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运华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1年07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1)01-0059-07
一个作家，若能在文学思潮随时而移的过程中，坚守自我的选择，不被时代新潮激起的泡沫淹没，应该说是需要极强的定力的；而其个性也往往在这精神的坚守中显现出来。河南作家李佩甫，既不标榜主义，也不皈依流派，而是以其诚实的创作、鲜明的风格打动读者。因此，研究李佩甫时，想依现成的流派特征规定之，难；试图用几句话概括他，也难。惟其如此，其对研究者既构成挑战，也充满诱惑。本文拟从其文学世界、人性展现、文化批判和艺术个性四个角度展开对李佩甫小说创作的讨论。
一、李佩甫的文学世界
虽然相隔60多年，李佩甫登上了文坛的经历却和新文学初期的乡土作家相似。离开了自己谙熟的故园，生活在都市里，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理性熏陶，再回眸故园，反思故园文化的丰富内蕴，并以此为参照来观察都市生活，对其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其文学世界的构成往往呈现或隐或显的二元对立：乡村世界和都市世界。
当然，并非所有作家都对等描写这两个对立的世界。李佩甫的乡村世界，从小处看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许地”，从大处理解则是中原大地的缩影。一旦走进他的文学世界，首先看到的是中原大地上星罗棋布的行政村，无论叫扁担杨、李家庄，还是叫呼家堡，都可称之为中原农村最基层政权结构的象征。这个世界的构成通常是由久掌政权的支书或村长以及作为族权象征的长者构成一方，他们不仅左右着村人的命运，代表着政府赋予的权力，而且由于宗法社会的悠久传统在人们精神世界的积淀，他们还从道德伦理、心理角度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其对立面是接受了现代社会思潮影响的年轻一代——既有高中毕业的返乡青年，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利用社会转型期的乱势成了一时英雄的暴发户。由于一方坚守既得权力和权利，千方百计排斥年轻一代对权力和权利的占有，甚至年轻人因做了有益村人之事而提高了自身威望时，他们便感到自己的权威遇到了挑战。对权力和权利的霸占和对觊觎权力和权利者的排斥，常常遭到年轻一代有力的反击。他们有知识，有财力，不甘处于社会最低层和边缘地带，因而努力向权力和权利中心冲刺。
一方坚守，一方必攻，攻守之间显现出了当代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画面。尤其是作者以家族视角来表现这种冲突时，由于家族势力的卷入、伦理道德的干预使其更趋复杂。李海昌对于李大有、杨书印对于杨如意的不满，皆因这些暴发户有了财力便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们或利用财力收买人心，欲取而代之；或我行我素，不对当权者表示尊敬或服从。这便使村长们感到受了蔑视，丢了面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岂是几个小辈说改就改的！尤其像李宝成那样的公开叫阵者，更有犯上作乱的嫌疑，对农村现有秩序的破坏性也更大，更使当权者心惊！在双方冲突的过程中，常有族中长者被请出解决问题。如《金屋》中的瘸爷，曾舍去一条腿，为村里争回了30亩好地，有着崇高的威望。当扁担杨接连发生烧麦秸垛事件、公安局又查不出肇事者时，杨书印便请出了瘸爷，让他点了自家的麦秸垛。此时的瘸爷，既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工具。因为威望所在，连他家的麦秸垛都烧了，村里人便不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局面自然不存在了；因为村长是靠他平息事件的，无形中他成了村长耍权术的工具。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原乡村，政权和族权往往是扭结在一起的。在政权所及的范围内，村长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在政权不及的道德、伦理层面，往往由族中长者出面解决。两个层面，由外及内，牢牢地控制着农村社会，使其愈来愈成为板结的土壤，死气沉沉，缺乏生机。
这里，政权与族权的结合虽然形式上与鲁迅笔下的鲁镇相似，但其内涵却有着丰富的时代性。此时的族权，已不再有固定的空间（祠堂）和称谓（族长），而是潜沉于人们内心的对于长者尊者的畏惧、尊敬。它已不可能与政权并立，更不要说超越政权了。研读其文本，可见决定人们命运的只有政权及其代理人，族权则处于帮凶地位。这已成为其文学世界的独特内涵。
应该指出的是，李佩甫并非将所有的青年都封闭在乡村世界里。杨金令病好后，意识到自己是属于都市世界的人，所以头块肉他不能吃，他不愿（也不可能）再融入挣扎几十年才突围而出的乡村世界中。在对故土旧邻磕了三个头后，他消失在夜色中……[1]这是一个去向模糊的结尾。而呼国庆被呼天成选为接班人时，他也表现出犹豫，虽然其明显倾向于代表都市文明的谢丽娟。主人公去向的不确定反映了李佩甫对其文学世界构成要素的矛盾态度：情感上选择乡村，肯定并歌颂之；理智上也明白都市文明的先进。踌躇之际，其笔下人物的最终归宿便留下了问号。
二、李佩甫的人性展现
沈从文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文学理想：“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2]李佩甫没有作过如此明白的表述，但研究其文本，我们能体会到他笔下人物强烈的“人性”内蕴。李佩甫发表的100多万字的作品中，共刻画了三类人物：一类是特定环境中的至高无上者，包括《金屋》中的杨书印、《李氏家族》中的李海昌、祖父们，《羊的门》中的呼天成等。他们大多充满人生智慧，深得中原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之精髓。正如作者借呼天成之口所言，其人生策略乃“外圆内方”。跨出自我经营的天地时，他们往往是“圆”的，以其不求回报的投入，灵活超人的眼光推出身边一个个能人，经几十年而成“人场”。有了这稳定的外交网络，也就为自我的天地营造了一个安全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有了赢得尊重、获取权威的外在支撑点。回到自己的世界内，他们却往往是“方”的。读其文本，既有做出“男人六十皆活理”、打破既定秩序的赢，为树权威，用权专制颇似王熙凤的银莲（注：赢、银莲皆为李佩甫的小说《李氏家族》中的人物。），更有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将呼家堡人的思想、行为统一化、物质化，同时又通过“斗私会”、“展览台”等形式将人的精神也统治起来的呼天成（注：呼天成为李佩甫小说《羊的门》的主人公。）。既然依靠外在关系的支持已建立了权威，那么利用权威来治理辖下的草民便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是老而不僵，控制着基层政权的一代人，同时也是扼杀自由基因、营造专制氛围的中坚。
第二类人物是年轻一代叛逆者。他们对上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和专制统治不满，因此要反叛。其行为趋向两种价值：一种是《李氏家族》中具有的本能似的反叛。这种反叛要么为了证实自己强大于祖先，带有报复性，如赢；要么只是一种朦胧的力的展示，如淼和贝。而李大有的蔑视村长，也没有多少理性价值。他和《金屋》中的杨如意一样，只是通过占有财富获得了某种人生的自信，从而对自我生存状态产生不满，但如何改善之，并无自我行动的原则和纲领，故只能采取盲动的蔑视权威的行为。这使得他们要么行而无果，如大有；要么陷于孤立，与全村人为敌，如杨如意。另一种则是以李金魁、呼国庆、李宝成为代表的叛逆者。他们受过现代教育，又深受故园文化的熏陶，因此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和自立意识。尽管当了市长或县长，部分实现了理想，他们却摆脱不了故园的萦绕。魇住李金魁的不仅有童年屈辱的生活，更有初恋对象李红叶的纠缠；呼国庆每到关键时候，都需要呼天成帮忙才能过关，呼伯手中牵着这只飘摇风筝的线；李宝成当了村长，却在家族势力的包围中，如牛陷井，有力使不出。由此可以说，这些叛逆者不管本领大小，是否走出了黄土地，都无法也不愿割断乡情的脐带。他们或在外赚了钱，归乡角逐权力，赢得尊重或自尊；或漂泊都市，却又以故园为休憩的港湾，每当失意或受伤时，故乡便成了他们寻求支援或舔伤疗病的地方。冲出故园者，虽从整体上背叛了传统，但具体行为上，却不如前一种坚定。也许是毕竟和故园人少了利害冲突，因而其叛逆更趋向精神、价值的突围，而非物质权势的角逐。
