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题目及答案
16级题目：
1．为什么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谈谈你的理解） 十九大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向世界作出的一个庄重的政治宣示和历史选择。特别是在又一次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21世纪，人类文明面临深刻挑战，这个庄重的宣示和历史选择，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就是遵循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与时俱进，保持时代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事业的灵魂、行动的指南。她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回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党执政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理论结晶。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实践，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崛起、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任务，也是各族人民的历史愿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保障。我们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建立起体现国家和人民意志，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验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保障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我们的事业生生不息、胜利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执政的思想、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带领全国人民探索、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把国家领上富强之路，把民族领上复兴之路，把人民领向幸福之路，展示了伟大、光明的发展前景；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成为全党的共识，也越来越获得国际的羡慕、理解和认同，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深厚历史根基和蓬勃生命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我们深刻的历史经验总结，也反映了当代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几十年艰苦探索，历经挫折而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开辟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发展大道，而且日益在世界上展示其巨大优越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历史要求，也必然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独特而巨大的贡献。 2、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准有哪些？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
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两者放在一起，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里所说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为此，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3．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哪些举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政治价值观的教育，培育公民意识，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和维护公民权利，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总而言之，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4、文化自觉与社会秩序变革
1、文化自觉是一种危机意识
费孝通之所以强调文化自觉，乃是源于在他看来作为人为与为人统一体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新的挑战，任何族群文化都需要在新的环境中不断吸收、转化其他族群优秀的文化因子。“要我们保护国粹，须得国粹保护得了我们”
2、文化自觉是一种平和心态
文化自觉既不是要复古，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他化。文化自觉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解毒剂，希望藉此超越激进和保守，在古今中西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陷入文化中心主义或文化对立主义。
3、文化自觉是一种理想情怀
文化自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费孝通的理想情怀，这种情怀既是儒家天下主义的延伸，也是对消弭现实世界中文化冲突的冀望。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对。
4、文化自觉是一种认同重塑
文化自觉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主体性，是重新塑造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努力和尝试。
5、文化自觉是一个艰难历程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 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 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经过自主的适应, 和其他文化一起, 取长补短, 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 各舒所长, 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文化自觉的历史实践：1、洋务运动、 2、戊戌维新、3、辛亥革命、4、新文化运动、5、文化大革命、6、八十年代的文化热、7、国学热。
文化自觉是世界秩序变革的必然要求。
二十世纪的两端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切入点。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处于任人欺凌的地位，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中国人一心向西，否弃传统似乎成为中国自强的必然选择；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传统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自觉是世界秩序变革的必然要求，但变革之于文化自觉的影响乃是文化主体常常摆脱不了历史的困局，因失败而自弃，而胜利而自欺。
文化自觉是引发社会秩序变革的精神动力。
文化自觉在某种程度上是寻找和发现“美”的过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所以谓为“美”，与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对他者文化的学习有关。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当下的改革无不与设定的“美”之追求有关。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秩序变革的精神动力源于文化自觉中美的寻求和欲求。
文化自觉为社会秩序重建提供路标和方向。
文化自觉是社会秩序重建的路与桥，摸着石头过河不仅可能迷失方向，也可能深陷水中。认真研究中国，严肃对待西方，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之间寻找能够增进中国富强文明民主自由的精神资源。
5．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实践与西方经验
十七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十八大报告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总体规划列入我国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双赢。永续发展，美丽中国。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做出的努力：
1. 发展理念的重塑：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可持续发展再科学发展观，发展理念不断重塑，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不断提高，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未削弱。
2. 法律体系的完善：截至2010年底，国家已经颁布了61项国家环境保护法规性文件，全国各地方省(市) 共制定了近400项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以及1000余项地方性行政规章。
3. 环保机构规格和规模的升级：2008年3月15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调整设置为环境保护部。截止2010年，全国环保系统机构总数为12849个。其中，国家级机构43个，省级机构371个，地市级环保机构1937个，县级环保机构8606个，乡镇环保机构1892个，各级环保人员达到19.39万人。
4. 环境治理经费的增加：1981年中国政府的投入只有25亿元，占当年GDP 的比重仅为0.51%；2010年，中国政府投资达到6654.2亿元，占当年GDP 的1.67%。中国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所占GDP 的比重，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
5. 环保组织的成长：截至2012年底，全国生态环境类社会团体已有6816个，生态环境类民办非企业单位1065个，环保民间组织共计7881个。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环境不平等趋势有所加强：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空间上的转移：从城市向农村、从东部向西部、从沿海向内地；环境受害者出现了阶层分化，即生态环境风险向底层社会转移。
环境问题的“内部化”趋势有所加强：在传统的理解中，所谓环境环境主要是指外在于人类的自然环境。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中国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劣质或有毒食品正侵害人类的健康机体，环境问题从外部向内部转移。
文本与实践的断裂继续存在：环境治理中的阴与阳。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继续存在：政府角色的紧张，GDP 考核制度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有所激化：环境抗争急剧增加。
民间环保组织缺乏独立性：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没有理顺。
生态文明建设的西方经验：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曾出现严重的环境危机，其化解环境危机的途径有二：一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公害，一是通过民主化、法治化和技术化的途径解决环境问题。对待西方经验，既不能予以过度美化，也不能无视其合理性。
民主化的环境治理体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基础；
严格的法律和执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保障；
环境与经济政策是促进环境与发展共赢的政策工具；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进步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综合竞争力的最终途径；
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是促进环境问题解决的社会推动力量。
十八大及三中全会政策解读：
1. 生态文明建设应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2. 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3.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4. 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
6．结合经济学常识分析中国30年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
毫无疑问，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而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两大根本动力。不过，我们需要的是细节上的知识。我们需要了解，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到底怎样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析，邓小平
