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第34卷第1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 l of Shanx iN o r m al U niversity(Soc ial Science Ed ition)
Jan . , 2007V o. l 34 N o . 1
高考制度历史演变轨迹探析
陈彬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100087)
摘 要:高考制度在中国的产生是传统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0遭遇现代教育制度的结果。中华民国期间, 社会权力的相对分散及基础教育之薄弱为多元化的高考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并逐步表现出统一化以及标准化的趋向。新政权建立之后, 国家在高考中处于主导地位, 高考制度在组织形式以及考试内容等方面走向了统一, 而且政治标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核心范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长达11年的停滞期之后, 户籍制度构成了个人流向城市或者发达地区的最大障碍, 高考制度的价值支撑在文革那一代人独特的经历下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关键词:高考制度; 现代教育体制; 约束条件
中图分类号:G 632. 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7) 01-0137-04
高考制度又名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0的简称, 是对申请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学习的考生进行的文化考试。今天, 这一制度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被形容为/中国百姓生活中倾心倾力的第一件大事0。目前国内对于高考的历史研究基本上关注的是科举制度与高考制度的内在关联, 比如高考制度与科举制度在其社会流动功能、标准化与非人格化的组织形式等方面的相似之处[1]。但是将其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大脉络之中, 探讨该制度在中国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时段的形态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社会支撑体系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而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这一制度演变的内在机理。
本文拟从高考制度的变迁史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约束条件两方面来探讨其演变逻辑。在笔者看来, 高考如同涂尔干所论述的教育一样[2](P2) 11) , 有两个基本面向:其一为有形的实体, 表现为组织形式, 考核内容等; 其二为支撑这一制度的价值理念, 比如知识论、人才观等。有形实体在一定程度能够体现其价值理念,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种价值理念, 二者相互作用构成了高考制度本身。高考制度的约束条件是指, 自清末新政时期现代教育体制高考制度的萌芽始至今制约高考制度的影响因素, 具体到本文主要指的是不同时段的国家权力、人口压力以及社会结构等对于高考之约束。不同时期的高考制度之所以呈现出差异, 主要源于其约束条
件之不同。以下将从近代中国几个大的时段来分析高考制度的演变逻辑。
科举背影下的/幼苗0
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确立是一个国家现代性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一过程必须借助教育现代性的工具, 即学制、课程等[3]。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作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主要的衔接方式, 也产生于这一过程。清末中国建立现代教育体制是在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官员的追求下, 由政府自上而下设计而成。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奏筹办大学堂情形, 言:
目前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 通融办法, 唯有暂时不设专门, 先设一高等学为大学预备科。分政、艺二科, , 查京外学堂, 办有成效者, 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 , 开办数年以上, 不乏合格人才。更由各省督、抚、学政考取府、州、县高材生咨送来京, 复试如格, 入堂肄业。三年卒业, 及格者升入大学正科。0[4]
(P755)
同年八月, 张百熙受命向朝廷进呈5学堂章程折6并获批准以5钦定学堂章程6颁行, 史称/任寅学制0[5](P65) 77) 。后张百熙因资望不足, 且遭满族权贵猜忌, 不能行其志, 于是与张之洞一起, 将章程稍做修改, 经朝廷审核, 于光绪二十九
收稿日期:2006-09-01
作者简介:陈彬莉(1977) ), 女, 山西汾西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再次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名奏呈之重订学堂章程, 史称5奏定学堂章程6, 又名/癸卯学制0。该学制成为具有操作意义的中国第一个近代学校系统。5京师大学堂章程6是这两部学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中对招生的规定如下:
第一节 京师大学堂专门学生, 现尚无人, 将来由本学堂预备科卒业生升补充, 其各省高等学堂卒业生咨送到京者, 经考验合格, 一并升入正科肄业。
第二节 现办预备科之学生, 京师由本学堂招考, 各省照原奏由大学堂拟定格式, 颁发各省照格考取后, 咨送到京复试, 方准入学肄业。
当时规定进入大学堂校门主要有两种途径, 其一为大学的预科生, 其二为各省高等学堂的毕业生, 两种途径都需要通过考试选拔, 但是二者的考核方式不尽相同, 预科生为大学堂自己组织考试, 直接升入大学堂, 但是要进入预科班则需经过严格考试。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在大学堂的指导之下组织考试, 名额送到京城之后, 大学堂自己再来组织复试, 最后才能决定是否录取。5钦定学堂章程6与5奏定学堂章程6对于高等学堂与大学之间的衔接分别做了一般性的规定。
5钦定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6:
