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告别“华盛顿共识”
（美）詹姆·E·马洪 著 李俭国 摘译
美刊《当代史》2003年2月号刊登了詹姆斯·E．马洪题为《告别华盛顿共识》的
文章，认为在拉美实行了12年的“华盛顿共识”的发展路线正遭遇失败：在90年
代初短暂的经济改善之后，如今外资不再流入，反而出现净资本流出，社会出现
瓦解，非正式的街头政治运动兴起，政治动荡加剧，左翼政治力量上升，作为一
个发展战略的“华盛顿共识”（其反通胀政策除外）已失去其光彩。但拉美要终
结“华盛顿共识”还面临很多阻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华盛顿共识”的大致目标是：1、限制财政赤字，并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以弥补
赤字；2、保持独立的中央银行且实施利率市场化；3、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
制；4、贸易自由化；5、发展地方债券和股票市场；6、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
对亏损的国有企业；7、改革税制，使增值税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8、让市场决
定汇率或者美元化；9、资本自由流动。
但拉美实施“华盛顿共识”10多年后，某种不妙的形势已经在拉丁美洲蔓延开来
。阿根廷陷入其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伴随着衰退，其国内的贫困率
现在已超过50%，并且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委内瑞拉看上去正陷入内战之
中。此时，一些极端的报告随之出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
斯托夫发出疑问：南美是否是下一个非洲？他写道：“我们的邻居面临崩溃的危
险”。美联社国际部的伊恩·坎贝尔说：拉丁美洲的“痛苦没有结束，并且可能
变得越来越糟”。国际劳工组织南美区的分析家里卡多·因方特把该地区比作一
颗“社会定时炸弹”。针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最近当选的厄瓜多尔总统古铁
雷斯、以及在历经三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才当选的巴西总统卢拉以及秘鲁和玻利
维亚已停止私有化这些情况，许多观察家断言：拉丁美洲国家正转向或者不久后
会转向左翼政治力量的领导。
观察家的看法也值得置疑：这种说法以前也曾反复出现，但并未证实。回顾1983年
处于债务危机中的南美洲，当时也有人预见有组织的阶级冲突会上升和许多亲古
巴政权会出现。然而，在1988年到1990年之间，随着委内瑞拉的佩雷斯、阿根廷
的梅内姆和秘鲁的藤森的上台执政，这三个国家都转向右翼政治力量的领导并且
都加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行列。
是什么使得如今与以往不同呢？首先，外部趋势变得不利。世界经济形式变得更
加不确定，流人拉丁美洲的信贷几近停止，并且北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
其次，拉丁美洲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伴随着低效率的政府，早在
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上升的犯罪、失业和不平等问题带来了日益普遍的悲观情绪
。在遵循了12年“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之后，拉丁美洲的人
们原本指望品尝开放所带来的果实，但是，除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等国家
外，正如经济开放已经加速了社会的瓦解一样，其余拉美国家的情况证明这是一
颗苦果。
谨慎的投资者
从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转型中得到一个教训：外部力量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基于为保护国内工业而建立的高贸易壁垒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刚开始时是作为
大萧条和“二战”的产物出现的，但在后来，这成了一个具有周密计划的战略。
除智利外，“华盛顿共识”这种新自由主义战略是地区的债务危机的产物。只是
在拉美国家不能形成一个债务人联盟之后，只是在拉美国家发现银行国有化或印
制钞票并不起作用之后，只是在拉美国家得到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强力支持之
后，拉美政府才满怀信心地信奉亲市场的政策。
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效果不那么明显，并且最近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消极的。20世
纪90年代初的经济增长比80年代快一些，但是在1995年和1998年，经济增长突然
减缓，并且自1999年末以来呈持续减缓的趋势。在大多数国家里，收入分配变得
更加糟糕。这些数字使得阿根廷的金融崩溃和委内瑞拉的衰退加剧了。
