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万人“生前预嘱”能否选择尊严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抛出的经典问题。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比这个问题更难的可能是“怎么死”。
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是选择实施各种创伤性抢救“痛苦地”维持生命，还是放弃生命维持措施，有尊严、无痛苦地自然死去呢？7月30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由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倡导并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北京“尊严死”协会（即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使得这一“经典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一对父子的生命选择
他是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他为罹患晚期肿瘤的父亲选择“尊严死”
“我知道死亡有一万多道门，让人们各自退场离去。”父亲去世后，陈作兵在面对猛烈的社会争议时，留下了这句手记。
2011年4月，陈作兵的父亲陈有强被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人民医院确诊身患腹膜恶性间皮瘤，已是晚期，全身扩散。如果选择化疗，最多延长几个月生命，但会带来脱发、无力、食欲不振等副作用。作为该院的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以往都是给别人确定治疗方案的陈作兵，面对摆在眼前的父亲的病历，却束手无策。
在医院普外科住院期间，陈有强总能看到一些肿瘤晚期的病人瘦弱地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维持着随时可能终结的生命，看上去痛苦不堪。于是，不想拖累子女，也不想让自己在痛苦中死去的陈有强找到了主治医生，提出放弃化疗等治疗手段。他的这个想法被主治医生转达给了陈作兵。
听了陈有强的想法后，陈家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议结果是，陈有强还是坚持放弃化疗，而家属们选择尊重老人的决定。于是，陈作兵开车将父亲送回位于浙江诸暨的农村老家。
父亲在老家养病期间，陈作兵曾到英国短暂进修。在那里，他发现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NCPR”的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这是陈作兵进修时的感悟。
2012年春节后不久，身体越来越虚弱的陈有强被家人送进了县里的小医院，但只进行补液、止痛一类的舒缓治疗。
2012年3月22日凌晨，陈有强陷入昏迷。母亲打电话问陈作兵，要不要切开气管，上呼吸机进行抢救？陈作兵思考片刻后说还是不要打扰父亲，让他安静地离开吧。3个小时后，陈作兵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去世。
让陈作兵一家没有想到的是，陈作兵和父亲做出的“尊严死”决定，让他成为了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认为他作为一名医学博士却放弃救治父亲，是“不肖之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新闻人物。当时很不适应，现在慢慢平息了。”距离父亲离世一年半后，陈作兵告诉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他已经能非常理性地看待这场争议，“并不是我有什么特殊性，而是这个事件有其普遍意义，这个事件本身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但大家又都不知道如何去做。”
陈作兵说，他长期在医院工作，看到过一个数据，“说一个人的医药费用大约有1/3左右是花在最后和死神搏斗的那个战役上，而毫无例外，我们全部输了。”
现在的陈作兵对“尊严死”有着深刻的理解：尊严死是建立在尊重死亡、理解死亡的基础上的“安宁疗护”。
陈作兵告诉记者，事实上，在医院的危重症病房里，很多很多的医生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到底的理念。而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家属，尊重病人、家属的理念。“对一些临终病人，我一般会对家属说，可以试试气管切开，抢救到最后。也可以回家，在床上，适当使用镇痛或者平喘的药物。没有对错之分，病人家属经过思考做出的决定，只要发自内心，均是成熟的、理智的、对的。”
“尊严死”挑战了谁的底线？
85%的病人都想安详离开人世 85%的家属都没有放弃的勇气
在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北京松堂医院的二楼办公室里，院长李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曾到北京一家大型医院交流学习，在危重病房看到一个80多岁的男病人身上插了7根细管子，帮助他维持呼吸。老人是肺部感染，已经失去了意识，在医院实施的多项抢救方式下，仍然没有好转。他的主治医生说他活不了3天。这一幕让李伟感到悲哀又愤怒，他反问实施抢救的医生：“你给病人用了七、八种药液，即使把它们都倒进烧杯里，你想过那是什么成分吗？”抢救医生哑口无言。
这也是72岁的宋金珍很担心遇到的情况。两年前，他患了脑血栓，至今没有完全康复。他住进了松堂临终关怀医院，每天到老年活动室看看电视，听李伟院长唱唱小曲。他虽然不知道“尊严死”到底有多深的意义，但他已经和子女说好了，等他临终的时候，希望子女不要给他实施创伤性治疗手段，让他能走得安详一点。“现在和我同床的病友就进行了气切插管，说不了话，看着挺痛苦，我不想那样，反正都要死的，还是不要遭罪了。”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宋金珍想好好享受生活。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目前住了近300个病人。李伟院长向记者透露，这里面85%的病人都表达过想要安详地离开人世的意愿，不想到了还遭罪。“咱们讲求善始善终，我这里曾经有一个病人，已经脑死亡了，一家子知识分子，没有人愿意拔掉维持其生命体征的器械，就那么耗着有3个月，后来家属中有人在整理老人日记本时看到，老人曾经反复提过希望善终的意思，后来家属就改变了想法，撤掉了器械。”