第十三节 高等学堂学生卒业, 经大学堂复考, 得过文凭之后, 任本人志愿升入大学分科, 或者愿赴各处之农、工、商、医高等学堂学习实业者听之。5奏定学堂章程#考录入学章第三6:
第一节 各分科大学, 应以高等学堂大学预科毕业生升入肄业, 但其应升入学人数若逾于各分科大学预定之额数时, 则须统加考试, 择优取入大学。
已经考取而限于额数不得入学者, 至下次入学期, 可不须再考, 按其名次先后依次令入大学。
第二节 各分科大学入学人数, 若不满预定之额数时, 各项高等学堂与大学预科程度相等之毕业生, 经学务大臣查实, 亦准其入大学肄业。
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是高等学堂毕业生进入大学堂的必须环节, 风雨飘摇中的满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 而且初步构建了大学堂的入学制度, 这些均为近代中国建立现代教育体制的起步。1905年, 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在刚刚具有雏形的现代教育体制中, 一方面, 科举制度的影响仍然存在, 学生毕业之后, 赐予一定出身; 另一方面, 各级教育之间无法衔接, 课程、师资及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6](P42)
47)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晚清学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
举制度具有内在相似性。大学入学制度在晚清出现时面临的是人们对于科举的各种责难, 但是这些责难基本上集中于这一制度对于士子们的错误导向, 即学子们只求八股精通, 楷法优美, 而放弃了对真实学问和科技知识的钻研求索。但是, 科举制度所倡导的/学而优则士0的价值理念仍然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 而且对后来中国的精英选拔制度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约束。对于个人来说, 这一选举制度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甚至是可以合理预期的期望。[7](P2) 这种通过参加科举来实现个人地位升迁的社会心态为人们接受现代教育提供了价值支撑。因为, 在现代社会, 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机制之一。
第二个约束条件为现代教育体系自身的逻辑。现代教育体系以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 以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为其所依赖的社会结构条件, 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相互衔接的选拔性考试, 一方面不得脱离中等教育的基础, 另一方面又必须为进入大学接受专业化教育选拔合格的人才。这就要求在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之下, 必须具有系统的基础教育体系。而当时中国构建现代教育体制刚刚起步, 教育改革者不得不在现实的可能性和理想的要求之间寻求契合点, 其结果就是后来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民国时期:自主的入学考试制度形成
清末教育体制的建立并未随着无法挽回的旧秩序的崩溃而止步不前, 而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在民国建立之后进一步成长壮大。民国成立以后, 孙中山提出应该将考试作为评价人才的一种手段[8](P20) 。为了选拔新政权所需的各种专业人才, 中华民国成立了考试院来管理全国考试。此举促进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1919年, 北京大学公布了招生简章, 开始通过考试来招取学生。1925年, 清华大学公布了招生简章, 中华民国历史上制度化的大学入学考试开始。此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从组织形式到考核内容逐步走向规范化。
(一) 逐步形成了既有利于自治的大学发挥主体性, 又有利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协调和控制的多元体制。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 大学基本上是独立招生。入学考试是高等学校的内部事务, 招生考试权在学校。除了预科班学生之外, 各大学公开招生。学校自行公布招生简章, 决定招生规模, 指定考试科目、命题、阅卷以及录取学生。而且, 学校还可以主办多次和多层次的入学招生考试。第一次招生没有足额, 可以组织第二次考试。专门学校的预科和本科、大学的预科和本科以及大学院的预科和本科的招生考试由于层次不同, 入学考试的科目和考试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
到了1930年代中期, 政府为了从宏观上对专业结构进行把握, 逐步加强了在招生规模与学科结构方面的控制。1935年, 教育部规定各大学及独立学校招收新生皆以系为单
程之标准, 但是这些标准在今天看来主要是规定各科的教学时间的分配和协调。为了给中华帝国即将崩溃的旧制度寻找新的合法性或者寻找替代品, 清政府将构建现代教育体制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向而进行了不懈努力。
总结这一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的产生主要面临两个约束条件, 其一是现代教育制度自萌芽始就不得不面对的科举制度的影响。大学入学制度更是如此, 大学在现代社会作为精英教育, 入学考试制度从某种意义上为精英遴选制度, 与科
) )
位, 根据各系的师资设备等来决定招生名额。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为了战时方便, 大学入学考试出现了联考以及统考等集中的方式。1939年、1940年和1942年全国实行分区联考。1943年推出了四种招生方式:单独招生、联合考试、委托招生以及成绩审查。至此, 多种招生方式并存的局面基本形成。