第三类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逆来顺受者。这是中原大地上最为庞大的群体，浓重的封建思想残留在其潜意识中，建国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并未驱除其思想深处保守愚昧成分的积淀。相反，倒是三番五次的政治运动强化了他们对政治及其专制代理者的恐惧，也使其奴性成分得以强化。物质方面的贫穷已使其自觉矮人三分，专制统治的加剧更使其甘愿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只要不被逼得走投无路，他就决不会反叛，甚至连他自身应有的权利，也不是理直气壮地索取，而是低三下四地跟当权者乞求。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出有当家做主的自豪感，甚或连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意识也没有。正是主人公意识的缺失，使得村长们形成专制统治；同时，书记村长们也更不把他们当人看。《败节草》和《李氏家族》中的捆、《豌豆偷树》中王小丢的父亲是此类人物的代表。
通过这三类人物系列，可以解读出作者对人性的思考。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通过人们的行为来展现人性的异化。对权力、权利、地位的孜孜以求，使得当权者往往压抑自我的欲望，以变异形式达到所谓人生的顶峰。杨书印38年不倒，是以抑制自己对酒、性的欲望为代价的。所以，他认为已击败了杨如意，在尽兴喝醉时吐出了真言，后悔只搞了花妞一人，觉得人生不值。呼天成喜欢秀丫，却又不愿被其丈夫捉奸坏了名声。于是，一次次面对美丽的胴体练习《易筋经》，和藏在暗处准备捉奸的孙布袋比意志、斗心理。直到孙布袋死后，他还让秀丫在丈夫坟前裸体以羞辱孙布袋。这不能不说是为了权、位而产生的变态心理。对钱、色的贪欲则从另一个方向上产生了异化。李二狗为赚钱大肆行贿行骗，直到进了监狱还以为名车也坐了，美女也搞了，此生值得。至于沉湎于酒色之中，如何丧失了本我，则毫无自觉。更为可悲的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没有支配别人命运的权，也没有改变自我命运的钱，而是为了苟活于人世间，逐步丧失了行为的正常性，滑进了人性异化的深潭。作者笔下的逆来顺受者大多如此。迷失了“本我”，以“他我”存在的人，无疑是处于人格分裂状态的。不管他自觉自醒，还是蒙昧无知，行为与心理的冲突是存在的。清醒意识到却无力改变的，是命运无奈的悲歌；处于异化之境而不自觉的，则为人间至深的哀歌！
异化者不由自主走上了背叛“本我”的路，觉醒者则在挣脱旧的束缚后走向自新之路。当然，蜕变旧我，并非易事，其间必有一番艰难挣扎。李佩甫善于抓住这些挣扎者叛逆时“力”的暴发来展现人性的辉煌，或剖析挣扎者苦斗时幽婉曲折的心理。《李氏家族》中，叛逆者往往通过超越前人的大胆行为显示出人性的力度，进而显现出一个个强大的自我来。其人格之刚健、精神之雄强，直令李家的后人们汗颜！从深邃的历史中回到当前呢？《学习微笑》中刘小水下岗后，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开了个卖梅豆角的小摊，显示出人的觉醒和自立。在《送你一朵苦楝花》中，我们看到了多次出逃、被抓回毒打，一旦得到机会，还要外逃的梅妞。她的外逃，不是为了反抗某一个人，也不是对抗祖先，其行为指向是盲目的“外边的世界”。生长其间的环境已近乎窒息，要想挣脱出去，又得不到省城工作的哥哥的指点和帮助，她只好盲目出逃。如果说开始时，她还有追寻婚姻的意向，那么恋爱对象吊死她家后，她的一次次出逃就没有明确的目的了。行为本身成了目的，梅妞在行动中证明了自己求新求变的心理。为此，她可以忍受家人的责打、世人的讥骂。这是另一种觉醒，醒后不知该走哪条路，人生的意义全在于只管走，又使其行为有了悲壮色彩。惟其如此，梅妞带给人心灵的震颤，又远远超过“李氏家族”的子孙们！
跟异化者、觉醒者相比，生活中还有许多酣睡于旧梦中的人。对他们人性的揭示，使其作品上追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剖析，具有了更为深邃的内蕴。在李佩甫的文本中，有时往往一个字就把人性中的某种内涵揭示了出来，如“欠”、“贼”。李金魁和李红叶的交往中，虽有一定的感情因素，但更多的是两人让对方欠自己人情的较量。李大有帮麦囤敲了情敌1500元钱，麦囤又娶了媳妇，他却故意不参加其婚礼，也是为了让对方“欠”着自己。自身没有可炫耀于对方的美貌或地位，那么就在别人的“欠”和感恩中得到满足。殊不知，这恰恰证明了自身的空虚。不幸的是，施“欠”者还自觉高人一等：“施与是高贵的，她时时保持着高贵；被施与是卑下的，而他又怎能不卑下呢？”[3]同时，从大有帮助麦囤整治媳妇（当着众多围观者，强行与其性交）的行为中，也可看到他和当事人、围观者尚不具备现代人的起码水平。不把别人当人看，自身也不具备做人的资格。
当然，李佩甫对人性中美好淳朴的一面，也有所表现。《红蚂蚱，绿蚂蚱》中“我”吃遍老舅家时所表现出的亲情、温情。村民们选“坏分子”时的自举自荐，选上者如壮士出征；落选者“背着老镢到地里来了，总也闷闷地往西看，似乎觉得亏了心。”但总览其文本，这类作品所占比例较少。
由于着眼于人性视角，其人物往往具有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更深广的意蕴。将人物的刻画与其生存状态密切结合，揭示出其存在的积极价值或无价值，这就使其人物内蕴超过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从而具有了现代性。
三、李佩甫的文化批判
李佩甫登上文坛是8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处在时代更迭、文化交流频繁的氛围里，作者从乡村走向都市，其原有的文化积淀必与后至的文化发生冲突。有冲突必有选择，而创作主体的文化选择常受其对文化的认同度、亲和力的影响。从文本分析看，李佩甫所钟情的是其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的中原文化。
中原地处黄淮平原，其文化特点，古人在《陵县志·序》中说：“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径流直下，无危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诈，民醇俗茂，悃愊无华。”[4](P3)此说抓住了中原人朴实少诈的一面，可以说是从地理环境分析而得的。但他忘记了中原的人文环境，在文化传承中，人文因素往往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中原乃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孔子创儒学于鲁，游说于郑，中州是孔子游说的主要场所。道家的鼻祖老子亦诞生于中州。老子之后，中州历代哲学思想家人才辈出，众星璀灿；继道家之后，中州历代又涌现出墨家、名家、法家、玄家、理学等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流派。”[4](P79)传统文化、人生智慧的积淀，加上历代政治斗争、军事争霸中产生的权术谋略，无不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当人们择取文化内蕴用于生活时，蒙昧未开者守其古拙，保其纯朴；机智善思者，取其思辨，得其深邃；奸诈险恶者，夺其权谋，用以治人……身为作家，当他以文本反映之时，则往往表现其博大的内涵。
