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攘外必先安内的古今巨变
摘要:“攘外必先安安内”在古代中国有着肥沃的政治和思想土壤供其生根发芽。在“家天下”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先“安内”后“攘外”成为一种统治需要。到了近代，社会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饱受百年外辱的中国，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显得不合时宜。这也是为何同样的“攘外必先安内”，在古代和近代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待遇。
关键词:攘外必先安内 历史渊源 蒋介石
一、前言
在中国，“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治命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最早的运用可追溯至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回顾其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与古代中国内外关系、政治思想、经济模式、传统道德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古代中国掌权者的观念中，特别是前人大量的成功实践证明，“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策略有着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这使得“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军，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自此，这一政策开始饱受国人诟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攘外必先安内”成为评价蒋介石时的主要批判方向， “攘外必先安内”也被打上了“卖国政策”的标签。
那么“攘外必先安内”是否真的只是挂安内只虚，行卖国之实呢？
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攘外必先安内”的古今巨变。
二、历史发展过程
“攘外必先安内”非蒋介石一家之言，其最早可追溯至北宋宰相赵普。宋太宗年间, 九州岛未定, 四夷并起。鉴于此内外局势，宋廷宰相赵普上书太宗，陈述利害，进谏良策。赵普在奏折中写到“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进行正面阐述。
此政策的论述虽源于北宋，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一直存在，并为统治者所青睐和运用。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权面临内外交困，统治出现危机时，历代统治者往往以安内为中心，并辅以攘外措施，以应付政权危机，维护政权延续。
中国古代统治者之所以愿意选择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除了有政策布置上的惯性外，还有中国历史上有诸多事例足以印证该政策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就远处而言，我们可谈春秋时期齐桓公“尊王攘夷”之事。 春秋时期，天子势微，诸侯祸起，兵矢交伐，纷争不止。在此内部列国诸侯交伐频频，外部戎狄屡屡犯境侵扰的形势下，周氏江山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在此危难时刻，春秋首霸齐桓公毅然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率军平定霍乱诸侯，欲先“安内”以“尊王”，“尊王”以联合诸侯国民，后“攘外”驱逐戎狄，以解边患。最终结果是齐桓公以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的身份，安定了内部局势，威慑四夷莫敢犯边。最主要的是齐桓公获得了周天子的信任，被尊为霸主，比原
本诸侯长的身份更为尊贵，可代天子以令诸侯。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策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齐国作为诸侯长有代天子巡查诸侯的权利，又因其“尊王攘夷”的口号符合时局的需要，也符合周天子和大部分诸侯封国的利益。如此齐桓公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终能成事。
到了秦汉时期，九州归一，帝制确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全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在中国得以确立，随之改变的还有百姓的思想观念，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开始根植在底层民众的思想里。与此同时，在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等美好期望和大一统观念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安内”愈发显得重要。或许在统治者看来，外部威胁只是一时，内部威胁却可以让政权倾覆。
西汉初期，政权初定。连年战乱致使经济凋敝，国民生产尚未恢复。与此同时，国内异姓王拥兵自重，北方匈奴频频袭扰。在治国理念和内外政策上，汉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将恢复生产、增强国力与削藩并重，把“安内”牢牢地放在治国第一位，同时兼具“攘外”。由于当时的国力不足以“攘外”平边疆匈乱，所以当时的“攘外”方式以和亲为主，意在稳住匈奴，争取时间。历经六十余年，终安定作乱列国，强盛西汉国力，奋高、惠、文、景、武帝五世余烈，兵出塞北，毕功于一役，平定匈奴。这又是中国历史上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成功事例。
前有齐桓公“尊王攘夷”，后有汉初五帝先“安内”后“攘外”的成功事例，无怪乎后世王朝乐衷于先“内安”后“攘外”的策略。