的“试一试、看一看”的改革策略怎样在“大规模制造业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缺乏”的条件下保证了转轨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我们也可以分析，“从农村到城市”、“价格双轨制”、“增量改革”、“财政分税”等安排怎样保证了转轨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些分析，有观察角度不一样的地方，更有一致性的一面，都对问题作了特定的回答。从学理上讲，这些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事前来看，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尽管仍有许多体制性改革有待完成，但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是确定无疑的。那是说，今天我们面临的约束和问题好些已经不同于过去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过去的持续高速增长，又不必过多拘泥于特定条件下促成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细节考虑，而是要寻找过去、现在和将来较长时间仍然要面临的共同约束，分析其中所包含的逻辑，发现有益于未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有启发的含义。
地区竞争从两个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是地方政府改进工作效率，降低了经济的交易费用。例如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建立行政交易大厅，在一个地方就能办完所有的行政审批手续。二是地方政府通过提供各种优惠和补贴有效地吸引了外来资本，主要是土地优惠、税收优惠、贷款扶持。我们以为，前一方面的积极作用大家都能正确认识，但是后一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特殊的作用机制可能并没有为大家所充分认识。这个作用就是让中国的十三亿人与其它生产要素有效结合，让十三亿人都有活干，让十三亿人从潜在的生产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这个作用是通过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来实现的。不否认，这会使这些要素被廉价和过度使用，但这种廉价和过度使用换来了不能流动的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有效结合，使我们实现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我们已经讲过，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收入产生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和必然逻辑。
这样看，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可能得益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国家所有，可能得益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具体介入。
7、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成因
传统社会农村相对封闭，而城市依赖农村。城市是政治中心。有限的官办手工业。商贸功能并不强大。城市规模不大，居住亦不集中。
传统社会末期农村人口过剩，面临西方冲击，工业品大量进口，自然经济解体，无地农民急剧增加（灾荒、战乱）。通商口岸的西方企业一方面占有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享有免税特权、治外法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剥削农村经济，农业面临衰退
新中国成立后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以户籍制度为表征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强制性地对农村进行资源提取城乡二元结构就此凝结
1、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城乡结构我国经历了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社会, 农村土地制度极不合理。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城乡结构压迫和剥削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国, 城市人口也仅占全国的1/10,
1独特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建国之初面临着繁重的工业化建设任务, 但资金遗乏和资本存且不足成巨大的障碍, 农业部门就很自然地成为工业积累唯下可率的源泉。通过超经济强制的方式来实现工业积累它使旧中国业已形成的“城乡离差, 加固并扩大化, 从而急速地促成并顽固地维系着二元经济结构的格局。2固有结构的刚性约束（城乡之间、工衣之间在发展上的内度依存关系和强烈的制约关系。）使转换困难
第一阶段：1980-1949国外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中国城乡分离加速
第二阶段：1949-1978计划经济体制固化了中国城乡差距
第三阶段：1978-2003前改革时代 )级差式*发展方式和) 分离化*改革措施加速了中国城乡分离与对立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后改革时代城乡关系出现既统筹又分离的趋势
8．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对城镇化的理解：
人口学：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流动，或者确切地说是乡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地理学：人口、产业等由乡村地域向。
经济学：农村经济向城镇经济的转化过程和机制。
历史学：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文化学：乡村文化向城镇文化过渡。
社会学：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转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后果。
城镇化的含义：
1.“人口城镇化”观点
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
2. “空间城镇化”观点
城镇化是指一定地域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
3. “乡村城镇化”观点
强调乡村与城镇的对立和差距，认为城镇化即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的城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
沃思（L·Wirth ）：城镇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
城镇化的特征：
1．载体上，体现出环境的高组织化和物质设施的集聚化。
2．人口上，集中程度远高于乡村，职业多元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简单化，较强的社群性。
3．经济上，发展水平总体高于乡村；经济部门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经济结构上以第
二、第三产业为主，具备发达的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
4．在生活方式上：
工作专门化
交往多样化
5．在文化底蕴上：
多元性
开放性
技术性和商业性等特点。
城镇化特征：
具体表现为：（ 1）绝大多数农村人口逐渐进入城镇生活并与市民融为一体；（2）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并成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3）农村的地域自然景观、产品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体系、行政管理制度等等也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变化，使整个社会形态由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转型。
城镇化的重要标志：（1）城镇人口增加；（2）城镇数量增加；（3）城镇用地面积扩大；（4）城镇产业结构升级。
城镇化是“五个过程的统一”：第一，城镇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第二，城镇化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第三，城镇化是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第四，城镇化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第五，城镇化过程是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
城镇化水平的度量：
城市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100%
城镇化的本质含义的完整表述：
城镇化是基于工业革命以来的城乡区别，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城镇文明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一定地域在载体上、人口上、文化上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向具有城镇特点的表现形态变迁的系统的、动态的过程。
9．请你谈谈对法治精神的理解
客观性应是法治精神的基本属性。判断法冶精神的框架性原则包括全面性、内在性、开放性与合目的性原则, 而提炼法治精神内涵的万法论立场应基于辩证法治观。法治精神的内容据此确定为规则治理与良法善治、自由人权与平等和谐、官民共治与全民守法、积极履责与制约公权、惩恶扬善与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与效率效益等六对相辅相成和相互制约的价值内核。法治精神作为法治的价值核心和法治各环节的融贯灵魂, 不仅是建制的理性基础、买施的科学指南、时事的应变法宝、共识的连接桥梁, 并有助于法体系的完善和法知识的高效习得。
法治——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者的统一体。
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
其运行机制。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和“制约权力”“保
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一、法治精神对依法执政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法治精神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巨大动力
三、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法治建设领域的具体表现, 法治所追求的正义、公平、民主、自由、人权、秩序、和谐、安全等价值也就是法治建设所遵循的基本价值观. 学习和践行法治精神, 就是要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 突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社会和谐. 法治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法治精神的核心亦不同. 在当代中国, 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精神凸现为法治精神之核心. 将和谐精神作为法治精神的核心, 关键是用和谐精神统领法律价值体系, 将和谐精神融入法律规范体系, 用和谐精神指导法律运行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说, 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 从法的价值观角度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观, 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要求.
四、法治精神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五、法治精神是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力量源泉
10．在中国当前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所面临的阻力
1, 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仍然急需“摆正”
司法机构的日常工作尚且不能独立，何谈法治？
工作协调机构怎么变成了领导机构？
2,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法治文明建设的深厚障碍
“关系”思想——不追求公正，都想压倒对方
“无讼”思想——不尊重法律，寄希望于习俗
“地方”思想——不接受统一标准，各自为政
“拳头”思想——不敬畏良心，习惯使用武力
“巴掌”思想——不辨是非，喜欢各打五十大板
3, 中国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存在问题
侧重对法律条文的灌输，却不重视法律精神教育
律师职业队伍的建设出现了严峻的方向错误
司法工作人员遵循潜规则办事，亵渎法律神圣性
4, 推动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领导人素质提升
具体没有操作办法
只有依靠社会力量的推动和领导者的个人良心！
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关键却也正在于此.