李佩甫以其文本展示了中原文化的独特生存环境。这里的泥土“有一股软软的甜味”；这里的色调，是“一种灰青色的氛围”，“那灰青是谈调的，渐远渐深的，朦朦胧胧的，带有一种迷幻般的气韵”。绵软迷离的自然环境酝酿出一块“绵羊地”，在这儿走多了，“你先会眼晕，尔后会头晕，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你已植入平原，成了平原上的植物了。”[5](P197)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更没有险山恶水的地形，因此其哲理内蕴是阴柔的。柔并不意味着弱，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这是产生了“太极拳”的土地。生长于此的人们，若一生沉醉其中，可能浸染过度，会渐渐丧失其进取有为的内涵，像平原上随处可见的草一样，柔软萎缩。这时，人们便会建屋。“在这里，人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屋’的建造上，房屋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也是人们的精神外壳。人们一生一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要建一所房子，一个‘屋’。这个‘屋’的实质是内向的，是躲避型的，是精神大于物质的。同时，在‘屋’的意识里仍然含有阴性的、单一的、小私小我的情绪……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有了一个‘屋’。天很大，不是吗？可我有一个‘屋’呀！”[5](P202)显然，“平原人对‘屋’从形式到内容的营造与崇拜，则表现出他们面对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灾难和压力缺乏抵抗的自信，只能凭借‘屋’来苟安一隅，来遮护他们萎缩的生命力，这种病弱的人格与强烈的依赖感必然导致思想意识的盲从，从而造成了滋生专制统治的温床。”[6]如果说多数民众的行为因应了中原文化中消极的成分，那么这里的专制者却吸取了中原文化中以谋制胜的成分。杨书印“38年来，他从当民办教师起家，牢牢地掌握着扁担杨的权力，却没有当过一天支书。……他没在最高处站过，也没在最低处站过，总是站在最平静的地方用智慧去赢人。杨书印的过人之处不在权力，而是智慧。权力是可以更替的，智慧却是一个人独有的。”[7](P37)不走极端，不做秀木，具体行为中体现着“中庸之道”。
当中原人带着这种文化积淀与生存智慧冲出故园、投身官场时，他们往往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官场哲学，其内蕴仍然是外圆内方以柔克刚的。《李氏家族》中，李金魁上大学时，“由于那近乎吝啬的节俭”，被同学们称为“素人”，毕业前他却慷慨请全班同学的客，使同学们一下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纷纷留下地址。一举之为胜过四年之功，为他今后的仕途升攀织就了关系网。毕业后初到乡里上班，他利用说话前的“磕巴”给人留下好印象，最后挤走吴乡长。直到当了市长，他仍恪守中原文化的要义，以之指导其言行。“到任不久，最先发现的就是走路的问题。……你是一把手啊，你一走快，就显得你急，人毛躁，火烧屁股似的，缺乏一把手应有的稳重和大气。……但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显得疲塌，显得暮气，也显得软弱。”[3](P722)既要学会讲假话，又要注意假的成分比例。其次是说话方式两极平衡取其中，左右逢源，你才能确定自己“一把手”的位置。对其官场哲学的展示，显示出了作者的批判态度。
同时，传统文化的神秘性也往往萦绕在李佩甫的文本中。“李氏家族”每逢危难，总有人挺身受难，担当起延续烟火的使命。似乎冥冥之中有神灵佑护着这个家族，使其虽经蝗灾、神怨、内乱、外侵等灾难却终于延续下来。阅读之际，感觉作者是在为中华民族作传。以一个家族来映衬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既有几分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又带有几多未曾解开的文化密码，颇为神秘。而其中人物，不管生前是恶是善，均为82岁死去。这又有了中原民谣“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影响。圣人尚不能活过84岁，凡人怎能超越？而皆死于82岁的安排，是否有强调李氏家族遗传基因一致性的考虑，正如其后代小脚趾盖皆为分开的一样，也是具有神秘色彩的。而《羊的门》内，神秘的绳床、怪异《易筋经》，连同呼天成死时全村人学狗叫等，皆有了超理性的魔力。究其原因，既可看出李佩甫写作时所受“寻根”思潮的影响，写特异人物、民间风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秘成分熏染的结果。“神性”的存在使其文本明显带有神话色彩。俄国作家纳波科夫说过：“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8]依此判断，中原文化的熏陶成全了其小说的品位，使其有可能成为“好小说”；但对其神秘性的津津乐道，较之前述几个方面，作者的批判态度较为暧昧。
中原文化对于乡场、官场的效应已如前述，那么当中原文化转化为统治手段时，其来自老庄的玄妙飘渺、超逸逍遥，取自《周易》的神秘莫测、变幻无穷，得自玄学的无为自然、融合儒道等内蕴，又过多具有感性特征而缺乏理性内涵。这就使得以中原文化治理社会时缺乏系统的法律制度，而倾向于清官现象的“人治”模式。“清官”固然有其特定的进步性，问题是漫漫历史长河中，清官有几个？！缺乏机制约束的放任体制，最大的结果便是以人代法、因人施治，终至专制统治。实行“人治”者，必经营“人场”。杨书印、李海昌、呼天成等人几十年不倒，就是依靠其经营的“人场”。他们放出、推荐并利用能人，在乡村以外的政治中心形成一个以“人”为纽带的网络。这就形成了一种“势”，似乎无形，却强有力。依靠这“势”，对外呼风唤雨，干扰政体；对内欺压民众，将人视作非人。跟这些能人来往应酬，彼呼此应，在村人眼里已显出了地位和压力，由此导致村民“活小”的生存状态。一旦“人场”彻底形成，甚至直通北京时，那些人不用出面，织网者足不出户，便可利用现代通讯之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呼天成为了救呼国庆，不仅改变了县级领导的人事任命，而且可以逼迫市委撤销已形成的决议。以一人之作，借网络之力，可以跟两级政府组织对抗，既显示出“人治”文化在现代中国仍有相当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也凸现出“人治”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和危害。
四、李佩甫的艺术个性
对中原文化的钟情，影响着其文学世界的构成；对人性诸层面的展现，也往往对其叙事造成干扰。因此，随着自我文学大厦的建构，其艺术个性也凸现出来。
在人物设置上，他接受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说，并改造运用之，设置了基本对应的男女人物系列：以李金魁、呼国庆、杨金令、二哥等来自乡村的男性和本来就生活在乡村的杨书印、李海昌、呼天成等为代表的男性为一方，他们在行为上并不具备刚烈雄健之风，倒是以退为进，败中求胜，示人以柔弱的外表。随着情节的发展，其内在力量逐渐显示出来，或足不出户即战胜对方，或藏而不露却升迁于官场，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或征服了漂亮的女性……在成功中显现出男性的雄强阳刚。以谢丽娟、李红叶等为代表的城市女性和以梅妞、李满凤、三姑奶等为代表的乡村女性为一方，她们无论在情爱上，还是生活中都是能置生死于度外、一旦认准死不回头的刚烈女性，其性格魅力往往具有征服读者的阳刚之美。其结局却往往是失败者，或依附别人为生，或屈服于金钱的淫威，或受挫于单纯的人生目标，或被绑上磨盘沉于古潭……在失败的命运里吹出凄清柔美之风。外在表现与最终命运的差异及转换，对应于传统文化阴阳互生互克的理论，使人感觉到其人物设置颇得传统文化之神韵。