在过去的10年里，拉美每一次经济衰退都可能很容易与一些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
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整个拉美地区先是受到墨西哥比索贬值的影响（
1994—1995年），然后又经历了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恐慌（1998—1999）。遵循这
个模式，大多数观察家把 2001年和2002年的经济紧缩归咎于阿根廷的外债违约和
投资者对巴西总统卢拉的担忧。
但是一个更近的数据显示，最近发生的净资本流动逆转是影响经济长期趋势的组
成要素。来自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1999、2001和 2002年，净有价证券
流量（包括股票和债券）和商业银行对拉美国家的净贷款是负数。尽管强劲的直
接投资流量使净私人外部投资量保持正数，但是其数量还是从1999年的71亿美元
降至2002年的约29亿美元。如果从更广的角度来观察拉美国家的资本账户，我们
会发现该地区自1999年起有一个净资源的向外转移。根据这种方法测算，由于受
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的资本外逃的影响，拉美地区2002年的净资源流出量是
39亿美元。
拉美地区的净资本流向逆转在于体系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来自拉美之外。至
少在总数上本地区的外债负担并没有突然变得不可承受。自1990年以来，拉美的
外债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是出口占GDP的比例却持续下降（该趋势
仅在1998年中断过一次）。债务人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公共债务相对减少，而
私人债务却有所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90年拉美地区的公共债务占所有
长期外债的93%，而到了2001年该份额却下降至 63%。整个拉美地区的外债在11年
间（1990—2001年）共增长了17%，但是私人外债却增长了872%。
正如上面所表明的，近来的经济危机很少因为金融传染，而这种传染在1994—1995年
和1998年是很明显的。阿根廷的崩溃如此清楚地被预见到，以致于它对其他拉丁
美洲国家的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影响。在2002年中期，对巴西局势的极度恐慌给该
地区的其他国家造成了一些轻微的影响。但是，取代金融市场这一传播媒介，如
今最重要的危机传播媒介是贸易（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移民回迁和劳
务汇款的下降（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及银行挤兑（乌拉圭）。
净资本流向逆转的主要原因是，正在下跌的美国和欧洲股票市场使得富国的投资
者更加规避风险。正如这些投资者不看好富国市场上高风险的公司债券和国库券
一样，他们更不看好拉丁美洲国家。
此外，正如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所评述的那样，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是
与富国的股票市场绩效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富国股票市场的下滑，并且拉美的私
有化项目的减少和对外资政治敌意的上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人不可能再达到1999年
的创纪录水平，除非墨西哥或委内瑞拉立即作出国有能源企业的私有化决定。
最大的困扰来自缺少新的外部融资，与此同时对它的需求却更大。从1997年12月
到1999年中，物价急剧下跌，并且至今仍滞留在一个低水平的范围中。正如世界
银行所指出的，拉丁美洲国家出口的许多产品（如糖、香蕉、咖啡和铝）在2000年
经历了更进一步的价格下降。阿根廷的经济大危机更进一步减缓了该地区的经济
增长。一般来说，产出的下降会引起财政收人的下降，并且还促成该地区的预算
赤字从 2000年和 2001年都占 GDP的1.8%上升到如今的2.6%左右。这并不是为拉
美许多国家的拙劣财政管理推卸责任，其目的是为了指出，在拉美国家需要从外
部融资以战胜衰退的时候，同样的衰退更加恶化了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问题（可
以合理地预计，这也将使拉美国家政局出现不稳定），而恶化的财政问题或许更
进一步阻止了规避风险的外国投资的进人。
附带的后果：社会瓦解
我们还没有看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普遍抵制。选民还是把选票投给那些保持低通货
膨胀的领导者，因此，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政府通过印制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
大多数政府还是积极地欢迎外国投资和贸易。但是，据拉丁美洲2002年的民意调
查，整个拉美地区只有35%的人认为政府应当把经济活动留给私人部门去处理，而