即使是一心精忠报国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也曾极力谏言“攘外必先安内”。南宋初年，岳飞虽忙于北伐战事，但仍心挂内部匪患。他曾上述高宗，极力谏言，陈晓利害，所呈奏折名言“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由此可见，岳飞当时认为治匪患应是当前第一要务，不然匪患不除，何以攘外？流寇不绝，何以服远？所以欲“攘外”必先“安内”，岳家军若想北伐功成，恢复中原，必先要安定后方，不然一切皆是妄谈。
明末统治者在“安内”和“攘外”的先后顺序上与前朝统治者们达成了共识。明末崇祯年间，朱氏江山摇摇欲坠，大厦将倾。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八旗频频叩关。最初崇祯是打算“安内”与“攘外”并举，但是高估了明朝的实力，也低估了李、张、女真的实力，导致内不得安，外未能定，错过了镇压内部动乱的最佳时机。虽然后期崇祯也把主要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但是力有不逮，且边关又需要重兵驻守，这种情形下焉有不覆之理？崇祯在“攘外”和“安内”间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要为明末军事上的失败负责。
三、攘外必先安内存在的原因
古代中国作为东方强国，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远胜于周边国家。强盛的综合国力使得中国无惧于来自周边政权的挑战，至少大部分时候是的。在元清以前，即使是面对匈奴、五胡、契丹、女真等强势外族，汉族政权至多是偏居江南，九州全部沦陷之事从未发生过。古代中国朝代更替往往始于内乱确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对封建
统治者而言，其统治地位的最大威胁绝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有趣的是，一般情况下，中国内部出现动荡的时候也是外患最严重的时候。而内部安定之时，也是四方皆服，万邦来朝之时。难怪乎士大夫皆善言内安则服远。
古代中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是，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有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提倡的是四海归一，九州共主。更何况夏商周之时，中国已是进入“家天下”的统治模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君主们恪守的原则。作为国家的主人，统治阶级能够容许国土以外有其他势力的存在，但绝不允许治下有任何威胁其统治的存在。整治内乱也就成了统治阶级们维护统治的基础。
中国的宗法制最明显的社会管理作为就是通过宗内自治的形式构建一个的稳定社会秩序。正所谓家有其宗，国亦有其宗。如果把国家看做大宗。各家就是小宗。不论是人反小宗，还是小宗反大宗都是背叛行为，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涉及到古代中国的价值取向。因此，重“安内”轻“攘外”的思想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在经济模式上，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明显的内向性。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民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土地上，这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关注“家内”的社会意识。
综上所述，“攘外必先安内”之所以能够扎根在古代中国统治阶级的观念之中，不仅仅是效仿前人功法，更多的还是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以及受到政治模式、社会意识的影响。
四、蒋介石与“攘外必先安内”
1．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说到“攘外必先安内”，最为国人熟知的应属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该政策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也正是这项政策的推行，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为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自此，“攘外必先安内”在中国不再是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象征，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各界对该政策多加批判，因此“攘外必先安内”终于成为饱受国人诟病和唾弃的卖国政策。
蒋介石“安内”的目的十分明确。“安内”需以“剿共”为中心，辅以统一党内势力工作的进行，推动国民政府“中央一体化”进程，另加紧充实国防，加强战备等事宜。这是蒋介石“安内”的主要工作。现在主流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内安”策略并非单纯的安内，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统一国内各方势力打造一个集权中央，而是诣在建立一个大独裁政府，把自己送上独裁者的位置上。换句话说，主流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带有私心。
蒋介石的“攘外”思想很简单，无非是抵御外侮，固守疆土，恢复中华。这里的恢复中华指的并不是孙中山同盟会时期的恢复中华，此恢复中华实为中华民国图强之志，也是蒋介石
现如今，大多数人特别是普通民众一般认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其实不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从提出到形成政策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早在1929年，蒋介石便已在公开场合发表关于“攘外”“安内”的言论。1929年6
月26日，蒋介石发表讨冯文章，称讨冯非内安，实为攘外。28日通电全国强调“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1] （刘家富. 《“攘外必先安内”的提出及演变》.[D].上海大学.2008年）。1931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致安内攘外书》一文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蠢”的口号。到此为止蒋介石已经两次在正式场合提到“攘外必先安内”，但尚未形成一个政策。直至1932年5月，《上海停战协议》签订，中日矛盾暂时得到缓和，蒋介石才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并使之成为国民党的基本国策。