人物关系的对应预置已显示出作者掌握创作全局的雄心，这必将影响其叙事角度。他的小说，大多采用全知叙事。作者在一定程序上充当着特定阶层的代言人，于情节设置时矛盾的构成、力量的强弱，甚至事件发展的最终走向，都要受特定阶层利益的影响。同时，作者又是价值优劣的判断者。作品中人物应做什么，在事情转折的关口如何进退，得失如何，全在创作主体的掌握之中。因此，无论是对叙事进程，还是对人物命运，作者都有直接干预权。其效应为一方面使其小说客观地反映了表现对象的生存状态或发展进程，从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实度；另一方面也使其文本缺乏变化，部分行文呆板。为了克服这些不足，从《李氏家族》开始，作者开始通过叙述人的置换，增加了叙事角度。如：“奶奶的瞎话”的插入，就造成了作者的间歇退场；在《红蚂蚱，绿蚂蚱》和《败节草》中，儿童视角的引入，也拉开了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作者保持一种不作直接评价的旁观和审视；在《豌豆偷树》和《送你一朵苦楝花》中，则增加自知的叙事角度，以利于刻画人物心理等，从而激活了原本凝滞的行文，使其文风添了几分灵性。
随着叙事的展开，创作主体立足于哪一时间点上开始叙事，取决于作者视角的选择。是与事件同步进行，随时显现事件的进展、人物的命运变化，还是站在历史的终结点，回眸过去，在叙述往事中糅进作家的理性思考，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选择。读其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李佩甫更喜欢采用回忆视角。无论是乡村的当权者不无得意地回忆自己几十年不倒的非凡经历，用品味往昔的辉煌掩饰日薄西山的失落和怕人篡权的恐惧；还是孤身奋斗十几年，终于登上权力顶峰的成功者回味童年的清贫和奋斗历程中所受的屈辱；抑或是爱人情移者、商海失败者回顾情至颠峰时的狂迷、经商大赢时日进斗金的兴奋……主人公的回顾渗透着作者的反思，主观性情绪的熏染肯定改变了往事的色彩，对往事的叙述也往往变成主人公因事而兴的心理流程。他的主人公，出人头地前的自怨自艾，甚至自虐自戕（李金魁）；在美女和前程之间患得患失，鱼与熊掌想兼得的心态（呼国庆）；已掌权者惟恐大权旁落，苦心经营（杨书印）；未得权者虎视眈眈，觊觎心烦（李宝成）；金钱多的，被钱烧得忘掉自我，因而自傲自满，孤独于众人之外（杨如意）；失手入狱，忧虑前途之余，心存侥幸的心理交战（李二狗）等等，无不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文本的结构类型看，李佩甫的小说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李氏家族》、《羊的门》、《金屋》等代表作有着和“新历史小说”相似的结构。作者以血缘关系的纠葛和家族生成的“力”的展示，或展现中原文化背景下的人性，或表现村民在“金屋”压迫下的心理。这类小说少有激烈的客观冲突，而是着重展现激烈的外部冲突在人的心潮间激起的涟漪。对“事”的影响的关注超过事件本身。应该说最能展示作者才华的，也是这类作品。其二，以《城市白皮书》、《学习微笑》、《田园》等小说为代表。此类小说仍以“事”为本，在结构上往往有一件贯穿始终的事件，所有的人事纠缠、矛盾冲突以及人物命运的变化皆缘于事。因事设人，随事变体，通常在充分展现事件演变过程时，忽视人物形象的塑造，造成“事理”大于“人物”的效应。因此，无论是艺术创新方面还是阅读美感方面，此类均不及前者。近年来李佩甫的创作，多沿第一类型发展，说明他是有所自觉的。
文学创作忌重复自我，这是常识。但是，超越常识才能凸现个性。从创作过程看，其创作总体呈现出滚雪球现象。所谓滚雪球，意味着后来包容已往，也意味着超越已往。以1986年发表《李氏家族》为界，前期以表现人性的善恶为主，至《红蚂蚱，绿蚂蚱》的发表，标志着从善的方向将人性美褒扬至顶峰。后期作品一方面继续表现人性，另一方面则增加了对世俗政治和文化的批判，至《羊的门》达到高峰。《李氏家族》、《金屋》、《败节草》、《羊的门》等作品，主题多有重复。但从文本演变上研究之，则发现其主题有着愈来愈丰富的内涵，人物形象也越来越丰满。这种滚雪球运动不仅使作家在形式上从短篇、中篇跃为长篇小说作家，而且对人性的探讨、对文化的审视更为深邃。
从作家主体意识看，男性中心意识在其文本中占有突出地位。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识，作为集体意识沿袭几千年，已渐渐化为集体无意识。男性因占据中心坚守之，并转化为顽固的心理定势。李佩甫反映八九十年代中原农民的生活时，一方面是心中固有的男权意识，另一方面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生活。80年代有首民谣：“河南的酒，不能喝；河南的烟，点不着；河南的男人怕老婆。”其实，在政治激进的河南，妇女解放的步子在建国后几十年里迈得是比较大的。反映此现实的代表文本《李双双小传》中，就出现了女主男次的人物设置。既然现实生活中男性不可能有超越女性的特权，甚至还要受制于女性，那么，这种男权意识就只有在世俗男性的闲侃中，或在作家的文本中才能反映出来。他的作品极少有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多是男人的世界由女人来陪衬。《李氏家族》中，主宰家族命运的是“祖父”们，奶奶只是个叙述人——说“瞎话儿”的。偶尔有一个锋芒毕露的银莲，作者不仅让她生了个傻儿子，还安排她落个“骑木驴”的悲惨结局。《金屋》中争权夺势的是男人们，女性如惠惠、麦玲子，不是作为钱的奴隶而依附男人，便是被环境压抑不知所终。最能体现其男权意识的是《羊的门》，其中秀丫、谢丽娟两个女性和呼天成、呼国庆的对应关系，颇耐人寻味。秀丫的存在等于一个工具，她没有自我的尊严或意志，只是作为呼天成和孙布袋斗心理比意志的工具！在她为虚幻爱情苦等了36年后，竟派她的女儿用青春之身去报恩；她女儿竟无怨无悔地去了！两代人重复着同样的命运，既揭示出中原文化消极成分的存在，令人想起沈从文的《萧萧》和老舍的《月牙儿》，更凸现出生活在现代物质环境中的小雪，精神世界远非现代。谢丽娟的命运更为奇特，毕业于武汉大学、工作在地委机关的她，竟和几十年前的秀丫有着相似的经历。如果说顺店乡的一见钟情尚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呼国庆为了权利抛弃她之后，她依然痴爱对方就太不真实了。从文本分析，谢丽娟是个敢爱敢恨、风风火火的女性。这种女性，为了爱可以抛弃一切（名誉、地位等）；一旦爱被亵读，她会像《雷雨》中的蘩漪一样燃烧起来，焚毁一切。然而，文本中却是让她甘愿作呼国庆的情人。人们在为一个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女性惋惜之余，也不能不为作家意识中的男权中心思想抱憾了！
读其文本，不管作家有意无意，我们却明显看到了男女不平等：男性可以为了事业牺牲爱情，女性却不可以因男性的遗弃而另有所适。掩藏在文本后面的是令人怵目惊心的思想：男性可以有多个情人，可以随心所欲，满足自己的多重欲望；女性只有爱情——甚至连爱情也没有，却必须从一而终，不能作他想。在产生了“二程”的中原大地上，尽管“二程”已走了千年，其理学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女性的命运。从审美效果上观之，作者一方面通过其文本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部分真实，有时甚至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另一方面，作者男权意识的顽固，往往干涉了文本中的艺术构成，使形象为理念而存在，减损了其艺术效果。
雷达在“河南新时期小说创作研讨会”上曾说过：“乡土情结既是优势，又可能成为负担，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乡土本位已遮蔽了创作视野，面对城市化的冲激，他们表现情不自禁的反感、退避、偏见情绪。……一个作家可以终身描写农村，但在今天他若不能了解城市化带来的全民族生活的变化，就会故步自封。”[9]此话虽是对“中原作家群”而言的，也适合李佩甫的创作状况。正值盛年的李佩甫如何拓展自己的艺术领域，强化已有的文化内蕴和人性展现，使自己的创作更为大气，从而以自己的深刻丰盈冲进“文学史”，显然是他必须深思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0-12-12