在 1998年其比率为 51%。大部分接受调查者也反对私有化。尽管如此，调查结果
的变化看上去只是反映了人们对私有化的担忧，而不是抵制。同一个民意测验显
示，1996—2002年，拉美有11个国家转向右翼政治，只有阿根廷和秘鲁转向左翼
政治。
焦虑的背后是社会瓦解。拉美现在的凶杀案发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比率从
20世纪70年代约8／100000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13／100000，而美国在2001年该
比率是5.6／100000。与此同时，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正在流失。整个拉美地区大
多数国家的移民出境人数上升，情况最糟糕的是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尽管这部分归咎于一些地区的犯罪和国内冲突，但是最基本的动因来自于经济方
面，尤其是在教育系统和经济系统上的资源错误配置，这种错误的资源配置产生
了大量有抱负却又找不到工作的专业人才。结果，这些本打算在本国为经济建设
服务的专业人才现在进人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市场。
旧的政党体系也正在瓦解。当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传播并且传统的政党重新回到
政治舞台的时候，大部分政党遵循他们旧的施政模式，通过权力分配的形式培养
他们的支持者。除了按惯例把国家的权力分配给政党的忠实支持者，他们还把重
要的职位授予与政党有联系的工会，甚至在一些国家，这样的职位还被授予农民
组织。然而，在1980年之后，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城市化极大地削弱了
工会和农民组织的权力，并且使得政党的忠实支持者获取权力的机会也不如以前
。于是，曾经忠实于某个党派的选民此时清醒地意识到：在财政状况的压力下，
无论是人民党的领导还是新自由主义的领导，执政结果都是一样的。与此相同，
工会和政党的重要性日益让位于邻里协会、福音教会和电视。
随着拉美社会发生的变化，该地区的政治斗争也随之发生变化。据估计，工作在
城市非正式部门的拉美人创造了所有经济活动的33%—60%，这些非正式部门包括
街头小贩。做零工的体力劳动者和女佣。由于不能指望破损的权力分配网，这些
人往往不信任或者憎恨政党。他们主要的政治关注并非以工作场所为中心，而是
以家庭和街头为中心。他们强烈地愤恨有利于富人的私有化和银行拯救政策，他
们指望维护公共安全、学校运转、货币稳定和支付得起的公用事业。
政策的无效已经导致了新一轮的国民投票的反党派运动，这些运动常常由前军事
人员发起。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厄瓜多尔的古铁雷斯和巴拉圭的欧威多（巴拉圭
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现在流放在巴西）的经历有相似性。他们每个人都领导了一
次失败的政变并且后来又以平民的身份参加了总统竞选。支持者把发动政变不是
看作竞选资格的丧失，而是把其看作他们果敢、优秀的标志。他们每个人同样登
上了权力的宝座。并且这三个政变有相似的社会背景：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经济委员会提供的数字，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这三个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城
市人口服务于非正式部门，该比例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只有秘鲁、玻利维亚和
尼加拉瓜的比例超过它们）。在委内瑞拉的实例中，非正式部门在10年内比该地
区任何国家发展得都快（从1990年的39.2%发展到1999年的53.7%）。
拉美人越来越疏远已建立的民主机制。他们现在很贫穷，并且他们已经看到许多
其他人通过贪污、欺诈或者是干一些非法的勾当而变得富有。由于大多数人现在
居住在拥挤的城市，因此他们害怕混乱并且直接关心已经提上市长办公议程的公
共事务管理问题。有效而受欢迎的市政典范——波哥大、库里替巴和墨西哥城—
—给了他们希望的源泉。由于那些曾经在部队服役的领导者承诺在政府部门剔除
党派偏见和惩治腐败，拉美人民准备热烈地欢迎他们。
这里不是要总结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政变，而是要说明：当被削弱的政党和大规模
的选民运动很快聚集在具有超凡魅力的英雄周围的时候，政治甚至变得更加不可
预测。政治的不可预测使得在拉美的外国投资者感到担忧。
自行纠正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能够扭转这些不利的趋势吗？它首先面临的挑战将来自于贸易方面。由于
流向拉美的资本减少，并且通货紧缩施重压于其国内市场，拉美地区将不得不增
加出口。从理论上讲，提议形成美洲自由贸易区应当使拉美人产生积极性，但当
美洲贸易区达到贸易自由化之时，美国将终止受拉美人们关注的对钢铁和农业的
补贴，布什当局必须克服其自身的信誉不足。欧盟的形势也不会比美国好多少。
并且如果美国和欧洲陷入衰退，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会被提上议程。
