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戊戌时期;科学社团;启示;群学 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的半个世纪里,先进的中国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及科学团体的重要性。在维新思想家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出现了一批近代自然科学团体,如浏阳算学会、上海农学会、质学会、中西医学研究会等。此时期的科学社团规模不大,会员不多,有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有的兼有社会科学,活动方式上多受到西方学会的影响,但这些学会宣传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为变法奠定了舆论基础,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下面本文对戊戌时期科学社团建立的原因进行探究。 一、洋务时期对科学的引进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现生了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1861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场 “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以“自强”“求富”为旗号,他们认为向西方学习是摆脱贫穷落后的必由之路,于是广泛传播“西学”,引进了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中国戊戌时期科学社团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洋务运动开创现代教育的先河,改革派创办了新式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1862年)、新疆俄文馆(1867年)、如福州船政局内附设的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1892年)、南京陆军学堂(1896年)、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操炮学堂(1874年)、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1891年)等,培养外文翻译人才,包括各类语言文字;培养近代专门科技人才;培养近代军事技术人才和近代军事指挥人才。1862年创办的“同文馆”,设法、英、俄文三个班,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学校,它为不仅传播了西方科学知识,同时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洋务派创办学校学习和传播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外,还大量翻译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如《水雷秘要》、《汽机发轫》、《重学》、《开煤要法》、《化学鉴原》、《攻守炮法》、《行军测绘》、《植物学》、《克虏伯炮说》、《地学浅释》、《轮船布阵》、《营垒图说》等,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中国科学的传播,同时也推动了戊戌时期科学社团的产生。 1872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十四年间共派出二百多人。这些人回国后,在许多领域都开创了重大成就,对西方科学的引进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戊戌时期的科学社团出现提供了阶级基础。张之洞在《延访洋务人才启》写道:“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本,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物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抵,以通晓各国文字为人门”。洋务时期派遣留学生打击了当时弥漫全国的封建守旧风气,对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开拓作用,开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先河。派出学生出国留学,这些留学生有很多大有作为之人,如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第一批留美学生,他毕业于耶鲁大学,1905一1907年主持修建了我国历史上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同时他还是中华工程师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洋务派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质上和量上,都是是全方位的、史无前例的,而且培养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他们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力量,也为中国戊戌时期科学社团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洋务运动中,近代自然科学全面地传入中国,而且尽可能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能,尽可能地向社会实践发生转化。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科学杂志、科学团体、科技出版机构相继出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二、外国人的学术团体的启示 面对封建宗教强大的敌人,科学家们深感个人力量的单薄,认识到要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封建愚昧的敌人,建立学术团体。1505年的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518年的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以及1560年成立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自然秘密学会”是世界科学团体的初创。到封建主义社会崩溃,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出现,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诞生了科技社团。1662年最著名、最古老的英国皇家学会诞生,1683年美国第一个学会―――波士顿哲学学会成立。这个时期的科学社团以实验方法和数学手段用于研究自然界,并逐步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形成了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使得中国知识阶层得以借鉴西方国家社团的组织形式。戊戌时期的 “这时期的学会,是学习西方的做法产生的,因此活动方式也受西方学会的影响。” 戊戌时期兴起的学会,主要是采取西方学会的形式。19世纪以后,西方人在中国所办的学会,对中国近代科学社团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的启迪作用。1834年广州成立的益智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和1836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虽然两会的活动时间不长,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蓝本。到1858年欧美传教士的学术团体上海文理学会(The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次年并入英国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Society),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Society)。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狄考文(Rev. C. W. Mateer)、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林乐知(Y. J. Allen)、利启勒(R. Lechler)、傅兰雅、丁韪良等组织的益智书会(School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主要从事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为传授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提供物质方面与社会方面的贡献。每三年举行会员大会一次宣读论文、听取报告、讨论有关事项。该会有执行委员会和工作推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为权力机构,包括会长1人、副会长2人、总编辑1人、秘书1人、会计1人,会员要缴纳会费。 1887年由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Chinese) 1894年中文名称改为广学会, 出版书籍、发行期刊传播基督教义、介绍西方文化。在出版书籍方面,迄于1911年共出版约400种,非宗教性书籍约占184种。会员每年集会, 讨论会务,改选董事。这些社团的组织形式为中国近代科学社团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借鉴的蓝本。 