这一多元化体制与现在的高考制度相比较为灵活。就联考制度来说, 学生在进入大学时, 具有较大的选择权。尽管当时的教育部屡次表示要建立统一考试, 但是迫于形势, 即当时的交通状况不好, 让学生参加统一考试, 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看实在是无益处, 由此允许在全国各地划分不同的考区, 学生进行联考。而这种制度形式之所以能够存在, 笔者认为, 首先, 与国内社会中各种权力的分布结构有直接联系。当时, 国家并没有掌握所有的资源, 社会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权力并没有达到很高的集中程度。从办学主体来说, 有国立大学、教会大学以及私立大学等。这种多元主体决定了教育部在学校的招生工作中为间接控制者,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多元的大学入学考试提供了可能性。其次, 与20世纪前半期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影响下的乡村基础教育之薄弱有关。20世纪前半期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 其扩大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小农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了避免作为政权给乡土社会的税收代理人所带来的尴尬, 乡村精英退出了公共事务, 由此导致了赢利性经纪在乡村的增长。[9]赢利性经纪的强取豪夺使得乡村财政枯竭, 财政的枯竭使得作为新政权建设内容之一的新式学堂运转成了无源之水, 乡村初等教育的制度空间极为狭小。由此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学入学考试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乡土社会基本上是失语的。这一后果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多元化提供了组织形式方面的可能性。
(二) 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从考核内容、评分标准等方面逐步走向统一化、标准化, 成为今天集形式化和标准化为一体的高考的雏形。入学考试成绩成为学生入学的最主要依据。
民国建立政权以后, 加强了对课程的控制。为了确保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 教育部一方面统一中学的课程标准, 另一方面规定大学入学考核必须以中学课程为依据[6]。1932年12月24日5教育部关于规定各校招收新生之考试及各科程度的训令6云:(1) 专科以上学校, 自22年度起, 各校招考新生其考试科目及各科程度按高中课程暂行标准。(2) 专科以上学校自22年度起按照正式规定的课程标准进行招收新生考试。[8](P173) 1938年, 教育部为考试制定了命题标准, 但是各考区题目不同。民国28年改为由教育部统一命题, 分区阅卷。1938年教育部在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提出, 应该实行统一招考, 录取结果完全依赖于考试结果。1939年教育部在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提出, 进行统一考试或者联合招考的年份中, 各个地方各自为政, 尽管是统一命题, 但是评卷很难一致。1940年, 为了解决上一年出现的问题, 教育部统一制作答案, 命题以及评分标准基本上实现统一。这一时期之所以统一的步伐走得很快, 其原因在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
入学考试的组织。在其后举行的联考中, 国家将自己的权力收回, 举行联合招生的各区, 组织联合招生委员会, 以招生学校校长为召集人, 委员会的组织, 由各区自行拟定, 报教育部备案。联合招生的报名、命题、阅卷等事宜, 一般根据教育部的规定, 由各区自行办理。各校的招生名额由教育部核准, 除此之外的事宜, 由各校或者学校之间自行商定处理。这一时期, 政府在招生中仅相当于一个仲裁部门。
总体而言, 民国时期大学主要是实行自主招生, 之所以大学能够克服政府的强劲压力而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 原因在于一方面, 这一时期的大学, 具有大学自主的理念,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 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 也有公众的舆论的强大力量。
新政权下高考制度之命运
高考制度经过了中华民国三十多年的演变之后, 已经具备了现在我们国家高考制度的基本形态。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并非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 而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中, 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 大学被列为国家事业单位。由此出现大学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新政权建立之后, 高考制度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 政府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处于支配性地位, 大学失去了包括招生在内的自治空间。整个国家处于一种乐观的赶英超美的气氛中, 为了使教育服从国家战略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为了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对于教育的控制, 国家收回了教育控制权, 大学入学考试也不例外。文革期间取消大学入学考试实行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 学校复查的方法更是其从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大学进行控制的极致。其二, 人口压力成为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重要约束条件。初等教育的大面积展开为乡村社会提供了垂直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但也加大了对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压力。此外, 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则成为新时期产生的约束条件。
(一) 走向统一。建国初期, 经过短暂的过渡之后, 1952年开始全国统一招生。教育部1950年对报考资格、考试科目、考试日期, 招生名额及录取工作等作了统一的规定。1952年, 教育部公布全国统一招生, 招生名额应报请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全国招生计划审核批准。至此, 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基本形成。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 统一考试, 统一规定报考条件以及考试科目等。
从1952年至1965年, 高校招生基本上是全国统一。在这一阶段中, 我们国家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 成立了大量的工农速成中学。为了这些学校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 教育部在入学考试制度中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与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干部, 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 可采取保送入学或由学校单独进行考试的办法。至此, 政治标准进入到大学入学考试的核心范畴, 甚至愈演愈烈,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 政治标准成为学生进入大学校门的唯一标准, 最终出现了/白卷英雄0。