[2]（刘家富. 《“攘外必先安内”的提出及演变》.[D].上海大学.2008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全国抗日呼声高涨。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华北自治，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放下政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为主流舆论。但这时的蒋介石罔顾东北沦陷、华北自治的事实，无视国民抗日呼声，在整顿各地军阀后又急于把精力投入到消灭各地红军的战事中。为此，蒋介石受到了中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谴责，各方诘言四起。但面对谴责，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可谓是置若罔闻，在清肃国内反对势力这件事上一意孤行
2．举棋不定的“攘外”
为何蒋介石宁愿背负骂名也不愿暂缓“剿共”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蒋介石拘泥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又或者是像现代部分学者所言，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代表的是
“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所以并未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同时矛盾的是，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本人又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于公于私蒋介石都没有忍气吞声、甘受日侮的道理。
虽然也有观点认为，蒋介石之所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其中原因是蒋介石认为如果由共产党统治中国，蒋介石和国民党将会被推翻。但是，如果日本统治了中国，蒋介石和国民党仍可以依附日本，代日本管理中国，说不得日后仍有机会壮大势力摆脱日本的控制。这说法有点类似于汪兆铭的曲线救国策略。但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对蒋介石本人不了解的情况下得出的，如果对蒋介石本人思想进行梳理会发现，蒋介石是一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即使他后来为了借助美国的力量，愿意暂时寄人篱下，但他也不会因为惜命而甘当亡国奴。
首先，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强烈独立精神的人。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蒋介石就曾“力图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控制蒋介石”。1926年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写到“革命需求自立，不可勉强迁就”，“这是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他能独立自由地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3]（杨天石着. 蒋介石日记解读《找寻真实的蒋介石》[M].山西. 人民陕西出版社.2008年.65页）。据此推测，蒋介石既然连共产国际和苏联插手中国革命的事情都心有顾虑，那他如何愿意看到日本进驻东北与觊觎华北呢？
我们说蒋介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也是中华民国的领袖。作为领袖他要站在“保国保种”的角度思考问题，为达到目的他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进行长期退让，实行所谓的不抵抗政策。而蒋介石却说他有自己的考虑，而我们通过分析蒋介石的行动可以把蒋介石的思考总结为：中日实力悬殊，压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何况我军备战不足，打打军阀、红军尚有余力，如果面对日军，守土抗战尚且力有不逮，何来收复失地之说？为今之计，唯有，许以小利拖住日本的步伐，将日本全面侵华的日期无限延后。我党乘此韬光养晦之机，安定内患，扩充军备，加紧备战，待训练出60个德械师后，便挥师北上，收复失地。
通过翻阅学者们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的确是有上述的想法。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也曾积极抗日。蒋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战”。但蒋介石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精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则与之交涉”。[4]（杨天石着. 蒋介石日记解读《找寻真实的蒋介石》[M].山西. 人民陕西出版社.2008年.146页）这说明蒋介石在抗战之余尚存与日本和谈的幻想。这并不能说他愿意甘受屈辱，只能说他以妥协求“国存”求“种存”。当时不仅是蒋介石，国民党高层徐永昌、何应钦都认为与日作战无异于自取灭亡。在知识阶层中，胡适、蒋梦麟也主张“忍痛求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直至日本全面侵华的4年后，既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后，蒋介石政府才对日宣战。可能
直到那时，蒋介石才真正的下定“攘外”决心。
3. 坚定的攘外必先安内
与“攘外”上的举棋不定相比，蒋介石 “安内”的立场却异常坚定！