三、戊戌时期“群学”的理论指导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日益衰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渐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桎梏,使科学技术停滞不前。明代以来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闭关锁国政策、文化专制制度以及八股取士的科举制都妨碍了人们对科学的探究,最终没有在中国形成近代科学技术。随着列强侵华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面临着沉重的危机,有志之士们面对国家和民族现状及出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为社会开出的各种药方,各种思潮兴起发展,“群学”观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潮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团体直到19世纪末戊戌时期才在中国出现,此时期的“群学”理论为科学社团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群学”即社会学最早起源于西方,法国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后由英国赫伯特.斯宾塞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学说。到198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时把社会学称为群学,他说“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不久,严复又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进一步系统介绍了进化论原理,“群学”在思想界引起了重大影响,许多进步人士接受了“群学”这一思想并传播“群学”思想,做出突出贡献的多为维新思想家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思想家部“群学”思想应用于实践建立学会。他们认为中国要强大就要合群力,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中国近代科学的匮乏,主张建立社团宣传科学技术知识、学习西方就必须组织学会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论学会》中写道“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谭嗣同的《学会》一文指出“士会于庠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工会于场而工事良,商会于四方而商利孔长。” “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康有为在《强学会叙》中强调中国四邻皆强,中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中国的困境是由于“徒以风气未开,人才乏觉,坐受欺凌。”中国要想强大必须“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砺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他又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强调“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智,群而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之。”在维新派思想家的宣传和组织下一批学会纷纷建立,其中就包括自然科学学会的建立。 在国内洋务运动和“群学”思想的影响下借鉴西方科学社团组织形式中国戊戌时期的科学社团纷纷建立,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袁铭逸.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 动[M].中华书局,1977. [2]周东启.从科学观的角度看洋务运动 [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6). [3]张碧晖.中外科技团体[G]. 湖北省科技 社团研究会,1986. [4]翦伯赞,郑天挺.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 代部分[K].中华书局,1980. [5]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中 华书局,1981. [6]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M]. 中华书局, 1954. [7]皇朝经世文新编[Z].卷二十六,第九页. □(编辑/刘佳)
[关键词]戊戌时期;科学社团;启示;群学 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的半个世纪里,先进的中国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及科学团体的重要性。在维新思想家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出现了一批近代自然科学团体,如浏阳算学会、上海农学会、质学会、中西医学研究会等。此时期的科学社团规模不大,会员不多,有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有的兼有社会科学,活动方式上多受到西方学会的影响,但这些学会宣传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为变法奠定了舆论基础,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下面本文对戊戌时期科学社团建立的原因进行探究。 一、洋务时期对科学的引进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现生了变化,小农经济开始解体。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1861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全国各地发起了一场 “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以“自强”“求富”为旗号,他们认为向西方学习是摆脱贫穷落后的必由之路,于是广泛传播“西学”,引进了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中国戊戌时期科学社团的诞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洋务运动开创现代教育的先河,改革派创办了新式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1862年)、新疆俄文馆(1867年)、如福州船政局内附设的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1892年)、南京陆军学堂(1896年)、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操炮学堂(1874年)、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1891年)等,培养外文翻译人才,包括各类语言文字;培养近代专门科技人才;培养近代军事技术人才和近代军事指挥人才。1862年创办的“同文馆”,设法、英、俄文三个班,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同文馆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学校,它为不仅传播了西方科学知识,同时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洋务派创办学校学习和传播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外,还大量翻译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如《水雷秘要》、《汽机发轫》、《重学》、《开煤要法》、《化学鉴原》、《攻守炮法》、《行军测绘》、《植物学》、《克虏伯炮说》、《地学浅释》、《轮船布阵》、《营垒图说》等,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中国科学的传播,同时也推动了戊戌时期科学社团的产生。 1872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十四年间共派出二百多人。这些人回国后,在许多领域都开创了重大成就,对西方科学的引进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戊戌时期的科学社团出现提供了阶级基础。张之洞在《延访洋务人才启》写道:“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本,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物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抵,以通晓各国文字为人门”。洋务时期派遣留学生打击了当时弥漫全国的封建守旧风气,对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开拓作用,开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先河。