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马思聪与萨空了、欧阳予倩等百余位爱国人士一起乘船，从香港北上，经烟台到达北京，从此开始了为新政权工作的行程。这次离开香港时，马思聪可谓“壮怀激烈”，他与当时的爱国艺术家们一样，对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寄予厚望，此时他当然想像不到，十八年后他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渡来港。从香港开始，到香港结束，马思聪的命运在新中国的十八年中兜兜转转，1967年1月15日，这条轨迹终于画成了一个句号。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确有许多知识分子侥幸逃脱，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另一场更强大的风暴中被扭送到批判大会上。马思聪就是其中一个。 不关心政治局势，对行政事务没有兴趣，不与人争论，只想努力写作与尽力演奏，带好小提琴专业的学生，这可能是马思聪的理想人生，但他的沉默并没有逃过政治风暴。该来的还是来了。 1966年6月，“文化革命”的“春风”唤醒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革命小将，学校里出现了批判马思聪的大字报，称他为“反动学术权威”、“大吸血鬼”。当年8月9日，中央音乐学院革筹会将马思聪囚禁起来，14日造反派冲进了马思聪的家，他的夫人和子女在惊慌中逃离北京。 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胞和东南亚侨胞广播的开台音乐撤下了《思乡曲》，换成了《东方红》，马思聪在批斗会上挨了数次打，还被红卫兵摁在地上吃草，忧愤难当。 1967年1月15日晚，在女儿的劝说下，他携夫人、次女和儿子一起偷渡至香港，制造了“文革”中最轰动的一起“叛国事件”。对那一段历史，任何描述可能都显得苍白，新版的叶永烈著《马思聪传》收录了1967年4月马思聪纽约演讲的全文，文中说，“文革”刚开始时，他虽有点担心，但也并不十分害怕，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文章，也没说过什么错话，“我想我唯一的过错，只是拿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薪水，却不在那儿上班。从1950年开始，我被任命为这所学院有名无实的院长，事实上学校的一切实权是在副院长手里。”马思聪描述了他与赵�等人一同被毒打的场景：有一天一男一女两个红卫兵冲进他们的房间，“那个姑娘狠狠打我耳光，朝我脸上吐痰。比起赵�来我还算好一点，他被打倒在地上，满身都是血……” 这篇著名的文章曾被苏联、英国、日本等国的多家媒体以不同的篇幅转载。其中苏联《文学报》在刊发时加了标题《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并加了按语。这篇文章也因此为中国国内的造反派所了解，当时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曾为此冲击苏联在北京的使馆，革命小将们在使馆外焚烧稻草人，更有激动的红卫兵翻越障碍冲进使馆，引发国际争端。 马思聪叛逃被公安部命名为“002号专案”，多位与此案有关的人遭到株连，其中掩护马思聪离开北京的厨师贾俊山以出谋献策等罪被判入狱五年，大哥马思齐夫妇在尚不知马思聪人已偷渡美国的情况下被双双打成“现行反革命”监禁三年，马思齐长女马迪华因被判现行反革命在监狱中心脏病发惨死，次子马宇亮被判十二年徒刑，上初中的马宇明也被判九年徒刑，马思聪的妻妹王志理和他的丈夫因在南京收留姐姐王慕理，也成为审讯对象，马思聪的六妹钢琴家马思荪受到拘捕审查，最惨的还是马思聪的二哥马思武，他当时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与法国太太过着安静的学者生活，与三弟多年不来往，但就算这样，他也受到红卫兵的侮辱与毒打，最后离奇坠楼，他那本已加入中国国籍的法国太太不得不在晚年孤独地回到法国…… 那是一个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时代。