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以用强制力去敛财的公司，将无可避免地丧失市场竞争力。当“英国制造”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甩开世界其他国家后，新兴的工商业者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打破特许公司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他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广阔的市场。
1710年，不安笼罩着伦敦。
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孟加拉爆发大饥荒，六分之一的居民被饿死。这对于此前就已经面临困境的东印度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弥补其入不敷出的困境，1765年时，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总督的地位，允许它征收土地税。
公司享有的特权在不断扩大，赢利的能力却每况愈下。
一个可以用强制力去敛财的公司，将无可避免地丧失市场竞争力。
面对已不能再创造财富的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也很苦恼。为了使公司摆脱入不敷出的窘境，1773年，国会不得不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授予其对北美殖民茶叶贸易的垄断权。
但“特殊政策”不但没能拯救公司。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麻烦。为了能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意，殖民地的人民不惜与宗主国兵戎相见。
此时，想要获得经济自由权利的，不仅仅是北美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英国本土的普通公民。
就在东印度公司向国会讨要北美茶叶垄断权的1773年，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韦奇伍德陶瓷厂收到了一份极具挑战性的订单。订单来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制作一套952件的米白色餐具。
一年后，韦奇伍德工厂用1244幅工笔画作品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此举让工厂主乔赛亚名声大噪。
15年前，29岁的乔赛亚・韦奇伍德创立了自己的工厂。
这位制陶工发明了精致而坚固的骨瓷，4个骨瓷咖啡杯能托起一辆15吨的卡车。更重要的是，他革新了生产流程，把原先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作分成了几十道土序，用“工厂化”这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这位企业家的评价是：“对陶瓷制造的卓越研究，对原料的深入探讨，对劳动力的合理安排，以及对商业组织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工业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
当北美殖民地人民为自由平等的权利而战的时候，在英国，无数个像韦奇伍德陶瓷厂这样的小公司，也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努力。
18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有40％年龄超过20岁的男劳动力在从事商业与制造业。正是他们，启动了日后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飞梭，织布速度大大提高。
1765年，职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棉纱产量大幅增加。
1771年，理发师阿克莱特设立水力纺纱厂，现代意义的工厂诞生。
……
技术、生产、市场，形成了联动的链条，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是一个个用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小公司。
小公司们各自为追求利润而奔波忙碌、发明创造，正是它们的“自利”行为，带来了全社会经济能量的一次解放。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解放。
出现在时代转折点上、充当新兴阶层代言人的，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3月12日，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时间洛阳纸贵。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十分强有力的。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基于这一认识，斯密反对用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倡导通过平等契约来发展经济的自由贸易。
调整经济生活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指引着小店主们在市场上翩翩起舞。
就在《国富论》出版的四天前，1776年3月8日，英国伯明翰，由两个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博尔顿――瓦特”公司，向客户展示了新研发的产品――蒸汽机。虽然还是原始型号，但是，已经能干100个人的活儿了。
蒸汽机的出现，改变了几千年来生产完全依赖于人力和自然力的历史，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为一场真正的“革命”。
这场革命并无政府强制力作为主导，而是由市场中的小店主们自发进行的。在纺织、机械、冶金等各个行业中，几乎看不到必须由政府特许才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活跃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公司，几乎都是规模非常小的公司，我们可以称之为家族企业。它们在组织创办时，采用的是合伙制的法律形式，合伙人对公司债务负有全责，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尽管公司规模不大，但与重商主义时代相比，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公司开始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公司，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
19世纪初，正是它们为欧洲和北美生产了63％的布匹，54％的煤炭，58％的钢……当“英国制造”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甩开世界其他国家后，新兴的工商业者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打破特许公司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就像亚当・斯密所呼唤的那样，他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广阔的市场。
1815年，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横扫欧洲的法国皇帝在“小店主的国家”英国面前黯然失色。
国家的强盛，已不再仅仅依赖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力量的优势和经济制度的先进。对于这一轮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就在滑铁卢之战的两年前，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垄断权被废除。