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说, 这一时期的教育制度实现了国家
)
一统的局面。但是, 在实际的操作中, 在毛泽东的知识观、实践论的引导下, 社会上并未将高考制度作为社会流动的唯一途径, 而且这一时期, 学工、学农给社会底层的政治精英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满足感。此外, 真正从事教育活动的教师仍然是国民政府时期或者是共产党在边区时期创办学校的教员, 这些人所接受的教育不同于今天的应试教育, 这种经历使得他们将一种实践的传统带入教育教学中。所以, 这一时期的教育可以说是两种传统的共存, 大一统的教育制度与多元化、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的并存。所有置身于教育活动的人的关注都集中到高考, 则是后来的事情。
(二) 被革命的高考。当政治标准进入大学入学考核的核心范畴时, 说明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制已经异化为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机器。如前文所述, 大学入学考试是作为学生进入专业化教育阶段的一个资格测试, 其目的是考核学生是否已经具备接受专业化教育的能力和必须的知识储备。而政治标准与这一核心目的并不是直接相关。如果将其作为唯一标准, 则违背了现代教育以及大学入学考试的核心宗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统一招生制度被批判为分数挂帅, 智育第一的典型, 从此高等学校招生中断了六年, 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被废除了十一年。这一时期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作为/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0彻底取消, 导致整个国家在文革以后恢复建设时期人才奇缺。
(三) 绝处逢生。1977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5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6, 恢复了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制度。1978年6月6日, 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5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6中提出:/实行全国统一命题, 由各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的办法。0此后, 尽管对于高考制度存在不同的声音, 但是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得到了稳健的发展, 一直延续到现在。
高考制度从文革后到现在稳步发展, 源于这一制度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结构因素与社会价值支撑,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选拔了大批的人才, 满足了国家需要及个人需求。首先, 文革这一历史事件加强了个人对于高考的期望, 强化了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第二, 中国社会的结构因素也是高考能够持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个体的活动空间。这种结构格局下资源相对集中在城市, 而户籍制度却禁锢了农村绝大多数人往城市的流动。在农村, 除了招工、参军之外, 考试是唯一的个体城市化的途径。而招工、参军所针对的是基层干部子弟、关系户。这些形式不可预期而且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并不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机制。而高考则不同, 每一位中学毕业生以及拥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以参加高考, 由此导致了千千万
万考生对于这一制度的高度依附性。出身农村的个体如果想要获得个人生活境遇的改善以及进入城市社会, 通过高考几乎是其唯一的理性选择。此外, 初等教育的发展导致社会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有巨大的需求, 而且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整个社会逐步重视人口质量, 而接受高中后教育是主要途径之一, 这也无疑加大了对于高考制度的压力。同时, 高考这一选拔制度对于社会底层的精英流动、对于基础教育产生了整体性的影响。
纵观高考制度在中国从清朝末年的萌芽到今天成为中国社会教育领域内一项根本制度这一过程, 不难看出, 该制度在中国具有其独特性。首先, 这一制度的萌芽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0遭遇现代教育制度的结果。中华民国期间, 社会权力的相对分散及基础教育之薄弱为多元化的高考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并逐步表现出统一化以及标准化的趋向。新政权建立之后, 国家在高考中处于主导地位, 高考制度在组织形式以及考试内容等方面走向了统一, 而且政治标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核心范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长达11年的停滞期之后, 户籍制度构成了个人流向城市或者发达地区的最大障碍, 高考制度的价值支撑在文革那一代人独特的经历下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发展到今天, 尽管对于这一制度, 社会具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对于一种公众如此重视的制度, 不能简单以一种或是或非的态度来看, 而是应该看到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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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M ].南京:江苏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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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第34卷第1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 l of Shanx iN o r m al U niversity(Soc ial Science Ed ition)