知识分子自杀和残害致死的事件一件连着一件，傅雷夫妇自缢、老舍自沉，在音乐界，有陈又新、李翠贞、沈知白、顾圣婴、杨嘉仁等名家接连惨死，在重灾区上海音乐学院，居然有十多位师生自杀。消息传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革命小将深感羞愧，自认革命得不够彻底，遂以更大的勇气投入到新一轮的破坏中。 从1967年1月17日，马思聪一家通过在香港的亲戚到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此时，马思聪一家偷渡到香港的消息已经在报纸上炒得沸沸扬扬，他们偷渡时使用的那条船被香港水警拖上油麻地，照片登在了报纸上。马思聪是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频繁接触的高层音乐家，偷渡事件引起轩然大波。美领馆工作人员迅速地将马思聪引渡至美国，1月21日清晨，他们飞抵华盛顿。那天华盛顿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国际机场银装素裹，肃穆而整洁，马思聪、王慕理、马如龙、马瑞雪四人被暂时安顿在弗吉尼亚的一座乡间别墅里。 初到美国，马思聪一家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这是因为英国政府的要求，马思聪在香港“过境”，港英政府自然担心会受到“牵连”。1967年“文革”已经影响到了香港，当年5月爆发反英工人暴动，激动的中国工人高举“文革”式标语冲上街头，持续几十天的抗议活动导致数十人丧命，英国政府要求马思聪一家在美国尽量低调，应该也是出于对香港时局的判断。 马思聪一家的生活被照料得无微不至，王慕理与女儿马瑞雪曾一同观赏鲁宾斯坦的音乐会，在别墅的客厅里，一位姓麦的华裔工作人员负责放映新上档的电影，韩叙欧负责安排马思聪一家的生活。 三个月后，马思聪在纽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虽然已躲过“文革”一劫，内心却远不能平静，他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出走了…… 从此马思聪开始了在异域的生活，而在中国大陆，经过一年的调查，1968年1月公安部“002号专案组”已经组织起全部的材料上报中央，经康生、谢富治圈阅，马思聪被定性为“叛国投敌分子”。但马思聪此时已经开始了在美国的新生活，1968年3月31日，他受台湾音乐年的邀请，赴台举办独奏音乐会，在那里他遇到了民国时就相识的许多老朋友。蒋经国的秘书郑彦芬代表“总统”宴请马思聪。马思聪分别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举办音乐会，此后马思聪又于1972年、1977年、1981年、1984年、1985年多次访台，其中1981年两度访问，他的舞剧《晚霞》也由台湾方面投资二十五万美元首演。马思聪每次访台都会受到媒界的广泛关注，报纸还多次报道他到金门“劳军”演出。 1979年，马思聪的九弟马思宏突然收到文化部的邀请，邀他回国访问演出，马思宏在解放前就已定居美国，是海外颇具名望的华人音乐家，此前从来没有回中国大陆参加过演出，这次受邀似乎给了马思聪一个信号，关于他的“叛国”问题有了解冻的倾向。1980年6月3日，马思宏飞抵北京，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时任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与马思宏晤谈。马思宏在香港接受采访时曾透露：马思聪的问题经乌兰夫出面已经解决，当年他出走是被迫，过些日子便会回国走一趟。这一说便是好几年。1984年10月，中央音乐学院给主管部门提出报告《关于我院原院长马思聪先生落实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当月月底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应邀访美，报告中说：“我们考虑，吴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对马（思聪）置之不理似不妥。拟在我驻美使馆的帮助下，创造合适的条件，主动与马见面，向他致意、表示慰问。” 