作者介绍：侯运华(1965-)，河南上蔡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近现代文学博士生。（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作者：侯运华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1年07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1)01-0059-07
一个作家，若能在文学思潮随时而移的过程中，坚守自我的选择，不被时代新潮激起的泡沫淹没，应该说是需要极强的定力的；而其个性也往往在这精神的坚守中显现出来。河南作家李佩甫，既不标榜主义，也不皈依流派，而是以其诚实的创作、鲜明的风格打动读者。因此，研究李佩甫时，想依现成的流派特征规定之，难；试图用几句话概括他，也难。惟其如此，其对研究者既构成挑战，也充满诱惑。本文拟从其文学世界、人性展现、文化批判和艺术个性四个角度展开对李佩甫小说创作的讨论。
一、李佩甫的文学世界
虽然相隔60多年，李佩甫登上了文坛的经历却和新文学初期的乡土作家相似。离开了自己谙熟的故园，生活在都市里，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理性熏陶，再回眸故园，反思故园文化的丰富内蕴，并以此为参照来观察都市生活，对其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其文学世界的构成往往呈现或隐或显的二元对立：乡村世界和都市世界。
当然，并非所有作家都对等描写这两个对立的世界。李佩甫的乡村世界，从小处看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许地”，从大处理解则是中原大地的缩影。一旦走进他的文学世界，首先看到的是中原大地上星罗棋布的行政村，无论叫扁担杨、李家庄，还是叫呼家堡，都可称之为中原农村最基层政权结构的象征。这个世界的构成通常是由久掌政权的支书或村长以及作为族权象征的长者构成一方，他们不仅左右着村人的命运，代表着政府赋予的权力，而且由于宗法社会的悠久传统在人们精神世界的积淀，他们还从道德伦理、心理角度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其对立面是接受了现代社会思潮影响的年轻一代——既有高中毕业的返乡青年，也有文化水平不高，但利用社会转型期的乱势成了一时英雄的暴发户。由于一方坚守既得权力和权利，千方百计排斥年轻一代对权力和权利的占有，甚至年轻人因做了有益村人之事而提高了自身威望时，他们便感到自己的权威遇到了挑战。对权力和权利的霸占和对觊觎权力和权利者的排斥，常常遭到年轻一代有力的反击。他们有知识，有财力，不甘处于社会最低层和边缘地带，因而努力向权力和权利中心冲刺。
一方坚守，一方必攻，攻守之间显现出了当代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画面。尤其是作者以家族视角来表现这种冲突时，由于家族势力的卷入、伦理道德的干预使其更趋复杂。李海昌对于李大有、杨书印对于杨如意的不满，皆因这些暴发户有了财力便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们或利用财力收买人心，欲取而代之；或我行我素，不对当权者表示尊敬或服从。这便使村长们感到受了蔑视，丢了面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岂是几个小辈说改就改的！尤其像李宝成那样的公开叫阵者，更有犯上作乱的嫌疑，对农村现有秩序的破坏性也更大，更使当权者心惊！在双方冲突的过程中，常有族中长者被请出解决问题。如《金屋》中的瘸爷，曾舍去一条腿，为村里争回了30亩好地，有着崇高的威望。当扁担杨接连发生烧麦秸垛事件、公安局又查不出肇事者时，杨书印便请出了瘸爷，让他点了自家的麦秸垛。此时的瘸爷，既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工具。因为威望所在，连他家的麦秸垛都烧了，村里人便不再互相猜疑，人人自危的局面自然不存在了；因为村长是靠他平息事件的，无形中他成了村长耍权术的工具。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原乡村，政权和族权往往是扭结在一起的。在政权所及的范围内，村长一手遮天，独断专行；在政权不及的道德、伦理层面，往往由族中长者出面解决。两个层面，由外及内，牢牢地控制着农村社会，使其愈来愈成为板结的土壤，死气沉沉，缺乏生机。
这里，政权与族权的结合虽然形式上与鲁迅笔下的鲁镇相似，但其内涵却有着丰富的时代性。此时的族权，已不再有固定的空间（祠堂）和称谓（族长），而是潜沉于人们内心的对于长者尊者的畏惧、尊敬。它已不可能与政权并立，更不要说超越政权了。研读其文本，可见决定人们命运的只有政权及其代理人，族权则处于帮凶地位。这已成为其文学世界的独特内涵。
应该指出的是，李佩甫并非将所有的青年都封闭在乡村世界里。杨金令病好后，意识到自己是属于都市世界的人，所以头块肉他不能吃，他不愿（也不可能）再融入挣扎几十年才突围而出的乡村世界中。在对故土旧邻磕了三个头后，他消失在夜色中……[1]这是一个去向模糊的结尾。而呼国庆被呼天成选为接班人时，他也表现出犹豫，虽然其明显倾向于代表都市文明的谢丽娟。主人公去向的不确定反映了李佩甫对其文学世界构成要素的矛盾态度：情感上选择乡村，肯定并歌颂之；理智上也明白都市文明的先进。踌躇之际，其笔下人物的最终归宿便留下了问号。
二、李佩甫的人性展现
沈从文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文学理想：“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2]李佩甫没有作过如此明白的表述，但研究其文本，我们能体会到他笔下人物强烈的“人性”内蕴。李佩甫发表的100多万字的作品中，共刻画了三类人物：一类是特定环境中的至高无上者，包括《金屋》中的杨书印、《李氏家族》中的李海昌、祖父们，《羊的门》中的呼天成等。他们大多充满人生智慧，深得中原文化乃至传统文化之精髓。正如作者借呼天成之口所言，其人生策略乃“外圆内方”。跨出自我经营的天地时，他们往往是“圆”的，以其不求回报的投入，灵活超人的眼光推出身边一个个能人，经几十年而成“人场”。有了这稳定的外交网络，也就为自我的天地营造了一个安全有利的外部环境，从而有了赢得尊重、获取权威的外在支撑点。回到自己的世界内，他们却往往是“方”的。读其文本，既有做出“男人六十皆活理”、打破既定秩序的赢，为树权威，用权专制颇似王熙凤的银莲（注：赢、银莲皆为李佩甫的小说《李氏家族》中的人物。），更有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将呼家堡人的思想、行为统一化、物质化，同时又通过“斗私会”、“展览台”等形式将人的精神也统治起来的呼天成（注：呼天成为李佩甫小说《羊的门》的主人公。）。既然依靠外在关系的支持已建立了权威，那么利用权威来治理辖下的草民便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是老而不僵，控制着基层政权的一代人，同时也是扼杀自由基因、营造专制氛围的中坚。
第二类人物是年轻一代叛逆者。他们对上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和专制统治不满，因此要反叛。其行为趋向两种价值：一种是《李氏家族》中具有的本能似的反叛。这种反叛要么为了证实自己强大于祖先，带有报复性，如赢；要么只是一种朦胧的力的展示，如淼和贝。而李大有的蔑视村长，也没有多少理性价值。他和《金屋》中的杨如意一样，只是通过占有财富获得了某种人生的自信，从而对自我生存状态产生不满，但如何改善之，并无自我行动的原则和纲领，故只能采取盲动的蔑视权威的行为。这使得他们要么行而无果，如大有；要么陷于孤立，与全村人为敌，如杨如意。另一种则是以李金魁、呼国庆、李宝成为代表的叛逆者。他们受过现代教育，又深受故园文化的熏陶，因此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和自立意识。尽管当了市长或县长，部分实现了理想，他们却摆脱不了故园的萦绕。魇住李金魁的不仅有童年屈辱的生活，更有初恋对象李红叶的纠缠；呼国庆每到关键时候，都需要呼天成帮忙才能过关，呼伯手中牵着这只飘摇风筝的线；李宝成当了村长，却在家族势力的包围中，如牛陷井，有力使不出。由此可以说，这些叛逆者不管本领大小，是否走出了黄土地，都无法也不愿割断乡情的脐带。他们或在外赚了钱，归乡角逐权力，赢得尊重或自尊；或漂泊都市，却又以故园为休憩的港湾，每当失意或受伤时，故乡便成了他们寻求支援或舔伤疗病的地方。冲出故园者，虽从整体上背叛了传统，但具体行为上，却不如前一种坚定。也许是毕竟和故园人少了利害冲突，因而其叛逆更趋向精神、价值的突围，而非物质权势的角逐。