1927年的北伐胜利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10年间，蒋介石穷尽全党之力于军阀混战、剿灭红军的战时之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中共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蒋介石仍致力于向陕甘宁的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但最后由于张、杨突然发起兵谏，逼蒋抗日，围剿事宜不得不搁置下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蒋介石的“安内”政策理应到此为止，专心抗日。但蒋介石千不该万不该在民族危亡时刻仍坚持其反动的“安内”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政策仿佛又彻底回到了最初的“攘外必先安内”。其结果就是，统一战线出现裂痕，中国的前途愈发渺茫。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成就之高确实值得国人歌颂，但合作之下的各怀鬼胎、貌合神离始终使抗战各方如鲠在喉。因为国民党一方从未过多的表现合作的诚意。
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可谓损人不利己，还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项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注定成为蒋介石一生无法洗脱的污点。
4. 蒋介石洗不掉的污点
中国自古以来都有“攘外必先安内”的传统，特别是“家天下”
政治和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为这一思想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和思想土壤。
但近代中国终究不同于古代中国。古代的中国国力强盛，威震东方，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国，四周藩国莫不俯首称臣。即使在五胡乱华、两宋势微之后仍能重新崛起。在有识之士的心中，古代中国就是强大的代名词。可是近代却不同，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历经外族百年欺辱，对外战败屡屡不断，丧权条约接踵而至。在此期间，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一直压抑在内心深处，稍有触碰便会剧烈爆发。时代不同了，所行政策也不可拘泥于前人经验，蒋介石的政策无疑用错了时候。
在这种社会心态下，任何外部刺激都能激起民众过激反映。五四运动就是如此。
就近代以来对中国上海最深的国家而言，非日本莫属。两次打断中国近代化进程，彻底摧毁中国洋务运动至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努力。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恨不能手刃日寇，又怎能容忍“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由此可见，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出现的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思维里，外患猛如虎，而内斗已经显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浅谈攘外必先安内的古今巨变
摘要:“攘外必先安安内”在古代中国有着肥沃的政治和思想土壤供其生根发芽。在“家天下”和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先“安内”后“攘外”成为一种统治需要。到了近代，社会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饱受百年外辱的中国，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显得不合时宜。这也是为何同样的“攘外必先安内”，在古代和近代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待遇。
关键词:攘外必先安内 历史渊源 蒋介石
一、前言
在中国，“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治命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最早的运用可追溯至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回顾其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与古代中国内外关系、政治思想、经济模式、传统道德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古代中国掌权者的观念中，特别是前人大量的成功实践证明，“攘外必先安内”这一策略有着无可争议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这使得“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军，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自此，这一政策开始饱受国人诟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攘外必先安内”成为评价蒋介石时的主要批判方向， “攘外必先安内”也被打上了“卖国政策”的标签。
那么“攘外必先安内”是否真的只是挂安内只虚，行卖国之实呢？
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攘外必先安内”的古今巨变。
二、历史发展过程
“攘外必先安内”非蒋介石一家之言，其最早可追溯至北宋宰相赵普。宋太宗年间, 九州岛未定, 四夷并起。鉴于此内外局势，宋廷宰相赵普上书太宗，陈述利害，进谏良策。赵普在奏折中写到“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进行正面阐述。
此政策的论述虽源于北宋，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一直存在，并为统治者所青睐和运用。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政权面临内外交困，统治出现危机时，历代统治者往往以安内为中心，并辅以攘外措施，以应付政权危机，维护政权延续。
中国古代统治者之所以愿意选择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除了有政策布置上的惯性外，还有中国历史上有诸多事例足以印证该政策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