不过，现实中却可能有85%的病人家属没有足够的勇气这样做。对此，陈作兵的解释是，“你当然可以走不同的路，没有关系，因为如何对待死亡，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理解不同。不同路的人，能相互理解，那就最好了。”
“尊严死”面临法律空白
会否导致家属、医生对病人的消极治疗？ 病情被确定为不可挽救时方可实施
事实上，对“尊严死”引发的争议是可预见的。讨论“尊严死”无法回避传统伦理观念的挑战。陈作兵受到的非议就是证明。不少人担心，倡导让患者“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可能会导致病人家属或者医生对病人的消极救治。
这个纠结的问题，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顾问、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看来，其实不难把结打开。她说，“生前预嘱”是放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的，患者自己及其家人都能够看到。患者临终时，其家属可以将“生前预嘱”向医生出示，要求按照患者生前的意愿去做。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病人的病情是被确定为不可挽救的了，如果患者还有被救活的可能，那么这份“生前预嘱”即便家属出示也无效。
也许讨论还将继续。不过，作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主管部门的北京市卫生局也公开表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只是其主管登记的近50个社会团体之一，因其倡导推广的“尊严死”和“安乐死”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我国虽然没有明确法律法规禁止公民选择“尊严死”，但也没有相关法律支持此行为，可以说仍是“处于法律空白状态”，所以北京市卫生局和市民政局不会介入推广宣传，目前只是对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可以说，目前囿于我国法律、伦理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生前预嘱”要获得公众更高的认可度，恐怕还需要不少时日。
不过，罗点点等人推广“尊严死”概念的脚步没有停歇。继成立“选择与尊严”网站、倡导组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之后，罗点点还计划建立中国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将在很多方面参照美国的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如一名患者进入医疗机构提供医保号码后，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便能第一时间检索到该患者在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登记的所有内容。在医疗机构中，生前预嘱和病案实行同级别操作，可以随时更新，每个医院都有专职的法律工作者和填写者合作。
这一理论与实践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在“尊严死”概念没有进入法律范畴之前，也许我们可以先想想，死亡有一万扇门，你想在哪扇门前谢幕？
北国网、辽沈晚报特派北京记者康宇
开国大将之女的努力
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创建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
“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不能安详离去，反而要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管、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等惊心动魄的急救措施。即使急救成功，往往也不能真正摆脱死亡，而很可能只是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正在寻找保持临终尊严的办法。”进入“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在最醒目的位置写着这样一段话。
这个网站是2006年创建的，网站的创建者、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试图告诉人们“什么叫‘尊严死’”。开始的时候，罗点点没想搞得这么“庄重”。作为一名医生，罗点点在工作中看到过各种各样的临终前的病人生活得毫无质量可言，想活却治不好，想死又死不掉。这些场面让她感触颇深。她和一些同龄的朋友聚在一起时就说起这个话题，觉得真要到了临终期，“还是要死得漂亮一点，不要那么难堪”，于是几个朋友有些随意地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叫“不插管俱乐部”。不过后来，一切开始变得严肃起来。他们开始思考生死问题，也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尊严死”，这才有了“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
罗点点和朋友一起设计了网站的LOGO，一颗美丽的七彩树，树上的一片叶子正飘落。乍看上去，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个探讨“死亡”话题的网站。如今，网站已经累计有91万人次的流量。