金融问题相当棘手并且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性。今天和1990年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区
别：今天没有一个布雷迪计划（由美国发起的布雷迪计划承诺缩减拉美国家外债
的还本付息，但拉美国家必须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交换）。布雷迪计划为什么
不再存在？首先，自由化已基本完成，几乎没有经济活动可供私有化了。其次，
由于大多数的外债现在都采取债券的形式（由一系列不同的公司和国家所发行）
，并且现存的债券合同一般要求作出任何变更都需要全体债券持有者一致的同意
，因此，一个须经参与各方都同意的债权调整不可能像银行债务重新安排那样容
易达成。
承诺、希望和信用
尽管巴西的金融市场在卢拉上任后的几个月之内得到了恢复，但据说由于选举了
一个左翼领导人，资本外逃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金融风暴中，许多
美国评论员语带威胁地告诫卢拉与卡斯特罗和查韦斯之间的友谊。
卢拉现在正设法处理金融的脆弱性。首先，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任，这将
视财政紧缩的承诺而定，并且因此使债券市场进一步平静下来，以便于联邦政府
能在2003年中期实施令人沮丧的内债转滚法（用旧债券购买新债券）。这将减少
利息费用，该利息费用应当保护经济在2003年免于下跌1到2个百分点。其次，在
好的形势结束之前，利用危机的氛围改革税收和养老金体制。
如果立法机构合作、公共部门养老金的受益人安静地接受、公众保持耐心并且市
场重新振作的话，卢拉甚至可能成功地实行改革。但是在卷入改革的中心之后，
他也不得不担心可能会在债券市场牺牲他的理想，并且他可能被看作迄今为止的
又一个不守信用的拉美政治家。
受到干扰的政府还能采取什么别的措施来结束经济衰退吗？正如在巴西所发生的
那样，财政政策将登上中心舞台。政府将不得不加大税收的力度、治理逃税行为
（尤其对最富裕的人），但是这又要确保不会阻碍经济增长。正如 20世纪 90年
代早期许多拉美国家所做的那样，在追求单一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时，这些政府
将要抵制私有化的诱惑。因为政府对私人垄断只有微弱的控制力，所以这使得私
有化不受欢迎。“‘华盛顿共识”将不再能用作一个发展战略。
但拉美国家为什么不能轻易地实行债务违约呢？因为这样做会使许多拉美领导人
得不偿失。即使是局部不引起抗议，债务违约也会把利率推至一个惩罚性的水平
，而这将会使贸易和金融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但是，如果商品价格停留在一个低
水平的范围内，如果富国继续不开放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如果资本流人继续保持
微弱的态势，那么拉美国家的政府将可能选择债务违约。
（摘自2004年第3期《外国理论动态》）
拉丁美洲告别“华盛顿共识”
（美）詹姆·E·马洪 著 李俭国 摘译
美刊《当代史》2003年2月号刊登了詹姆斯·E．马洪题为《告别华盛顿共识》的
文章，认为在拉美实行了12年的“华盛顿共识”的发展路线正遭遇失败：在90年
代初短暂的经济改善之后，如今外资不再流入，反而出现净资本流出，社会出现
瓦解，非正式的街头政治运动兴起，政治动荡加剧，左翼政治力量上升，作为一
个发展战略的“华盛顿共识”（其反通胀政策除外）已失去其光彩。但拉美要终
结“华盛顿共识”还面临很多阻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华盛顿共识”的大致目标是：1、限制财政赤字，并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以弥补
赤字；2、保持独立的中央银行且实施利率市场化；3、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
制；4、贸易自由化；5、发展地方债券和股票市场；6、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
对亏损的国有企业；7、改革税制，使增值税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8、让市场决
定汇率或者美元化；9、资本自由流动。
但拉美实施“华盛顿共识”10多年后，某种不妙的形势已经在拉丁美洲蔓延开来
。阿根廷陷入其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伴随着衰退，其国内的贫困率
现在已超过50%，并且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空前高涨；委内瑞拉看上去正陷入内战之
中。此时，一些极端的报告随之出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
斯托夫发出疑问：南美是否是下一个非洲？他写道：“我们的邻居面临崩溃的危
险”。美联社国际部的伊恩·坎贝尔说：拉丁美洲的“痛苦没有结束，并且可能
变得越来越糟”。国际劳工组织南美区的分析家里卡多·因方特把该地区比作一
颗“社会定时炸弹”。针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最近当选的厄瓜多尔总统古铁
雷斯、以及在历经三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才当选的巴西总统卢拉以及秘鲁和玻利
维亚已停止私有化这些情况，许多观察家断言：拉丁美洲国家正转向或者不久后