就远处而言，我们可谈春秋时期齐桓公“尊王攘夷”之事。 春秋时期，天子势微，诸侯祸起，兵矢交伐，纷争不止。在此内部列国诸侯交伐频频，外部戎狄屡屡犯境侵扰的形势下，周氏江山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在此危难时刻，春秋首霸齐桓公毅然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率军平定霍乱诸侯，欲先“安内”以“尊王”，“尊王”以联合诸侯国民，后“攘外”驱逐戎狄，以解边患。最终结果是齐桓公以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的身份，安定了内部局势，威慑四夷莫敢犯边。最主要的是齐桓公获得了周天子的信任，被尊为霸主，比原
本诸侯长的身份更为尊贵，可代天子以令诸侯。齐桓公“尊王攘夷”的策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齐国作为诸侯长有代天子巡查诸侯的权利，又因其“尊王攘夷”的口号符合时局的需要，也符合周天子和大部分诸侯封国的利益。如此齐桓公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终能成事。
到了秦汉时期，九州归一，帝制确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全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在中国得以确立，随之改变的还有百姓的思想观念，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开始根植在底层民众的思想里。与此同时，在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等美好期望和大一统观念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安内”愈发显得重要。或许在统治者看来，外部威胁只是一时，内部威胁却可以让政权倾覆。
西汉初期，政权初定。连年战乱致使经济凋敝，国民生产尚未恢复。与此同时，国内异姓王拥兵自重，北方匈奴频频袭扰。在治国理念和内外政策上，汉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将恢复生产、增强国力与削藩并重，把“安内”牢牢地放在治国第一位，同时兼具“攘外”。由于当时的国力不足以“攘外”平边疆匈乱，所以当时的“攘外”方式以和亲为主，意在稳住匈奴，争取时间。历经六十余年，终安定作乱列国，强盛西汉国力，奋高、惠、文、景、武帝五世余烈，兵出塞北，毕功于一役，平定匈奴。这又是中国历史上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成功事例。
前有齐桓公“尊王攘夷”，后有汉初五帝先“安内”后“攘外”的成功事例，无怪乎后世王朝乐衷于先“内安”后“攘外”的策略。
即使是一心精忠报国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也曾极力谏言“攘外必先安内”。南宋初年，岳飞虽忙于北伐战事，但仍心挂内部匪患。他曾上述高宗，极力谏言，陈晓利害，所呈奏折名言“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由此可见，岳飞当时认为治匪患应是当前第一要务，不然匪患不除，何以攘外？流寇不绝，何以服远？所以欲“攘外”必先“安内”，岳家军若想北伐功成，恢复中原，必先要安定后方，不然一切皆是妄谈。
明末统治者在“安内”和“攘外”的先后顺序上与前朝统治者们达成了共识。明末崇祯年间，朱氏江山摇摇欲坠，大厦将倾。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外有后金八旗频频叩关。最初崇祯是打算“安内”与“攘外”并举，但是高估了明朝的实力，也低估了李、张、女真的实力，导致内不得安，外未能定，错过了镇压内部动乱的最佳时机。虽然后期崇祯也把主要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但是力有不逮，且边关又需要重兵驻守，这种情形下焉有不覆之理？崇祯在“攘外”和“安内”间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要为明末军事上的失败负责。
三、攘外必先安内存在的原因
古代中国作为东方强国，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远胜于周边国家。强盛的综合国力使得中国无惧于来自周边政权的挑战，至少大部分时候是的。在元清以前，即使是面对匈奴、五胡、契丹、女真等强势外族，汉族政权至多是偏居江南，九州全部沦陷之事从未发生过。古代中国朝代更替往往始于内乱确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对封建
统治者而言，其统治地位的最大威胁绝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有趣的是，一般情况下，中国内部出现动荡的时候也是外患最严重的时候。而内部安定之时，也是四方皆服，万邦来朝之时。难怪乎士大夫皆善言内安则服远。
古代中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是，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有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提倡的是四海归一，九州共主。更何况夏商周之时，中国已是进入“家天下”的统治模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君主们恪守的原则。作为国家的主人，统治阶级能够容许国土以外有其他势力的存在，但绝不允许治下有任何威胁其统治的存在。整治内乱也就成了统治阶级们维护统治的基础。
中国的宗法制最明显的社会管理作为就是通过宗内自治的形式构建一个的稳定社会秩序。正所谓家有其宗，国亦有其宗。如果把国家看做大宗。各家就是小宗。不论是人反小宗，还是小宗反大宗都是背叛行为，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涉及到古代中国的价值取向。因此，重“安内”轻“攘外”的思想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
在经济模式上，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具有明显的内向性。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民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土地上，这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关注“家内”的社会意识。