当年的11月10日，吴祖强拜访了在费城家中的马思聪，此前已有数位来自大陆的私人朋友探望过马思聪，但带有官方色彩的会晤还是首次。吴祖强在回忆这次会面时说，马思聪先生当时已有七十三岁，但精神十分矍铄，他问了许多国内文艺界的情况，对“文革”中的遭遇却只字未提，会见只有一个半小时，临别时还笑着问吴祖强：“你们现在还开那么多会吗？当年我当院长时是见会就躲。”这让吴祖强倍感亲切。 马思聪正式平反是在当年年底，中央音乐学院“平反结论意见”，其中的四条意见为：马思聪在“文革”前的表现是好的；他的出走完全是因为极左路线残酷迫害；建议中央和北京市统战部邀请马思聪回国，如他本人有要求，可以安排回国定居；对马思聪与台湾方面的交往不予追究。 公安部迅速批示，对“结论意见”完全同意，1985年1月25日，中央音乐学院根据文化部、公安部的批复，公布《关于给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决定》，2月12日正式致函马思聪本人，此时距马思聪出走已整整十八年。3月1日，马思聪的作品开始在广播电台播出，“马思聪”不再是一个回避的名字。 马思聪被平反后心情非常激动，他准备于当年秋季返回大陆访问，甚至一度有过回国定居的想法。与此同时，尚与大陆处于敌对关系的台湾方面，却加紧了对马思聪的“劝告”，台湾《世界日报》曾发表《寄语马思聪》的社论，《青年日报》也发表了《马思聪强调绝不会回去》等文章，加上一年前《中央日报》刊登的《马思聪绝不会再上恶当》等，可以想见，台湾当局对马思聪归国的密切关注。1986年，马思聪一家赴台湾过春节，受到“总统”蒋经国、“行政院长”俞国华、“教育部长”李焕等政要接见，台湾方面积极筹备上演马思聪歌剧《热碧亚》，这深深地吸引了马思聪。一直到1987年年初，马思聪还继续为他的歌剧演出与台湾方面通信函，或许在马思聪的计划中，回大陆探亲访问是可以缓一缓的事情。 然而命运没有让马思聪再有喘息的机会，1987年3月8日，他患肺炎入院，又发心脏病，5月19日在费城做手术，因心脏严重钙化手术失败，20日凌晨溘然长辞。 马思聪在美国安静地离世，他没有墓地，骨灰存放在费城一处宁静开阔的公墓最后边的骨灰堂里。直至2007年12月，在温家宝总理的亲自批示下，马思聪、王慕理夫妇的骨灰才迁回广东，安葬在白云山麓，与他结邻的，是他的好友冼星海。 （选自《闲话：角色之变》/臧杰 薛原 编/青岛出版社/2010年7月版）
1949年4月，马思聪与萨空了、欧阳予倩等百余位爱国人士一起乘船，从香港北上，经烟台到达北京，从此开始了为新政权工作的行程。这次离开香港时，马思聪可谓“壮怀激烈”，他与当时的爱国艺术家们一样，对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寄予厚望，此时他当然想像不到，十八年后他会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渡来港。从香港开始，到香港结束，马思聪的命运在新中国的十八年中兜兜转转，1967年1月15日，这条轨迹终于画成了一个句号。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确有许多知识分子侥幸逃脱，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另一场更强大的风暴中被扭送到批判大会上。马思聪就是其中一个。 不关心政治局势，对行政事务没有兴趣，不与人争论，只想努力写作与尽力演奏，带好小提琴专业的学生，这可能是马思聪的理想人生，但他的沉默并没有逃过政治风暴。该来的还是来了。 1966年6月，“文化革命”的“春风”唤醒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革命小将，学校里出现了批判马思聪的大字报，称他为“反动学术权威”、“大吸血鬼”。当年8月9日，中央音乐学院革筹会将马思聪囚禁起来，14日造反派冲进了马思聪的家，他的夫人和子女在惊慌中逃离北京。 11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胞和东南亚侨胞广播的开台音乐撤下了《思乡曲》，换成了《东方红》，马思聪在批斗会上挨了数次打，还被红卫兵摁在地上吃草，忧愤难当。 1967年1月15日晚，在女儿的劝说下，他携夫人、次女和儿子一起偷渡至香港，制造了“文革”中最轰动的一起“叛国事件”。