会转向左翼政治力量的领导。
观察家的看法也值得置疑：这种说法以前也曾反复出现，但并未证实。回顾1983年
处于债务危机中的南美洲，当时也有人预见有组织的阶级冲突会上升和许多亲古
巴政权会出现。然而，在1988年到1990年之间，随着委内瑞拉的佩雷斯、阿根廷
的梅内姆和秘鲁的藤森的上台执政，这三个国家都转向右翼政治力量的领导并且
都加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行列。
是什么使得如今与以往不同呢？首先，外部趋势变得不利。世界经济形式变得更
加不确定，流人拉丁美洲的信贷几近停止，并且北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
其次，拉丁美洲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伴随着低效率的政府，早在
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上升的犯罪、失业和不平等问题带来了日益普遍的悲观情绪
。在遵循了12年“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之后，拉丁美洲的人
们原本指望品尝开放所带来的果实，但是，除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等国家
外，正如经济开放已经加速了社会的瓦解一样，其余拉美国家的情况证明这是一
颗苦果。
谨慎的投资者
从20世纪拉丁美洲经济转型中得到一个教训：外部力量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基于为保护国内工业而建立的高贸易壁垒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刚开始时是作为
大萧条和“二战”的产物出现的，但在后来，这成了一个具有周密计划的战略。
除智利外，“华盛顿共识”这种新自由主义战略是地区的债务危机的产物。只是
在拉美国家不能形成一个债务人联盟之后，只是在拉美国家发现银行国有化或印
制钞票并不起作用之后，只是在拉美国家得到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强力支持之
后，拉美政府才满怀信心地信奉亲市场的政策。
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整体效果不那么明显，并且最近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消极的。20世
纪90年代初的经济增长比80年代快一些，但是在1995年和1998年，经济增长突然
减缓，并且自1999年末以来呈持续减缓的趋势。在大多数国家里，收入分配变得
更加糟糕。这些数字使得阿根廷的金融崩溃和委内瑞拉的衰退加剧了。
在过去的10年里，拉美每一次经济衰退都可能很容易与一些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
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整个拉美地区先是受到墨西哥比索贬值的影响（
1994—1995年），然后又经历了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恐慌（1998—1999）。遵循这
个模式，大多数观察家把 2001年和2002年的经济紧缩归咎于阿根廷的外债违约和
投资者对巴西总统卢拉的担忧。
但是一个更近的数据显示，最近发生的净资本流动逆转是影响经济长期趋势的组
成要素。来自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1999、2001和 2002年，净有价证券
流量（包括股票和债券）和商业银行对拉美国家的净贷款是负数。尽管强劲的直
接投资流量使净私人外部投资量保持正数，但是其数量还是从1999年的71亿美元
降至2002年的约29亿美元。如果从更广的角度来观察拉美国家的资本账户，我们
会发现该地区自1999年起有一个净资源的向外转移。根据这种方法测算，由于受
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的资本外逃的影响，拉美地区2002年的净资源流出量是
39亿美元。
拉美地区的净资本流向逆转在于体系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来自拉美之外。至
少在总数上本地区的外债负担并没有突然变得不可承受。自1990年以来，拉美的
外债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是出口占GDP的比例却持续下降（该趋势
仅在1998年中断过一次）。债务人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公共债务相对减少，而
私人债务却有所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90年拉美地区的公共债务占所有
长期外债的93%，而到了2001年该份额却下降至 63%。整个拉美地区的外债在11年
间（1990—2001年）共增长了17%，但是私人外债却增长了872%。
正如上面所表明的，近来的经济危机很少因为金融传染，而这种传染在1994—1995年
和1998年是很明显的。阿根廷的崩溃如此清楚地被预见到，以致于它对其他拉丁
美洲国家的债券市场几乎没有影响。在2002年中期，对巴西局势的极度恐慌给该
地区的其他国家造成了一些轻微的影响。但是，取代金融市场这一传播媒介，如