11．台湾民主转型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 民主转型可以看做是一个国家向社会让渡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动荡和风险, 是每一个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台湾是西方公认的“民主转型的典范”, 但是, 在台湾的转型过程中, 并没有处理好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 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参与过热的现象。我们认为权威缺失、选票至上和新的交流方式的冲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吸取台湾的教训, 稳步促进社会力量的成长。
民主转型是大势所趋。经济发展极大改善了民众的生活, 当温饱得到满足之后, 通过参与政治和管理活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期望大大提高, 教育的普及加强了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 另外, 传播手段发展增加了政治参与的复杂性。这都决定了国家不再是笼罩一切的“利维坦”, 它必须向社会让渡权力。但是, 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暴露出各种弊端。具体表现为:第一, 自利原则导致的对公共利益的淡漠和道德水平的下降; 第二, 自发性引起参与无序与混乱; 第三, 自治规则下缺乏裁决冲突的权威。另外, 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极大提高了民众对民主、自由等的期待值。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过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 接着就让他们大失所望。”因此, 这就需要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处理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既不能抱残守缺, 坚持以往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 同时要避免强社会一弱国家的现象。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和互相监督才是风险最低成本最小的途径。虽然西方学者对台湾的转型过程评价颇高, 但是我们发现, 台湾政府由于未处理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甚至出现政府“空转”,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我们应该借鉴台湾的教训, 为社会的发展创造合适的制度环境, 同时通过法治克服社会发展中可能产生的弊端。
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是精英推动的过程, 尤其是蒋经国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其去世之后, 无人填补巨大的权威真空。党派无序竞争。在“选票至上”的体制下, 党派成为单纯的拉票机器, 为了争得执政权, 各政党对民众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承诺, 这就为以后民众街头运动埋下了隐患。第三, 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以往的社会较为封闭, 组织社会活动的难度比较大。现在则不同, 首先是信息来源的途径极为广泛, 政府不能够像以往那样采取措施控制信息。最后, 台湾的转型既体现了社会力量发展上的“时空压缩”, 又体现了西方国家“示范作用”导致的困难。
12、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新型城镇化（内涵），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目前尚未有标准的定义。比较认同的是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核心内涵应该概括为
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四化同步，统筹城乡；优化布局，集约高
效；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市场主导，政府 引导；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一）新型城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城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就是在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原则。
（二）新型城镇化是民生得到保障和改善、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能够安居乐业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大力发展产业，吸纳城镇劳动力，解决就业和生存问题。加快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让进城务工人员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能够得到保障和改善。
（三）新型城镇化是遵循客观规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和论证，科学运作，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推进，要将城镇建设、市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路网建设结合起来，提高城镇的集聚效应和综合承载能力。实现以人为本、经济繁荣、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城镇化。
（四）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信息化为引擎，以工业化为动力，以农业为基础，使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化格局和区域化产业结构。 13．7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学者福山政治观点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1989年柏林墙倒塌。此时，名不见经传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适时地推出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给西方人捧上一杯兴奋剂——“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彻底胜利了，自由民主没有对手了。而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把“历史终结论” 彻底做实了。但事实并非如所言。福山最近又发表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推出了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鼓吹美国政治制度终极论的“历史终结”到发出美国“政治衰败”的哀叹，福山的观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换。
“历史终结论”的外部敌人：文明的冲突
当初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放出来，其哈佛时期的老师亨廷顿就告诉美国人，福山错了，冷战结束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结束了，但是自由民主并非一统天下，历史远没有终结，还存在“文明的冲突”——21世纪初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将发生重大冲突。姜还是老的辣。“文明的冲突”发表仅仅10年后，就发生了2001年的“9·11事件”——从此开始了改变国际格局的、改变着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还看不到胜利尽头的“反恐战争”。“IS 国”接过拉登的恐怖主义大旗，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
也就是说，早在10年前，“文明的冲突”就已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学生被老师终结了。其实，“文明的冲突”还只是“历史终结论”的外部的“敌人”，即伊斯兰文明与作为自由民主主体的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历史终结论”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自由民主本身，是自由民主最终终结了“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是“历史终结论”的内部敌人。
“历史终结论”的内部敌人：自由民主本身
何出此言？如前，自由民主的唯一标准就是“党争民主”，结果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自由民主国家一下子从40几个增加到120个以上。结果如何呢？成功者寥寥无几，有的国家要么陷于内战和分裂，比如阿尔及利亚、前苏联、南斯拉夫和目前的乌
克兰、叙利亚；有的国家则陷于周期性的政治动荡，比如泰国、埃及等；有的国家则是长期“无效的民主”即无效的国家治理，如印度、菲律宾、墨西哥、中亚诸国，等等。
14．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困难与挑战有哪些？你认为根本困哪和挑战是什么？请说明理由
治理理念能否更好、更快地转化为政策、行为。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的理念层面已经做得相当出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使人耳目一新、充满期待。这些治理理念与国际社会治理的价值标准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以往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理念不会自动转化为政策和行为，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解决。
避免理念止于口号。理念转化为行为的前提是执行者对理念的认同，所以，对理念的解读宣传就成为必要的工作。
消除理念与政策的冲突。我们现行的许多政策是过去制定并延续应用至今的，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与新理念不一致的地方。
改变与理念不符的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对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具有导向作用。新的理念追求的是全面发展。
新的激励机制能否尽快形成
2015年以来，各地相继开展了“为官不为”“庸懒散拖”等专项治理活动，试图通过行政问责、公开曝光、政治教育等形式解决“懒政怠政”问题。但是，这些措施的着眼点是管制与惩罚，还不能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
从“圣人”教化转变为“职业”要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在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奉行的是“好人与圣人”标准，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这种标准合适甚至低了，对于普通干部这种标准高了。
对领导干部进行期望值管理。从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有相当一部分人看重的是公务员的社会地位、高福利，甚至是权力寻租的机会。但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件下，原来的这些特权与福利被大大压缩了，现实与这些在职领导干部的内心期望值相比有不小的落差。
实施干部队伍心理健康管理。个人行为模式受自身心理因素影响较大。对好干部的宣传不能将其形象片面定位于全年放弃休息、一心甚至抱病坚持工作岗位，给干部休假造成压力。
与民生相关的议题能否优先、有效解决
顶层设计、宏观规划可以给社会中上层、或者说精英阶层带来美好的期待，增强克服当前经济问题的信心。但是，作为社会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不具备理解顶层设计、宏观规划精致之处的知识，他们更为关注与自身生存相关的事项变化，并依此形成对政府的满意度升降。回顾过去，普通民众抱怨议题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
与安全感相关的议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温饱问题都解决了，人们的需求偏好转移到了安全层次，对与安全相关的事项格外地关注。
与获得感相关的议题。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增加民众的获得感。但是我们一些政策不仅没有让民众体会到获得感，反而有被剥夺感的错觉。
15．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有哪些？你认为哪个背景最为重要？请说明理由。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论断，可以发现，《决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然将目前正在展开的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前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三十多年改革联系起来，与中国人民长久以来持续追求现代化的历程联系起来，由此保持了三个历史阶段的连贯性，同时也清晰地勾勒了其间的差异性。
在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繁荣进步，意味着国强民富和文明和谐，现代化因而成为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他们孜孜不倦地为之进行奋斗上百年的目标。正是经过极其艰难困苦的奋斗，中国终于摆脱了“亡国亡种”的危险而实现了独立自主。在改革开放初期，现代化意味着经济发达和科学昌明，意味着可以摆脱过度的政治运动而从事经济生产活动，因此，刚刚走出文革浩劫的中国人民，按照已故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之中。如今，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事业已经站在了世界前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而更加强调制度、机制、体制的现代化，强调整体性制度的完备和完善。因此，可以说，国家治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寻求新的发展而树立的新目标。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背景。现代化与现代化治理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其更为确切地可以表述为“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是落后国家向以西方为代表的更先进的工业社会或者发达国家转变”。现代化的“自我扩张”本能非常强烈，它刚刚在欧洲推进时，欧洲国家依次接受了现代化，当现代化向欧洲之外的地区推进时，表现出来更为明显的扩张性与强制性，即使是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等因素具有重大障碍，现代化仍旧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改变了这些地区原有面貌。中国面临现代化历史浪潮时，也经历了一个从抗拒到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积极变革与保守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背景。国家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多种力量影响合成的结果，这个现代转型的过程没有终点，一直需要完善与改进。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有一定的现实需要与依据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比较完善与优越，但是国家的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却不是能够一劳永逸的。新中国刚成立时，执政党共产党并没有丰富的治理国家经验，因此选择了模仿苏联发展模式，治理体系是政治与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党控制着整个国家，而国家则管理着整个社会。这个治理体系在那个特定时期内，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能够较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且束缚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建设搞不好，政治建设现代化推进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因此我国后来实施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我国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治理体系，这个体系也是多系统、多结构与多层次的，各个结构与层次负责相应的责任与功能，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领导与主体③。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做了深刻解释，并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做了阐述，党和政府部门形成一种历史与价值逻辑的合理统一。