第三类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逆来顺受者。这是中原大地上最为庞大的群体，浓重的封建思想残留在其潜意识中，建国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并未驱除其思想深处保守愚昧成分的积淀。相反，倒是三番五次的政治运动强化了他们对政治及其专制代理者的恐惧，也使其奴性成分得以强化。物质方面的贫穷已使其自觉矮人三分，专制统治的加剧更使其甘愿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只要不被逼得走投无路，他就决不会反叛，甚至连他自身应有的权利，也不是理直气壮地索取，而是低三下四地跟当权者乞求。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出有当家做主的自豪感，甚或连人人平等的基本人权意识也没有。正是主人公意识的缺失，使得村长们形成专制统治；同时，书记村长们也更不把他们当人看。《败节草》和《李氏家族》中的捆、《豌豆偷树》中王小丢的父亲是此类人物的代表。
通过这三类人物系列，可以解读出作者对人性的思考。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通过人们的行为来展现人性的异化。对权力、权利、地位的孜孜以求，使得当权者往往压抑自我的欲望，以变异形式达到所谓人生的顶峰。杨书印38年不倒，是以抑制自己对酒、性的欲望为代价的。所以，他认为已击败了杨如意，在尽兴喝醉时吐出了真言，后悔只搞了花妞一人，觉得人生不值。呼天成喜欢秀丫，却又不愿被其丈夫捉奸坏了名声。于是，一次次面对美丽的胴体练习《易筋经》，和藏在暗处准备捉奸的孙布袋比意志、斗心理。直到孙布袋死后，他还让秀丫在丈夫坟前裸体以羞辱孙布袋。这不能不说是为了权、位而产生的变态心理。对钱、色的贪欲则从另一个方向上产生了异化。李二狗为赚钱大肆行贿行骗，直到进了监狱还以为名车也坐了，美女也搞了，此生值得。至于沉湎于酒色之中，如何丧失了本我，则毫无自觉。更为可悲的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们没有支配别人命运的权，也没有改变自我命运的钱，而是为了苟活于人世间，逐步丧失了行为的正常性，滑进了人性异化的深潭。作者笔下的逆来顺受者大多如此。迷失了“本我”，以“他我”存在的人，无疑是处于人格分裂状态的。不管他自觉自醒，还是蒙昧无知，行为与心理的冲突是存在的。清醒意识到却无力改变的，是命运无奈的悲歌；处于异化之境而不自觉的，则为人间至深的哀歌！
异化者不由自主走上了背叛“本我”的路，觉醒者则在挣脱旧的束缚后走向自新之路。当然，蜕变旧我，并非易事，其间必有一番艰难挣扎。李佩甫善于抓住这些挣扎者叛逆时“力”的暴发来展现人性的辉煌，或剖析挣扎者苦斗时幽婉曲折的心理。《李氏家族》中，叛逆者往往通过超越前人的大胆行为显示出人性的力度，进而显现出一个个强大的自我来。其人格之刚健、精神之雄强，直令李家的后人们汗颜！从深邃的历史中回到当前呢？《学习微笑》中刘小水下岗后，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开了个卖梅豆角的小摊，显示出人的觉醒和自立。在《送你一朵苦楝花》中，我们看到了多次出逃、被抓回毒打，一旦得到机会，还要外逃的梅妞。她的外逃，不是为了反抗某一个人，也不是对抗祖先，其行为指向是盲目的“外边的世界”。生长其间的环境已近乎窒息，要想挣脱出去，又得不到省城工作的哥哥的指点和帮助，她只好盲目出逃。如果说开始时，她还有追寻婚姻的意向，那么恋爱对象吊死她家后，她的一次次出逃就没有明确的目的了。行为本身成了目的，梅妞在行动中证明了自己求新求变的心理。为此，她可以忍受家人的责打、世人的讥骂。这是另一种觉醒，醒后不知该走哪条路，人生的意义全在于只管走，又使其行为有了悲壮色彩。惟其如此，梅妞带给人心灵的震颤，又远远超过“李氏家族”的子孙们！
跟异化者、觉醒者相比，生活中还有许多酣睡于旧梦中的人。对他们人性的揭示，使其作品上追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剖析，具有了更为深邃的内蕴。在李佩甫的文本中，有时往往一个字就把人性中的某种内涵揭示了出来，如“欠”、“贼”。李金魁和李红叶的交往中，虽有一定的感情因素，但更多的是两人让对方欠自己人情的较量。李大有帮麦囤敲了情敌1500元钱，麦囤又娶了媳妇，他却故意不参加其婚礼，也是为了让对方“欠”着自己。自身没有可炫耀于对方的美貌或地位，那么就在别人的“欠”和感恩中得到满足。殊不知，这恰恰证明了自身的空虚。不幸的是，施“欠”者还自觉高人一等：“施与是高贵的，她时时保持着高贵；被施与是卑下的，而他又怎能不卑下呢？”[3]同时，从大有帮助麦囤整治媳妇（当着众多围观者，强行与其性交）的行为中，也可看到他和当事人、围观者尚不具备现代人的起码水平。不把别人当人看，自身也不具备做人的资格。
当然，李佩甫对人性中美好淳朴的一面，也有所表现。《红蚂蚱，绿蚂蚱》中“我”吃遍老舅家时所表现出的亲情、温情。村民们选“坏分子”时的自举自荐，选上者如壮士出征；落选者“背着老镢到地里来了，总也闷闷地往西看，似乎觉得亏了心。”但总览其文本，这类作品所占比例较少。
由于着眼于人性视角，其人物往往具有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更深广的意蕴。将人物的刻画与其生存状态密切结合，揭示出其存在的积极价值或无价值，这就使其人物内蕴超过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范畴，从而具有了现代性。
三、李佩甫的文化批判
李佩甫登上文坛是8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处在时代更迭、文化交流频繁的氛围里，作者从乡村走向都市，其原有的文化积淀必与后至的文化发生冲突。有冲突必有选择，而创作主体的文化选择常受其对文化的认同度、亲和力的影响。从文本分析看，李佩甫所钟情的是其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现的中原文化。
中原地处黄淮平原，其文化特点，古人在《陵县志·序》中说：“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径流直下，无危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诈，民醇俗茂，悃愊无华。”[4](P3)此说抓住了中原人朴实少诈的一面，可以说是从地理环境分析而得的。但他忘记了中原的人文环境，在文化传承中，人文因素往往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中原乃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孔子创儒学于鲁，游说于郑，中州是孔子游说的主要场所。道家的鼻祖老子亦诞生于中州。老子之后，中州历代哲学思想家人才辈出，众星璀灿；继道家之后，中州历代又涌现出墨家、名家、法家、玄家、理学等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流派。”[4](P79)传统文化、人生智慧的积淀，加上历代政治斗争、军事争霸中产生的权术谋略，无不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当人们择取文化内蕴用于生活时，蒙昧未开者守其古拙，保其纯朴；机智善思者，取其思辨，得其深邃；奸诈险恶者，夺其权谋，用以治人……身为作家，当他以文本反映之时，则往往表现其博大的内涵。