今最重要的危机传播媒介是贸易（巴拉圭、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移民回迁和劳
务汇款的下降（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及银行挤兑（乌拉圭）。
净资本流向逆转的主要原因是，正在下跌的美国和欧洲股票市场使得富国的投资
者更加规避风险。正如这些投资者不看好富国市场上高风险的公司债券和国库券
一样，他们更不看好拉丁美洲国家。
此外，正如近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所评述的那样，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是
与富国的股票市场绩效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富国股票市场的下滑，并且拉美的私
有化项目的减少和对外资政治敌意的上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人不可能再达到1999年
的创纪录水平，除非墨西哥或委内瑞拉立即作出国有能源企业的私有化决定。
最大的困扰来自缺少新的外部融资，与此同时对它的需求却更大。从1997年12月
到1999年中，物价急剧下跌，并且至今仍滞留在一个低水平的范围中。正如世界
银行所指出的，拉丁美洲国家出口的许多产品（如糖、香蕉、咖啡和铝）在2000年
经历了更进一步的价格下降。阿根廷的经济大危机更进一步减缓了该地区的经济
增长。一般来说，产出的下降会引起财政收人的下降，并且还促成该地区的预算
赤字从 2000年和 2001年都占 GDP的1.8%上升到如今的2.6%左右。这并不是为拉
美许多国家的拙劣财政管理推卸责任，其目的是为了指出，在拉美国家需要从外
部融资以战胜衰退的时候，同样的衰退更加恶化了拉丁美洲国家的财政问题（可
以合理地预计，这也将使拉美国家政局出现不稳定），而恶化的财政问题或许更
进一步阻止了规避风险的外国投资的进人。
附带的后果：社会瓦解
我们还没有看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普遍抵制。选民还是把选票投给那些保持低通货
膨胀的领导者，因此，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政府通过印制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
大多数政府还是积极地欢迎外国投资和贸易。但是，据拉丁美洲2002年的民意调
查，整个拉美地区只有35%的人认为政府应当把经济活动留给私人部门去处理，而
在 1998年其比率为 51%。大部分接受调查者也反对私有化。尽管如此，调查结果
的变化看上去只是反映了人们对私有化的担忧，而不是抵制。同一个民意测验显
示，1996—2002年，拉美有11个国家转向右翼政治，只有阿根廷和秘鲁转向左翼
政治。
焦虑的背后是社会瓦解。拉美现在的凶杀案发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比率从
20世纪70年代约8／100000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的13／100000，而美国在2001年该
比率是5.6／100000。与此同时，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正在流失。整个拉美地区大
多数国家的移民出境人数上升，情况最糟糕的是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
尽管这部分归咎于一些地区的犯罪和国内冲突，但是最基本的动因来自于经济方
面，尤其是在教育系统和经济系统上的资源错误配置，这种错误的资源配置产生
了大量有抱负却又找不到工作的专业人才。结果，这些本打算在本国为经济建设
服务的专业人才现在进人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市场。
旧的政党体系也正在瓦解。当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传播并且传统的政党重新回到
政治舞台的时候，大部分政党遵循他们旧的施政模式，通过权力分配的形式培养
他们的支持者。除了按惯例把国家的权力分配给政党的忠实支持者，他们还把重
要的职位授予与政党有联系的工会，甚至在一些国家，这样的职位还被授予农民
组织。然而，在1980年之后，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城市化极大地削弱了
工会和农民组织的权力，并且使得政党的忠实支持者获取权力的机会也不如以前
。于是，曾经忠实于某个党派的选民此时清醒地意识到：在财政状况的压力下，
无论是人民党的领导还是新自由主义的领导，执政结果都是一样的。与此相同，
工会和政党的重要性日益让位于邻里协会、福音教会和电视。
随着拉美社会发生的变化，该地区的政治斗争也随之发生变化。据估计，工作在
城市非正式部门的拉美人创造了所有经济活动的33%—60%，这些非正式部门包括
街头小贩。做零工的体力劳动者和女佣。由于不能指望破损的权力分配网，这些
人往往不信任或者憎恨政党。他们主要的政治关注并非以工作场所为中心，而是
以家庭和街头为中心。他们强烈地愤恨有利于富人的私有化和银行拯救政策，他
们指望维护公共安全、学校运转、货币稳定和支付得起的公用事业。
政策的无效已经导致了新一轮的国民投票的反党派运动，这些运动常常由前军事
人员发起。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厄瓜多尔的古铁雷斯和巴拉圭的欧威多（巴拉圭