当法国政府还在努力经营国有公司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逐渐转换了角色，它要把公司交还给市场。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
1830年9月23日，雨下了一夜，到早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仍有20万人走出家门，冒雨守候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30英里长的铁轨边上，等待见证世界上第一条公共铁路的开通。
伴随着火车的到来，“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曾饱受争议、从天堂跌落地狱的经济组织，也迎来浴火重生的机遇。
铁路的例子是最著名的，同时还有修筑运河这样的工程，比如苏伊士运河。这些都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工程。问题是如何筹集资金呢?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就成为一种鼓励人们投资的有效方式，而且可以让人们放心，他们不会损失得太多。这是一个绝佳的策略。
19世纪中期，英国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高耸入云的烟囱喷散着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乡村生活的恬静渐行渐远。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铁路、电报、蒸汽轮船、冶金、石油……一个个新兴的行业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呢?人们又想起了大航海时代催生的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的公司制度和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终于走到了一起。
1862年，综合此前约20年的相关法案，英国通过了《公司法》。英国贸易局表示：“1825年以前，法律禁止股份公司成立。从那时到现在，成立股份公司是一项特权。我们希望能把它变成一种权利。”
从此，成立公司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只需要七个人签订一份组织章程，登记营业处所，对外自称“股份有限公司”就可以了。
这个法案，成为后来世界各国《公司法》的蓝本。
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诞生期后，终于，公司由“特许”变为自由地“注册”，有限责任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
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粉墨登场。当它成为大工业生产的有效载体时。人们意识到：特许公司的腐败和道德堕落，并不在于“有限责任”和“股份制”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是因为权力与金钱的嫁接。
在市场经济下重生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脱胎换骨。它不再只是少数上等人的游戏，而成为普通人登台表演的机会；它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落地生根。
接下来的竞争，就看谁能更好地在无限的市场里发挥公司的能量了。
1851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那里的人民既拥有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巧……又有一个广袤的大陆供他们自由支配，并且不断从英国和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新增加资本和人口。从近60年来两国的相对进步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美国终将凌驾于英国之上，就像下一次日蚀必将出现一样。”
这似乎是一种语言。此时，旧大陆发明的火车，已奔驰在新大陆的原野上。大公司的时代呼啸而来。
一个可以用强制力去敛财的公司，将无可避免地丧失市场竞争力。当“英国制造”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甩开世界其他国家后，新兴的工商业者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打破特许公司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他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广阔的市场。
1710年，不安笼罩着伦敦。
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孟加拉爆发大饥荒，六分之一的居民被饿死。这对于此前就已经面临困境的东印度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为弥补其入不敷出的困境，1765年时，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总督的地位，允许它征收土地税。
公司享有的特权在不断扩大，赢利的能力却每况愈下。
一个可以用强制力去敛财的公司，将无可避免地丧失市场竞争力。
面对已不能再创造财富的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也很苦恼。为了使公司摆脱入不敷出的窘境，1773年，国会不得不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授予其对北美殖民茶叶贸易的垄断权。
但“特殊政策”不但没能拯救公司。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麻烦。为了能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意，殖民地的人民不惜与宗主国兵戎相见。
此时，想要获得经济自由权利的，不仅仅是北美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英国本土的普通公民。
就在东印度公司向国会讨要北美茶叶垄断权的1773年，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韦奇伍德陶瓷厂收到了一份极具挑战性的订单。订单来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制作一套952件的米白色餐具。
一年后，韦奇伍德工厂用1244幅工笔画作品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此举让工厂主乔赛亚名声大噪。
15年前，29岁的乔赛亚・韦奇伍德创立了自己的工厂。
这位制陶工发明了精致而坚固的骨瓷，4个骨瓷咖啡杯能托起一辆15吨的卡车。更重要的是，他革新了生产流程，把原先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作分成了几十道土序，用“工厂化”这一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这位企业家的评价是：“对陶瓷制造的卓越研究，对原料的深入探讨，对劳动力的合理安排，以及对商业组织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工业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
当北美殖民地人民为自由平等的权利而战的时候，在英国，无数个像韦奇伍德陶瓷厂这样的小公司，也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努力。
18世纪中叶，英国几乎有40％年龄超过20岁的男劳动力在从事商业与制造业。正是他们，启动了日后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飞梭，织布速度大大提高。
1765年，职工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棉纱产量大幅增加。
1771年，理发师阿克莱特设立水力纺纱厂，现代意义的工厂诞生。
……
技术、生产、市场，形成了联动的链条，将它们联结起来的，是一个个用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小公司。