李佩甫以其文本展示了中原文化的独特生存环境。这里的泥土“有一股软软的甜味”；这里的色调，是“一种灰青色的氛围”，“那灰青是谈调的，渐远渐深的，朦朦胧胧的，带有一种迷幻般的气韵”。绵软迷离的自然环境酝酿出一块“绵羊地”，在这儿走多了，“你先会眼晕，尔后会头晕，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你已植入平原，成了平原上的植物了。”[5](P197)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更没有险山恶水的地形，因此其哲理内蕴是阴柔的。柔并不意味着弱，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这是产生了“太极拳”的土地。生长于此的人们，若一生沉醉其中，可能浸染过度，会渐渐丧失其进取有为的内涵，像平原上随处可见的草一样，柔软萎缩。这时，人们便会建屋。“在这里，人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屋’的建造上，房屋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也是人们的精神外壳。人们一生一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要建一所房子，一个‘屋’。这个‘屋’的实质是内向的，是躲避型的，是精神大于物质的。同时，在‘屋’的意识里仍然含有阴性的、单一的、小私小我的情绪……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有了一个‘屋’。天很大，不是吗？可我有一个‘屋’呀！”[5](P202)显然，“平原人对‘屋’从形式到内容的营造与崇拜，则表现出他们面对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灾难和压力缺乏抵抗的自信，只能凭借‘屋’来苟安一隅，来遮护他们萎缩的生命力，这种病弱的人格与强烈的依赖感必然导致思想意识的盲从，从而造成了滋生专制统治的温床。”[6]如果说多数民众的行为因应了中原文化中消极的成分，那么这里的专制者却吸取了中原文化中以谋制胜的成分。杨书印“38年来，他从当民办教师起家，牢牢地掌握着扁担杨的权力，却没有当过一天支书。……他没在最高处站过，也没在最低处站过，总是站在最平静的地方用智慧去赢人。杨书印的过人之处不在权力，而是智慧。权力是可以更替的，智慧却是一个人独有的。”[7](P37)不走极端，不做秀木，具体行为中体现着“中庸之道”。
当中原人带着这种文化积淀与生存智慧冲出故园、投身官场时，他们往往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官场哲学，其内蕴仍然是外圆内方以柔克刚的。《李氏家族》中，李金魁上大学时，“由于那近乎吝啬的节俭”，被同学们称为“素人”，毕业前他却慷慨请全班同学的客，使同学们一下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纷纷留下地址。一举之为胜过四年之功，为他今后的仕途升攀织就了关系网。毕业后初到乡里上班，他利用说话前的“磕巴”给人留下好印象，最后挤走吴乡长。直到当了市长，他仍恪守中原文化的要义，以之指导其言行。“到任不久，最先发现的就是走路的问题。……你是一把手啊，你一走快，就显得你急，人毛躁，火烧屁股似的，缺乏一把手应有的稳重和大气。……但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显得疲塌，显得暮气，也显得软弱。”[3](P722)既要学会讲假话，又要注意假的成分比例。其次是说话方式两极平衡取其中，左右逢源，你才能确定自己“一把手”的位置。对其官场哲学的展示，显示出了作者的批判态度。
同时，传统文化的神秘性也往往萦绕在李佩甫的文本中。“李氏家族”每逢危难，总有人挺身受难，担当起延续烟火的使命。似乎冥冥之中有神灵佑护着这个家族，使其虽经蝗灾、神怨、内乱、外侵等灾难却终于延续下来。阅读之际，感觉作者是在为中华民族作传。以一个家族来映衬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既有几分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又带有几多未曾解开的文化密码，颇为神秘。而其中人物，不管生前是恶是善，均为82岁死去。这又有了中原民谣“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影响。圣人尚不能活过84岁，凡人怎能超越？而皆死于82岁的安排，是否有强调李氏家族遗传基因一致性的考虑，正如其后代小脚趾盖皆为分开的一样，也是具有神秘色彩的。而《羊的门》内，神秘的绳床、怪异《易筋经》，连同呼天成死时全村人学狗叫等，皆有了超理性的魔力。究其原因，既可看出李佩甫写作时所受“寻根”思潮的影响，写特异人物、民间风俗，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秘成分熏染的结果。“神性”的存在使其文本明显带有神话色彩。俄国作家纳波科夫说过：“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8]依此判断，中原文化的熏陶成全了其小说的品位，使其有可能成为“好小说”；但对其神秘性的津津乐道，较之前述几个方面，作者的批判态度较为暧昧。
中原文化对于乡场、官场的效应已如前述，那么当中原文化转化为统治手段时，其来自老庄的玄妙飘渺、超逸逍遥，取自《周易》的神秘莫测、变幻无穷，得自玄学的无为自然、融合儒道等内蕴，又过多具有感性特征而缺乏理性内涵。这就使得以中原文化治理社会时缺乏系统的法律制度，而倾向于清官现象的“人治”模式。“清官”固然有其特定的进步性，问题是漫漫历史长河中，清官有几个？！缺乏机制约束的放任体制，最大的结果便是以人代法、因人施治，终至专制统治。实行“人治”者，必经营“人场”。杨书印、李海昌、呼天成等人几十年不倒，就是依靠其经营的“人场”。他们放出、推荐并利用能人，在乡村以外的政治中心形成一个以“人”为纽带的网络。这就形成了一种“势”，似乎无形，却强有力。依靠这“势”，对外呼风唤雨，干扰政体；对内欺压民众，将人视作非人。跟这些能人来往应酬，彼呼此应，在村人眼里已显出了地位和压力，由此导致村民“活小”的生存状态。一旦“人场”彻底形成，甚至直通北京时，那些人不用出面，织网者足不出户，便可利用现代通讯之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呼天成为了救呼国庆，不仅改变了县级领导的人事任命，而且可以逼迫市委撤销已形成的决议。以一人之作，借网络之力，可以跟两级政府组织对抗，既显示出“人治”文化在现代中国仍有相当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也凸现出“人治”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和危害。
四、李佩甫的艺术个性
对中原文化的钟情，影响着其文学世界的构成；对人性诸层面的展现，也往往对其叙事造成干扰。因此，随着自我文学大厦的建构，其艺术个性也凸现出来。
在人物设置上，他接受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说，并改造运用之，设置了基本对应的男女人物系列：以李金魁、呼国庆、杨金令、二哥等来自乡村的男性和本来就生活在乡村的杨书印、李海昌、呼天成等为代表的男性为一方，他们在行为上并不具备刚烈雄健之风，倒是以退为进，败中求胜，示人以柔弱的外表。随着情节的发展，其内在力量逐渐显示出来，或足不出户即战胜对方，或藏而不露却升迁于官场，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或征服了漂亮的女性……在成功中显现出男性的雄强阳刚。以谢丽娟、李红叶等为代表的城市女性和以梅妞、李满凤、三姑奶等为代表的乡村女性为一方，她们无论在情爱上，还是生活中都是能置生死于度外、一旦认准死不回头的刚烈女性，其性格魅力往往具有征服读者的阳刚之美。其结局却往往是失败者，或依附别人为生，或屈服于金钱的淫威，或受挫于单纯的人生目标，或被绑上磨盘沉于古潭……在失败的命运里吹出凄清柔美之风。外在表现与最终命运的差异及转换，对应于传统文化阴阳互生互克的理论，使人感觉到其人物设置颇得传统文化之神韵。