然而，不可否认，“尊严死”在中国仍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在采访中，会有病患甚至医生将其与“安乐死”混为一谈。以至于他们会反问记者：“安乐死不是违法的吗？有讨论的必要吗？”对此，罗点点的解释是：“安乐死”是指人为地无痛苦地提前结束无质量的生命，而“尊严死”倡导的则是既不提前，也不延后，自然地舒适地死亡，其核心理念是“自主选择”，也就是说，无论是放弃治疗，还是全力救治，只要是临终者自己的决定，便符合“尊严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
近万人的“生前选择”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谁不想长寿？可前提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在“选择与尊严”网站建立5年后，2011年6月起，公民在登录“选择与尊严”网站后，可以自愿填写“生前预嘱”，并能随时修改或者撤销。什么是“生前预嘱”？就是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看到，“生前预嘱”全称为“我的五个愿望”。分别是“我要或者不要相关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每个“愿望”下有1至11个总共42个细分条目，以打钩方式填写。“我的五个愿望”脱胎于一份美国法律文件，是罗点点无意中看到的。当时，已经有400万美国人在使用所谓的“生前预嘱”文件。
2013年7月30日，由北京市卫生局主管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正式成立，罗点点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该协会秘书长郝新平介绍说，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将凭借网站平台及学术研究、问卷、制作媒体内容、组织志愿者活动等方式普及和推广使用“生前预嘱”，以及“尊严死”概念。“选择与尊严”网站还可为生前预嘱注册者提供使用平台，并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目前，已有近万人完成了“生前预嘱”。
现年64岁的张文成就是其中一人。今年5月份，有志愿者来到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北京松堂医院，向这里的百余名病患介绍“尊严死”和“生前预嘱”。张文成毫不犹豫地签下了“生前预嘱”。“说心里话，我没有考虑什么尊不尊严的问题，现在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忍受身体上的病痛，临终时，能让我不痛苦地走就可以了。”张文成悲观地说。大概4年前，张文成因为手术被误伤了腰椎，他现在上半身无法挺直。病痛的折磨让张文成无法忍受，他曾经自杀过一次，被家人及时发现。“你没那么痛过，你理解不了，谁不想长寿，长寿是福气，可前提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像我这样……”张文成说不下去了，转身拿起放在床边的笔记本上网，也许，未来的很多个日子，他都要这么无助地度过。
▲病人与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院长李伟开心互动，他们的心愿很简单：活着的时候开心点，离开的时候少遭罪。
原标题：万人“生前预嘱”能否选择尊严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抛出的经典问题。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比这个问题更难的可能是“怎么死”。
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是选择实施各种创伤性抢救“痛苦地”维持生命，还是放弃生命维持措施，有尊严、无痛苦地自然死去呢？7月30日，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由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倡导并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北京“尊严死”协会（即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使得这一“经典问题”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一对父子的生命选择
他是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他为罹患晚期肿瘤的父亲选择“尊严死”
“我知道死亡有一万多道门，让人们各自退场离去。”父亲去世后，陈作兵在面对猛烈的社会争议时，留下了这句手记。
2011年4月，陈作兵的父亲陈有强被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人民医院确诊身患腹膜恶性间皮瘤，已是晚期，全身扩散。如果选择化疗，最多延长几个月生命，但会带来脱发、无力、食欲不振等副作用。作为该院的毒理专家、医学博士，以往都是给别人确定治疗方案的陈作兵，面对摆在眼前的父亲的病历，却束手无策。
在医院普外科住院期间，陈有强总能看到一些肿瘤晚期的病人瘦弱地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维持着随时可能终结的生命，看上去痛苦不堪。于是，不想拖累子女，也不想让自己在痛苦中死去的陈有强找到了主治医生，提出放弃化疗等治疗手段。他的这个想法被主治医生转达给了陈作兵。
听了陈有强的想法后，陈家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议结果是，陈有强还是坚持放弃化疗，而家属们选择尊重老人的决定。于是，陈作兵开车将父亲送回位于浙江诸暨的农村老家。
父亲在老家养病期间，陈作兵曾到英国短暂进修。在那里，他发现一些绝症病人在入院评估后，往往在病历上会有“NCPR”的标签——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在危险时候，不要任何抢救措施。“活的是质量，而不是几天行尸走肉的生命。死也是有尊严的。”这是陈作兵进修时的感悟。
2012年春节后不久，身体越来越虚弱的陈有强被家人送进了县里的小医院，但只进行补液、止痛一类的舒缓治疗。