16．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阻力因素有哪些？
(一) 传统文化的禁锢
现代法治表面看来是一种制度化和组织化机制，作为一种子选手机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据，在法治制度化和组织化之先，早已存在着一种文明模式和文化条件。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与近现代法治有着深刻的矛盾与冲突，成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大阻力。
封建专制思想抑制了民众的民主意识。
首先，封建宗法思想压抑了民众的自由意识。
其次，无政府主义误导了民众的自由意识。
(二) 经济基础的制约
法治国家建立必须依赖的社会条件是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识的科学化。法是伴随经济的市场化而产生的，法治则是伴随着高度的市场化而逐步产生形成的，市场经济是法治形成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市场化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动力。中国缺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法治的生长受到了经济基础的严重制约。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将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三) 政治体制的束缚
经济市场化，是现代法治的经济基础;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法治的政治基础。然而，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与现代法治要求显然不相适应，束缚了中国的法治化步伐，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权力机关缺乏应有权威，人民主权难以充分使行。 2、行政权力缺乏规范与制约，行政法治难以实现。3、司法独立名不副实，司法公正无以保障。
(四) 主体素质的差距
法治的本质是“民治”，法治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民众。因此，现代法治必然对大民众的法律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中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现代法治于广大民众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国民众现实的法律素质同现代法治的客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法治观念淡漠、法信仰不坚定、法治技能低下是中国民众律素质与现代法治要求的主要差距。
17．请结合历史与现实，谈谈你对“文化自觉的理解与认识”
从字面意义上讲，文化自觉指在文化上的自我觉悟和觉醒。从学术范畴讲，“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费先生在谈到全球化大势中的多元文化问题时，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这就叫“文化自觉”。所谓“自知之明”，是指明白自己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即对自己所在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文化自觉的主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乃至个人。我们所讲的文化自觉，特指国家和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国家和政党的文化自觉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其二，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其三，文化自觉是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文化自信，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我们可以在三个层面上理解文化自信。首先，文化自信表现为对既有文化优良传统的肯定与坚持。其次，文化自信表现为对待外来文化的理性态度和开放的胸襟。再次，文化自信表现为对自己文化发展前景的主动把握。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涉及到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的问题。自觉和自信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只有坚持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拥有文化自信，才能够激发和深化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指向的目标，是文化的自强与文化的繁荣发展。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表明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表明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信。我们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源自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党领导人民推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力量和源泉。
◎试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具活力经济体之一。然而，我国工业化水平还较低，2010年工业化指数不到60，距离完成工业化还有40%的路程；工业化质量差、效率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是个人口大国, 不仅人口基数大, 而且人口密度也大. 虽然各种自然资源总量大, 但人均占有量小, 人均资源相当贫乏,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时, 我国多种重要资源短缺, 加上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对资源具有较高的需求, 使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
1、人口问题突出. 首先, 庞大的人口规模对资源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其次, 人口老年化问题严峻, 青少年人口比重严重偏低. 使得我国老年抚养系数快速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加剧、老年医疗和养老等问题突出.
2、资源形势十分严峻.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由于人口多, 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是“一多三少”, 即绝对数量多、人均占有量少、高质量耕地少、可开发后备资源少. 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 工矿、交通和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增加, 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我国矿产资源比较丰富, 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大型和超大型矿床比重较小, 贫矿、难选矿和共伴生矿多, 尤其是铁、铜、铝土、铅、锌和金等多为贫矿, 难选比重大, 开采成本普遍比较高, 实际可供利用的资源比例较低.
我国是水资源紧缺的国家,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 在我国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 其中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达110个, 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 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成为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瓶颈.
3、环境日益恶化. 我国在获得巨大经济发展的背后, 却付出了更大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 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大量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改革开放后, 我国生态退化的局面不但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更加严重, 如果继续实行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 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谈谈关于全面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
一、朝着什么方向改革决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
中国政治体制究竟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方式改革还是按照别国的模式改革？这是全社会一直以来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重大课题。通过对世界各国现有政治体制进行考察、比较和分析后，人们发现，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必然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时代，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也必然不同。任何政治体制都不是抽象和空洞的，它必然反映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以实现政治制度的宗旨作为其建立的准则和活动的准则。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特殊的国情，应当“中国化”。
二、能否实现改革的既定目标检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
中国政治体制究竟要改革成什么样子？换句话说，改革要实现哪些既定目标？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一般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它不仅规定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而且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步骤和具体方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政治体制，不仅关乎政治体制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必然关乎其他领域各项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三、如何正确认识改革所处的阶段考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怎样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处的阶段？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过”；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触及本质”；还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很显然，把一切矛盾、问题和困难简单地笼统地归咎于中国政治体制既不全面，也不正确，更不科学。“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一方面城镇化率很高，另一方面，城镇化质量却不高，城市病日益凸显，无疑不是城镇化的发展目的和精髓，而提高城镇化质量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不仅解放生产力，还能够发展生产力。城镇化，要围绕提高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说白了，还是要以人为核心，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
进一步详细阐释，新型城镇化，不再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是以高效益、无污染、发展可持续的文化旅游产业作为辐射核心，带动周边金融、零售、餐饮、娱乐等行业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一个自然风光秀美、人文环境友善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形成区域经济模式全面协调发展，注重于生活品质提升的人文新城。
城镇化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就是要保护好城市美丽原始的天际线，城市楼不在于高，不在于面积之大，而在于有可触摸的历史人文细节，在于有人文记忆，对于城镇化的规划和设计而言，就是要多体现居民的情感诉求，多体现“人的尺度”，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居住和就业的城镇化，让农民身在城市，精神的落脚点却不限于城市，时时处处能够让农民生动地感受到乡愁的萦绕，这样的城镇化才是人文的城镇化，也才是农民喜欢的精神城镇化。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如何理解
更加注重依法治国的全局性、整体性与系统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如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然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挑战与主要任务。在依法治国的整体布局之下，实现立法与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面推进、协同发展，理所当然成为新时期推进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
更加注重立法与法律实施的对应性与协调性。
立法是依法治国的起点，执法、司法、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全面展开与实现。法律的生命在于被赋予真正意义上的实施。法治的目标与价值最终需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实现。如果静态的“法律体系”不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动态“法治体系”，如果法律不能拥有行动的力量，那么，法治的价值无从实现，法治的权威也就树立不起来。 立法与法律实施的有效对应与协调，首先要求有“良法”，然后才是对其的普遍实施与推行。“良法”是法治的前提，也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成败。就此，十八届四中全会首先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求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强调立法工作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实现立法和改革的相衔接，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言以蔽之，即强调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实效性，从而实现立法与法律实施的内在契合与协调统一。