Jan . , 2007V o. l 34 N o . 1
高考制度历史演变轨迹探析
陈彬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100087)
摘 要:高考制度在中国的产生是传统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0遭遇现代教育制度的结果。中华民国期间, 社会权力的相对分散及基础教育之薄弱为多元化的高考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并逐步表现出统一化以及标准化的趋向。新政权建立之后, 国家在高考中处于主导地位, 高考制度在组织形式以及考试内容等方面走向了统一, 而且政治标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核心范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长达11年的停滞期之后, 户籍制度构成了个人流向城市或者发达地区的最大障碍, 高考制度的价值支撑在文革那一代人独特的经历下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关键词:高考制度; 现代教育体制; 约束条件
中图分类号:G 632. 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7) 01-0137-04
高考制度又名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0的简称, 是对申请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学习的考生进行的文化考试。今天, 这一制度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被形容为/中国百姓生活中倾心倾力的第一件大事0。目前国内对于高考的历史研究基本上关注的是科举制度与高考制度的内在关联, 比如高考制度与科举制度在其社会流动功能、标准化与非人格化的组织形式等方面的相似之处[1]。但是将其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大脉络之中, 探讨该制度在中国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时段的形态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社会支撑体系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而从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这一制度演变的内在机理。
本文拟从高考制度的变迁史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约束条件两方面来探讨其演变逻辑。在笔者看来, 高考如同涂尔干所论述的教育一样[2](P2) 11) , 有两个基本面向:其一为有形的实体, 表现为组织形式, 考核内容等; 其二为支撑这一制度的价值理念, 比如知识论、人才观等。有形实体在一定程度能够体现其价值理念,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种价值理念, 二者相互作用构成了高考制度本身。高考制度的约束条件是指, 自清末新政时期现代教育体制高考制度的萌芽始至今制约高考制度的影响因素, 具体到本文主要指的是不同时段的国家权力、人口压力以及社会结构等对于高考之约束。不同时期的高考制度之所以呈现出差异, 主要源于其约束条
件之不同。以下将从近代中国几个大的时段来分析高考制度的演变逻辑。
科举背影下的/幼苗0
现代学校教育体制的确立是一个国家现代性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一过程必须借助教育现代性的工具, 即学制、课程等[3]。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作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主要的衔接方式, 也产生于这一过程。清末中国建立现代教育体制是在知识分子和一些开明官员的追求下, 由政府自上而下设计而成。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奏筹办大学堂情形, 言:
目前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 通融办法, 唯有暂时不设专门, 先设一高等学为大学预备科。分政、艺二科, , 查京外学堂, 办有成效者, 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 , 开办数年以上, 不乏合格人才。更由各省督、抚、学政考取府、州、县高材生咨送来京, 复试如格, 入堂肄业。三年卒业, 及格者升入大学正科。0[4]
(P755)
同年八月, 张百熙受命向朝廷进呈5学堂章程折6并获批准以5钦定学堂章程6颁行, 史称/任寅学制0[5](P65) 77) 。后张百熙因资望不足, 且遭满族权贵猜忌, 不能行其志, 于是与张之洞一起, 将章程稍做修改, 经朝廷审核, 于光绪二十九
收稿日期:2006-09-01
作者简介:陈彬莉(1977) ), 女, 山西汾西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再次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联名奏呈之重订学堂章程, 史称5奏定学堂章程6, 又名/癸卯学制0。该学制成为具有操作意义的中国第一个近代学校系统。5京师大学堂章程6是这两部学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中对招生的规定如下:
第一节 京师大学堂专门学生, 现尚无人, 将来由本学堂预备科卒业生升补充, 其各省高等学堂卒业生咨送到京者, 经考验合格, 一并升入正科肄业。
第二节 现办预备科之学生, 京师由本学堂招考, 各省照原奏由大学堂拟定格式, 颁发各省照格考取后, 咨送到京复试, 方准入学肄业。
当时规定进入大学堂校门主要有两种途径, 其一为大学的预科生, 其二为各省高等学堂的毕业生, 两种途径都需要通过考试选拔, 但是二者的考核方式不尽相同, 预科生为大学堂自己组织考试, 直接升入大学堂, 但是要进入预科班则需经过严格考试。各省高等学堂毕业生在大学堂的指导之下组织考试, 名额送到京城之后, 大学堂自己再来组织复试, 最后才能决定是否录取。5钦定学堂章程6与5奏定学堂章程6对于高等学堂与大学之间的衔接分别做了一般性的规定。
5钦定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6:
第十三节 高等学堂学生卒业, 经大学堂复考, 得过文凭之后, 任本人志愿升入大学分科, 或者愿赴各处之农、工、商、医高等学堂学习实业者听之。5奏定学堂章程#考录入学章第三6:
第一节 各分科大学, 应以高等学堂大学预科毕业生升入肄业, 但其应升入学人数若逾于各分科大学预定之额数时, 则须统加考试, 择优取入大学。
