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越南两名飞行员和其他8人，在河内夺取越军总政治部唯一一架UH-1H直升机，驾机投奔中国。作为当事人之一，现旅居法国巴黎的越侨杨文利出版了《河内红色暴动》一书。
下定决心要外逃
此次惊天出逃行动中，越南空军上尉乔清陆是个关键人物。他1969年开始在越南人民军服役，起先受的教育是“赶走美帝，迎接解放”，可是到1975年黎笋集团攫取越南的最高权力后，战争仍未离去。乔清陆不得不驾驶直升机继续在老挝、柬埔寨和柬泰、越中边界奔波。
乔清陆在柬埔寨，亲眼看到侵柬越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和越南士兵死无葬身之地的惨状。大量血的事实让他感到越南正走在一条“黑暗的末路”上，使他内心下定了与黎笋集团决裂的决心。
1981年4月的一天，乔清陆把外逃的打算告诉密友，空军准尉、地勤机械师黄春团。黄春团早有外逃的想法。越南为防止军人外逃，规定飞机停飞后，必须将指示方向的磁罗经和启动用的电瓶拆下来集中保管。要想驾机外逃，首先得设法弄到磁罗经和电瓶，而这两样东西只有在黑市上才能买到。
可是越南国内物价猛涨，薪俸微薄的小军官怎能筹到这一大笔钱呢？正当他们发愁时，偶然得知家境较好的建筑工程师杨文利也有外逃的打算。
假扮渔民买电瓶
49岁的杨文利来自西贡，1975年南越垮台后，因其当过南越的工兵且退役后曾为美国海军做过技术顾问，被抓去劳改。被释放后，杨文利感到在这个国家没有发展机会，早已打算出逃海外，所以对乔清陆的出逃计划表示积极支持，主动承担一切经费。
此后，杨文利和黄春团经常利用休息日，穿上便衣乔装成海员或渔民走街串店。一天，他们来到西贡一家商店，和店员拉家常。混熟后，杨文利说：“我们是渔民，没有电瓶就出不了海。”店员看到他们要求迫切又肯出大价钱，就答应了。他们终于以7000元越南盾买到一副旧电瓶，不久又以同样方法购得一个磁罗经。
1981年9月17日，乔清陆、黄春团、杨文利进行了最后的行动讨论。
越军总政治部仅有的一架美制UH-1H直升机要去中越边境视察防务，乔清陆被选为该机的驾驶员。他认为这是出逃的绝佳机会，直升机所在的白梅机场离中国不太远，直升机油量恰好够用。况且，遭黎笋迫害出走的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也在北京，正好可以揭露黎笋集团祸害百姓的真相。
出逃的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下来。
乔装打扮聚河内
按照乔清陆的安排，黄春团利用部队休假，提前跑到河内找来好友、原空军机械师黎玉山。
24岁的黎玉山1975年4月入伍，长期在白梅机场工作，对军队前途感到失望，热切期盼与黄春团一起脱离牢笼。在行动前几天，他俩不知疲倦地潜入机场附近察看地形。
与此同时，杨文利等人也穿上在黑市买的假军服扮成空军军官，坐火车来到河内，
9月28日上午，乔清陆准时驾驶总政专机来到白梅机场。他找到黄春团、杨文利等人，共同检查出逃的最后计划，并规定了具体出走路线及分工等。
29日一早，乔清陆再次对白梅机场的地貌进行观察，寻找直升机离开机场后的第一个降落点――那里是供杨文利等人登机的地方，不能离他们的住处太远，还要有明显的灯光标志。后来，他发现并确定了龙编桥下的足球场作为临时停机坪。
黄昏时分，乔清陆又来到白梅机场，假装准备第二天飞行，接近直升机。他一面向执勤的哨兵递烟，一面同哨兵周旋。他悄悄地把直升机门窗的暗销拔掉，扫眼看了一下仪表盘上的油量表，油量足够飞到中国境内。
打晕哨兵夺飞机
河内时间9月30日子夜2时许，杨文利等7人带着电瓶和磁罗经，骑上自行车从市区出发，沿着小路直奔白梅机场，途中与乔清陆、黄春团、黎玉山3人会合。10个人分成三组：第一组只有乔清陆和黄春团两人，负责去机场：第二组是黎玉山和一个副手，带着电瓶、磁罗经等去机场修理厂，那里的围墙有个缺口只隔铁丝网直通停机坪；第三组则由杨文利带队，去龙编桥等飞机来接应。