综上所述，“攘外必先安内”之所以能够扎根在古代中国统治阶级的观念之中，不仅仅是效仿前人功法，更多的还是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以及受到政治模式、社会意识的影响。
四、蒋介石与“攘外必先安内”
1．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
说到“攘外必先安内”，最为国人熟知的应属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该政策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也正是这项政策的推行，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为此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自此，“攘外必先安内”在中国不再是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象征，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各界对该政策多加批判，因此“攘外必先安内”终于成为饱受国人诟病和唾弃的卖国政策。
蒋介石“安内”的目的十分明确。“安内”需以“剿共”为中心，辅以统一党内势力工作的进行，推动国民政府“中央一体化”进程，另加紧充实国防，加强战备等事宜。这是蒋介石“安内”的主要工作。现在主流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内安”策略并非单纯的安内，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统一国内各方势力打造一个集权中央，而是诣在建立一个大独裁政府，把自己送上独裁者的位置上。换句话说，主流观点认为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带有私心。
蒋介石的“攘外”思想很简单，无非是抵御外侮，固守疆土，恢复中华。这里的恢复中华指的并不是孙中山同盟会时期的恢复中华，此恢复中华实为中华民国图强之志，也是蒋介石
现如今，大多数人特别是普通民众一般认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其实不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从提出到形成政策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早在1929年，蒋介石便已在公开场合发表关于“攘外”“安内”的言论。1929年6
月26日，蒋介石发表讨冯文章，称讨冯非内安，实为攘外。28日通电全国强调“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1] （刘家富. 《“攘外必先安内”的提出及演变》.[D].上海大学.2008年）。1931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致安内攘外书》一文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蠢”的口号。到此为止蒋介石已经两次在正式场合提到“攘外必先安内”，但尚未形成一个政策。直至1932年5月，《上海停战协议》签订，中日矛盾暂时得到缓和，蒋介石才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并使之成为国民党的基本国策。
[2]（刘家富. 《“攘外必先安内”的提出及演变》.[D].上海大学.2008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全国抗日呼声高涨。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华北自治，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放下政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为主流舆论。但这时的蒋介石罔顾东北沦陷、华北自治的事实，无视国民抗日呼声，在整顿各地军阀后又急于把精力投入到消灭各地红军的战事中。为此，蒋介石受到了中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谴责，各方诘言四起。但面对谴责，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可谓是置若罔闻，在清肃国内反对势力这件事上一意孤行
2．举棋不定的“攘外”
为何蒋介石宁愿背负骂名也不愿暂缓“剿共”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蒋介石拘泥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又或者是像现代部分学者所言，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代表的是
“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利益，所以并未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同时矛盾的是，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本人又是一名民族主义者，于公于私蒋介石都没有忍气吞声、甘受日侮的道理。
虽然也有观点认为，蒋介石之所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其中原因是蒋介石认为如果由共产党统治中国，蒋介石和国民党将会被推翻。但是，如果日本统治了中国，蒋介石和国民党仍可以依附日本，代日本管理中国，说不得日后仍有机会壮大势力摆脱日本的控制。这说法有点类似于汪兆铭的曲线救国策略。但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对蒋介石本人不了解的情况下得出的，如果对蒋介石本人思想进行梳理会发现，蒋介石是一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即使他后来为了借助美国的力量，愿意暂时寄人篱下，但他也不会因为惜命而甘当亡国奴。