已经考取而限于额数不得入学者, 至下次入学期, 可不须再考, 按其名次先后依次令入大学。
第二节 各分科大学入学人数, 若不满预定之额数时, 各项高等学堂与大学预科程度相等之毕业生, 经学务大臣查实, 亦准其入大学肄业。
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是高等学堂毕业生进入大学堂的必须环节, 风雨飘摇中的满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 而且初步构建了大学堂的入学制度, 这些均为近代中国建立现代教育体制的起步。1905年, 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在刚刚具有雏形的现代教育体制中, 一方面, 科举制度的影响仍然存在, 学生毕业之后, 赐予一定出身; 另一方面, 各级教育之间无法衔接, 课程、师资及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6](P42)
47)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 晚清学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
举制度具有内在相似性。大学入学制度在晚清出现时面临的是人们对于科举的各种责难, 但是这些责难基本上集中于这一制度对于士子们的错误导向, 即学子们只求八股精通, 楷法优美, 而放弃了对真实学问和科技知识的钻研求索。但是, 科举制度所倡导的/学而优则士0的价值理念仍然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 而且对后来中国的精英选拔制度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约束。对于个人来说, 这一选举制度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甚至是可以合理预期的期望。[7](P2) 这种通过参加科举来实现个人地位升迁的社会心态为人们接受现代教育提供了价值支撑。因为, 在现代社会, 教育是重要的社会分层机制之一。
第二个约束条件为现代教育体系自身的逻辑。现代教育体系以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 以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为其所依赖的社会结构条件, 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相互衔接的选拔性考试, 一方面不得脱离中等教育的基础, 另一方面又必须为进入大学接受专业化教育选拔合格的人才。这就要求在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之下, 必须具有系统的基础教育体系。而当时中国构建现代教育体制刚刚起步, 教育改革者不得不在现实的可能性和理想的要求之间寻求契合点, 其结果就是后来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民国时期:自主的入学考试制度形成
清末教育体制的建立并未随着无法挽回的旧秩序的崩溃而止步不前, 而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在民国建立之后进一步成长壮大。民国成立以后, 孙中山提出应该将考试作为评价人才的一种手段[8](P20) 。为了选拔新政权所需的各种专业人才, 中华民国成立了考试院来管理全国考试。此举促进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1919年, 北京大学公布了招生简章, 开始通过考试来招取学生。1925年, 清华大学公布了招生简章, 中华民国历史上制度化的大学入学考试开始。此后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从组织形式到考核内容逐步走向规范化。
(一) 逐步形成了既有利于自治的大学发挥主体性, 又有利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协调和控制的多元体制。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 大学基本上是独立招生。入学考试是高等学校的内部事务, 招生考试权在学校。除了预科班学生之外, 各大学公开招生。学校自行公布招生简章, 决定招生规模, 指定考试科目、命题、阅卷以及录取学生。而且, 学校还可以主办多次和多层次的入学招生考试。第一次招生没有足额, 可以组织第二次考试。专门学校的预科和本科、大学的预科和本科以及大学院的预科和本科的招生考试由于层次不同, 入学考试的科目和考试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
到了1930年代中期, 政府为了从宏观上对专业结构进行把握, 逐步加强了在招生规模与学科结构方面的控制。1935年, 教育部规定各大学及独立学校招收新生皆以系为单
程之标准, 但是这些标准在今天看来主要是规定各科的教学时间的分配和协调。为了给中华帝国即将崩溃的旧制度寻找新的合法性或者寻找替代品, 清政府将构建现代教育体制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向而进行了不懈努力。
总结这一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的产生主要面临两个约束条件, 其一是现代教育制度自萌芽始就不得不面对的科举制度的影响。大学入学制度更是如此, 大学在现代社会作为精英教育, 入学考试制度从某种意义上为精英遴选制度, 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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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根据各系的师资设备等来决定招生名额。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为了战时方便, 大学入学考试出现了联考以及统考等集中的方式。1939年、1940年和1942年全国实行分区联考。1943年推出了四种招生方式:单独招生、联合考试、委托招生以及成绩审查。至此, 多种招生方式并存的局面基本形成。