凌晨4时整，乔清陆和黄春团凭出入证顺利通过两道岗哨，来到机场腹地。
此时夜雾笼罩机场，乔清陆和黄春团接近那架编号576的黄绿色专机，巧合的是，他俩竟又碰上昨天傍晚值勤的哨兵。这个哨兵对他们似乎有些警觉，于是黄春团迅速抽出藏在靴内的铁棒，将哨兵打晕。随后，剪断铁丝网进来的黎玉山和副手飞奔向直升机。不到3分钟，电瓶和磁罗经就装好了。乔清陆迅速去掉固定直升机的铁索，于凌晨5时7分起飞。
5时10分左右，直升机抵达龙编桥。乔清陆将直升机悬停在杨文利等人面前，大喊一声“快上”。机上的人拼命地把足球场上的6个人迅速拉进直升机，然后腾空北去。
控诉黎笋留中国
直升机离开机场大约1小时后，河内拉响了红色警报。逃亡者从直升机无线电里听到很嘈杂的喊话声，很显然，河内全城都在找他们！
经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他们终于迫降在中国广西大新县一块红薯地里。面对闻讯赶来的中国边防部队和民兵，10名越南逃亡者主动交出武器。粗通中文的乔清陆代表大家激动地说：“我们是越南人，到这儿来，要控诉黎笋集团。”
他们被带到县城，那里有中国官方人士。原来，当直升机飞近中国时，解放军雷达部队已发现这一情况，并向上级做了汇报。
中方立即与流亡北京的原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取得联系，黄文欢向中国政府要求保护这架直升机及机上成员。
很快，他们被送到北京。10月16日下午，乔清陆、黄春团、黎玉山和杨文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20日下午，黄文欢在北京会见了乔清陆一行。后来，除杨文利请求前往法国投奔亲友外，其余9人均定居中国。
（摘自《延边日报》2014.2.19）
1981年，越南两名飞行员和其他8人，在河内夺取越军总政治部唯一一架UH-1H直升机，驾机投奔中国。作为当事人之一，现旅居法国巴黎的越侨杨文利出版了《河内红色暴动》一书。
下定决心要外逃
此次惊天出逃行动中，越南空军上尉乔清陆是个关键人物。他1969年开始在越南人民军服役，起先受的教育是“赶走美帝，迎接解放”，可是到1975年黎笋集团攫取越南的最高权力后，战争仍未离去。乔清陆不得不驾驶直升机继续在老挝、柬埔寨和柬泰、越中边界奔波。
乔清陆在柬埔寨，亲眼看到侵柬越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和越南士兵死无葬身之地的惨状。大量血的事实让他感到越南正走在一条“黑暗的末路”上，使他内心下定了与黎笋集团决裂的决心。
1981年4月的一天，乔清陆把外逃的打算告诉密友，空军准尉、地勤机械师黄春团。黄春团早有外逃的想法。越南为防止军人外逃，规定飞机停飞后，必须将指示方向的磁罗经和启动用的电瓶拆下来集中保管。要想驾机外逃，首先得设法弄到磁罗经和电瓶，而这两样东西只有在黑市上才能买到。
可是越南国内物价猛涨，薪俸微薄的小军官怎能筹到这一大笔钱呢？正当他们发愁时，偶然得知家境较好的建筑工程师杨文利也有外逃的打算。
假扮渔民买电瓶
49岁的杨文利来自西贡，1975年南越垮台后，因其当过南越的工兵且退役后曾为美国海军做过技术顾问，被抓去劳改。被释放后，杨文利感到在这个国家没有发展机会，早已打算出逃海外，所以对乔清陆的出逃计划表示积极支持，主动承担一切经费。
此后，杨文利和黄春团经常利用休息日，穿上便衣乔装成海员或渔民走街串店。一天，他们来到西贡一家商店，和店员拉家常。混熟后，杨文利说：“我们是渔民，没有电瓶就出不了海。”店员看到他们要求迫切又肯出大价钱，就答应了。他们终于以7000元越南盾买到一副旧电瓶，不久又以同样方法购得一个磁罗经。