对那一段历史，任何描述可能都显得苍白，新版的叶永烈著《马思聪传》收录了1967年4月马思聪纽约演讲的全文，文中说，“文革”刚开始时，他虽有点担心，但也并不十分害怕，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文章，也没说过什么错话，“我想我唯一的过错，只是拿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薪水，却不在那儿上班。从1950年开始，我被任命为这所学院有名无实的院长，事实上学校的一切实权是在副院长手里。”马思聪描述了他与赵�等人一同被毒打的场景：有一天一男一女两个红卫兵冲进他们的房间，“那个姑娘狠狠打我耳光，朝我脸上吐痰。比起赵�来我还算好一点，他被打倒在地上，满身都是血……” 这篇著名的文章曾被苏联、英国、日本等国的多家媒体以不同的篇幅转载。其中苏联《文学报》在刊发时加了标题《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并加了按语。这篇文章也因此为中国国内的造反派所了解，当时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曾为此冲击苏联在北京的使馆，革命小将们在使馆外焚烧稻草人，更有激动的红卫兵翻越障碍冲进使馆，引发国际争端。 马思聪叛逃被公安部命名为“002号专案”，多位与此案有关的人遭到株连，其中掩护马思聪离开北京的厨师贾俊山以出谋献策等罪被判入狱五年，大哥马思齐夫妇在尚不知马思聪人已偷渡美国的情况下被双双打成“现行反革命”监禁三年，马思齐长女马迪华因被判现行反革命在监狱中心脏病发惨死，次子马宇亮被判十二年徒刑，上初中的马宇明也被判九年徒刑，马思聪的妻妹王志理和他的丈夫因在南京收留姐姐王慕理，也成为审讯对象，马思聪的六妹钢琴家马思荪受到拘捕审查，最惨的还是马思聪的二哥马思武，他当时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与法国太太过着安静的学者生活，与三弟多年不来往，但就算这样，他也受到红卫兵的侮辱与毒打，最后离奇坠楼，他那本已加入中国国籍的法国太太不得不在晚年孤独地回到法国…… 那是一个不堪回首却又必须回首的时代。知识分子自杀和残害致死的事件一件连着一件，傅雷夫妇自缢、老舍自沉，在音乐界，有陈又新、李翠贞、沈知白、顾圣婴、杨嘉仁等名家接连惨死，在重灾区上海音乐学院，居然有十多位师生自杀。消息传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革命小将深感羞愧，自认革命得不够彻底，遂以更大的勇气投入到新一轮的破坏中。 从1967年1月17日，马思聪一家通过在香港的亲戚到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此时，马思聪一家偷渡到香港的消息已经在报纸上炒得沸沸扬扬，他们偷渡时使用的那条船被香港水警拖上油麻地，照片登在了报纸上。马思聪是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频繁接触的高层音乐家，偷渡事件引起轩然大波。美领馆工作人员迅速地将马思聪引渡至美国，1月21日清晨，他们飞抵华盛顿。那天华盛顿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国际机场银装素裹，肃穆而整洁，马思聪、王慕理、马如龙、马瑞雪四人被暂时安顿在弗吉尼亚的一座乡间别墅里。 初到美国，马思聪一家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这是因为英国政府的要求，马思聪在香港“过境”，港英政府自然担心会受到“牵连”。1967年“文革”已经影响到了香港，当年5月爆发反英工人暴动，激动的中国工人高举“文革”式标语冲上街头，持续几十天的抗议活动导致数十人丧命，英国政府要求马思聪一家在美国尽量低调，应该也是出于对香港时局的判断。 马思聪一家的生活被照料得无微不至，王慕理与女儿马瑞雪曾一同观赏鲁宾斯坦的音乐会，在别墅的客厅里，一位姓麦的华裔工作人员负责放映新上档的电影，韩叙欧负责安排马思聪一家的生活。 三个月后，马思聪在纽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他虽然已躲过“文革”一劫，内心却远不能平静，他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出走了…… 从此马思聪开始了在异域的生活，而在中国大陆，经过一年的调查，1968年1月公安部“002号专案组”已经组织起全部的材料上报中央，经康生、谢富治圈阅，马思聪被定性为“叛国投敌分子”。