这一多元化体制与现在的高考制度相比较为灵活。就联考制度来说, 学生在进入大学时, 具有较大的选择权。尽管当时的教育部屡次表示要建立统一考试, 但是迫于形势, 即当时的交通状况不好, 让学生参加统一考试, 从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看实在是无益处, 由此允许在全国各地划分不同的考区, 学生进行联考。而这种制度形式之所以能够存在, 笔者认为, 首先, 与国内社会中各种权力的分布结构有直接联系。当时, 国家并没有掌握所有的资源, 社会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文化领域中的权力并没有达到很高的集中程度。从办学主体来说, 有国立大学、教会大学以及私立大学等。这种多元主体决定了教育部在学校的招生工作中为间接控制者,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多元的大学入学考试提供了可能性。其次, 与20世纪前半期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影响下的乡村基础教育之薄弱有关。20世纪前半期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 其扩大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小农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了避免作为政权给乡土社会的税收代理人所带来的尴尬, 乡村精英退出了公共事务, 由此导致了赢利性经纪在乡村的增长。[9]赢利性经纪的强取豪夺使得乡村财政枯竭, 财政的枯竭使得作为新政权建设内容之一的新式学堂运转成了无源之水, 乡村初等教育的制度空间极为狭小。由此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学入学考试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乡土社会基本上是失语的。这一后果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大学入学考试多元化提供了组织形式方面的可能性。
(二) 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从考核内容、评分标准等方面逐步走向统一化、标准化, 成为今天集形式化和标准化为一体的高考的雏形。入学考试成绩成为学生入学的最主要依据。
民国建立政权以后, 加强了对课程的控制。为了确保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 教育部一方面统一中学的课程标准, 另一方面规定大学入学考核必须以中学课程为依据[6]。1932年12月24日5教育部关于规定各校招收新生之考试及各科程度的训令6云:(1) 专科以上学校, 自22年度起, 各校招考新生其考试科目及各科程度按高中课程暂行标准。(2) 专科以上学校自22年度起按照正式规定的课程标准进行招收新生考试。[8](P173) 1938年, 教育部为考试制定了命题标准, 但是各考区题目不同。民国28年改为由教育部统一命题, 分区阅卷。1938年教育部在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提出, 应该实行统一招考, 录取结果完全依赖于考试结果。1939年教育部在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委员会报告中提出, 进行统一考试或者联合招考的年份中, 各个地方各自为政, 尽管是统一命题, 但是评卷很难一致。1940年, 为了解决上一年出现的问题, 教育部统一制作答案, 命题以及评分标准基本上实现统一。这一时期之所以统一的步伐走得很快, 其原因在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
入学考试的组织。在其后举行的联考中, 国家将自己的权力收回, 举行联合招生的各区, 组织联合招生委员会, 以招生学校校长为召集人, 委员会的组织, 由各区自行拟定, 报教育部备案。联合招生的报名、命题、阅卷等事宜, 一般根据教育部的规定, 由各区自行办理。各校的招生名额由教育部核准, 除此之外的事宜, 由各校或者学校之间自行商定处理。这一时期, 政府在招生中仅相当于一个仲裁部门。
总体而言, 民国时期大学主要是实行自主招生, 之所以大学能够克服政府的强劲压力而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 原因在于一方面, 这一时期的大学, 具有大学自主的理念,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一个强大的民间社会, 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 也有公众的舆论的强大力量。
新政权下高考制度之命运
高考制度经过了中华民国三十多年的演变之后, 已经具备了现在我们国家高考制度的基本形态。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并非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 而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中, 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 大学被列为国家事业单位。由此出现大学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新政权建立之后, 高考制度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 政府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处于支配性地位, 大学失去了包括招生在内的自治空间。整个国家处于一种乐观的赶英超美的气氛中, 为了使教育服从国家战略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为了从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对于教育的控制, 国家收回了教育控制权, 大学入学考试也不例外。文革期间取消大学入学考试实行自愿报名, 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 学校复查的方法更是其从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大学进行控制的极致。其二, 人口压力成为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重要约束条件。初等教育的大面积展开为乡村社会提供了垂直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但也加大了对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压力。此外, 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则成为新时期产生的约束条件。
(一) 走向统一。建国初期, 经过短暂的过渡之后, 1952年开始全国统一招生。教育部1950年对报考资格、考试科目、考试日期, 招生名额及录取工作等作了统一的规定。1952年, 教育部公布全国统一招生, 招生名额应报请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全国招生计划审核批准。至此, 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基本形成。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 统一考试, 统一规定报考条件以及考试科目等。
从1952年至1965年, 高校招生基本上是全国统一。在这一阶段中, 我们国家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 成立了大量的工农速成中学。为了这些学校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 教育部在入学考试制度中留出了很大的空间, 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与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长的老干部, 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 可采取保送入学或由学校单独进行考试的办法。至此, 政治标准进入到大学入学考试的核心范畴, 甚至愈演愈烈,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 政治标准成为学生进入大学校门的唯一标准, 最终出现了/白卷英雄0。