更加注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共同发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与被管理者的社会两方面力量的共同推进、相互支持方能实现，而绝不可能仅凭政府就能够独自完成。简言之，依法治国不是政府一家的“独角戏”，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合作的一场演出。它不仅需要通过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来实现，而且要以法治社会建设、在全社会培育法律意识和提升法律信仰作为依托和支撑。故可言，只有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民众才能认同法治的实践力量，法治社会才能得以建成，法治政府建设才有坚实的保障。
如何理解中国模式？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并按照这个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准确把握“中国模式”应当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第二，它是社会主义的模式；第三，它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一是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二是劳动主体型的多种要素分配制度，三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四是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
“中国模式”在政治建设上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中国模式”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大力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根本要求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国模式”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积极进展。
中特题目及答案
16级题目：
1．为什么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谈谈你的理解） 十九大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党向世界作出的一个庄重的政治宣示和历史选择。特别是在又一次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21世纪，人类文明面临深刻挑战，这个庄重的宣示和历史选择，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就是遵循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与时俱进，保持时代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事业的灵魂、行动的指南。她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回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党执政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理论结晶。没有科学的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实践，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崛起、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治国理政的根本任务，也是各族人民的历史愿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保障。我们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建立起体现国家和人民意志，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高度统一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验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保障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我们的事业生生不息、胜利前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执政的思想、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带领全国人民探索、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把国家领上富强之路，把民族领上复兴之路，把人民领向幸福之路，展示了伟大、光明的发展前景；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成为全党的共识，也越来越获得国际的羡慕、理解和认同，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希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深厚历史根基和蓬勃生命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我们深刻的历史经验总结，也反映了当代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几十年艰苦探索，历经挫折而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开辟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发展大道，而且日益在世界上展示其巨大优越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历史要求，也必然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独特而巨大的贡献。 2、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准有哪些？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其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
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两者放在一起，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里所说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是对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主动回应。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为此，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3．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哪些举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政治价值观的教育，培育公民意识，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和维护公民权利，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总而言之，只有沿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民主法治的进程。
4、文化自觉与社会秩序变革
1、文化自觉是一种危机意识
费孝通之所以强调文化自觉，乃是源于在他看来作为人为与为人统一体的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新的挑战，任何族群文化都需要在新的环境中不断吸收、转化其他族群优秀的文化因子。“要我们保护国粹，须得国粹保护得了我们”
2、文化自觉是一种平和心态
文化自觉既不是要复古，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他化。文化自觉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解毒剂，希望藉此超越激进和保守，在古今中西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陷入文化中心主义或文化对立主义。
3、文化自觉是一种理想情怀
文化自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费孝通的理想情怀，这种情怀既是儒家天下主义的延伸，也是对消弭现实世界中文化冲突的冀望。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对。
4、文化自觉是一种认同重塑
文化自觉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主体性，是重新塑造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努力和尝试。
5、文化自觉是一个艰难历程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 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 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经过自主的适应, 和其他文化一起, 取长补短, 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 各舒所长, 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文化自觉的历史实践：1、洋务运动、 2、戊戌维新、3、辛亥革命、4、新文化运动、5、文化大革命、6、八十年代的文化热、7、国学热。
文化自觉是世界秩序变革的必然要求。
二十世纪的两端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切入点。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处于任人欺凌的地位，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中国人一心向西，否弃传统似乎成为中国自强的必然选择；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从边缘走向中心，传统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文化自觉是世界秩序变革的必然要求，但变革之于文化自觉的影响乃是文化主体常常摆脱不了历史的困局，因失败而自弃，而胜利而自欺。
文化自觉是引发社会秩序变革的精神动力。
文化自觉在某种程度上是寻找和发现“美”的过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所以谓为“美”，与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和对他者文化的学习有关。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当下的改革无不与设定的“美”之追求有关。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秩序变革的精神动力源于文化自觉中美的寻求和欲求。
文化自觉为社会秩序重建提供路标和方向。
文化自觉是社会秩序重建的路与桥，摸着石头过河不仅可能迷失方向，也可能深陷水中。认真研究中国，严肃对待西方，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之间寻找能够增进中国富强文明民主自由的精神资源。
5．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实践与西方经验
十七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十八大报告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总体规划列入我国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双赢。永续发展，美丽中国。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做出的努力：
1. 发展理念的重塑：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可持续发展再科学发展观，发展理念不断重塑，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不断提高，但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未削弱。
2. 法律体系的完善：截至2010年底，国家已经颁布了61项国家环境保护法规性文件，全国各地方省(市) 共制定了近400项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以及1000余项地方性行政规章。
3. 环保机构规格和规模的升级：2008年3月15日，中国国家环保总局调整设置为环境保护部。截止2010年，全国环保系统机构总数为12849个。其中，国家级机构43个，省级机构371个，地市级环保机构1937个，县级环保机构8606个，乡镇环保机构1892个，各级环保人员达到19.39万人。
4. 环境治理经费的增加：1981年中国政府的投入只有25亿元，占当年GDP 的比重仅为0.51%；2010年，中国政府投资达到6654.2亿元，占当年GDP 的1.67%。中国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所占GDP 的比重，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
5. 环保组织的成长：截至2012年底，全国生态环境类社会团体已有6816个，生态环境类民办非企业单位1065个，环保民间组织共计7881个。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环境不平等趋势有所加强：生态环境问题出现了空间上的转移：从城市向农村、从东部向西部、从沿海向内地；环境受害者出现了阶层分化，即生态环境风险向底层社会转移。
环境问题的“内部化”趋势有所加强：在传统的理解中，所谓环境环境主要是指外在于人类的自然环境。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中国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劣质或有毒食品正侵害人类的健康机体，环境问题从外部向内部转移。
文本与实践的断裂继续存在：环境治理中的阴与阳。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继续存在：政府角色的紧张，GDP 考核制度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有所激化：环境抗争急剧增加。
民间环保组织缺乏独立性：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没有理顺。
生态文明建设的西方经验：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曾出现严重的环境危机，其化解环境危机的途径有二：一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公害，一是通过民主化、法治化和技术化的途径解决环境问题。对待西方经验，既不能予以过度美化，也不能无视其合理性。
民主化的环境治理体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基础；
严格的法律和执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保障；
环境与经济政策是促进环境与发展共赢的政策工具；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进步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综合竞争力的最终途径；
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是促进环境问题解决的社会推动力量。
十八大及三中全会政策解读：
1. 生态文明建设应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2. 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3.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4. 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
6．结合经济学常识分析中国30年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