2012年3月22日凌晨，陈有强陷入昏迷。母亲打电话问陈作兵，要不要切开气管，上呼吸机进行抢救？陈作兵思考片刻后说还是不要打扰父亲，让他安静地离开吧。3个小时后，陈作兵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去世。
让陈作兵一家没有想到的是，陈作兵和父亲做出的“尊严死”决定，让他成为了备受争议的新闻人物，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认为他作为一名医学博士却放弃救治父亲，是“不肖之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成为新闻人物。当时很不适应，现在慢慢平息了。”距离父亲离世一年半后，陈作兵告诉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他已经能非常理性地看待这场争议，“并不是我有什么特殊性，而是这个事件有其普遍意义，这个事件本身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但大家又都不知道如何去做。”
陈作兵说，他长期在医院工作，看到过一个数据，“说一个人的医药费用大约有1/3左右是花在最后和死神搏斗的那个战役上，而毫无例外，我们全部输了。”
现在的陈作兵对“尊严死”有着深刻的理解：尊严死是建立在尊重死亡、理解死亡的基础上的“安宁疗护”。
陈作兵告诉记者，事实上，在医院的危重症病房里，很多很多的医生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到底的理念。而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家属，尊重病人、家属的理念。“对一些临终病人，我一般会对家属说，可以试试气管切开，抢救到最后。也可以回家，在床上，适当使用镇痛或者平喘的药物。没有对错之分，病人家属经过思考做出的决定，只要发自内心，均是成熟的、理智的、对的。”
“尊严死”挑战了谁的底线？
85%的病人都想安详离开人世 85%的家属都没有放弃的勇气
在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北京松堂医院的二楼办公室里，院长李伟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曾到北京一家大型医院交流学习，在危重病房看到一个80多岁的男病人身上插了7根细管子，帮助他维持呼吸。老人是肺部感染，已经失去了意识，在医院实施的多项抢救方式下，仍然没有好转。他的主治医生说他活不了3天。这一幕让李伟感到悲哀又愤怒，他反问实施抢救的医生：“你给病人用了七、八种药液，即使把它们都倒进烧杯里，你想过那是什么成分吗？”抢救医生哑口无言。
这也是72岁的宋金珍很担心遇到的情况。两年前，他患了脑血栓，至今没有完全康复。他住进了松堂临终关怀医院，每天到老年活动室看看电视，听李伟院长唱唱小曲。他虽然不知道“尊严死”到底有多深的意义，但他已经和子女说好了，等他临终的时候，希望子女不要给他实施创伤性治疗手段，让他能走得安详一点。“现在和我同床的病友就进行了气切插管，说不了话，看着挺痛苦，我不想那样，反正都要死的，还是不要遭罪了。”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宋金珍想好好享受生活。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目前住了近300个病人。李伟院长向记者透露，这里面85%的病人都表达过想要安详地离开人世的意愿，不想到了还遭罪。“咱们讲求善始善终，我这里曾经有一个病人，已经脑死亡了，一家子知识分子，没有人愿意拔掉维持其生命体征的器械，就那么耗着有3个月，后来家属中有人在整理老人日记本时看到，老人曾经反复提过希望善终的意思，后来家属就改变了想法，撤掉了器械。”
不过，现实中却可能有85%的病人家属没有足够的勇气这样做。对此，陈作兵的解释是，“你当然可以走不同的路，没有关系，因为如何对待死亡，没有对错之分，只有理解不同。不同路的人，能相互理解，那就最好了。”
“尊严死”面临法律空白
会否导致家属、医生对病人的消极治疗？ 病情被确定为不可挽救时方可实施
事实上，对“尊严死”引发的争议是可预见的。讨论“尊严死”无法回避传统伦理观念的挑战。陈作兵受到的非议就是证明。不少人担心，倡导让患者“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可能会导致病人家属或者医生对病人的消极救治。
这个纠结的问题，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顾问、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看来，其实不难把结打开。她说，“生前预嘱”是放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的，患者自己及其家人都能够看到。患者临终时，其家属可以将“生前预嘱”向医生出示，要求按照患者生前的意愿去做。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病人的病情是被确定为不可挽救的了，如果患者还有被救活的可能，那么这份“生前预嘱”即便家属出示也无效。
也许讨论还将继续。不过，作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主管部门的北京市卫生局也公开表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只是其主管登记的近50个社会团体之一，因其倡导推广的“尊严死”和“安乐死”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我国虽然没有明确法律法规禁止公民选择“尊严死”，但也没有相关法律支持此行为，可以说仍是“处于法律空白状态”，所以北京市卫生局和市民政局不会介入推广宣传，目前只是对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可以说，目前囿于我国法律、伦理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生前预嘱”要获得公众更高的认可度，恐怕还需要不少时日。