但马思聪此时已经开始了在美国的新生活，1968年3月31日，他受台湾音乐年的邀请，赴台举办独奏音乐会，在那里他遇到了民国时就相识的许多老朋友。蒋经国的秘书郑彦芬代表“总统”宴请马思聪。马思聪分别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举办音乐会，此后马思聪又于1972年、1977年、1981年、1984年、1985年多次访台，其中1981年两度访问，他的舞剧《晚霞》也由台湾方面投资二十五万美元首演。马思聪每次访台都会受到媒界的广泛关注，报纸还多次报道他到金门“劳军”演出。 1979年，马思聪的九弟马思宏突然收到文化部的邀请，邀他回国访问演出，马思宏在解放前就已定居美国，是海外颇具名望的华人音乐家，此前从来没有回中国大陆参加过演出，这次受邀似乎给了马思聪一个信号，关于他的“叛国”问题有了解冻的倾向。1980年6月3日，马思宏飞抵北京，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时任统战部部长的乌兰夫与马思宏晤谈。马思宏在香港接受采访时曾透露：马思聪的问题经乌兰夫出面已经解决，当年他出走是被迫，过些日子便会回国走一趟。这一说便是好几年。1984年10月，中央音乐学院给主管部门提出报告《关于我院原院长马思聪先生落实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当月月底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应邀访美，报告中说：“我们考虑，吴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对马（思聪）置之不理似不妥。拟在我驻美使馆的帮助下，创造合适的条件，主动与马见面，向他致意、表示慰问。” 当年的11月10日，吴祖强拜访了在费城家中的马思聪，此前已有数位来自大陆的私人朋友探望过马思聪，但带有官方色彩的会晤还是首次。吴祖强在回忆这次会面时说，马思聪先生当时已有七十三岁，但精神十分矍铄，他问了许多国内文艺界的情况，对“文革”中的遭遇却只字未提，会见只有一个半小时，临别时还笑着问吴祖强：“你们现在还开那么多会吗？当年我当院长时是见会就躲。”这让吴祖强倍感亲切。 马思聪正式平反是在当年年底，中央音乐学院“平反结论意见”，其中的四条意见为：马思聪在“文革”前的表现是好的；他的出走完全是因为极左路线残酷迫害；建议中央和北京市统战部邀请马思聪回国，如他本人有要求，可以安排回国定居；对马思聪与台湾方面的交往不予追究。 公安部迅速批示，对“结论意见”完全同意，1985年1月25日，中央音乐学院根据文化部、公安部的批复，公布《关于给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决定》，2月12日正式致函马思聪本人，此时距马思聪出走已整整十八年。3月1日，马思聪的作品开始在广播电台播出，“马思聪”不再是一个回避的名字。 马思聪被平反后心情非常激动，他准备于当年秋季返回大陆访问，甚至一度有过回国定居的想法。与此同时，尚与大陆处于敌对关系的台湾方面，却加紧了对马思聪的“劝告”，台湾《世界日报》曾发表《寄语马思聪》的社论，《青年日报》也发表了《马思聪强调绝不会回去》等文章，加上一年前《中央日报》刊登的《马思聪绝不会再上恶当》等，可以想见，台湾当局对马思聪归国的密切关注。1986年，马思聪一家赴台湾过春节，受到“总统”蒋经国、“行政院长”俞国华、“教育部长”李焕等政要接见，台湾方面积极筹备上演马思聪歌剧《热碧亚》，这深深地吸引了马思聪。一直到1987年年初，马思聪还继续为他的歌剧演出与台湾方面通信函，或许在马思聪的计划中，回大陆探亲访问是可以缓一缓的事情。 然而命运没有让马思聪再有喘息的机会，1987年3月8日，他患肺炎入院，又发心脏病，5月19日在费城做手术，因心脏严重钙化手术失败，20日凌晨溘然长辞。 马思聪在美国安静地离世，他没有墓地，骨灰存放在费城一处宁静开阔的公墓最后边的骨灰堂里。直至2007年12月，在温家宝总理的亲自批示下，马思聪、王慕理夫妇的骨灰才迁回广东，安葬在白云山麓，与他结邻的，是他的好友冼星海。 （选自《闲话：角色之变》/臧杰 薛原 编/青岛出版社/2010年7月版）