毫无疑问，政治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而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两大根本动力。不过，我们需要的是细节上的知识。我们需要了解，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到底怎样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析，邓小平
的“试一试、看一看”的改革策略怎样在“大规模制造业的工业知识和大范围长程交换的契约知识缺乏”的条件下保证了转轨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我们也可以分析，“从农村到城市”、“价格双轨制”、“增量改革”、“财政分税”等安排怎样保证了转轨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些分析，有观察角度不一样的地方，更有一致性的一面，都对问题作了特定的回答。从学理上讲，这些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事前来看，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尽管仍有许多体制性改革有待完成，但中国经济基本上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是确定无疑的。那是说，今天我们面临的约束和问题好些已经不同于过去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次审视过去的持续高速增长，又不必过多拘泥于特定条件下促成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细节考虑，而是要寻找过去、现在和将来较长时间仍然要面临的共同约束，分析其中所包含的逻辑，发现有益于未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有启发的含义。
地区竞争从两个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是地方政府改进工作效率，降低了经济的交易费用。例如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建立行政交易大厅，在一个地方就能办完所有的行政审批手续。二是地方政府通过提供各种优惠和补贴有效地吸引了外来资本，主要是土地优惠、税收优惠、贷款扶持。我们以为，前一方面的积极作用大家都能正确认识，但是后一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特殊的作用机制可能并没有为大家所充分认识。这个作用就是让中国的十三亿人与其它生产要素有效结合，让十三亿人都有活干，让十三亿人从潜在的生产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这个作用是通过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来实现的。不否认，这会使这些要素被廉价和过度使用，但这种廉价和过度使用换来了不能流动的要素和其它要素的有效结合，使我们实现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我们已经讲过，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收入产生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和必然逻辑。
这样看，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可能得益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国家所有，可能得益于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具体介入。
7、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成因
传统社会农村相对封闭，而城市依赖农村。城市是政治中心。有限的官办手工业。商贸功能并不强大。城市规模不大，居住亦不集中。
传统社会末期农村人口过剩，面临西方冲击，工业品大量进口，自然经济解体，无地农民急剧增加（灾荒、战乱）。通商口岸的西方企业一方面占有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享有免税特权、治外法权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剥削农村经济，农业面临衰退
新中国成立后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以户籍制度为表征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强制性地对农村进行资源提取城乡二元结构就此凝结
1、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城乡结构我国经历了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主义和小农经济社会, 农村土地制度极不合理。
2、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城乡结构压迫和剥削的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国, 城市人口也仅占全国的1/10,
1独特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建国之初面临着繁重的工业化建设任务, 但资金遗乏和资本存且不足成巨大的障碍, 农业部门就很自然地成为工业积累唯下可率的源泉。通过超经济强制的方式来实现工业积累它使旧中国业已形成的“城乡离差, 加固并扩大化, 从而急速地促成并顽固地维系着二元经济结构的格局。2固有结构的刚性约束（城乡之间、工衣之间在发展上的内度依存关系和强烈的制约关系。）使转换困难
第一阶段：1980-1949国外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的冲击导致中国城乡分离加速
第二阶段：1949-1978计划经济体制固化了中国城乡差距
第三阶段：1978-2003前改革时代 )级差式*发展方式和) 分离化*改革措施加速了中国城乡分离与对立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后改革时代城乡关系出现既统筹又分离的趋势
8．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对城镇化的理解：
人口学：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流动，或者确切地说是乡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地理学：人口、产业等由乡村地域向。
经济学：农村经济向城镇经济的转化过程和机制。
历史学：人类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过渡中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文化学：乡村文化向城镇文化过渡。
社会学：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转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后果。
城镇化的含义：
1.“人口城镇化”观点
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
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不断增加。
2. “空间城镇化”观点
城镇化是指一定地域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
3. “乡村城镇化”观点
强调乡村与城镇的对立和差距，认为城镇化即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的城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
沃思（L·Wirth ）：城镇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
城镇化的特征：
1．载体上，体现出环境的高组织化和物质设施的集聚化。
2．人口上，集中程度远高于乡村，职业多元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简单化，较强的社群性。
3．经济上，发展水平总体高于乡村；经济部门门类齐全、功能完备，经济结构上以第
二、第三产业为主，具备发达的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
4．在生活方式上：
工作专门化
交往多样化
5．在文化底蕴上：
多元性
开放性
技术性和商业性等特点。
城镇化特征：
具体表现为：（ 1）绝大多数农村人口逐渐进入城镇生活并与市民融为一体；（2）非农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并成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3）农村的地域自然景观、产品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体系、行政管理制度等等也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变化，使整个社会形态由传统的乡村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转型。
城镇化的重要标志：（1）城镇人口增加；（2）城镇数量增加；（3）城镇用地面积扩大；（4）城镇产业结构升级。
城镇化是“五个过程的统一”：第一，城镇化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第二，城镇化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第三，城镇化是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第四，城镇化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第五，城镇化过程是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
城镇化水平的度量：
城市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100%
城镇化的本质含义的完整表述：
城镇化是基于工业革命以来的城乡区别，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城镇文明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一定地域在载体上、人口上、文化上和人们的生产生活等各方面向具有城镇特点的表现形态变迁的系统的、动态的过程。
9．请你谈谈对法治精神的理解
客观性应是法治精神的基本属性。判断法冶精神的框架性原则包括全面性、内在性、开放性与合目的性原则, 而提炼法治精神内涵的万法论立场应基于辩证法治观。法治精神的内容据此确定为规则治理与良法善治、自由人权与平等和谐、官民共治与全民守法、积极履责与制约公权、惩恶扬善与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与效率效益等六对相辅相成和相互制约的价值内核。法治精神作为法治的价值核心和法治各环节的融贯灵魂, 不仅是建制的理性基础、买施的科学指南、时事的应变法宝、共识的连接桥梁, 并有助于法体系的完善和法知识的高效习得。
法治——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者的统一体。
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
其运行机制。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和“制约权力”“保
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一、法治精神对依法执政理念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法治精神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巨大动力
三、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法治建设领域的具体表现, 法治所追求的正义、公平、民主、自由、人权、秩序、和谐、安全等价值也就是法治建设所遵循的基本价值观. 学习和践行法治精神, 就是要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 突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社会和谐. 法治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法治精神的核心亦不同. 在当代中国, 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精神凸现为法治精神之核心. 将和谐精神作为法治精神的核心, 关键是用和谐精神统领法律价值体系, 将和谐精神融入法律规范体系, 用和谐精神指导法律运行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说, 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 从法的价值观角度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观, 进一步丰富完善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要求.
四、法治精神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五、法治精神是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力量源泉
10．在中国当前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所面临的阻力
1, 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仍然急需“摆正”
司法机构的日常工作尚且不能独立，何谈法治？
工作协调机构怎么变成了领导机构？
2,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法治文明建设的深厚障碍
“关系”思想——不追求公正，都想压倒对方
“无讼”思想——不尊重法律，寄希望于习俗
“地方”思想——不接受统一标准，各自为政
“拳头”思想——不敬畏良心，习惯使用武力
“巴掌”思想——不辨是非，喜欢各打五十大板
3, 中国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存在问题
侧重对法律条文的灌输，却不重视法律精神教育
律师职业队伍的建设出现了严峻的方向错误
司法工作人员遵循潜规则办事，亵渎法律神圣性
4, 推动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领导人素质提升
具体没有操作办法
只有依靠社会力量的推动和领导者的个人良心！
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关键却也正在于此.
11．台湾民主转型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 民主转型可以看做是一个国家向社会让渡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动荡和风险, 是每一个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台湾是西方公认的“民主转型的典范”, 但是, 在台湾的转型过程中, 并没有处理好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 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参与过热的现象。我们认为权威缺失、选票至上和新的交流方式的冲击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吸取台湾的教训, 稳步促进社会力量的成长。
民主转型是大势所趋。经济发展极大改善了民众的生活, 当温饱得到满足之后, 通过参与政治和管理活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期望大大提高, 教育的普及加强了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 另外, 传播手段发展增加了政治参与的复杂性。这都决定了国家不再是笼罩一切的“利维坦”, 它必须向社会让渡权力。但是, 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会暴露出各种弊端。具体表现为:第一, 自利原则导致的对公共利益的淡漠和道德水平的下降; 第二, 自发性引起参与无序与混乱; 第三, 自治规则下缺乏裁决冲突的权威。另外, 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极大提高了民众对民主、自由等的期待值。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过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 接着就让他们大失所望。”因此, 这就需要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处理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 既不能抱残守缺, 坚持以往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 同时要避免强社会一弱国家的现象。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和互相监督才是风险最低成本最小的途径。虽然西方学者对台湾的转型过程评价颇高, 但是我们发现, 台湾政府由于未处理好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甚至出现政府“空转”,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我们应该借鉴台湾的教训, 为社会的发展创造合适的制度环境, 同时通过法治克服社会发展中可能产生的弊端。