不过，罗点点等人推广“尊严死”概念的脚步没有停歇。继成立“选择与尊严”网站、倡导组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之后，罗点点还计划建立中国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将在很多方面参照美国的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如一名患者进入医疗机构提供医保号码后，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便能第一时间检索到该患者在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登记的所有内容。在医疗机构中，生前预嘱和病案实行同级别操作，可以随时更新，每个医院都有专职的法律工作者和填写者合作。
这一理论与实践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在“尊严死”概念没有进入法律范畴之前，也许我们可以先想想，死亡有一万扇门，你想在哪扇门前谢幕？
北国网、辽沈晚报特派北京记者康宇
开国大将之女的努力
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创建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
“一个走到生命尽头的人，不能安详离去，反而要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管、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等惊心动魄的急救措施。即使急救成功，往往也不能真正摆脱死亡，而很可能只是依赖生命支持系统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正在寻找保持临终尊严的办法。”进入“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在最醒目的位置写着这样一段话。
这个网站是2006年创建的，网站的创建者、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试图告诉人们“什么叫‘尊严死’”。开始的时候，罗点点没想搞得这么“庄重”。作为一名医生，罗点点在工作中看到过各种各样的临终前的病人生活得毫无质量可言，想活却治不好，想死又死不掉。这些场面让她感触颇深。她和一些同龄的朋友聚在一起时就说起这个话题，觉得真要到了临终期，“还是要死得漂亮一点，不要那么难堪”，于是几个朋友有些随意地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叫“不插管俱乐部”。不过后来，一切开始变得严肃起来。他们开始思考生死问题，也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尊严死”，这才有了“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
罗点点和朋友一起设计了网站的LOGO，一颗美丽的七彩树，树上的一片叶子正飘落。乍看上去，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个探讨“死亡”话题的网站。如今，网站已经累计有91万人次的流量。
然而，不可否认，“尊严死”在中国仍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在采访中，会有病患甚至医生将其与“安乐死”混为一谈。以至于他们会反问记者：“安乐死不是违法的吗？有讨论的必要吗？”对此，罗点点的解释是：“安乐死”是指人为地无痛苦地提前结束无质量的生命，而“尊严死”倡导的则是既不提前，也不延后，自然地舒适地死亡，其核心理念是“自主选择”，也就是说，无论是放弃治疗，还是全力救治，只要是临终者自己的决定，便符合“尊严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
近万人的“生前选择”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谁不想长寿？可前提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在“选择与尊严”网站建立5年后，2011年6月起，公民在登录“选择与尊严”网站后，可以自愿填写“生前预嘱”，并能随时修改或者撤销。什么是“生前预嘱”？就是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看到，“生前预嘱”全称为“我的五个愿望”。分别是“我要或者不要相关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每个“愿望”下有1至11个总共42个细分条目，以打钩方式填写。“我的五个愿望”脱胎于一份美国法律文件，是罗点点无意中看到的。当时，已经有400万美国人在使用所谓的“生前预嘱”文件。
2013年7月30日，由北京市卫生局主管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正式成立，罗点点担任常务副理事长。该协会秘书长郝新平介绍说，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将凭借网站平台及学术研究、问卷、制作媒体内容、组织志愿者活动等方式普及和推广使用“生前预嘱”，以及“尊严死”概念。“选择与尊严”网站还可为生前预嘱注册者提供使用平台，并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目前，已有近万人完成了“生前预嘱”。
现年64岁的张文成就是其中一人。今年5月份，有志愿者来到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北京松堂医院，向这里的百余名病患介绍“尊严死”和“生前预嘱”。张文成毫不犹豫地签下了“生前预嘱”。“说心里话，我没有考虑什么尊不尊严的问题，现在活着的每一天都在忍受身体上的病痛，临终时，能让我不痛苦地走就可以了。”张文成悲观地说。大概4年前，张文成因为手术被误伤了腰椎，他现在上半身无法挺直。病痛的折磨让张文成无法忍受，他曾经自杀过一次，被家人及时发现。“你没那么痛过，你理解不了，谁不想长寿，长寿是福气，可前提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像我这样……”张文成说不下去了，转身拿起放在床边的笔记本上网，也许，未来的很多个日子，他都要这么无助地度过。
▲病人与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院长李伟开心互动，他们的心愿很简单：活着的时候开心点，离开的时候少遭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