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说, 这一时期的教育制度实现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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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的局面。但是, 在实际的操作中, 在毛泽东的知识观、实践论的引导下, 社会上并未将高考制度作为社会流动的唯一途径, 而且这一时期, 学工、学农给社会底层的政治精英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满足感。此外, 真正从事教育活动的教师仍然是国民政府时期或者是共产党在边区时期创办学校的教员, 这些人所接受的教育不同于今天的应试教育, 这种经历使得他们将一种实践的传统带入教育教学中。所以, 这一时期的教育可以说是两种传统的共存, 大一统的教育制度与多元化、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的并存。所有置身于教育活动的人的关注都集中到高考, 则是后来的事情。
(二) 被革命的高考。当政治标准进入大学入学考核的核心范畴时, 说明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制已经异化为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机器。如前文所述, 大学入学考试是作为学生进入专业化教育阶段的一个资格测试, 其目的是考核学生是否已经具备接受专业化教育的能力和必须的知识储备。而政治标准与这一核心目的并不是直接相关。如果将其作为唯一标准, 则违背了现代教育以及大学入学考试的核心宗旨。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统一招生制度被批判为分数挂帅, 智育第一的典型, 从此高等学校招生中断了六年, 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被废除了十一年。这一时期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作为/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0彻底取消, 导致整个国家在文革以后恢复建设时期人才奇缺。
(三) 绝处逢生。1977年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5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6, 恢复了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制度。1978年6月6日, 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5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6中提出:/实行全国统一命题, 由各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的办法。0此后, 尽管对于高考制度存在不同的声音, 但是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得到了稳健的发展, 一直延续到现在。
高考制度从文革后到现在稳步发展, 源于这一制度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结构因素与社会价值支撑, 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选拔了大批的人才, 满足了国家需要及个人需求。首先, 文革这一历史事件加强了个人对于高考的期望, 强化了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第二, 中国社会的结构因素也是高考能够持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制约着个体的活动空间。这种结构格局下资源相对集中在城市, 而户籍制度却禁锢了农村绝大多数人往城市的流动。在农村, 除了招工、参军之外, 考试是唯一的个体城市化的途径。而招工、参军所针对的是基层干部子弟、关系户。这些形式不可预期而且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并不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机制。而高考则不同, 每一位中学毕业生以及拥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以参加高考, 由此导致了千千万
万考生对于这一制度的高度依附性。出身农村的个体如果想要获得个人生活境遇的改善以及进入城市社会, 通过高考几乎是其唯一的理性选择。此外, 初等教育的发展导致社会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有巨大的需求, 而且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整个社会逐步重视人口质量, 而接受高中后教育是主要途径之一, 这也无疑加大了对于高考制度的压力。同时, 高考这一选拔制度对于社会底层的精英流动、对于基础教育产生了整体性的影响。
纵观高考制度在中国从清朝末年的萌芽到今天成为中国社会教育领域内一项根本制度这一过程, 不难看出, 该制度在中国具有其独特性。首先, 这一制度的萌芽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0遭遇现代教育制度的结果。中华民国期间, 社会权力的相对分散及基础教育之薄弱为多元化的高考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并逐步表现出统一化以及标准化的趋向。新政权建立之后, 国家在高考中处于主导地位, 高考制度在组织形式以及考试内容等方面走向了统一, 而且政治标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核心范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长达11年的停滞期之后, 户籍制度构成了个人流向城市或者发达地区的最大障碍, 高考制度的价值支撑在文革那一代人独特的经历下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发展到今天, 尽管对于这一制度, 社会具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对于一种公众如此重视的制度, 不能简单以一种或是或非的态度来看, 而是应该看到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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