首先，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强烈独立精神的人。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蒋介石就曾“力图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控制蒋介石”。1926年蒋介石在其日记中写到“革命需求自立，不可勉强迁就”，“这是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他能独立自由地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3]（杨天石着. 蒋介石日记解读《找寻真实的蒋介石》[M].山西. 人民陕西出版社.2008年.65页）。据此推测，蒋介石既然连共产国际和苏联插手中国革命的事情都心有顾虑，那他如何愿意看到日本进驻东北与觊觎华北呢？
我们说蒋介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也是中华民国的领袖。作为领袖他要站在“保国保种”的角度思考问题，为达到目的他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进行长期退让，实行所谓的不抵抗政策。而蒋介石却说他有自己的考虑，而我们通过分析蒋介石的行动可以把蒋介石的思考总结为：中日实力悬殊，压根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何况我军备战不足，打打军阀、红军尚有余力，如果面对日军，守土抗战尚且力有不逮，何来收复失地之说？为今之计，唯有，许以小利拖住日本的步伐，将日本全面侵华的日期无限延后。我党乘此韬光养晦之机，安定内患，扩充军备，加紧备战，待训练出60个德械师后，便挥师北上，收复失地。
通过翻阅学者们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的确是有上述的想法。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也曾积极抗日。蒋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宋哲元部“守土抗战”。但蒋介石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精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则与之交涉”。[4]（杨天石着. 蒋介石日记解读《找寻真实的蒋介石》[M].山西. 人民陕西出版社.2008年.146页）这说明蒋介石在抗战之余尚存与日本和谈的幻想。这并不能说他愿意甘受屈辱，只能说他以妥协求“国存”求“种存”。当时不仅是蒋介石，国民党高层徐永昌、何应钦都认为与日作战无异于自取灭亡。在知识阶层中，胡适、蒋梦麟也主张“忍痛求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直至日本全面侵华的4年后，既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后，蒋介石政府才对日宣战。可能
直到那时，蒋介石才真正的下定“攘外”决心。
3. 坚定的攘外必先安内
与“攘外”上的举棋不定相比，蒋介石 “安内”的立场却异常坚定！
1927年的北伐胜利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10年间，蒋介石穷尽全党之力于军阀混战、剿灭红军的战时之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中共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直至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蒋介石仍致力于向陕甘宁的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但最后由于张、杨突然发起兵谏，逼蒋抗日，围剿事宜不得不搁置下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蒋介石的“安内”政策理应到此为止，专心抗日。但蒋介石千不该万不该在民族危亡时刻仍坚持其反动的“安内”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的政策仿佛又彻底回到了最初的“攘外必先安内”。其结果就是，统一战线出现裂痕，中国的前途愈发渺茫。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成就之高确实值得国人歌颂，但合作之下的各怀鬼胎、貌合神离始终使抗战各方如鲠在喉。因为国民党一方从未过多的表现合作的诚意。
蒋介石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可谓损人不利己，还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这项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注定成为蒋介石一生无法洗脱的污点。
4. 蒋介石洗不掉的污点
中国自古以来都有“攘外必先安内”的传统，特别是“家天下”
政治和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为这一思想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和思想土壤。
但近代中国终究不同于古代中国。古代的中国国力强盛，威震东方，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国，四周藩国莫不俯首称臣。即使在五胡乱华、两宋势微之后仍能重新崛起。在有识之士的心中，古代中国就是强大的代名词。可是近代却不同，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历经外族百年欺辱，对外战败屡屡不断，丧权条约接踵而至。在此期间，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一直压抑在内心深处，稍有触碰便会剧烈爆发。时代不同了，所行政策也不可拘泥于前人经验，蒋介石的政策无疑用错了时候。
在这种社会心态下，任何外部刺激都能激起民众过激反映。五四运动就是如此。
就近代以来对中国上海最深的国家而言，非日本莫属。两次打断中国近代化进程，彻底摧毁中国洋务运动至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努力。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恨不能手刃日寇，又怎能容忍“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由此可见，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出现的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因为在当时中国人的思维里，外患猛如虎，而内斗已经显得没有任何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