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是精英推动的过程, 尤其是蒋经国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其去世之后, 无人填补巨大的权威真空。党派无序竞争。在“选票至上”的体制下, 党派成为单纯的拉票机器, 为了争得执政权, 各政党对民众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承诺, 这就为以后民众街头运动埋下了隐患。第三, 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以往的社会较为封闭, 组织社会活动的难度比较大。现在则不同, 首先是信息来源的途径极为广泛, 政府不能够像以往那样采取措施控制信息。最后, 台湾的转型既体现了社会力量发展上的“时空压缩”, 又体现了西方国家“示范作用”导致的困难。
12、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新型城镇化（内涵），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目前尚未有标准的定义。比较认同的是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核心内涵应该概括为
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四化同步，统筹城乡；优化布局，集约高
效；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市场主导，政府 引导；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一）新型城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城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就是在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原则。
（二）新型城镇化是民生得到保障和改善、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能够安居乐业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大力发展产业，吸纳城镇劳动力，解决就业和生存问题。加快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让进城务工人员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能够得到保障和改善。
（三）新型城镇化是遵循客观规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进行可行性调查研究和论证，科学运作，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推进，要将城镇建设、市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路网建设结合起来，提高城镇的集聚效应和综合承载能力。实现以人为本、经济繁荣、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城镇化。
（四）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信息化为引擎，以工业化为动力，以农业为基础，使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化格局和区域化产业结构。 13．7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学者福山政治观点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1989年柏林墙倒塌。此时，名不见经传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适时地推出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给西方人捧上一杯兴奋剂——“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彻底胜利了，自由民主没有对手了。而1991年苏联解体，似乎把“历史终结论” 彻底做实了。但事实并非如所言。福山最近又发表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推出了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鼓吹美国政治制度终极论的“历史终结”到发出美国“政治衰败”的哀叹，福山的观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换。
“历史终结论”的外部敌人：文明的冲突
当初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放出来，其哈佛时期的老师亨廷顿就告诉美国人，福山错了，冷战结束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结束了，但是自由民主并非一统天下，历史远没有终结，还存在“文明的冲突”——21世纪初在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将发生重大冲突。姜还是老的辣。“文明的冲突”发表仅仅10年后，就发生了2001年的“9·11事件”——从此开始了改变国际格局的、改变着美国人生活方式的、还看不到胜利尽头的“反恐战争”。“IS 国”接过拉登的恐怖主义大旗，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
也就是说，早在10年前，“文明的冲突”就已终结了“历史终结论”，学生被老师终结了。其实，“文明的冲突”还只是“历史终结论”的外部的“敌人”，即伊斯兰文明与作为自由民主主体的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历史终结论”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自由民主本身，是自由民主最终终结了“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是“历史终结论”的内部敌人。
“历史终结论”的内部敌人：自由民主本身
何出此言？如前，自由民主的唯一标准就是“党争民主”，结果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自由民主国家一下子从40几个增加到120个以上。结果如何呢？成功者寥寥无几，有的国家要么陷于内战和分裂，比如阿尔及利亚、前苏联、南斯拉夫和目前的乌
克兰、叙利亚；有的国家则陷于周期性的政治动荡，比如泰国、埃及等；有的国家则是长期“无效的民主”即无效的国家治理，如印度、菲律宾、墨西哥、中亚诸国，等等。
14．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困难与挑战有哪些？你认为根本困哪和挑战是什么？请说明理由
治理理念能否更好、更快地转化为政策、行为。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的理念层面已经做得相当出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使人耳目一新、充满期待。这些治理理念与国际社会治理的价值标准是基本一致的。但是，以往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理念不会自动转化为政策和行为，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解决。
避免理念止于口号。理念转化为行为的前提是执行者对理念的认同，所以，对理念的解读宣传就成为必要的工作。
消除理念与政策的冲突。我们现行的许多政策是过去制定并延续应用至今的，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与新理念不一致的地方。
改变与理念不符的绩效评价。绩效评价对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具有导向作用。新的理念追求的是全面发展。
新的激励机制能否尽快形成
2015年以来，各地相继开展了“为官不为”“庸懒散拖”等专项治理活动，试图通过行政问责、公开曝光、政治教育等形式解决“懒政怠政”问题。但是，这些措施的着眼点是管制与惩罚，还不能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
从“圣人”教化转变为“职业”要求。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在凝聚人心、团结队伍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奉行的是“好人与圣人”标准，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这种标准合适甚至低了，对于普通干部这种标准高了。
对领导干部进行期望值管理。从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有相当一部分人看重的是公务员的社会地位、高福利，甚至是权力寻租的机会。但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条件下，原来的这些特权与福利被大大压缩了，现实与这些在职领导干部的内心期望值相比有不小的落差。
实施干部队伍心理健康管理。个人行为模式受自身心理因素影响较大。对好干部的宣传不能将其形象片面定位于全年放弃休息、一心甚至抱病坚持工作岗位，给干部休假造成压力。
与民生相关的议题能否优先、有效解决
顶层设计、宏观规划可以给社会中上层、或者说精英阶层带来美好的期待，增强克服当前经济问题的信心。但是，作为社会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不具备理解顶层设计、宏观规划精致之处的知识，他们更为关注与自身生存相关的事项变化，并依此形成对政府的满意度升降。回顾过去，普通民众抱怨议题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
与安全感相关的议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温饱问题都解决了，人们的需求偏好转移到了安全层次，对与安全相关的事项格外地关注。
与获得感相关的议题。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多次谈到增加民众的获得感。但是我们一些政策不仅没有让民众体会到获得感，反而有被剥夺感的错觉。
15．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有哪些？你认为哪个背景最为重要？请说明理由。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论断，可以发现，《决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然将目前正在展开的全面深化改革，与此前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三十多年改革联系起来，与中国人民长久以来持续追求现代化的历程联系起来，由此保持了三个历史阶段的连贯性，同时也清晰地勾勒了其间的差异性。
在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繁荣进步，意味着国强民富和文明和谐，现代化因而成为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他们孜孜不倦地为之进行奋斗上百年的目标。正是经过极其艰难困苦的奋斗，中国终于摆脱了“亡国亡种”的危险而实现了独立自主。在改革开放初期，现代化意味着经济发达和科学昌明，意味着可以摆脱过度的政治运动而从事经济生产活动，因此，刚刚走出文革浩劫的中国人民，按照已故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之中。如今，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事业已经站在了世界前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定》审时度势，明确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而更加强调制度、机制、体制的现代化，强调整体性制度的完备和完善。因此，可以说，国家治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寻求新的发展而树立的新目标。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背景。现代化与现代化治理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其更为确切地可以表述为“传统的农业社会或者是落后国家向以西方为代表的更先进的工业社会或者发达国家转变”。现代化的“自我扩张”本能非常强烈，它刚刚在欧洲推进时，欧洲国家依次接受了现代化，当现代化向欧洲之外的地区推进时，表现出来更为明显的扩张性与强制性，即使是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等因素具有重大障碍，现代化仍旧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改变了这些地区原有面貌。中国面临现代化历史浪潮时，也经历了一个从抗拒到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积极变革与保守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现实背景。国家治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多种力量影响合成的结果，这个现代转型的过程没有终点，一直需要完善与改进。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有一定的现实需要与依据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比较完善与优越，但是国家的治理体系与现代化却不是能够一劳永逸的。新中国刚成立时，执政党共产党并没有丰富的治理国家经验，因此选择了模仿苏联发展模式，治理体系是政治与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党控制着整个国家，而国家则管理着整个社会。这个治理体系在那个特定时期内，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能够较好地进行经济建设，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且束缚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建设搞不好，政治建设现代化推进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因此我国后来实施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我国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治理体系，这个体系也是多系统、多结构与多层次的，各个结构与层次负责相应的责任与功能，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领导与主体③。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做了深刻解释，并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做了阐述，党和政府部门形成一种历史与价值逻辑的合理统一。
16．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阻力因素有哪些？
(一) 传统文化的禁锢
现代法治表面看来是一种制度化和组织化机制，作为一种子选手机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根据，在法治制度化和组织化之先，早已存在着一种文明模式和文化条件。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与近现代法治有着深刻的矛盾与冲突，成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一大阻力。
封建专制思想抑制了民众的民主意识。
首先，封建宗法思想压抑了民众的自由意识。
其次，无政府主义误导了民众的自由意识。
(二) 经济基础的制约
法治国家建立必须依赖的社会条件是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识的科学化。法是伴随经济的市场化而产生的，法治则是伴随着高度的市场化而逐步产生形成的，市场经济是法治形成的经济基础，经济的市场化是法治建设的经济动力。中国缺乏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法治的生长受到了经济基础的严重制约。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将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推向更高水平。
(三) 政治体制的束缚
经济市场化，是现代法治的经济基础;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法治的政治基础。然而，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与现代法治要求显然不相适应，束缚了中国的法治化步伐，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权力机关缺乏应有权威，人民主权难以充分使行。 2、行政权力缺乏规范与制约，行政法治难以实现。3、司法独立名不副实，司法公正无以保障。