小公司们各自为追求利润而奔波忙碌、发明创造，正是它们的“自利”行为，带来了全社会经济能量的一次解放。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解放。
出现在时代转折点上、充当新兴阶层代言人的，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亚当・斯密。1776年3月12日，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时间洛阳纸贵。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十分强有力的。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基于这一认识，斯密反对用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倡导通过平等契约来发展经济的自由贸易。
调整经济生活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指引着小店主们在市场上翩翩起舞。
就在《国富论》出版的四天前，1776年3月8日，英国伯明翰，由两个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博尔顿――瓦特”公司，向客户展示了新研发的产品――蒸汽机。虽然还是原始型号，但是，已经能干100个人的活儿了。
蒸汽机的出现，改变了几千年来生产完全依赖于人力和自然力的历史，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加速为一场真正的“革命”。
这场革命并无政府强制力作为主导，而是由市场中的小店主们自发进行的。在纺织、机械、冶金等各个行业中，几乎看不到必须由政府特许才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活跃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公司，几乎都是规模非常小的公司，我们可以称之为家族企业。它们在组织创办时，采用的是合伙制的法律形式，合伙人对公司债务负有全责，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尽管公司规模不大，但与重商主义时代相比，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公司开始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公司，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
19世纪初，正是它们为欧洲和北美生产了63％的布匹，54％的煤炭，58％的钢……当“英国制造”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甩开世界其他国家后，新兴的工商业者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打破特许公司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就像亚当・斯密所呼唤的那样，他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广阔的市场。
1815年，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横扫欧洲的法国皇帝在“小店主的国家”英国面前黯然失色。
国家的强盛，已不再仅仅依赖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力量的优势和经济制度的先进。对于这一轮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就在滑铁卢之战的两年前，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垄断权被废除。
当法国政府还在努力经营国有公司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逐渐转换了角色，它要把公司交还给市场。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英国人“在三件大事上，走在了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面：虔诚、商业和自由”。
1830年9月23日，雨下了一夜，到早晨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仍有20万人走出家门，冒雨守候在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30英里长的铁轨边上，等待见证世界上第一条公共铁路的开通。
伴随着火车的到来，“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曾饱受争议、从天堂跌落地狱的经济组织，也迎来浴火重生的机遇。
铁路的例子是最著名的，同时还有修筑运河这样的工程，比如苏伊士运河。这些都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工程。问题是如何筹集资金呢?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就成为一种鼓励人们投资的有效方式，而且可以让人们放心，他们不会损失得太多。这是一个绝佳的策略。
19世纪中期，英国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高耸入云的烟囱喷散着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乡村生活的恬静渐行渐远。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铁路、电报、蒸汽轮船、冶金、石油……一个个新兴的行业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呢?人们又想起了大航海时代催生的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的公司制度和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终于走到了一起。
1862年，综合此前约20年的相关法案，英国通过了《公司法》。英国贸易局表示：“1825年以前，法律禁止股份公司成立。从那时到现在，成立股份公司是一项特权。我们希望能把它变成一种权利。”
从此，成立公司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只需要七个人签订一份组织章程，登记营业处所，对外自称“股份有限公司”就可以了。
这个法案，成为后来世界各国《公司法》的蓝本。
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诞生期后，终于，公司由“特许”变为自由地“注册”，有限责任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
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粉墨登场。当它成为大工业生产的有效载体时。人们意识到：特许公司的腐败和道德堕落，并不在于“有限责任”和“股份制”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是因为权力与金钱的嫁接。
在市场经济下重生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脱胎换骨。它不再只是少数上等人的游戏，而成为普通人登台表演的机会；它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落地生根。
接下来的竞争，就看谁能更好地在无限的市场里发挥公司的能量了。
1851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那里的人民既拥有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巧……又有一个广袤的大陆供他们自由支配，并且不断从英国和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新增加资本和人口。从近60年来两国的相对进步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美国终将凌驾于英国之上，就像下一次日蚀必将出现一样。”
这似乎是一种语言。此时，旧大陆发明的火车，已奔驰在新大陆的原野上。大公司的时代呼啸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