教育, 从而使中学生能够作为这一年龄阶段的城市人口的代表。一个社会在某一时期, 大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心理与行为模式, 可称之为这个社会的“众趋性格”(文崇一, 1988; 杨国枢, 1988; 杨懋春, 1988) , 也被称为“社会性格”或“国民性”(nationalcharacter ) 。因此, 行为取向的话, 他们将代表一代城市人口的众趋性格。
为了避免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差异性, , 最后选择了五所学校分别是:中。, 500份问卷, 除了五, , 一个高中班。由于问卷, 、收回的, 因而问卷的回收率很高, 一共收回问卷9818%, 剔除无效问卷10份, 484份有效问卷供研究使用。数据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PC ) 输入并处理。
样本构成特点为:1、中学生的性别比例比较平衡, 女生占5117%, 略高于男生; 2、中学生中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占样本总数的9414%, 非独生子女只有516%。本研究不采用比较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取向, 因此少量非独生子女不放在分析之中。
三、调查结果的描述与分析
我们首先按照三个维度即家庭(父母) 取向、他人取向、权威取向来描述调查的结果。在此需要交代的是, 这三个维度的划分是为了论述上的方便, 而不是绝对的。三个维度并非完全相互独立或相互排斥, 但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 家庭(父母) 取向还是自我取向? 传统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上有很明显的家族取向的特征。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 亲子关系是以“父为子纲”为最高或普遍原则。“孝”是子代的核心价值, 在家庭中, 个人必需对父母服从, 为了家, 为了父母, 应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因而, 在传统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中, 子代的定位是父母取向的, 那么, 新一代城市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自我定位是怎样的取向呢? 即在家庭中, 独生子女以父母的情感、信念、观点为重还是以自己内在的情感、信念、观点为重。从调查问卷中明显地看出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自我定位及其社会行为取向具有自我取向的特点。他们不是以父母的情感、信念和价值观为重, 而是以自己的喜好、情感和价值观为社会行为的指导。如对问题“与父母意见不同时, 我顺从父母的意见”的回答“很同意”的只占512%, “有些同意”的占2017%, 一共2519%, 而回答“不太同意”的有3312%, “不同意”的有2011%, 共占5313%。在交友方面, 独生子女表现出最为明显的自主性。如对问题“父母不喜欢的人, 我不与他交往”, 回答“很同意”的占1011%, “有些同意”的占2013%, 一共占3014%, 而“不太同意”的占3512%, “不同意”的有1812%, 一共占5314%; 再如对问题“为了顺从父母, 我会不遵守对朋友的诺言”, 回答“很同意”的仅占119%, “有些同意”的占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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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只占711%, 而“不太同意”的占2211%, “不同意”的占6115%, 一共占8316%。
(二) 他人取向还是自我取向? 在朋友、同学之间的同龄群体关系中, 传统的中国人倾向于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关系取向是传统的中国人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 这不仅表现在家庭或家庭内部, 而且扩大与自己发生联系的任何范围, 从而在各种关系网络中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这使得中国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 为了维护与别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以免招来各种麻烦, 从而在社会行为上又具有他人取向的特点。那么, 独生子女在朋友、同学关系中是如何自我定位的, 他们的社会行为取向是怎样的呢? 我们从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独生子女在同龄群体关系中明显具有自我取向的特点。传统中国人在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下, 为了维护与他人和谐的关系, 都倾向于对别人说好话。在与人交往和互动中, 他们善于运用他人正面性评价原则(翟学伟, 1999) , 即使是有违自己真实感受与意见也无所谓(杨国枢, 1992; 许火良光, 1990) 。然而, 我们在调查结果中发现, 的自我意识, 从而不易于受关系和他人的影响。如对问题“的话”。回答“很同意”的只占416%, 911%, 7而回答“不太同意”的占3615%, “不同意”的占2911%; 想做就不做, “很同意”和“。在他人取向下, 人们会表现出较, 即使我不喜欢也会去做”, 回答“很%, 1314%, 一共占2514%, 而回答“不太同意”的有24%, “3214%, 一共为5614%, 还有812%的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这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独生子女不具有明显的从众心理与行为, 他们在社会行为上表现出较明显的自我取向, 有自己独立的意见与选择。他们对是否有主见的自我评价在问题“凡事有自己的主见, 我不容易受别人的摆布”的回答中得到反映, 有4918%的人回答“很同意”, 3015%的人回答“有些同意”, 共8013%, 而“不太同意”的占514%, “不同意”的只占018%, 一共只占612%。传统的中国人在关系取向下, 判断事物采用特殊主义(凭借与行动者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 的原则, 从而是非观念是因人而异的, 很容易袒护与自己有各种联系的人。