派出学生出国留学,这些留学生有很多大有作为之人,如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就是第一批留美学生,他毕业于耶鲁大学,1905一1907年主持修建了我国历史上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同时他还是中华工程师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洋务派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质上和量上,都是是全方位的、史无前例的,而且培养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他们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力量,也为中国戊戌时期科学社团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洋务运动中,近代自然科学全面地传入中国,而且尽可能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能,尽可能地向社会实践发生转化。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科学杂志、科学团体、科技出版机构相继出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二、外国人的学术团体的启示 面对封建宗教强大的敌人,科学家们深感个人力量的单薄,认识到要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封建愚昧的敌人,建立学术团体。1505年的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1518年的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以及1560年成立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自然秘密学会”是世界科学团体的初创。到封建主义社会崩溃,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出现,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诞生了科技社团。1662年最著名、最古老的英国皇家学会诞生,1683年美国第一个学会―――波士顿哲学学会成立。这个时期的科学社团以实验方法和数学手段用于研究自然界,并逐步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形成了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使得中国知识阶层得以借鉴西方国家社团的组织形式。戊戌时期的 “这时期的学会,是学习西方的做法产生的,因此活动方式也受西方学会的影响。” 戊戌时期兴起的学会,主要是采取西方学会的形式。19世纪以后,西方人在中国所办的学会,对中国近代科学社团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的启迪作用。1834年广州成立的益智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和1836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虽然两会的活动时间不长,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蓝本。到1858年欧美传教士的学术团体上海文理学会(The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次年并入英国皇家亚洲文会(Royal AsiaticSociety),更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North-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Society)。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狄考文(Rev. C. W. Mateer)、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林乐知(Y. J. Allen)、利启勒(R. Lechler)、傅兰雅、丁韪良等组织的益智书会(School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tee)主要从事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为传授西方文化与科学知识,提供物质方面与社会方面的贡献。每三年举行会员大会一次宣读论文、听取报告、讨论有关事项。该会有执行委员会和工作推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为权力机构,包括会长1人、副会长2人、总编辑1人、秘书1人、会计1人,会员要缴纳会费。 1887年由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Chinese) 1894年中文名称改为广学会, 出版书籍、发行期刊传播基督教义、介绍西方文化。在出版书籍方面,迄于1911年共出版约400种,非宗教性书籍约占184种。会员每年集会, 讨论会务,改选董事。这些社团的组织形式为中国近代科学社团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借鉴的蓝本。 三、戊戌时期“群学”的理论指导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日益衰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日渐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桎梏,使科学技术停滞不前。明代以来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闭关锁国政策、文化专制制度以及八股取士的科举制都妨碍了人们对科学的探究,最终没有在中国形成近代科学技术。随着列强侵华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面临着沉重的危机,有志之士们面对国家和民族现状及出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为社会开出的各种药方,各种思潮兴起发展,“群学”观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潮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团体直到19世纪末戊戌时期才在中国出现,此时期的“群学”理论为科学社团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群学”即社会学最早起源于西方,法国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后由英国赫伯特.斯宾塞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学说。到198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时把社会学称为群学,他说“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不久,严复又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进一步系统介绍了进化论原理,“群学”在思想界引起了重大影响,许多进步人士接受了“群学”这一思想并传播“群学”思想,做出突出贡献的多为维新思想家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思想家部“群学”思想应用于实践建立学会。他们认为中国要强大就要合群力,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中国近代科学的匮乏,主张建立社团宣传科学技术知识、学习西方就必须组织学会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论学会》中写道“西人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谭嗣同的《学会》一文指出“士会于庠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工会于场而工事良,商会于四方而商利孔长。” “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康有为在《强学会叙》中强调中国四邻皆强,中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中国的困境是由于“徒以风气未开,人才乏觉,坐受欺凌。”中国要想强大必须“盖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砺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他又在《上海强学会后序》中强调“故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学则智,群而强,累万亿兆皆智人,则强莫与京。”“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之。”在维新派思想家的宣传和组织下一批学会纷纷建立,其中就包括自然科学学会的建立。 在国内洋务运动和“群学”思想的影响下借鉴西方科学社团组织形式中国戊戌时期的科学社团纷纷建立,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袁铭逸.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 动[M].中华书局,1977. [2]周东启.从科学观的角度看洋务运动 [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6). [3]张碧晖.中外科技团体[G]. 湖北省科技 社团研究会,1986. [4]翦伯赞,郑天挺.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 代部分[K].中华书局,1980. [5]蔡尚思,等.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中 华书局,1981. [6]梁启超. 戊戌政变记[M]. 中华书局, 1954. [7]皇朝经世文新编[Z].卷二十六,第九页. □(编辑/刘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