人物关系的对应预置已显示出作者掌握创作全局的雄心，这必将影响其叙事角度。他的小说，大多采用全知叙事。作者在一定程序上充当着特定阶层的代言人，于情节设置时矛盾的构成、力量的强弱，甚至事件发展的最终走向，都要受特定阶层利益的影响。同时，作者又是价值优劣的判断者。作品中人物应做什么，在事情转折的关口如何进退，得失如何，全在创作主体的掌握之中。因此，无论是对叙事进程，还是对人物命运，作者都有直接干预权。其效应为一方面使其小说客观地反映了表现对象的生存状态或发展进程，从而增加了作品的真实度；另一方面也使其文本缺乏变化，部分行文呆板。为了克服这些不足，从《李氏家族》开始，作者开始通过叙述人的置换，增加了叙事角度。如：“奶奶的瞎话”的插入，就造成了作者的间歇退场；在《红蚂蚱，绿蚂蚱》和《败节草》中，儿童视角的引入，也拉开了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作者保持一种不作直接评价的旁观和审视；在《豌豆偷树》和《送你一朵苦楝花》中，则增加自知的叙事角度，以利于刻画人物心理等，从而激活了原本凝滞的行文，使其文风添了几分灵性。
随着叙事的展开，创作主体立足于哪一时间点上开始叙事，取决于作者视角的选择。是与事件同步进行，随时显现事件的进展、人物的命运变化，还是站在历史的终结点，回眸过去，在叙述往事中糅进作家的理性思考，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选择。读其文本，我们可以看到，李佩甫更喜欢采用回忆视角。无论是乡村的当权者不无得意地回忆自己几十年不倒的非凡经历，用品味往昔的辉煌掩饰日薄西山的失落和怕人篡权的恐惧；还是孤身奋斗十几年，终于登上权力顶峰的成功者回味童年的清贫和奋斗历程中所受的屈辱；抑或是爱人情移者、商海失败者回顾情至颠峰时的狂迷、经商大赢时日进斗金的兴奋……主人公的回顾渗透着作者的反思，主观性情绪的熏染肯定改变了往事的色彩，对往事的叙述也往往变成主人公因事而兴的心理流程。他的主人公，出人头地前的自怨自艾，甚至自虐自戕（李金魁）；在美女和前程之间患得患失，鱼与熊掌想兼得的心态（呼国庆）；已掌权者惟恐大权旁落，苦心经营（杨书印）；未得权者虎视眈眈，觊觎心烦（李宝成）；金钱多的，被钱烧得忘掉自我，因而自傲自满，孤独于众人之外（杨如意）；失手入狱，忧虑前途之余，心存侥幸的心理交战（李二狗）等等，无不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文本的结构类型看，李佩甫的小说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李氏家族》、《羊的门》、《金屋》等代表作有着和“新历史小说”相似的结构。作者以血缘关系的纠葛和家族生成的“力”的展示，或展现中原文化背景下的人性，或表现村民在“金屋”压迫下的心理。这类小说少有激烈的客观冲突，而是着重展现激烈的外部冲突在人的心潮间激起的涟漪。对“事”的影响的关注超过事件本身。应该说最能展示作者才华的，也是这类作品。其二，以《城市白皮书》、《学习微笑》、《田园》等小说为代表。此类小说仍以“事”为本，在结构上往往有一件贯穿始终的事件，所有的人事纠缠、矛盾冲突以及人物命运的变化皆缘于事。因事设人，随事变体，通常在充分展现事件演变过程时，忽视人物形象的塑造，造成“事理”大于“人物”的效应。因此，无论是艺术创新方面还是阅读美感方面，此类均不及前者。近年来李佩甫的创作，多沿第一类型发展，说明他是有所自觉的。
文学创作忌重复自我，这是常识。但是，超越常识才能凸现个性。从创作过程看，其创作总体呈现出滚雪球现象。所谓滚雪球，意味着后来包容已往，也意味着超越已往。以1986年发表《李氏家族》为界，前期以表现人性的善恶为主，至《红蚂蚱，绿蚂蚱》的发表，标志着从善的方向将人性美褒扬至顶峰。后期作品一方面继续表现人性，另一方面则增加了对世俗政治和文化的批判，至《羊的门》达到高峰。《李氏家族》、《金屋》、《败节草》、《羊的门》等作品，主题多有重复。但从文本演变上研究之，则发现其主题有着愈来愈丰富的内涵，人物形象也越来越丰满。这种滚雪球运动不仅使作家在形式上从短篇、中篇跃为长篇小说作家，而且对人性的探讨、对文化的审视更为深邃。
从作家主体意识看，男性中心意识在其文本中占有突出地位。传统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识，作为集体意识沿袭几千年，已渐渐化为集体无意识。男性因占据中心坚守之，并转化为顽固的心理定势。李佩甫反映八九十年代中原农民的生活时，一方面是心中固有的男权意识，另一方面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生活。80年代有首民谣：“河南的酒，不能喝；河南的烟，点不着；河南的男人怕老婆。”其实，在政治激进的河南，妇女解放的步子在建国后几十年里迈得是比较大的。反映此现实的代表文本《李双双小传》中，就出现了女主男次的人物设置。既然现实生活中男性不可能有超越女性的特权，甚至还要受制于女性，那么，这种男权意识就只有在世俗男性的闲侃中，或在作家的文本中才能反映出来。他的作品极少有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多是男人的世界由女人来陪衬。《李氏家族》中，主宰家族命运的是“祖父”们，奶奶只是个叙述人——说“瞎话儿”的。偶尔有一个锋芒毕露的银莲，作者不仅让她生了个傻儿子，还安排她落个“骑木驴”的悲惨结局。《金屋》中争权夺势的是男人们，女性如惠惠、麦玲子，不是作为钱的奴隶而依附男人，便是被环境压抑不知所终。最能体现其男权意识的是《羊的门》，其中秀丫、谢丽娟两个女性和呼天成、呼国庆的对应关系，颇耐人寻味。秀丫的存在等于一个工具，她没有自我的尊严或意志，只是作为呼天成和孙布袋斗心理比意志的工具！在她为虚幻爱情苦等了36年后，竟派她的女儿用青春之身去报恩；她女儿竟无怨无悔地去了！两代人重复着同样的命运，既揭示出中原文化消极成分的存在，令人想起沈从文的《萧萧》和老舍的《月牙儿》，更凸现出生活在现代物质环境中的小雪，精神世界远非现代。谢丽娟的命运更为奇特，毕业于武汉大学、工作在地委机关的她，竟和几十年前的秀丫有着相似的经历。如果说顺店乡的一见钟情尚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呼国庆为了权利抛弃她之后，她依然痴爱对方就太不真实了。从文本分析，谢丽娟是个敢爱敢恨、风风火火的女性。这种女性，为了爱可以抛弃一切（名誉、地位等）；一旦爱被亵读，她会像《雷雨》中的蘩漪一样燃烧起来，焚毁一切。然而，文本中却是让她甘愿作呼国庆的情人。人们在为一个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女性惋惜之余，也不能不为作家意识中的男权中心思想抱憾了！
读其文本，不管作家有意无意，我们却明显看到了男女不平等：男性可以为了事业牺牲爱情，女性却不可以因男性的遗弃而另有所适。掩藏在文本后面的是令人怵目惊心的思想：男性可以有多个情人，可以随心所欲，满足自己的多重欲望；女性只有爱情——甚至连爱情也没有，却必须从一而终，不能作他想。在产生了“二程”的中原大地上，尽管“二程”已走了千年，其理学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女性的命运。从审美效果上观之，作者一方面通过其文本反映了现实生活的部分真实，有时甚至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另一方面，作者男权意识的顽固，往往干涉了文本中的艺术构成，使形象为理念而存在，减损了其艺术效果。
雷达在“河南新时期小说创作研讨会”上曾说过：“乡土情结既是优势，又可能成为负担，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乡土本位已遮蔽了创作视野，面对城市化的冲激，他们表现情不自禁的反感、退避、偏见情绪。……一个作家可以终身描写农村，但在今天他若不能了解城市化带来的全民族生活的变化，就会故步自封。”[9]此话虽是对“中原作家群”而言的，也适合李佩甫的创作状况。正值盛年的李佩甫如何拓展自己的艺术领域，强化已有的文化内蕴和人性展现，使自己的创作更为大气，从而以自己的深刻丰盈冲进“文学史”，显然是他必须深思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0-12-12
作者介绍：侯运华(1965-)，河南上蔡人，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近现代文学博士生。（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