然而, 调查发现独生子女在朋友关系中能保持相对客观的、普遍主义(独立于行动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而制定的规则) 的判断标准与原则(Pars ons , 1951) 。如对问题“好朋友做了坏事, 我会尽量为他袒护”的回答“很同意”的仅占616%, “有些同意”的占1214%, 一共为19%, 而回答“不太同意”的占2611%, “不同意”的则占2715%, 持否定态度的一共有5316%。从上述可知,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在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和在同学、朋友的同龄群体关系中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自我取向”。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所依赖的第二个问题, 即独生子女在同学、朋友的同龄群体关系中, 自我取向与个人取向的倾向更大, 而关系取向和他人取向的倾向更少。
(三) 权威取向还是个人取向? “权威性格”(authoritarian pers onality ) 一词是阿多诺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这一概念后来常被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们用来描述中国人的性格。韦政通(1972/1988) 认为阿多诺等人的权威性格的某些特征完全适合中国人的传统理想性格, 相当贴切地描述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文崇一(1972/1988) 和曾文星(1972/1988) 分别从价值观及性格发展的角度, 看中国人的性格, 而得出类似的结论。杨国枢(1992) 在“社会取向论”中提出“权威取向”是中国人之社会取向的重要运作特征之一。他认为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过分重视、崇拜及依赖权威的心理与行为倾向。他们对权威的存在40
非常敏感、崇拜和依赖, 使其在社会行动中努力运用“权威的普遍性原则”(翟学伟, 1999) 。在任何角色关系中, 除非他明确知道自己权威, 否则将对方视为权威, 从而以对上的方式待他。这已成为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安全措施或社会行动的策略。那么, 中国一代独生子女是否具有这种“权威取向”呢?
我们的调查显示,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 父母不再是孩子和社会行动和与人交往的指南。独生子女们不再唯父母之命是从, 而是有相当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由此可见, 在家庭中, 孩子不再具有明显的权威取向。而独生子女在同龄群体中的自我定位及社会行为取向, 我们曾得出结论,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在同龄群体中有明显的自我取向的特点, 他们没有权威的敏感性, 不会盲目地崇拜和依赖他人。此外, 问卷中设有问题“老师的话大多是对的”, 回答“很同意”的占2115%, “有些同意”的占3315%, “不同意”也不反对的占16%, “不太同意”的占19%, “不同意”的占10%。, 而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权威在这一代独生子女面前日益弱化。
与“权威性格”相对应的是“平权性格”, 而与“个人取向”。, 每个, 也要求他人能够平等待人。。在我们, 回答“很同意”的占7915%, “有些169011%, 而回答“不太同意”的占119%, “不同意”的占119%, 318%, 为极少数。而在问题“我能尊重同学、朋友的不同意见”中有5215%的人回答“很同意”, 3117%的人回答“有些同意”, 即持肯定态度的占8412%, 而回答“不太同意”的占219%, “不同意”的占119%, 一共只占418%。由此可见, 被调查者中绝大多数人具有较为明显的平权意识, 与前述被调查者的权威性格或权威取向弱化相适应。这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所依赖的第三个问题, 即独生子女的权威取向弱化, 家长和老师失去了昔日的绝对权威。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的假设获得了基本的验证。我们得出基本的结论: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在社会行为取向上倾向于自我取向和个人取向。这种自我取向和个人取向并不代表他们没有集体观念或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倾向于在社会行动中重视发挥自己的独立性和主动性, 而免受别人不必要的影响、保护和指导。
四、简要结语
通过以上对南京市中学生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定位和社会行为取向的调查研究, 我们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变化的变迁, 中国城市独生子女的社会行为取向与传统的中国人的行为的他导性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们的社会行为取向具有明显的“个我取向”的特点。他们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都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对社会行为的选择不为他人的看法、观点所左右。他们判断事物能采用较为客观的普遍性原则, 而不因关系或情境的不同而具有明显的差异。与传统的中国人相比, 他们更倾向于内思外行的一致性, 当这种社会行为取向成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特征, 并构成主流文化的重要部分时, 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人的人际互动的传统模式, 乃至整个社会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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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邮编: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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