(四) 主体素质的差距
法治的本质是“民治”，法治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民众。因此，现代法治必然对大民众的法律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中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现代法治于广大民众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但国民众现实的法律素质同现代法治的客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法治观念淡漠、法信仰不坚定、法治技能低下是中国民众律素质与现代法治要求的主要差距。
17．请结合历史与现实，谈谈你对“文化自觉的理解与认识”
从字面意义上讲，文化自觉指在文化上的自我觉悟和觉醒。从学术范畴讲，“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费先生在谈到全球化大势中的多元文化问题时，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这就叫“文化自觉”。所谓“自知之明”，是指明白自己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趋向，即对自己所在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文化自觉的主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一个政党、一个组织，乃至个人。我们所讲的文化自觉，特指国家和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政党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自觉的程度。是否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不仅关系到文化自身的振兴和繁荣，而且决定着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前途命运。
国家和政党的文化自觉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其二，文化自觉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其三，文化自觉是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文化自信，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我们可以在三个层面上理解文化自信。首先，文化自信表现为对既有文化优良传统的肯定与坚持。其次，文化自信表现为对待外来文化的理性态度和开放的胸襟。再次，文化自信表现为对自己文化发展前景的主动把握。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涉及到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的问题。自觉和自信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缺一不可。只有坚持文化自觉，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拥有文化自信，才能够激发和深化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指向的目标，是文化的自强与文化的繁荣发展。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表明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表明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信。我们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源自于深厚的历史积淀。党领导人民推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力量和源泉。
◎试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具活力经济体之一。然而，我国工业化水平还较低，2010年工业化指数不到60，距离完成工业化还有40%的路程；工业化质量差、效率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我国是个人口大国, 不仅人口基数大, 而且人口密度也大. 虽然各种自然资源总量大, 但人均占有量小, 人均资源相当贫乏,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时, 我国多种重要资源短缺, 加上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对资源具有较高的需求, 使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
1、人口问题突出. 首先, 庞大的人口规模对资源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其次, 人口老年化问题严峻, 青少年人口比重严重偏低. 使得我国老年抚养系数快速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加剧、老年医疗和养老等问题突出.
2、资源形势十分严峻.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 但由于人口多, 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是“一多三少”, 即绝对数量多、人均占有量少、高质量耕地少、可开发后备资源少. 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 工矿、交通和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增加, 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我国矿产资源比较丰富, 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8%,大型和超大型矿床比重较小, 贫矿、难选矿和共伴生矿多, 尤其是铁、铜、铝土、铅、锌和金等多为贫矿, 难选比重大, 开采成本普遍比较高, 实际可供利用的资源比例较低.
我国是水资源紧缺的国家,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 在我国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问题, 其中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达110个, 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 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成为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瓶颈.
3、环境日益恶化. 我国在获得巨大经济发展的背后, 却付出了更大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生态成本. 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以大量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改革开放后, 我国生态退化的局面不但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更加严重, 如果继续实行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 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谈谈关于全面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
一、朝着什么方向改革决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
中国政治体制究竟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方式改革还是按照别国的模式改革？这是全社会一直以来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重大课题。通过对世界各国现有政治体制进行考察、比较和分析后，人们发现，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必然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时代，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也必然不同。任何政治体制都不是抽象和空洞的，它必然反映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以实现政治制度的宗旨作为其建立的准则和活动的准则。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特殊的国情，应当“中国化”。
二、能否实现改革的既定目标检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效
中国政治体制究竟要改革成什么样子？换句话说，改革要实现哪些既定目标？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一般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它不仅规定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而且影响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步骤和具体方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政治体制，不仅关乎政治体制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必然关乎其他领域各项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三、如何正确认识改革所处的阶段考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怎样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处的阶段？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过”；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触及本质”；还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很显然，把一切矛盾、问题和困难简单地笼统地归咎于中国政治体制既不全面，也不正确，更不科学。“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一方面城镇化率很高，另一方面，城镇化质量却不高，城市病日益凸显，无疑不是城镇化的发展目的和精髓，而提高城镇化质量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不仅解放生产力，还能够发展生产力。城镇化，要围绕提高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说白了，还是要以人为核心，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
进一步详细阐释，新型城镇化，不再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是以高效益、无污染、发展可持续的文化旅游产业作为辐射核心，带动周边金融、零售、餐饮、娱乐等行业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一个自然风光秀美、人文环境友善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形成区域经济模式全面协调发展，注重于生活品质提升的人文新城。
城镇化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就是要保护好城市美丽原始的天际线，城市楼不在于高，不在于面积之大，而在于有可触摸的历史人文细节，在于有人文记忆，对于城镇化的规划和设计而言，就是要多体现居民的情感诉求，多体现“人的尺度”，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居住和就业的城镇化，让农民身在城市，精神的落脚点却不限于城市，时时处处能够让农民生动地感受到乡愁的萦绕，这样的城镇化才是人文的城镇化，也才是农民喜欢的精神城镇化。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如何理解
更加注重依法治国的全局性、整体性与系统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如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然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挑战与主要任务。在依法治国的整体布局之下，实现立法与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面推进、协同发展，理所当然成为新时期推进法治进程的必然要求。
更加注重立法与法律实施的对应性与协调性。
立法是依法治国的起点，执法、司法、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全面展开与实现。法律的生命在于被赋予真正意义上的实施。法治的目标与价值最终需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实现。如果静态的“法律体系”不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动态“法治体系”，如果法律不能拥有行动的力量，那么，法治的价值无从实现，法治的权威也就树立不起来。 立法与法律实施的有效对应与协调，首先要求有“良法”，然后才是对其的普遍实施与推行。“良法”是法治的前提，也直接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成败。就此，十八届四中全会首先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求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强调立法工作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实现立法和改革的相衔接，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言以蔽之，即强调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的实效性，从而实现立法与法律实施的内在契合与协调统一。
更加注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共同发力。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通过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与被管理者的社会两方面力量的共同推进、相互支持方能实现，而绝不可能仅凭政府就能够独自完成。简言之，依法治国不是政府一家的“独角戏”，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合作的一场演出。它不仅需要通过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来实现，而且要以法治社会建设、在全社会培育法律意识和提升法律信仰作为依托和支撑。故可言，只有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民众才能认同法治的实践力量，法治社会才能得以建成，法治政府建设才有坚实的保障。
如何理解中国模式？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并按照这个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准确把握“中国模式”应当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模式；第二，它是社会主义的模式；第三，它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一是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二是劳动主体型的多种要素分配制度，三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四是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
“中国模式”在政治建设上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中国模式”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大力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根本要求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国模式”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积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