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现在流放在巴西）的经历有相似性。他们每个人都领导了一
次失败的政变并且后来又以平民的身份参加了总统竞选。支持者把发动政变不是
看作竞选资格的丧失，而是把其看作他们果敢、优秀的标志。他们每个人同样登
上了权力的宝座。并且这三个政变有相似的社会背景：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经济委员会提供的数字，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这三个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城
市人口服务于非正式部门，该比例在拉美地区是最高的（只有秘鲁、玻利维亚和
尼加拉瓜的比例超过它们）。在委内瑞拉的实例中，非正式部门在10年内比该地
区任何国家发展得都快（从1990年的39.2%发展到1999年的53.7%）。
拉美人越来越疏远已建立的民主机制。他们现在很贫穷，并且他们已经看到许多
其他人通过贪污、欺诈或者是干一些非法的勾当而变得富有。由于大多数人现在
居住在拥挤的城市，因此他们害怕混乱并且直接关心已经提上市长办公议程的公
共事务管理问题。有效而受欢迎的市政典范——波哥大、库里替巴和墨西哥城—
—给了他们希望的源泉。由于那些曾经在部队服役的领导者承诺在政府部门剔除
党派偏见和惩治腐败，拉美人民准备热烈地欢迎他们。
这里不是要总结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政变，而是要说明：当被削弱的政党和大规模
的选民运动很快聚集在具有超凡魅力的英雄周围的时候，政治甚至变得更加不可
预测。政治的不可预测使得在拉美的外国投资者感到担忧。
自行纠正的“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能够扭转这些不利的趋势吗？它首先面临的挑战将来自于贸易方面。由于
流向拉美的资本减少，并且通货紧缩施重压于其国内市场，拉美地区将不得不增
加出口。从理论上讲，提议形成美洲自由贸易区应当使拉美人产生积极性，但当
美洲贸易区达到贸易自由化之时，美国将终止受拉美人们关注的对钢铁和农业的
补贴，布什当局必须克服其自身的信誉不足。欧盟的形势也不会比美国好多少。
并且如果美国和欧洲陷入衰退，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会被提上议程。
金融问题相当棘手并且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性。今天和1990年相比有一个重要的区
别：今天没有一个布雷迪计划（由美国发起的布雷迪计划承诺缩减拉美国家外债
的还本付息，但拉美国家必须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交换）。布雷迪计划为什么
不再存在？首先，自由化已基本完成，几乎没有经济活动可供私有化了。其次，
由于大多数的外债现在都采取债券的形式（由一系列不同的公司和国家所发行）
，并且现存的债券合同一般要求作出任何变更都需要全体债券持有者一致的同意
，因此，一个须经参与各方都同意的债权调整不可能像银行债务重新安排那样容
易达成。
承诺、希望和信用
尽管巴西的金融市场在卢拉上任后的几个月之内得到了恢复，但据说由于选举了
一个左翼领导人，资本外逃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金融风暴中，许多
美国评论员语带威胁地告诫卢拉与卡斯特罗和查韦斯之间的友谊。
卢拉现在正设法处理金融的脆弱性。首先，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任，这将
视财政紧缩的承诺而定，并且因此使债券市场进一步平静下来，以便于联邦政府
能在2003年中期实施令人沮丧的内债转滚法（用旧债券购买新债券）。这将减少
利息费用，该利息费用应当保护经济在2003年免于下跌1到2个百分点。其次，在
好的形势结束之前，利用危机的氛围改革税收和养老金体制。
如果立法机构合作、公共部门养老金的受益人安静地接受、公众保持耐心并且市
场重新振作的话，卢拉甚至可能成功地实行改革。但是在卷入改革的中心之后，
他也不得不担心可能会在债券市场牺牲他的理想，并且他可能被看作迄今为止的
又一个不守信用的拉美政治家。
受到干扰的政府还能采取什么别的措施来结束经济衰退吗？正如在巴西所发生的
那样，财政政策将登上中心舞台。政府将不得不加大税收的力度、治理逃税行为
（尤其对最富裕的人），但是这又要确保不会阻碍经济增长。正如 20世纪 90年
代早期许多拉美国家所做的那样，在追求单一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时，这些政府
将要抵制私有化的诱惑。因为政府对私人垄断只有微弱的控制力，所以这使得私
有化不受欢迎。“‘华盛顿共识”将不再能用作一个发展战略。
但拉美国家为什么不能轻易地实行债务违约呢？因为这样做会使许多拉美领导人
得不偿失。即使是局部不引起抗议，债务违约也会把利率推至一个惩罚性的水平
，而这将会使贸易和金融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但是，如果商品价格停留在一个低
水平的范围内，如果富国继续不开放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如果资本流人继续保持
微弱的态势，那么拉美国家的政府将可能选择债务违约。
（摘自2004年第3期《外国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