1981年9月17日，乔清陆、黄春团、杨文利进行了最后的行动讨论。
越军总政治部仅有的一架美制UH-1H直升机要去中越边境视察防务，乔清陆被选为该机的驾驶员。他认为这是出逃的绝佳机会，直升机所在的白梅机场离中国不太远，直升机油量恰好够用。况且，遭黎笋迫害出走的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也在北京，正好可以揭露黎笋集团祸害百姓的真相。
出逃的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下来。
乔装打扮聚河内
按照乔清陆的安排，黄春团利用部队休假，提前跑到河内找来好友、原空军机械师黎玉山。
24岁的黎玉山1975年4月入伍，长期在白梅机场工作，对军队前途感到失望，热切期盼与黄春团一起脱离牢笼。在行动前几天，他俩不知疲倦地潜入机场附近察看地形。
与此同时，杨文利等人也穿上在黑市买的假军服扮成空军军官，坐火车来到河内，
9月28日上午，乔清陆准时驾驶总政专机来到白梅机场。他找到黄春团、杨文利等人，共同检查出逃的最后计划，并规定了具体出走路线及分工等。
29日一早，乔清陆再次对白梅机场的地貌进行观察，寻找直升机离开机场后的第一个降落点――那里是供杨文利等人登机的地方，不能离他们的住处太远，还要有明显的灯光标志。后来，他发现并确定了龙编桥下的足球场作为临时停机坪。
黄昏时分，乔清陆又来到白梅机场，假装准备第二天飞行，接近直升机。他一面向执勤的哨兵递烟，一面同哨兵周旋。他悄悄地把直升机门窗的暗销拔掉，扫眼看了一下仪表盘上的油量表，油量足够飞到中国境内。
打晕哨兵夺飞机
河内时间9月30日子夜2时许，杨文利等7人带着电瓶和磁罗经，骑上自行车从市区出发，沿着小路直奔白梅机场，途中与乔清陆、黄春团、黎玉山3人会合。10个人分成三组：第一组只有乔清陆和黄春团两人，负责去机场：第二组是黎玉山和一个副手，带着电瓶、磁罗经等去机场修理厂，那里的围墙有个缺口只隔铁丝网直通停机坪；第三组则由杨文利带队，去龙编桥等飞机来接应。
凌晨4时整，乔清陆和黄春团凭出入证顺利通过两道岗哨，来到机场腹地。
此时夜雾笼罩机场，乔清陆和黄春团接近那架编号576的黄绿色专机，巧合的是，他俩竟又碰上昨天傍晚值勤的哨兵。这个哨兵对他们似乎有些警觉，于是黄春团迅速抽出藏在靴内的铁棒，将哨兵打晕。随后，剪断铁丝网进来的黎玉山和副手飞奔向直升机。不到3分钟，电瓶和磁罗经就装好了。乔清陆迅速去掉固定直升机的铁索，于凌晨5时7分起飞。
5时10分左右，直升机抵达龙编桥。乔清陆将直升机悬停在杨文利等人面前，大喊一声“快上”。机上的人拼命地把足球场上的6个人迅速拉进直升机，然后腾空北去。
控诉黎笋留中国
直升机离开机场大约1小时后，河内拉响了红色警报。逃亡者从直升机无线电里听到很嘈杂的喊话声，很显然，河内全城都在找他们！
经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他们终于迫降在中国广西大新县一块红薯地里。面对闻讯赶来的中国边防部队和民兵，10名越南逃亡者主动交出武器。粗通中文的乔清陆代表大家激动地说：“我们是越南人，到这儿来，要控诉黎笋集团。”
他们被带到县城，那里有中国官方人士。原来，当直升机飞近中国时，解放军雷达部队已发现这一情况，并向上级做了汇报。
中方立即与流亡北京的原越共领导人黄文欢取得联系，黄文欢向中国政府要求保护这架直升机及机上成员。
很快，他们被送到北京。10月16日下午，乔清陆、黄春团、黎玉山和杨文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20日下午，黄文欢在北京会见了乔清陆一行。后来，除杨文利请求前往法国投奔亲友外，其余9人均定居中国。
（摘自《延边日报》201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